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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元青花为元末景德镇特制

优质的元青花为元末景德镇特制

元青花瓷器的真伪鉴别 景德镇古代瓷器 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2021-04-07

元青花瓷器的真伪鉴别。

自从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了上亿元的价格后,元青花瓷器更加受到欢迎,成为艺术品市场上受热捧的宠儿。为什么元青花瓷器这么珍贵?它真的有那么值钱吗?我们应该怎样收藏元青花呢?

青花瓷是釉下彩绘瓷,是世界上最著名和瓷器史上生产数量最大的品种。

元朝时期,米纳依彩绘陶器使用含钴的氧化物绘制烧成釉下蓝彩的技术,传到了我国内地,为景德镇制瓷艺人掌握,烧出了纯深蓝色的霁蓝釉和闻名世界的精美的白釉下蓝花的青花瓷器。

优质的元青花瓷为元末景德镇特制

元朝有关的记述中没有提到青花,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波普博士根据英国人大维德收藏的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伊朗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元青花瓷器,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至正型青花的概念,使国际上产生了研究、收藏元青花瓷器的热潮。

此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元青花。其中有许多与大维德瓶的水平、风格相似。而也有的青花发色浅淡甚至灰暗,纹样简单,器型较小,并且可以确定这种元青花器的制作早于至正年。至正型的青花是使用伊朗青料绘制烧成。元青花大多数没有款识,后人即使见到精美的元青花,容易误认为宣德时期,洪武与永乐朝的青花也存在这种情况,只是最近20年才逐渐被区分出来。

元代青花瓷器的创制,是陶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以青花为主体的彩瓷成为瓷器的主流品种,以往一贯占主流地位的颜色釉退居次要地位,陶瓷美学上从以素雅为美的中古时代进入了五彩缤纷的近古时代。因此元青花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被学术界认识之后,就立即引起了艺术品收藏界的关注。元青花的市场价格一路飙升。那么这到底合理不合理?元青花究竟应该如何估价?

关于文物艺术品的估价问题,按照价值规律。实际上并非每一件元青花都是一级精品。造型、纹样都十分精美的属于一级珍品;器型较小、纹饰略简单的可列为二级和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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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窑瓷器元青花飞凤麒麟纹盘


元青花飞凤麒麟纹盘是元代时期景德镇窑烧造的瓷器,青花盘折沿,菱花式口,盘心坦平,圈足。通体施青白釉,底素胎无釉。盘内外绘青花纹饰多层。折沿上绘卷草纹,内壁青花网纹地上突出白色缠枝牡丹纹,盘心边缘环以卷草纹,中央青花地烘托麒麟、翔凤各一,空间衬以白色的莲花及朵云纹。盘外壁绘缠枝莲纹。

元青花飞凤麒麟纹盘瓷器青花发色纯正,构图严谨。盘心纹饰寓意“威凤祥麟”以示天地祥和。元代青花瓷器装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青花料直接在白色胎体上描绘纹饰。另一种是以青花为地,衬托白色花纹。这种装饰形式始于元代。留白纹饰都有凸起。此盘即为蓝地白花器之代表作。

景德镇窑瓷器元青花飞凤麒麟纹盘,高7.9cm,口径46.1cm,足径26.1cm。

青花瓷的魅力,“元青花”后续“元贞青花”受追捧


近些年,在国内外的一些大型拍卖会上,经常看到“元青花”的价格之高令人咂舌。由于“元青花”存世稀少,价格之高,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引发了大家对于青花瓷的热爱和追捧。

仿元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青花瓷以“元青花”最为知名,价值也最高,可是因为瓷器本身难以保存,再加上从古代到现在,中国几经风霜的历史动乱,元代青花存世已经可以说是稀有,这更加吸引了人们对“元青花”的追捧。由于“元青花”的稀缺,人们只能另辟蹊径,如今一种“元贞青花”广受追捧,重现了青花瓷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前来选购的人们趋之若鹜。

“元贞青花”是北京元贞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旗下的产品,北京元贞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继承、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旨的专业文化公司。同时集展示、收藏、交流、鉴赏、修复于一身,兼及影视、设计、文化产品的制作及销售。多元化的经营,旗下唯一的产品就是“元贞青花”,打造出了一张与众不同的名片。

北京元贞文化展厅

中国青花瓷的发展从唐代至两宋是萌芽阶段,元代后期青花瓷成熟一步到位。从明代永乐、宣德朝是青花瓷黄金时代,被誉为明清以来最好的青花。清康熙朝民间青花瓷进一步发展,是中国青花瓷的鼎盛期。由于“元青花”存世极少,此经典的美丽之物被遗忘被忽略的太久。

如今的“元贞青花”以成熟期的青花瓷代表阶段元、明清时期的经典之作为制作参考,在制作工艺上更胜一筹。种类更多、图案更加丰富,还可以接受私人定制的“元贞青花”走进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品味和情趣。正值“元贞青花”三周年到来之际,在天猫元贞青花旗舰店和京东元贞青花官方旗舰店中,更多的价格促销活动,得以让更多人得以把青花瓷请回家,享受青花瓷带来的高雅生活品味。

仿元青花缠枝花卉纹盖碗

著名瓷器鉴赏专家王先生说:“女孩子要富养并不是要在她身上花多少钱,而是从小培养孩子接触好的东西,增加孩子气质和品味。我们家吃饭用的就是最好的瓷器,这样孩子长大后不会看走眼。”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元贞青花”倍受追捧的背后,说明了任何时候美都不过时,青花瓷的美丽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追捧者。

景德镇:收藏的故事


2008年秋拍整体成交率比前一阶段显著下降,颓势尽显,但瓷杂专场却是市场最坚挺的。瓷杂市场的宫廷艺术一直被藏家推崇,甚至有人认为,不管市场如何不好,古董中的宫廷艺术专场也可逆势而上。

景德镇,作为陶瓷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着太多的陶瓷收藏故事。

火爆的现当代陶瓷

“现在最火爆的就是那些艺术大师的作品,无可置疑,景德镇的艺术瓷市场国内外实力最强。”商会副秘书长、景德镇古窑芳气澜轩掌柜伍模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在景德镇的现当代陶瓷市场中,高仿瓷曾长期独占鳌头。这个门类因为有不惜工本、耗时绵长、成功率极低等因素,以及产品几可乱真使得其很特殊。

研究多年的罗学正教授曾将景德镇二十多年来生产的仿古瓷分为高仿瓷、中档仿古瓷和低档仿古瓷三大类。

本报记者同当地多位仿古瓷作坊主人交流得知,高仿瓷走的是精品路线,一般以真古瓷(或瓷片标本)为仿制对象,对于胎体的质地、造型的精确度以及器物烧成后的尺寸、厚薄、重量等等,都极为到位。

经过恰到好处的做旧处理后,仿品的形、神皆具古瓷风貌,但能仿到如此程度的数量并不多,每个品种两三件,主要销往海外,国内的拍卖图录中也时有出现。

除了仿古瓷外,景德镇的现当代艺术大师的陶瓷艺术作品居市场主导地位。据悉,在去年的拍卖市场上,这些名家名作已经行情看涨,如李菊生单件作品可以拍到190万元,这差不多可以购买一件不错的明清官窑瓷器了。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要组成单位——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长刘少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现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主要分为六个方向,分别是以珐琅瓷为代表的现代日用瓷生产;以御窑厂为代表的高级仿古瓷生产;以陶院为代表的现当代陶瓷艺术瓷生产;以珠山八友后人为代表的民间陶瓷生产;以三龙陶瓷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建筑陶瓷生产;以及其他和配套上下游生产。

景德镇的798——雕塑瓷厂

原雕塑瓷厂厂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在传统的陶瓷创作,景德镇的实力在国内外首屈一指。”

据悉,这股非常强劲的陶瓷创新势力是以陶瓷学院的年轻师生为主体,涵盖了来自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艺术家,甚至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

据刘远长介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基本上都聚集在雕塑瓷厂,开设工作室和展示间,也有一些画廊、咖啡店、酒吧穿插其中,虽然数量不及798(指北京798艺术区,或称大山子艺术区、大山子798厂艺术区等)那么多,但是基本结构、功能、形式已经和798差不多。

然而,今天的景德镇瓷器不论是仿古还是创新品种,都很难达到昔日“官窑”水平,当年“7501”(毛主席专用瓷)项目负责人杨火印对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说,过去工匠、大师设计的图样比现在要精致很多。很多传统工艺正慢慢消失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而今天很多艺人是“身兼多职”,仅从精细活就难与古人比肩。

明青花、元末明初釉里红大连藏家还真藏龙卧虎


明青花瓷器简介: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青花瓷中影响深远,不同年代的不同青花钴料都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绘画的各种题材。青花瓷器的绘画用传统的毛笔,以各种线条和点染、渲染来完成画图。

明青花瓷器特点:

洪武时青花瓷器

青花瓷器期既有元代风格,又开拓新样,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独特风格。玉壶春瓶及执壶由元代的瘦长器体而演变为粗硕丰圆,大尊、双耳瓶、墩碗、军持、盏托及折沿、菱花口大盘类,均古朴庄重,也有更加清秀圆润的盘、碗。其装饰工艺,器内阳文印花,外壁以青花装饰,是为元代枢府窑及元青花技艺的继续。南京明故宫御带河和北京的元、明宫殿遗址,于1964年、1984年出土了大批残瓷,表明此时有青花云龙盘,外壁青花,里壁模印云龙纹饰,盘心画有长脚形如意云纹3朵。其后的永乐、宣德乃至正德、嘉靖时均沿用这一装饰,但洪武时如意形云的云尾较长,显得飘洒流畅。

永乐器造型清秀典雅,宣德器相对浑厚,两朝也有同类的造型和纹饰,如玉壶春瓶、梅瓶、绶带耳扁腹葫芦式瓶、花浇、执壶、折沿盆、烛台、鸡心碗、杯(大、中、小)、高足碗、卧足碗、大盘、罐、鼎、炉等等。其花浇形式则大同小异,主要区别于鋬柄与纹饰,永乐器为龙形柄,纹饰纤细清秀,无款;宣德器为带形把手,纹饰豪放,有款。八方烛台,宣德时器体均较永乐时的厚重。永乐青花器的新造型有扁腹绶带耳葫芦瓶、蒜头口绶带扁壶、双系小口罐、四系扁罐、轴头罐、漏斗、执壶、三系竹节柄壶、葵花式洗、大鼎炉等。永乐青花器的釉面洁白光润;宣德青花器的釉面青白或呈现桔皱纹,富有时代特色。

拍卖行情:

古董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中国官窑瓷器拍卖一直屡创佳绩!

让我们细数小部分这些年来在瓷器拍卖市场上崭露头角的历代高价瓷器拍卖结果:

1、2011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6.8亿元人民币。

2、2005年元鬼谷子下山2.3亿元人民币

3、2006年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1.23亿元

4、2006年明釉里红玉壶春瓶6440万元人民币......

景德镇仿古瓷揭密


景德镇自五代至今,历代产瓷不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史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灿烂与辉煌,为中外古今的陶瓷爱好者所折服、倾倒。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的制瓷来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不少大中型的国营瓷厂由产品老化,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与需求;技术设备落后,成本高;体制问题不顺,管理不善;人才外流,负债累累……,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一人个厂子不得不相继改组,分割承包,甚至倒闭,其处境十分苦涩。而制瓷的乡镇企业和私人作坊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并替代了大厂的销路,填补了市场的缺口,他们由于是手工作坊,“船小好调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社会需求什么他们很快就生产什么,当社会上兴起玩古与收藏风时,景德镇的大街小巷手工作坊就兴起了制作仿古瓷,不胫而走地摆到了全国各地文物旧货市场的货架上,摆进了爱好者或收藏者的家中,使不少人为之高兴,为之懊悔……

景德镇现在制作仿古瓷始于80年代,在当时是正常有序规规矩矩的,属景德镇瓷业产生的开发项目,其产品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景德镇艺术瓷厂(系有1000人以上职工的老厂)生产的260多件仿清代同治皇帝婚礼瓷,为黄地粉彩绘嶂琊海水五爪龙凤纹,料好工细,制作精良,为同治期的官窑器。当时厂方很是重视,曾派技术人员赴故宫描样、绘图、打色稿,回景德镇试烧,攻破道道难关,终于烧制成功。其产品在广交会和外贸出口中,销路很好,供不应求。这不能不说是当时艺术瓷厂制作仿古瓷的成功之举。他们在制作技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销售上以新仿品售人,开门见山,没有做旧,没有欺诈,卖者坦然,买者称心,虽然价格不菲,但订货者仍源源不断。当时除艺术瓷厂外,景德镇其他几个瓷厂都生产出不少精良的仿古瓷精品,在国内外陶瓷界都有一定影响,这种生产、销售和影响是其他陶瓷产地所无法替代的。

进入90年代,景德镇的国营瓷厂由于种种原因举步维艰,个体瓷业蓬勃兴起,不少私营者以家庭为主体,业主一般开始时不太懂制瓷专业,更不懂古瓷鉴赏,他们没有什么制作仿古瓷的标准,但凭低价雇来的成型和彩绘的师傅制作,做成什么样就认可什么样,所以一时间,景德镇瓷器市场到处都有“宣德年制”、“成化年制”、“嘉靖年制”、“万历年制”、“康熙年制”、“乾隆年制”甚至“至正某某年制”等款识的各种瓷器,怪诞不已。更有甚者(到后来发展成普遍使用),有的用泥土调胶糊于仿古瓷的器表器里,将它扮装成出土器物;有的用氢氟酸、草酸、高锰酸钾、机油、沥青等调和对瓷器作表面轻度腐蚀,以除去新瓷的光泽,达到懵人或者“促销”的目的。今天景德镇生产的仿古瓷以这类大路货占大多数,粗制滥造,所仿无据,乔装丑扮,令人望而生厌。这类“仿古瓷”由于相对售价不高,还有一批人靠肩扛手提将这类瓷器贩卖到全国各地,摆摊设点,对顾客有的连哄带骗,有的钱赚就脱手。他们经常往返于景德镇,成为推销这类仿古类的“常规军”。所以,这类瓷器虽然制作无度,不伦不类,但销路却一直不衰。

比生产上述大路货仿古瓷业主高出一两个档次的是另类业主,他们有一定的资金和实力,还有一定的制瓷知识和古瓷鉴赏能力,他们会注意到仿古瓷的大致时代特征,其产品比较细路和规整,而且会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制瓷的水准。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亦会做出不少使购买者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比如仿一支民国粉彩“居仁堂”的人物瓶,他们用高价请高级画师绘主要人物的头像,而衣纹和背景则雇一般价位的画工绘制,烧出来的产品使人幌一看好像高师绘制,如再做旧,在外面就充是“民国”货了。但懂美术的行家细细一看便能分出经纬来了,而对一般未入门的爱好者来说就难免会上当受骗。

再一类就是有的文物商店,由于货源枯竭,他们会在库房里挑出一些晚清和民国民窑精品的有损瓷器到景德镇瓷厂或作坊去照样定烧定做,并在专业行家的指导下,限额专利生产(一般一件仿制10件或20件),作坊不得自行外销。这类仿古瓷尽量做到从胎、釉、彩料、纹饰、外型等处处到位,不得马虎。在销售时亦说明是新仿,不搞所谓的作旧,不搞假冒欺骗,明买明卖,不高抬价位,这类仿古瓷质量较好,销路也不错,不少收藏者愿意购买。

最为“尖端”的是有的私营或合伙坊和私厂,他们瓷金雄厚,高薪聘用专业人材,秘密专仿明、清官窑瓷器,从陶土、胎釉、成型、彩绘、原料、窑火等都一一进行研究,甚至用景德镇珠山龙珠阁出土的明、清官窑各式破残瓷片实物作对比试验,再行生产,直至满意为止,真正做到“假冒不伪劣”。烧成的产品亦进行严格的挑选,以十选一或几十选一的作法,落选者亦决不示人和入市。选中者再进行人工的、化学的、机械的作旧处理,其手法当然比前所述的作旧法要“先进”、“科学”得多,也保密得多,有的还会在其口部、底部做出“旧的”伤口来,以示该器的岁月沧桑。待所有手脚做完后,始出“闺门”密而售人。由于成本高,其售价刀就可想而知。更为逗人的是将这类打扮好的瓷器由外地人秘密带出,几经辗转就成为某某的藏品,再转入一些拍卖行成为拍品,并屡屡拍出天价。对这种不惜工本由“系统工程”制作的仿古瓷,其鉴别的难度的就非同一般的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应该说景德镇所生产的各类陶瓷,不论是日用瓷,还是陈设瓷、现代瓷还是仿古瓷,从广义上讲都是一种艺术品,一种陶瓷文化,当然也包括陶瓷的传统文化在内,它们在生产无论是大是小,是粗是精都应有它的特性,有它的品味,有它的文化内涵,有它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应该有制作者的匠心、才华及水准,正因为这样景德镇的瓷器(包括仿古瓷)才会人见人爱,流传久远。制造艺术品要是掺杂着不良的商业抄作,不讲商业道德,伪劣假冒,弄虚作假,坑人害人,那将是对艺术的亵渎,这样在人们心目中一直看得很重的景德镇陶瓷便会失去它的份量。几年前一位日本朋友曾对笔者说:“我们对中国景德镇古代陶瓷是跪着读的;对景德镇现在产的瓷器是昂着头瞅的。”话虽苟刻,但……

景德镇的产瓷业对此不知做何感想?

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鉴赏


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

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局部

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底部

在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精品陈列厅中,摆放着一件精美的瓷器珍品,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长武县博物馆旧藏的青花人物罐。

罐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8厘米。通体厚重浑圆,丰肩,鼓腹,腹自上至下渐收。足直下至底,平底,矮圈足。通体施以青花纹饰。采用颈、肩、腹、胫四段分开的装饰手法,自颈部至足部以三道卷草纹带将整个罐体纹饰分为四层:第一层,在颈部饰有一周狭窄的缠枝菊花纹带。第二层,在肩部饰有缠枝莲纹。第三层的腹部纹饰是这件器物的主体纹饰,为人物故事画,共有6个人物形象,其中四人骑于马上,一人徒步引领象舆,一人坐于象舆之内,面部不清,从发饰、服饰、装饰上看均为典型的元代风格,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画面的局部以山石小草、洞石树木相衬托,使画面情趣盎然。第四层,在胫部饰有一周栅栏式变体莲瓣纹,各不相连,莲瓣内绘画杂宝纹。整体绘画笔触细腻,线条酣畅流利,层次分明。通体施青白釉,釉汁光润透亮。青花发色灰暗,青中发紫,深沉而浓重。

此件器物的主题纹饰表现的是人物出行场面,画面中的象舆,与元代贵族的出行有很大的关系。在元代,南方各地和南亚各国向朝廷进献大象和驯象,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往各代。当时在宫廷里亦驯养大象,皇帝出猎,来往于两都(上都在开平,大都即北京)均乘象舆。《元史·刘好礼传》载:“礼建言中书(省),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此青花器上再加上画面中有一骑马者身背弓箭,可以推断此罐腹部的装饰应为元代贵族出猎图。

元青花器的图案花纹以常见的花卉、瓜果、鱼禽、虫草、云龙纹为主,亦盛行以小说、戏曲为主题的人物故事画内容,这一特色一直延续到明清。虽然人物故事画的内容很多,但有元朝贵族出行图的却不多见。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典型元青花器大多烧造于元代后期,此件器物的造型纹饰及青料发色与元末明初的器物较为接近,判定此件器物的烧造年代应为元末明初较为准确。

青花瓷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一直享誉世界,并成为世界性的陶瓷文化现象。对于青花瓷的研究,中外学界已有丰硕的成果。一般来说,青花瓷产生于唐,其烧制技术成熟于元末至正年间。青花瓷以它典雅端庄的造型和浓重浑厚的色调而闻名于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人们对元青花瓷认识的普遍提高和国内外拍卖价格的不断飙升,国内的收藏形成了一个热潮。但故宫博物院王健华女士通过对存世的典型元青花瓷器的统计,指出国内外收藏的典型元青花瓷器总数仅为400余件,并没有个人收藏的期望值那么高。所以我们认为,诞生于青花瓷器烧制技术成熟时期的这件青花人物罐,无疑是元末明初的青花瓷珍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编后:此罐人物绘画与日本出光美术馆与中国首都博物馆藏的两件昭君出塞图有近似之处,但象舆人物更为罕见,绘画题材有待探究。

清代景德镇陶瓷的特有魅力


清代景德镇独领中国瓷业风骚,充分展示了“瓷都”的特有魅力,如果将清代瓷器分成两个时期,那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雍正(1722-1735)、乾隆(1735一1765)为第一时期。顺治在位的时间仅为17年,加上瓷业停顿,所烧瓷器不多。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说:“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等督造,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亦未成。”顺治的瓷器纹饰主要以人物和动物为主,也有植物和山水等。人物多为仕女或文会图。动物多见瑞兽。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顺治时期的顺治十四年款的青花人物碗和顺治庚子年款的青花云龙纹瓶。从造型上看,顺治时期的瓷器以盘和瓶为多。盘为撇口、圈足。瓶以直筒瓶较为普遍。

康熙朝以后,由于“官搭民烧”、“督陶官”、“御窑厂”等制度的实行,瓷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康熙时期的主要器物有碗、盘、壶为大宗,还有杯、盒、洗、炉、笔筒、罐等。在民窑烧造的瓷器中能见到大件的瓶和尊等器物。尊和瓶的造型较顺治朝丰富,在器型上,也以仿前朝的为多,如仿宣德、成化、嘉靖、万历等,但较多见的还是仿宣德和成化。也有仿青铜器的造型。康熙朝瓷器的纹饰主要以龙、凤、花卉、松、竹、梅等为主,也有人物、民间故事和文字诗词等题材。人物图案主要有《八仙》、《竹林七贤》、《三国演义》、《水浒传》、《多子图》、《西园雅集》、《群仙祝寿》、《刀马人》等。

5斤八仙图陶瓷酒坛

雍正时期的瓷器以珐琅彩瓷和粉彩瓷最为惹眼。雍正器型多沿袭前朝,也有一些创新。如瓶类,出现了多种造型,从感觉上看,总体显得比康熙朝的瓷器柔美和温婉。也比较多见仿前朝的器物,如仿哥窑、官窑、成化窑等。纹饰主要有人物、花卉、瑞兽、动物、窑变、云龙纹、缠枝纹、文字、山水等。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雍正斗彩花卉纹扁壶,高26.7厘米,直口、圆扁腹、双耳、椭圆形圈足。满身装饰花卉,有荷花、桃花、菊花、牡丹、缠枝纹等,色彩艳丽富贵,做工精细,堪称上品。

有人将乾隆时期说成是中国瓷器的集大成时期,一点也不为过。乾隆时期,无论是器物的造型、釉色、制作工艺、纹饰、品种等,都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器型来看,主要有各种各样的杯、盘、碗、盏、碟、瓶、罐、缸、盂、盒、尊、盆、觚、壶、各种象生瓷等,形态各异,数量巨大。纹饰也是丰富多彩,山水、人物、动物、花卉、吉祥图案等均发挥到了极致。装饰手法也综合了前朝的多种工艺:贴花、刻花、印花、雕花、镂空、堆雕、彩绘等。有些瓷器是多种装饰工艺的结合。

嘉庆以后是清朝瓷器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从嘉庆(1796-1820)到宣统(1909-1911)的一百余年是中国瓷器的衰落期。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嘉庆一朝经历24年,景德镇制瓷己明显不如乾隆朝。该朝留存下来的嘉庆官窑传世品数量相对减少,而且制作质量不十分高。嘉庆朝早期官窑均落款“大清乾隆年制”。直至嘉庆四年,乾隆“驾崩”。一切才从头开始。这是一种传说,嘉庆朝品种比前朝大大减少,各种品种风格基本与乾隆朝瓷器相似,创新之作极少,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

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花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退,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道光一朝经历30年。在清代景德镇瓷业历史上,道光朝经历了不少波折。道光二十年爆发“鸦片战争”。使景德镇瓷器业面临着潜在的战争威胁。御窑厂虽未停烧,但明显受到时局影响。道光二十年前后所烧的瓷器有明显的质量差别。无论是瓷器造型还是釉彩方面和制作方面,都有一种不尽人意的草率作风。不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道光官窑依然有着其自身特色。同前朝嘉庆和以后几朝的作品综合比较,仍相当出色。不少作品甚至远胜过嘉庆朝瓷器。道光官窑分两种类型,一种六字款。“大清道光年制”。一种是“慎德堂制”款器。从制作品看,彩瓷质量高于颜色釉瓷器。这是因为颜色釉在嘉庆朝已趋衰落,此时已回天无力。而彩瓷则始终是乾、嘉以来主流产品。从工艺看彩瓷属于低温绘彩,相对易制作。因而理所当然地优于颜色釉。青花瓷在青料呈色、绘画等方面依然保存着前朝风格。有些作品可与乾隆瓷并驾齐驱。从整体看,“慎德堂制”款器制作质量普通较高。所以“慎德堂制”官窑款似乎更值得后人珍视。该朝烧造了许多“嶰竹主人”款。少量为“嶰竹”款的瓷器,绝大多数的彩瓷制作质量上乘,是道光民窑中较高档的瓷器。从传世品种看,多于嘉庆朝品种。彩瓷(尤其是粉彩)依然是道光朝官窑瓷器的主流。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形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至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据清代有关档案记载,咸丰元年、二年,皇家所用官瓷均为单包釉祭器。三年至四年御窑厂恢复传统产品烧造。所以品种有青花、祭红、仿官、仿哥、天青釉等。传世的咸丰官窑瓷十分稀少。咸丰朝民窑传世品有款识的也十分少见。太平军曾一度占领景德镇,在瓷器上写过“太平天国”年号。传世品中有过这样的瓷器。但制作粗俗,质量低下。从总体看,咸丰五年前所烧的瓷器有着清代中期瓷器特征。与嘉庆、道光瓷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咸丰五年后作品,则多带有一点同治、光绪瓷器的味道。这一阶段,似乎可看成是清代中期与晚期瓷器的分野了。

同治一朝经历了13年。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宣统一朝经历了4年。宣统朝距现代仅一步之遥。本朝烧造存量有限,品种也不多。主要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各颜色釉器等。从传世品看,宣统官窑瓷烧造质量均较高,不管品种、样式、釉彩皆仿前朝。宣统朝瓷器无特别创新,但彩瓷新品种浅绛粉彩在光绪流行后,此时仍继续发展。还烧造了停烧已久的珐琅彩瓷器。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成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

总体上来看,清朝瓷器的造型归结起来有以下特点:①属于饮食器、盛器和日用器的主要有杯、盘、碗、盅、碟、壶、罐、洗、缸、盒、盆、烛台、桌、凳、枕等。②属于陈设和玩赏器的有瓶、尊、觚、插、屏、花托、鼻烟壶、蟋蟀罐、棋具、象生瓷和各种瓷雕等。③属于文房用品的有:水盂、笔洗、砚台、笔筒、印盒、笔架、笔杆、墨床等。此外还有一些祭祀用器和宗教用具等。清朝瓷器的纹饰,总体上看也可分成几大类:吉祥瑞兽图案——松鹤、牡丹、仙桃、蝙蝠、喜鹊、鹌鹑、龙凤、石榴、游鱼、鸳鸯、麒麟、狮子等。山水图案——主要吸收宋代院体画风和元代或清初“四王”等画风,也有西湖十景或园林景观等。人物图案主要是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婴戏图、耕织图等。花卉图案以传统意义上的“四君子”——梅、兰、竹、菊和“岁寒三友”——松、竹、梅等为主。也有喇叭花、牵牛花、缠枝花等。此外,常见有书法诗文,显示出文雅风流之韵。诸如《圣主得贤臣颂》《出师表》《滕王阁序》《赤壁赋》《兰亭序》等均可在瓷器上找到。

景德镇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公元1426年,28岁的朱瞻基继父位登皇位,世号宣宗,遂改年号为宣德,九年零七个月后,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随之结束。宣宗文治武功,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明史》称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赞仁、宣二朝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的确,宣德一朝确实为有明一代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官窑瓷器的烧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窑烧制的极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窑还代表明清官窑烧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干卓越,且有许多雅好,如“尤工绘事”,“留神词翰”,其中尤为人道的是“好促织之戏”。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这里,沈德符说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为时人追捧的名品。

促织又名秋虫,古代俗称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专为宣宗斗蟋蟀烧制的官窑虫具。明代养蟋蟀成风,袁宏道《促织志》有“京师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记录,当属这一真情的写照。斗养蟋蟀既为时俗又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典故而闻名,但他关于宣德蟋蟀罐的记录毕竟不属正史,其所记是否可靠,必须具备真实的证据。然而,北京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八百七十余件,台北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连同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同类藏品包括在内,也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却无一件宣德虫具。因此,不过就是在十几年前,人们关于宣德官窑虫具的情况还处于疑惑当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镇明御器厂先后出土经复原的宣德蟋蟀罐计二十余件图一 ,这不仅证实沈德符的记录真实可靠,且为一向少见的宣德官窑虫具提供了实物资料。所以,刘新园先生经潜心研究,从虫具的溯源入手,结合相关史学、器物学、类层学、绘画工艺等多种学科,对这一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总结,并出版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一专著。在这部书中,刘新园先生提出了古代关于“斗盆”与“养盆”之辨的问题,认为景德镇出土的这批蟋蟀罐是所谓“斗盆”而非“养盆”。

笔者多年从事史学及考古的学习研究,近十余年又热心于中国古陶瓷的学习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镇烧制为重点,且于明清时期的虫具情况饶有兴趣。1999年以来,笔者专往北京、景德镇观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虫具,并有机会向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讨教相关问题。这些年又有机会接触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间收藏,居然访见一件永乐斗盆图二 。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国文物报》重视古陶瓷科学,关注馆藏并充分运用其科学的物证以飨读者,同时又关照民间收藏并加以正确引导,推进专家同民间互动,笔者备受感召,故愿借贵报一角,就景德镇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问题提出个人看法,并就这批蟋蟀罐的分期问题提出商讨意见。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笔者访见的这件永乐盆,口径23厘米,底径21厘米,微呈底窄上宽式。该器连盖高19.5厘米,不连盖高11厘米,器壁与器盖皆绘二条衔花夔龙,器盖堆塑二龙戏珠,口与盖为子母式,底为平砂底,中心为一直径7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内阴刻花瓣式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官款。该器内壁只少量挂釉,内底中心部分不挂釉,可以认为是为防止蟋蟀斗咬时打滑而有意为之。而且,该器去盖后,其口径较阔大,形状似盆,便于观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记录若合符契,故依据文献称其为“永乐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径皆为13厘米,高9厘米,形状不类于盆而类于罐图三 ,而且与文献所说的“蟋蟀罐”相符。这两件虫具形制不同,一为盆名,一为罐名,孰为斗盆,理当为先决问题。

古人从蟋蟀的捕捉、饲养直至斗咬,所用虫具种类繁多,且十分讲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饲养用具,有关其名类情况文献记录颇详,却无“养盆”这一说法,故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另一类为斗咬用具;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顾名思义,是古代专门用于观看蟋蟀斗咬的瓷质虫具,因其形状类于盆而名,亦名“盆栅”,俗称斗盆。一般认为,斗盆的出现是始于宋代,宋贾秋壑所辑《鼎新图像虫经》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样图四 ,明确其为斗盆,并且为宋代皇室斗虫所用名品。明刘侗《促织志》云:“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相合,而内乎斗盆”。这里,刘侗不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体说明,而且还是较早的关于斗盆的说法。自宋代至于明清时期,斗盆的形制既相传承,又有所变化,而以皇室专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从延辑《王孙监·盆栅各式》云:“初用绝大蛩盆,名曰斗盆。继用圆栅,以纸为之,如帽笼式。……后改为长栅,亦曰方栅”。这是关于民间所用斗盆的演变情况。可见,斗盆无论方形或圆形,都是体积较大便于观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状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讫于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为瓷质圆栅式,民国李大羽中辑《蟋蟀谱》除刊出宋内府盆、宣和盆、平章盆与《鼎新图像虫经》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样相似之外,还顺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乐盆”、“宣德盆”式样,这是关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贵史料。图二 永乐盆就是一件这方面的实物资料。目前虽然尚不见宣德斗盆实物资料,但可以证明“宣德盆”在历史上实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并非宣德斗盆。

尤其难得的是,《蟋蟀谱》还对明“永乐盆”、“宣德盆”的具体尺寸作了记录,说明“永乐盆”、“宣德盆”高三寸,罗元九寸。罗元就是今所说的直径。古代尺寸小于今所说的尺寸,如以文献同图二 实例相互考证,这件永乐盆的尺寸同文献记录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认为是文献所说的永乐斗盆,而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则与文献相去甚远,其为斗盆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刘新园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图片,显示该罐外壁三童围一方桌,桌上放置一体积较大的圆盆,其中的一小儿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图五 。从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关系来看,这一圆盆明显大于宣德鼓式罐,因此刘新园先生称其为“大大的罐子”,即文献所说的明代圆栅式斗盆。这与景德镇出土的直径仅为13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与图二 永乐盆相符,又证宣德鼓式罐不属斗盆。

1886年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出一幅清晚期时人斗蟋蟀的线图图六 ,图中许多人在围观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长芡挑逗方盆内的蟋蟀。这个方盆应是文献所说的“方栅”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群观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后的多宝格以及案几上,堆放着多个筒式罐,这些筒式罐与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辙这一情况应当注意:方栅既然已被确定为斗盆无疑,多宝格及案几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显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样,与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从这幅图还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个,而蟋蟀罐的使用却需要多个。这说明,斗盆的使用数量极少,因此难见实物。这也正是景德镇虽然出土多个宣德蟋蟀罐,但不见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这本身就说明其不会是斗盆。退一步说,无论这件永乐盆的真实情况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过文献与实物图二 相互参证,可以认为这件永乐盆就是文献所说的圆栅式斗盆,目前虽然尚未见宣德斗盆实物,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并非斗盆。

斗盆的情况已经明确,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归之于“养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古器物要想获得科学的定名,不能脱离相关史学的合理解释。从文献来看,古人饲养蟋蟀用具皆为陶制品,不用泥制或瓷制器具,并且绝无“养盆”这一说法。所谓养盆之名是民国以来近世京城一带人关于饲养蟋蟀用具的称谓,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称谓毫不相干。那么,古人关于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况如何﹖笔者以为,这正是刘侗所说的“比笼”,亦即文献所说的蟋蟀罐。

比,《说文》曰:“密也。二人为从,凡从为比”。意为比较、排选并兼珍藏之义。古代凡称笼之名,皆为竹编之属,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所用材质虽已为金丝银丝或瓷器取代,并非竹类,却仍沿旧名称笼。景德镇出土有著名的官窑虫具“宣德串”,亦名“过笼”,原因正在于此。比笼源于比匣,北宋时,人们以石匣贮藏参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须按身材大小,身体轻重是否相符,颜色是否相合等条件进行严格排选,合于上述条件才能被装入比匣,以备斗咬之用,故有“宝彼石匣,行伍武库”的说法。入明以来,比匣为瓷质蟋蟀罐所取代,俗称比笼或蟋蟀罐。刘侗关于这一情况作出具体说明,故曰:“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等合,而内乎斗盆。”这一做法直到清代还相传承,清陈昊《花镜》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于比笼。”其意是说,凡到蟋蟀斗场参加斗咬者,皆以比笼贮藏促织入场。可见,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献所说的比笼,是贮存斗虫的专用器具,为斗具之一,也称蟋蟀罐。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以实物图二 来看,皆暗含着一个历史的隐秘,即成祖朱棣与其孙朱瞻基都有促织之好,并且都留有专为其所用的官窑虫具。如果这一历史情况属实,景德镇御窑厂极有可能留下证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为圆腹坐盖式,圈足边沿较窄,足内无款;式二为圆腹坐盖式,盖底与器底皆书“大明宣德年制”单行楷书款。简言之,式一为无款罐,式二为有款罐。上述两式蟋蟀罐皆于1993年出土于景德镇中华路,并且有明确可靠的类层关系可考,证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较早,而且同1982年永乐后期地层出土的瓷器品种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于式一蟋蟀罐。特别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樱桃小鸟罐与青花瓜瓞纹罐,即每对罐分别由式一无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组成。二者相互比较,式一无款罐青花发色浓重,有明显的晕散,这与永乐青花器少款、发色浓重等情况相符,而且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为证据,应为永乐器无疑。式二蟋蟀罐发色浅淡,少有晕散,并且有明确的纪年款,为宣德器物无疑。文献有关于永乐盆、宣德盆的记载,景德镇则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以及出土的实物为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式一无款罐应为永乐器,有款罐则为宣德器,而且证明朱棣与朱瞻基祖孙二人皆有促织之好的记录属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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