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在当下，不少人对于陶瓷艺术作品有一个认识的误区：认为陶瓷艺术就是在瓷坯或瓷器表面作画。这无疑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近几年，陶瓷之都景德镇吸引了许多画家来画瓷，持这种意见的大有人在。一件真正意义上的陶瓷作品，应该是艺术与工艺的结合，艺术与料彩、土、火的结合。瓷不仅仅是一种创作媒介。一些国画界、油画界的“大腕”到景德镇画瓷，有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一个真正的陶艺家，不但要有非常好的绘画技能，而且还要掌握各种陶瓷工艺技能，如对青花料掌握的技能；粉彩填彩技能；高温颜色釉赋彩技能；煤气烧制窑变技能；烤花技能；各种不同尺寸瓶型、板材的温度控制技能等等。虽然烧制有窑火师傅负责，但是对于一个陶艺家来说不掌握自己创作的这类艺术作品的烧制温度和温度技巧变化，往往成功率很低。并不像在纸上、绢上或布上作画，成功与否完全在画家个人，火有其不可控制的一面，特别是对于高温釉的焙烧。
当代的陶瓷艺术家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只绘画，只作新彩画，釉下、釉中青花，或作粉彩勾线作品。这种陶艺家只注重对料彩的控制掌握，是知道怎样在瓷坯或瓷器表面上作画。第二种类型的陶艺家就是懂瓷绘而且懂得赋彩填色的工艺。比如作粉彩瓷板，画好后亲自填彩；作高温色釉作品亲自赋高温色釉。第三种类型的陶艺家是绘画、填彩、烧制全由自己完成，如烧制青花作品，亲自烤花，高温颜色釉瓷板、瓷瓶亲自掌握温度的升降时间变化，陶艺家要掌握作品的命运，必须争取做第三种类型的陶艺家。对于一个国画、油画家来说，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陶艺家，必须掌握料彩的各种工艺和火的神奇魔力。“火”对于瓷器的成功和艺术表现具有极大的影响。火的烧制效果还受到外界温度、湿度、天气、堆窑、产品的密度、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陶瓷艺术作品的价值是与作品本身的高度和深度相联系的。这个高度和深度是指文化的高度与深度、艺术的高度与深度、以及工艺的高度与深度。对于一个初入陶瓷艺术市场的收藏者来说，仅仅以画面的效果来确定价格显然是欠缺的，必须从文化、艺术和工艺多方面考量其艺术作品。如果避开其他因素仅从工艺制作角度来考量，釉下青花用料的难度要比使用新彩作画难，粉彩填彩工艺又难于青花用料和用新彩，而高温颜色釉的工艺效果又高于成熟的粉彩填彩工艺，因为高温色釉有不可控的一面，粉彩工艺在可控之中。
陶瓷艺术作品的文化高度和深度，是指作品的精神内涵。艺术作品要有作者个人的思想，陶艺家个人的思想深度决定作品的思想深度。陶瓷艺术的形式的美要打动人，给人以美的感动的就自然具有了艺术的高度。艺术好的效果不仅仅是美的表现，还决定于艺术境界，陶瓷艺术作品的高格调和高境界形成的艺术效果，即是艺术的深度。
陶瓷艺术作品的工艺高度和深度，主要表现为工艺的难度，不易被人掌握的工艺，或创造性的新工艺自然就具有了高度和深度。比如，能自如掌握高温颜色釉的烧控温度和窑变效果的艺术家就非常难得。再比如失传的珐琅彩工艺，谁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谁就掌握了这一工艺的制高点，其作品的价值自然就会很高，因为别人搞不起来。所以，对于任何一件陶瓷艺术作品，只要某工艺达到极致其价值都高，表现出的艺术效果也必然渗透其中。青花料层次分明，其厚重深沉处能力透瓷板；粉彩亮丽动人，入骨三分，立体效果跃然瓷上；高温色釉色彩丰富柔和，凝重奇妙，变幻莫测；新彩如水墨画韵感十足等等，相对于同类作品其价值都高。可以举一些例子，如：李菊生作品的高温色釉的工艺与生动的人物造型作了完美的结合；黄秀乾作品中境界的营造和工艺效果；陆履峻把青花的厚重发挥到极致；朱乐耕致力于高温色釉作品的研究；李晓聪粉彩山水绘画与工艺相融、相和的特点；饶伟华探索的人物创作和大面积高温色釉的艺术效果等等优秀的陶瓷艺术家，都走了一条扎实艺术之路，所以价值高。
在当今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陶瓷艺术作品的创作中，有两种倾向需要克服。一是注重书本和名人之作的临摹，缺少外出的写生；二是重视陶瓷固有特点的工艺锤炼，缺少绘画与工艺完美结合的探索。在第一种倾向的陶艺家中往往把珠山八友等陶瓷作品作为最高典范，或者把国画（包括历史上的经典）作为范本加以临摹。这必须明确临摹的目的。是单纯取画面？是寻找画面与工艺的契合点？还是把传统经典用陶瓷工艺更辉煌地复制到瓷器上，让人得到一种在绢或纸上找不到的感觉？从创作的主流来说，应该让陶瓷艺术作品走出书本，提倡陶艺家外出写生，让陶艺作品具有时代特点。
在景德镇，许多陶艺家简单地走现当代前辈们走过的路，这是没有前途的。近几年已有不少青年陶艺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用古彩工艺创作的作品，除了工艺上有别于粉彩、新彩、高温色釉外，其他没有特点，应该积极寻求古彩工艺与形式美的契合点，不能死守阵地。这需要年轻一代陶艺家去大胆实践，使陶瓷艺术作品的创作更丰富。从广义上说，陶瓷艺术作品的创新主要是指器形的创新，釉彩的创新，各种工艺的创新等等。而狭义的陶瓷艺术作品创新，是指用新的工艺创造出历史未曾出现过的精美艺术作品，如历史曾经为之努力而创烧成的祭红作品，珐琅彩绘作品等。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首要是完善和恢复明三代、清三代历史上最好陶瓷产品的品质，特别是在工艺方面的完善；第二，实现珐琅彩瓷的历史水准，把这一失传的优秀工艺继承起来。对陶瓷产品的认识，要从绘画的角度转移到绘画与工艺的结合上。并且，深化对陶瓷艺术作品的认识，不但是陶艺家的事，也是收藏家、陶瓷爱好者、市场经营者的事，甚至是文化美术官员的事。至今陶瓷绘画作品尚没有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能列入中国美术的一个分支，也说明它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陶瓷艺术作品有其神秘不可控之特点和独特的艺术美，应在当代各种美术形式大家庭中有一席之地。（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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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汝窑的几个问题（一）
汝窑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首先提到它的是北宋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在《高丽图经》中第一次提到“其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到了南宋时叶 在他的《坦斋笔衡》中写道：“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人周火军在《清波杂志》中写了一段据我看来颇值得质疑的记载，他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中的“宫中禁烧”这句话似有讹舛，或者当时人传抄时出了差错，果若是，则传世汝窑从何而来?所以说这“禁烧”的“烧”字恐怕是“卖”字之讹。在封建皇权时代如果宫中禁烧有谁敢抗旨行事冒诛九族之风险呢?而正确的原文应当是“汝窑宫中禁卖，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司出卖，近尤难得”。这样读起来文理较为通顺，也比较符合于历史史实。另外还有“唯供御拣退”的“御”字也绝非皇帝的代词，我们阅读古代的文献资料绝不能拘泥于字面的诠释，皇帝又岂能屈尊降纡地做拣瓷器的工作?那岂非笑话!更不符合于封建体制。古代的帝王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又怎能干这区区挑选瓷器的活儿呢?这是既悖于情理，又有乖于封建体制的行为，这是在宋代不可能有的事。然则这个“供御拣退”的“御”字又何所指呢?我们浏览过《宋史》的人都知道北宋朝廷有殿中省的建制，而殿中省有六大组成尚局”，即“尚仪局”“尚工局”“尚衣局”“尚药局”“尚食局”“尚寝局”。他们专司皇宫内府的饮食起居、出行狩猎，司礼服饰、医药保健，以及宗庙祭祀、殿宇园林修葺、宫廷陈设用品、清供古玩、餐饮用具等等的事务性工作，而在这诸多的事务工作中，有一专司陶瓷质量检验工作的官员，他的专业职称就名“典御”。而《清波杂志》中所提“供御”的“御”即“典御”的省略词。我们从《道光修武县志》卷十(百家岩题名)的一段文字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它是这样记载的：“政和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5年笔者注)秋七月二十五日典御太原王道醇车使怀孟，因往赭石口点检陶器。”这不是正好说明了“典御”即朝廷用来专门检验陶瓷质量的专职官员吗?《道光修武县志》的记载明确了周火军的《清波杂志》中“供御”两字的所指了。修武县在北宋时旧名怀州，也是北宋“当阳峪窑”的所在地。据当阳峪村残破(德应碑)的记载“……世利兹器，埏埴者数百家，资养者万余口”。这足以说明“当阳峪窑”制瓷工业的发达盛况了，所以朝廷才派典御官太原人王道醇出差怀州“当阳峪窑”去检查视察朝廷所需的瓷器。从《道光修武县志》中我们才知道原来宋时“当阳峪窑”也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这是我国历代瓷书所未曾见过的。这可能是由于“当阳峪窑”的产品工艺新颖、装钸技法创新，它创烧了一种刻划花并用技法，又有一种用多色釉剔划法非常典型。另外绞胎、三彩等颇具风格，故此朝廷派典御官前往点检，这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就在这“典御”两字上数百年来一直为瓷学家、鉴赏家们所忽略所误解，最为典型的要算是明代李日华的《紫桃轩杂缀》了，他说“汝窑以玛瑙末作釉，当时止供御，绝难得”，玛瑙末作釉没错，汝州却产玛瑙，《宋史》有记载“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但他误解了“供御”二字了，他认为“供御”即供给皇上，其实供给质检官检验其质量，他误解了。李日华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位博学通儒，仍出现这种误解，所以前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信勿我欺也。
在《中国陶瓷史》第285页上有关汝窑的论述：“《格古要论》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遵生八要》与《清秘藏》二书又据此加以引申说“汁中棕眼，隐起若蟹爪。”这就使人难以理解，棕眼本来是釉上的一种缺陷，小小的如棕毛大小的棕点，又怎能引起若蟹爪?高濂没有理解曹昭关于蟹爪纹的原意。因此错误的加以引申，以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读过这段议论以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曹昭蟹爪纹的原意呢?《中国陶瓷史》上没有说很遗憾。笔者对高濂这样的“出尘罗汉，住世真仙”的道德文章素所景仰，他学识渊博，文章经世，并精于考古格物之学，现我把高濂对汝窑的论述原文摘出:“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钉”。我再把曹昭的《格古要论》的原文摘录出来，写在下面：“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甚难得”。以上是摘录高濂和曹昭的原话。高濂的原话是“隐若蟹爪”但《中国陶瓷史》却变成了“隐起若蟹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濂所说的是釉下“隐纹，”而《中国陶瓷史》上所说的是釉上的“显纹”，这就误解了高濂的原意，难怪发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之感叹了。
汝窑棕眼的形成
棕眼是釉的一种缺陷，如果我们要求得到玻化后的釉面平滑均一的铺展在胎体上面，那前提是窑炉内必需具有始熔的较高温度，才能保证胎体内的盐基氧化物诸如碳酸盐、硫酸盐之类的分解氧化在熔融前及时排出，否则就会形成棕眼，缩釉点的出现，其原因是如果炉内始熔温度较低的话，胎体内的盐基氧化物不能及时得到分解氧化向外排出，而滞于体内，待到进入高温烧成时，仍在继续分解氧化向釉面排出，而形成大小不同的气泡向上顶撞而把釉的分子向四周挤压，破坏釉面的平滑而形成大小各异的棕眼、缩釉点，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由于胎泥的力捏不充分，胎体内留有细小的空隙和水份，受到高温汽化后不断地向釉面膨胀，造成棕眼缩釉点的出现，这就是汝窑釉面的棕眼缩釉点所形成的机理。
前不久《中国文物报》刊登了《宋汝窑古瓷亲历记》章，作者范围，文中写道：“其显著的一点就是有缩釉点，特别在一些器物的口沿部分缩釉点比较多，而且常常能够见到胎骨，这也是为什么在一部分皇家用器上面常常见到用金属器包裹口沿的原因。而现在的仿品，大都看不到那些非常自然有趣大小不同的缩釉点”。范君所见到的汝窑器正符合于高濂所论说的“汁中棕眼”。也和图示乾隆御题汝窑三足奁是一致的。是凡刻有乾隆御题器物书法绝对上乘，绝无缺乏功力而表现稚嫩的字迹出现。因为书写者都是宫廷书画高手的杰作，欣赏之余，不禁向往当时供奉于朝廷的书家造诣之深，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特殊的人文历史遗存，躲过了“文革”浩劫，传承文脉，体现文脉，永续文脉，未曾毁于“文革”劫火，倒作为历史回音壁上反回尘封多年具有中华文化艺术永恒魅力而无法再生千古绝唱的精粹回声。可算是幸运之星，得天独厚了。范文中另有一段叙说最大的汝窑器：“整器最大的是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椭圆形水仙盆，高6．3厘米，口径18．5×26．4厘米，底径15×22．6厘米，该盆底刻有乾隆御题诗一首。”这一席话引起笔者钩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记得此件椭圆形水仙盆即《陶成记事碑》中所记载的那件，此盆旧题为“犭呙 食盆”，却是一件汝窑峰级产品，在雍正时曾经由内府发往景德镇御窑钦命唐英照此釉色再行烧制。这是雍正时仿汝窑之铁证。但却被乾隆御题为官窑器了，诗曰：“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犭呙 食器，蹴枰却认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其石 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这两首诗中乾隆引用了唐玄宗时的一个故事；明皇与客对奕，败局已陈，无奈之余，贵妃将康国狷子置于棋枰搅局以解皇上之围，这个故典出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另外，唐代诗人王涯有宫词云“白彐犭呙 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这就证明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言不虚，“华清无事饲康居”，说杨贵妃在华清池豢养小狗恰有其事，唐代画家周日方 的《簪花仕女图》不是也绘有一只犭呙 子吗。此件所谓“犭呙 食盆”的器名原是雍正时所定，而乾隆御题时知其不是一只“犭呙 食盆”，所以说它是“讹传”，乾隆不愧为一位博学之主。
蟹爪纹形成
任何一件瓷器的胎釉的化学组成，都是属于铝硅酸盐类，其中显微结构都是晶相，玻璃相，和气孔构成的多相体系，这种晶相是以多晶形式相聚集的。在烧制瓷器过程中，经过干燥工序后的器物，在装窑烧制前的釉是固相的，通过热运动开始由固相向液相转化。也就是由釉料熔烧成釉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在窑炉内必需经过分解化合、烧结、熔融、结晶这一复杂的理化反应后才能形成釉层。无论是高温、中温、低温或者石灰、长石、铅、硼等各种釉料，只要是附着在胎体表面形成连续相玻璃薄层，均匀地铺展在胎体上面都必需经过五个理化反应过程以后始能得到平滑光亮，硬度强，无渗透性，能抗酸、碱和其他有机化学物质的侵蚀的釉面。汝釉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汝釉是玛瑙末烧成，虽说玛瑙和石英的成分都是二氧化硅(SiO2)，但是晶体结构各不相同，故而在冷却结晶的理化反应中结成棉絮般的晶体，布满于釉中，这种毛茸茸的晶体好似蟹爪上的柔毛形象，所以称它为蟹爪纹。只要是真正的汝窑瓷器，几乎无一件例外，这也是汝窑瓷器的一个特征，它是有别于宋代南北青瓷系统所有窑口生产青瓷的区别所在。
元代青花外销瓷的几个问题
现代人们在辨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征时，往往多将其概括为：“胎体厚重，所用青花分为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呈色浅淡，多用于纹饰简单的小型器物，进口料呈色浓艳，带有黑色结晶斑，仅用于纹饰繁褥的大器和外销于西亚及中东地区的瓷器，并在各种元代青花瓷的底足露胎处泛有深浅不一的火石红痕”。
随着中外陶瓷考古交流的发展和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出土和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元青花瓷器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全貌。
一、现存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外销瓷”的艺术特色和存在属性
“元代青花外销瓷”在海外各地均有发现和庋藏，其中最精美的部分完整保存在西亚地区。这些全面、系统，数量众多的元代青花瓷被中外学者们公认为是西亚的穆斯林信徒们专门订烧的外销贸易瓷。
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尤其是清代的多个窑场烧制的品类繁杂、数量众多的外销瓷器，多是根据对方需求及提供的式样，并溶入了外来文化的绘制技法而形成的。
“元代外销青花瓷器”现主要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器型有高达七十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五十厘米的大盘、口径达三十厘米的大碗、高达四十厘米的大罐等，这些瓷器均与中国本土青花瓷器艺术特点一致，所绘纹饰有龙、凤、麒麟、鱼、鸳鸯、菊花、牡丹、石榴、鸡冠花、莲花、西瓜、松树、梅花、竹丛、芭蕉、海涛、坡石、栏杆、变形莲瓣纹和几乎在每一件瓷器上都画有藏传佛教中的“八宝”纹饰。而国内现存的元代青花瓷中带有“八宝”纹饰的却不多，且多出现在元代贵族官宦的墓葬和窖藏中，一般小件的民用元青花瓷器上很少见到。另外，西亚地区遗存的元代青花瓷整体制作水平精美、器型硕大、数量不多、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的特点，其中又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出现被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为内容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的明代正德皇帝烧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俗内容的官窑瓷器，它们虽然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在收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流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的内容真正含义。
１２５３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１２５６年征服了波斯全境，１２５８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许多被西亚地区的后人获得后献给了神庙和最高统治者，并被嵌上金银装饰，认真的保存起来。与此同时的中国，厚葬之风使大量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埋入了地下，传世中的少量元青花瓷器在无数次天灾人祸中消失或流散海外。虽然国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但没有一件出自元代皇帝和藩王的陵墓，这也给经常为最精美的元青花瓷器遗留在海外而遗憾的国人存有一丝悬念和希望。
现遗存于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属于元代时期的宫廷用瓷，也可以称之为元代的“官窑”瓷器，但它仍不能代表元代时期江西景德镇制瓷的全貌。目前，包括西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使我们更有条件来全面认识元代青花外销瓷的真实面貌。
二、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特点
旧时对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甚少，人们受清代和民国时期收藏界和古玩行的影响，谈及青花瓷首推永宣，次即成弘。即使在建国以后对全国古代窑址进行科学考古挖掘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对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也仅限于初始阶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的波普博士对元代青花瓷的深入研究，使世人走进元代青花瓷的多彩世界。而在世间沉睡了七百多年的元代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重新被发现和认识，为人们在探索元代青花瓷的道路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原来仅凭着国内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总结出的特点有的要修改、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认识。
元代青花瓷器在江西景德镇地区由宋代的影青瓷过渡到元代的枢府瓷而发展起来的。其胎体与任何一个古代窑场的瓷器品种一样，有粗有细，有厚有薄。釉色由两宋时期白中闪青的半透明釉，发展到元代白中微青的乳浊釉，最后发展成元青花瓷白中闪亮青的透明釉。釉色有的白中闪微青，有的白中带黄，有的施釉均匀，有的釉上有棕眼的粘沙。青花呈色有的深蓝浓艳，有的浅淡雅致，有的蓝中带黑灰，往往蓝艳者少杂质，结晶黑褐斑并不普遍，而蓝中发黑灰者常有结晶斑，并带有晕散流失现象。纹饰精细者双线勾勒，内填青色，一侧留有白隙，并辅以模印，暗刻花纹，或白地青花或青地留白，繁褥中不失主次，精巧处略显豪放，纹饰简约者一笔勾勒，亦笔亦墨亦染，草率中见出生动。器型继承前朝，推陈出新，高七十厘米的瓶，径五十厘米的盘，棱角花口，毫无烧扁、失圆之病，手把之杯、指握之碗，却有偏陋之病。各类器物底足，常见不规则之乳突、露胎处多呈淡黄褐色，粘有黑色窑渣，但有相当一部分海外遗存的元青花底足，制作十分规矩，细底白胎，不仅没有世称的“火石红”痕，甚至在釉层与胎质结合的边缘，没有一丝国内常见的元青花瓷和永宣青花瓷上常见的微微窑红。
元代青花瓷器中有的底足露胎处没有人们常说的“火石红”痕，并不奇怪，因为在元代江西景德镇地区烧制的影青瓷和枢府瓷中，也有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痕的现象出现，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与之一脉相承的元代青花瓷器。我们把三件从不同采集地点采集到的元青花瓷的底足特征进行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点。
从中国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荷塘鸳鸯大碗底足残器上，呈现出碗内残留的荷塘鸳鸯图案与碗外壁变形莲瓣纹图案同现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一件元代青花松竹梅纹大碗如出一辙。纹饰图案、青花呈色、画法以及残留的部分形制，表面所施釉色十分接近。尤其是这件从数米深的海水中捞起的元代青花碗底足上、圈足中微隆起乳突状，且洁白细腻，没有一丝“火石红”痕，略带几点黑褐色窑渣。制作十分规整，应是在运往海外途中所遗（照片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两件从国内的内蒙古地区元代古城遗址中采集到元代青花碗的残存底足上，我们又看到了元代青花瓷的又一面貌。
一件小型青花折腰盏内，用呈色浅淡的青花准确、熟练的一笔勾画，用一只折枝灵枝纹饰釉色白中闪青，施釉均匀，胎体轻薄，形制规整，特有的小型底足、足墙外撇，厚圈足，底面平切，圈足内微有乳突，露胎处火石红痕不明显，略带粘沙（照片七、八）。另一件青花碗内，用深蓝色青花画缠枝菊纹，纹饰用笔粗放，青花呈色有黑蓝色沉淀斑痕比较多，施釉较匀，釉色白中闪青，胎体较粗厚，形制随意，底足平切、足墙宽厚，圈足内乳突较明显，露胎处火石红痕较重，略带粘沙（照片九、十）。
从这三件元代青花碗的底足处，我们可以看到元代青花瓷器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各自面貌特征。虽然这只是不能代表元代青花瓷器全貌的个别现象，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三件元青花瓷碗标本底足处，可以看到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残器底足十分精细，浑圆，其工艺水平并不亚于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两件元代古城遗址采集到的元青花碗足，应属国内发现的元青花中档产品。这至少说明了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元青花瓷的窑场内，已具备了很高的制瓷水平和工艺，并烧制了多种档次的青花瓷器。同时也具备了专门为宫廷烧制高档青花瓷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了类似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宫烧制各式瓷器的“官窑”。而且，元代青花瓷器成熟期实际上要比我们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元代后期要早的多。
三、元代青花瓷器向海外输出的路线
元代青花瓷器对西亚地区的输出路线，学术界认为有两条，一是自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是自宋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有的学者对两条路线孰重孰轻多有争议，但在元代时期，这二条路线都具备了实际操作的可能。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像汉唐时期需经过多个国家，元代时这一地区已被元代的四个藩属汗国所统治，使得这条输出路线更便捷、更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曾因“禁商泛海”而时开时闭，但元代的航海能力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而从海南岛附近浅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绘鸳鸯荷塘纹碗，正是元代青花瓷曾从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的明证。
从此残碗上纹饰、青花呈色，胎釉等方面特点与现藏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中一件青花绘松竹梅纹大碗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应是在海上运往西亚地区时遗落在海南岛的。就目前公开发表有关元代青花瓷器对外输出的路线等问题的资料而言，均系推测，尚无一件实物例证。而此件元代青花残碗的出现，就其市场价值而言，不过百余元，就其考古、文物价值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元代青花瓷器存世量并不多，在对外输出的海路与陆路上，若有少量遗存，陆路曲折漫长，又多系荒漠，海路风高水深，漫无边际，偶有遗存，可谓大海捞针，此碗出现，虽残犹珍、宛若天赐，我们从它身上，可以推测出元代青花瓷的输出路线，进而可窥见元代的对外贸易状况，海禁情况，航海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四、元代青花瓷器对周边国家制瓷业的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出现在海南岛，说明了元代时期对外交流的海船是沿着海岸线曲折航行的，这与船的大小，航道的选择，航海导航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从海南岛穿马六甲海峡时，应沿越南东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沿途港口，而古代安南烧制的青花瓷器，无疑是受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在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古代安南青花瓷器里，许多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这无疑是元代青花瓷器对外交流时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与越南接壤的中国云南省地区发现了许多当地烧制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点的瓷器，元代时期的云南，安南与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明朗。现从实物上观察，如三者同时具备某些相同的特点，古代安南和元代云南地区所烧制的青花瓷器应晚于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
“元代青花外销瓷”的几个问题
现代人们在辨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征时，往往多将其概括为：“胎体厚重，所用青花分为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呈色浅淡，多用于纹饰简单的小型器物，进口料呈色浓艳，带有黑色结晶斑，仅用于纹饰繁褥的大器和外销于西亚及中东地区的瓷器，并在各种元代青花瓷的底足露胎处泛有深浅不一的火石红痕”。
随着中外陶瓷考古交流的发展和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出土和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元青花瓷器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全貌。
一、现存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外销瓷”的艺术特色和存在属性
“元代青花外销瓷”在海外各地均有发现和庋藏，其中最精美的部分完整保存在西亚地区。这些全面、系统，数量众多的元代青花瓷被中外学者们公认为是西亚的穆斯林信徒们专门订烧的外销贸易瓷。
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尤其是清代的多个窑场烧制的品类繁杂、数量众多的外销瓷器，多是根据对方需求及提供的式样，并溶入了外来文化的绘制技法而形成的。
“元代外销青花瓷器”现主要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器型有高达七十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五十厘米的大盘、口径达三十厘米的大碗、高达四十厘米的大罐等，这些瓷器均与中国本土青花瓷器艺术特点一致，所绘纹饰有龙、凤、麒麟、鱼、鸳鸯、菊花、牡丹、石榴、鸡冠花、莲花、西瓜、松树、梅花、竹丛、芭蕉、海涛、坡石、栏杆、变形莲瓣纹和几乎在每一件瓷器上都画有藏传佛教中的“八宝”纹饰。而国内现存的元代青花瓷中带有“八宝”纹饰的却不多，且多出现在元代贵族官宦的墓葬和窖藏中，一般小件的民用元青花瓷器上很少见到。另外，西亚地区遗存的元代青花瓷整体制作水平精美、器型硕大、数量不多、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的特点，其中又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出现被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为内容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的明代正德皇帝烧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俗内容的官窑瓷器，它们虽然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在收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流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的内容真正含义。
１２５３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１２５６年征服了波斯全境，１２５８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许多被西亚地区的后人获得后献给了神庙和最高统治者，并被嵌上金银装饰，认真的保存起来。与此同时的中国，厚葬之风使大量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埋入了地下，传世中的少量元青花瓷器在无数次天灾人祸中消失或流散海外。虽然国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但没有一件出自元代皇帝和藩王的陵墓，这也给经常为最精美的元青花瓷器遗留在海外而遗憾的国人存有一丝悬念和希望。
现遗存于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属于元代时期的宫廷用瓷，也可以称之为元代的“官窑”瓷器，但它仍不能代表元代时期江西景德镇制瓷的全貌。目前，包括西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使我们更有条件来全面认识元代青花外销瓷的真实面貌。
二、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特点
旧时对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甚少，人们受清代和民国时期收藏界和古玩行的影响，谈及青花瓷首推永宣，次即成弘。即使在建国以后对全国古代窑址进行科学考古挖掘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对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也仅限于初始阶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的波普博士对元代青花瓷的深入研究，使世人走进元代青花瓷的多彩世界。而在世间沉睡了七百多年的元代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重新被发现和认识，为人们在探索元代青花瓷的道路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原来仅凭着国内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总结出的特点有的要修改、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认识。
元代青花瓷器在江西景德镇地区由宋代的影青瓷过渡到元代的枢府瓷而发展起来的。其胎体与任何一个古代窑场的瓷器品种一样，有粗有细，有厚有薄。釉色由两宋时期白中闪青的半透明釉，发展到元代白中微青的乳浊釉，最后发展成元青花瓷白中闪亮青的透明釉。釉色有的白中闪微青，有的白中带黄，有的施釉均匀，有的釉上有棕眼的粘沙。青花呈色有的深蓝浓艳，有的浅淡雅致，有的蓝中带黑灰，往往蓝艳者少杂质，结晶黑褐斑并不普遍，而蓝中发黑灰者常有结晶斑，并带有晕散流失现象。纹饰精细者双线勾勒，内填青色，一侧留有白隙，并辅以模印，暗刻花纹，或白地青花或青地留白，繁褥中不失主次，精巧处略显豪放，纹饰简约者一笔勾勒，亦笔亦墨亦染，草率中见出生动。器型继承前朝，推陈出新，高七十厘米的瓶，径五十厘米的盘，棱角花口，毫无烧扁、失圆之病，手把之杯、指握之碗，却有偏陋之病。各类器物底足，常见不规则之乳突、露胎处多呈淡黄褐色，粘有黑色窑渣，但有相当一部分海外遗存的元青花底足，制作十分规矩，细底白胎，不仅没有世称的“火石红”痕，甚至在釉层与胎质结合的边缘，没有一丝国内常见的元青花瓷和永宣青花瓷上常见的微微窑红。
元代青花瓷器中有的底足露胎处没有人们常说的“火石红”痕，并不奇怪，因为在元代江西景德镇地区烧制的影青瓷和枢府瓷中，也有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痕的现象出现，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与之一脉相承的元代青花瓷器。我们把三件从不同采集地点采集到的元青花瓷的底足特征进行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点。
从中国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荷塘鸳鸯大碗底足残器上，呈现出碗内残留的荷塘鸳鸯图案与碗外壁变形莲瓣纹图案同现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一件元代青花松竹梅纹大碗如出一辙。纹饰图案、青花呈色、画法以及残留的部分形制，表面所施釉色十分接近。尤其是这件从数米深的海水中捞起的元代青花碗底足上、圈足中微隆起乳突状，且洁白细腻，没有一丝“火石红”痕，略带几点黑褐色窑渣。制作十分规整，应是在运往海外途中所遗（照片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两件从国内的内蒙古地区元代古城遗址中采集到元代青花碗的残存底足上，我们又看到了元代青花瓷的又一面貌。
一件小型青花折腰盏内，用呈色浅淡的青花准确、熟练的一笔勾画，用一只折枝灵枝纹饰釉色白中闪青，施釉均匀，胎体轻薄，形制规整，特有的小型底足、足墙外撇，厚圈足，底面平切，圈足内微有乳突，露胎处火石红痕不明显，略带粘沙（照片七、八）。另一件青花碗内，用深蓝色青花画缠枝菊纹，纹饰用笔粗放，青花呈色有黑蓝色沉淀斑痕比较多，施釉较匀，釉色白中闪青，胎体较粗厚，形制随意，底足平切、足墙宽厚，圈足内乳突较明显，露胎处火石红痕较重，略带粘沙（照片九、十）。
从这三件元代青花碗的底足处，我们可以看到元代青花瓷器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各自面貌特征。虽然这只是不能代表元代青花瓷器全貌的个别现象，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三件元青花瓷碗标本底足处，可以看到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残器底足十分精细，浑圆，其工艺水平并不亚于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两件元代古城遗址采集到的元青花碗足，应属国内发现的元青花中档产品。这至少说明了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元青花瓷的窑场内，已具备了很高的制瓷水平和工艺，并烧制了多种档次的青花瓷器。同时也具备了专门为宫廷烧制高档青花瓷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了类似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宫烧制各式瓷器的“官窑”。而且，元代青花瓷器成熟期实际上要比我们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元代后期要早的多。
三、元代青花瓷器向海外输出的路线
元代青花瓷器对西亚地区的输出路线，学术界认为有两条，一是自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是自宋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有的学者对两条路线孰重孰轻多有争议，但在元代时期，这二条路线都具备了实际操作的可能。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像汉唐时期需经过多个国家，元代时这一地区已被元代的四个藩属汗国所统治，使得这条输出路线更便捷、更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曾因“禁商泛海”而时开时闭，但元代的航海能力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而从海南岛附近浅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绘鸳鸯荷塘纹碗，正是元代青花瓷曾从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的明证。
从此残碗上纹饰、青花呈色，胎釉等方面特点与现藏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中一件青花绘松竹梅纹大碗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应是在海上运往西亚地区时遗落在海南岛的。就目前公开发表有关元代青花瓷器对外输出的路线等问题的资料而言，均系推测，尚无一件实物例证。而此件元代青花残碗的出现，就其市场价值而言，不过百余元，就其考古、文物价值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元代青花瓷器存世量并不多，在对外输出的海路与陆路上，若有少量遗存，陆路曲折漫长，又多系荒漠，海路风高水深，漫无边际，偶有遗存，可谓大海捞针，此碗出现，虽残犹珍、宛若天赐，我们从它身上，可以推测出元代青花瓷的输出路线，进而可窥见元代的对外贸易状况，海禁情况，航海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四、元代青花瓷器对周边国家制瓷业的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出现在海南岛，说明了元代时期对外交流的海船是沿着海岸线曲折航行的，这与船的大小，航道的选择，航海导航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从海南岛穿马六甲海峡时，应沿越南东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沿途港口，而古代安南烧制的青花瓷器，无疑是受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在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古代安南青花瓷器里，许多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这无疑是元代青花瓷器对外交流时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与越南接壤的中国云南省地区发现了许多当地烧制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点的瓷器，元代时期的云南，安南与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明朗。现从实物上观察，如三者同时具备某些相同的特点，古代安南和元代云南地区所烧制的青花瓷器应晚于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
陶瓷产品市场创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产品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题。在当前市场需求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激烈而残酷的情况下，企业要想赢得市场、占领市场，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就必须做到坚持不懈地创新产品，向市场提供设计新颖、功能多样、科学适用、适销对路、质优价廉的新产品。但是新产品开发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往往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要有高超的决策水平做基础，要成功地开发出新产品，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市场，找准产品开发目标。新产品开发存在较大的风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找准产品开发目标，正确进行产品定位，使开发的产品适销对路，完全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甚至能引导市场。因此，就产品开发而言，首要的就是对市场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市场调查。了解国内外市场需求，掌握企业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状况，市场的变化和新产品的发展前景；二是用户调查。熟悉了解用户，捕捉和分析用户的消费心理、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三是产品调查。认真研究分析国内外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动态，熟悉和了解用户对产品的花色、品种、规格、质量、包装、性能、价格等方面的意见；四是竞争形势的调查。及时了解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明确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五是行业情况的调查。深入研究行业资源情况的变化，国家行业政策的走向、行业体制和生产组织等的各种动态情况。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有关的政策法律和行业技术发展规划等要求，结合企业自身的条件和特点，紧紧把握市场的脉搏，着力选择那些投资小、见效快、高质量、高附加值、有市场或有潜在市场、有前瞻性、有发展前景的产品作为自己的开发目标，确保新品开发上得准、上得快、上得好、有市场、有效益，加强产品开发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二、精益求精，搞好产品开发设计。产品设计是产品开发非常重要的环节。产品设计的好坏，对产品的性能、质量、成本等有决定性的影响。产品设计科学合理，不仅能很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而且能提高产品在制造过程和使用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在产品开发目标确定之后，要特别注意搞好产品开发设计工作。在产品设计上，必须体现先进适用、经济合理、标准化和合情合法等基本要求，必须严格遵循产品设计的科学程序，必须对产品设计方案进行严格的技术经济分析和评价，并推广运用价值工程技术，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及时地设计出性能好、质量高、成本低的产品，以其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相统一来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与此同时，还要根据产品开发设计的要求和企业生产技术条件，用最少的消耗设计出先进合理、经济有效的工艺方案和工艺装备，以保证产品的制造符合质量好、效率高、消耗低、生产安全、环境保护好等要求。
三、科学决策，抓住产品开发时机。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产品开发时机成了企业产品能否占领市场的重要条件。抓住产品开发时机是产品开发的一个重大课题。有这样一句行谚：先行一步为圣人，先行两步便成了疯子。企业产品占领市场，有一个时机问题，慢不行，快也不行，它和企业界捕捉商机一样，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只要它是出现在市场需求之前，那就没有价值。因此产品开发并不是越新越好、越早越好，关键是要把握好“度”，这个“度”的关键指的是领先半步，即在产品开发中既要领先，又不领先太多。这就需要企业对市场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有高超的决策艺术，把火候掌握好。许多企业开发产品由于没有把握好这个“度”，往往错过了最好的市场时机。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
四、量力而行，适应产品开发能力。新产品开发，所涉及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大多是刚刚面世或未完全成熟。不仅需要相应的技术力量，而且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企业在进行新产品开发研制之前，必须对自身的力量进行全面正确的估计和综合论证，坚持量力而行，才能保证新产品开发的成功。一是量企业的技术能力而为，坚持吃不透的不硬干，对自身没有技术基础的新产品，不盲目而为之。二是量企业的经济实力而为，坚持财力撑不起的不蛮干，要根据企业的经济实力和还贷能力行事。三是量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为，坚持无市场前景、投资回报低的不瞎干，在认真详细地做好市场调查和预测的基础上，精心做好投资回报的测算、注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不仅要关心产品的现在，更要关心它的未来。只有将技术上的可行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市场上的可接受性综合论证后，根据企业自身的实力，在赢得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且人力、财力许可，技术上没有很大障碍的情况下，才能确定技术上和商业上都可行的产品。否则，即使选定的开发项目市场前景看好，也难保证最终的成功。
五、因企制宜，发挥产品开发优势。各个企业有各个企业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本企业的优势，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条件、人才资源、技术、销售等方面的条件开发新产品，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企业开发新产品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注意发挥自己各方面的优势。如：与本厂的生产工艺相近，产品结构相似，制造原理相通，或可利用现有的生产组织管理系统，或可利用本企业技术特长和技术装备优势等，以扬长避短。这样才有利于依靠技术、生产组织、经济管理等各方面的特长，取得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效果，或者开发出效用高于其它企业的产品。
六、注重创新，突出产品开发特色。特色是产品的生命。开发新产品，特点是一个“新”字。要有创新精神，创出特色，产品才有竞争力，企业才有生命力。企业要不断地发掘新的需要，研究潜在需要，努力满足市场新的需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好，人好我特，人特我廉”，以保证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企业要想别人未曾想到的，注意别人不注意的技术和需求，开发别具一格、独有特色的新产品。
七、着眼未来，制定产品开发计划。新产品开发计划是组织有关各环节进行新产品开发活动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新产品开发目标和决策的主要手段。新产品开发不仅涉及企业很多部门、环节和人员的活动，而且还是一个复杂的延续过程。一个企业要想不断发展，就不能只开发一个新产品，而是要开发一个或多个产品链，每个新产品就像链上的一个环，一个接一个交叉衔接、一代接一代，随着社会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创新。因此，企业要按照“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产品开发思路做好产品开发规划，使新产品的开发工作有步骤、有目标地一代接着一代向前发展下去。
八、超前促销，加快产品推广进程。开发新品是为了占领市场、提高效益。为了使新产品迅速占领市场，深入千家万户，增加市场覆盖面，在产品开发研制的同时，就要在充分考虑到目标市场客观现实的前提下，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和产品自身特点，做好市场开发工作。通过售前的宣传服务及配套工作让用户了解新产品的性能、特点和适应范围，使用户愿意接受所开发的新产品，这样可大大加快新产品开发和推广的进程。
想去买瓷砖 先明白几个问题
很多消费者都希望趁着大好的夏天，白昼时间长，快速地将装修工程搞定。但是装修可不是过家家，买瓷砖不能太随便，一不小心坑的就是自己。如果你还是一个瓷砖小白，请先静下心来把文章看完。
瓷砖基本属性介绍
尺 寸：产品大小片尺寸齐一，可节省施工时间，而且整齐美观。
吸水率：吸水率越低，玻化程度越好，产品理化性能越好，越不易因气候变化热胀冷缩而产生龟裂或剥落。
平整性：平整性佳的瓷砖，表面不弯曲、不翘角、容易施工、施工後地面平坦。
想去买瓷砖 先明白几个问题
强 度：抗折强度高，耐磨性佳且抗重压，不易磨损，历久弥新，适合公共场所使用。
色 差：将瓷砖平放在地板上，拼排成一平方公尺，离叁公尺观看是否有颜色深浅不同或无法衔接,造成美观上的障碍。
瓷质砖的六大优势
低吸水率 吸水率低，仅为0.08%以下，比欧洲标准及天然石材低5-30倍，常年使用，绝无变色，不留痕迹始终如新。
高耐磨 系统高温烧制而成，莫式硬度达到8级，耐磨性为 < 150MM3，耐磨度为瓷砖之最。
尺寸均匀 采用电脑化的生产与检查设备，严格品管，尺寸均匀平整，易于施工。
耐酸性 在工业化过程中，酸雨日益严重，已成为工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瓷质砖由高温烧成，耐酸耐碱，不留污泽，易于清洗。
无辐射 精选高级瓷砖原料，无辐射，打破人类使用天然石材必须暴露于辐射线及吸收氡气，进而 影响身心健康的宿命，创造零危害的自然空间，是划时代的安全建材。
零污染 采用纯天然石材，绿色环保无污染，更严格控制生产全过程，实现对环境的零污染。
玻化砖、抛光砖有何不同？
吸水率低于0.5%的陶瓷都称为玻化砖，抛光砖吸水率低0。5%，也属玻化砖，抛光砖只是将玻化砖进行镜面抛光而得。市场上玻化砖、玻化抛光砖，抛光砖实际是同类产品。吸水率越低，玻化程度越好，产品理化性能越好。
为什么釉面砖耐污性优于抛光砖?
釉面砖表面有一层釉面，实际上是一层玻璃，它不吸水，不吸污，而抛光砖表面经抛光后表面有细毛细孔，易吸收污染物，故抛光砖表面均涂一层防污剂，填充毛细孔，保证使用时不易受污。
如何比较抛光砖亮度及防污性?
亮度： 将砖表面防污剂擦除，看砖面成像清晰度，越清晰亮度越高。 防污： 将砖表面防污剂去除，涂敷不同污染物(奇异笔、墨水、茶水等)后，静止5分钟，比较去除污染的难易程度越方便越好。另比较耐污染持久性，可以将污物静置1、2天后，比较清除难易及留下污痕深浅，越浅防污越好。
抛光砖是不是不止滑?
抛光砖表面经过镜面抛光砖处理，其止滑效果相对于其它釉面砖要差一些。正常在干燥情况下抛光砖防滑性要比湿的情况下要好。
亮面砖与亚光砖有什么区别?
亮面砖、亚光砖所用的釉不同，一般亚光砖烧成温度要高于亮面砖，亚光釉面相对亮面砖 容易吸脏，但不会渗到釉面内，用常见的清洁剂就可去除。
德化窑青花瓷器几个问题的探讨
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地近东南沿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瓷业生产区和外销瓷的重要产地之一。从1954年华东文物工作队调查德化青花窑址开始至今，经过各级文博单位的调查，在全县的15个乡41个村发现青花瓷窑址达130处，散布于德化城乡。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德化青花瓷器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至多也多是偏重于美术史方面，对德化青花瓷器发展史研究不够。本文拟对德化青花瓷的烧造时间、生产方式、烧造技术、重要地位、外销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关于青花瓷器的烧造时间
德化青花瓷器始烧于何时？史书上并无记载，英国著名的东方陶瓷专家J．M．艾迪斯认为，福建在南宋开始烧造青花瓷器，纯属推测，不足为信。在德化青花窑址中所出土的带纪年款的青花瓷器很少见，主要发现有“成化年制”纪年款。在德化三班乡三班村的桐岭窑址、浔中乡良太村后所窑、浔中乡的石排格窑、宝寮格窑等均有发现。这种带纪年款的碗，碗的造型为直口、直腹、圈足，外壁饰船楼台纹、在纹饰的旁边题“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为（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底款为“成化年制”。这种款识排列为两竖行，每排两字，字迹僚草，外面没有圈线，而真正的成化款多为双圆圈线及双方框线“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为多见。人们普遍认为“成化年制”差不多全是伪款，根据与其同出的属于清代风格的青花瓷器而言，这种带“成化年制”四字款的青花碗属于清代。
那么德化青花瓷器生产始于何时呢？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比较保守地认为，约在明正德、嘉靖时期。1983年在德化的一座明墓中出土了郭真荫墓志铭。该墓志由瓷版制成，高14.2厘米、宽13厘米，中部稍凹，下端左右两角略残。铭文为：“德化县西隅上林，亡公郭真荫排行第四，生于甲戌年捌月拾贰日子时，没于辛末年柒月贰拾日丑时，享年伍拾捌岁。孝男郭祥祖奉祀，正德己卯年季春吉日书”。正德己卯年为正德十四年，即1519年。文字颜色呈铁锈，有人认为是含铁的泥浆写成，也有人认为是用土钴写成的。同一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瓶，口径3.5厘米、高9厘米、底径3.5厘米，外壁饰菊花纹样。人们普遍认为，纹饰的颜料为土钴，即石墨。这件正德十四年墓葬出土的青花瓶，可以认为是德化目前发现的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青花瓷器。不过，德化县所发现的一百多处青花瓷窑址中，从未发现有这类青花瓷。我们的看法是，在正德时期，德化偶尔用土钴作为颜料生产青花瓷器。但必须指出，整个时代，青花瓷器在德化根本就没有作为一个品种进行大量生产。
人们认为德化在明代开始大量生产青花瓷器，是依据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白瓷狮耳瓶而做出的揣度。该瓶青花书写“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造型属于明代，釉色白中泛黄，青花呈色暗淡，同样采取上述正德十四年郭真荫墓所出土的青花瓶所用的土钴。这种土钴的发色，同目前德化青花窑址中所采集的青花瓷标本截然不同。1973年在浔中乡高阳村后安岭出土了一座明万历十五年（1617年）的墓葬，同年在三班乡三班村也发现了一座“大明隆武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5年）的墓葬，这两座明末清初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白釉瓷器，但就是没有一件青花瓷器，这是德化在明代没有大量生产青花瓷器的考古学佐证。
我们认为，德化在整个明代的陶瓷生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其从宋元发展而来的闻名中外的白瓷。到了明代末期，白瓷质量下降，开始变得逊色。这在当时就有评论，如明末崇祯时的进士、后仕于清朝的周亮工在其《闽小记》中就说：“闽德化瓷茶瓯，式亦精好，类宣之填白。予初以泻茗，暗然无色，责童子不住茗事，更易他乎，色如故。谢君语予曰：‘以景德瓯，则嫩绿有加矣。’试之良然，乃知德化窑不重于时者，不独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贱也”。类似的评论也见之于清朝郭柏苍的《闽产录异》一书。他说：“德化窑皆白瓷器，出德化县。顺治以前，老窑所制佛像、尊、罍、瓶、盘、盏皆精臻古雅，其色洁白中现出红色。至今价翔矣。然佛像不及荷台瓶，盘不及南北定，近胎地厚而粗，釉水莹而薄，渐不足贵。”这两部书所说大致相同，都指出明末清初时，德化白瓷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就国际市场而言，白瓷地位开始下降，T．沸尔克（T．Volker）在其《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写道：“从万历开始（1604年），销往欧州的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器。我们认为，这也是清代德化青花瓷崛起的一个关键。”
二 关于青花瓷器的生产方式、烧造技术和原料
１、青花瓷器的生产方式
德化青花窑场的生产方式，史书并无记载。从窑址采集到写有商号的瓷器来看，有的瓷窑只有一个商号，如石坊垄窑、路尾窑、颠倒村窑、黄仔坂窑等就分别只有“成兴”、“上玉”、“荣胜”、和“万金”商号。但对德化青花窑址而言，大多数都发现有二个以上的商号，如石排格窑发现的款识有“丰盛”、“丰裕”、“胜玉”、“泉美”、“仁源”等，这些现象表明了当时德化青花瓷窑的生产，是一户的单独经营，或二至几户人联合经营的，其中联合经营的，可能是各户分开制造瓷坯，烧窑时合起来共同烧制，惟有这样，才会在同一窑地中的瓷器出现几种商号。德化发现的青花窑址，分布范围多在几百平方米之间，面积不大，这说明当时大部分烧瓷的生产规模都不大，是适用于这种个体或小型联合方式的。50年代，在德化浔中乡的宝美村，农瓷结合，农忙务农，农闲烧瓷，家家户户都有人烧瓷。但由于德化窑炉为阶级窑，故装烧一窑的花费很大，成本很高，因而出现了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办法，即每一家住户都在作瓷坯，每一家住户也就是一个作坊，他们各自作的“瓷货”多了，联合几家装烧一窑，据说这种办法是“自古有之”。所以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推测一个窑址出现二个以上商号的情形是一样的。福建的一些窑址相距几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都发现了相同商号的瓷器，这可能是因为某些商号作为吉言，为大家所乐于使用，但也可能当时用搭烧的方法烧制瓷器在福建的窑场中是存在的。特别是那种圈足底带“成化年制”款的装饰楼阁纹并题“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诗句的青花碗，在德化、永春、安溪的一些青花窑址中均有发现，这极可能是商人定货烧造的缘故，明显地反映出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商业资本因素的痕迹。目前，一些国内学者研究民窑青花瓷器，多注重于其艺术特色，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这是不全面的。
２、青花瓷器的烧造技术
德化烧制青花瓷器的窑炉，在汤头乡石公格、葛坑乡双溪口、霞碧乡朱地村、大铭乡联春瓷窑等地均有发现。从出土的青花瓷片看，这些窑炉都为清代，尚没有发现明代的窑炉。
由于没有发掘，窑内结构不详。从表面观察，可分为二种类型：第一种为龙窑，朱地村的龙窑，座北朝南，中部坍塌，首尾保存完好，龙窑约有20多目，石公格窑亦为龙窑；第二种为阶级窑，大铭乡联春瓷窑的阶级窑第二、三室保存完好，尤其是第三室几乎无损，左右各有一个窑门和观火孔，前后均有12个通火孔。
可见，德化烧造青花瓷器的窑炉主要为龙窑和阶级窑。龙窑倚山而建呈斜坡状，似一条火龙由山而下，故名“龙窑”。龙窑的特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能维持还原气氛，福建的阶级窑是从宋元时期的分室龙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阶级窑”，从外形看，已经不像龙窑了，而是一个个像馒头状的窑室单独砌造，而又互相串联起来。日本人称之为“串窑”，比起龙窑来要高大些，一般高达3米左右，宽可达7米。每一室的隔墙上有通火孔，成为半倒焰式，对烧造胎釉含钾的瓷器（如青花瓷器）而言，尤为适合。
在德化的石坊窑等能见到许多顶部钻有圆孔的三角形试温标（火照），可见当时在烧造青花瓷器中，宋代以来使用试温标观察窑温和器物瓷化程度的做法还在使用。德化青花瓷器装饰方法均用匣钵装烧，避免了烟灰对瓷器的直接污染，匣钵因装烧器物大小、高矮而不同，但总的看来，有三种形状，即圆筒形平底、圆筒形圜底、漏斗状匣钵三种。圆筒形平底匣钵造型与宋代同类匣钵相同，形体较大，主要用于装烧器形较大的瓷器。圆筒形匣钵底部微呈弧形，器形较矮。漏斗状的匣钵外壁深于钵底，相叠时钵内空间较大，能装烧器壁较深的瓷器，对防止瓷器粘结在匣钵上有一定的作用。可见德化装烧青花瓷器的匣钵，已不再采用宋元时期所盛行的支圈匣钵。德化青花瓷器使用的匣钵多为一个匣钵烧一件瓷器，工艺往往比较工整。此外，在德化各青龙窑中特别盛行对口烧，尤其是青花小蝶和杯，大都采用口缘对口缘扣在一起的办法来烧，因而这类器物的口缘都不施釉，用手摸感到很涩。青花瓷器的垫烧材料，主要为垫饼。在德化青花瓷窑，不见福建其它青花瓷窑所经常使用的以细沙为垫烧材料的现象，用沙垫烧可缩小空间，增加装烧量，但采用细沙垫烧，器物底部经常粘有一圈沙粒，这就是所谓著名的沙足青花瓷器。
青花瓷的制造方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一整套的制瓷工艺。瓷坯主要采用轮制成形，就是将挖出的瓷土捣碎后，用水碓舂细去除杂质，把细泥捏成团放在转轮上拉坯或捏制成各种器形。器物的厚薄要适度，最后入窑烧制。乾隆版的《永春州志》云：“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碓舂细滑，入水飞澄，淘净石渣，顿于石井，以漉其水，乃博植为器，烈火锻烧。厚则淀裂，薄则苦窳，饮食之器多粗拙，今其细者颇亚于饶，罄瓶罐瓿，洁白可爱出德化，永春间有之。”这种作法，直到现在德化的一些非机械化窑场中还在使用。
３、青花瓷器的原料
德化境内多山，群峰叠翠，高岭土极其丰富。德化各青花窑场均采用本地的原料，往往都是就地取土，如德化下涌乡的羊条窑，黄仔坂窑和玉窑、凤坑后碗窑等，紧挨着瓷窑的当时采瓷土矿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正是这些丰富的瓷土和山上茂盛的树木，充足的水源，使得德化青花瓷器得到大规模发展。
瓷器釉药的制造，是将最坚硬的瓷土，磨碎成粉，再经淘洗沉淀等手法。去掉粗糙的成分。然后加水成浆，加入石灰。经火热，石灰与坚硬之瓷土化合，成为一种易溶之化合物。釉药即成。这是本世纪30年代做法。50年代，德化县国营瓷厂的釉药配方，主要原料有三种：却正长石、石灰石和稻壳灰，和100斤石灰石，450斤稻壳灰搅拌均匀，烧成灰，然后用这种灰去和长石配合：一成灰、三成长石，配成第一种釉药，适用于低温釉；一成灰，五成长石，配成第二种药，适用于高温釉。这对研究福建青花瓷器釉药提供了一个比较接近的资料。
瓷器的青花料，成份主要是钴。德化的青花瓷器呈色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一种青料呈色给人一种苍郁沉滞的感觉，稍为接近染料中土靛的颜色，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这极可能是使用石墨所致，石墨亦含钴。据说，自抗战发生后，海路被封锁，德化的一些青花瓷窑就是用石墨来代替进口青料，事实上，在历史上，福建不仅对外出口瓷器，而且还出口瓷器颜料，对此，《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有颇多的记载。这些所谓的制瓷颜料，毫无疑问，应该一大部分为青料。清朝初年后，德化开始进口青料，改变了单纯利用土产钴料的状况。直至抗战前，福建制瓷颜料包括钴料，完全仰给于外货者，其中十分之九是从日本进口的。
三 德化青花瓷在福建民窑的地位
我们已在前面分析，德化是在清代才把青花瓷器作为一个新的品种来烧造，以前人们所认为的德化自明代大量烧造青花瓷器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从目前的发现看，福建青花窑地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即闽江上游流域的闽西北地区、晋江流域的闽中地区、九龙江流域的闽南地区。根据瓷器的不同特征，可初步把福建青花瓷器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明代中晚期、明末清初、清代康熙至道光、清代末期。总而言之，闽南的青花瓷器属于前二个发展阶段，而闽中的青花瓷器多为后二个发展阶段，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如安溪的青花瓷器从明中期一直延烧至清代末期。福建自明代中期以后，烧造青花瓷器突然兴盛，可考虑是外来因素影响所致。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从江西分两路影响福建青花瓷器，一路是江西广东的饶阳和大埔一带传到福建九龙江流域的闽南地区，再影响晋江流域；另一路是直接从江西传播到闽西北的闽江上游流域地区。但到清代，德化青花瓷器崛起，结合自身的传统，反而以强大的势力影响福建青瓷窑。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器虽然品种繁多，但实用性强，主要为碗、蝶、盘、瓶、香炉等，雕塑类产品极为少见。
青花题材取材丰富，有人物、自然景物、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具体来讲，人物类中有高仕图，李白醉酒，题“志在书中”、“晨兴半柱香”文字的书斋攻读；植物类中有佛手、牵牛花、石榴、花篮、牡丹等；动物纹有亡龙纹（不只装饰在器内，而且延伸到外壁），还有城楼纹等，都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德化窑青花瓷器的典型装饰题材。德化窑也盛行文字装饰，如题“雪白山上高士卧，月明花下玉人来”；“月中丹桂连根拔，不许旁人折半枝”。“春色杏花香半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在德化窑中极为常见。
德化窑在装饰上注意青花纹样与白地之间的青白对比。德化窑产品质地洁白，以白见长。瓷工们在设计时注意使这一质地的特点得到充分的表露。因而以白底青花的数量居多，同时青花大都质朴洗炼，保留较大的白地空间，显示了白瓷魅力，这一点在福建青花瓷中非常突出。
德化窑的款识有双字作坊款、单字款、画形款、印章款、记年款等，但以双字作坊款最为常见，基本上都寄托美好的含义，因而大多为“玉”、“裕”、“珠”、“利”、“吉”、“玲”、“美”、“宝”等字，此外“月”也极为常见。
德化窑青花瓷器不但极大地影响晋江流域的青花瓷窑，如清代永春窑、安溪窑的青花瓷与德化青花瓷窑已趋同一致，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全福建的青花瓷窑，使得福建清代青花瓷器的风格一脉相承，造成这个原因关键在于信息传播以及陶工的互相往来。
闽北的民间窑场以烧制青花瓷器为主，以政和县的东平窑规模最为宏大。窑地分布在松溪河支系的碗厂溪、界溪两岸，东起安田村，西至平岩村，前后绵延15华里，现尚存窑炉3座，为简陋的阶级窑。特点是形体矮小，结构简单，节省材料与劳力，炉温易于掌握，瓷器装窑烧成周期短，即使是单家独户也能进行烧制与销售活动。瓷器以青花瓷居多，还有少量的白釉和酱釉器，胎骨呈白色，细腻坚致，釉水光滑明亮，白中微泛青灰，青花发色墨蓝、泉蓝、淡蓝、普蓝等。纹饰取材广泛，常见的有火珠云龙、海水云龙、花篮纹、绶带纹、飞凤、水竹、圈点纹和“百寿”、“兰色杏花香十里”字样。产品种类有碗、蝶、杯、匙等饮食器皿，风格是与德化窑完全一致的。事实上，据当地的《赖氏族谱》记载：东平窑系本省德化县赖氏、许氏工匠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开创，衰于光绪年间。
东平窑而外。闽北建阳的大路后门、南山、小湖、浦城的珠塘、光泽等地烧造青花瓷器。其中大路后门窑的"晨兴半柱香"的书生课读纹盘、折枝纹、束莲重圈纹碗等制作的花色尤为明丽，与德化窑的制作风格如出一辙。据德化的《颜氏族谱》记载：有清一代颜氏家族不断有人前往建瓯、建阳等地筑窑制瓷。
1990年9月、1993年5月，我们二次到华安县下东溪头窑地调查，并有简报。有人认为下东溪窑址可能为“漳窑”遗址，在下东溪头窑地，漳瓷类标本少见，大部分为青花瓷器。装饰题材很多，其中有牵牛花、花篮纹，款识为作坊款在德化是最为常见的款识之一，而且溪头窑青花纹饰有断裂现象。这些产品可视为源于德化窑青花瓷。我们访问了当地老人，他们说，下东溪头窑的烧瓷师傅是来自德化姓苏的制瓷家族。
可见，德化窑青花瓷具有独特风格，窑地数量多，产量庞大，而且还影响全福建青花瓷器的生产，在中国民窑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值得研究。
四 关于青花瓷器的外销
１、文献记载的外销青花瓷器
德化所分布密集的青花瓷窑场，数百年间，生产了大量的青花瓷器，除供本地使用外，大都运销海外。关于中国青花瓷器的外销，首推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多数学者认为此书中记载“青白花瓷器”即是青花瓷器。到了明代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随行者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书都记载了中国青花瓷器在国外受到欢迎的事实。有外国学者认为，明代中晚期以后，中国外销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器。
明清时期，福建地方志书对瓷器外销的记载微乎其微。道光十二年（1832年）刊行的《夏门志》卷五，洋船条云：“洋船，即南船之大者，船用三桅，桅用番木，其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之雨伞、木屐、布匹、纸创等物，但闽中所产茶铁，在所严禁。”德化旧志曾记载：“清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畅销东南亚”。清代郑兼才在《窑工》一诗中写道：“……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说明当时瓷业在人民生活和发展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位置。但是此类记载多语焉不详。
欲明了福建青花瓷器外销，可参考《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y T. Volker），此书是根据1602年（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荷兰统治爪哇时，在巴达维亚出版每日杂志（Dagh register）以及日本平户和出岛记录，采取关于瓷器的各种资料综合而成。荷兰占领台湾后，于1642年开辟了赤嵌港（Zea landia）。以台湾为据点，进行大规模的瓷器贩卖，在这种情况下，从福建各港口如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出口的瓷器如潮水般地涌向台湾，再转运到世界各地。对这几个港口启航的船只数量、瓷器种类数量都有详细的记载。至于瓷器质量，一再强调有细瓷（Fine Porcelain）和粗瓷（Coarse Porcelain）之分，我们认为，所谓的粗瓷也就是德化等地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
我们知道17世纪70和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改销日瓷、东京瓷，甚至波斯陶器，这些陶瓷质量不如中国的瓷器，价钱也比中国瓷器高。这是因为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坚持反清斗争。清顺治十二年，清廷严禁商民下海贸易。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九，刑考载“严商民之禁，奉谕，海逆未剿，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今后有犯者，不论官民，俱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赏告发之人，其地方文武官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与首，皆处死。”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特别是漳州地区的瓷器外销骤减。漳州地区的青花瓷器，年代大多属于明代中晚期，这可以相互佐证。自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驱荷兰人出台湾，至清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福建瓷器的外销更是一落千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解除海禁。福建自宋元以来就盛行的陶瓷贸易传统，经过一段衰败以后，又开始兴盛起来。这个时期德化的青花瓷窑发展很迅速，数量大增。不过，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瓷器已经崛起，并开始运销世界各地，福建已失去了传统的日本市场。尽管如此，福建青花瓷器的主要市场仍为传统的东南亚及非洲，这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２、国外出土的德化青花瓷及有关问题探讨
德化的青花瓷窑群大多分布在河流两旁，如德化上涌乡的青花瓷群分布在大张溪及大张溪支流两岸，青花瓷器可通过河流直达安平港、福州港、然后出海，销往国外去。
德化青花瓷器，近年来在国外大量发现，表明产品深受海外人们的喜爱。根据有关资料证明，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坦噶尼喀，亚洲的叙利亚等出土了大量德化生产的青花瓷器，根据近几年来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到德化进行考察，看到德化窑出土的器物后提供资料，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都有德化窑青花瓷产品的发现。如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中国陶瓷数量无以伦比。1989年，前印度尼西亚陶瓷学会会长、著名的古陶瓷研究专家苏玛拉艾地亚文夫人（Mrs Sumarah Adhyatman）在访问夏门大学时指出，福建，特别是德化青花瓷器在印度尼西亚大量发现。在其所撰的《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古陶瓷》（Antig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一书中图引所示的半寿纹盘。圈点纹小碗、牵牛花碗、花篮纹盘、印“寿”字纹碗，都是德化青花瓷窑址中极为常见的出土物。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3至5月和1975年3月至4月，广东省博物馆先后两次组织了对西沙群岛的文物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德化青花瓷器，其中有牵牛花纹青花盘、碗、碟，云龙纹青花盘、碟，云龙纹火珠纹青花碗、城楼纹青花碗、佛手纹青花盘、寿字纹青花碗、半寿纹青花盘等。大量的德化青花瓷器在西沙群岛的发现。有的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用具，但大部分应为德化外销瓷途经南海航线在西沙留下的遗物。
谈到德化青花瓷器的外销，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关于克拉克瓷器的窑口问题，明代正德以后，欧洲列强直接来华进行瓷器贸易。当时我国输出的瓷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瓷器是专供出口的，即所谓的出口瓷器（export porcelain），同国内所使用的器物在造型上与纹饰都有很大的不同。克拉克瓷器是明万历时期典型的出土瓷器，但也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生产。克拉克瓷器在国外出土和传世也非常多，为典型的出口瓷已有定论。近几年在江西的南昌、会昌、广昌、鹰潭等地墓葬里均发现了一些。至于这类克拉克瓷器的窑口问题，国内学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瓷都说”、“广昌中转集散说”，还有“广昌说”。我们认为，克拉克瓷器的数量无与伦比，决非某一个窑口所能承担，德化陶瓷博物馆曾向民间征集到了一些典型的克拉克瓷标本（现存德化陶瓷博物馆），这些瓷器无疑就是德化本地生产的。我们也曾在福建平和县五寨乡青花瓷址、华安县下东溪头窑址采集到克拉克瓷器标本。因此福建应是生产青花克拉克瓷器的一个地方。
佛山陶瓷调整提升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佛山陶瓷调整提升，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是近几年佛山陶瓷发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最近两年佛山市政府在佛山陶瓷调整提升方面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佛山陶瓷调整提升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调整提升中缺乏较完整的细致规划。佛山陶瓷发展至今，遇到节能减排的瓶颈，主要原因也是发展过程中缺乏完整的发展规划。佛山陶瓷高峰时期产量接近全国份额的50%，现在仍有全国30-40%的份额，但一直都没有陶瓷工业园区，既无法解决集中供气的问题，也无法全面使用清洁能源，也无法规划污水集中处理。而在近两年的佛山陶瓷调整提升同样缺乏细致的规划，即使今年政府4月份完成5月份公布的《佛山市陶瓷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5）》，不仅较政府提出全面调整提升佛山陶瓷的工作（或曰：佛山陶瓷企业的关停转）滞后了一年多，而且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产业布局，直到今年8月份，才将产业提升的规划布局提到桌面上。日前开始考虑在高明、三水地区规划精品陶瓷工业园区，可见规划明显滞后调整提升工作；
2、调整提升中缺少统一的节能减排标准。今年4、5月份政府完成公布的《佛山市陶瓷产业结构调整评价指导方案》也明显滞后，部分区镇政府还提高评介体系的要求，对关停企业与保留企业及扶优扶强企业的的执行力度也不一致。在不少地区是先有关停企业名单，而后有“评价指导方案”的执行，明显影响公平执法；
3、确定关停企业名单缺乏足够的透明度。特别在07年阶段，佛山陶瓷行业关停企业名单一直处于半保密状态。当年最关心的是建陶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及招商引资的外地政府，尽管行业协会几乎不知晓确定关停企业名单的标准与程序，但隐隐感觉有些地方根据比例来确定名单，如果这样，应该是不够科学的；
4、对行业协会不够信任。在调整提升工作开展之初，某些部门在一些工作上公开回避行业协会，甚至认为行业协会是为企业说话的。我们认为行业协会是代表企业为政府和国家服务的，诚然今年8月29日林元和书记与陶瓷行业协会、陶瓷企业座谈之后，林书记要求政府将产业规划的部分工作交给陶瓷行业协会，并给予必要的资金资助，应该是工作方式的重要转变；
5、调整提升工作中重调整轻提升，佛山陶瓷调整提升的工作中主要都是涉及如何关闭淘汰陶瓷企业，而对陶瓷企业的提升侧重不够，就地提升的机会则更少；
6、基层政府层层加码，如裕冠陶瓷、祥顺陶瓷等陶瓷企业已经按照政府的要求通过区环保局的验收，到今年7月份又被要求在今年内关停。仿古知名品牌砖楼兰陶瓷也被加码列入关闭之列。8月29日上午政府座谈会之后，下午市有关部门就到楼兰陶瓷进行考察调研，说明政府开始关注不必要的层层加码；
7、部分陶企没有受到公平对待，一些陶企被要求生产性用电安排在谷段(90:00～8:00)强制错峰行列，实际上是不是所有的陶企都受到这样的“待遇”呢？政府应该体现公平对待陶企，只要这些陶企一天合法运营，就应该获得与其他相关陶企的同等待遇；
8、在调整提升过程中几乎没有鼓励陶企之间的合理兼并。陶企之间的合理兼并，可以帮助有实力的陶企做大做强，整合有限的资源，减少固定资产的浪费，避免员工的下岗失业，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可以通过兼并置换出一些民居附近的品牌陶企，而将陶企完全撤离市区的居民区。
最近不少场合都在谈论“佛山陶瓷产业改造与提升的路径选择”这个话题。9月11日上午参加有关部门筹备近期举办南方创新论坛的会议，主要也是议论这个话题，虽然在我看来，现在才开始谈论这个话题。在时间上略为晚了些，但如果有心，集思广益，这样的最佳路径虽不易找，但较佳路径是很容易选择的，根本上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就是很好的路径选择。
评论：当代陶瓷艺术市场七大特征
近几年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品市场，它有哪些规律值得我们陶瓷爱好者总结？它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趋势和新的特征值得我们玩味？
特征一：当代陶瓷艺术市场在盘整中前行
我国当代陶瓷艺术市场经过2009年至2011年高速发展后，受国家经济形势下行等大环境影响，以及“千万元买大师头衔”、“当代陶瓷雅贿”等几篇媒体报道的披露，最近两年相继开始调整，2014年盘整仍在继续。
从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厦门、深圳、景德镇等几个艺术品交易场所的信息反馈来看，年初当代陶瓷艺术品购藏群体进一步持币待购，人气进一步低落。一些现当代艺术瓷的经销商店铺，以前车水马龙场景，如今却是冷冷清清，很多商铺甚至都没有开门营业。一些商铺聚集区，还经常看到商铺转让的告示。陶瓷艺术经纪人李根正表示，从去年以来，买家数量急剧减少，从总量上看，基本上减少了40%以上。
据石家庄熊窑瓷业董事长熊训宏透露，他们很努力工作，但生意还是不够好，公司处于半停产的状态，客户来的也很少了。
而景德镇江夏陶瓷董事长徐铭志也表示，尚之夏陶瓷从2008年开始销售是一路攀升，大概高峰期2010年的时候，销售额在七八千万左右。2012年销售额有所回落，到今年为止销售额大约只有高峰时期的四分之二。
特征二：拍卖会成为陶瓷艺术市场晴雨表
2013年年初，很多艺术家都反映市场难做，但7月份在深圳举办的“华彩瓷韵”景德镇当代艺术陶瓷拍卖会，总成交额1600余万元，成交率超过75%，显示当代艺术陶瓷市场有升温的迹象。
紧接着10月份的2013中国景德镇国际艺术陶瓷拍卖会，共拍出艺术品103件，成拍率72.03%，总成交额6196.96万元，摘得历年瓷博会国际艺术陶瓷专场拍卖会成交额桂冠。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戴荣华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粉彩双面釉瓷板四条屏《四美图》，还以1100万元的落槌价成为标王。
景德镇华艺拍卖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艺术瓷收藏市场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后，人心在聚集，2013年秋季出现了回暖迹象。接下来的中国嘉德等各大拍卖公司春拍较往年相比将更加精彩，预示着2014年将迎来艺术瓷收藏市场的“春天”。
很显然，在陶瓷艺术品流通体系尚不完善的2014年，有着公开拍卖记录和拍卖价格的拍卖会，已成为了陶瓷艺术品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特征三：陶瓷大师强者恒强
如果硬要把当代艺术陶瓷名人名家分个三六九等的话，那么无疑如王锡良、张松茂、秦锡麟、李菊生、钟莲生等国家级大师、资深美术教授当之无愧列为第一军团。这些处于艺术陶瓷金字塔顶层的领军人物，个人品牌影响力大、艺术风格独特、在学术界或陶艺界有较高地位，市场认可度高，象往年一样，2013年作品依然供不应求。
在市场上，王锡良的粉彩人物及山水、秦锡麟现代民间青花和现代陶艺、李菊生高温颜色釉装饰、黄卖九青花分水、赖德全釉上珍珠彩等代表作品是一“瓷”难求，即使收藏家交全款订单，也要少则1个月，多则半年以上，才能拿到货。由于有的大师年事已高，甚至有的买家等上两三年，也不一定能拿到藏品。
预计2014年，随着收藏家队伍的进一步理性，艺术市场这种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现象将呈扩大趋势，而位居陶瓷大师顶端的“大师中的大师”、“极品中的极品”则更受大资本、大企业、大藏家的追捧！
特征四：中青年艺术家两极分化
近几年，对中青年艺术家来说，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那些有实力、有潜质、有创新精神，且作品又有特色的中青年艺术家来说，日子过的还挺滋润。
如青年艺术家潘长杰的珍珠彩仕女作品，运用珍珠彩形式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具有创新美、构图美、线型美、色彩美等装饰审美特点，从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藏家的关注与青睐。又如擅长青花分水的青年艺术家黄景锋，作品意境开阔、情感浓烈，颇具生活气息和现代审美情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而那些刚出道不久、个人艺术风格不鲜明，还没得到市场认可的青年艺术家，仍在接受着市场的痛苦考验，有的连生存都很困难。
笔者从几个主要陶瓷艺术品交易平台所反馈的信息来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观点。
特征五：陶瓷油画受市场追捧
从视觉上既有很强的油画效果，又有陶瓷细腻、色彩丰富的特点，给人一种全新感觉和强烈印象，具有当代中国新文人精神气质的陶瓷油画，已成为2013年当代陶瓷中最受追捧的瓷绘样式之一。
究其原因，据景德镇在线总经理兼国家陶瓷电子商务中心负责人“老猫”分析，陶瓷油画走热全国，一方面是这类风格作品，同时具有油画和陶瓷艺术双重属性，易于被欣赏、接受；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作品，太费工耗时，具有较好的收藏升值潜力。他介绍说，一件油画作品，一般要花十天到半个月工夫，反复烧制7到8次才能完成，在烧制过程中成品率低，而这类绘画，笔工非常细腻，只有中青年作者才能有这样的眼力、精力和体力，估计过了五十、六十岁以后，想画也画不成了，所以这类作品收藏潜力特别高。
另据中国陶瓷油画艺术院负责人介绍，因陶瓷材质平整光滑便于创作，可保存时间又非常长久，色彩丰富逼真，因此，陶瓷油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特征六：当代陶瓷成为民营企业及政府官员投资新宠
据景德镇市陶瓷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曹新民透露，他今年在山西、北京、河北等地考察时，发现民营企业家进入陶瓷收藏投资领域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一位不愿署名且也是陶瓷艺术收藏者的中央企业老总向笔者证实了这一观点。由于他身处瓷都景德镇，因公务需要经常与一些艺术家、艺术机构打交道，为此，经常接到外地的政府官员同学、老乡以及民营企业家朋友打来的电话，请求他代为购藏艺术陶瓷，2013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对于民营企业及政府官员热衷于陶瓷艺术品投资和收藏的这种现象，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沐认为，在货币超发及通货澎胀高预期下，陶瓷艺术品必然成为财富人群资产保值与增值的主要工具。此外，陶瓷艺术品对于拓展文化产业、合理避税，以及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塑造企业形象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显然，在房地产受到宏观调控，股市上窜下跳，其他投资品种稀少的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品已成为民营企业及政府官员投资收藏新宠，预计2014年仍将加速这种趋势。
特征七：陶艺媒体、陶瓷评论欣欣向荣
近年来，除景德镇地区主办的十几家当代陶瓷艺术类媒体外，外埠媒体也有加速进入陶瓷艺术媒体的趋势。
如全国著名的综合类门户网站——新浪网于2013年10月份开通了“江西陶瓷”频道，把办公地点选在景德镇，零距离对接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全国著名的艺术类门户网站——雅昌艺术网也于2013年开通了“江西站”，重点关注当代艺术陶瓷，并也把办公地点选在景德镇；我国权威网站——也开辟了“瓷器”频道，致力于传播推广中国陶瓷文化。此外，由国家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开辟了《名瓷市场》专刊；据悉，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艺术报也将开辟艺术陶瓷专刊，给本已火热的艺术媒体再添一把“火”。
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媒体的主要“填充物”——陶瓷评论，自然也是水涨船高。论权威性，当属中国文化报——《名瓷市场》专刊，近年来发表的《“名作”比“名号”更重要》、《当代艺术陶瓷收藏“四忌”》等评论文章高屋建瓴，观点鲜明，极受读者喜爱；作为党报，景德镇日报开办的《瓷苑》专刊在景德镇市具有极高的影响力。《真善美是艺术创作与评论的标准》、《从江南铜屋到景德镇“瓷宫”》等文章分析精辟，建议中肯，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同；论发行，瓷都晚报-《瓷器》有得一拼，其充分利用瓷都晚报的渠道优势及民营企业的活力，加之精细的策划，把《瓷器》杂志搞得红红火火；论特色，《瓷都美术家》杂志依托景德镇市文联影响力及市陶瓷评论家协会的人脉，经常组织文化沙龙，针对艺术市场热点及时发出自己的批评之声，近年来杂志也办得有声有色。
可以说是繁荣的艺术媒体、精彩的评论文章共同推动着当代艺术陶瓷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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