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瓷砖。
晚清宫廷瓷器一般指嘉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官宝瓷器而言，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时期的瓷器一般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无论从瓷器造型、颜色、纹饰、品种、数量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相比，它是一个衰落时期。
▲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但对于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来讲，着实心酸，虽然他们曾经努力过，但清王朝的下坡路已成定势，无力回天。且看瓷器振兴与清末皇帝的复兴梦有什么关系？
先看清代官窑制度，随着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皇帝的退位，一并退出历史舞台。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本人就是不消停，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即改行“帝制”，让溥仪又登基，听好了，这次是做愧儡皇帝，还改年号“康德”。
▲清宣统粉彩福寿赏瓶
早在溥仪上次仅做三年皇帝期间，景德镇御窑场就已彻底停业。但前朝留下的大量精美瓷器，足以供他享用了。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加之溥仪对于传统中国瓷器兴趣不大，宣统时期的皇帝用瓷，基本沿袭前朝，即便是一类题写“宣统年制”的器物，实际上也与溥仪的宣统王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由光绪晚期各地成立的瓷业公司所为。
一件底书“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制”的瓷器，是由一所官商合办的新式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所制。光绪晚期，由湖南人熊希龄在湖南醴陵所创办，以生产醴陵五彩瓷器名扬天下。
▲清醴陵釉下五彩花卉纹折肩瓶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风、画意、画境更似写意山水画妙不可言，以致其声望，甚至超过当时的景德镇，因而在历史上，它也曾被誉为“中国的第二瓷都”。
▲湖南省博物馆之馆藏珍品-清宣统釉下五彩瓷
好吧，真正属于再次称帝的溥仪皇帝的御用瓷在哪里？由景德镇瓷业公司生产的，民国时期的一类书有“康德年制”款的瓷器，才是人家的御用瓷。
▲清宣统醴陵釉下五彩
景德镇瓷业公司就是后来的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宣统二(1910年)，它的前身，其实是明清御窑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底书“康德二年”“康德三年”，“康德四年”款的多件瓷器。
▲康德四年红彩高足杯
为何年号改为“康德”？其实，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号取“康德”，意在纪念，也寄托了溥仪光复大清王朝的心愿。但是仅仅11年，随着日本投降，溥仪皇帝的光复之梦破灭了，哀哉！
▲清宣统年制粉彩花卉玉壶春瓶
不过，由于有着深厚的工艺基础与精良用科，由江西瓷业公司烧造的这些瓷器，都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以秀美的器型，细腻的胎质，精美的彩绘，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制瓷水平。
比起溥仪昙花一现的帝王光复梦，堪称民国官窑的康德款瓷器的振兴之路，却表现出别样的生命力，它不仅传承了中国陶瓷艺术的血脉，还在民国瓷绘界，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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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昙花一现的平定紫砂
无论前后两期，民国时的平定紫砂都体现出一贯的风格。一、素。平定陶器只有红、白两色，有别于宜兴紫砂的多彩缤纷。红泥南北都有，可是在平定工匠手中，被锻炼得油润发紫，宝光可鉴。白泥为南省少见，更成为平定陶器抗衡同列、取得优胜的利器。红白映衬，相得益彰。以白泥壶泡祁门红茶，以红泥瓯啜西湖龙井，个中风味恐怕正是平定陶器独步当时的秘密。平定陶器的造型，多为传统所有，少见当时流行的新奇样式，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的艺术价值。最简单的造型，却最能反映匠人的功力，圆器婉转流畅，方器挺拔劲朗，很好地体现了匠人的造型能力。平定陶器的装饰也崇尚绘事后素的审美观，抟泥塑形，略施刀工，绝少堆贴巧染的作风，却将泥土的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二、雅。在改良的初期阶段，平民工厂就延聘名师，将宜兴紫砂的优良经验，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赋予到平定陶器中来，从而奠定了平定陶器良好的审美基础。无论器物大小，都有适合的装饰方法，所选装饰题材，很能与器物的功用相契合。小者如红泥瓶，瓶身娟秀小巧，红润可爱，饰以几只风竹，更觉清雅。大者如博古人物瓶，通体满饰图案，繁而不俗，诗画相配，可堪雅玩。受当时好古风气的熏染，平定陶器喜欢用金石古文装点器物，以增加对文人士绅的吸引力。民国年间，平定紫砂曾在陶瓷界占有一席之地，堪与宜兴紫砂媲美。然而考之文献，对当时平定陶业的记载十分有限，仅有平民工厂的一点消息；证之实物，流传下来的器物也难得一见，因此很难窥探到平定陶器全貌。诸多问题，如陶业衰落的时间和原因，制陶公司的性质和规模，制陶工匠的身份和籍贯，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康德款瓷器表现出别样的生命力
晚清宫廷瓷器一般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官宝瓷器而言，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时期的瓷器一般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无论从瓷器造型、颜色、纹饰、品种、数量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相比，它是一个衰落时期。
但对于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来讲，着实心酸，虽然他们曾经努力过，但清王朝的下坡路已成定势，无力回天。且看瓷器振兴与清末皇帝的复兴梦有什么关系?
先看清代官窑制度，随着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皇帝的退位，一并退出历史舞台。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本人就是不消停，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即改行“帝制”，让溥仪又登基，听好了，这次是做愧儡皇帝，还改年号“康德”。
早在溥仪上次仅做三年皇帝期间，景德镇御窑场就已彻底停业。但前朝留下的大量精美瓷器，足以供他享用了。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加之溥仪对于传统中国瓷器兴趣不大，宣统时期的皇帝用瓷，基本沿袭前朝，即便是一类题写“宣统年制”的器物，实际上也与溥仪的宣统王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由光绪晚期各地成立的瓷业公司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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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釉下五彩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风、画意、画境更似写意山水画妙不可言，以致其声望，甚至超过当时的景德镇，因而在历史上，它也曾被誉为“中国的第二瓷都”。
好吧，真正属于再次称帝的溥仪皇帝的御用瓷在哪里?由景德镇瓷业公司生产的，民国时期的一类书有“康德年制”款的瓷器，才是人家的御用瓷。
景德镇瓷业公司就是后来的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宣统二(1910年)，它的前身，其实是明清御窑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底书“康德二年”“康德三年”，“康德四年”款的多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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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冮凉官窑 薪火烛天三百年
1930年4月22日，沈阳大东边门外有一民户掘得一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得知此消息后，即与卞宗孟、王晓楼前往察看，见石棺前刻有“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31字铭文。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肩部和瓶腹部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伏兔于草丛间四处惊顾，十分生动传神。石棺上的“开泰七年(1018)”为辽圣宗年号，属辽中期。且瓶上所绘的野菊、野兔等物景也是契丹人游牧草原上的常见之物。由此可以断定，这件青釉黑花瓶为“辽瓷”无疑。金毓黻发现并及时记入其《静晤室日记》中的这件青釉黑花瓶，成为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向学术界发表最早的辽瓷。因此金毓黻也为后人尊之为“辽瓷之父”，辽宁省博物馆从此开始收藏此类瓷器。然而这位“辽瓷之父”却不知道他的故乡辽阳也有一种称作“冮凉官窑”的“辽瓷”。因为“冮凉官窑”的发现，已是这位国学大师离开辽宁以后的事了。
李文信考证冮凉官窑址
辽代陶瓷的发现和认定，不过是百年间的事。 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它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在辽瓷认定八十多年的过程中，辽瓷的收藏与研究当以辽宁最有成就，其中以著名考古学家、东北考古奠基人李文信先生最为突出，他也是辽瓷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写有《辽瓷简述》、《辽代陶瓷》、《陶瓷概说》(其中对辽瓷有详细叙述)、《关于辽瓷编写的一些意见》等，今天辽瓷研究中的许多成果都是他当年确立的。如辽瓷中最典型的“鸡冠壶”，原来是称作“马镫壶”或“皮囊壶”的。后来李文信在1958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的《辽瓷简述》中纠正说：“壶上近口处都有一个鸡冠形有孔的大鼻，所以呼作鸡冠壶，有人称作马镫壶是不合适的。”同时将鸡冠壶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等五种，李文信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为陶瓷界所沿用。
1955年，李文信先生对辽阳冮官屯古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有《辽阳县冮官屯古窑址笔记》，包括“冮官窑各种支具装烧法推测复原图”、“辽阳冮官屯附近简图”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带有‘石城县’刻款的瓦砚拓片”等。通过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记述和后来的进一步发现证实，“冮官窑”位于辽阳市东偏北约30公里的冮官屯村。 1988年古窑址确立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着李文信先生笔记中的记述，沿着他当年走过的遗迹，我曾几次到冮官屯寻访考察，站在冮官屯对面的山顶上就可以大致看清整个村庄的位置。它的西部为丘陵地带，南面为千山余脉，北面隔河与灯塔市西大窑镇相望，西南13公里与小屯镇对接，正南距弓长岭区与汤河镇25公里，东南5公里为太子河上的葠窝水库。从长白山脉流出的太子河经过本溪由东而来，绕过村北，流出村西，最终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出渤海湾。太子河水在冮官屯渐宽渐深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半岛，而村庄正处在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中。冮官屯后的太子河南岸是七八米高的陡坡，北岸为宽阔的砾石和沙滩。北岸不远处为唐代的白岩州、辽岩州、金石城县遗址，俗称燕州城。据村里老人说，冮官屯原有两条街，因河水逐年南侵，如今只剩了一条，北街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中心。在岸边冲刷过的河崖断层中，有窑址、窑渣堆、灰坑等裸露出来，陡坡上一二百米内散落着厚厚一层瓷片、窑砖和窑具等。
如今，冮官屯古窑址边上的太子河水依然汪洋一片，虽已漫漶到岸边林中，但总是波澜不兴，碧水涟涟。村民说这一段河水不管多大，都不会波涛滚滚，年复一年，总是这样静静地流淌着。村庄离河不远，最近人家的后院墙就垒在南河沿的高坡上。河岸漫坡上散落的古窑瓷片，在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泽。沿河人家那灰白河卵石砌成的院墙、菜园子墙甚至厕所墙上，不规则地夹杂着深褐色的砖石，那是八九百年前冮官古窑的耐火砖，人世间最奢侈的砌墙石。砌在墙上的块块古砖，沙粒斑驳，古色苍然，如同一幅油画上最凝重的一笔，饱含深情地向世人诉说着昔日太子河边桅杆林立，冮官屯里窑火烛天的繁华旧梦。
“冮凉官窑”曾经创造了
近三百年的繁华
“冮官窑”始于辽，盛于辽金之交，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算，至少存在了二、三百年。为什么辽代在这里会有这样一个繁盛的窑业？这主要是当年辽阳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在“冮官窑”繁盛的辽、金时代，也是辽阳历史上最为隆兴和繁华的时期。唐朝末年，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他在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首先攻占了辽东地区，并对辽阳城的经营给以极大的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率军占领辽阳，第二年即下令修筑辽阳城，并迁渤海国民众充实辽阳，将辽阳称为东平郡，设防御使，大大加强了辽阳城的地位。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又将东丹国的都城连同民众一起迁到辽阳，同时称辽阳为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
当时称为南京城的辽阳规模宏大，周三十里，四面八门，设有南北二市，早南市，晚北市，每天南北客商云集，市声鼎沸。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又将辽阳改称东京，同时还设置辽阳府，统称为东京辽阳府。公元1116年，新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克辽阳，金袭辽制，仍以辽阳为东京，为国之陪都。同时又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辽阳，所以辽阳城不仅延续了辽时的繁华，而且更处于一种非常荣耀的地位。这种繁华与荣耀的具体标志，就是我们今天到辽阳见到的全国六大古塔之一的辽阳白塔。
辽阳在辽、金时代的这种独特地位，自然为“冮官窑”的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或说辽阳的繁华与荣耀更需要具备制瓷条件的冮官屯兴旺繁荣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冮官屯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没有“冮官窑”的时候，太子河还不是现在这个称呼，那时称衍水、大梁水、梁水。太子河的称呼似乎是和“冮官窑”一起诞生的，从诞生那天起，它们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太子河是冮官屯制瓷业的生命线，是它维系了整个冮官屯辽、金时代制瓷业的繁荣，这一点也是历史上著名窑场所必须的条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曾到中国瓷都景德镇考察游历，考察过后，他在给奥日神父的信中说：“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且汇合在一起，一条较小，而另一条较大，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这里水流流速大大减缓了，有时可以看到在这宽阔的水面上，并列着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每日都有无数的小船停泊。”他在这里说的那条大河就是景德镇的昌江，后来瓷绘艺人代指瓷都的那条河。从昂特雷科的描述中可以见出，冮官屯的地理地形同景德镇极为相像，尤其是河水。大小河网交错的太子河水系为冮官屯提供了“水土宜陶”的必备条件。因为水是制瓷业最需要的自然资源，有了充沛的水才能安装水车带动水碓粉碎瓷石，才能淘洗瓷土，才能和泥制坯。更重要的是，太子河还是“冮官窑”水上运输的大通道。想当年，以冮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尽是遍布的窑场，以至今天冮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冮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场，肯定还会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靠太子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船只驳运，转入辽河，出海或是进入关东腹地。从水上说，“冮官窑”具备了辽代其他“四京六窑”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河水之外，冮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场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冮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冮官窑得以延续近三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冮凉官屯是当年
中国北方陶瓷集散地
从现存“冮官窑”古遗址上看，当年窑场曾遍布冮官屯一带，太子河两岸方圆数里之地。这就足以证明，当时“冮官窑”的陶瓷产量一定是巨大的。这样，在辽金之交的二、三百年间，“冮官窑”以数量齐全的器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多种多样的窑口、规模巨大的窑场而成为“五京七窑”之一，成为辽、金时期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的瓷业交汇点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的集散地。
“冮官窑”烧成不用匣钵，而是在较大的圆形窑炉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这种烧法说明在当时窑业技术和降低成本上已有很大的进步。其产品以白瓷居多，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瓷、兔毫釉和三彩器。器型多杯、盏、碗、盘、碟、瓶、罐，还有小人、小马、小狗、骑士像和兽首埙、围棋子、油灯、纺轮等。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这些瓷器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瓷片断面呈米糠样，瓷化程度不高，或颗粒明显，基本烧结。白瓷色呈灰白或黄白，器表多施化妆土，其上施釉，但多不到底。大多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极薄，几如素胎。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光亮明显。酱釉呈酱红色，光泽明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少光泽。由于不用匣钵装烧，瓷胎和釉面受火部分往往挂有薄薄一层红黄油污，胎质部分尤为明显，这是“冮官窑”产品重要特征之一。“冮官窑”中刻花、划花的瓷器较少，白瓷黑花器的数量也不多见。但也有少量堪称精品的瓷作。如颇似定窑的白釉碗、剔粉雕缠枝花白釉碗和颇似建窑的兔毫盏与执壶等，都让人深感“冮官窑”绝不仅仅只生产大众实用器。如窑场里发现的兔毫盏和兔毫执壶，釉色精美，窑变瑰奇。兔毫釉因以铁作呈色剂，生坯挂釉，高温焙烧时部分未熔化的铁分离出来，密集结晶，于是在黑色釉上呈现出兔毛一样的金色丝纹。“冮官窑”中的这类产品，说明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器物使用上，自然也学南人样，品茶用起兔毫盏，将遥远的福建建窑工艺引入到了“冮官窑”中。另如小玩具中的兽首埙，做工生动可爱，多为酱色半釉。三孔，此物时人称为“三孔笛”，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响的玩具。“冮官窑”中的围棋子，多为无釉素胎，低温烧制。这种围棋子，与辽宁及其他地区辽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吻合，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籍草围棋”并非传说，围棋的普及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从冮官窑瓷作的写实造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其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冮官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独特的美学特征。“冮官窑”的繁华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八九百年，元、明、清都成了过程，一个空白的过程。我最为之叹惜的是当年的制瓷者没有留下任何姓名，更没有一丝一点的文字记载，只因为他们仅仅是民间工匠吗？据史料记载，辽攻占燕云十六州后，将定窑、磁州窑和山西大同浑源窑的大批窑工掠入辽境，为其生产日用陶瓷品。这其中，会有很多关内甚至南方的陶瓷工匠来到冮官屯，所以冮官窑的瓷器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特征。这些来自外乡的陶瓷艺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工匠之事，其艰辛的劳作自古以来就被列入“天下三苦事”之中：打柴、烧窑、磨豆腐。他们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艺术，从来都是受到忽视或者根本得不到承认。他们虽然为冮官窑的繁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被湮灭的命运。就是他们同时代所创造的瓷器，也只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才浮出尘埃，这还多亏了一位叫“金毓黻”的学者，冮官屯人的乡亲，是他才使冮官窑和它同时代的窑工们所制造的产品有了一个名称——辽瓷。
冮官屯烧窑制瓷工匠们的姓名虽然没有像他们创作的作品一样出土面世；为他们作品冠上时代之名的史学大师也遗憾地没有一睹冮官屯的地下宝藏，但这些都掩藏不住太子河边的工匠们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托起了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一段留给我们后人追寻与赞叹的繁华旧梦。
光绪瓷器价格居晚清瓷器之首的原因？
光绪瓷器的价格为何居晚清瓷器之首？这与当时景德镇瓷器烧制的复兴有重要的因果关系。同治十年(1871年)出生的光绪皇帝，其母是慈禧之妹，1875年光绪即位，慈禧仍然主导着朝政。1875年至1908年，光绪帝在位34年，在清朝十帝中仅次于在位61年的康熙帝和在位60年的乾隆帝，历史学者将光绪朝称为晚清王朝的回光返照期。因太平军和捻军起义被平息，光绪时期社会秩序相对进入到了一个所谓“同光中兴”的平稳期。瓷器生产方面，在光绪大婚、慈禧六十大寿、七十大寿等重要喜事的推动下，上行下效，烧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达到了乾隆以后的盛期。如光绪二十年，为慈禧“万寿节”烧制瓷器花费白银就达129963.435两。
从档案记载及传世器物来看，光绪瓷器基本上囊括了大部分的传统器型，既有仿古也有创新。清宫档案记载，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景德镇始终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瓷器烧制。瓷器研究专家认为，此时期烧制的慈禧御用“大雅斋”款官窑瓷器，是本朝比较少见的精品。常见器型有大缸、花盆、碗、盘、盒等等，“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器物上有“大雅斋”3字款，以及“天地一家春”“永庆升平”、“永庆长春”等闲章。装饰纹饰题材多样，以藤萝花鸟、鹭鸶莲花、葡萄花鸟等等最为常见。2002年北京翰海秋拍时，清光绪“大雅斋”款的黄地粉彩喜鹊登梅图大碗就拍出了15.4万元。
光绪时期景德镇仿古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乾隆以后的最高峰，仿康熙、乾隆两朝瓷器最多，以仿康熙青花瓷成就最高。有学者认为，仿古瓷的大量烧造，与上层社会对清三代瓷器的好古风尚相关。虽然是仿古，但是制瓷的手工绘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形成了本朝独特的艺术风格，纹饰丰富多彩，装饰华丽生动。《饮流斋说瓷》中有“而光绪近年仿康、乾诸制往往逼真，鱼目混珠，识者憎之，然不能不谓其美术之精进也”的记载。有研究者指出，光绪朝仿乾隆粉彩瓷的器物胎釉细致缜密，工艺精湛，最具代表性的是粉彩九桃大瓶、百鹿尊等琢器。此时期新创烧的器型也不少，比如秋操纪念杯、云蝠赏瓶等。釉彩方面仍以粉彩、青花及单色釉为主流，也出现不少新釉彩品种，如浅绛彩。光绪朝瓷器的款识种类也居晚清几朝之首，除常见的干支年款外，堂名款也较多，其中以“长春宫制”、“一善堂”、“慎德堂制”、“退思斋”、“春怡堂制”、“甘泽堂制”等款识的瓷器制作较精。
粉彩、单色釉瓷之外，历年成交价最高的光绪青花瓷器也超过了百万元。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高40.7厘米的青花“天下第一泉”字坛以96万港元成交。这种盖罐早在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时，曾创下55万元的成交价。盖罐盘口，短颈，溜肩，圆腹，圈足，足内青花书“大清光绪年制”楷款。有意思的是，盖罐的肩部以篆书题写“天下第一泉”4个大字，罐腹以青花书馆阁体乾隆御制诗《御制试中冷泉作》全文。有藏家认为，当时这种罐是为慈禧饮水而烧制的，所盛的泉水是每日从北京西郊玉泉山运来的。当然，这仅是现代人根据记载的一种推测，但却给这种瓷器平添了些许传奇。
光绪瓷器存世量大，近年来上拍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据笔者大略统计，中国市场历年成交价超过百万元以上有十余件，大部分都在近两年创出。有藏家认为，嘉道以后，光绪瓷器因为量大，收藏起来比较容易成专题，将是未来晚清官窑瓷器收藏中的一个潜在热点。2010年北京地区拍出了3件超百万元瓷器，器型都较大。北京保利秋拍1对清光绪御制黄地粉彩百鸟朝凤大瓶以246.4万元居历年之首，对瓶高140厘米，原是民国时期上海巨贾叶澄衷之子叶贻铨旧藏品，后归上海友谊商店。该公司春拍还以109.76万元拍出一组美国藏家旧藏的六扇屏清光绪仿珐琅彩二十四孝瓷板。北京翰海秋拍，底书“储秀宫制”篆书款的清光绪黄地彩云龙大盘以112万元成交。近年来，较好的光绪瓷器价格大多在六七十万元。
解析瓷画作品的生命新意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气象更新的发展，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艺术的影响及冲击。如何满足现代人们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同时为后代留下新的精神财富，一些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也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的青花瓷，用中国水墨绘画艺术展现在中国的瓷器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新的载体艺术，艺术家也有了更广阔的创造空间，是现代陶瓷与绘画完美的结合表现形式，瓷画作形成别具一格的自然之美，不仅得到名家们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藏家的追捧和关注。
近几年拍卖场的新宠———中国书画家画瓷专场，每次亮相都有不俗的战绩，无论是从成交额，还是成交率，都次次刷新着瓷画作的历史新貌。早在2008年，著名画家范曾的“老子演义青花画缸”就以134.4万元成交；2009年王锡良粉彩《黄山四千仞》瓷板拍出了782万元；而在今年5月的嘉德拍卖中，王大凡《禹王治水图》粉彩瓷板更是拍出了920万的高价。
瓷画作的拍卖成功和屡屡走高，对于鉴赏者、收藏家和投资者都是具有十足分析意义的，得到市场追捧和高度认可的通常都具有相应条件，但对于它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也需要细细解析的：
一是实力派艺术家的作品表现稳定上升，他们在各自领域已形成具有独特面貌艺术风格，有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本身作品已被艺术界和收藏界认可。
二是一件成功的瓷器作品除了画家的艺术风格外，陶瓷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瓷胎的制作和挑选是重要的基础保障。景德镇的瓷器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从制作素胎到施釉经过几十道工序之后才能烧成一件完美的作品，优质的瓷胎也并非每件都能烧制成功，所以艺术家精心创作的作品还需窑中的把控和经验，才能留下完美的艺术品，从制胎到成品出炉实属来之不易。所以懂得收藏的人不只是留意艺术家其人和画本身，还会仔细地观察瓷器烧的是否剔亮，颜色是否纯正，整体有润味，更趋于完美。
三是陶艺家制瓷和书画名家画瓷都是艺术创作，各有所长的一面，一样的载体但是体现的是不一样的艺术风格，二者同样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具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等资格的陶艺家制瓷本身就具有更珍贵的意义，结合名家绘制，更是锦上添花，寓意丰富。
四是名家瓷画作打开了中国瓷器艺术的新风，充分展现了中国瓷器艺术品的魅力，提升了瓷器审美价值。但也并非每个名家的艺术风格都能和瓷器良好地结合，这需要更多的实验和探索，才能做到即有传统的中国笔墨精神，本身又是很好的艺术创新。对于当代中国陶瓷创作十分重要。
独树一帜的钧瓷艺术文化及影响力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条件下烧制出窑变铜红釉，并由此繁衍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等多种窑变色彩，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青蓝错杂，红紫掩映，宛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的一片彩霞，五彩渗化，交相辉映。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等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微妙之美。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珍珠点、兔丝纹、鱼子纹、蟹爪痕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类翠似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确有巧夺天工之美，在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钧瓷的釉料配方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瓷那种单纯的以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的传统，采用了以铜、铁、磷、锡等多种元素，分别配釉，分层挂釉，加上独特的窑变工艺，即火的艺术，使钧瓷的釉层结构变得复杂。经过用光学仪器观察的结果显示，钧红釉系多层结构，大约分为四层：靠近胎体的一二层与天青釉的结构相同，天蓝釉的上部界面出现起伏很大的波浪形，并有许多气泡；第三层则是不连接交错的紫红层；第四层为表面层，是比较整齐均匀的铜氧化层，即淡蓝色层。这样的釉面结构，对各种光波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反射，使釉层含蕴光莹，犹如宝石。釉层里的气泡对光线的搅动作用，使釉中的流纹变幻无穷，形如流云，灿若晚霞，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由于铜在高温下的挥发作用，工艺上较难控制，烧制出色泽质量好的制品更为不易，所以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瓷器历来都被视为珍品。相传民国时上海大收藏家潘子良曾有葵花式花盆残片标本，有人出过高价买去当作宝石镶嵌戒指。近来也曾在古玩市场见到有民国时期制作的挂屏和座屏，中间镶有宋、元时期的钧瓷残片，一般为天蓝釉带紫红斑，国内的收购价一般为单件数千元，但遇到的机会已不多见。这种以带有紫红窑变斑的钧瓷残片做装饰物的出现，更为直接地说明了钧瓷窑变釉的烧制不易及其弥足珍贵。
钧窑瓷器丰富多彩的铜红窑变釉的成功烧制，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一览无余的单色格局，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内容，并为以后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国青瓷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受钧窑瓷器铜红釉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启发，南方地区的许多名窑在元、明、清时期相继生产出了高质量的名贵铜红釉，如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著名的宝石红、霁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等新品种。虽然其色调和风格因胎釉成份，烧成温度和气氛以及施釉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不能就此否认钧窑铜红釉的成功运用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和积极作用。
五大名窑瓷器的影响力
[摘要]: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而由于其传世精品主要保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尤以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为主。专家指出，能够流通于收藏市场上的五大名窑瓷器便是凤毛麟角。每每出现，必会惊起顶级藏家的一番“厮杀”。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而由于其传世精品主要保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尤以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为主。专家指出，能够流通于收藏市场上的五大名窑瓷器便是凤毛麟角。每每出现，必会惊起顶级藏家的一番“厮杀”。
“汝、官、哥、钧、定”，从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的传世器极为稀少。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冯小琦告诉记者，五大名窑传世珍品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国外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所收藏。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
记者了解到，尽管世界上的博物院数以千计，但能藏有宋汝瓷者不足10家，这几家博物馆的馆藏汝窑传世物总计为67件，也有说法认为不足百件。台北故宫是汝窑瓷器最集中的地方，现有21件，其余则存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
冯小琦指出，除了汝窑瓷器外，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所存的官窑瓷器加起来有几百件，哥窑瓷器也有几百件，定窑瓷器的数量则稍多一些。
事实上，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华辰拍卖总经理甘学军告诉记者，五大名窑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业内有说法认为，博物馆的等级高低也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每件至少200万美元
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的口碑广为流传。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
华辰拍卖总经理甘学军告诉记者，由于五大名窑瓷器传世品大都已经归入世界各大博物馆或者顶级藏家手中，能够流通的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稀少，且主要在欧美市场出现。
对此，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也表示，大陆拍卖市场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五大名窑的身影，“乾隆很喜欢五大名窑瓷器，但从乾隆朝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是到处收集。”
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也是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流传有序，被香港知名收藏家徐展堂斥重金收入囊中，“而目前在欧美流通的五大名窑瓷器拍卖价每件应不低于200万美元。”刘尚勇告诉记者。
事实上，近两年中国大陆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中国瓷器也在国际拍卖市场上频频爆出天价，尤以雍正、乾隆时期的彩瓷最为突出，突破亿元大关的大都为乾隆彩瓷。相比之下，五大名窑瓷器的拍卖价格并不是天价。
对此，甘学军解释，这种拍卖价格的不同受到目前收藏风尚的影响。尽管五大名窑瓷器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但国内藏家的收藏品味偏向于明清官窑，尤以雍正和乾隆官窑为主，“国内藏家喜欢色彩艳丽的审美。”
与此同时，国内高古瓷器市场有很多法律限制。为了避免盗墓猖獗，高古瓷拍卖是受限的，由此国际上对五大名窑瓷器的投放量也有限。
各个价值连城解读宋代五大名瓷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着称于世。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红等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的烧制技术复杂，还原程度难控制；加上古代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钧瓷珍贵可见一斑。唐玄宗曾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着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曾被做为国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宋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排在首位。
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为宫廷贡品，产品胎质细密、坚薄。因胎土中含有微量的铜，使胎色呈现“赤色”，又叫“铜骨”。其釉色有天青、天蓝、粉青几种。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
汝窑作为御用之物，由于工匠们不惜成本以玛瑙入釉，使其釉色显现独特的天青色，釉面莹润似珍珠、如美玉，纯净高雅，内敛含蓄，体现出高雅的皇家之气，尤其珍贵，在北宋时已达巅峰。清雍正前后有仿汝器出现，然而仿造者只重釉色，胎骨呈白色，造型也不及宋时古雅大方。汝窑瓷器一般都较小，盘、洗、碗等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的极其个别，超过30厘米的几乎没有，故有“汝窑无大器”之说。
汝窑烧制时间只有20多年，传世真品不足百件，可以确知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约10件，全世界收藏有汝窑瓷器的博物馆不到十家。
今年3月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吸引了全世界藏家的目光。这件汝窑洗，直径13.5厘米，小巧朴雅，色质绝佳，较为罕见的六瓣葵花造型，最终以1.85亿港元的价格落槌，创出了汝窑拍卖的新纪录。
上图这件汝窑莲花式温碗为十瓣莲花造型，淡蓝的色调，端正的外形，流露出一种典雅高尚的美，是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呈现中国瓷业理想的典范，是一件全世界仅存的孤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宫廷御用、“淡天青”、“蟹爪纹”为人熟知。其器形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等；“淡天青”这种冷暖适中的色调以其素雅清逸，适应了北宋时期上层社会所推崇的“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
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具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传世作品少，令人惊叹的纹裂美着称。传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陷，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着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寻找，2004年5月，哥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张公巷发现。
定瓷为五大名窑瓷器之一，民窑。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白色最为名贵，《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瓷还有个显着的特点是淋釉，俗称泪痕。
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称为定窑。
哥瓷五大名窑瓷器之一，哥窑产品的最大特点是，釉面有许多浅白的细小裂纹，称为“百圾碎”。哥窑瓷器非常珍贵，据统计，全世界大约只有一百余件，而且哥窑窑址至今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
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称“百圾碎”或“龟子纹”)；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紫砂壶新的生命与发展空间
紫砂壶之紫砂泥不属于哪个时代，也不属于哪个单位，它是大自然的恩赐，是宜兴人脚底下有限的矿藏资源，这块宝藏并不应该到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完全挖净。可惜，前十几年的无序开挖、流失浪费，导致了眼下的紫砂矿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已不尽人意了……
一把紫砂壶的价值，除了材质以外，就应该是造型的思想层面和精神内涵。设计一个造型，不仅需要付出辛苦的劳动，更需要的是设计者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底蕴、美学修养、造型经验、个性思维等综合知识的高度。因此，设计一把茶壶不容易，设计一把优秀的壶更不容易！而模仿一把壶就显得太简单了。至于施工制作，就连工匠也能完成。历史上，真正有成就的高手，往往并仅仅在于他们的施工技巧，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思想和修养；他们的创作设计水平。当然也并不是说制作工艺不重要，如果一只好的造型，没有良好的技术来完成制作，也无法体现其完整的精、气、神。但相对来说它远没有设计一件造型那么重要，那么需要学问。其实这个道理和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完全是一致的。
众口皆碑的陈曼生，他在紫砂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他并不会动手制作，但他所设计并镌刻的茶壶，堪称历史丰碑。当年陈鸿寿是真心喜爱紫砂，他绝不是为了获得金钱利益而亲近紫砂、用心设计、新手铭刻。因此，陈曼生介入紫砂，是以杰出的文化学养和个人爱好，注入了紫砂壶以新的生命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