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珍品，历来受到世人好评。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这些带有异域风格的作品体现明代时期对西域文化的包容吸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我国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情况。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古国，在悠久的历史中，历朝历代都保持着与外界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与西域很早就建立了联系，在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后，中原文化广泛传播到了西域各国，甚至远播欧洲。同时中原地区也接纳包容了西域文化，西域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风俗习惯的东传，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中原文化。
在与西域长期的交流中，中国的文化艺术逐渐吸收了西域的风格特点，瓷器是各类艺术样式中较突出的代表。汉代的西域胡人陶俑、唐代的三彩骆驼以及各式各样的胡人俑、宋代的瓷制皮囊壶等等，都是典型的带有西域风格的陶瓷实物。
明代时期，政权稳固，国内社会、政治、经济一片繁荣，明朝政府进一步加大了与西域波斯及阿拉伯国家的往来。特别是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达红海海岸，开辟了新的通往西域的海上通道，使中国与西域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昌盛时期。到了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强盛，开展了大量的对外贸易。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大大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制瓷工艺对西域文化的吸收、运用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较前期无论在工艺原料还是纹饰造型上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出现了一批艺术风格独特、对后世陶瓷艺术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永宣时期制瓷业飞速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盛况。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永宣时期的青花瓷器。
青花是我国传统的颜色釉，它是用氧化钴作着色剂，在坯体上描绘各种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1300℃左右）在还原气焰中一次烧成的。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器：“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从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片和收藏在香港冯平山博物馆的一件唐白釉蓝彩三足缶可以看出，我国早在唐代已经开始了青花瓷器的制作，但还属于原始阶段。到了元代青花瓷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造型、画面装饰以及工艺制作方面都日渐成熟，为明清两代青花瓷器的制作奠定了基础。青花瓷器发展到明代永宣时期可谓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其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润，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图案优美而享有盛名，其制作达到了最高水平。
明永乐青花缠枝如意开光式执壶
永宣青花瓷器以浓艳幽深的青花色泽最为著称，这得益于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是一种用于青花瓷器的着色原料，是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期间，从西亚向我国输入的一种制瓷原料。这种色料的特点是凝重幽艳，其晕散现象更是独树一帜。由于料中含有较高的铁质，而且含锰较低，所以常出现深浅不同的色泽，浅处为天蓝色，浓重处则呈现出靛色，并带有类似铁锈的结晶斑点，且微凹不平。清《南窑笔记》中提到：“宣窑一种，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淡，墨势浑然而庄重，青花有渗青、铁皮锈者。”用这种青料绘制的纹饰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形成了不可模仿的特征。同时制瓷工匠们熟练地运用不同含量的青料，烧制出不同的青花，如淡描青花、蓝地青花等，青花瓷器的制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伊斯兰教文化的输入，也使这一时期青花瓷器的造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西域韵味巧妙融为一体，便形成了永宣青花瓷器在造型方面开创性的特色。除继承前期传统造型之外，基本改变了元代青花瓷器的面貌，许多瓷器与西亚地区器物的风格相似，其中有些器物本身就是为适应西亚诸国需要而制作的。如：无挡尊、八角烛台、花浇、水注、军持、执壶、藏草壶、僧帽壶、卧壶、扁腹绶带葫芦瓶、天球瓶、折沿洗、大盘、鸡心碗等。
这些器物都具有浓烈的异国风情，与当地民族举行的礼拜活动和风俗民情有关。特别是永宣青花大盘，是我国当时出口的主要品种之一，据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称“当时马来人习惯，凡遇宴会，例用可供四人至八人共食之大盘”。《灜涯胜览》中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国人用盘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直到现在印度、巴基斯坦等西亚国家仍流行抓饭的习俗。我国古代有句谚语，叫做“美食不如美器”，它说明一种美丽的用具可以给人美的享受，青花瓷器则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品。
永宣青花瓷器的纹饰图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并多带有西亚色彩，改变了元代青花层次繁密的布局风格及粗放的画法。装饰上渐趋明朗，规律中富于变化。这一时期瓷器画工艺术修养较高，绘画技艺高超，有的巧妙地利用了此时青花原料的晕散，做末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更为生动有力。西域文化的输入也给此时的陶瓷绘画带来了丰富多变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技法的运用，使得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画面布局内容清晰明快，同时又雄浑古朴。
明代永宣时期瓷器纹饰图案丰富多样，常见的植物纹有牡丹、荔枝、枇杷、海棠、石榴、缠枝莲、团花、三果、葡萄纹等。动物纹有龙、凤、瑞兽、狮子、海兽、鸳鸯、喜鹊等。人物纹由于受苏麻离青原料易晕散特点的限制，烧造的不是很多，主要有西王母骑鹤、吹箫引凤、赏月、拜月、婴戏、仙人骑凤等。
此时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外来风格的纹饰图案较多，如几何纹、藏文、阿拉伯文字、梵文、藏人歌舞、胡人舞乐、洋莲、佛花等。特别是最广泛使用的西番莲纹样（一种团形的多叶莲花）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样，也常常是以西番莲为底衬。有的则干脆书写《古兰经》中的语录，直接歌颂真主。
河北省民俗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的瓷器——永乐青花无挡尊，此器高17厘米、直径17厘米、内径10厘米，尊无底，呈筒状柱形体，上下板沿对称，腰部有一道凸棱。胎体较轻，釉质莹润，外壁釉色白中闪青，内壁为浅鹅卵青色，底部口缘处无釉。青花色泽浓艳深沉，有晕散及靛色斑点。纹饰共分六层，上下板沿绘变体锯齿纹，器身绘两组缠枝勾莲纹，中间凸棱处绘缠枝纹，器身书有两组阿拉伯文字，因青花晕散较严重部分文字模糊不清，其中有两句大意为：“赞颂归于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此件器物是明代工匠将我国传统工艺与西域风格的造型纹饰巧妙融为一体的典型范例。
此类装饰纹样反映在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上还有很多，诸如石榴、葡萄等纹饰，中国工匠均将其融入我国传统主流文化意寓多子多福，这些图案自传入中原以来直至当代仍运用于各类瓷器之上，深深地与中国文化相交融。
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名著一时，它不仅为明代宫廷所喜爱，更是受到了外国王室的推崇和西方上层社会的追捧。它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纹饰超凡脱俗，不同凡响，大有将相之风，为一代青花之冠。永宣青花瓷器之所以能够如此地灿烂，不仅是由于中华民族积淀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也得助于西域各国多彩的艺术文化，是中国瓷器融汇外来文化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吸收互融的成功范例，为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
延伸阅读
永宣青花瓷龙纹异同有助断代
关于永宣青花瓷龙纹，人们多认为其表现为龙体壮硕，趾爪有力，头大，威猛；认为永乐龙纹有直披发和竖披发两种，象鼻，猪嘴；多认为宣德龙纹向上飘起，下颚突出，猪嘴。其实永宣青花瓷龙纹不仅多(宣德八年朝廷一次就下令烧造四十余万件龙凤纹青花瓷)，而且多姿多彩，远不是上面说的那么简单。
为了弄清永宣青花瓷龙纹的具体形貌，笔者从耿宝昌主编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紫禁城出版社)、梁穗主编的《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文物出版社)、《明代陶瓷大全》(台湾艺术家出版社)、《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等七八种图书中，收集到永乐龙纹青花瓷图录19个，宣德龙纹青花瓷图录65个。经过反复研究比对，形成了笔者对永宣青花瓷龙纹的如下认识。
永乐青花瓷龙纹张嘴吐舌
永乐青花瓷龙纹是有由元青花龙纹发展来的，两者有着鲜明的渊源关系，有同有异。元青花瓷龙纹的龙体，趾爪瘦细，头小，有的无顶毛，有的虽有，但在顶颈间，分束或成丛向后飘伸。最有特点的是，元龙纹多张口吐舌，上颌长长地向斜上方翘起，前尖如鸟嘴中宽后窄似葫芦的尖舌状。据笔者统计，在19个永乐青花瓷龙纹中，除龙体、龙腿、龙趾爪外，其头，特别是嘴，有四个永乐龙纹与元青花瓷龙纹相差无几，只是永乐龙纹在顶后头部的毛发较多。由此可以看作是元到永乐时期的过渡型青花龙纹饰。
永乐青花瓷既然有过渡型龙纹饰，当然也就会有它自己的龙纹饰。永乐青花瓷的龙纹饰，除了龙体、龙爪与元龙纹饰不同外，最主要的就是头部有很大的不同。在上述19个永乐青花瓷龙纹中，其中梁穗主编的《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有5个青花瓷龙纹饰。据该书的考古发掘报告称，这五件“与公认的洪武瓷堆积在一起，可以认为是明御窑厂在永乐三年(1405年)以前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而准备的外销瓷”。由此可见，这五件永乐青花龙纹瓷是永乐早期的制品。那么，这五件永乐青花瓷龙纹有什么共同特点呢？这五件中，除两件为永乐时期的过渡型龙纹外，其余三件，龙纹表现为除龙体壮硕，趾爪有力外，其顶发均成五束或多束或成丛向上或向斜上方竖起，张嘴吐舌(多见于龙纹较大者)，上颌较长向上翘起，如牛舌状，闭嘴(多见于龙纹较小者)，上唇圆如猪嘴。可见龙纹嘴的半舌状，猪嘴状以及龙顶毛发向上或向斜上方竖起，就是永乐青花瓷龙纹的早期特点。
在上述19个永乐青花龙纹中，还有9个龙纹的龙顶毛发或成五束或成丛向后飘伸，其张嘴吐舌者(多为天球瓶、扁瓶等大器型者)，上颌长而上翘，如卷牛舌状，闭嘴者(多为中小器型者)多上唇圆如猪嘴。这应当是永乐中晚期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晚期制烧的青花龙纹天球瓶，其龙纹后顶毛发皆成五束向后飘伸，皆张嘴吐舌，上颌较长向上翘卷如牛舌，三爪，形貌极为威猛。更为特别的是，头部两颊布满多而清晰的鳞片。《明代陶瓷大全》(台湾艺术家出版社)一书中有三个永乐青花瓷龙纹天球瓶(皆外国博物馆收藏)，有两个如此，另外一个因是青花地白龙，看不到头部两颊的鳞外，其他也都完全一样。李正中、朱裕平的《中国青花瓷》(艺术图书公司出版)也有一个“青花蟠龙天球瓶”(作者标明是土耳其托卡匹美术馆藏，第106页)，与《明代陶瓷大全》中的永乐“青花蟠龙天球瓶”(第88页)几乎完全一样，作者标明是宣德产品，其实是永乐产品，下文将述及。
早期宣德龙纹青花瓷多无款
宣德青花瓷龙纹是由永乐青花瓷龙纹发展来的，两者有同有异。两者的龙体都为侧身，其龙趾、龙爪并没有显著不同。即使龙头，两者也有同有异。两者的渊源关系很明显。所以宣德虽仅存十年，但其青花瓷也有过渡型龙纹。在上述65个宣德青花瓷龙纹中，有8个龙纹的后顶毛发成束或成丛向后或向后然后向上飘伸。其张嘴吐舌者(多为天球瓶、扁壶等大器型者)的口型和闭嘴者(多为中小器型者)的口型，与永乐中晚期的青花瓷龙纹相差无几，而且多无宣德年款，这显然就是永乐到宣德的过渡型青花瓷龙纹(见图9)。值得注意的是这8个龙纹里面有两个天球瓶青花龙纹，与永乐中晚期天球瓶青花龙纹相比，形貌极为相似。嘴型、趾爪完全相同，只是后顶毛发成六束先向后伸再向上翘，两颊虽有鳞片，但并不多，不十分清晰。宣德时期的这两个青花龙纹天球瓶，显然是过渡型产品。《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出版)在对上述其中一个宣德青花龙纹天球瓶所作的说明“宣德此类大器，极少款识，故与永乐不易分辨。此器云龙画工精细，应为永乐、宣德过渡时期所烧造之器。”宣德早期和中晚期的青花龙纹没有什么变化，也许是时间太短暂的缘故。无论是张嘴吐舌者或闭嘴者，上颌皆为圆形猪嘴状，其后顶毛发皆成束或成丛向上或想斜上方飘伸(见图十一)。古陶瓷界多认为无宣德年款者多为早期作品，有宣德年款者多为中晚期作品。
永宣青花龙纹同异帮助断代
第一，永乐时期过渡型龙纹，宣德青花瓷中是没有的。所以，遇到永乐过渡型的青花龙纹瓷，就可以排除它是宣德时期的产品；只要龙体壮硕，趾爪有力，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元青花瓷，而是永乐青花瓷。第二，永乐青花瓷龙纹，除了天球瓶，扁壶大器型有牛舌形的上颌外，中小器型的龙纹也有，而宣德则没有。所以，遇到中小器型青花瓷上的龙纹，如果上颌为牛舌形，就可以断定不是宣德时期而是永乐时期的。第三，永乐和宣德的青花天球瓶的龙纹不同。永乐时的青花天球瓶龙纹，其后顶毛发成五束向后有力地飘伸，两颊有清晰的鳞片(见图七)，而宣德时的青花天球瓶龙纹，其后顶毛发成六束先向后再向上翘起，两颊虽有鳞片，但较少，不十分清晰。有的就因对此观察不细而出现了误判。前面提到的李正中、朱裕平的《中国青花瓷》将永乐时的“青花蟠龙天球瓶”误作宣德时的产品是一例。
宣德青花瓷釉面有橘皮纹
此外，永宣青花瓷龙纹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例如永宣时都有一种扁壶，其龙纹都是张嘴吐舌，上颌都为牛舌形，后顶毛发都向上竖。又如，永宣时都有上颌为猪嘴状，后顶毛发都向后飘伸的龙纹。再如，永宣时都有猪嘴状，后顶毛发向上或向斜上方飘伸的龙纹。对永宣龙纹相同的青花瓷，如果有年款，那当然好办，如果没有年款，那就要用以下几种办法区分了。一是永乐时期的青花瓷胎体较轻薄，宣德时期的青花瓷较厚重。同样器型的瓷品，永乐与宣德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二是宣德时的白釉较永乐厚，气泡较多，使得宣德青花瓷的部分纹饰模糊不清晰。宣德青花瓷窑温较高，釉中有的气泡破裂，在釉面形成橘皮纹。永乐则较少这两种现象。三是永乐与宣德青花瓷的足底，虽都平削，但永乐时的多略圆，宣德时的多平整。四是据有人测量，永宣时青花瓷釉中含氧化钾都较高，而永乐时期的更高，所以永宣青花瓷釉面都很莹润，而更为莹润的当是永乐青花瓷。此外，还可以从辅助纹饰等其他方面去区分。实在区分不开的，笼统视之为永宣产品暂且存疑也无不可。
永宣青花:笔锋晕染出文人情怀
永宣青花:笔锋晕染出文人情怀
与元青花的“坎坷命运”不同，自明末起永宣青花就开始走红，一直被仿制却始终未被超越。这种青蓝色瓷纹饰，以其素雅丽质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象征文人墨客清风傲骨的一种情感寄托。
在刚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秋拍“玫茵堂珍藏”专场拍卖中，一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以1.6866亿港元成交，这个数字创造了明代瓷器世界拍卖史的一个新价码。
元青花开创首个高峰
从周杰伦口中的这首温婉曲调《青花瓷》开始，青花瓷被越来越多的百姓所熟知。关于歌词的准确性，业内专家还与词作者有过一番隔空探讨，一度成为娱乐八卦杂志的头条。但是行内人最先注意到的却是那件著名的“鬼谷下山”元青花大罐。
2005年7月12日，英国伦敦拍卖了一件“鬼谷下山”元青花大罐，这个罐子高27.5公分，腹径为33公分，有20来斤重，当时的成交价折合人民币是2.3亿，以当天的国际牌价，这个数字可以买两吨黄金。鬼谷下山，一鸣惊人。
元青花是中国青花瓷器的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处是1964年的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的江西高安窖藏。元朝时，西亚人带来了比国产钴土杂质更少的钴料，景德镇的工匠们就使用这种进口青料做呈色剂，加上本地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元青花既具有晶莹透亮的瓷胎釉面，又呈现出精美瑰丽的蓝色花纹，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元代的优质瓷器主要用于经济贸易，供应阿拉伯世界国家，很多元青花的图案、画法都是根据对方的需求而定向生产。此后各朝，青花瓷都是主要瓷器，产量极高，从而成为国瓷。但我国专家对元青花价值的发现和研究只能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
民国初年，一个英国退役军官将他在北京琉璃厂低价收到的一对青花瓷瓶，当作一般中国古董捐赠给英国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1929年，这对标有“至正十一年”款识的瓷瓶，被通晓中国陶瓷史的大英博物馆学者霍布逊发现，他当时激动地对助手说：“这是两件伟大的作品，由于它的出现，中国的古陶瓷史将由外国人改写。”霍布逊教授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揭开了元代青花瓷研究的序幕。遗憾的是，这篇标新立异的文章没有引起中国国内收藏者的认同，人们依旧认为马上起家的元代不会有精品瓷器。直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才最早认定了元青花的存在，国内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
元青花存世的相关文献资料极少，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一件元青花传承有绪，全世界的真品仅有400件左右。伊朗、土耳其、英国等国的博物馆大约收藏了200余件，国内现藏于各级博物馆的元青花只有100余件。民间藏家手里的“元青花”不断遭到来自官方专家的集体质疑，一种普遍的判断是：民间的元青花藏品基本可以认为是假的。
永乐青花刮起“波斯风”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是继元青花之后，中国青花瓷器的第二个高峰，在明朝末期便已十分著名。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的《窥天外乘》中，有对永宣青花的最早记载。在此后的各种文人著述都认为：“宣庙窑器几与官、汝敌。”永宣青花之所以能达到媲美宋代官窑瓷器的水平，与一个太监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永乐皇帝朱棣原本并不是皇位继承者，这位尚武的皇叔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改国号为“永乐”，迁都北京。
朱棣攻入南京城时，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海外，所以永乐时期朱棣的心腹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据信与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有很大关系。
郑和带回了遥远国度的山呼万岁之声，也带回了无数奇珍异宝，同时也把异国文化引进大明王朝。永乐时期，明朝与中东波斯的贸易频繁，很多永乐瓷器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器型和纹饰。
永乐青花瓷器纹饰布局大多比较疏朗，有少量纹饰布局较为繁密，花纹的绘制一般比较纤细。摹仿西亚地区的风格比较明显，如锦纹、卷枝纹、阿拉伯文字。造型上除了明以前的一些传统器形，还有许多新颖奇特的造型，如抱月瓶、长流壶、天球瓶等。这些器型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艺术风格，许多都是依照西域进贡来的金银器、玻璃器甚至陶器为样本。
除了对艺术的审美情趣，郑和还带回了一样东西，为此时的青花瓷烧制达到顶峰提供了客观可能，这就是特产于西亚的青料“苏麻离青”。
苏麻离青原本是天然的矿石，在元明时代比黄金还贵。因为是矿石研磨而成，苏麻离青难免存在小颗粒，颗粒融化之后就形成自然的晕散，像墨晕开在宣纸上一样。苏青料发色浓烈，晕散不匀，蓝中泛有黑斑，结晶处深入胎骨，用手抚之有凹感。过去鉴定永宣青花以此为要点，但近些年，高额利润的驱使，加上景德镇高手的不懈努力，使得仿永宣青花瓷器已有肉眼观之与真品无二者。
苏麻离青料含铁量高，如果搅拌不均匀，就会局部出现铁锈斑。瓷器上出现铁锈斑，也是苏青料与国产青料的不同之处，这其实是一种缺陷。
苏青料的晕散、结晶等工艺缺陷，导致工匠在生产青花时扬长避短，少绘人物等细致图像，多绘海水、花卉、云龙等纹饰。用苏青料带来的晕散，追求生动的效果，利用缺陷造成高层次的审美意趣。中国人对苏麻离青如此崇拜，一则因为稀少，更重要的是黑色在青色中的晕染效果与水墨画的精神是一致的，其实它本身是一个瑕疵，一如古瓷的开片。
郑和出使西洋把中国瓷器推向国外市场，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对提高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国外普遍喜爱青花瓷而使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
青花瓷器“永宣不分”
永乐皇帝朱棣的儿子朱高炽（洪熙皇帝）在位十个月就死了，之后长子朱瞻基继承皇位，史称宣德皇帝。永乐、宣德两朝几乎相连，宣德朝依然沿用郑和带回的特殊青料制瓷，两朝的青花瓷器有许多相似之处，曾有“永宣不分”之说。
宣德时期是明朝的盛世，皇帝雅好艺术，喜欢绘画，大名鼎鼎的宣德炉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乾隆皇帝就非常欣赏宣德瓷器。收藏家马未都曾提及一件极为特殊的宣德青花瓷器，是一件御用的礼器，佛教做道场时使用，瓷器上面写着古印度的梵文，还有五个汉字“大德吉祥场”，意味消灾去难，吉祥如意。乾隆皇帝还让宫廷画师丁观鹏画了一幅《鉴古图》，把这件宣德青花画在图上。
据今天存世情况来看，永宣青花器大部分是景德镇御窑奉皇帝之命，专门定烧而成。近年来，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在明代御窑厂遗址发现了大量永宣青花瓷器的碎片堆积层。据分析，这些应是当年御窑厂为避免不合格产品外流而打碎的填埋品。这些碎片都能拼成完整器皿，并且与传世的珍品完全一样。其不合格之处，有的是因为色彩上有不足，有的因为龙爪多画了一指。
精通中国艺术品的藏家玫茵堂
此次拍卖的永乐青花梅瓶出现在玫茵堂专场拍卖上，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玫茵堂藏瓷可谓私人藏家的个中翘楚。
“玫茵堂”的主人是现年93岁的瑞士商人斯蒂芬·裕利和他已过世的弟弟吉尔伯特·裕利。“玫”指玫瑰，“茵”则为铺垫，取义玫瑰如茵、花开遍地之意。“玫茵堂”坐落在瑞士苏黎世东南，这里是裕利兄弟祖父在1912年购买的房产，他们的收藏便陈列在地下室幽长的画廊中。1901年，裕利兄弟的父亲、年仅18岁的老裕利先生离开瑞士前往马尼拉的一家瑞士商行工作。1945年战争结束，马尼拉变成了一片废墟，老裕利先生所建立的一切几乎都化为乌有。年轻的裕利兄弟在马尼拉商人重建企业的时候，找到了翻身的机会。随着马尼拉从战后恢复，永裕医药公司也逐渐壮大，并发展至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和泰国。今天的永裕医药集团是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提供商，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这个集团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为家族所有，为这对兄弟创造了可观的财富。
上世纪50年代，裕利兄弟开始对中国艺术品产生兴趣。弟弟吉尔伯特主要整理从新石器时代到宋朝的早期陶器，哥哥斯蒂芬则侧重元、明、清时期的作品。
经人介绍，裕利兄弟认识了香港收藏家兼古董商仇炎之。兄弟俩选择艺术品，有三条最基本的标准就来自仇炎之的建议：作品的珍稀程度、纹饰的品质以及作品的品相。作为基本规则，尤其清代的作品，花瓶要比实用主义的杯碗优先考虑，平盘则是最次要最不理想的物件。小件器物一定要完美无瑕，硕大器物，即使有些微损伤，如属极为罕见的器型，则照收不误。
玫茵堂一直低调收藏，直到1994年由中国瓷器专家康蕊君撰写的《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一卷出版，他们的藏品才公开示人。至2009年，《玫茵堂藏中国陶瓷》4卷6册全部出版，收录了中国各时期陶瓷2000多件，这2000多件陶瓷，足以勾勒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史，永宣青花毫无疑问为青花瓷器中的亮点。
后世仿品形似神不似
永乐、宣德两朝是明初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这30年间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数量相当可观。据史籍记载，宣德一朝造瓷器就达30万件。其中有相当数量是青花瓷器。
宣德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8年政治混乱，基本没有官窑瓷器，包括青花瓷，所以中国陶瓷史称这段时期是“黑暗期”，也叫空白期。
永宣青花由于优秀，历朝历代仿品不断，甚至当代赝品也很多。明代仿品因仰慕前朝而落前朝款，青花瓷器形、纹饰、工艺皆为当时的，款识的写法也不刻意临写永宣。
清代仿品则不一样。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官窑内，仿造的永宣青花瓷不仅款识写得像，其造型、纹饰也很像。乾隆仿的永宣青花，竟然还仿苏麻离青上的小黑点。不过，这些小黑点是用毛笔一点一点点上去的，因为那时苏麻离青料已枯竭了。
与元青花的“坎坷命运”不同，永宣青花一直被仿制却始终未被超越。那种来自西域的神秘青料成了个中关键，文人墨客对缺陷的审美有着异乎寻常的品位，即使如粉彩、斗彩的出现，始终未能撼动青花瓷的地位。有人说，那是因为青花最能与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相联系，勾勒渲点，那是文人心中一抹晕染而开的情怀。
明代空白时期青花瓷器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30余年，政局动荡，使得经济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据文献记载，此三朝有官窑产品：正统三年(1438年)曾禁止民窑烧造与官窑器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正统六年(1441年)命景德镇烧造金龙、金凤白瓷罐及九龙凤青花缸；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有不准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1451年)有减饶州岁造瓷器1／3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年)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天顺三年(1459年)又有将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瓷器准减8万的命令。从上述文献记载看，这段时期不论官、民窑器都曾有烧造。但传世品中至今未见一件署年款的官窑瓷器，所见瓷器均为民窑所产，故学术界有“空白期"和“黑三代”之称。学术界所称原指官窑，并非民窑。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注意到了明代纪年墓葬的瓷料，在三朝纪年墓里出土了一批民窑青花瓷器，特别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在景德镇珠山以西明御厂西墙外东司岭一巷道中，发现的大量明代正统官窑瓷器，品种有青花和斗彩等，呈现出与宣德、成化不同的风格。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对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存的进一步科学发掘，空白期瓷器的真实面目将会愈加明朗。
正统、景泰、天顺朝青花瓷器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可以肯定，民窑生产和其他朝代一样，并未间断过，但就决定青花生产时代风貌特点的官窑来看，三朝则仍然是一个空白期。造成官窑青花瓷器生产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乱频繁、宫廷的争权和社会经济的衰败，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帝王兴趣爱好的转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所谓“景泰蓝”即是这一时期产生的瓷器的专称。
明代青花瓷器——老古董丛书
内容简介
青花瓷器为明代瓷器生产的主流，官窑青花瓷器以器型古朴、釉质肥润，纹饰严谨豪入为典型特征。民窑青花瓷器以器型丰富、构图疏简、画法随意，题材变化较多为主题特征。本书共收录明代青花瓷器五百九十八件，并附有历代青花瓷器青料色泽及特征、朝青花瓷器大致的市场价格时，对青花色泽及纹饰亦有一初步了解。
基本信息
主编：
出 版 社：华龄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4-1
版次：1
页数：156
字数：
印刷时间：2005-4-1
开本：
纸张：铜版纸
印次：I S B N：9787800829444
包装：平装
目录
简述明代青花瓷器特征
明代洪武青花瓷器
明代永乐青花瓷器
明代宣德青花瓷器
明代正统青花瓷器
明代景泰青花瓷器
明代天顺青花瓷器
明代成化青花瓷器
明代弘治青花瓷器
明代正德青花瓷器
明代嘉靖青花瓷器
明代隆庆青花瓷器
明代万历青花瓷器
明代天启青花瓷器
明代崇祯青花瓷器
明代青花瓷器青料色泽及特征
明代青花瓷器常见纹饰及特征
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变化
青花瓷器的工艺，不仅体现出当时的生产条件、生产方式、自然状况、人们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还从中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因此，可从胎釉、造型、青花料、纹饰等几个方面探讨和鉴定明早期各时期民窑青花瓷器。
一、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胎、釉
洪武时期民窑青花瓷胎质疏松，烧制的瓷化程度不强，因窑温掌握不好，器物常有未烧透的空隙。官窑民窑皆如此。胎色米灰色或米黄色。洪武时期罐、瓶、盘、碗等器物大多为砂底，并带粘砂，大盘等较为大件的器物足底往往有窑红和分散着许多黑褐色铁质斑点。瓶、罐都是对节成型，底足部留有较为明显的修坯痕和粘沙现象。足内和足墙部涂刷一层釉浆水，因而产生俗称“火石红”或“窑红”。元代早期瓶罐内壁不施釉，元代后期及洪武时期，内壁有施釉，但施釉不够均匀，显露有旋坯痕，呈枇杷黄，浆水涂刷痕迹。洪武瓷器底足常带乳丁或鸡心底，是元代工艺的遗留。器足内墙呈斜坡状。底足根部平切，边宽，碗心有涩圈，有的无涩圈。洪武器物的釉可分两种：一是发青的灰白釉，这些是胎釉白度不够而产生的现象。另一种是卵白釉，釉厚且浑浊。大多器物的釉面出现较为明显的开片，釉密度显得疏松。青花底釉呈影青的瓷器，大多为元末明初。
永乐器物胎体轻薄，胎质细白。永乐时期胎土淘炼的精细，胎里的杂质较少，因此，器物胎壁普遍比其他朝代的薄一些。有些薄胎器物达到了似乎只有瓷釉不显瓷胎的地步。永乐由于讲究修胎，永乐时期瓶、罐的接胎痕迹不明显。大盘多为砂底，但已与前朝的砂底不同，很少有粘砂现象，器底细腻光滑。小件盘子的盘心大多内凹，盘子底通常施釉，但施釉不均并且留有积釉痕。这时期有仿定窑的包口，有的器物是檀香口或芝麻酱口。此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器物平切的足根比洪武时期的狭窄，洪武时期足根宽平。甜白釉是永乐时期的代表作。青花瓷器的釉面总体泛青白，但要比元代的减弱，釉的白度增强。民窑青花用的多是国产料，青花清淡发灰。永乐时期釉面总体来说均匀细致为突出特点。
宣德时期用的瓷土称为“麻仓土”，制造的器物胎质细腻洁白，因此，宣德瓷器的分量要重一些。宣德的工艺没有永乐的精细。胎土掏炼的没有永乐时期的精细，所以器物露胎骨的有些呈现氧化铁红色斑点。瓶罐的接痕比较明显，大瓷盘的砂底与永乐相比较粗。器物的足根更圆润，盘碗带底釉的增多。永乐和宣德时期的盘、碗都有一个特征：旋削坯时特意从盘心向下多挖一刀，盘腹和盘底结合部形成一圈浅浅的台阶，业内称为“月亮底”。另外，这两个朝代的碗也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挖足时有意向上深挖一点，也就形成了“挖足过肩”的现象。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尽量减少底部的厚度，在这一时期的碗盘类中非常普遍。宣德器物的釉面相对永乐时期的略厚，釉色白中泛青，釉面大多呈现桔皮纹。
二、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造型
洪武时期民窑青花瓷敦厚饱满，器型大多显得较厚重。常见的有碗、高足碗、盘、梅瓶、玉壶春瓶、执壶、荷叶盖罐(图1)、军持等。宋、元时期常见的折腰盘，洪武前期盘腹较深，介乎盘碗之间。折腰部位折弯生硬，底部厚重，圏足较小，圏足中心常留有大小不等的乳凸。底部都不施釉。此时的折腰盘部分采用叠烧法，盘心有环形涩圈。洪武后期折腰盘的腹部逐渐发展变浅。玉壶春瓶颈与元代相比增粗，下腹饱满，圈足扩大，荷叶盖罐口外撇，罐肩丰圆，器足外撇。
永乐时期民窑青花瓷优美清秀，大件器物很少见。永乐器物常见有盘、碗、杯、高足碗、高足杯(图2)、瓶、罐、高足碗等。还有僧帽壶、执壶、玉壶春瓶等品种。还有青花水注、花浇、漏斗等，源于伊斯兰文化。如盘子的圏足较高并且内敛，盘底部下榻，盘口沿略微外撇。碗的圏足比较大，碗口略像外撇，碗下腹部转折生硬，弧度较小，腹部显得较深。另外，还有一种造型的碗：口沿较直，圏足较高，碗底心呈下凹尖形如同鸡心状，称为鸡心碗。
宣德时期器物的品种比永乐时期丰富了一些。除实用器盘、碗、高足碗、葫芦瓶、天球瓶、扎斗、执壶、香炉、背壶瓶、梅瓶(图3)等。宣德时期梅瓶有外卷口和平口两种，并且口有大小之分，颈稍长，梅瓶器身较丰满，器底为砂底，梅瓶分大中小。还有观赏器蟋蟀罐、鸟食罐、绣墩、鱼缸等。
三、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青花
洪武瓷器使用国产青花居多，也有部分用元代留下的进口青花料。进口青花料发色浓艳，蓝中偏紫，色调深沉而明亮。洪武还有一种青花器物发色灰暗，蓝中偏灰、少数泛黑褐色，色调发暗而滞涩，这种青花器物的青花料用的是杂质较多的国产青料，另一产生的原因是因底釉浑浊泛青。中后期青花色调有浓重的，有的也显得清淡。
永乐这一时期青花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和国产料，还有用二者混合的钴料，青花的颜色浓淡层次明显，更能渲染画面，因用苏泥勃青料，青花往往出现蓝黑色的结晶斑。青花的品种有：白釉青花较多，还有青底白花、黄釉青花、外豆青内青花、外祭兰内青花等。
宣德时期，由于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和国产料配合成熟，青花画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渲染。宣德青花品种有白地青花、青花白花、黄地青花、外豆青内青花、外祭兰内青花、青花抹红、青花暗花等。
四、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纹饰
洪武时期青花瓷器的纹饰，既保留了元代青花瓷器的某些特征和装饰图案，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元代纹饰层次较多，洪武时层次减少。纹饰布局由多层繁密变为简洁疏朗，绘画由写实走向写意，逐步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大多绘画技法是一笔点划画法，起笔青花颜色深，收笔颜色淡；器物图案布局疏朗有致。洪武青花瓷器的纹饰题材广泛：有兰、菊、莲、鱼、蝶、螺、熊、水草、松竹梅石，有八宝、卷云、山水、盘长、缠枝吉祥纹，还有自然景物写意，以及草书的福、寿等文字。辅助图案有水波纹、点纹、三角纹等。洪武时期青花器有特色的纹饰：一是花卉纹。包括缠枝莲花、缠枝牡丹花、缠枝菊花等，用实笔写意的技法寥寥数笔，浓墨重彩渲染出花卉的主体，以流畅圆润的笔法，画出细细缠绕的枝蔓。花叶与元代也有所不同，元代时“大花大叶”、“叶大于花”，洪武时花叶逐渐趋于实物比例。元代叶子呈葫芦形状，叶外框白边。洪武时叶子呈剪刀形、钉螺形。明洪武器物叶子呈△形排列。图案突出主体又灵活生动。二是草书“福”字(图4)。通常在碗、盘的内心，以草书书写青花“福”字，字周围有的带栏圈，有的不带栏圈。“福”字书写均圆润有力，遒劲潇洒。“福”字纹在洪武青花瓷器中较为常见。三是山水云气纹。一般绘画在碗的外壁，而碗心草书书写“福”字，有的碗心画一丛兰草或折枝花卉。碗外壁画大片团形云气纹，缠绕交织，连绵不断。在云纹中若隐若现远山近水，山水与云相连。山水云气纹基本画在碗外壁的上部，下部留出大片空白，两者之间用一道弦纹隔开。整个画面简洁明快并有升腾飞动之感。
永乐民窑青花瓷借鉴了官窑青花瓷的一些图案纹饰，使这一时期的民窑青花瓷上图案内容丰富。永乐时期民窑青花瓷上的纹饰一般以粗细线条相间，纹饰柔美流畅。绘画出的内容既丰富又潇洒飘逸，画面充满活力和灵气。总之，永乐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图案丰富多彩，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风格。常见纹饰有：缠枝莲花(图5)、折枝牡丹、折枝菊花、梅花、水草(图6)、鸳鸯、花果、蕉叶、百合、荔枝、葡萄、、麒麟、绶带鸟，以及各种神仙故事：麻姑献寿、西王母上寿等。草书向楷隶发展。永乐时期的绘画也有其时代特征，如牡丹花下侧各飘出两、三片尖花托。现简要介绍几种永乐民窑青花瓷器上常见的纹饰：一是草书、隶书“福”、“寿”字，基本保留了洪武时期的文字特征，永乐后期，大多字体由草书转变为隶书，字体浓重有力。二是月影纹，这种纹饰始于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代。永乐后期到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常用此纹饰作为装饰内容。一般用实笔写意的技法画在碗、盘的内中心或外壁。描绘出一勾新月悬挂在空中，映照着挺立怒放的几枝梅花，画面充满冰清玉洁的高雅意趣。三是麒麟杂宝纹，这种纹饰一般绘画在永乐后期的盘类的器物内心。麒麟象征着祥瑞幸福，画面中的麒麟或昂首奔跑，或回首蹲卧，还有表现为回首奔跑状。麒麟背部、肩部一般装饰飘动的火焰纹。麒麟周围环绕着火珠、海螺、灵芝、如意、方胜等象征吉祥平安的杂宝纹。还有一种在透明白釉下印刻出细密的海涛纹，映衬着神采飞扬的麒麟纹，画面形成强烈的动态美。
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基本继承了永乐时期的纹饰特点，但在绘画笔法上比永乐时期显得更粗犷和豪放。线条流畅，图案丰富，画面豪放疏朗，绘画技法采用一笔点画法，还有一部分采用勾勒渲染的绘画方法。纹饰有福、寿、海水、龙凤、云凤、鱼纹、灵芝、蕉叶、卷草、兰花、奇石、牡丹、麒麟(图7)、怪兽、宝相花、松竹梅、枇杷、缠枝莲，束莲等。宣德以前，器物上画花鸟和人物较少。题材有岁寒三友、王母骑风、庭院仕女(图8)、琴棋书画、仙人骑鹤等。道教题材的故事也反映在画面上。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较有特色的纹饰：一是高士图(图9)，大多绘制在盘类的内心，绘画采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云彩烘托出一轮明月下，一个文人(高士)抄手盘膝跪坐。旁边画有山石、兰花等。画面显得超凡脱俗，雅逸宁静。二是鱼乐图，宣德时期民窑青花瓷器上此纹饰出现的较多，喻意年年乐有余、富贵有余。宣德官窑中也有“鱼乐图”，但官窑“鱼乐图”画面规矩呆板，呈图案化。而民窑青花瓷器上的“鱼乐图”绘画的活灵活现，绘画的鱼儿穿梭游离在水草、浮萍、莲花之间。画面显得生机勃勃。三是花卉纹，宣德民窑青花瓷器上的花卉纹饰全面继承了永乐时期的花卉纹，只是宣德民窑青花瓷器上的花卉纹在绘画笔法上比永乐时期更加豪放。画面随意而自然。这时期有的纹饰图案添加了许多辅助纹饰，纹饰显得层次多而且繁密。这些绘画特点也是宣德时期纹饰装饰风格。
-我国的青花瓷器自唐代中晚期创烧以来，经宋代的初步发展，到元代已相当成熟。至明代初期永乐、宣德年间，我国的青花瓷器可谓达到黄金时期，而其间又首推永乐年间新创的青花压手杯。青花压手杯，早在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撰写的《博物要览》一书中就有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米粒，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
明代崇祯时期青花瓷历史文化特征
１、擅长以人物故事题材入画是崇祯青花瓷器装饰的最大特点。崇祯以前虽然也有不少青花瓷器以人物作装饰，但题材大多局限于八仙、仕女、婴戏、高士等，而崇祯青花瓷器的人物故事题材较前更为广泛，所见题材有十八罗汉、苏武牧羊、水淹七军、仙人乘槎、刘海戏金蟾、对弈图、兄弟联芳、仕女伎乐、庭院仕女婴戏、梦境图、加冠进爵图、进戟图、钟馗出猎图、东方朔偷桃、浴象图、携琴访友图、月宫图等。崇祯青花瓷所绘人物除了题材丰富以外，还有两大特点，一是此时开始大量出现带有祈求官爵升迁和吉祥平安的内容。如画面中绘一人物双手捧一放有官帽的托盘献给主人，意寓加官，有的绘两人分别捧一官帽、爵杯献与主人，意寓加冠进爵。也有的绘一人物双手捧一插有三戟的花瓶献给主人，意寓平生三级。还有的绘浴象图，绘一人物捧一花瓶（意寓平安）献给骑在象（意寓吉祥）背上的主人，意寓平安吉祥。其次，受晚明高度发达的版画业的影响，出现大量取材于版画和小说插图的有关历史、戏剧故事的题材，如故宫博物院藏崇祯十年青花山水人物笔筒即取材于战国时期须贾向张禄赠绨袍的故事。此外，扬州文物商店藏青花人物故事莲子罐则是取材于三国演义中水淹七军的故事。
２、在笔筒、莲子罐、筒瓶等琢器的近口沿或肩部一周和近足际一周装饰釉下暗刻花纹，有的仅为简单的旋纹，系崇祯青花瓷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３、人物故事的背景都绘有太阳或月亮，画面中的主人往往手指太阳，意寓指日高升。这种画法一直影响到清代顺治、康熙，我们在康熙十年辛亥中和堂制青花釉里红盆中仍能看到这种画法。
４、筒瓶、莲子罐等器物的口沿一周多装饰倒垂的蕉叶纹或倒垂的花枝，也有的为倒垂的城垛纹。筒觚等器物则多于中腹以下绘一周倒垂的蕉叶纹。倒垂的蕉纹最早见于万历年间，万历的倒垂蕉叶纹比较写实，见于筒瓶的口部。崇祯的倒垂蕉叶比较简洁，多为大小相
间的形式，大蕉叶中间留白，为崇祯辅助纹饰中具有时代特点的装饰手法。
５、此类器物的画面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画有萱草和合欢树。为什么此时人们喜用萱草和合欢树作为装饰呢？我们从嵇康所著《养生论》一书中找到缘由。康书日：“合欢蠲（免除）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崇祯、顺治年间社会动荡，人们以合欢、萱草为饰、籍此来免除他们心中因战乱、天灾而来的烦闷和忧虑。所绘萱草为鱼鳞状，合欢树的叶很小很密，由细小的叶子左右对称组成一小枝，再由若干小枝以放射状组成圆形，颇具特色。
６、在笔筒、筒瓶、莲子罐、净水碗、香炉等琢器的器身所绘画面中，往往绘有左右回绕盘旋的云纹，有的在器身一周留出一段绘以左右飘荡的括号状云，极富时代特征，这种括号状云一直延续至顺治，从上海博物馆藏顺治十四年青花人物净水碗中仍能看到这一特点。
７、画面中常以洞石芭蕉、洞石花卉作衬景，也有的以麒麟芭蕉、花鸟、博石花卉作为主题图案。传说麒麟有角不用，故被人视为仁兽并以之象征祥瑞。崇祯、顺治之际，社会动荡，百姓苦于战乱天灾，故此时瓷器常以麒麟为装饰，籍此企求吉祥平安。有的则于一件器物上同时描绘麒麟和大象（大象寓意吉祥），借以表达祈求吉祥平安的愿望，如《金明集瓷选录》中的青花麒麟芭蕉笔筒和《翰海９５秋季拍卖会中国古董珍玩》中的青花大象麒麟缸。
８、受绘画的影响，此类青瓷器往往于画面空白处以隶书题写干支纪年、作者字号和摹绘的印记，个别还题写诗句，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中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先河。如上海博物馆藏崇祯十六年青花罗汉图笔筒画面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飞鸟遗址”蝉退亡壳。垂露成帷，张宵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至心能变，违士拔俗。癸未夏日述古律，书为尔济词文轻政”并于款识末端摹绘圆形“竹”字、方形“景”字图章各一方。
９、崇祯青花瓷所绘人物的衣饰上大多绘有“*”形花纹，这种“*”的衣饰，广泛见于明代绘画、版画等其他艺术领域，具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花瓷文化传承与发扬——魅力无穷的青花瓷
2011年10月17日文在中国文化元素中，青花瓷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独树一帜。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被人们忽视的今天，青花瓷文化传承与发扬也就越发重要。魅力无穷的青花瓷文化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并世代发扬光大。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如今价值不菲，每每成为拍卖场合的珍品。我们可以看到史上遗留下来的青花瓷件件如宝，百年以后，当代青花瓷也将如今之古青花瓷一样，备受关注。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在继承中也需要创新。
袁述凡手绘青花凤凰传奇缠枝牡丹天球瓶
青花瓷始创于唐代，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发展日臻成熟，人们把它通常称为“元青花”。但真正代表着青花瓷最高成就的应当是清代康熙年间官窑出产的“五彩青花”。同样的青花，不同时期却有不同的蓝。行话有“宣（德）青凝重、成（化）青雅致、嘉（靖）青幽清”之说。到了清代，康熙时期青花颜色层次深浅不同，有“五彩青花”之称。雍正青花色泽较淡雅，乾隆青花蓝黑中微闪紫色，颜色深沉。青花瓷以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然后覆盖上一层较薄的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烧成后釉面清爽透亮，纹饰灵动而不失规矩，其表面的青花发色含蓄沉静，历久弥坚，可以用“永不磨灭”来形容。如今，收藏界都把元青花和清代康雍乾时期官窑出产的青花瓷作为收藏的首选。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青花瓷无论从用料、纹饰、烧制时间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极为考究，所以青花瓷在古时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平常人家中多将青花瓷用做容器，坚硬、耐磨且不易损坏。而达官贵人家中则大多将青花瓷作为装饰品，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青花缠枝花卉龙凤争珠图双龙耳扁壶
二十一世纪以来，清代官窑青花瓷器一直受到市场追捧，在各大拍卖会上屡屡拍出高价。2000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清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以1104.5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创造了当时的拍卖纪录。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出的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龙凤争珠图双龙耳扁壶”以3633.68万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香港佳士得又以1437.36万元的高价成交了一件清乾隆“青花跃龙捧寿纹六方瓶”。2009年11月11日，翰海“宫廷御用”专场拍卖中，“乾隆官窑“青花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以1200万元起拍，最终以8344万元成交，这一成交价也创下了当时国内瓷器拍卖最高纪录。
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
随着如今收藏的升温和造假技术的不断提高，防止“打眼”是青花瓷收藏人士们的必修课，“辨真伪”、“断年代”、“定窑口”、“评价值”，是青花瓷收藏者都很熟悉的四句行话。鉴定青花瓷，首先可以用眼观，看胎釉、观造型、看材料、观纹饰，正宗的青花瓷，花色淡雅，花纹合理有序，表面细腻光滑，制作工艺精细。
目前，青花瓷之所以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之所以其价格成倍上涨，主要是由青花瓷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科技工艺价值和美学艺术价值所决定的。青色在古代时是人们喜欢的颜色之一，有一系列“隐喻”之意。古时的读书人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上仕途后便有“青云直上”的愿望，渴望做一个人民爱戴的“青天”，甚至在卸甲归田之后，还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在当时士人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每一件瓷器就是一个年代的历史、风物、人情、文化的佐证。因而不同时期的青花不仅发色、质感不同，纹饰、造型也各有风味。就拿元、明、清青花瓷上皆有的高士图来说，元代高士图的主题是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竹、林和靖爱梅、王羲之爱兰等，显得格调高雅；到了明清，尤其是清代，就逐渐演变为很生活化的苏东坡爱面、郑板桥爱酒，等等。康熙朝开始出现麒麟送子图案、雍正朝始有蝙蝠寿桃题材图案、而福禄寿三星的图案在雍正朝后期常见。
明代青花瓷器则是以写意画为主，绘画注重体现意境，追求“高洁”，除了典型的高士图，婴戏图也有这一特点。明代的婴儿图案往往都是在桂花树下（寓意折桂），或放风筝或下棋，往往都是好学文雅的场景。在民间青花瓷的创作中，绘瓷艺人还常常将绘画、书法巧妙地融为一体，将象征吉祥的“福”“禄”“寿”“喜”表现在瓷器上。如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常见用松枝组成的“福”“寿”字图案；万历、天启年间的灵芝托“寿”以及灵芝托“喜”的画面，甚至不用衬托物直接书写在瓷上的书法“寿”字。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但国家机关、人民大会堂和我国驻外100多个使馆选用了青花瓷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宾馆、饭店，甚至单位团体、家庭等几乎都用青花瓷器。更值得一提的是，青花瓷器已成为我国外交礼仪上的珍贵礼品。如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周恩来总理送给他一套名贵青花餐具；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以青花文具礼赠日本皇太子以及福田首相。
传统文化是都经过历史考验的文化经典，青花瓷的珍贵在中国陶瓷史上无可争议。魅力无穷的青花瓷仍将会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财富，因此青花瓷的传承与发扬需要当代社会的更多关注。
元代青花瓷器与元代戏曲
在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除一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且体量颇大的制品甚为精美外，另有一类绘有人物故事图的器皿同样美轮美奂。据考，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类人物故事图主要表现元代杂剧中的某个剧情，带有此类装饰的器皿传世数量远较前一类少，目前已发表的十余件作品，除部分国内收藏外，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
元青花罐（尉迟恭单鞭救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元青花罐（三顾茅庐）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
元代是蒙古人先后吞灭了西夏、金，又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对南宋战争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元一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元世祖忽必烈乃至其后的几任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使中原地区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继而出现了“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里，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初定，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逆转，政事更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蒙元政府是外来的，进入中原地区后，要顾及的方面很多，这就使得有元一朝不仅未能像其他朝代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相反创造了一个宜于戏曲繁荣生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宽松自由的人文条件。再加上建元后的几十年里科举废除，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开启了中国戏曲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据元《录鬼簿》、元末明初《续录鬼簿》、明洪武《太和正音谱》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元代杂剧作家有近百人、作品有近千部之多，元代杂剧的兴盛由此可知一斑。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只是剧目名称，完整的剧本则不多。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主要取材于当时盛行的戏曲，特别是杂剧，从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故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则：
1.萧何月下追韩信图，1950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梅瓶上绘有此图，瓶高44.1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13厘米，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器腹绘一幅“萧何月下追韩信”图。《萧何月夜追韩信》故事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为原型，讲述楚汉时期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乃至刘邦，都不被重用，继而愤然离去。萧何闻此消息，夤夜追回韩信，说服刘邦重用他，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故事。萧何、韩信故事的雏形始见于唐宋话本，元代全相平话《前汉书》中虽有“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之句，但没有具体的描述。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由元金仁杰编写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则有此情节，戏剧第二折主要表演萧何在追赶上韩信后，两人一起登上艄公小船离去的情景。瓷器梅瓶上绘画的萧何、韩信、艄公正是剧中追韩信故事中登场的三人物。相同的是，除青花梅瓶上有萧何月夜追韩信图外，元磁州窑五彩瓷枕上也有相同题材的图案，两件制品上的萧何、韩信形象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制品上的韩信骑在马上而已，两件器皿上的纹样显然都是根据杂剧剧情绘画的。
2.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广西横县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主楼西侧工地出土的元青花罐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前者高30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后者高27.8厘米。两件罐的画面都抓住单雄信杀败唐将，欲追赶秦王李世民，尉迟恭策马单鞭救主离去的主题绘画的，但两罐的人物姿态及辅助纹样有所不同。如广西横县罐图案中的唐太宗作徐鞭向左回首状，前有一对凤凰引路，尉迟恭扬鞭紧随其后，一侧有两骑马交战的将士与两持械士卒。美国波士顿罐图案中的尉迟恭，紧随在唐太宗后作扬鞭保驾状，尉迟恭身后还有一位双手擎印有“唐太宗”三字旗帜的士兵，少两位持兵器的士卒。《旧唐书》卷六十八中有关于李世民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矟兵六千人的记载。此事迹至宋元编为杂剧，且有不同作家编写故事侧重面不同的剧本，目前见于著录的至少有三种，一为《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收录在《孤本元明杂剧》中，作者阕名，现有存本；二为《尉迟恭三夺槊》，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尚仲贤所作，现有存本；三为《尉迟恭单鞭夺槊》，此剧较为复杂，各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但《元曲选目》、《曲录》皆以此本与《尉迟恭三夺槊》混为一剧，今传有关汉卿、尚仲贤等人撰写的剧本。杂剧作者在编写同类题材故事时，一般多会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各人不同的戏曲思路修改情节，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剧目名称稍加变化的现象在元代杂剧中普遍存在。《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的主要脉络即是依据史实而来的，具体情节则作了改动，表现唐初立之时，各路反王争立为帝，相互混战，唐太宗率军前来克伏洛阳叛军王世充时，与军师徐懋功二人私赏洛阳，恰遇单雄信，被其追杀，危急之际， 尉迟恭接信前来救驾，单鞭击伤单雄信，救出唐太宗。瓷罐上尉迟恭单鞭救主的场景与剧情大致相同，只是上述杂剧中表演救驾李世民时，除了尉迟恭与单雄信交战外，没有其他将领出场，而且唐太宗是一人先回营，尉迟恭战胜单雄信后再折还的，与上述两瓷罐上两军将领交战，尉迟恭紧随唐太宗身后回营的情景有别，而此两罐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两罐纹样应该是根据内容相类似的不同剧本的剧情绘画的。
3.蒙恬将军图，1956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出土的玉壶春瓶上有此画面，瓶高29.5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9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瓶腹上的蒙恬将军头戴翎冠，身披甲袍，足蹬长靴，左手扶椅，右手前伸，似在审讯一名被抓的官吏。身后一士兵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书有“蒙恬将军”四字的大旗。蒙恬前方一名持弓武士，似作禀报军情状。武士身后一短衣束带裹腿的士卒正按着那名跪伏于地的官吏。《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关于“秦已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有以此事迹写成的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的杂剧目前则不见传本，但有研究者根据瓶中人物的穿着，特别是头戴的翎冠，指出“此瓶故事取材于《秦并六国》中的一个情节，人物穿戴则本于当日的戏曲服装”，如蒙恬将军的插翎之冠，“又见于元杂剧武将的形象描写”。据此可以认为，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应该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与戏曲相关的图案绘画的。
4.昭君出塞图，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罐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131号军分区窖藏出土的高足杯上绘有此图，前者高28.4厘米，后者高8.9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4厘米。元代有多出表现昭君的杂剧，遗憾的是许多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如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未见传本；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未见传本，张时起的《昭君出塞》亦未见传本，有传本的仅见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秋宫》。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罐上的“昭君出塞”图画面宽阔，以山石、苍松、芭蕉、柳树等将三组人物既分又合地连成一体：三名骑在马上的女子为一组，其中一头梳高髻，身着汉服，怀抱琵琶的女子是王昭君，左右各随行一穿胡服的女子；六名男子分成二组，分别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人员，画面再现了杂剧表演的场景。高足杯不能像罐那样以卷画的形式表现剧中的场景，但采用了局部画像手法，将剧中昭君怀抱琵琶骑马离故土的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千载琵琶作胡语”的悲愁神情用青料绘画得入木三分。
5.周亚夫细柳营图，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另据有关书籍披露，曾有一位日本人也收藏过一件周亚夫细柳营图青花罐，此罐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者高27.2厘米，后者高22.1厘米。周亚夫执法如山、治军严谨的精神被后人所推崇，其事迹被编成戏曲广泛流传，特别是元代，有多出关于“周亚夫细柳营”的杂剧。然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有郑光祖的《周亚夫细柳营》与王廷秀的《周亚夫屯细柳营》，惜均无传本。然此两件罐的画面则可补剧本失缺的遗憾，两罐的主题内容完全相同，均表现汉文帝亲赴细柳劳军不得入，只能按辔徐行至营的情景，但两罐人物的具体绘画有所不同，毁于二次世界大战罐上的汉文帝衣衫上有织绣，旁为相随的牵马士卒，周亚夫端坐帐内，形象威武；另一件罐上的汉文帝衣服上没有刺绣，一官员相随其左，周亚夫戎装坐于帐内。两件罐上部分人物衣饰与“萧何夜月追韩信”梅瓶及“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中人物相同，显然多是根据当时戏剧表演时的流行服饰绘画的。
6.三顾茅庐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带盖梅瓶和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均有此图，前者通高38.6厘米，后者高27.6厘米。元代也有不少表演诸葛亮故事的杂剧，如《诸葛亮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军屯五丈原》、《诸葛亮隔江斗智》、《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诸葛亮石伐陆逊》等，其中有的有流传本，有的只存剧目，涉及上述史迹的传本仅见一处，为王晔编写的《卧龙岗》，惜只有剧名，未见传本。瓷器上的“三顾茅庐”图绘画得相当精彩，梅瓶上的诸葛亮神情悠然地坐在茅庐内看书，头梳双髻的童子在庭院里扫地，另一侧刘备居前躬身施礼，关羽拱手作揖、张飞紧随其后，画面构图与《三国志平话》中插图相类，但人物形象不尽相同，特别是瓶图中关羽的扇形长胡子就是当时舞台表演时戴的假胡子，十分夸张，关、张两人的插翎之冠也与杂剧中的装束相同，与插图本明显不同。罐中画面绘画得相当精湛，诸葛亮端坐在山石上，侧身聆听家童的报信，其旁立一双手捧书的书童，篱笆外，身着织绣长袍的刘备躬身拜谒，关羽回首作阻止张飞吆喝状，与《三国志平话》中书写的“先生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主是汉朝十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主’。云长镇威而喝之”的情节一致。但画面人物衣饰线条飘逸，神情刻画生动逼真，远较平话中的插图精美，显然不是以平话的插图为粉本，而应与当时流行的杂剧画本相关。
7.江州司马青衫泪图，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法特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与日本德川家旧藏，现为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分别绘有此剧不同剧情的画面。梅瓶高35.6厘米、口径5.5厘米；罐高26.7厘米。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此罐梅瓶上所绘图案多被视为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之母拷问红娘的画面剧情，然有研究者认为，红娘身为丫鬟，老夫人在拷问她时，她不可能像瓶上所绘仕女那样掩面而立，而应该像明人木刻插图中所表现的“拷红”画面那样，红娘总是跪地对着崔母申辩的，因此梅瓶罐上所绘肯定应该不是《西厢记》，而可能应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中的场景中第二折的情节。
接下来有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元代制瓷工匠在青花瓷器上绘画的这些故事图时不可能事先将不同剧本的剧情记在脑子里然后默画出来，而应是与元代浮梁瓷局所烧制的官窑器一样是依照粉本绘画的。浮梁瓷局的粉本是由将作院下属的画局提供的观点已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首肯，那么人物故事图的粉本是由谁提供的呢？开始笔者以为应该是根据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一类小说的插图绘画的，然仔细对照后发现，尽管《平话五种》的插图要比《三分事略》的细腻，人物形象也较之生动，但仍不如瓷器人物图生动，人物的衣褶线条更不如瓷器的流畅自如，可见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另有摹本。上文论述可以证实，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多与杂剧有关，那么景德镇制瓷工匠用作画稿的也应该与杂剧有关。1980年，中国书店在一部《通志》的书皮中发现了元代(亦有认为是元末明初)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五面，间有插图一幅半，表明元代确实存在根据戏曲剧情雕刻的版画。相同的是在整理出版1908至1909年被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取的约5000件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刻本文献和约2000件古代绘画、雕塑、织绣、器物等美术品时发现了数件与金元戏曲有关的资料，一是元刻本，为未染麻纸，墨色偏淡，由于时代久远，麻纸已损，但依稀能观察到图案的刻线繁复而流畅，表明元代有相当精细的版画。二是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北曲杂剧即是受之影响形成的，表明在元杂剧之前已有戏曲刻本的存在。三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和《关公图》，如果说前两个发现可以表明元代已有将戏曲人物故事雕刻成版画的事例，那么后两幅木刻版画的发现，可以成为探讨元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是否有粉本，粉本出何处的重要依据。俄国学者萨玛秀克在《十二至十四世纪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一文中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针对《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其文中称之为《四美图》)指出“没有或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把四个人同时写进去的。这幅版画的一系列特点都让人想到，它定是某个文学原型的再现，须要在戏曲作品中去寻找”。同时她以明代戏剧《四艳记》为例，认为“四个美人命运的戏剧作品，有同时写在一个剧本中的……四幕剧，名为《四艳记》，是已经失传的剧本，也是我们推测这幅版画的素材由来”。针对版画的制作年代，有一些学者视之为金代作品，但萨玛秀克不持金代说，认为“说这幅《四美图》是属于晚一点的年代——元代也是合适的，因为正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萨玛秀克的观点与中国戏曲、版画的发展更吻合。另一幅《义勇武安王》图(其文中称之为《关公像》)中的人物形态、服饰、神情，及四周陪衬的书有“关”字的大旗与松针、松树枝干等刻画，与青花瓷器的绘画风格完全一致，特别是关羽，三缕美髯，浓眉大耳，束袖长袍，幞头长靴，双拳紧握、双脚斜蹬，神情威武地端坐在椅子上，那装束、那姿态与戏曲舞台形象如同一辙。此《关公像》的制作风格与《四美图》接近， 两件作品的时代自然相同，元代作品的可信性很强，它们的出现，使得《通志》书皮中发现的一幅半戏曲插图(其中一幅为“孙飞虎升帐”，另半幅标目无存)不再是孤例。尤值得一提的是两幅画面均有题款，前幅上部偏左一侧印“平阳姬家雕印”，后幅左侧上部有“平阳府徐家印”，都出自山西平阳的雕版印刷匠之手，只是出于不同工匠之手而已。据查，平阳是古代，特别是元代戏剧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而且也是元代印刷业的中心，此处留存有不少与戏曲有关的文物古迹，此两幅版画虽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但其是当时从平阳制作后流传出去的作品。由于这两幅版画的尺寸很大，其高多在70厘米以上，因此有人分析它们应该是某一戏剧上演时用来宣传的招贴画，但也有人认为当是年画更合适， 有的干脆说是招贴年画，然不管是招贴画还是年画，抑或其他，图中内容取材于戏剧这一点是相同的，同时从刻印的水平看，这两幅雕版印刷画远较元代建安李氏、虞氏的小说插图要高。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是以类似黑水城出土的由平阳工匠特为戏曲制作的印刷画为粉本的。这类通过雕版后再印刷的纸张画便于携带，从北方平阳流传到南方景德镇是十分方便的。景德镇制瓷工匠在以雕版印刷画为粉本作画时，既抓住了版画注重人物神情姿态刻画的特点，又保留了版画上山石剔刻的犀利风格，使元代瓷器上出现了与其他青花纹样别样风格的画面。从而，不仅填补了元代戏曲版画数量的不足，而且也使部分失传杂剧的剧情通过瓷器画面保存了下来。这些精湛作品的问世，表明元代景德镇窑的彩绘工艺已达到了其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