看古代定窑白瓷器。
宋定窑孩儿枕在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以烧造白瓷取胜的窑场，它历经唐、五代、宋、金、元五个朝代，在长达五百余年的悠久岁月中，一直盛烧不衰。其产品不仅是人民大众日用所需之瓷，而且最早进入北宋朝廷，成为历代帝王、文人、士大夫赏玩的名瓷，单从这点来看，足以使其他各窑逊色，因此也有人将定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首。
定窑始烧于唐代，当年邢窑盛名满天下时，定窑就受邢窑的影响开始烧制白瓷了，而且所制精品堪与媲美，到后来定盛而邢衰，至宋时人们已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定窑白瓷之所以能够取代邢窑白瓷而显赫于天下，一方面是由于在色调上，它属于那种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恰似淡施脂粉的少女肌肤，给人以温柔恬静的美感。另一方面它善于运用印花、刻花与划花的技巧，将白瓷从纯白釉装饰推向一个繁花似锦的新阶段。
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所言“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清新明快的刀法，刚劲有力的线条，层次分明的构图，以及取法于宋代丝织品中缂丝图案的纹样，均在定窑暖白色釉层的掩映下相得益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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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白瓷奇葩———定窑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杰出的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编者按
陶瓷文明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国陶瓷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名窑名品不胜枚举，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已名扬海内外，其中的定窑就是河北大地孕育出的艺术奇葩。河北是陶瓷大省，河北先民创造了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都堪称辉煌的陶瓷文明，燕赵大地有许多令人骄傲的古窑址，比如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等等。邢窑被誉为中国白瓷的发祥地；定窑开创了继邢窑白瓷之后的一大瓷窑体系；磁州窑有“中国第一民间瓷窑”之称；井陉窑更是填补了中国北方瓷窑分布的一个空白。故此，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被称为“河北四大名窑”。
本刊从即日起，推出“走近河北四大名窑”系列报道，邀请我省文物考古、陶瓷研究领域专家学者撰写文章，梳理河北四大名窑的历史发展脉络，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考古材料揭开四大名窑留下的诸多千古之谜，共同探索我省四大名窑保护传承的新路径，寻求依托古瓷窑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强文化产业等现实问题的答案。
定窑之名
定窑之名是怎么来的？古人对定窑有何评价？定窑何时入围“五大名窑”？定窑的流布范围到底有多大？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因为定窑器物的精细特征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士大夫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许多被进献到宫廷、官府，供皇帝贵族使用。随后，定窑瓷器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因此，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的定窑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而效仿定窑不同地区的瓷器烧制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
据不完全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达30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认为定瓷精细坚致，可与玉相琢。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等皆为“天下第一”的名品。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宫，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尊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可见定窑与官家关系之密切。
据说，清代乾隆帝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极爱定瓷。据统计，乾隆在位期间创作咏定瓷的诗达32首，有些诗作被宫廷匠师镌刻在器物上流传至今，可见其对定瓷情有独钟。乾隆曾有一首《咏定窑海兽洗》的诗：“海马瀛羊舞浪中，扶桑想见涌曦红。不为玩器为盂洗，淳朴犹余暮古风”，此件方洗现藏于故宫。
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定窑在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曾谈到：“世之言瓷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钧为宋代五大名窑。”
定窑瓷器流布的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的广阔区域内都有定瓷遗物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从未阻断过定瓷产品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等，在遗址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定窑瓷器，有的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有定窑瓷片被发现。这说明定窑的产品不仅全国驰名，而且曾畅销海内外，大洋和战争都没能阻挡住定瓷的流通，可见其在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定瓷之美
定窑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以中华大地上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著称，而且，定瓷之美也有目共睹，其色温润，饰精妙，型精美，流传后世的精品更是家喻户晓。
色温润。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代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摄氏度，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饰精妙。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窑址多见印花龙纹标本，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型精美。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其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炉、洗、盘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现定州市）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文物之一。
定瓷以造型精美独特著称，最精美的代表器物恐怕当属世人熟知的白釉孩儿枕。枕高18.3厘米，长30厘米，为婴孩造型，双臂交叉环抱，头侧枕其上，双腿相叠上翘，以背为枕面。婴孩长裤坎肩，手持绣球，伏卧于榻上。体态丰腴，清眉秀目，若有所思，逼真可爱，栩栩如生。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提看孩儿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两件，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造型如出一辙。定窑之谜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都有哪些工艺创新，对历史上瓷业的贡献是什么？
发现定窑。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定窑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谜。他通过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历史上记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
揭秘定窑。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中期，文物部门先后对定窑进行了两次发掘，2009年底至2010年初，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就达数千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揭开了定窑许多历史谜团，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从而证明了定窑自中晚唐直至元代，乃至明代生产没有间断，窖火从未停息。我们发现的考古文化层堆积物很丰富。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发掘地点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这初步纠正了定窑创烧初唐和隋代的说法。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推断出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从而推断出，定窑成规模的瓷器生产在元代宣告结束。
另外，我们此次发掘出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代初期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至金代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东宫”款，装饰龙纹器物的碗盘等。这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另外，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同时还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定窑的官用精致产品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的，同时其还从事民间商品生产。
定窑创新。定窑要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克服烧制中器物变形的问题，因此，定窑发明了“覆烧”的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定瓷之光
近年来，各级政府正在把定窑遗址的保护纳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视野中去考量，把定窑窑址的保护利用和定窑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纳入一个大盘子，整体推进，统一规划。一幅宏伟壮丽的整体保护、活态保护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开。定窑经历千年历史风雨之后又散发出了生命之光。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定窑遗址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
特别是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以陈文增为代表的定瓷人在继承、挖掘古定瓷的基础上又开发创新新产品数百品种，产品远销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定瓷坯釉研究及艺术瓷产品等项目多次荣获省级、国家级金奖和专利。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阳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并开始积极实施等。
尽管定窑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其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还不相称，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研究人才匮乏，考古发掘成果公布迟缓，复仿制人员少和场地分散，大部分为小作坊，严重影响了世界视野下的定窑研究和保护传承。
众所周知，定窑的保护利用，绝不仅仅只是作为窑址进行单一的文物保护，还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并传承弘扬传统技艺，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开拓文化产业市场。“两条腿”走路才会给千年定窑带来勃勃生机。下一步文物部门要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建设遗址博物馆，让出土的文物有安身之所，让流出去的文物能够回来展示。支持整理和出版定窑论著和考古资料，在遗址区外建设定窑复仿制产业园区，把分散的小作坊进行集中和整合，使定瓷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从而改善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韩立森
定州花瓷瓯 颜色天下白
定窑的兴盛
定窑，位在中国古代定州区域所产的瓷器，其白瓷作品为宋代以来所推尊。考古发现其最主要的窑区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境，窑场绵延密布，产量丰富。唐代开始兴作，十世纪晚唐、五代时成为中国北方名窑，产品广受中原、江南、辽国贵族所喜爱。及至宋、金时期，定窑窑业技术精进，如以煤为燃料、以覆烧技法改善质量、以划花与印花装饰器表，均成就定窑的特殊性。不但为贡入北宋、金朝的内廷用品，也突破边境藩篱，广见于大辽与南宋的墓葬中，故享有「天下第一」的赞誉。
唐末～五代定窑绳纹盖罐
北宋苏东坡曾咏叹「定州花瓷琢红玉」，金人刘祁亦记载「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句，足见有花纹的定窑白瓷，风靡当时代。白色胎土上或以刀刻划花纹、或以模子笵印花纹，罩上透明釉后，纹线间积釉色深，呈现清晰的图案，为牙白素净的瓷面增添无限的华美。这样含蓄温雅、变化万千的美感，是赏鉴家们心目中的白瓷典范，遂也为宋代以来各地官民窑场竞相袭仿。台北故宫的收藏里，定窑类型的瓷器近八百件，多数具有花纹，无论划花流畅如画、印花繁丽如织绣，均能见到宋人纹样设计的多样趣味。
北宋定窑龙口执壶 十世纪
六世纪后期，中国北方有意识的研发白色陶瓷。至隋唐，以邢窑为中心，烧造白瓷的窑场遍布北方河北、河南等地，产量丰富，「无分贵贱通用之」。河北定州曲阳县的定窑也在唐代中叶以后逐渐兴盛。 早期白瓷，色泽变化大，素净中有作浮雕表现者，造型颇见金属器的影响。定窑瓷器刻有「官」、「新官」款者，似与供用朝廷相关；而文献、碑记都显示，中唐与五代时期定窑设有窑务官，监管瓷窑烧造或征收税务。
五代定窑「官」款花式盏托
定窑的发展
北宋中期，社会安定，产业勃兴，繁荣的城市有着优质生活的需求。就瓷器言，烧造普及，名窑迭兴。定窑领先采用支圈覆烧法增加质量，用划花、印花技法增添花纹，均使瓷器大量产烧并维持一定的质量，能供应国内外广大的市场。
覆烧定窑碗盘日用器的形制甚为规律，口缘多无釉，是所谓「芒口」，方便安装金属稜釦以增添瓷器光彩。芒口因覆烧而产生，定窑碗盘倒扣在环形支圈上，每个支圈层层相叠，则外表看似一个筒形匣钵，内层却是多个不相碰触的同形式碗盘。因此一方面节省窑内空间可大量烧造，一方面口部支撑有利于细薄广口小足器不易变形；是瓷窑装烧技法的发明，一时随从者众，远至江西、福建窑场亦皆有袭仿者。
划花定窑十一世纪中叶前后，定窑的窑工开始以划花装饰瓷器，宽刃的雕刀作斜刀与回锋变化，快速的呈现画笔提捺勾描般的线条；又善于利用梳箆般的多岔工具，在主纹饰间划出平行流畅的复数线条，增加花叶的丰满，或水波的流动。
北宋～金划花水塘双凫碗 十二～十三世纪
划花花纹，最常见的是一枝莲花或萱花，穿绕器面，花叶疏朗跌宕、优雅自生。其他如水塘鹅雁、游鱼，快速却柔和的线条，勾划对大自然的讴歌；面如小牛的螭纹和昂首跨步的行龙，都神采奕奕、活泼灵动。
定窑划花萱花笠式盏 十二～十三世纪
北宋定窑 莲瓣划花莲荷螭纹盘 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初
金定窑划花龙纹大盘十二～十三世纪
印花定窑北宋晚期，定窑工匠以蘑菇样的模子同时整饬造型并笵印花纹，而多件模子具有年代刻款，显示印花技法在金代更为盛行，可大量重复制作同形同纹的作品，供应广泛的市场需求。
北宋～金定窑印花孔雀牡丹盘 十二～十三世纪
金定窑 印花牡丹百褶盘 十三世纪
北宋～金定窑 印花婴戏图折沿盘 十二～十三世纪
工整的印模，与金银器型模相似，常制作规律的分格与菊瓣曲褶的壁面，布置飞鸟舞过繁花、水禽荡漾于细密水波间，而螭纹矫健、祥云密布、花叶伸展，密无缝隙，均见刻模者构图设计的独到处。
金定窑印花犀牛望月碟 十二～十三世纪
定窑型瓷器与影响
北宋中期之后，北方白瓷窑场遍布，如井陉、磁州、霍州、巩县、介修以及文献所载的宿州、泗州等地，多袭仿定窑划花、印花、覆烧作品。南方地区，传载「南定」之名，如考古所见之景德镇、吉州、宣州、南丰、光泽、邵武都相当程度的刻意追仿定窑。明代文房以定窑为贵，仿定作品充斥，至如官方御窑，如永乐、乾隆时期的白瓷，也都明显呈现以定窑为典范的迹象。
南宋景德镇窑系印花石榴梅月碗 十二 十三世纪
十八世纪 明末清初包袱式壶
元霍州窑印花旋纹花卉钵 十三 十四世纪
古代瓷器：定州花瓷瓯 颜色天下白
定窑的兴盛
定窑的发展
北宋中期，社会安定，产业勃兴，繁荣的城市有着优质生活的需求。就瓷器言，烧造普及，名窑迭兴。定窑领先采用支圈覆烧法增加质量，用划花、印花技法增添花纹，均使瓷器大量产烧并维持一定的质量，能供应国内外广大的市场。
覆烧定窑碗盘日用器的形制甚为规律，口缘多无釉，是所谓「芒口」，方便安装金属稜釦以增添瓷器光彩。芒口因覆烧而产生，定窑碗盘倒扣在环形支圈上，每个支圈层层相叠，则外表看似一个筒形匣钵，内层却是多个不相碰触的同形式碗盘。因此一方面节省窑内空间可大量烧造，一方面口部支撑有利于细薄广口小足器不易变形；是瓷窑装烧技法的发明，一时随从者众，远至江西、福建窑场亦皆有袭仿者。
划花定窑十一世纪中叶前后，定窑的窑工开始以划花装饰瓷器，宽刃的雕刀作斜刀与回锋变化，快速的呈现画笔提捺勾描般的线条；又善于利用梳箆般的多岔工具，在主纹饰间划出平行流畅的复数线条，增加花叶的丰满，或水波的流动。
北宋～金划花水塘双凫碗十二～十三世纪
划花花纹，最常见的是一枝莲花或萱花，穿绕器面，花叶疏朗跌宕、优雅自生。其他如水塘鹅雁、游鱼，快速却柔和的线条，勾划对大自然的讴歌；面如小牛的螭纹和昂首跨步的行龙，都神采奕奕、活泼灵动。
定窑划花萱花笠式盏十二～十三世纪
北宋定窑莲瓣划花莲荷螭纹盘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初
金定窑划花龙纹大盘十二～十三世纪
印花定窑北宋晚期，定窑工匠以蘑菇样的模子同时整饬造型并笵印花纹，而多件模子具有年代刻款，显示印花技法在金代更为盛行，可大量重复制作同形同纹的作品，供应广泛的市场需求。
北宋～金定窑印花孔雀牡丹盘十二～十三世纪
金定窑印花牡丹百褶盘十三世纪
北宋～金定窑印花婴戏图折沿盘十二～十三世纪
工整的印模，与金银器型模相似，常制作规律的分格与菊瓣曲褶的壁面，布置飞鸟舞过繁花、水禽荡漾于细密水波间，而螭纹矫健、祥云密布、花叶伸展，密无缝隙，均见刻模者构图设计的独到处。
金定窑印花犀牛望月碟十二～十三世纪
定窑型瓷器与影响
北宋中期之后，北方白瓷窑场遍布，如井陉、磁州、霍州、巩县、介修以及文献所载的宿州、泗州等地，多袭仿定窑划花、印花、覆烧作品。南方地区，传载「南定」之名，如考古所见之景德镇、吉州、宣州、南丰、光泽、邵武都相当程度的刻意追仿定窑。明代文房以定窑为贵，仿定作品充斥，至如官方御窑，如永乐、乾隆时期的白瓷，也都明显呈现以定窑为典范的迹象。
南宋景德镇窑系印花石榴梅月碗十二十三世纪
十八世纪明末清初包袱式壶
元霍州窑印花旋纹花卉钵十三十四世纪
古代瓷器：大英博物馆馆藏定窑白瓷
定窑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此后定窑白瓷更加精致，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而花纹更是丰富多彩，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
在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以烧造白瓷取胜的窑场，定窑白瓷之所以能够取代邢窑白瓷而显赫于天下，一方面是由于在色调上，它属于那种暖白色，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温柔恬静。另一方面它善于运用印花、刻花与划花的技巧，将白瓷从纯白釉装饰推向一个繁花似锦的新阶段。
古代瓷器：[图文]台北故宫定窑系白瓷特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展期至2014年9月30日。北宋苏东坡曾咏叹「定州花瓷琢红玉」，金人刘示阝亦记载有「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句，足见有花纹的定窑白瓷，风靡当时代。白色胎土上或以刀刻划花纹、或以模子范印花纹，罩上透明釉后，纹线间积釉色深，呈现清晰的图案，为牙白素净的瓷面增添无限的华美。这样含蓄温雅、变化万千的美感，是赏鉴家们心目中的白瓷典范，遂也为宋代以来各地官民窑场竞相袭仿。台北故宫藏定窑类型的瓷器近八百件，多数带花纹，无论划花流畅如画、印花繁丽如织绣，均能见到古人纹样设计的多样趣味。
甜白瓷
甜白瓷：也叫填白釉，是明代永乐年间，由景德镇瓷窑创烧的白釉瓷，系宫廷祭器，宣德以后多有仿制。其特点：胎体较薄，釉面柔和，釉色似棉白糖，故称“甜白”。器物常可见透光刻纹或印纹。永乐甜白价高一等。清三代亦有仿制，区别是工艺精湛，轻盈秀丽，胎壁极薄。
定窑遗址：追寻定瓷的历史
定窑遗址位于曲阳县灵山镇涧磁、燕川村一带，总面积10余平方公里，因宋时曲阳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创烧于唐，兴于宋金，衰于元，其白瓷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美誉。1988年，国务院公布定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和我国六大瓷系之一，其刻花奔逸，印花典雅，辅以剔花、堆花、贴花各得其趣。其在北宋时期所创烧的“覆烧”工艺，在我国和世界陶瓷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宋代苏轼) “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元代刘祁)这是两首吟咏定窑的诗句。在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亚洲美术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定瓷均被作为古老东方艺术珍品收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孩儿枕是定瓷代表作之一。
定窑遗址遗存十分丰富，现保存完好瓷片堆13个，文化层堆积厚达10余米，是中国制瓷历史的缩影和重要见证，具有极高的考古和科研价值。河北省曾3次对定窑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残片。
1960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420平方米，出土了上自晚唐、下至金、元时期的一批遗物。1985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窑炉、作坊等遗迹，发掘出土遗物标本达万余件，瓷片、窑具等残片30多万片。
2009年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发掘队发掘面积776平方米，揭开了定窑四大历史谜团：始烧于中晚唐时期；最繁荣时期在金代；再现五代、宋、金代贡御瓷器真貌；初步断定在元代定窑窑火未熄。定窑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00年以来，定窑遗址先后修建有定窑遗址博物馆、定窑作坊遗址展馆、定窑遗址博物馆定瓷研究室等。为盘活定窑文化资源，惠及当地百姓，河北省文物部门开始探索“遗址公园+文物复制”的定窑保护和发展模式。把定窑遗址打造成一个遗址公园，将定瓷的历史完整还原，完美展示。
巩县窑白瓷概要
唐代白釉长颈瓶。
唐代白釉贴兽面纹罐。
唐代白釉双龙柄瓶。 河南巩义市东约5公里，伊洛河的一条支流由东向西汇入伊洛河，然后又与黄河交汇。巩县窑址就分布在这条支流的两岸，总长5～6公里，分为3段：上游为白河段，因主要烧制白瓷而得名；中游为铁炉匠段，主要烧制酱瓷、黑瓷兼烧白瓷；下游为黄冶段，因主要烧制唐三彩而得名。白河段、铁匠炉段和黄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分界，只是因各段主要烧制的陶瓷制品略有不同，所以学术界有人分别称之为“白河窑”“铁匠炉窑”“黄冶窑”。
巩县窑是我国北方烧制白瓷的代表性窑场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时期便已烧制白瓷，隋唐时期臻于成熟阶段，所烧制的精细白瓷曾为朝廷贡品。除文献记载外，西安唐代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精美白瓷残片，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由粗到精，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巩县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相当优越，附近有丰富的陶瓷胎料、釉料资源，以及燃料和水资源，并具有良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加之工匠师具有长期烧造陶瓷的传统经验和创新精神，因之巩县窑以其各类陶瓷制品工艺精良、品质上乘、风格特殊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邻近地区瓷窑竞相模仿、学习，乃至成为驰名中外的名窑。
北魏窑炉、窑具与白瓷制品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白瓷
巩县窑烧制白瓷，隋唐时期是以白河段为主，其次是黄冶段。由于白河段北魏时期已烧制出较精的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时期的白瓷烧制技术已臻成熟阶段，烧制的白瓷制品其特点是烧制技术起点高，产品精，以高品质与精美的造型取胜，在唐代已成为河南府开元前后贡白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1.窑炉、窑具与装烧技术
唐代窑炉(ⅡY1)：此窑炉是在以前黄冶段考古发掘中发现多座窑炉之后，于2005年至2008年白河段发掘中发现的。瓷窑炉残损较甚，残长8.5米，宽4.6米，由窑前作业面、火膛、窑室和烟囱构成。烟囱和窑室后半部因被民房所压未进行清理。
作业面是用废弃的耐火砖铺垫而成。呈扇形。火膛口损毁相当严重，平面呈马蹄形，底部遗留一层炉灰。火膛北部被现代水井打破处的断面可看到火膛底部有两层堆积，上层是废弃耐火砖铺成的火膛面，下层是厚薄不均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室与火膛结合处的断面上，可以看到用石英沙粒铺垫的三层窑床面。窑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3.6米。根据火膛、窑室等各部位残留的痕迹，以及火膛内和窑床上清理出的璧形底白瓷碗、器盖、盏、瓶等器皿以及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可以判断此窑炉是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窑具的种类相当多，仅匣钵的形状就有筒形、漏斗形、盒形等，另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垫圈、垫饼、支烧等窑具。
装烧方法也有改进：首先在窑床上摆置与器物相应的垫饼或三叉支烧，然后置放器坯。大件器物如炉、钵等，多在器内置放支烧具，装上小型器物，然后在大件器物口沿上放一个拱形三叉支具，拱面向下，这就形成一个套、摞并用的烧造方法。为了充分利用窑床空间，还采用窑柱上架设垫板以分层摞烧的新工艺。这又是装烧方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直沿用到晚唐时期。此外，匣钵烧造已在瓷器烧造中广泛应用。
2.巩县窑白瓷制品的阶段性发展
从隋到唐代晚期，巩县窑白瓷制作水平逐渐提高，且有明显的阶段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其发展、改进过程中，精美白瓷的出现以及整体白瓷制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普遍提高，加之各类华丽典雅而独树一帜的色釉瓷和白釉彩瓷等优良产品的生产，使巩县窑在河南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当时的创新型名窑。
隋至唐初，白瓷的品类较少，仅见罐、塔式罐、瓶、砚、碗，以碗、罐数量较多。盛唐时期，白瓷的品类大增，成为大宗产品，这从文化层和灰坑中包含的白瓷残片数量之大得到证明。品类有罐、碗、杯、盆、执壶、瓶、盘、灯、水注、茶托等。各类白瓷制品的器体造型、胎质、釉色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较之北魏与隋、唐初期大有提高，出现一批质坚、胎薄、釉色纯白的精美、细致、规整的白瓷，标志着巩县窑的白瓷生产已达到鼎盛时期。中晚唐时期，白河段和黄冶段生产的白瓷仍为大宗产品，并且烧制工艺和整体质量普遍提高，但精美、规整、薄胎的白瓷制品确已极为少见，显然此时白瓷的生产和使用已趋向大众化。由此可以推测，晚唐时期，巩县窑可能出现了专烧对外贸易或为朝廷、权贵所用白瓷精品的窑炉，只是尚未被发现而已。
巩县窑白瓷产品的质量逐渐普遍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在胎料的选择与加工方法的改进上，首先是选择含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的胎料，再经过多次淘洗、沉淀，已达到净化、减淡胎色的目的。同时，胎体表面开始普遍涂一层化妆土或二次涂釉的方法，不仅改变了胎体表面的颜色，也可以填补瑕疵，增强胎体表面的平滑度。此外，选择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而含硅铝元素高的釉料，使烧成后釉的成色更清淡。施釉的工艺技法有所改进，可能是器物内壁以荡釉为主，外壁则为蘸釉，施釉后，在烧前作二次修整，使釉层薄而均匀，烧成后达到釉面洁白、透明、光亮、莹润的效果。
窑炉内烧造气氛和火候的控制及装烧方法的优劣，对瓷器的呈色、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是瓷器烧制技法中的关键所在。在窑内烧装与气氛控制的改进上，隋到初唐时期，白瓷的烧制技术较之北魏与北齐时期更为完善和成熟，已初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体现在外观上，是减轻了釉色不均和白中闪黄或泛青程度，更趋于洁白、透明，为盛唐时期烧造出整洁、纯白、薄胎的精美白瓷，以及成熟期炼制白釉蓝彩、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红彩等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隋唐时期白瓷制作与装烧工艺的不断改进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更多的是延续了两汉以来低温釉陶器的烧制工艺，也直接促进了白瓷制作技术的多种创新，这从青瓷、白瓷同窑装烧以及器类、器形、制作与装烧工艺等方面的较大的一致性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几点认识
白瓷制品是巩义窑的大宗产品。从考古发掘与暴露的文化层堆积都可看出，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而不见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的精致上乘白瓷掺杂在内。
形式多种多样的塔式罐(包括白瓷、绿瓷、青花瓷以及陶质三彩塔式罐)和双龙瓶(包括白瓷、青瓷、绿瓷以及陶质三彩双龙瓶)，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可看到这两种造型规整、形式多样并带有中东伊斯兰风格的产品。因而可以认为它们是巩县窑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是巩县窑的经典。
在河南省范围内烧制白瓷的窑场中，学界一般认为以安阳相州窑为早，年代可早到北齐或隋。安阳北齐范粹墓(葬于575年)出土10件白瓷器，可能即是相州窑的产品。这次巩县窑白河段出土的大量北魏白瓷器，与距巩县窑址不远的洛阳汉魏皇城中出土的北魏白瓷器在造型、器类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完全一致，由此表明：一、找到了北魏皇城所出白瓷器的产地；二、安阳相州窑在白瓷的烧造工艺与器物造型上曾受到早于它的巩县窑的影响。
日本国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等著作中谈到，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的考古调查中都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白瓷制品。由此可知盛唐至中晚唐时期，巩县窑白瓷产品和唐三彩制品曾大量出口到海外，并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三上次男先生在谈到尼罗河流域和菲律宾群岛地区时写道：“中国陶瓷不仅为下游地带贵族、富人所崇拜，而且是尼罗河流域所有都市普遍的爱好物。”“中国陶瓷的研究脱离了名品鉴赏的领域，现在可以说已经渐渐地开始活跃在艺术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甚至世界贸易史的舞台……它对于广义的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中国红瓷惊艳天下，高贵气质创瓷器神话
黑与白一向是时尚界缔造不朽传奇的利器。相比之下，大红大金的着色，再配上雕龙画凤的图案，总给人一种富过露俗，略欠时尚的感觉。但“中国红”俨然翻了身，它将古玩与潮流集于一身，即使不是古董爱好者，也会对这份好礼倾慕有加。
初见中国红瓷，只能用“惊艳”二字形容。仿古的木制窗架、深褐色的半透明薄纱，硬是在菜市场般的展会大厅里隔出了一块皇室宫闱。凭窗摆设的木架上，通体鲜红并镶以金色图案的各式精致瓷器，在柔和的射灯照耀下，映射出熠熠光彩。“中国红”像磁铁般吸引了观者的眼球。
红瓷本身就是历史造就的奇迹。陶瓷史上的第一抹红，现身于唐代的长沙窑里。火与土的神奇交互，使原本用来烧绿色的铜，在还原焰的作用下，现出了红色。于是红瓷在历史的巧合下诞生了。
红瓷的烧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由于红色釉料不耐高温，自古就有“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的说法，在中国陶瓷史上，曾经有“祭红”、“郎红”等珍贵瓷品，但没有色相纯正的大红瓷。瓷坯原料选用珍贵的毛瓷原料临川高岭土，经过“素烧、釉烧、红烧、金烧”4次入炉、1450℃高温煅烧、贴12K足金金花纸、共20多道工序纯手工烧制而成。期间，需经过最少4次验坯工序，严格控制质量，成品率不到10%。
明初时代，红瓷烧制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当时坊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明朝宣宗皇帝想要一套鲜红色的瓷器用来祭奠日神，于是诏令景德镇的督窑官加紧烧制。窑工们反复尝试，但就是烧不出鲜艳的红色，结果一个个被关进了牢房。一位工匠的女儿为了救出窑工，纵身跳入熊熊的窑火中。两天后，在少女焚身的窑炉中，人们惊奇地发现，烧成的陶坯呈现出像鲜血一样的红色。为了纪念这位少女，人们把这种红色的陶瓷称为祭红。只是，故事永远地流传下来，而烧制祭红的工艺却无端地失传了。
此后，人们虽然不断地探寻红瓷的烧制方法，但都无法企及祭红的工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主持景德镇御窑厂时，才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别具特色的红釉瓷器，称为郎窑红。郎窑红色泽鲜艳、光洁度高，与祭红难分伯仲。然而，民间一句“要想穷，烧郎红”，却道出了烧制郎窑红的艰辛与不易。当然也只有皇亲贵族才用得起这罕世尤物。可叹的是，郎窑红的技艺又再次在世间蒸发了。
时至今日，最终续写上红瓷神话的，是2002年“中国红”的出现。在此之前，国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大红色釉不耐高温从而导致色相不正的世界性难题。只到起用了一种比黄金还贵重的元素——稀有金属钽，红瓷的神秘面纱才终被揭开。
中国红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陶瓷文化，现代新文化滋养的艺术特制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艺术享受的审美愉悦，不同的欣赏口味都可以从它那里感受到与自己审美价值相同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