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光鉴别新老瓷器。
为了便于理解，以实物为标本，从现代开始至西汉时期划分了十二个阶段。比照实物观察，比较真实地描述出各时期的釉光变化现象。
3、清代中期的瓷器：釉面熟旧程度增加，表光仍然明亮，放射耀眼及游离程度比清末微见减弱。内光聚集增加，飘浮程度比清末微见减弱。
5、明代中早期的瓷器：釉面陈旧感增加，表光明亮度及放射耀眼游离程度比明末都有所减弱。内光比明末更加聚集，飘浮有所减轻。
7、南宋瓷器：釉面古旧感明显，表光比元代更加疏散，放射耀眼、游离程度比元代明显减弱。内光更显下沉，飘浮现象比元代更见轻微。
9、唐代晚、中期瓷器：釉面古旧深沉，表光稀薄，放射耀眼及游离程度微弱。内光浓厚下沉，飘浮现象极轻微。
11、东汉时期瓷器：釉面古老陈旧，表光极微弱，内光深度下沉。
以上釉光变化情况表述，是根据一些所藏实物观察所得。因五代、南北朝、晋、三国时期没有实物，因而空白没有表述。根据年代情况分析，五代晚期瓷器釉光应与北宋接近，早期与唐代晚期相接近；南北朝与隋代接近；三国时期应与东汉相接近。
编辑推荐
“官钧”瓷器的年代之争
明代方流鸡心扁壶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许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在河南禹州去年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官钧”瓷器“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翔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 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文中提到的“方流鸡心扁壶”是明初梁庄王墓发掘品，这个同样造型的钧窑壶和高足杯这次都属于被抓实了的证据。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即使不是最终结论，离真相也也越来近了。官钧的问题外国人早就提出来了，国内对以前河南的考古发掘有不同意见，认为地层分得不细，现在看来当时是把不少明代的白地黑花瓷都算作宋代地层出土，这次钧窑窑址出土的钱范被指出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古人的伪作，真相终于慢慢被揭露了出来。
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变化
青花瓷器的工艺，不仅体现出当时的生产条件、生产方式、自然状况、人们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还从中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因此，可从胎釉、造型、青花料、纹饰等几个方面探讨和鉴定明早期各时期民窑青花瓷器。
一、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胎、釉
洪武时期民窑青花瓷胎质疏松，烧制的瓷化程度不强，因窑温掌握不好，器物常有未烧透的空隙。官窑民窑皆如此。胎色米灰色或米黄色。洪武时期罐、瓶、盘、碗等器物大多为砂底，并带粘砂，大盘等较为大件的器物足底往往有窑红和分散着许多黑褐色铁质斑点。瓶、罐都是对节成型，底足部留有较为明显的修坯痕和粘沙现象。足内和足墙部涂刷一层釉浆水，因而产生俗称“火石红”或“窑红”。元代早期瓶罐内壁不施釉，元代后期及洪武时期，内壁有施釉，但施釉不够均匀，显露有旋坯痕，呈枇杷黄，浆水涂刷痕迹。洪武瓷器底足常带乳丁或鸡心底，是元代工艺的遗留。器足内墙呈斜坡状。底足根部平切，边宽，碗心有涩圈，有的无涩圈。洪武器物的釉可分两种：一是发青的灰白釉，这些是胎釉白度不够而产生的现象。另一种是卵白釉，釉厚且浑浊。大多器物的釉面出现较为明显的开片，釉密度显得疏松。青花底釉呈影青的瓷器，大多为元末明初。
永乐器物胎体轻薄，胎质细白。永乐时期胎土淘炼的精细，胎里的杂质较少，因此，器物胎壁普遍比其他朝代的薄一些。有些薄胎器物达到了似乎只有瓷釉不显瓷胎的地步。永乐由于讲究修胎，永乐时期瓶、罐的接胎痕迹不明显。大盘多为砂底，但已与前朝的砂底不同，很少有粘砂现象，器底细腻光滑。小件盘子的盘心大多内凹，盘子底通常施釉，但施釉不均并且留有积釉痕。这时期有仿定窑的包口，有的器物是檀香口或芝麻酱口。此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器物平切的足根比洪武时期的狭窄，洪武时期足根宽平。甜白釉是永乐时期的代表作。青花瓷器的釉面总体泛青白，但要比元代的减弱，釉的白度增强。民窑青花用的多是国产料，青花清淡发灰。永乐时期釉面总体来说均匀细致为突出特点。
宣德时期用的瓷土称为“麻仓土”，制造的器物胎质细腻洁白，因此，宣德瓷器的分量要重一些。宣德的工艺没有永乐的精细。胎土掏炼的没有永乐时期的精细，所以器物露胎骨的有些呈现氧化铁红色斑点。瓶罐的接痕比较明显，大瓷盘的砂底与永乐相比较粗。器物的足根更圆润，盘碗带底釉的增多。永乐和宣德时期的盘、碗都有一个特征：旋削坯时特意从盘心向下多挖一刀，盘腹和盘底结合部形成一圈浅浅的台阶，业内称为“月亮底”。另外，这两个朝代的碗也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挖足时有意向上深挖一点，也就形成了“挖足过肩”的现象。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尽量减少底部的厚度，在这一时期的碗盘类中非常普遍。宣德器物的釉面相对永乐时期的略厚，釉色白中泛青，釉面大多呈现桔皮纹。
二、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造型
洪武时期民窑青花瓷敦厚饱满，器型大多显得较厚重。常见的有碗、高足碗、盘、梅瓶、玉壶春瓶、执壶、荷叶盖罐(图1)、军持等。宋、元时期常见的折腰盘，洪武前期盘腹较深，介乎盘碗之间。折腰部位折弯生硬，底部厚重，圏足较小，圏足中心常留有大小不等的乳凸。底部都不施釉。此时的折腰盘部分采用叠烧法，盘心有环形涩圈。洪武后期折腰盘的腹部逐渐发展变浅。玉壶春瓶颈与元代相比增粗，下腹饱满，圈足扩大，荷叶盖罐口外撇，罐肩丰圆，器足外撇。
永乐时期民窑青花瓷优美清秀，大件器物很少见。永乐器物常见有盘、碗、杯、高足碗、高足杯(图2)、瓶、罐、高足碗等。还有僧帽壶、执壶、玉壶春瓶等品种。还有青花水注、花浇、漏斗等，源于伊斯兰文化。如盘子的圏足较高并且内敛，盘底部下榻，盘口沿略微外撇。碗的圏足比较大，碗口略像外撇，碗下腹部转折生硬，弧度较小，腹部显得较深。另外，还有一种造型的碗：口沿较直，圏足较高，碗底心呈下凹尖形如同鸡心状，称为鸡心碗。
宣德时期器物的品种比永乐时期丰富了一些。除实用器盘、碗、高足碗、葫芦瓶、天球瓶、扎斗、执壶、香炉、背壶瓶、梅瓶(图3)等。宣德时期梅瓶有外卷口和平口两种，并且口有大小之分，颈稍长，梅瓶器身较丰满，器底为砂底，梅瓶分大中小。还有观赏器蟋蟀罐、鸟食罐、绣墩、鱼缸等。
三、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青花
洪武瓷器使用国产青花居多，也有部分用元代留下的进口青花料。进口青花料发色浓艳，蓝中偏紫，色调深沉而明亮。洪武还有一种青花器物发色灰暗，蓝中偏灰、少数泛黑褐色，色调发暗而滞涩，这种青花器物的青花料用的是杂质较多的国产青料，另一产生的原因是因底釉浑浊泛青。中后期青花色调有浓重的，有的也显得清淡。
永乐这一时期青花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和国产料，还有用二者混合的钴料，青花的颜色浓淡层次明显，更能渲染画面，因用苏泥勃青料，青花往往出现蓝黑色的结晶斑。青花的品种有：白釉青花较多，还有青底白花、黄釉青花、外豆青内青花、外祭兰内青花等。
宣德时期，由于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和国产料配合成熟，青花画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渲染。宣德青花品种有白地青花、青花白花、黄地青花、外豆青内青花、外祭兰内青花、青花抹红、青花暗花等。
四、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纹饰
洪武时期青花瓷器的纹饰，既保留了元代青花瓷器的某些特征和装饰图案，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元代纹饰层次较多，洪武时层次减少。纹饰布局由多层繁密变为简洁疏朗，绘画由写实走向写意，逐步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大多绘画技法是一笔点划画法，起笔青花颜色深，收笔颜色淡；器物图案布局疏朗有致。洪武青花瓷器的纹饰题材广泛：有兰、菊、莲、鱼、蝶、螺、熊、水草、松竹梅石，有八宝、卷云、山水、盘长、缠枝吉祥纹，还有自然景物写意，以及草书的福、寿等文字。辅助图案有水波纹、点纹、三角纹等。洪武时期青花器有特色的纹饰：一是花卉纹。包括缠枝莲花、缠枝牡丹花、缠枝菊花等，用实笔写意的技法寥寥数笔，浓墨重彩渲染出花卉的主体，以流畅圆润的笔法，画出细细缠绕的枝蔓。花叶与元代也有所不同，元代时“大花大叶”、“叶大于花”，洪武时花叶逐渐趋于实物比例。元代叶子呈葫芦形状，叶外框白边。洪武时叶子呈剪刀形、钉螺形。明洪武器物叶子呈△形排列。图案突出主体又灵活生动。二是草书“福”字(图4)。通常在碗、盘的内心，以草书书写青花“福”字，字周围有的带栏圈，有的不带栏圈。“福”字书写均圆润有力，遒劲潇洒。“福”字纹在洪武青花瓷器中较为常见。三是山水云气纹。一般绘画在碗的外壁，而碗心草书书写“福”字，有的碗心画一丛兰草或折枝花卉。碗外壁画大片团形云气纹，缠绕交织，连绵不断。在云纹中若隐若现远山近水，山水与云相连。山水云气纹基本画在碗外壁的上部，下部留出大片空白，两者之间用一道弦纹隔开。整个画面简洁明快并有升腾飞动之感。
永乐民窑青花瓷借鉴了官窑青花瓷的一些图案纹饰，使这一时期的民窑青花瓷上图案内容丰富。永乐时期民窑青花瓷上的纹饰一般以粗细线条相间，纹饰柔美流畅。绘画出的内容既丰富又潇洒飘逸，画面充满活力和灵气。总之，永乐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图案丰富多彩，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风格。常见纹饰有：缠枝莲花(图5)、折枝牡丹、折枝菊花、梅花、水草(图6)、鸳鸯、花果、蕉叶、百合、荔枝、葡萄、、麒麟、绶带鸟，以及各种神仙故事：麻姑献寿、西王母上寿等。草书向楷隶发展。永乐时期的绘画也有其时代特征，如牡丹花下侧各飘出两、三片尖花托。现简要介绍几种永乐民窑青花瓷器上常见的纹饰：一是草书、隶书“福”、“寿”字，基本保留了洪武时期的文字特征，永乐后期，大多字体由草书转变为隶书，字体浓重有力。二是月影纹，这种纹饰始于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代。永乐后期到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常用此纹饰作为装饰内容。一般用实笔写意的技法画在碗、盘的内中心或外壁。描绘出一勾新月悬挂在空中，映照着挺立怒放的几枝梅花，画面充满冰清玉洁的高雅意趣。三是麒麟杂宝纹，这种纹饰一般绘画在永乐后期的盘类的器物内心。麒麟象征着祥瑞幸福，画面中的麒麟或昂首奔跑，或回首蹲卧，还有表现为回首奔跑状。麒麟背部、肩部一般装饰飘动的火焰纹。麒麟周围环绕着火珠、海螺、灵芝、如意、方胜等象征吉祥平安的杂宝纹。还有一种在透明白釉下印刻出细密的海涛纹，映衬着神采飞扬的麒麟纹，画面形成强烈的动态美。
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基本继承了永乐时期的纹饰特点，但在绘画笔法上比永乐时期显得更粗犷和豪放。线条流畅，图案丰富，画面豪放疏朗，绘画技法采用一笔点画法，还有一部分采用勾勒渲染的绘画方法。纹饰有福、寿、海水、龙凤、云凤、鱼纹、灵芝、蕉叶、卷草、兰花、奇石、牡丹、麒麟(图7)、怪兽、宝相花、松竹梅、枇杷、缠枝莲，束莲等。宣德以前，器物上画花鸟和人物较少。题材有岁寒三友、王母骑风、庭院仕女(图8)、琴棋书画、仙人骑鹤等。道教题材的故事也反映在画面上。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较有特色的纹饰：一是高士图(图9)，大多绘制在盘类的内心，绘画采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云彩烘托出一轮明月下，一个文人(高士)抄手盘膝跪坐。旁边画有山石、兰花等。画面显得超凡脱俗，雅逸宁静。二是鱼乐图，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上此纹饰出现的较多，喻意年年乐有余、富贵有余。宣德官窑中也有“鱼乐图”，但官窑“鱼乐图”画面规矩呆板，呈图案化。而民窑青花瓷器上的“鱼乐图”绘画的活灵活现，绘画的鱼儿穿梭游离在水草、浮萍、莲花之间。画面显得生机勃勃。三是花卉纹，宣德民窑青花瓷器上的花卉纹饰全面继承了永乐时期的花卉纹，只是宣德民窑青花瓷器上的花卉纹在绘画笔法上比永乐时期更加豪放。画面随意而自然。这时期有的纹饰图案添加了许多辅助纹饰，纹饰显得层次多而且繁密。这些绘画特点也是宣德时期纹饰装饰风格。
-我国的青花瓷器自唐代中晚期创烧以来，经宋代的初步发展，到元代已相当成熟。至明代初期永乐、宣德年间，我国的青花瓷器可谓达到黄金时期，而其间又首推永乐年间新创的青花压手杯。青花压手杯，早在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撰写的《博物要览》一书中就有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米粒，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
瓷器的历史
一、 汉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瓷器的起源
名窑：越窑
器器型和造瓷工艺：青瓷、瓷罐的出现
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隋的瓷艺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瓷壶、瓷瓶、瓷尊、白瓷的出现
三、唐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中国开始出口瓷器
名窑：长沙窑、陶窑与霍窑、刑窑、耀州窑、磁州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唐三彩、瓷盒、执壶、花釉的出现
四、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的瓷艺
名窑：柴窑
五、宋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宋代的瓷器综述、宋瓷的出口、景德镇建镇
名窑：龙泉窑、湖田窑、五大名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青白瓷、玉壶春瓶、窑变釉、葫芦瓶、提梁壶、注碗、胆瓶、梅瓶
六、元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元代的瓷艺综述、元瓷的出口、景德镇设“浮梁瓷局”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卵白釉、青花瓷、釉里红、多穆壶、蓝釉、僧帽壶、法华彩、觚
七、明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明代的瓷艺综述、明代瓷器的外销
名窑：御器厂、德化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红釉、甜白釉、永乐瓷、三彩、宣德瓷、天球瓶、黄釉、成化瓷、斗彩、红绿彩、牛头尊、嘉靖瓷、
五彩、万历瓷、将军罐、象腿瓶
八、清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清代的瓷艺综述、清瓷的出口、“官搭民烧”制度
名窑：郎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棒槌瓶、康熙瓷、油锤瓶、凤尾尊、太白尊、粉彩、观音尊、珐琅彩、马蹄尊、雍正瓷、灯笼瓶、墨彩、赏瓶、乾隆瓷、贲巴壶、盉式壶
九、近代的瓷艺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帽筒、浅绛彩、洪宪瓷
市场的变化或将引起陶瓷企业的变化
陶瓷，有着千年的历史，绝对是世界级的“老司机”。今天老司机遇到了新问题，企业该如何抉择是个很
手且迫切的问题。上周有企业主动关停，有人非议，个人挺支持的，与其度日如年真的不如关停结算，这也是老司机遇到新问题的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
未来的市场基本属于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品牌：
一是拥有优质资源，比如大家都有的生产线，能生产优质产品、成本领先同类、转变生产便捷高效、环保能效，这才是优质资源；
二是产品领先，包括产品本身、产品的使用组合效果和成本、产品与建筑和消费模数的配比、产品的价值和价格的消费认同度等；
三是优势领域更强，在某一领域做到绝对的领先，不是全部领域居中或领先；
四是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
五是管理团队组合具备互补性和使命感；
六是能调动的资源较多、管理的效率较高；
七是达到一定的年轻化程度和消费活跃度。
环境在变，市场在变，渠道在变，消费在变，陶瓷企业内部环境也在变，走出去就有活路。这是这几天聊天大家普遍的共识。走出自我认知，走出传统经验，走出过时模式，走出原有人与人关系，走出经验式决策，走出昨天的赚钱方式，才能走向明天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1949年全国得到解放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整个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至1955年，醴陵釉下彩瓷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这一釉下五彩名瓷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器解放前整整二十年停止了生产，因此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才在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失业还家务农近二十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吴老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后辈，通过与唐汉初一起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釉下五彩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烧造工艺上讲，进行了种种改革，如柴窑改煤窑，三烧制改为两烧制等，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从题材内容上讲，过去多采用花卉装饰，而现在的彩饰题材却是博采万物，诸如花鸟、山水、虫鱼、人物、走兽和传统题材中的龙凤、历史故事以及书法印章等，无不反映在釉下彩瓷的装饰中。从装饰手法上讲，除了在勾勒的功力上较之过去的最高水平不免还稍有逊色外，其余在纹样的构成，色彩的处理、操作的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彩绘设计人员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艺术，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纹样，使釉下五彩的装饰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陈设瓷，还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各种日用器皿。这些产品，有的被选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有的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年来还有不少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艺术展览。并多次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华发展民族增添了光彩。
青花瓷器的高潮年代——明朝
瓷器是品味的象征，也是艺术的体现，家中书房摆一件明代的瓷器，就轻易的把我们和遥远的明代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明朝是一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艺术的高峰期。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独特斗彩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
万历极致五彩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永乐三奇宝
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佳士得专场推出三件稀有的永乐重器上拍。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绶带耳扁壶，结合了中西方的艺术风格，形制源自伊斯兰地区的器物，造型隽雅和谐，纹饰优美独特，估价逾2,000万港元(Lot1664)。壶身绘有莲花和从奇石中萌发的花草，婀娜曼妙，图案布局对称，花叶枝条作喷泉状向上散射蔓生，并饰以伊斯兰装饰风格的不规则图案，这些图案常见于伊斯兰地区的彩绘砖和金属器，以及某些《可兰经》典籍的皮革扉页。
明永乐青花缠枝葡萄纹执壶，造型挺拔，青花浓艳，在执壶的颈、肩及壶嘴饰以缠枝灵芝纹。壶腹开光内绘折枝葡萄，硕果累累，藤蔓缠绕。开光外饰折枝花纹，近足处饰蕉叶纹，足墙饰海水纹。这是现存唯一以缠枝葡萄为主题纹饰的执壶，为传世中的孤品，殊为珍稀，极具收藏价值(估价:700万至900万港元，Lot1662)。
另一珍品为明永乐青花葡萄纹菱口盘，釉光莹润如玉，青花发色艳丽，盘心绘折枝葡萄，枝叶翻倦，藤蔓缠绕，硕果累累；外壁饰灵芝、牡丹、菊花等十二组折枝花卉。永乐青花纹饰明显地较元代疏朗，描绘手法趋于自然、写实。此器所绘的葡萄纹饰，画工独特，带阿拉伯风情，应是为出口中东专门烧制的，在伊朗阿德比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都有收藏(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Lot1661)。
茶叶末釉的历史文化
茶叶末釉是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重要的品种之一，属高温黄釉，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由于釉吐灰绿，俨如茶叶之色，故名。釉呈失透的黄绿色，在暗绿的底色上闪出犹如茶叶细末的黄褐色细点，古朴清丽，耐人寻味。古人赞誉说：“茶叶末，黄杂绿色，娇嫩而不俗，艳于花，美如玉，最美目。”质地细腻、造型新颖、工艺精湛、釉色鲜艳。
茶叶末釉是一种无光釉，产生于雍正时期，早在唐代耀州窑及辽金的磁州窑也有类似的釉色。但是，到雍正时，唐英把它和景德镇的白瓷胎结合到一起，发明了这种釉色。当初唐英定的名称叫厂官釉。茶叶末是《陶雅》一书中记录古玩商人的叫法。好的茶叶末釉很值钱，主要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从传世实物看，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品为多，并以乾隆时的烧制最为成功。茶叶末釉中绿者称茶，黄者称末。雍正时是有茶无末，乾隆时则茶末兼有。釉色偏绿者居多，有的上挂古铜锈色。因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常被用来仿古铜器，所以又叫“古铜彩”。
作为中国传统的温颜色釉品种之一，茶叶末釉以其外形颇似茶叶细末而得名，它是釉料中含铁﹑锰的结晶釉瓷。其釉色黄，而中掺杂着绿，在黄褐色的底色中散布着许多细小的绿色斑点。由于配方和制作工艺的变化，釉色不尽相同，故有蟹甲青、鳝鱼黄、蛇皮绿、老僧衣等品种。釉面多数呈半木光。
茶叶末釉始烧于唐代，当时的耀州窑曾大量烧制，唐宋时期，山西浑源窑和北方地区一些烧黑釉的窑场也有烧造。常见的产品有执壶、缸、钵瓶、罐、盏之类。而清代景德镇仿烧则十分成功，一跃成为名贵的色釉品种。景德镇清代烧成的茶叶末釉多数为琢器陈设瓷。从传世实物看，以雍正和乾隆时期产品为多见，雍正茶叶末釉偏黄的居多，乾隆茶叶末釉则偏绿的居多。
用体视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到，茶叶末釉实际上是一种结晶釉，晶体很小，呈黄绿色或黄褐色，主要分布在釉层表面，表面层下面是黑色底釉。X-射线衍射分析和透射电镜成分分析表明，析出的晶体属于辉石类型。辉石是一系列辉石族矿物的总称，其组成很复杂。由于组成不同，烧成后辉石的品种也不尽相同，颜色当然也不一样。古代茶叶末釉色调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于配方和烧造工艺条件的变化所造成的。
龙泉瓷器的历史
中国陶瓷考古界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早期的龙泉青瓷受瓯窑、越窑的影响最大。
瓯窑、越窑在东汉（25—220）时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向瓷器的过渡。而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四大窑系在公元3世纪以后才成系统。
那么，龙泉青瓷早期受瓯窑、越窑的影响，是不是这个时期？向前推到春秋时代成立吗？
这种推想似乎胆大以至狂妄，却又合理，而且可能源于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相争。一个名叫西施的绝色美女奉越王之命，卧底吴国，最终使卧薪尝胆的勾践一举打败吴王夫差，灭了吴国，演绎了一段千古传奇。
吴越相争的主战场不在龙泉，但这场战争却在龙泉城市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使封闭蛮荒的龙泉第一次走向了开放。
从来没有人把吴越战争与龙泉青瓷联系在一起。
据《龙泉县志》载，1988年，龙泉全县有姓氏二百九十三个。如此繁杂的姓氏，如果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移民，是不可想象的。
“中原汉族南迁后，汉人渐从江苏、江西、福建等省辗转迁居龙泉，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和金人南下，南宋朝廷偏安临安（杭州）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迁龙泉的人口大量增加。清初，避‘三藩之乱’，闽东北人口迁入龙泉西南乡不少。清雍、乾间，海禁初弛，商业复兴，江西广丰及浙江兰溪、永康、青田、温州等地商业手工业者纷至沓来，落籍特多，遂有‘江西老俵一个包袱一把伞，走到龙泉当老板’之说。”
这是1994年版的《龙泉县志》关于外来移民的记录。“1958—1960年，从丽水、青田、温州、文成、泰顺、平阳、瑞安、瓯海、永嘉、乐清、温岭、诸暨等县、市，迁来林业采伐工人达一万二千人（其中部队转业九百多人），携带家属五千多人。”“1964—1967年，迁入新安江水电站库区淳安县移民一千四百十二户，五千六百五十人。”“1965—1966年，从杭州、东北等地迁入‘小三线’工人职工及其家属九百人。”
“战争，催生了龙泉宝剑；战争，同时也催生了龙泉古城。”这是作家阙迪伟先生在《欧冶子将军庙前的遐想》一文中，对龙泉古城雏形形成的合理推想。文章中说，龙泉古城雏形可能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吴越争霸时期形成，而且可能是国家行为所致。这个时期，铁剑的出现正逐步取代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具有克敌制胜的绝对优势。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强国争夺霸主地位，从战略高度出发，选中了远离战场的越国大后方龙泉，利用当地丰富的铸剑资源和瓯江水运交通作为铸剑基地，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铸剑鼻祖欧冶子来到荒蛮的龙泉铸剑，肩负起统治者的霸主梦，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百越先贤志》记载有关欧冶子铸剑的资料看，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铁剑三枚……”当时的铸剑，应该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国家行为的大工程，用现在的目光看，在当时还没有出现火药，劳动工具又非常原始简陋的情况下，欧冶子哪怕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铸剑，必须有大量人手参与配合，才能行
不同时期古瓷器器型、纹饰的不同
器型方面，应侧重对器物造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仅举玉壶春瓶为例，自宋代始创以至晚清民国，历朝均有制作，而风格却代有变迁。如清雍正时仿明宣德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制作精工，但其余姑置勿论，仅造型一项的微妙差异亦可略见端倪。整体风格外，对于不同器物，还要从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器里等各个局部加以观察，看看各时代有何异同。若能经常把玩和测量古瓷的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十分有利。
纹饰方面，也同造型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题材内容、装饰手法抑或工艺技术，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表现，成为瓷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依据。例如明初永宣瓷器中的青料晕散和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后代仿品都不能准确再现。清雍正仿永宣器，常用复笔加重点染青花来刻意仿效宣青的效果，但因钴料不同，就无法克服色彩漂浮的弊病。又如成化斗彩纹饰中"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画人物衣纹不加渲染，表里不分，如著单衣。这些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仿造者所忽略。至于施彩工艺的演变，如成化斗彩中独具的姹紫色和不施黑彩；明代及清初红彩均为深枣皮红色；明代绿彩多显黄绿色；粉彩是于康熙中晚期才出现的；此类知识必须具备。另外，纹饰图案所表现的画风和笔法，也特别值得注意。如后仿清前朝珐琅彩、粉彩、五彩、斗彩等器物，运笔常显拘谨、稚嫩、生疏、滞断，或图案层次不清，无生动感。还有的纹饰过于细腻，亦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