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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 日本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

历史的见证 日本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纹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2021-04-01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的了,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陶瓷精品。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种类丰富,涵盖多个时期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品,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私人收藏体系之一。其中的明清官窑瓷器不仅是出光藏品中最优秀的部分,也被誉为日本观赏陶瓷的核心。

出光美术馆

出光美术馆隶属于日本石油公司出光兴产,收藏品以日本、东洋的古美术品为中心,对于中日两国的绘画、书法、陶瓷等门类均有系统地收藏,核心部分是创立者出光佐三的藏品。

出光佐三与中国陶瓷的渊源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的动荡局势。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无力阻挡列强的势力扩张,日本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统治。为了保证列车在冰天雪地里正常运行,车辆使用的润滑剂极为重要,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石油等各大公司纷纷加入到对这一市场的争夺。对于刚刚成立的出光商会来说,这是个绝好的崭露头角的机会。出光佐三从1912年开始频繁出差大连,极力与满铁官员斡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身一人下榻于大连的大和宾馆。斡旋结果并不理想,回到宾馆的佐三常常为事业发展的不顺陷入焦虑。据出光佐三回忆,当时唯一能够在异乡给予他心灵安慰的,是摆放在宾馆房间中朴素、沉静的中国陶瓷。

在不间断地努力下,出光佐三的事业在1914年出现了转机,获得了向满铁供给机械油的机会。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光商会在大连设立了分社,距离分社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古董商店——加茂方外轩,是出光佐三出差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店主加茂先生本是每日新闻社的支局长,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买卖人,被人劝说才开了这家古董店。据出光佐三后来的回忆,他每次光顾,加茂先生并不过分热情地推荐什么,只是把他带上二楼,吩咐他不必考虑价钱只管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即可。后来每次出差大连,加茂先生都会提前准备二三十件陶瓷供佐三挑选。

1919年,三十四岁的出光佐三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飞跃。出光商会由于为满铁成功开发出适用于严寒节气的「二号冬候油」,顺利在中国开拓出新的市场,并以此为契机,将事业版图扩大至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出光佐三的中国陶瓷收藏也在这一年正式开始。

这一时期的收藏是出光佐三个人审美的体现,寻找真正喜爱的物品,真正可以治愈心灵的物品,是他选择的标准。他从不出高价买藏品,收藏过程也是简简单单、波澜不惊,从未出现过一掷千金的名品争夺或是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这一时期让出光佐三为之倾倒的中国陶瓷是钧窑,不知是因为其与佐三事业起步时期遇到的中国陶瓷风格相似,还是其沉重古朴、高雅深沉的风格极大契合了佐三当时对于美的感悟。只要发现了喜爱的钧窑作品,他都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出光佐三最为喜爱的是一件造型古朴的钧窑盘,该器施蓝紫色釉,光泽幽雅,底部刻有数字「三」,应为成套器物中的一件。

私人美术馆的藏品源自收藏者的自身喜好,体现藏家的审美观念是相当普遍的事情,早期的出光陶瓷也不例外。但是后期的出光陶瓷出现了许多与出光佐三审美观念相悖的藏品,在同一类别中体现出完全相反的收藏倾向,这就不能以个人喜好而自圆其说。究其原因,应与出光佐三和多位专家学者的交往密切相关。可以说,今日的出光陶瓷是汲取百家之长,集众人之力的结果。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出光佐三开始系统地整理藏品,同时聘请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进行有关中国陶瓷的学术调查,并指导自己的陶瓷收藏。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后期出光陶瓷的构成,且对出光陶瓷的整体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元青花开始为世界普遍认同,吸引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和收藏家的目光,成为一大热门,从七十年代开始大量进入日本。随之而来的是明代青花瓷的备受关注,大量出现在市场中。同一时期,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自汉至清的中国陶瓷发展历史逐渐清晰,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不断出现。出光佐三在顾问们的指导下,把握住了每一次扩充藏品的机会,在合适的时机一件一件地买入心仪之物,扩大了出光陶瓷的规模。

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闻名于世的宣德青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光美术馆藏有数件宣德青花,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件青花龙纹壶。壶高五十二厘米,是青花瓷中的大型器,壶身上腾驾于祥云之上的三爪龙双目圆睁,跃动感油然而生。据资料考证,这件藏品在一九七〇年前都藏于泰国曼谷,推测是当年明朝政府给泰国(古称暹罗)的回赐品,这或许是这件刻有铭文的官窑瓷器回避五爪龙的原因。与它形制相同的龙纹壶还有一件,目前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另外一件经典作品是乾隆时期的一对青花红彩龙纹瓶。象形耳上挂有游环,青花纹样虽然繁复但却丝毫不显杂乱,特别是正面用胭脂红的玻璃釉制作的五爪龙和蝙蝠,更显烧制技艺的高超。该瓶胎质细腻、白釉细润、显示了乾隆时期高超的制作工艺。

官窑瓷器之外,出光藏品中也有很多民窑的精美之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昭君出塞图罐。这是一件元青花人物器,表现了西汉元帝时期胡汉和亲,王昭君下嫁匈奴的故事。该罐白釉泛青,纹饰繁密,裾部位置绘有元青花典型的变形莲瓣纹。昭君骑在一匹白马之上,怀抱琵琶,身着汉装,前后各有一胡服女子随行。画面中山石掩映,苍松翠柳杂衬其间,构图疏密有致,布局匀当,笔法娴熟,表现出元代画师深厚的艺术功底。

此外,出光佐三还积极支持与中国陶瓷有关的文物考察。在回忆录《我的六十年》中他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品,其实我只是按照顾问们的建议一点一点收集而已。我没有什么鉴赏能力,都是委托专家们去做的。」出光佐三曾说自己的一生都在被「美」引领,每一件藏品都记录了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和对美的感悟,其中既有事业发展的困境,也有国家命运的改变。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自上世纪初与出光佐三在中国东北相遇开始,就注定要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向后人讲述两个国家将近一个世纪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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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博物馆与日本东洋陶瓷美术馆缔结友好合作


甘肃省博物馆20日发布消息称,当日,甘肃省博物馆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在北京签订建立了国际友好馆协议。两馆的友好缔结不仅会进一步促进双方在馆际文化、馆藏文物保护、双方人员互动等方面的交流,更会让甘肃乃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与世界交流。

今年3月,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国内六家博物馆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共同举办了《清瓷雅韵日本江户伊万里名瓷展》,在甘肃首展期间,社会反响良好。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20日表示,在此展览合作的基础上,两馆共同建立国际友好馆,将使甘肃乃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共同推动两省、市及两国文化事业发展。

俄军介绍,中日文化交流涉及面广,无论是从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美术、音乐、书法、民俗等领域,还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

俄军表示,甘肃省博物馆以馆藏彩陶独具特色,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同样也以保护和展示中、日、韩陶瓷为主,相似的收藏和同样致力于恢复与发展陶瓷艺术魅力的目标,使得两馆能够顺利建立起友好关系,把陶瓷这一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不断传承下去。

俄军说,此次缔结标志着两馆的友好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合作前景更为广阔,合作领域更为广泛,合作的平台也更加广大。同时,也彰显了中日陶瓷艺术相互交融、锐意进取的精神,充分展示出东方艺术的灿烂与繁荣。

惠风美术馆隆重开幕


惠风美术馆隆重开幕

心境:

人到中年熬熟了心境,很多曾快乐的事被取代了,顿悟后觉有许多新的“空”需要重新建设,怀素醉中作书,李白下笔汪洋。我等仍需脚踏实地的呼吸“禅”赋予中国艺术的氧气……有此心境,搞这个馆的目的、意义便清晰了。

位置:

位于佛山市石湾跃进路11号院内,毗邻500年历史的宋代古窑南风古灶、荟萃石湾当代陶艺家作品的公仔街。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称,陶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石湾艺术陶瓷俗称为“石湾公仔”,以“石湾公仔”为代表的石湾陶艺品是中国民间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早在明清时期就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五百年薪火不断的南风古灶,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载入世界基尼斯纪录。惠风美术馆扎根于石湾陶艺这片沃土中,浸染着多彩厚重的民族文化。

建筑:

原建筑为石湾瓷厂旧厂房,一层单橦建筑,外观大红砖砌墙、老红瓦屋顶。原建筑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经加建后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外观主入口采用玻璃透光顶,增加了建筑的透光性,屋顶玻璃配老红瓦,赋予了传统建筑的当代感;美术馆外墙保留旧红砖,经打磨、沟缝处理,还原了旧建筑的朴素外貌。次入口院门两侧使用旧瓦砌墙,钢结构框架,安装西关趟栊门,入口两侧的罗汉松与院内的佛肚竹交相辉映,突显门廊当代岭南的地域建筑特色。

室内:

延续传统建筑自身的空间构架,钢结构追逐木结构的“人”字型构造。见三层“桥”。

为降低能耗实现绿色设计,订做500余盏LED射灯,使其针对书画、陶艺照明更具专业性与艺术性。在空间中利用废旧材料二次设计与利用。例:将屋面拆下的旧瓦砌通透的墙体,使空间实现半遮半透空气贯通、层层递进的空间效果,好用好看两相依。在馆内使用本地1956就已停产的空心红砖,清洁、打磨后,做通透的隔墙,用当代设计手段增强了本馆的历史意义。

惠风艺术馆馆内部分艺术品

功能:

用尽原建筑层高9.45米的高度,将空间分为上、中、下三层;一、二层为展厅,三层为办公、接待场地。其中一层为主题展厅(有陶艺、书画、原创家具设计)、公共服务设施(有服务台、寄存、咖啡、书吧、库房;设大会议室,可容300多人)。二层为常设展厅,展出馆内所规划的中青年陶艺家的作品,设计饰品点缀其中,有小会议室、接待室等设施。

凝视传统建筑空间的精神,融入美术馆新功能、新内涵。主张“空间为艺术品服务”,使空间成为艺术品展示、红酒、茶艺品鉴、拍卖、发布、交易等多项活动的大背景、大舞台。

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个人紫砂艺术展


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个人紫砂艺术展

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紫砂艺术院主办的“吕俊杰紫砂艺术展”1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作为紫砂艺术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吕俊杰在展览中用充满“原创”与“跨界”的“五色土”完美诠释了宜兴紫砂艺术的独特魅力。据悉,这也是中国美术馆历史上首次举办紫砂艺术个人展。

本次“吕俊杰紫砂艺术展”为期8天,展出原创作品40件,交流作品26件。在这些作品中,包括了曾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的《追古提梁壶》,曾获第七届全国陶瓷评比一等奖的《渔歌》,江苏省陶瓷艺术评比一等奖的《海市蜃楼》,曾获第三十七届旅游工艺品博览会金奖的《紫气东来》和《三羊开泰》,以及曾获第五届西湖博览会金奖的《玄石》。关于这次展览,除了吕俊杰与书画大家联袂创作作品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色是,有一组作品为非壶类紫砂陈设陶,通过非壶非器的陈设艺术陶表达紫砂材质之美和紫砂胶泥胎的瑰丽奇美,这在此前紫砂艺苑尚未有过尝试,是一次勇敢的创新之举。

展览让众多观赏者大开眼界。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吕军在参观完展览后评价道:“吕俊杰在继承和发扬家传‘吕氏绞泥’的同时锐意创新,大胆将‘壶外之功’提炼融汇于紫砂创作,形成了兼具古典浪漫气质和文人情怀以及现代时尚气息的独特风格,为紫砂打破工艺美术与纯艺术的界限做出了积极的提示和努力。”

作为展览的主办方,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给予此次展出充分好评:“这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历史上首次举办紫砂艺术个人展,我们之所以把机会给了吕俊杰,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品让我们得以从感性的观赏和知性的领悟两个角度认识他立足传统、开拓紫砂艺术新境界的创造精神。他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艺术家,他在追求作品的经典、朴素、大度这些风范的同时,许多作品从整体造型到细节刻划都流露出今日生活景象的信息,这使得他的艺术别出一格地具有经典感与时代性、精神化与生活化有机统一的品质。”

吕俊杰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师从其父、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吕尧臣。吕俊杰的紫砂艺术不仅继承了父亲独创的“吕氏绞泥”的精髓,还在优雅古意的文人意境中加入了鲜活时尚的当代气息。他博采众长,既有良好的美术功底,又习武健身,将音韵、武学、书画之道融于紫砂艺术,形成了充满革新和创意的原创风格。

张松茂陶瓷语言研究展亮相世界你好美术馆


中国瓷坛巨匠张松茂陶瓷语言研究展1月10日亮相世界你好美术馆,展出《昌江帆影》、《牡丹》、《梅花》、《和靖咏梅》、《三顾茅庐》等张松茂的代表作。

世界你好美术馆艺术家思想探索系列旨在推出艺术家个案系列研究展,为有成就、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梳理学术研究进展,展示成果、带动新学。世界你好美术馆继2015年成功展出中国陶瓷领域杰出艺术家张学文、李一新、龚循明后,2016年新年之际,又迎来了中国瓷坛巨匠张松茂。张松茂学术功底深厚,他于1997年创作的《紫归牡怀图》为江西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珍贵礼品,他在此后创作的粉彩雪景瓷板画《三顾茅庐》被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珍品收藏,《三顾茅庐》瓷板以1300万元人民币成交,再次创造了当代艺术陶瓷单件成交超千万的交易纪录。

世界你好美术馆由上海世界你好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上海虹桥机场与国家会展中心中间(上海市诸光路328号)。目前已馆藏众多艺术名家名作,收藏领域涉及油画、国画、雕塑、版画、雕刻、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作为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打造的世纪文化工程,世界你好美术馆推出“中国艺术跨年交易榜中榜、艺术家思想探索系列展”两大运营模块,继“2015年度畅销榜陶瓷艺术家上海联展”之后,中国艺术跨年交易榜将于今年陆续推出“2016年度畅销榜工艺美术大师上海联展”、“2016年度畅销榜雕塑上海联展”、“2016年度畅销榜书法家上海联展”、“2016年度畅销榜美术家上海联展”、“2016年度畅销榜油画家上海联展”等系列展览。艺术家思想探索系列也将陆续推出“绘画艺术系列”、“书法艺术系列”、“雕刻艺术系列”等不同展览,为文化艺术创新提供学术平台。《笑傲瓷坛——张松茂陶瓷语言研究》便是世界你好美术馆艺术家思想探索系列在上海2016艺术年的首展。

世界你好美术馆还积极响应“国家振兴文化产业”的政策,对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积极筹办2016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产业博览会,为发展上海的文化创意和设计产业服务。本次活动也得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工美集团的支持。

价值2亿圆明园遗物南宋官窑炉,怎会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


说到南宋官窑,大家想到了宋代宫廷和知识分子的素色审美倾向。代表是官窑系统的汝官窑、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宋官窑的天青色,源自植物的颜色,象征生机和活力。在陶瓷颜色审美中,是最顶级的,在全球各大顶级博物馆藏多有收藏,但是却不被中国大陆收藏家重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从最近的几次南宋官窑交易看,价格总体呈现回归的态势。

(南宋官窑鼎炉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搥瓶”, 创造当时的宋代官窑天价6752.75万港元。这件作品是清宫旧藏,是日本藏家坂本五郎送拍的。

五年以后的2012年,澳门中信秋拍 “北宋官窑深腹碗”,成交价2.07亿港元,这也是南宋官窑成交价第一次过亿元。同年5月4日,英国著名收藏家克拉克夫妇旧藏南宋官窑贯耳方壶,在保利春拍中以3622.5千万元成交。

2015年1月26日,香港苏富比春拍“南宋官窑青瓷下蕪形八角瓶”,以4800万港元起拍,最后成交价是1.1388亿港元,买方是上海龙美术馆刘益谦。

从这条线索看,南宋官窑被艺术品投资市场的认可度,是呈总体上升趋势的,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大陆收藏家们对宋人的素色审美的价值回归。

但是,目前流失到海外的宋代官窑中,有一件特别的好,也特别的有意思,这就是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南宋官窑鼎式炉。

(岩崎弥之助 1851-1908)

可能大家对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不太熟悉,不过大家一定知道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建窑天目盏,也知道日本三菱公司。建窑天目盏是目前馆藏最好的宋代窑变盏,色彩绚烂,而且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深得日本国人喜爱,被列为重要文物财富。静嘉堂美术馆又是三菱公司第二代传人岩崎弥之助(1851-1908)创立,位于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现馆藏有中国和日本古籍约20万册,东洋古代美术品约6500件,其中中国陶瓷1000多件。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南宋官窑青瓷鼎形香炉,来历十分传奇。关于此物流传到日本说法,记载于东京日本桥古美术店“壶中居”主任广田松繁(号不孤斋)传记《走过的路》。

这件南宋官窑青瓷鼎形香炉,原本是清宫圆明园旧藏,怎么会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呢?

广田不孤斋记载这件瓷器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即1952年。根据他在书中的描述,有人推测岩崎家族买到手的时间可能在昭和初年即1927—1931年间,而我更倾向是在“9.18”事件前后。

那么广田不孤斋又在什么时候买入的呢,从描述看也在岩崎家族买入前不久,也就是说广田不孤斋从中国搞到这件玩意后,很快回到日本,转手把东西卖给了三菱公司岩崎家族的传人小弥太男爵,后来就收藏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了。

广田不孤斋买到这件瓷器的线索大致是清楚的。“9.18”事件前后,广田在北京,他从一个叫李氏的古玩店中发现了这件宝贝的线索。他的回忆明确地记载了李氏当时对他说的话:“在城外的叶先生家中看见了一件青瓷香炉,它曾是北京圆明园的宝物,后来收藏在城内世家里。”“叶先生说仅用了很低的价格就将其买过来了,于是,拿过来给我看,我自身对这种有冰裂纹的青瓷作品完全不懂,但从其器形来看应该肯定是宋代的东西。”广田马上跟随李氏到姓叶的那个世家里,经过谈判,以2万银元的价格买到了。当时还买了一件汝窑。而姓叶的最初的买入价格是官窑100银元。广田买到宝贝后,担心日本国人不太认识这种开冰片的青瓷,因为在他心目中,日本国人只喜欢龙泉窑不开片的东西。但是当他带回日本后,很快经人介绍,转手卖给了岩崎家族。当岩崎家族新掌门小弥太在观看了这件宝贝后,大加赞扬:“果然较之砧(日本人称南宋至元代龙泉窑为砧手)香炉更为珍贵,是绝世佳品啊!很好,我收下了,你们辛苦了。疲惫了吧,回去好好休息吧”。当时的成交价是3万日元。(昭和1日元相当于现在5千—1万日元,也就是说大概值1.5亿日元—3亿日元,相当于1200—2400万人民币。)当然这个价格是换算的。如果按照南宋官窑现在的价格走势和市场认可度看,这件炉子的价格应该在2亿元左右。

现在回头说,这件南宋官窑瓷器是清宫圆明园的东西,怎么会在北京城的普通古玩商手里。被静嘉堂采用的广田不孤斋的说法,并未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说法。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东西原来在清宫圆明园。

(2015年1月26日,香港苏富比春拍“南宋官窑青瓷下蕪形八角瓶”)

雨余天经过分析,认为有这么几种可能:

1、当年列强联军在圆明园抢到宝贝后,因为这件东西不如明清官窑那么好看,被官兵廉价卖给了北京古玩商。

2、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人自己进去趁火打铁抢的,然后流到了古玩市场。

3、但很可能这件宝贝是被日本军人抢到,带回了日本偷藏起来,后来被广田不孤斋发现买入,最后才转给静嘉堂文库的。

4、另外也有一种可能,这件东西被溥仪家族偷到了伪满洲国,最后流到日本人手来,转手被广田不孤斋发现收藏,最后才转给静嘉堂文库的。

而且我认为,后面两种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那么广田不孤斋就撒了谎,目的是为静嘉堂文库收藏这件中国清宫明确旧藏国宝洗白。

(宋代建窑窑变天目盏,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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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元风陶瓷作品展在上海美术馆拉开帷幕


中村元风陶瓷作品展亮相上海美术馆

由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主办,作为今年上海艺博会前期热身展的“庆祝上海世博会——中村元风陶瓷艺术作品展”14日开始在上海美术馆拉开帷幕。由日本著名艺术家中村元风先生创作的80余件陶瓷艺术作品璀璨登场。

中村元风先生出生于日本陶艺名门世家。在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的30年来,在作品设计、装饰和色彩等方面,他用世界性的理念和审美意识创作作品,同时又充满浓厚的日本元素。他在继承釉上彩瓷器的传统技法同时,始终把精力放在传统技艺“五彩”的创新上,并成功创造出了“新五彩”这么一个崭新的领域。同时还提出了“新山水”这个崭新的主题,将山水画的精髓融入创作中,让陶艺的质感变得很立体,颠覆了所谓五彩瓷器就是以绘画为主的常识。

中国陶瓷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介绍,国外陶艺家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这还是首次。他认为中村元风先生的作品不仅具备了陶瓷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国际性、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同时也充分诠释了日本陶艺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风貌,开拓了陶瓷世界的新领域。

据悉,本次作品展将在上海美术馆展览至8月18日。随后这批作品将于9月8日移师上海世贸商城,在2010(第十四届)上海艺术博览会上与中外收藏家们见面。

中村元风陶瓷艺术作品“新五彩”、“新山水”特色鲜明

元青花:中国陶瓷史的辉煌见证


元青花:中国陶瓷史的辉煌见证

——关于元青花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元青花瓷造型大气磅礴而不失精致感,在器物的形制上独创较多,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集结的产物。其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釉下绘画灵动的表现力,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

元青花瓷丰富多彩的造型与布满器身的纹饰,是对中国的青铜器、丝织物、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汉族、蒙古族、伊斯兰民族生活、文化的反映。元青花瓷的造型与纹饰在中国陶瓷的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寻找元青花的足迹

对于元青花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1929年,英国人霍伯逊博士在大维德基金会购得一对青花云龙纹盘口象耳瓶,颈部写有“至正十一年”铭,瓶身纹饰自上而下依次分为八层:缠枝菊、蕉叶、飞凤、缠枝莲、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直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得教里荆扩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店胡净一元帅打供。”“至正十一年”(1351年)是元末顺帝年号,两件花瓶是为江西玉山县张氏兄弟二人献给江西上饶道教祖师店的供器。霍伯逊博士将它公布于世,并写出文章予以介绍,可在当时并无人重视,因为在当时中国陶瓷界,主要是古董商中早有“元无青花”之说。直至1952年,英国学者波普根据现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题记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伊朗阿尔德比尔神庙所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发表了两本著作,把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瓶作为标准器,将与此瓶的青花发色和图案花纹相类的青花器,定为“至正型”青花。从这时起,人们才意识到元代窑业中还有精美的元青花,并由此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寻找元青花的热潮。近年在印度的托古拉古宫殿遗址,也出土了一批大件器。此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都有元青花出土。

在国内,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发现元代窖藏、墓葬、窑址中有元青花出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窖藏、河北保定市窖藏、江西高安市窖藏、萍乡市窖藏、河北定兴县窖藏、内蒙古赤峰市窖藏等。墓葬有吉林扶余、江西九江市元延祐六年墓、景德镇市郊、丰城县、云南楚雄。窑址有景德镇湖田窑、珠山官窑、落马桥、十八渡、瑶里、乐平华家、吉安临江窑等。尤其是吉林扶余、内蒙古集宁等地元墓及元代窖藏等出土大量元青花,使元青花的研究更加系统化。目前国内对青花瓷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钴料和瓷胎上,因为这两个因素是青花瓷产生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二者的研究成为元青花研究的切入点。

元青花特殊器型的来由

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却与汉族相去甚远。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的共同之处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从种族起源来看,蒙古族是东胡和突厥的后裔,突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草原上占统治地位。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根据《史记·匈奴传》记载:远在战国时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索隐》记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当时人称匈奴为‘胡’)。”这两个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相互角逐中,经济文化有了相互渗透的机会,在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落相互融合,终于在十三世纪形成了伟大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常使用可以在马上携带的器皿,这同时也导致元代早期的小型器皿多带系耳,以便于捆扎携带。器形上,扁形器皿较多。蒙古人会做白酒,他们的阿刺吉酒即蒸馏酒,酒精成分很高,易醉人,因此,蒙古人的酒器较多。手工业上,男人锻金铁为兵器,女人能刺韦做文绣,织毛毡类织物,这使蒙古人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能将毛毡类织物随处携带,并能在必要时就地安营扎寨。

西亚是对亚洲西部的统称,实际上是以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地带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地区,各地区间紧密相关,文明互补。在远古时代,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农耕者处于半游牧的状态。其后在沙漠的北部、西部地区,一些游牧民族开始定居生活,他们的语言和信仰在传播中相互渗透、影响。《圣经》称他们是“闪(sheen)的后代”。公元前330年之前,阿契美尼德王朝把波斯帝国的版图推展到西至爱琴海东,东至印度河广大地区,波斯是古代伊朗的名字,该词曾有骑手、猎人之意,早期希腊人用‘波斯人’一词称呼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波斯人的游牧民族观念对他们的艺术也有影响。这些西亚游牧传统使他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俗成为蒙古族的楷模。波斯风格的手工艺品如织物等也备受推崇。

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

元青花的装饰主要来源是汉文化

忽必烈时期官方文书上虽无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即最早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和中亚的各族人民)、汉人(即原金朝辖区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南人(原属南宋的江南汉人称之为宋人、新附人或南人)四等的明确记载,然而实际存在四种人等的等级差别。汉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元青花不会按照汉族的审美崇尚发展,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元瓷“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使元青花这种“俗甚”的陶瓷装饰形式,在充斥着汉文化的制作环境中,按照蒙古族、伊斯兰民族的要求茁壮成长起来。在这种环境中,元青花不可避免地嫁接了诸多汉族传统文化因素。从主题纹饰上看,元青花的主题纹饰大多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如牡丹、束莲、龙凤、麒麟、松竹梅等。其中松竹梅纹的画法颇受元代绘画的影响。从辅助纹饰上看,波浪纹、回纹、蕉叶纹等,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器物的装饰中。

中国陶瓷馆


陶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陶瓷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海内外,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五大瓷都”之一。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地区就开始了陶瓷生产。西周初,齐国始专设“陶正”官,管理陶器生产,并在齐都城内设立制陶作坊,从事陶器的专业化生产。魏晋南北朝前后,淄博地区的陶瓷生产完成了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唐宋时期,陶瓷生产技艺日趋精进,规模不断扩大,窑址星罗棋布,逐步形成了淄博特色,出产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陶瓷名品,寨里窑的青瓷、磁村窑的黑釉瓷、博山窑的绞胎瓷和彩瓷等都曾名噪一时。明清时期,淄博陶瓷产品器型厚重,装饰独特,产销两旺,形成了以博山为代表的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淄博陶瓷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立足当地资源,开拓创新,开发研制出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炻器和合成骨质瓷等新瓷种。刻瓷艺术在国内外独树一帜。以中华龙国宴瓷为代表的日用陶瓷,已达到中国陶瓷的最高水平。淄博作为中国五大陶瓷产区之一将与全国陶瓷同仁携手合作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淄博陶瓷博物馆设在淄博市展览馆三楼,展示面积4000多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展示面积最大、品种最齐全,展示水平最高的现代化陶瓷博物馆之一。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化至今8000多年以来,淄博出土、生产和收藏的各类陶瓷精品2500余件(套),其中古代展品249件。展厅分前言区、综合展区、古代和近代展区、现代展区、陶艺创作区、陶瓷精品销售区和广告区七大部分。古代展品中有享誉海内外的北朝青釉莲花尊、宋代雨点釉、茶叶末釉、绞胎瓷、粉杠瓷等淄博陶瓷名品,也有龙山文化蛋壳陶和宋代的影青执壶、定窑碗、哥窑碗等稀世珍品。现代展品按不同用途和艺术风格分建筑陶瓷、园林艺术陶瓷、卫生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现代陶艺、刻瓷和高科技陶瓷几大部分进行了分类陈列,展示了淄博陶瓷的最高艺术水平和发展成就。在陶艺创作区--"陶苑",观众通过现场亲手制作,能够尽情领略陶艺创作的乐趣,增强对陶瓷文化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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