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当我们上手一件艺术品，特别是瓷杂类，一般会先看它的“工”。这个“工”包含两层意思，作者的水平以及耗费的时间、材料等成本。而艺术的“艺”指的是智慧、创意和思考，“术”则是实现它的具体手段。
有些人如今已经被评为大师，他们原来都是工人出身，但现在都巴不得跟“工匠”二字撇清关系，似乎只有艺术家的称号才是高贵的，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观点。在历史上，唐英是督陶官，地位毋庸置疑，但他非常低调，仅称自己为陶人。
我认为现在业界对工匠存在一些偏见。实际上早期画粉彩是热门，工作时间是从晚上开始的，直到凌晨结束，这样做既是为了安静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原创，画好后还特地用煤油灯的黑烟熏了一遍，让它覆盖住图案，拿去烧时就不会被其他人偷窥。其实他们用这样那样的方法都是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他们的创意同样是可贵的，同样是孜孜以求，而不是简单一句“没文化、有匠气”就给它全盘否定掉了。
头脑再聪明，艺术境界再高，没有“工”做保障，做陶瓷也是要失败的。比如某些著名画家，在他的专业领域很厉害，但来做陶瓷就未必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了。陶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不是谁随便画两笔就能掌握的。据我所知，像林风眠、唐云等大师，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到景德镇采风时，曾经拜访过许多位老师傅。当时这些外地来的画家都不敢在完整的瓷胎上作画，生怕糟蹋了这些材料，而且他们打心底里非常敬佩这些工艺师。
有些沽名钓誉的现象值得业界反思。直到现在，景德镇还有不少的大师，想摆脱过去的“艺人”形象，自我否定，非要变成教授，变成学院派才舒坦，这样其实根本没必要。我觉得创意人人都有，但手上的功夫和积累的经验是必须的，这才应该是景德镇艺术陶瓷立足于学术圈和市场的基础。一味否定“工”就失去了立脚点，只知道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地“创新”，注定是空中楼阁，不能长久。人们的审美是有共性的，但如今国内的许多艺术品只有“墙内香”，因为墙外的人不认可，反观现在有些大师作品，值钱的恐怕只有漂亮的证书和签名了。(景德镇民俗博物馆馆长雷瑞春)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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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大师瓷”艺术收藏的天坑级陷阱
原本这样一个话题本不值得讨论，真正收藏艺术品的专业藏家是并不会把所谓的“大师瓷”这一类工艺品当艺术来收藏的。但近期一类热门话题，将“大师瓷”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中央媒体将“大师瓷”与雅贿挂钩，在深入反腐败斗争中，确实抓住了一个大要害。当所有有识之士为此拍手称快的时候，我却隐隐感觉到，这有可能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来说，帮了倒忙。
“雅贿”一词故名思义，第一是“雅”，第二是行贿。“雅”就是有品位，“行贿”就是送值钱的东西。“雅贿”这个词语用在“大师瓷”的身上，实际上是从侧面把“大师瓷”定义为既高雅，还值钱的东西。这恐怕是属于打老鼠把猫害了的蠢事。打的“老鼠”是腐败，害的“猫”是陶瓷艺术的“正视听”。
“陶瓷艺术”这一桂冠，长期以来，被所谓“大师瓷”这类伪艺术所霸占，导致绝大部分公众一谈到“陶瓷艺术”，首现想到的，就是那些“花瓶”。甚至于一些收藏陶瓷艺术的俗语都变成了“搞几个瓶子”。这种现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它已经长期阻断了陶瓷艺术的当代发展，包括理论体系的构建，让陶瓷艺术原本是中华文明的母语系统的话语权拱手相让，旁落他人。
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大师瓷”，其实只是工艺品，而且在文化上说，属于“近亲繁殖”的文化肿瘤。原本是个陶瓷文化的累赘，现在因为贴上“雅贿”的标签，大有名正言顺要继续充当陶瓷艺术的主体的意思。这让收藏界面临一个天坑级的巨大陷阱。其实“大师瓷”之类的工艺陶瓷，只是一种民俗的东西，它甚至不属于非物质文化。“大师瓷”的批量生产式的“创作”，大量的代笔代工行为，毫无艺术创作新意的其他门类艺术的抄袭。这样的工业化产品，如何具有严肃艺术品的价值？“大师瓷”的所谓创作，就是买别人现成的坯子，抄袭几笔纸本的画面，这样的行为从学术上看，严格说属于反陶瓷的。陶瓷本身成为了画画的载体(我们就不说某些“大师瓷”其实就是涂鸦)，它如何成为主体性艺术？如果这样就是陶瓷艺术，那水墨画就是纸的艺术，油画就是亚麻布艺术了！
所以，我不禁为那些收藏者担心，一旦这层窗户纸被捅破，这几乎就是灾难性的。“大师瓷”作为工艺品，说高点，最多值三五万，还是确实具有创造性设计特征的原创的东西，那些抄袭纸本画的、长期以来一个题材，甚至一个构图，一种内容画到底的涂鸦，甚至价值更低。这让动辄花几十万上百万购买的收藏者，看得见的，必将血本无归。“大师瓷”值钱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骗局，若还贴上“雅贿”的标签，这一谎言还真一时没法结束了！
评论：“大师”岂能制造？
大师，是一个尊称，是在某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浮躁心理膨胀，市场经济的资源热炒，“大师”这个本来为人敬仰的名头高帽漫天飞，在一些艺术场合想不碰到一位“大师”都难。人们不禁怀疑，这样的艺术生态健康吗？这么多“大师”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下面以陶瓷为例，看看陶瓷艺术大师的产生流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内发展急需外汇，工艺美术品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渠道，于是国家制定“老艺人”制度，以保护和鼓励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1979年，为了在市场化背景下，进一步保护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由国家主导评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次开评。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协会选拔监管力度不够，特别是“大师”名分与随之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紧密关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制度到第五届由行业协会转到国家有关部委评选的时候，遭受非议。业界人士认为，首次试水的评审主办单位抛开行业协会乃至评审专家，权力因素带到评选过程中，选出的“大师”令人质疑；在整个评审前后，舆论界对于收取评审费、参评人资格审定、评选程序的合理性问题都提出许多质疑。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国家级大师”或“省市级大师”逐渐演变成为某些政府机构或准政府的行业民间机构发财的钱袋。滥发“大师”帽子成为当代中国陶瓷界一道怪异的景观。
当诸级“大师”评选的真实意愿不在于推动陶瓷艺术的发展繁荣而在于做局捞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陶瓷“大师”的庄家之间的竞争，“大师”发证机构之间相互诋毁、相互打压、相互排挤成为常态。2010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评出首届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主办单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表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将“拒录”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012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主导筹建“中华陶瓷艺术大师联盟”，2013年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导“中国陶瓷大师联盟”，同时还成立“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设计中心”、授予“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国陶瓷艺术与设计杰出贡献奖”，呈分庭抗礼之势。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属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2012年之后一年时间内连续评选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中国玻璃艺术大师”“中国玉雕艺术大师”“中国木雕艺术大师”等诸多“大师”称号。
国家级“大师”的批量制造也引发省市级“大师”连环反应，尤其引发当代陶瓷艺术“大师”的“产出”热潮。相对于其他“大师”，陶瓷“大师”因其独特的审美“大众性”及国际化认知，也成为竞争最激烈、含金量最高的大师头衔之一。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大师的名号，是利益驱动下官商运作的结果。一位艺术批评家说：“文化乱象的根源是利益驱动，甚至牵扯到一些腐败行为。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资质平平的文化工作者捧成‘大师’，‘大师’有身价了，创作的作品成‘珍品’了，‘大师’得利，一些官员拿这些‘大师’作品送礼，也得利，双方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种做法古已有之，被称为‘雅贿’。”
“大师”之所以受追捧，与市场畸形价格评定体系有关。一位藏家说，从地方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协会评选的各类“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市场上工艺作品的标价同大师的“级别”关系很大，同一件作品，从省高工到省级大师，价格可以翻一倍，如果再成为国家级大师，至少再翻一倍。
与学问领域的“大师”极度稀缺相比，当代中国陶瓷艺术领域的“大师”繁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具讽刺意味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大陆日用陶瓷整体上在当代世界陶瓷王国里处于“地摊货”低层级，设计观念落后，质低价廉，甚至为海外陶瓷名牌贴牌生产，成了世界品牌陶瓷的加工厂。中国陶艺在国际上的品质低势位并未因近年来诸类、诸级陶瓷艺术“大师”的极速“生产”而有所改观。成千上万陶瓷艺术“大师”未能创造出世界级的陶瓷艺术极品，未能创造出与千余年前祖辈陶瓷艺人比肩而立的陶瓷器物，颇具悖论和反讽意味。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分析说，是艺术标准之外的价值评判在推波助澜。由于艺术品价值判断缺乏统一标准，很多艺术品购买者和收藏者缺少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判断能力，这样，创作者的名头甚至官位就成为其作品价值的标签。在火热的艺术市场，“大师”的名头不管有没有体现艺术水准，都与艺术作品的价格直接相关。
让“大师”返璞归真，也是艺术品市场和艺术业态回归常态的过程。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画家冯远对记者说，大师称谓有的是“时名”，有的是“史名”。艺术界需要大师、期待大师，但大师要由后人来评，而不是由当代人说。艺术工作者克服功利思想，潜心创作，祛除浮躁，才会有艺术进步，艺术生态才是成熟健康的。
刑瓷不是只有白色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白瓷生产的发源地。
邢窑创烧于北朝时期，主要生产日用产品的粗瓷，造型质朴大方，粗犷豪放，是典型的北方青瓷。
隋代时期的邢窑，生产规模已经相当成熟，器物的品种较丰富，为举世闻名的唐代邢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已能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国白瓷的“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之前，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薄胎透影瓷始于明永乐时期(当时欧洲称“中国白”)，而邢窑隋代透影瓷的发现，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唐代后期，邢窑由于制瓷原料等方面的原因，渐趋衰落。河北曲阳定窑受邢窑的影响继之而起，成为北方著名的白瓷窑。除邢窑与定窑外，河南的巩县窑、密县窑，山西的平定窑与浑源窑等，也都以烧白瓷为主。因此在北方形成了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
21世纪初，邢窑遗址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邢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经专家研究试验已摸索探究出来，并在其主要产地临城县被仿制成功。
然而，从实际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邢窑对于中国陶瓷的影响还不止于其为白瓷的缔造者。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在临城、内丘发现多处窑址，当这些窑址被确认为是历史上的唐代邢窑所在地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出人意料的是，先前很少人知道的青釉、黑釉、酱釉、黄釉、棕红釉、绿釉等器物，与白釉瓷一起纷纷面世。这充分展现了邢窑陶瓷丰富的釉装饰艺术和清新活泼的施釉技巧，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这一北方白瓷名窑曾经的欣欣向荣与朝气勃发。邢窑陶瓷装饰艺术中的釉色如此丰富，真是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去认识这个曾以白瓷名垂青史的历史名窑。
辉煌的白釉
白釉是邢窑最重要的高温釉品种，出现于北朝时期。北朝的白釉瓷显然处于初创期，由于刚刚脱胎于青釉瓷器，故而胎质粗、釉色杂、白度低，多数釉色白中泛青。如果说当时的白釉瓷是青白釉，可能更会得到大家的认同，也似乎更恰当，因此有专家将其定名为“原始白瓷”。
北朝白釉高足盘
这时的白釉瓷器只有碗、高足盘和罐等简单的造型。为了遮盖胎质的粗糙与胎体的颜色，有的瓷胎上还施有白色化妆土。如邢窑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北朝时期的白釉高足盘，高7.3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9.1厘米。盘为浅式，直口，平底，下为喇叭状高足。胎表施白色化妆土不及底，半透明状的白釉亦不及底。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施有白色化妆土的釉面洁白细腻，带有细小开片;未施有白色化妆土的釉面呈灰白色;而露胎处则为浅土黄色。三色一体的天然造化，令这件单调的白釉器物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隋代，邢窑白釉烧造不仅技术成熟，而且出现了“高端”产品。说它成熟，是指这时瓷胎细腻，釉色洁白，产量增加，造型也丰富多了。除了碗、罐、盘、盆、钵、杯、壶这些日常生活用具外，还出现了砚台类的文具和小动物类的玩具，足以说明白釉瓷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
隋代白瓷杯
说它“高端”，是指这时出现了透光白瓷。这种白瓷似乎有点像时下正流行的“穿越”，它超越了制瓷工艺的时空限制，成为令人叹为观止、极为特殊而又珍奇的品种。如收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隋代白瓷杯，于河北省内丘县城西关北出土，残高8厘米，口径10.2厘米，胎釉极为细腻洁白，不仅具有玲珑透彻的特点，而且遮光而视，无论液体或物体均能透影可见。这种透光白瓷由于烧造难度极大，故而产量极低，目前也只发现数例。
到了唐代，随着整个国家的强大与繁荣，邢窑的瓷业生产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文献上的记载恰恰得到了窑址发掘的证实。目前发现，唐代邢窑烧造白釉瓷器的窑址跨州连郡，规模十分庞大。从窑址或墓葬中出土的白釉瓷器看，既有碗、盘、杯、钵、盆、壶、罐、瓶、唾盂等日常生活器皿，也有玩具、文玩等用品，还有净瓶、佛珠、塔式罐这类与佛教、丧葬等文化有关的用器。如现收藏于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的一件唐代白釉带托塔形盖罐，1984年出土于河北省临城县射兽村唐墓，高59厘米，底径19厘米，由基座、罐体和罐盖组成。塔式罐应是佛教文化与丧葬文化的结合产物，而邢窑所产的各式塔式罐为今天的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丧葬文化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这时的白釉瓷器已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用具，受到了各个阶层的青睐与喜爱。尤其是精美之作，不但被官府列为贵品，还大量运往京师，甚至成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热门商品输往海外。
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人编写的《印度中国见闻录》中，就记载了阿拉伯商人苏林曼(Suleinman)对中国瓷器的赞誉，原话说：“中国人持有白色黏土制作的碗，它像玻璃一样，可以看见里面盛的液体。”另外，唐代沉船中也往往发现有邢窑白釉瓷器，如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了一批邢窑白釉瓷器，从带有“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的一件长沙窑碗，可知这批白釉瓷器生产于9世纪上半叶。亦可证之，唐代晚期，邢窑仍在盛烧，且为外销瓷的重要组合商品之一。
五代以后，邢窑白瓷的生产受战乱的摧残与优质原料枯竭的影响，质量明显下降，规模骤缩。但邢窑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求和环境变化继续烧造。宋金时期，因受临近地区定窑与井陉窑影响较大，故自身独特的风格不复存在。
稚拙的青釉
相对于南方青釉瓷器的悠久历史与完美工艺，邢窑的青釉瓷器则是起步晚、技术稚拙。从传续脉络看，邢窑的青釉技术应是源于南方越窑，但由于制瓷原料的不同、烧造环境的改变，邢窑青釉与越窑青釉有着明显的区别，并开启了属于它自己的新的发展道路。
北朝时期，邢窑窑火初燃，烧造出了青釉瓷器。因是刚刚创烧，故做工较为原始，修坯较为粗糙，釉面虽青翠晶透，但缺乏南朝青瓷幽玄深邃的气质。从窑址出土资料看，北朝时期的邢窑青釉瓷器多为灰胎，胎体厚重。其釉面青绿肥厚，带有开片。为打破造型的单调，也有个别器物带有简单的装饰。
隋代，由于市场方向标的强大作用，邢窑白釉瓷器异军突起，青釉产量则大大减少，做工也不及以往。而到了唐代，邢窑青釉虽仍有烧造，但做工更加粗糙，并渐渐为黄釉瓷所取代。
跨越多个朝代的黑釉
邢窑虽然以白釉瓷器著称于世，但它的黑釉产品同样精美绝伦。随着烧瓷技术的进步，邢窑工匠们掌握了烧造黑釉瓷器的方法，即将青釉中的氧化铁含量提高到8%左右，瓷器的釉面就呈现出黑色。
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至迟在东汉时就能烧制黑釉瓷器了。东晋南朝时期，以浙江德清窑烧造的黑釉瓷器为楷模，釉面光泽，色黑如漆，可与漆器媲美。隋唐时期，北方能够烧造黑釉瓷器的窑场逐渐增多，如山东的淄博窑、陕西的黄堡窑、河南的巩义窑等。河北的邢窑也是当时生产黑釉瓷器的重要窑场之一。
邢窑的黑釉瓷器出现于隋，发展于唐，延烧于五代，盛烧于宋、金、元时期。与白釉发展脉络稍有不同的是，邢窑黑釉瓷器在隋唐时期产量较低。但值得一提的是，隋代的邢窑已经能够生产黑釉板瓦、筒瓦等建筑用瓷。这些制作精美的黑色建筑用瓷，庄重、典雅、高贵、稀少，应是名门望族或官府衙署的专用瓷。
唐代以后，邢窑黑釉瓷器产量增加，一般胎质较粗，胎体厚重，以民用生活用瓷为主，精品高档瓷则不多见。
并不华丽的酱釉
酱釉同青釉、黑釉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窑场所烧造的酱釉瓷器也各不相同，自成体系。东汉晚期，酱釉瓷器出现在南方江浙地区，两晋时期得到发展。南北朝时期，以北贾璧窑为代表的北方瓷窑也开始烧造酱釉瓷，隋、唐以后，酱釉瓷器的生产遍及全国，但仍以北方瓷窑为主，唐代的黄堡窑、邢窑、巩义窑和宋金时期的定窑、耀州窑、当阳峪窑等均堪称其楷模。
从邢窑窑址发掘资料看，酱釉瓷器在隋代就已出现，唐代生产规模扩大，窑场增多，产量明显增加，质量显著提高。如今在内丘西关、礼堂(步行街)、临城陈刘庄、祁村窑址等处都有出土。发现的器物有钵、罐、瓶等。这些酱釉瓷器，虽然总体呈棕黄色系，但并不色泽一致，而是有的偏赭，有的偏紫，有的偏红，也有的偏褐。它们虽无华丽的装饰，但却以纯正、光润、典雅的釉色成为了邢瓷新宠。
交融变幻的茶叶末釉
茶叶末釉其釉面呈失透状，釉色黄、绿掺杂，颇似茶叶细末，因此而得名。一般绿者称茶，黄者称末，二者相互交融，显得古朴清丽。
茶叶末釉起源于唐代，当时陕西黄堡窑、河南巩义窑、河北邢窑等多有烧造。邢窑茶叶末釉产品以现收藏于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的一件灯笼形罐为代表。此器出土于河北省临城县刘王寨遗址，高9厘米，口径9.3厘米，足径7.8厘米，整体呈灯笼形。罐身施茶叶末釉，釉面光润，釉色典雅。
色泽娇艳的黄釉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以“寿州瓷黄”的记载，让人们记住了生产黄釉瓷器的安徽淮南寿州窑，而实际上，唐代生产黄釉瓷器的窑场还有河北的邢窑、河南的巩义窑、密县窑等。
从烧造工艺上考察，邢窑黄釉有两种：一种是以三价铁离子为着色剂的石灰釉，属高温釉瓷。邢窑的这种高温黄釉瓷，出现于隋代，唐代开始普及生产，基本在初唐时期就取代了传统青釉瓷的地位。第二种是在白色化妆土上施以铁的着色剂，由铅化合物作为基本助熔剂，并在氧化焰中烧制而成的一种低温釉陶。邢窑的这类低温黄釉陶，较具时代特色与地域风格。
从发现的实物看，邢窑黄釉瓷造型较为丰富，有玉璧底碗、盘、独流盂、鼓钉纹罐、三足炉、执壶等。如邢窑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黄釉“盈”字款执壶，高12.3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6.5厘米。圆唇，短颈，溜肩，鼓腹，饼状实足。通体施黄釉，外底无釉，并阴刻“盈”字款。它虽为釉陶，但制作精美，釉层晶莹，色泽艳丽，尤其惹人喜爱。
异域风情的绿釉
绿釉陶在汉代就已较为普及。隋唐时期，邢窑生产的绿釉器物除杯、三足炉等日常生活用品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带流勺、熨斗、铲、三足釜等明器。
这些器物的胎上均施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纯净。它们大多数为素面，不带花纹装饰，但也有少量器物带有刻花、印花或堆塑等装饰。如河北省威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一对绿釉杯，2003年出土于河北省威县侯贯镇后郭固村隋代贵族墓葬。杯的造型均为侈口，深腹，饼形足，器身满饰涡旋纹，具有西方玻璃器装饰风格，明显受到了萨珊和栗特文化的影响。
造型取胜的棕红釉
所谓棕红釉，也是今人给出的感官色彩名词，大概是类似棕榈叶枯萎后的颜色吧。邢窑的棕红釉器造型有钵、三足炉、凤首壶等。仔细观察这些器物，就会发现它们的胎上均施有白色化妆土，因此釉色深沉、古朴、匀润。此类器物多为素面，很少有花纹装饰，仅以造型取胜。
如邢窑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凤首壶，广口略外侈，颈略长，深腹，平底，鸟形短嘴，弯把。此壶造型饱满、优雅，颇具盛唐气象。而仔细端详，它似乎与伊斯兰流行的某些陶器颇为相似，强烈的异域风格仿佛又充满其中。
此外，邢窑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釉色，难以明确归类。比如窑变橄榄绿釉、酱红釉、土黄釉、赭褐釉、赭红釉以及黑白二色釉、黄绿二色釉等等，可谓名目繁多，五彩缤纷。
评论：只有陶瓷产业的强大才算真强大（一）
按产业经济学的说法，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原则，为满足社会某种需要而划分的、从事产品和劳务生产及经营的各个部门。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至文化、教育等都可称为“产业”。一个产业是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只有产业的强大才有行业的强大才算真强大，是我这些年来对中国陶瓷业的发展状况一直所持的观点。因为现代的中国陶瓷业已经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情况了，陶瓷业已经牵涉到矿山业、交通运输与物流、会展、信息设计、进出口、五金配件、专业装备、能源、包装等等许多部门，需要建立一条非常协调的产业链来保障。反过来看，二三十年前中国陶瓷业为什么做不到强大，就是产业链没有建立起来，甚至缺乏太多的链环。中国人自古就会做砖、做盘碗，但要实现现代工业化生产，全自动压砖机要靠进口，辊道窑要靠进口，整个装备业上不去，制品行业就说不上强大。中国人如果只会生产卫浴间的瓷件，只会提供白瓷，那将永远赚不了大钱，永远处于“打工”的角色。再见证国外的情况，意大利、德国等一些陶瓷业先进国家要比西班牙、英、美等国强些，也因为这些国家陶瓷产业的各个部门都较齐备，即有较完善的产业链。
当代的中国陶瓷业在世界同行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产业规模、产业体系配套能力、大砖制造、装备、人力等方面；先进国家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创新设计、管理水平、品牌、会展、环保与清洁生产、效率效益、高端产品、投资意识和理念等方面。如此看来，中国陶瓷业的未来要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将现在较弱势的诸如品牌、创新设计、环保等项做好了，才能到达强大的彼岸。
评论：陶瓷界乱象缘于“大师”泛滥！
10月23日新华社发文披露了千年瓷都市场乱象，可以用“大师”遍地、没有品牌、仿冒成风、地摊唱戏来概括，这则新闻令人感慨唏嘘，中国陶瓷界“圣地”，如何沦落至此？
景德镇有瓷都之名，是因为在宋元以后，此地创造了中华瓷器业生产的辉煌；近代以来，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带动了该地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景德镇由“镇”而变成了地厅级的市。不过，市场乱象让“地摊”市场唱了主角，显见该市已倒退到了“镇级”的水平，此一情状，对“瓷都”名声的“杀伤”甚大，惜哉！
据说现今在世界市场，中国的瓷器无论是品种质量、精致度、多用途、产量等方面已不占优势，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瓷器外观精美、款式出新、品种繁多，已对中国的瓷器业构成了挑战。我们呢？这些年除了“大师”产得多之外，其他方面的进步却不及人家快，这样，瓷都的“大师瓷”走向地摊也就是非常必然的事。
景德镇瓷器乱象虽出现在景德镇，但其根源却在某些行业滥行的“大师制度”。本来，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是代表了学问方面的博大精深、或具有几个专业领域的权威，做人方面诲人不倦、桃李辈出、德高望重，凡达到此两方面最高境界的，方可被尊以“大师”称号。现在，在大多数知识领域，例如科技界、文学界、戏剧界、哲学界、经济学界等，能被敬称为“大师”者少而又少，两院院士有几个人获大师称谓的？戏剧界那么有名的艺术大家尚长荣，至今也坚辞大师称谓。然而，在围棋界、工艺美术界、陶瓷界，却公然盛行着一种“大师制度”，这“大师”头衔不需要学问知识的博大精深，只要在某一领域取得专业成就即可，例如在围棋界，赢了几场围棋、得了大赛冠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除了围棋、其他文化领域都不涉及的人，居然就被授予“大师”的职称。工艺美术界也是一样，没有更多学问的艺匠，只是在某一方面有获奖作品，也能当上什么“大师”。陶瓷界大概念属于工艺美术领域，自然也就“大师”满天飞，更不要说其中还有未经任何主管权威部门认定的“自定大师”了。景德镇瓷都只是个中等城市，如今却弄得“陶瓷大师满街跑”，据说，仅2012年参加申报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人员就达160人，从这些“准大师”人员的自信中，可见工艺美术大师职称的颁授之滥，看来，这个领域的“大师”，比围棋界的“大师”更加下三滥；大约围棋界痛感于“大师”贬值或“大师”头衔不过瘾，故又更进一步引进了“棋圣”制度，要像齐天大圣孙悟空那样“成圣”了，但“棋圣”真是圣人吗？圣人是什么？而“大师”遍地、瓷业走向地摊景德镇，更是绝妙的讽刺。
景德镇之所以兴，一是该处瓷土质量上乘，二是前辈艺匠在工艺上的精心烧制；至于上面画点图案、将瓷器做成怪模独样，那其实也是“普通活”，其技艺难度、艺术创造力不会超过画家、雕塑家。所以景德镇瓷器，关键在于精心选瓷土、精心烧制这两条。而瓷业向现代产业的发展，则应朝多用途、多品种方向拓展，这就需要有现代科技含量，中国当代陶瓷业的与国外陶瓷业的差距就在这里，不客气地说，中国陶瓷业还停留在工艺美术阶段，尚未进入高端科技领域，尤其是应用上，中国基本尚限于生活用陶瓷、收藏用艺术陶瓷，还不是有高科技含量的陶瓷，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科学的介入，不是靠“大师水军”满街跑。
所以，工艺美术界（含陶瓷界）、围棋界等领域，该让“大师制度”歇菜了，这几个领域“大师泛滥”，已经把大师的这个称谓贬得一钱不值了。
景德镇“大师证书”满天飞 得到有效遏制
2014年4月18日，在市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务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5月1日开始正式颁布实施。
景德镇，一个拥有千年陶瓷历史底蕴的神奇土地，近年却频频被外界冠以陶瓷“造假中心”、“仿冒中心”的帽子。《规定》的出台能否有效遏制这类情况发生？近日，记者来到景德镇市瓷局，找到了参与《规定》草拟工作的市瓷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曹国林，请他为我们深入剖析《规定》。同时，记者还走进陶瓷市场，并采访陶艺家，探访《规定》出台后的市场现状，了解陶艺人员对《规定》的切身感想。
解读
自《规定》5月1日正式实施后，各界人士对于《规定》的关注度逐渐攀升，《规定》究竟在讲述什么，它的出现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
什么是《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在谈《规定》之前，曹国林首先向记者介绍了我市陶瓷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情况，“主要分三大块，司法保护、行政保护及行业保护。”
曹国林告诉记者，市中级法院单独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这是景德镇特有的，专门对陶瓷知识产权侵权进行专业的司法保护。
“现在民间有陶瓷行业的维权中心，像由我们陶瓷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办公室指导的、正在筹备的陶瓷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属于民间行业保护的范畴。”
而在行政保护方面，则就是《规定》的出台，“针对行政保护，《规定》的出台比原来的管理办法更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
“可以说，《规定》在原有构架执法的基础上，把各家执法效果融合到一起，组成联合执法。要知道，知识产权侵权不仅仅只是有专利侵权和版权侵权，也有可能是综合性的。”曹国林告诉记者，《规定》的出台将加强陶瓷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执法效率，比如有人投诉，就可以致电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办公室，由联合执法办公室来快速调动各部门，将问题予以处理，“可以说，新的规定已经在原来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完善了许多。”
《规定》里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刨去第一章总则和第七章附则，《规定》在其第二、三章要求完善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制度，并明确了各相关主要部门的职责；在第四章保护措施里也明确提到了商标权、陶瓷作品著作权、专利权、地理标志和名牌产品、名人作品的相关保护措施；第五章则着重介绍了扣押侵权嫌疑货物的强制措施；第六章则是介绍相关法律责任。
《规定》有哪些百姓关注的焦点
《规定》有哪些百姓关心的内容？
其第四章对名人作品的相关保护措施里提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教授、副教授（工艺美术类）、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的陶瓷艺术作品由市陶瓷协会统一制作、核发《艺术作品证书》。同时，《艺术作品证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进行伪造。非经市瓷局、市陶瓷协会确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制作和使用《艺术作品证书》。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假冒名人作品和景德镇艺术作品。领取《艺术作品证书》的作者和单位必须遵循“一品一证”原则，不得用于他人作品或其它作品。这也标志着各类“大师证书”满天飞的情况在今后将得到有效遏制。
不但如此，针对外界对瓷都仿古瓷生产的关注，有关仿古瓷管理的相关条例也被第一次写入了《规定》。其三十九条提到要加强仿古瓷生产的管理，督促生产企业和个人诚信经营。对以仿充真，牟取暴利的，依法予以打击。推行仿古瓷配备《景德镇仿古瓷艺术作品证书》，遵循“一品一证”原则，证书中明确制作者或生产企业，以及作品相关信息。《景德镇仿古瓷艺术作品证书》由市陶瓷协会统一制作、核发。
“这些规定都是原来没有的，以前，一些新闻里出现过几次有关仿古的造假报道，其实仿古艺术是正常的，但如果存在暴利，这就要打击。”曹国林说。
除了增加对仿古瓷的管理，《规定》还增加了扣押侵权嫌疑货物的强制措施的相关内容，“以前只有管理办法，没有相应手段跟上，现在则更具有可行性，加大了对违法的打击力度，强制措施的出现将进一步规范综合执法程序。”
其表示，总体来说，《规定》有四大亮点，因为它不但加大了陶瓷知识产权维权方面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加强了综合侵权执法力度，进一步优化规范了执法程序，同时根据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了对仿古瓷的管理和指导。
“《规定》出台的意义有很多，它不仅传承和弘扬了文化，还保护知识产权，更促进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探访
《规定》出台让部分商家有所收敛
要说到市场，大多数本地人都会想到各种“大师瓷”以及各类的“名人名作证书”，这样兜售如“名人名作证书”、“艺术大师名作证书”、“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作品证书”等真假难辨证书的情况在原来的国贸陶瓷市场很常见，但昨日，记者在国贸陶瓷市场发现，摆在外面的茶具、瓷瓶等都看不到显眼的证书，不但如此，原来经常看到的“大师瓷请往二楼”“本店代售大师瓷”等招牌，也难得看到了。
“现在风头紧，而且前几年不是出了事吗，大师找上门打官司。”一位店铺老板这样说道。
虽然商家有所收敛，但是在市场上，“仿制”的气氛依旧很浓厚，在不少摊位门口，没有标签、落款的瓷瓶数不胜数，在一家摊位上，一款器型、图案都和古窑“老茶花”碗很接近的瓷碗更是卖到了30元。记者上前问商家这是不是古窑的“老茶花”，店主点头称是。但在其落款上，并不是原版的“景德古窑”字样，而是其他款底。
在国贸陶瓷市场，记者试图表明身份采访他们对《规定》的理解，但店主们得知记者身份后都连连摆手，拒绝采访，“天天搞这个，我们哪有饭吃……”一位陶瓷店主这样抱怨道。
声音
陶瓷从业者：希望《规定》让市场更“干净”
“我身边的朋友不少都买过仿冒大师的瓷器。”在老厂，从事陶瓷作坊制瓷工作20余年的叶先生这样告诉记者，他说，以前，通常是一个新器型或者图案出来，大家都会争先去仿冒，而这些低价的“大师”瓷器通常也很受人欢迎，“特别是在外面跑展销的，摆个证书，再忽悠一下，就有人花大钱买。”
谈到为何仿冒瓷会盛行时，叶先生表示，一个是廉价，二是相关规定并不完善，“太多人做这个（指仿冒）事了，大家都做，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毕竟‘法不责众’。”
叶先生告诉记者，艺术陶瓷的店铺基本上都会为买瓷的游客准备相应的“证书”，各种抬头的都有，有些更是冠有各类的大师称号，低调点的也会写上“老艺人”等称谓，“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有‘证书’的瓷瓶的艺术价值根本没人说得清楚。”
叶先生表示，《规定》的出台，给他们这陶瓷从业者提了个醒，“发展还是要靠创新，总是想着怎么去仿别人的瓷器，最后肯定让景德镇的名声受影响。”
“《规定》出台得好啊，希望以后景德镇市场不要这么乱。”家住新厂的高先生曾经代理过品牌陶瓷，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蚀了本。“你根本抢不过人家，看起来一样的东西，他们的价格是我们的一半或更低,，根本就拼不赢，厂家花了大量功夫做画面和器型，最后被别人轻易仿冒，这里面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高先生说，希望《规定》的实行能让景德镇的陶瓷市场更加“干净”，让人人都知道创新的重要性，让景德镇的品牌越打越响。
陶艺家：这是一件好事，有些细节问题还可增加
作为《规定》的直接受益人，陶艺家对此又是如何看待？记者采访了景德镇学院艺术系讲师、中国工艺美术会员章朝辉，“这是一件好事，早就应该这样施行，国外早就开始关注知识产权的保护，咱们景德镇能有这样的行动我觉得应该给予肯定。”章朝辉还表示，执行《规定》的相关部门在执法时要严格，执法力度要加强，对于今后的成效，其表示期待。
对于《规定》的相关内容，章朝辉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对于名人名作的保护，细节问题上还有很多值得去增加的地方，比如，如何防止证书造假？碰到仿冒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而不去挂艺术家名的情况该如何界定？章朝辉表示，相关部门可以广泛听取艺术家们的相关建议和意见，让广大艺术家参与进来，共同为瓷都的陶瓷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瓷杂市场崭露利润空间
经过2006年春夏两季拍卖，原来扑朔迷离的瓷杂市场变得明朗起来。买家原本投入在近现代书画方面的资金有所收缩，相反在瓷杂方面的资金却有所增加，瓷杂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藏家关注，显示出市场日趋多元化的特征。
4月匡时瓷杂专场以5862.34万元成交，成为当时瓷杂专场成交价最高的专场。此专场中，有近80%的瓷杂拍品是从海外回流的，虽然高价位成交的拍品不多，但给买家们的总体感觉是此专场品位较高。其中清雍正翠绿釉瓜棱瓶品相上成、较为珍稀，最终经过数十次的竞拍以418万元成交。但在此次匡时瓷杂专场拍卖中，仍有许多拍品流拍，其中玉器流拍现象最为严重。此外，瓷杂专场中一些先前较为看好的拍品流拍，使得匡时拍卖时，瓷杂市场的前景仍不明朗。
随后，沪上拍卖业进军澳门旗开得胜，崇源国际(澳门)首届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在4月30日至5月2日以24086.7万元的成绩收拍，共投入拍品600余件，中国古董专场和宫廷珍宝专场分外耀眼，69件拍品成交49件，成交率达71%，总成交额12821.11万元，占此次拍卖总成交额的一半还高。其中，上海崇源拍卖公司总经理季崇建从法国征集到的清康熙晚期至雍正初期红木雕花镶嵌织绣画屏风，最终以8533万元拍出，成为历史上最贵的屏风。中国古董专场中也有较多亮点，包括商晚期卣、南北朝赵恒保造菩萨双立石像、西汉鎏金龙纹甬钟、唐天王石像等在内的大量精致的青铜器和佛像。上海崇源瓷杂专场拍卖成交喜人，为瓷杂市场的复苏提供了条件。
在5月的拍卖中，瓷杂专场没有太多亮点，各地拍卖公司瓷杂拍品流拍严重。随之6月初的春拍，瓷杂市场再次成为焦点，众多拍卖公司的瓷杂精品登场，瓷杂专场最终趋于明朗。中国嘉德、北京华辰、北京诚轩先后在月初开拍，然因场次过于集中，买家资金分散，最终中国嘉德取得了较高人气。在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中，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以超出估价10倍的5280万元成交，创造了国内瓷器拍卖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全球拍卖中乾隆朝艺术品的“第二把交椅”，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嘉德瓷器拍卖已经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接着，中国嘉德的另一拍品，粉彩精品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双耳瓶又以792万元超出估价数倍成交。
在今年春拍中，中国嘉德有一个较为经典的专场，即台湾收藏家黄玄龙的文房专场——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此专场有点类似于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中推出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再一次让国内买家重视到文房艺术品的价值。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总成交3590.1万元，竹雕、犀角、砚台、漆器、铜器、紫檀、黄花梨等各类文房名品116件，成交率高达84.48%，虽不及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100%的成交率，但这也是近几年杂项专场中少有的“春天”。近几年，文房类藏品在拍场上的成交情况越来越理想，特别是工艺品、文房精品在市场上相对比较少见。这次，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对收藏家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因此许多拍品的成交价高出估价的2至3倍也在意料之中。
6月中旬，北京翰海更胜一筹，不论成交率还是成交额都是近年来较为理想的专场，整个专场400件拍品，最后成交263件，成交率为66%，总成交额达1.8亿元，创内地瓷杂专场成交额的最高纪录。此专场中曾出现了多个抢拍高潮，其中一个高潮是此次首推的南宋官窑琮式瓶，此瓶为宋代典型的官窑珍品，而且曾出版于1994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的陶瓷》一书，估价在800至1000万元之间，从700万元起拍，最终以1500万元成交，加上佣金共计1650万元，以超出估价2倍成交。北京翰海此次推出的3件永乐青花瓷全部以高价成交，其中明永乐青花龙凤葵瓣式洗(残)估价在400至600万元之间，以770万元成交；明永乐青花暗刻云龙纹碗估价在500至700万元之间，以550万元成交；明永乐青花宝相花绶带葫芦扁瓶估价在1200至1500万元之间，最终以1540万元成交。雍正瓷器也有不错的表现，清雍正黄地青花三果撇口尊以946万元成交，清雍正青花三果抱月瓶以583万元成交，清雍正青花福禄寿扁瓶以357.5万元成交，清雍正仿官釉贯耳六方瓶以143万元成交，清雍正仿官釉牺耳尊以192.5万元成交，清雍正黄釉夔龙纹尊以418万元成交。可以看出，在未来的瓷杂市场中，雍正一朝的瓷器市场将被看好，拍品的上涨空间仍然很大。
此外，此专场中杂项拍品亦受好评，清乾隆紫檀木大柜(二件)是最为耀眼的杂项精品，经过多次叫价，最终以770万元成交。此专场中多件佛像精品也拍出了高价。犀角类拍品在此专场中依然行情看涨，特别是明代的犀角制品，其中明早期犀角折枝花卉纹杯以275万元成交，明末犀角螭龙杯以143万元成交。
从今年春拍来看，瓷杂市场较去年有所好转，瓷器拍品的价位上涨，成交率也有所提高，但我们可以看到，瓷器拍品中价位较好者当属瓷器精品，只有精品才能受到买家的眷爱。高古瓷在今年的春拍中没有太多的表现，明清陶瓷市场较好者仍是清三代拍品，明早期拍品的价位依然居高不下，这也造成了大量明早期拍品的流拍。
杂项拍品之中，玉器市场依然较为低迷，市场价位不高，成交率亦不理想，要想在短期内改变此种现象是不可能的。竹木牙角雕类拍品的市场行情看好，特别是文房类拍品，翦淞阁专场即为例证。佛像类拍品与去年市场相比虽有下降，但高价位的佛像拍品不断，精品佛像依然有糯罅康穆蚣摇?
瓷杂市场行情受今年艺术品整体行情的影响，在短期内将有所好转，但拍卖市场中的精品路线仍然不会动摇。书画市场的不景气，将导致大量的资金融入瓷杂市场之中，瓷杂行情走高将会延续。
评论：让大师评选成为“助推器”
今年5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在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内容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虽未被取消，但延续了34年之久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活动，将不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务院部门主办，而交由民间组织性质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进行评选。这一决定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由“官办”转到“民办”，多头评选的现象将会得到遏制。
官方评选权力下放，将会给“大师”评选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笔者总的看法是，“大师”评选活动由哪个部门组织，那只是一个过程，关键要看评选的结果。必须真正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机制，坚决杜绝评选中不良现象的发生。建立和健全“大师”评选活动中的监管机制，对参评人员要监管，对整个评选过程要监管，要有一套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规章制度，参评对象的条件要在媒体上公布，尤其要把好省、市评选上报关。同时要把“德艺双馨”作为大师评选的必备条件。评选出的大师，一方面，在行业内要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够为人师表，起领军作用曰另一方面，在工艺传承上具有代表性、创造性，作品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评选出来的大师，在本地区行业内，德和艺方面并不是很突出，而且有争议、有反映，有关部门应介入调查，依照事实作出裁决。
笔者认为，“大师”评选由协会组织，较比政府部门组织要好些。因为各地的协会，大多数是本行业内拔尖的人员组成，在专业素养方面要高些，作出专业性的评判要准确些。当然袁与此同时，必须排除“同行必妒”的陈规陋习和行政干预现象的发生。我们期待的是，收藏家、拍卖行、消费者都能理性回归，用作品水平的高低说话，从而让大师评选真正成为引领艺术陶瓷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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