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玉壶春瓶。
“玉壶春”是中国工艺品制作中的传统造型之一，自古被广泛应用于金银器、陶瓷、珐琅等各类产品的制作中。据古代资料介绍，人们在春天饮酒最多，所以出现以春代酒的用词习惯。例如：唐代诗人司空图曾作《诗品二十四则•典雅》，其中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的诗句,即是“提壶买酒”之意。同时代诗人李白为怀念宣城酿酒名人纪叟曾作《哭宣城善酿纪叟》，其中写到：“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句中的“老春”即“老酒”。他在《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中也曾提到“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诗圣杜甫客居巴蜀时，曾作过赞颂“曲米春”的诗句“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
中唐时期李肇整理《国史补》时曾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这一历史文献更能叫我们感受到唐人以春代酒的浓厚风气。
“玉壶”直译为玉做的壶，因古人崇玉，这里代指酒壶，类似李白在《客中行》提到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里的“玉碗”。直白一些说，“玉壶春”本应指酒壶里的酒，因时过境迁，字义才发生改变。明代文人施耐庵在《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写过：“戴宗便拣一付干净座头，让宋江坐了头位，戴宗坐在对席，肩下便是李逵。三个坐定，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开了泥头。”这段文字中的“玉壶春”显然已是容器，脱离了本意。
“玉壶春”的使用功能与“梅瓶”类似，都是中国古典实用装饰性器物。从结构上看，“玉壶春”上细下粗，重心比梅瓶低许多，因此更具稳定性，比梅瓶更适合盛放液体。
明代之前的瓷器玉壶春制作特点
玉壶春造型至少在宋代就出现于瓷器制作中，定、汝、耀及官窑等诸多窑口都出现过该制品。到了元代，玉壶春更是成为景德镇的主要瓷器造型之一。从遗留下来的元代玉壶春制品看，不论造型还是数量都相当可观。通过中东地区的绘画资料，能够使人了解到玉壶春制品在该地区使用相当广泛，这也可能是造成当时景德镇青花玉壶春器物大量制作、出口伊斯兰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代玉壶春除造型大致分为圆形、八方棱形，底足也有无釉与施釉两大类。根据这些不同情况，既能反映出当时的底足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制作处于发展阶段，又能说明不同瓷窑间的工艺差距。
明代御窑厂玉壶春的制作特点
明代玉壶春制作主要继承了元代后期的特点。从造型方面看，它们与以往产品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明代御窑厂统一了元代玉壶春制品内壁、底足上釉混乱的情况，全部改为上釉，为以后的产品制作确立了规范，就此而言，明代要比元代有所进步。
进入成化时期后，玉壶春制品开始与其他器物一样，盛行底足内落款习惯，这一变革更加完善了明代官窑玉壶春的制作工艺。
清代御窑厂的玉壶春制作特点
清代玉壶春的制作发展相对比较复杂。从现有资料看，主要可以分为仿古类、保守继承类、改革创新类三大部分。
1、仿古类
仿古类主要包括仿历代名品，尤以仿永宣器最为突出。
2、保守继承类
保守继承类主要是沿用传统造型，而在纹饰方面采用清代新兴的色彩与绘画题材，与仿古类相比，略有新意。
3、改革创新类
康熙时期，御窑厂制作过高约20厘米的玉壶春制品，与传统尺寸相比，小型化发展趋势已见端倪。到了乾隆时期，宫内珐琅作更是创意出高度不足10厘米的袖珍玉壶春器。而在雍乾时期又制作了一些称为“尊”、“瓶”的大型壶类制品，这类器物经过景德镇督陶官的冥思苦想、花样翻新，进一步演变成鬼斧神工般的复杂器物，如转心瓶等。仔细观察这些器物，会发现它们的造型与传统玉壶春也相差不大，仅是尺寸大而已。
鉴于以上两类器物与玉壶春造型的紧密联系，不论它们被缩小还是扩大，都可以侧面反映出清代玉壶春造型的多样化发展。
与同时期的梅瓶发展制作相比，明清官窑玉壶春要简单很多，除了清代康雍乾时期较为突出的一些变革外，其他很难找到振奋人心之处。
总之，玉壶春的造型应起源于壶，因此才有古代的“玉壶”之说。现在名称已经发生变化，对于尺寸普通的同类制品，人们喜欢用“瓶”来称呼它，即“玉壶春瓶”；而尺寸较大的，人们则喜欢用“大瓶”，“壶”，甚至“尊”称呼。不论如何，该类制品的造型始终没有脱离壶的影子。
扩展阅读
龙泉窑贯耳瓶的起源与用途
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龙泉窑瓶类器物品种丰富，式样优美，贯耳瓶即是典型之一。
龙泉窑烧制的贯耳瓶式样有多种，如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器物中就有两类造型迥异的龙泉窑贯耳瓶。其一是长腹式贯耳瓶，敞口，圆唇，束颈，颈部附一对小的管状贯耳，长弧腹，内圈足。处州青瓷博物馆也有类似贯耳瓶（可参见拙著《龙泉窑》页127图75），黄釉泛青灰，局部开冰裂纹，为南宋早期制品，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只胎骨厚重，其胎釉特征明显为南宋晚期制品。两者在器式细节上有些微区别。另一种是长颈式贯耳瓶，直口，长颈，颈上部附一对管状贯耳，圆鼓腹，圈足直而略内敛。遂宁窖藏出土的此式贯耳瓶有大小两种尺寸，小的高度仅16公分左右，大的则有31公分。类似贯耳瓶还见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相关藏品（高33.7公分，断代为元/明）以及杭州元代鲜于枢墓相关出土器物。此式贯耳瓶亦见于哥瓷制品，如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上与龙泉窑产品有一定区别：腹扁鼓近荸荠状，管耳直径较大，管耳与瓶口齐平。
（左）敞口贯耳长腹瓷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黄釉长腹贯耳瓶（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品）
（左）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大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小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
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
此外还有一种仿青铜壶式样的贯耳瓶，仿古色彩浓厚，且称之为仿古式贯耳瓶，可参见日本常盘山文库相关藏品，整器作椭园形，敞口外撇，硕颈微束，丰腹下垂，高圈足，圈足在器身正面对称置两长方形穿孔，颈部上下饰凸弦纹两道，两侧附管耳一对，管耳装饰夔龙纹，紧贴瓶颈呈束腰式。另有一种瓶式接近仿古式贯耳瓶，但风格上较随意，且称之为仿古变式贯耳瓶。仿古式贯耳瓶除龙泉窑之外，亦有南宋官窑、哥瓷制品。官窑产品制样严谨，仿古近古，最堪见重，具体可参见两岸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哥瓷仿古式贯耳瓶则不乏明仿制品，须审慎明辨。另，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的遗物中有一“景德镇窑青白瓷蟠龙纹贯耳瓶”，颈部和胫部装饰卷草夔龙纹，与龙泉窑产品具有时代共性，应为南宋晚期至元初产品。
（左）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花瓶/（右)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私人收藏)
南宋官窑贯耳瓶
韩国新安沉船景德镇影青贯耳瓶
瑞士保尔博物馆收藏的哥式贯耳瓶
龙泉窑贯耳瓶从南宋至元明一直有烧制，元明普通产品在形制上变化较大。类似将管耳移植于长颈瓶上，风格纤细。
（左）元龙泉窑六棱贯耳瓶一对（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右）元/明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山口县立荻美术馆藏）
所谓“贯耳”，即以箭穿耳，最早是一种刑罚，后以“贯耳”为投壶活动玩法之一。贯耳瓶的起源和用途，一般认为正是来源于汉代贵族燕乐所用的投壶。关于“投壶”的发展历史，有很多人考证过，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笔者想就龙泉窑这几种不同式样的贯耳瓶谈些一己之见。上述这几类贯耳瓶虽都有“贯耳”，实难一以贯之，它们的母型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其中不能排除相互影响或借鉴的因素。比如仿古式贯耳瓶，明显仿自商周青铜贯耳壶，长腹式贯耳瓶其实也可以归入仿古一类，但其形制上似乎受到上古其他壶式的影响，其雏形早自新石器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制品，这两类贯耳瓶称之为“管耳壶”更合适。
商晚期矢壶 壶内底铸铭文“矢”字,“矢”为做器者的族名 故宫博物院馆藏
至于长颈式贯耳瓶，类似器型最早见于巩县窑址出土的“唐巩县白釉贯耳瓶”，与前两类贯耳瓶区别较大，与投壶关系密切，此可从有关投壶图石刻、绘画、实物等资料得到佐证。不过汉代石刻拓片投壶图里的壶都是没有管耳的，到了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出现了一只插着箭的“贯耳瓶”，再到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的投壶部分以及《三才图会》（明王圻、黄晟撰）的投壶图，投壶工具明确为“贯耳瓶”，对称的两管耳正是为“贯耳”玩法所置。仅从绘画资料的比对发现，汉代到明代投壶，所用之器基本样制均为直口长颈，多出的两耳实为后来玩法翻新所需而添设。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还有扬州宋代铁投壶（现藏南京博物院），也是筒形长颈加一对竖直的大管耳。很明显，要数管耳与瓶口一线齐平的哥窑式贯耳瓶最接近投壶贯耳瓶，宋元龙泉窑长颈式贯耳瓶的两管耳较细，可能更倾向于一般的陈设使用。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则是标准的投壶样制，应系宣德朝龙泉官窑器物，是宣宗喜欢投壶活动的实物佐证。（原题目：龙泉窑贯耳瓶及其相关问题）
唐巩县白釉贯耳瓶，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扬州出土宋代铁投壶
紫砂壶与供春壶的历史
紫砂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茶具，其主产地在江苏省宜兴市，故又常被称为宜兴紫砂壶。关于它的起源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着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着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着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着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澂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
黄釉瓷的发展与演变
传统黄釉瓷的烧制始于汉代，到后代颜色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多为黄褐或深黄，而不是真正的黄色。清代黄釉瓷在烧制工艺上较明代有所发展、创新，瓷器种类也随之增多，清代是黄釉瓷发展的顶峰时期。下面小编就带您探寻下黄釉瓷的发展与演变历史。
瓷器上纯正的黄釉始于明永乐年间，呈色淡、釉面薄。以后各朝均有烧制，为宫廷专用瓷。明代黄釉瓷可以分为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三个时期。其中，宣德黄釉釉面肥厚滋润。嘉靖以后则成为皇室宗庙祭器的重要颜色，色较深。
从明代黄釉瓷开始烧制以来，黄釉瓷的品种就在匠人的创新中不断增加。明代黄釉瓷虽然已烧制得近乎完美，但其品种还不是很多，黄釉瓷到了清代才有了更大的发展。清代黄釉瓷在沿袭明代黄釉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并在器形、纹饰上有所创新，黄釉釉色的种类也随之增多，有娇黄、鹅黄、麦芽黄、蜜蜡黄、鸡油黄、蛋黄、粉黄、柠檬黄等不同色泽。其中，蛋黄釉创烧于康熙时期，色如鸡蛋，色淡而薄，滋润且无细小开片。雍正时，蛋黄釉为浅淡且含有粉质的乳浊色。乾隆时釉中掺有玻璃白，使釉呈色鲜嫩。
黄釉在明清两代皇室中的使用是有规定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据史料考证，在明代皇宫中，器里外都施黄釉的瓷器为皇太后、皇后的用具；皇贵妃则用器物内壁为黄釉，外壁为普通透明釉的器物，贵妃用黄釉绿龙器或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则不可以用黄釉器。因此，在投资黄釉瓷的过程中，对认知黄釉瓷的种类很重要。不同的黄釉瓷代表不同的等级，但收藏品的稀有性也很重要。比如一些黄釉彩瓷：在黄釉彩瓷中，绿彩瓷价格略低外，而其他黄釉彩瓷级别虽低，但因存世量有限，在艺术品市场中并不多见，且工艺繁琐反而价高一些。
在黄釉瓷市场中，比较常见的明代黄釉瓷品种主要有单色釉黄釉盘、黄釉青花器、黄釉绿彩瓷。
单色黄釉瓷首推弘治朝；黄釉青花器则以明中期的黄釉青花花果纹盘最有代表性，1996年翰海秋拍中以286万元成交的明弘治黄釉青花花盘据行家估计，目前的市场价值至少在千万元以上；嘉靖时期的黄釉彩瓷的艺术价值也较高，也很值得投资。此时期最为出名的是嘉靖黄釉绿彩龙纹器和黄釉多彩云龙纹器，这些器物全身带着“皇气”，为藏家所欣赏。
北方瓷窑的衰落与南方瓷窑的发展
元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以往的文献中却提及甚少。元代瓷器发展与宋代截然不同，宋代民间瓷窑星罗棋布，一片兴旺景象。元代由于战争的破坏，北方陶瓷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南方尽管也受到不同程度战乱的影响，但元世祖以后，推出了一套统治全国的办法，经济文化得到相应的发展，南方瓷窑基本上未遭到损失，浙江的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还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另外，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除宋时所遗留下来的瓷窑外，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还建立了许多新窑。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窑的大量烧制，是这时期的重大成就。宋代北方四大窑系中的定窑与耀州窑，已经衰败下来，尽管它们还有少量的生产，其质量更远不如前代。元代磁州窑在宋代的基础上还继续生产，虽然仍以烧制白地黑花瓷器为主，但质量普遍下降。除了河北省磁州窑外，还有河南省的汤阴鹤壁、禹县、郏县、山西省的介休、霍县等地的瓷窑。烧制器物除盘、碗外，还烧制各式硕大、浑圆厚重的大罐、大盆、长方形枕等。罐为大口、敛足、鼓腹。常见的纹饰有龙凤、花卉或云雁等，也有墨书诗句的。这类白地黑花大罐，在元大都遗址和北方墓葬中常有出土。除这类大罐外，还有白地黑花大盆出土。这种盆的胎体厚重、板沿、器深平底、宽圈足。盆里绘鱼藻纹，线条粗犷、形象逼真。汤阴鹤壁窑大量烧制这类鱼藻盆。器内盛水后，确有“如鱼得水”，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元代钧窑是北方产量大，地区分布广的一个瓷窑群。河南省的鹤壁、安阳、竣县、淇县、新安、临汝、禹县、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河北省的磁县，山西省的浑源、介休等地的瓷窑场大量烧制钧瓷。烧制器物以盘碗等民间生活用瓷为主。瓶、壶、罐类器物较为常见。釉色多为天蓝釉，月白釉色者次之。也有带紫红色斑块装饰的器物，但较为少见。一般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碗内圈足内外无釉。这类钧瓷器皿在元大都居住遗址与一般元代墓葬中出土较多。在发掘出土的元代钧窑瓷器中也有一部分精细作品。如北京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的一对钧窑双耳瓶，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出土的一件元代钧窑堆花三足炉等。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烧造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水陆交通的发展和元代对外贸易的需要，直接促进了当时龙泉窑青瓷的发展。龙泉窑由宋代交通不便的大窑和溪口迅速地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元代龙泉窑的窑址除在龙泉县的东部外，还在云和、丽水、永嘉、武义等县大量发现。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特点是器形高大，胎体厚重。这种大件器物的烧成，标志着制瓷技术的提高。较流行的器物有高足杯、菱口盘、束颈碗、环耳瓶、凤尾尊、蔗段洗、荷叶盖罐、动物形砚滴、双系小口罐等。瓷器的装饰出现了褐色点彩，并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采用刻划、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印花有阳文与阴文两种，特别阴文印花是元代龙泉窑的主要装饰方法。贴花有满釉与露胎的区别。如果说南宋龙泉窑为成熟时期的话，那么元代无论在生产规模、烧造工艺和装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自古有“瓷国”之称，而景德镇则是中国的“瓷都”。由于其优越的原料和精美的产瓷，在宋代它虽为“民窑”，但已表现出高超的烧瓷技艺。元、明、清三代，朝廷相继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御窑厂”，钦命朝廷官员监督，征调国内最杰出的工匠、画师，不惜工本，烧造出供皇室帝王、后妃玩赏享用的官司窑瓷器。民窑瓷的生产相应地得到充分的发展。景德镇瓷器生产更加臻于极盛，达到了中国古代瓷都艺术的辉煌巅峰，创造出一系列五光十色，美轮美奂，风靡海内外的新品种、新工艺，青花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青花瓷是景德镇创烧的一种新品种，即白地蓝花瓷器的专用名称。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以瓶、罐、壶等大件器物居多。装饰常以龙凤、鹤鹿、麒麟、鸳鸯、莲花、牡丹、海水、鱼藻以及松竹梅纹等为主题纹饰，并辅以回纹、云纹、蕉叶、卷草、水波纹等，构图层次繁密，主次分明为其特征。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大创造。它是一种红色釉下彩，与青花瓷器同时出现。釉里红的着色原料为氧化铜。氧化铜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很难烧成。它在烧制过程中，对窑温的高低、气氛的控制等要求极严。发色十分敏感，往往烧不成红色，因此，釉里红经常出现釉里褐色或褐黑色。元代后期，由于“卵白”釉白瓷以及釉下青花瓷器的出现，青白瓷终被取而代之。卵白釉又称“枢府”釉，是一种带印花的白瓷，由于其釉色略呈鸭蛋青色，故曰“卵白”釉，明《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记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二字者高。”《景德镇陶录》内已有“枢府窑”条目。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是元代景德镇的两个创新品种。铜红釉是将氧化铜掺入釉料之中，作为釉施于器物表面，在大窑内烧制而成的。铜红釉瓷器与釉里红一样不易烧成，发色往往为紫红色、褐紫色，鲜红色者很少见。因此，流传下来的铜红釉瓷器就不多见。另一种铜红釉加印花装饰的品种就更为罕见。传世的只有一种盘，盘里印云龙纹装饰，制作精湛，器底一般无釉，俗称砂底。钴蓝釉瓷器与铜红釉瓷器在制作工艺上完全相同，只是它们的着色原料不同。钴蓝釉是将氧化钴料掺入釉中，施于器物的表面，放入大窑内烧造而成。因钴蓝釉瓷器烧成较为容易，流传于世的较铜红釉瓷器为多。除了一种印花云龙纹器外，还有一种蓝釉上再描金花的做法，俗称蓝釉描金。蓝釉白花瓷器也是这时期的重要创造。一种蓝地白龙梅瓶，蓝地白龙纹盘，其特点是蓝白色彩对比强烈，白龙细部用划花描绘使其具有立体感。它与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的做法正相反，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