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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云见日民国瓷

拨云见日民国瓷

瓷砖墙面 民国瓷器鉴别 怎么鉴别民国瓷器

2020-04-21

瓷砖墙面。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就瓷器收藏来说,藏家历来以高古和明清瓷器为主流,民国瓷器则向来不受重视。与动辄创下千万元天价的古瓷相比,民国瓷器显然要平实得多。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在2004年太平洋春拍的瓷器专场,民国瓷器表现抢眼,推出的16件民国瓷器精品仅1件流拍。其中一件民国粉彩羲之爱鹅纹观音瓶以2.75万元成交;一件粉彩喜鹊登梅纹天球瓶预估价为6万至8万元,最后以高出预估价2倍多的13.2万元成交;一件林溪径纹天球瓶以11万元成交;另外一件民国青花山水纹直筒瓶,白釉滋润、胎体轻薄、青花发色雅丽,最终以4.95万元成交。

民国瓷器买气的渐趋旺盛,令拍卖公司和藏家都颇为振奋,一些人开始不动声色地把一度被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纳入怀中,等待“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而在即将鸣锣的2004年秋季拍卖中,数家拍卖公司也都拟推出不少民国瓷器精品。

民国瓷四大类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萧条衰落的时期。但专家认为,客观地讲,这30多年里也有不少精品瓷器。

据陶瓷收藏名家胡义河介绍,可将民国陶瓷分为4个大类,分别是: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此四者中,前三者都颇具收藏价值。

1916年,袁世凯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任命郭葆昌为督陶官,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使用。郭葆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他的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器也不例外。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

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1928年,在画师王琦的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而在当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

这些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均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而当时又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拍市受宠

民国瓷器日渐升温是近两年的事。在2002年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曾经一次推出了民国粉彩瓷器12件。其中“粉彩罗汉像”以4.95万元成交;“粉彩魁点斗图观音瓶”估价6万元至8万元,最终以13.2万元成交。

在2003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牧童骑牛图花瓶,估价8万至9万元,最后以9.68万元人民币成交。此前,已有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纹瓶,底上有蓝料款印章“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这件拍品开始估价3.6万元,经过一番竞投,最后以6万元成交。这已经高于清晚期普通官窑的价位了。还有一对民国粉彩锦地开光人物图瓶,以25万元成交。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民国精品大多仿清三代官窑瓷器流至海外的不少,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三代的官窑,这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加之民国仿品距今也近百年,有不少仿品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瓷媲美。这些都给藏家收藏民国仿瓷带来了信心。

当然,收藏民国瓷器自然收藏精品。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陶瓷研究专家陈润民此前介绍,民国粉彩瓷中要数由郭葆昌监制的“洪宪”古瓷最为精美。其胎体轻薄、洁白细腻、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非常高;器形秀美,足边修胎都很规整,堪称民国“官窑”。题材纹饰摹古、创新兼而有之,布局工整细腻,笔法缺乏气韵,具有鲜明的民国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存世的一些书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瓷器,应为后来的仿制品。一般均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器物胎白釉净,无桔皮纹,彩色明丽丰满。“洪宪”瓷以其精良的制作和与中国近代的一些重要事件相联系具有的神秘色彩,而自然地成为藏家追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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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为何多仿古?


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牧牛图瓶

二十多年来,我在天津几个过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见到过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同时也见到过不少民国仿制的明清官窑瓷器。在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国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占比例也是不小。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数量众多,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门类。仿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中国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制乾隆时期官窑瓷器尤多。

那么,为什么民国瓷器中会有这么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引发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制作和销售,使仿古瓷成为民国瓷的一大组成部分。前面说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极为丰富,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极至。清末民初,由于政局的变化,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天津租界的军阀官僚和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宫廷瓷器藏品工艺绝美,适应国内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同时,宫廷瓷器藏品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买几件高仿品装点门面。于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于利益驱使,古董商乘机以假乱真,大量制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帝逊位之后,皇室再也无力支持御窑厂烧造成本高昂的官窑瓷器,御窑厂只得关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使仿古瓷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外国人尤其爱买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从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民国时期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也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吴鼎昌重用岳乾斋,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由于他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1914年张镇芳等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儿。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只金编钟,合计毛重12000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盐业银行因此大获其利,以至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成为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军队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编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银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盐业银行拍卖的原清廷内务府瓷器库保管的官窑瓷器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而尚未打开包装的瓷器。如康熙官窑五彩十二香杯就有一大批。北京琉璃厂荣兴祥经理贾腾云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买到许多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珍贵的郎窑红釉锤瓶就有一对,被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以重金收购,运往美国博物馆收藏。

由晚清大臣抵押在汇丰银行里的一套皇宫珍藏的宋钧窑瓷器,也是因为越期未赎,最终转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套钧窑瓷器约二十余件,是北宋时烧制的御用品。每件瓷器的器底都刻有顺序编号。传说这套钧窑瓷器是明代皇室遗留在紫禁城中的。清王朝接收了明代宫中的全部器物,其中就有这套宋钧窑瓷器。据宫里太监到琉璃厂传出的消息说,这套瓷器是钧窑洗子和成套带托的花盆,花盆和盆托有一副配合的标记,就是刻的数字。刻的字和底釉一样,都是芝麻酱色。抵押的银两估计在十万两以上。

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那桐和徐世昌都被任命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那桐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将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这套贡品瓷器抵押在北京的英国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到时,溥仪正在花钱运动军界人士,图谋复辟,根本没有财力还本付息、赎回国宝。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将宫内抵押品赎出后,转手卖给美国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从而引起了美国人对宋钧窑瓷器的极大兴趣。

前面提到的重金收购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的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当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琉璃厂古玩铺的常客。他喜欢听古董商们按中国官僚的习惯称呼他“福大人”。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福茂生”,并且打扮成中国绅士的派头。福开森自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办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多年,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他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大学基金,聘请中国金石学家和鉴赏收藏家,帮他编著《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书,还与郭葆昌合编《项子京瓷谱》等有关瓷器的图录专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福开森在中国搜集走大量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古玉,唐宋元明清字画,宋元明清瓷器。20世纪20年代,他到琉璃厂古玩铺买古玩,对宋钧窑瓷器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古董商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不仅不嫌价钱高,而且马上支付。有一个极为珍贵的宋钧窑鸡心杯,就差点被福开森从琉璃厂买走。福开森对钧窑瓷器很有研究,并从欣赏中感到乐趣。他喜爱钧窑瓷器中的玫瑰紫釉色,那釉色恰似晴空中几朵彤云在飘荡。他喜欢将自己研究钧窑瓷器的心得体会,在美国的鉴赏收藏家中宣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原为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那套贡品瓷器,也得到福开森的宣扬。从此,美国人到中国买古玩都想得到钧窑瓷器,而且要选择那些胎质、釉色好的。这样一来,美国便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中国钧窑瓷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古董商,对国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行情知道得还不多,美国这股搜集、收藏钧窑瓷器的热风,实际是由日本古董商、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口中说出来的。山中商会是民国时期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急先锋,也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它在中国设有北京分会,从民国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高田从在美国市场上的交易中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他不向北京的古董商透露。中国古董商王栋廷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钧窑花盆,价钱是九千多元。他出价最高,因为他是给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吴公司进货。而高田从王栋廷手中花一万五千元将货买走,撬了货,引起了北平古董商们的注意。不久,他们得知高田将宋钧窑花盆拿到纽约文物市场上卖了五万美元。直到这时,美国的钧窑瓷器热,才被北平的古董商们了解。

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古玩店铺就是靠贩卖清宫文物而发达起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时间里,宫里的文物丢失很多。慈禧太后回銮京城后,要下旨查抄全城。亲信庆小山奏请以收购代查抄,获恩准,便在隆福寺设收购站,让管家常惠川在那里当差。内务府总管文索看准这个时机,出资9000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设延清堂,请丁济谦当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购生意拉到这边来,合伙做官窑瓷器生意。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古董瓷器市场十分混乱:本来应由政府部门专门接管的故宫珍贵瓷器,通过明押暗卖,大量流失到社会上;很多不应出口的国宝级瓷器,被以各种方式运到国外,而且卖给外国人时往往价格很低;流散到社会上的历代精品瓷器,成为仿古瓷的直接仿制样本,客观上助长了造假之风;古董商真伪兼营,市场上鱼龙混杂……

民国仿古瓷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特殊的收藏、流通背景下,被大量生产而流布于世的。

民国总统用瓷不逊官窑


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民国时期陈设瓷成型工艺


民国瓷器大体可分为圆器、琢器两个行业。但因器物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器成型、琢器成型、雕镶成型。又因具体成型方法的不同分为拉制成型、模印成型、注浆成型、拼接成型、捏镶成型。本文结合不同的行业加以介绍。

琢器多采用拉制与拼接成型相结合的方法,在成型过程中大致有以下几道工序:拉坯,将坯料放在陶车之上拉制成型;整坯,将干到一定程度的坯底拍紧,以防裂底。刮坯,整好的坯再干到一定程度后,放在陶车上进行精修,以瓶为例、先修瓶颈,后瓶身,使之厚薄适度,然后用泥浆粘牢。利好的坯干到一定程度后,扫干净瓶内的杂物灰尘,然后以清水入坯内,用手摇坯体,使坯内清水均匀淋湿坯内,将水倒出。然后施内釉,方法如上,然后施外釉。上述工序完成后即为剐坯,用坯刀修去圈足上的釉层,至此器物完全成型,装坯之后可入窑烧造。

圆器多釆用拉制成型与印模和拉制相结合的成型工艺。拉坯与琢器相同,为了保证器物大小厚薄一致,拉坯之后有一印坯工序,即在一定的印坯模上使之标准坯。利坯、剐坯同于琢器。然后上釉,至此,圆器成型。

镶器是指那些不能拉制成型的器物,如四方瓶等。基本工序为压片、刮板、刨平、镶接。压片是将泥料拍打成薄片。刮板是用直尺将泥板刮平。刨平是泥板干至一定程度之后,以刨刀将板刨平,干至一定程度之后,以泥浆粘接成所需的器型。

模印成型是对那些不规则的器物所釆用的成型法,如羹匙,先将泥料打成适度的薄片放人阴模之中,然后用手按紧,以竹刀修削成型。

注浆成型主要是对那些体积较大,器型复杂,对尺寸要求不甚严格的器物的成型法,以石膏为模,将泥浆注入模中,利用石膏的吸水性,在干燥过程中,坯土收缩,坯与模相分离。此种方式适合薄胎器物,如茶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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