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彩绘瓷器大会。
加彩陶又称“彩绘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有出现，其中以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朱绘黑陶较为突出，从总的类别上也可以归于“彩陶”。但它是在已烧成的陶器上再加以彩绘，不同于在成形的陶坯上用彩料绘画然后烧成的彩陶，加彩陶容易脱彩，彩陶的色彩则不易脱落。至战国时期的加彩陶，其面貌风采与以前不同。主要受当时漂浮漆业和青铜器手工业的影响，为了追求漆器和青铜器的工艺效果，陶器上加彩和暗花等装饰手法也随之兴盛起来，加彩陶器于是应运而生。战国以后，加彩陶器依然流行，秦汉时期有一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尚延一脉，余韵犹存，至宋代以后，趋于消亡。
战国的加彩陶器一般均为灰质陶，都用于随葬，主要为礼器，如鼎、尊、壶及少数陶俑等。其彩绘可分单色朱绘和双色或多色粉绘两种，都施于已烧成的加暗花的陶器和磨光的陶器之上。朱绘为单色朱红，鲜艳夺目。粉绘通常用红、黄、白或红、黑、白等多种颜色配合绘成，多数用三色，也有用红、黄双色的。一般以白色作底色，然后施以红、黄彩绘，亦有用黄色作底色，再施红、白彩绘的。
战国时期由于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贵族们也渐用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用木俑或陶俑代替人殉，所以战国时期陶仿青铜礼器的皿器迅速发展，陶俑较多出现。陶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簋等，而且制作精良，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广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陶工艺，推动了陶器业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动物形饰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永恒的题材，龙、凤、虎、鹰、蚕等吉祥动物在古人心中是吉兆、智慧的象征，也是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被赋予了主宰风雨、载人升天、降临祥瑞等神奇功能。
战国彩绘龙簋（图1）：礼器，通高30.3厘米，底高8.3厘米，泥质灰陶，侈口，腹微鼓，圈足透雕龙形耳销于腹中部，方形座上盖置口内透雕花瓣形提手，腹部饰凹弦纹，通体施彩绘。龙簋的两耳为龙形，昂首挺立，跃跃欲腾空，显示出威严、冷峻之气。
战国彩绘凤簋（图2）：礼器，通高30.3厘米，底高8.3厘米，泥质灰陶，侈口，腹微鼓，圈足透雕凤形耳销于腹中部，方形座上盖置口内透雕花瓣形提手，腹部饰凹弦纹，通体施彩绘。凤簋凤形耳，似展翅欲飞的凤鸟，栩栩如生，显示着高贵、华丽温柔的气度。
龙簋、凤簋皆采用分体组合的形式，通体彩绘，整个造型匀称，线条流畅，各部位互相映带，浑然一体。这两件文物，构思巧妙，造型新颖，其高超的制造工艺和精美的造型，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taoci52.com延伸阅读
战国瓦当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出现了建筑用的板瓦和筒瓦。瓦当即筒瓦之头，是在筒瓦的窄端加上圆形或半圆形的头。其作用是为了蔽护屋檐，防止风雨的侵蚀，延长筒瓦的寿命；同时遮挡板瓦之间的缝隙，增加建筑物的牢固与美感。瓦当的形状有半圆形和圆形。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建筑均用瓦当。
中国的瓦当始于西周。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瓦当为半圆形，瓦当外圈有几道弦纹，当心为三角形，中间为重环纹，线条流畅简洁。西周的瓦当纹饰以重环纹为主，可以看出是受西周青铜器的影响。春秋瓦当以绳纹为主；战国瓦当有素面和带花纹或文字者两种，各地所出花纹瓦当各具特色；周瓦当以饕餮纹为多，但已简化，仅突出其双目，以后逐渐转为卷云纹；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为多，还有少量的对鸟纹；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树木双兽纹及树木卷云纹为多，还有“天齐"、“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
上述这些瓦当都为半瓦当。战国时期秦遗址出土的多为圆瓦当，纹饰有鹿、虎、豹等；安徽寿县寿春城楚郢都故址出土有风云纹圆瓦当和三角树云纹瓦当，纹饰图案别具一格。
赵坤作品 人性的高贵
赵坤的作品中通过雕塑性形体体积的塑造，以及对于自己主观情感的真实表达，使她的动物形象创作具有了更为广泛和深沉的人性象征力量，从而达到了一种充满了人性关怀的艺术高度。
赵坤的作品着力体现出一种雕塑形体本身的象征性和审美感，她是用陶瓷作为材料的雕塑家，她的作品超越了工艺化陶瓷雕塑的种种特质，与工艺化的陶瓷雕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她的作品虽然是以陶瓷为原料和手段，但是并不属于所谓“工艺美术”的范畴。在这里，我并没有贬低传统手工工艺的意思，而是想说明以赵坤的创作为代表的一个线索在广义上的“陶瓷艺术”界存在的价值。
下面我将从造型、表现以及象征性三个方面来分析赵坤的雕塑作品的审美意义。
首先，赵坤的作品是追求体量上的“大”的视觉效果。这得益于她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风格的匣钵土。匣钵土是陶瓷行业的一种习惯性称呼，其实它是一种耐火度高、热稳定性好、高温荷重大、机械强度高的耐火黏土，一般是在生产陶瓷制品时，用以装存未烧的坯体，使其在加热过程中免受灰尘、烟气、不均匀加热和热冲击等影响，以保证陶瓷制品的成品率，其本身一般并不被用来作为陶瓷原料。因为其土质粗糙，很难在烧制成品中体现出那种工艺性的特质，所以在陶瓷类的工艺美术创作更是很少有人用来作为创作材料。但是，这种土质因为有良好的烧结性，在烧制过程中有较好的结构稳定性，比较适合制作大体量的作品。赵坤正是看中了匣钵土的这种特性，而将这种常人眼中一般只能用来制作廉价的匣钵或建筑材料的耐火黏土作为自己重要的雕塑创作原料。材料的结构稳定性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她的作品体量上的变化，而是随着这种体量上的变化而来的造型手法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赵坤的作品很少能看到在这个行业中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样式的工艺把玩性，恰恰相反，在她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了女性气质的稳健、雄厚的雕塑空间体量感。所以，我们在面对她的这一类作品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并不是那种巧饰釉色和精心设计的窑变，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作品造型本身与其他雕塑材料并无不同的空间、体量上的视觉冲击力。
其次，在赵坤的另一类创作中较多使用的是泥版成型的工艺，这种制作工艺与那种小心翼翼地装饰构成性的造型手法全然不一样。由于其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既定形式，而是在塑造的过程中随着形象的不断显现而充满了无穷的主观偶然性，所以，我是将赵坤的这一类作品视为表现性的雕塑创作。因为它在过程中不受预先设定的形象的限制，故而可以为主观情感的抒发提供了极大的表现性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品中，泥的流动性，以及体积的凹凸变化带来光影的流变、肌理的丰富多变，这些都给艺术家的主观情感的投射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所以，在赵坤的作品中，她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按照某种传统或主流的“范式”所能得到的形体，相反，泥土在她的手中成为一种表现性的素材，而某种“有形”的对象或许只是一个造型的借口，我能感受到的是她在创作时内心情感的澎湃与抒发。此时，泥土在她的手中是与画家笔下的颜料色彩的意义是等同的。由此，我认为，把材料本身的主观表现性潜能调动并发挥出来，是赵坤的创作有别于工艺装饰类样式的一个主要特征。
体量塑造上的雕塑感，以及造型手法上的表现性，决定了赵坤的艺术追求已经与陶瓷艺术行业中那种材料的工艺审美性、造型的趣味把玩性分道扬镳了。我一直认为，传统工艺从它的实用性和陈设性的功能经过“专业化”改造并上升到“高雅艺术”行列之后，它的装饰化的主流造型样式以及伪饰、空洞“美”感追求，是无法承担起艺术之于人生的意义的！而在赵坤的作品中，她主动抛却了这些无害但又实为无益的表面、肤浅的装饰美之后，出现在她作品中的那些动物形象已经塑造这些形象的造型手法，可能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形式美感”来概括了。而这些视觉形式的变化却给她的作品带来了一种深沉而沉郁的人性之美的力量。诚然，动物是赵坤的艺术创作所主要表现的对象，但是，这些形象却并没有像那些主流作品一样只是提供了一个徒具构饰美的外形；相反，在她的作品中，形式虽然是动物，但是更为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却是人性。比如，她长期观察和表现的上海动物园中一只年老的黑猩猩，固然，动物所独有的神态与形体特征通过赵坤的双手塑造出来之后是惟妙惟肖的，但是，在这个系列的作品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在这些能指的“本意”之外，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对于人生、命运的一种感悟和苍凉，也正是这些，使她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愉悦，而是更为深重的人性的力量。同样，出现在她的作品中的那些茫然而不知道自己被宰割命运的鸡，以及那些生态各异的猴子，不也正是人生众生相的象征吗？我想，正是在赵坤的作品中通过雕塑性形体体积的塑造，以及对于自己主观情感的真实表达，使她的动物形象创作具有了更为广泛和深沉的人性象征力量，那么，也正是这些要素，使她的创作超越了那种主流工艺美术样式下的简单形式美感，从而达到了一种充满了人性关怀的艺术高度。由此，我们也认识到一个艺术规律，那些表面上的视觉审美并不高贵，真正高贵的是艺术作品形象背后所流露出来的人性之美。
(作者简介：吴鸿，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国际》总编。)
战国青瓷研究
人们一提到战国青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归入商周以来的原始瓷系列。所谓“原始”，就是制作工艺不成熟的代名词。从目前国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资料看，其中的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它们除了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商代和西周的原始青瓷有所区别外，在制作工艺水平上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就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龙形提梁壶来说，那象征龙首的壶嘴，就如同幼儿捏塑的橡皮泥作品，其形态似犬非犬，似羊非羊。壶嘴与壶身的连接处，用一根环状泥条做按压粘接，不进行任何修饰，壶盖已明显变形，壶身上只是粗劣地刻划了一些象征意义的弦纹和锥刺纹。尽管人们常用“古朴”二字来形容它，也难以掩饰其粗糙的做工。
我最近看到了几件战国青瓷，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战国青瓷的原有认识。这批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但不“原始”，而且在其后的六朝青瓷发展史中，也很少能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杰作。它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一件龙形提梁壶,又称为姨。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有学者认为，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与此壶一起拿来的还有四只造型各异的鼎和一只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有盖。盖上分立三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三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还有一只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三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
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只洗。一看这批青瓷就知道它们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以龙形提梁壶为例，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晚期，中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了青瓷制作。现在人把商周时期的青瓷称为原始瓷。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的形制特征来看，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以尊、瓿、罐、瓮等盛器为主，并有一些豆、簋、钵等食器；胎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但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和绛紫色；器表拍印的纹饰，常见的有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篮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等。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上看，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它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胎质，都以坚硬而细腻的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品种有豆、簋、钵、碗、盘、盂、姨、瓿、罐、尊、瓮、坛、壶、瓶等十多种。常见的器表釉下纹饰有方格纹、蓝纹、席纹、云雷纹、锯齿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划纹、人字纹、曲折纹、乳钉纹等。器表釉色仍以青绿色为主，兼有黄绿色和酱色。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 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战国晚期，吴、越两国被楚国灭亡，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从前面介绍过的几件青瓷作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铁制工具加工过的痕迹，从整个器物的规整度和切削力度上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唐代越窑开始，中国瓷器才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如果你要是能亲眼见到这几件战国青瓷作品，就会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它们具备了官窑器物的一切特征：一、象征王权的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战国最高统治者的嗜好和情趣。二、精湛的制作工艺代表了战国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三、存世量极其稀少，与大量出土的普通民用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这批瓷器何时出土？又出自何人之墓？现已无证可考。它们是否为“官窑”瓷器的鼻祖，只有等到考古工作者们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才能揭开谜底。
现在海内外古董市场上的各类古陶瓷赝品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仿战国青瓷器，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课题。我认为辨别战国青瓷的真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胎质。真品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现代仿品的胎质较为纯净，质地也过于致密，胎色呆板缺少变化，这些都是难以掩饰的现代制瓷工艺造成的外表特点。有人采用听敲击声来辨别真伪，认为声音低沉者为真品，清脆者为仿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宋、元瓷器。
二、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谈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现代仿品的釉色与胎色往往不够协调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胎和釉的元素成分不同。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现代仿品胎和釉的成分差异较大，釉是单独配制的，多用粉碎后的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作替代品。
其次是釉质。战国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有的专家称其为“麻癞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未经过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现代仿品的釉面较厚，麻癞现象也不典型，有专家称其为“豆腐脑”釉，上釉方法也多采用蘸釉法。它说明仿品的制釉工艺与古代有明显差异。
三、成型工艺。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现代仿品的器型都过于规整，螺旋状压痕也显得十分做作不自然，底足上留下的不是割线痕，而是刀痕。
四、自然旧貌。自然旧貌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如果釉面是用氢氟酸和高锰酸钾作旧处理过，表面会产生一种不自然的油光。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用舌头舔一下器物表面，真品会有一种土壤的清香气味，用酸加工过的仿品会有一种辛辣味。器物表面的“土锈”也不容忽视。真品上的“土锈”较为坚实，必须用力才能抠下来，掉下来的“土锈”也为片状。仿品上的“土锈”十分松散，用手指一抠就成粉末状向下脱落。也有的作假者为使“土锈”变得坚实，便向泥土里加一些胶质物，如虫胶、107胶等。用手指抠它会留下一道白印，如用小刀向下刮，刮下来的“土锈”会向刨花一样打卷。真正的“土锈”则不会打卷，而是一片片向下蹦。
五、科学测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古陶瓷的真伪是最可靠的方法。无论造假者的造假手段如何高超，在现代科学面前都会原形毕露。目前采用的无损鉴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釉子的老化鉴定；另一种是元素成分鉴定。仿品的老化系数在0.10以下，真品的老化系数要远远高于它。
春秋战国陶俑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重民"转化。在丧葬习俗上，出现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俑，是以人或动物形象捏塑而成的陪葬品，有木制、陶制与瓷制，以陶制品为多。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的陶俑，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在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有六组小型陶俑，山东泰安康家河出土的几件陶俑及山西长治、陕西铜川出土的则是战国早期的陶俑。其中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由人物俑、乐器及祥乌组成，人物俑分歌舞俑、奏乐俑、观赏俑。陶俑为泥质黑陶捏制而成，加施陶衣彩绘。人物姿态各异，造型生动，风格写实，捏塑线条分明，洗练逼真。
从出土的实物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俑，形体较小，大约10厘米，烧制温度较低，多采用捏塑的技法，人物的五官以简单的刻画来体现，面部基本上无表情变化，突出的是形体动作。从各方面说，均较为原始。
从战国开始直至明清，陶俑在殉葬品中一直占主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领域内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
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彩绘陶
烧成后装饰彩绘图案的陶器。彩绘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常用的色彩有红、黑、黄、白、赭等，色彩绚丽，因绘制后不再烧彩，所以彩绘极易磨损脱落。彩绘陶主要是在泥质灰陶上作画。首先将陶器修整光滑，然后将彩绘颜料粉碎磨浆，添加适量植物胶，在器表描画图案。彩绘最常见的底色有3种：黑地以墨打底，红地以朱砂或铅丹打底，白地多用白粘土打底。也有个别为黄地，主要颜料是五氧化二磷或硫化砷。彩绘陶通常为黑地绘红白彩，红地绘黑白黄彩，白地绘红黑彩，底色与彩绘的搭配多绚丽斑斓，协调醒目。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龙山文化都出土彩绘陶器，尤其是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址，凡泥质陶盆、壶、瓶、罐、盘等均施彩绘。彩绘陶以黑、褐、红色为地，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图案。纹饰以几何图案为主，有圆点、条带、云纹、涡纹、回纹等，也有一些构思复杂的图画，如蟠龙、变体动物纹等。彩绘蟠龙纹陶盘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战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发展的繁荣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墓葬中常陪葬彩绘陶。壶、豆、盘及鼎、尊的盖等几乎通体绘彩，颜色丰富，纹饰复杂。如洛阳汉墓出土彩绘陶壶，以红、白、黄、赭色在壶的不同部位分层绘出宽带纹、锯齿纹、绦坟、云纹、双线三角纹、圆点纹，构成上下连接通体的图案，颜色搭配协调，纹饰布局紧凑合理。此时期彩绘常见纹饰还有S纹、雷纹、蛇纹、虎纹等，特点是周身布满纹饰。另外还出现写生人物故事彩绘图案，河南密县后郭村出土东汉陶仓楼正面彩绘地主收租图，图中绘4人，其中2人正往粮袋中装粮，身边有斗、斛、粮堆。两侧各1人，均头裹平帻，身着黑衣，左侧1人双手执箕，右侧1人腰间佩剑。背面为彩绘饲弓图。彩绘陶还大量用于随葬陶佣。秦始皇陵及西汉杨家湾大墓出土上千件兵马佣，均施有彩绘，只是施彩方法不如器物描绘仔细，而是整片涂抹，追求整体效果。唐代彩绘陶已走向衰落，仍延用的器形主要有塔形罐、卷沿罐、盆、碗等。受佛教影响，纹饰多用仰、覆莲花，也有少量菊花、梅花。河南陕县出土塔形罐通体施白衣，盖钮绘红彩，盖沿部以双黑线勾覆蓬纹，罐口点红彩，肩部以双黑线勾覆莲纹，其下为黑条带云纹，腹部为上下交错的6朵红彩菊花，底部为双黑彩仰莲纹，其座束腰部为黑彩条带云纹，足为双黑彩覆莲纹。花纹上下呼应，腹部红彩醒目突出，华丽精美。同时期其他墓中出土的卷沿罐彩绘纹饰也与之相似，只是有的腹部花纹不同而已。唐代随葬生肖佣大都施彩绘，有些三彩佣面部也多在烧成后施彩绘。唐以后彩绘陶不常见，彩绘花纹潦草简单，至明代消失。
彩绘陶器中的瑰宝
中国古代陶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继出现陶器，如1977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红陶三足壶，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夏、商、西周、春秋各时代都有一些陶塑作品出现。秦代，除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外，陶质的器皿甚为少见。汉代陶器在继承前代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无论从生产规模、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在诸多陶器品种中，彩绘陶最为著名。全国各大博物馆现藏西汉时期有代表性的陶器藏品计有32件，而其中特别精选了我国迄今汉墓中首次发现的两件珍贵文物。现均藏济南市博物馆。
彩绘陶载人鸟 泥质灰陶，通高53.5厘米，为西汉时期（约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的一件明器（为我国古代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1969年在山东省济南市无影山一座西汉墓中出土。该器呈鸟形似鸠，短喙，颈与胸部勾绘出赭色鳞状羽纹，线条静中有动，双翼平展，长尾微上翘，两足踏于方形底座之上。鸟背之上立有3人，一人身着赭色衣，双手撑圆盖伞，其前二人，拱手对立，均着朱色衣。两翼各载一鼎，形制相同，鼎身各绘两个心形红色纹，人形足。鸟形生动、逼真，展翅欲飞，似传说中的神鸟。为汉代陶器中所罕见。现为国家国宝级文物。
彩绘陶载壶鸟 泥质灰陶，通高52.9厘米。为西汉时期的一件明器。1969年与彩绘陶载人鸟同一墓出土，呈鸟形似鸠，昂首，短喙，双翼平展，尾微上翘，双腿粗壮，伫立于方形平座之上。颈与胸部勾绘赭色鳞状羽纹。双翼各载一壶，壶为高颈、圆腹、高圈足，带盖。壶身饰朱色带纹及锯齿纹。题材新颖，形态生动、逼真，塑造精致，鸟展翅欲飞状，似传说中的神鸟。为汉墓中惟一造型珍品。现为国家国宝级文物。
通过以上对彩绘陶载人鸟和彩绘陶载壶鸟的赏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件彩绘陶器在雕饰内容上，反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幻想世界。在这里，神话幻想，人化为仙人，乘飞翔的神鸟，遨游那虚无缥缈的神化空间王国。它与汉代当时盛行的长生不老、成仙思想相融合，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想像力，充分体现了当时生者对死者的良好祝愿。
这两件陶器构思别致、精巧奇绝，是目前我国出土独一无二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艺术价值。
夏至战国时期陶器
夏至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已经丧失了前一时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青铜礼器和生活、生产用器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陶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但器型、纹样模仿青铜器的做法相当流行。烧陶窑炉的发展为冶炼青铜炼炉的创制提供了启示；而能用火候较高的温度冶炼青铜，又为改进陶窑炉进一步烧制出耐温较高的白陶器和原始瓷器创造了条件。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白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此期出土的器型以三足盘、觚等为主，并饰以龙纹、兽面纹饰，与当时青铜器的特点保持同步。
商代烧制的灰陶器和白陶器，品种较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陶器表面有拍印绳纹、弦纹等纹饰，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几何形图案。
西周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通常以三角纹、几何纹、弦纹等为主要装饰，印工规整，多为炊器，显然陶器已经基本退出了社会礼仪用器的舞台，成为纯粹的生活用具。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比较有代表性，以夔纹、席纹常见，朱绘彩陶器多模拟礼器，这种礼器远非传统的周礼所代表的贵族礼仪制度的体现，而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礼制和社会等级制度被逐渐打破后的新的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以陶器代替铜器为明器入葬已成习俗，制陶工艺受到发达的漆器、铜器工艺影响，以印纹硬陶为主，对陶表面处理装饰的创新工艺有磨光、轧亮、铺施漆衣彩绘等。最为流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虽然当时诸国的制陶技艺差别明显，但陶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变化却十分丰富。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威严高贵的战国彩绘龙凤簋赏析》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威严高贵的战国彩绘龙凤簋赏析》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古代彩绘瓷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