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陶冶成器的认知与传播。
一、书籍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籍在东亚文化圈诸方面的交流与传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以“书籍之路”更得东亚的交流实质。
在东亚文化交流意义上讲，“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印记，其中包括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同样为中日书籍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独特的东亚交往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交流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分别以“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重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发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究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历代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同时，作为陶瓷文化传承的载体，《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通过梳理日本现有馆藏可知，多种版本《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本。
二、《陶说》与日本馆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的《陶说》。该版本隶属于《龙威祕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共计二册6卷。据版本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即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人辑录的丛书，收录各种作品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藏《陶说》。该馆藏同样隶属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祕书》（1～10集）共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蔵。集数完整且刊本众多。有具体时间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
涵盖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忞全校”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鲍氏知不足斋”版《陶说》。该版本《陶说》为6卷，其中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共计四册。有乾隆3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不足斋”，乃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格意义上说是据《知不足斋从书》本的抄本，其依据推断可以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馆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目前查找资料所知，只有江户时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收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主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由于目前研究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确认其详细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分别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本，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寓居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准确断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虽然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但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可以推断此书仍然属于王氏族人。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确认，据“得归茅屋”意义来看，很可能是引用杜甫旅居成都期间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还是成都地区人，进而判断依然可能是属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资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中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建秀文斋刻字业，由于农业兴旺，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执行理事，负责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工整，美丽端庄，受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掌握的娴熟，在文富堂已是骨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馆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收录的《陶说》。目前同样受资料所限，其内容以及依据何种版本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本由葛西质（又名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化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馆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沢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通俗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知名大学的馆藏文献情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可以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仅西望“西洋”，同样也一直关注近邻“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烧造技艺与重视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证，体现了日本不断汲取中国陶瓷技术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发展自身的重要方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考究，比照中国国内相关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存的各个版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交流，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收藏中国陶瓷典籍的“日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实自身、文以开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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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与瓷的区别
陶瓷是用具有塑性的泥土加工成型之后经高温烧制而成的器物总称。陶和瓷是相互关联而有不同的两种物质。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用的原料不同。
陶器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制作，而瓷器则采用含氧化铝较高而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瓷土或者瓷石为原料。
2、烧制的温度不同。
陶器的烧制温度一般在800-1000℃;而瓷器的烧制温度通常达到1200℃以上，瓷胎已经烧结，用手敲击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3、施釉的不同。
釉就是罩在瓷器表面的那一层光亮外衣。它主要是以粘土、石英和长石为原料。经研磨、调制后上于胚胎表面，在高温焙烧后熔融，冷却后即形成玻璃质晶体。它可增加胎体强度，并有效地隔绝气体、液体。抬起通常不施釉或只施低温釉;瓷器表面施有一层高温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并可起到美化、光洁瓷器的目的。
除以上几点主要区别外，陶和瓷在胎体强度、吸水率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同的特性。
在知与行中前进的潮州陶瓷
陶瓷文化，千年沉淀，成就了土与火的艺术；潮州陶瓷，十载腾飞，孕育出知合行之智慧。陶瓷在行业里被称之为火与土的艺术，作为国外认识中国的古老载体（China），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总结：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火药在中国做成鞭炮烟花用来过年喜庆，而被国外引进改制成火枪利炮用在战争侵略。指南针在中仅用于风水阴阳，而被国外用在海上导航开辟新大陆。陶瓷虽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专利，可却是我国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其悠久的历史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文化。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心调整为经济建设上，作为建材产品的陶瓷行业也得到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时代发展机遇。其中最先行动起来的就是“珠三角”，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让南方沿海彻底苏醒过来了，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蠢蠢欲动，潮州陶瓷也如凤凰涅槃。经过十年发展，潮州陶瓷开始了起飞前的助跑，从国外引进整套陶瓷生产线，现代生产技术，改变了陶瓷生产的传统模式，不管在产品质量上还是产量上，都比以前提高了几倍，让整个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潮州陶瓷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2002年到2012年又经历了势不可挡地十年腾飞，全国各地城市大建设，巨大的市场需求完成了建陶产业原始的资金和技术积累，继而打造了抛光砖国际领先地位。新产品层出不穷：不透水瓷片的诞生，亚光砖的引进改善直到市场火爆，微晶石的横空出世，木纹砖的燎原之势，无不见证着潮州陶瓷十载腾飞的辉煌。十年涅槃，整体上是从国营企业的巅峰盛世逐渐转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又十载腾飞，从乡镇企业的盛极一时，很快由私营企业带头领飞，多元结构打造了潮州陶瓷在国内不可撼动的领头羊地位。
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遇到改革开放的春风，猛然惊醒，一跃而成为全球产量最大的陶瓷产区。有了大政策地正确引导，抓住了国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珠三角跨步式地经济建设速度，这些都使得潮州陶瓷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当地政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高瞻远瞩，大胆地进行股权改革，规避了种种弊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没有受到制度上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跳跃，在技术上、生产上和管理上都实现了三级跳。接着许多陶瓷企业家开始洗掉脚上的泥土，卷下裤腿，踏上了陶瓷之路，做起了企业。他们凭借着一身胆略边走边学，克勤克俭，终于打下了自己的一席江山。也许有些企业家当时并不知道王阳明，更没听说过什么是心学，可是却把“知行合一”用地淋漓尽致。在市场实践中积累，把学习的知识快速应用到市场经营，可以这样说潮州陶瓷的发展也是“知与行”的行业应用过程。也是在不断社会实践中，佛山这边的企业家们率先看到了渠道发展模式对于目前更符合市场发展，从而在后来腾飞的十年中，就很快超过了当时走分公司制的华东陶瓷产区。
经过这个十年腾飞，潮州陶瓷为行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除了为潮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很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同时也为潮州培育出一张名片，形成了一个共有的品牌，即潮州陶瓷。它代表着产品创新，代表了质量过硬，代表了技术国内领先，代表了用户放心等。
在国际上，为中国确立了一个陶瓷生产大国形象，紧随意大利、西班牙两个陶瓷强国，带领产业从“中国制式”向“中国智式”飞速发展。以陶瓷生产为主线，带动配套的陶机设备生产全面实现国产化。
在产业中，率先走出差异化发展模式，让一种传统粗放式生产行业逐渐走向高端品牌，走进高消费人群，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在文化上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对于一个传统行业走向现代化发展，最缺少的不是雄厚资金，不是先进设备，而是理论上的指导。可以这样说，潮州陶瓷这十年，是超常规发展的十年，带领各产区迎来了一个陶瓷思想盛宴。
源于中国的日本陶瓷文化
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原因在于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分离，形成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大岛。正如我们曾经所知，日本的茶道文化源于中国，其陶瓷发展也直接受到中国影响。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如果细细追究其陶瓷渊源，很多朝代从中国学来的陶瓷文化对日本陶瓷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日本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而且很多地方出口了大量的陶瓷台灯。这些瓷器上无不体现着中国陶瓷文化的身影。
日本陶瓷中的“禅文化”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古代陶瓷文化传播需要提高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近几年，唐装的盛行，红木家具的走俏，陶瓷艺术品的收藏热，反映了国人追溯历史、寻本求源的情结！的确，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太多可以挖掘的元素，我在上期《没有文化，何来品牌》的文章中，提到的众多的世界品牌中，没有中国自己的家居品牌，有家居界同仁对此提出了异议，觉得似乎太有长他人志气的味道了。
这完全是一个误解！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也是接触消费者和我们企业的这几年的时间里，感慨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这么多的诉求点，可是许多的企业仍在大打德国品质、意大利血统的诉求点，没有仔细去挖掘本身可发展的诉求点，觉得实在是可惜！
就在九月初，东鹏陶瓷推出了系列的活动“陶醉北京——2007东鹏中国陶瓷文化节”，既然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推广，也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在了解之后，我的确感到了家居企业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探索与追求。
大家知道，瓷器作为中国四大发明后的第五大发明，一直被世界所认可，“CHINA”就有瓷器的意思，景德镇的瓷器誉满天下，而陶瓷企业是最与中国文化贴近的！我们如何来挖掘中国元素成为陶瓷行业的品牌根基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世界的陶瓷生产基地在广东的佛山，而佛山石湾是中国陶瓷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出土有世界最早的陶片——贝丘遗址，记录了人类制陶史上的文明；人类现存最古老的柴烧龙窖——南风古灶，五百年薪火不断，见证了中国陶瓷业的风雨历程。
我有幸参观了这个古迹，切身体会到陶瓷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同根。在南风古灶里，中国古代的五行均有体现。中国文化里有一个理论，就是“金、木、水、火、土”的概念，其实陶瓷与这五种元素真的是分不开的，一片陶瓷，需要用金属的架子来支撑，这就是“金”；需要用木材来引火，这就是“木”；需要用水来冷却，这就是“水”；需要用火来炼造，这就是“火”；还需要用土来做原料，这就是“土”。在南风古灶里，这五种元素均由各种图腾来表示，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于一小片陶瓷的诠释。
一片陶瓷，源于“金、木、水、火、土”，摄取日月之精华，集成天地之灵气，古人将一片小小的陶瓷演绎成这样，就让人不得不赞叹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了！
走在佛山的街头，你可以看到以国外的服装品牌、名人等命名的陶瓷品牌之多，可以令人咋舌！中国文化似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了！据统计，目前佛山石湾艺术陶瓷产值不足1亿元，而佛山的建筑陶瓷产业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人民币。传统与现代如此之大的经济差距是不争的现实，也是亟待改变的现状。如何将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内涵与现代产业有效地结合，成为陶瓷企业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的陶瓷品牌中，东鹏陶瓷对中国文化有很好的演绎。在东鹏的陶瓷体验文化馆，我们能感觉到强烈的中国文化气息。进入体验馆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两个陶制真人大小的“太极人”，这不正是中国文化的“水”的哲学吗！寓示着天与地的和谐统一，体验馆大堂的楼梯，就是广东著名陶瓷艺术家的“步步高升”陶艺作品的放大模型！还有各种有意义的图腾代表着“土、金、木”，同时也将现代产业与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东鹏陶瓷文化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陶瓷产业的文化牌还大有文章可做。把传统文化作为产业的支撑，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就变成了子孙后代的财富。中国陶瓷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发扬，最终还需要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成为陶瓷文化传播的使者。我们不单单是在业内传播，还要传播到每个用户的家里，让消费者为中国有这样的陶瓷文化而自豪。
陶瓷文化之日本陶瓷的发展历史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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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的应用与研究
为了响应景德镇市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积极发展陶瓷产业，传承与发扬陶瓷传统文化，建设新型陶瓷文化旅游城市。城市家具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健全城市基础设施势在必行。基于建设陶瓷文化旅游城市，健全完善我市城市基础配套设施的角度来看，分析陶瓷文化应用的现状，以及发现二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途径，利用二者优势，将陶瓷艺术文化与城市家具进行完美结合，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传承与发扬陶瓷文化。
1米海鲜大盘-陶瓷酒店海鲜大盘批发定做
1 城市家具的发展现状
城市家具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广场逐渐成为人们休闲集会甚至工作的区域，很多人聚集于此。同时经济、文化也渗透到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中，所以城市公共空间的需要更好的基础。城市家具是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更好的服务于人们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中，城市家具需要根据公共空间进行不同的设计，例如：风格、作用、尺寸、文化内涵等。城市家具在设计之初最先考虑的就是其实用性，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兼顾美感，可以装饰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使其更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是传承与发扬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1.1 巴黎城市家具的分析
巴黎是一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文化的时尚之都，引领当代社会流行市场潮流。巴黎人喜欢有历史底蕴的东西，百年的历史建筑、幽静狭长的街道、还有被历史打磨圆滑的墙角，墙上的瓷砖也历经百年风雨，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破烂不堪”。城市家具同时也被百年风雨吹打着，呈现出了那种历史的厚重感。相反巴黎的城市家具设计的很简约，欧式的洛可可的流线为重要元素，极简的家具线条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具有西方人文主义色彩。极简主义的代表色——绿色为主的色彩，巴黎的城市家具多以绿色为主色，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它的布置科学，遍布于巴黎的各个角落，分布的也是非常密集，人们在步行两三分钟便能找到供人休憩的城市家具，乃至于可以说巴黎的街道是一个到处都能坐的地方。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所谓的城市家具是中规中矩的，但是在巴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到处都是可以坐的台阶，人们坐在台阶上看着街头艺人在表演，有的则悠然的晒着太阳，还有的则安静的看着这个世界艺术之都的风景，细细品味这座艺术之都的韵味。
1.2 西安城市家具的分析
西安是我国历史上建立都朝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古都，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一度被称之为“十三朝古都”。同时与罗马、开罗、雅典齐名，被称之为“世界四大古都”。秦文化、汉文化、唐文化都是西安历史发展所留下来的主流文化，例如大唐芙蓉园、大雁塔北广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文化主题公园和广场。他们大多规划合理，独具特色，其中的城市家具更是结合了当地文化，与各自的主题文化园风格统一。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代尚黑，推行水德，崇六，以六为纪…所以在城市家具的设计中运用了大量黑色、直线，当然还有独具秦风的图案。他们的分布有序，层次分明，垃圾桶分布合理，每走两三百米便会有一个垃圾桶，这样为整个园区提供了良好的卫生条件。垃圾桶的设计来自于地方文化元素，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视觉感观，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其他的城市家具，路灯、导视牌、座椅等也是如此。这些独居西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家具，以及他们合理的分布是西安创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保障。
1.3 景德镇城市家具的分析
景德镇不仅是我国的瓷都，更是世界的瓷都。它是拥有着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城市。景德鎮是一座具有亲和力的城市，四方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来自五湖四海的陶瓷工匠们在这里都能找到归属感与被认同感，同时这也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随着城市发展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善势在必行，迫切需要一批独具瓷都特色的城市家具。
景德镇市的城市建设没有规划，杂乱无章，人车混行的状况非常的常见，车流与人流不能很好的分离，城市卫生状况不好等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家具建设极为落后，尤其是表现在城市公共座椅及垃圾桶数量的缺乏。行走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中很难找到人们休息的座椅，逛完一次街手上的垃圾还在手上，有些则是随手一扔，垃圾桶的缺乏也是城市卫生环境差的重要因素。即使找到了座椅，找到了垃圾桶也是极为普通的。这些城市家具缺乏景德镇地方文化特色，仅仅只是一个座椅，是一个垃圾桶罢了。城市家具应该是作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些城市家具需要结合陶瓷艺术文化精心设计。
2 陶瓷艺术文化在城市家具中的优势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同时也是世界的瓷都。随着历史的发展，景德镇的元青花已然成为瓷器的代表，是景德镇传统名瓷之冠。同时与青花瓷齐名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这四种瓷器并称为景德镇的四大名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瓷等。都十分的精美，各具特色。
2.1 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应用的艺术优势
陶瓷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文化。陶瓷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同时也可以是当时工艺技术水平的代表。陶瓷艺术历史悠久，具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现代的技术发展创新，许多现代元素融入其中，新的陶艺体系逐渐形成，这既是对陶瓷传统艺术的传承，更有利于陶瓷艺术文化的发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陶瓷艺术逐渐走人许多寻常人家，很多人将陶瓷艺术放置于家中作为装饰，同时陶瓷艺术也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广泛运用。城市家具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家具不仅仅是城市形象的体现，折射出了城市文明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景德镇作为瓷都，具有深厚的陶瓷文化底蕴，传统的精湛技艺需要传承与发扬，同时景德镇的城市需要更多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因此在景德镇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在陶瓷与城市二者发展的契机，将二者结合，不仅是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完善，更是对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有利于城市的综合发展。
2.2 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应用的材料优势
现代陶瓷材料应用广泛，钟表、建筑、刀具等高科技行业。瓷土的可塑性可以使其造型千变万化，经高温烧制后成型，形状可以永久固定且不会褪色；陶瓷材料具有抗压性、耐酸碱、耐高温光照、抗腐蚀等特性。同时陶瓷材料以温和的状态面对人们，它与金属、玻璃等材料形成强烈对比。陶瓷的肌理效果丰富，造型可以无限变幻，可以塑造出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形态。具有丰富的肌理效果，能够把金属、木材等纹理效果强的材料质感表现出来，而且仿制的非常相似。这些优势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下在设计中的问题。在景德镇这种雨季偏多的城市，大量的酸雨使金属、木材等容易生锈、腐蚀。为了有效的防止这些问题往往会对金属及木材等进行喷漆，防腐蚀处理。陶瓷材料则有效的克服了这些问题，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节省后期的维修成本。同时陶瓷的色料也很好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它的色彩斑斓绚丽，历经千年永不褪色、永不脱落，能够满足城市家具设计的色彩要求。
3 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的具体应用
3.1 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路灯的具体应用
城市中随处可以看到路灯，街道旁、公园中、广场上…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需要不同的路灯，路灯的高度、亮度、造型灯都会受到地域空间的限制。所以路灯将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高中低等，根据场地大小及照射范围，将其合理分布在不同区域。高灯一般高度在3-5米及以上，一般用于城市主干道两旁，或者是广场空旷地带，照射范围广，分布不用太过密集。在设计高灯的时候我们除了考虑其功能作用，应该考虑其视觉感观效果，更好的体现陶瓷文化。
3.2 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导视牌的具体应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文化差异甚大，但是千城一面的现象已经随处可见。景德镇作为陶瓷文化的正源，陶瓷文化已经牢牢扎根在景德镇这块沃土上，陶瓷文化是我们景德镇人“城市印象”的传承。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根据导视系统中不同的导视功能分别设计，用统一的风格将陶瓷文化融入到我们城市的导视系统中，细细琢磨其中的神韵，提炼出简单而具有特色的陶瓷文化元素，设计出独具陶瓷文化特色的导视牌，导视牌将根据导视系统要求分别设计一、二、三级导视牌，分别设立在城市的各个空间中。
3.3 陶瓷文化在城市家具中公交站台的具体应用
公共交通是一个城市的精灵，公交车如行星般有序的运行在其轨迹中。途径的公交站台也是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随着景德镇城乡大整治工作的进行，陆陆续续改造近200个智能公交站台，城市设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改进，但是并没有摆脱千城一面的“经箍咒”。为了传承陶瓷文化，留下城市印象，我在设计公交站台的时候加入了陶瓷文化，将陶瓷器皿的线条以及图案简化提炼，运用现代新型材料，整体外观时尚，具有设计感，并透着陶瓷文化的韵味。同时加入智能公交站台，每个公交站台配备智能电子屏，并装配到站预报系统。实现了人文交通、科技交通，展现城市魅力。
库哈斯曾经指出“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城市的记忆正在逐步消失，以后也许要靠圖片来拼凑我们的记忆了…这种消失会导致没有中心、没有历史、没有特色的通俗城市大量涌现”。在城市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要传承与发扬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地域特色，避免千城一面，给后人留下真正具有陶瓷特色的景德镇。
”陶圣“唐英与沈阳陶瓷
斜口器新石器时代沈阳新乐遗址出土沈阳是“陶圣”唐英的故乡，还有“中国瓷谷”之美誉的法库陶瓷，所以这里不该没有陶瓷文化，但千百年来关于沈阳的陶瓷文化却殊少有人梳理和总结。
“陶圣”唐英
七千年前，新乐先民已开始制陶用陶
一宫两陵，见证清代琉璃瓦工艺巅峰
乾隆盛世陶圣唐英，沈阳是他的故乡
如果你到景德镇，在珠山脚下、昌江边上，与当地人交流时，你会发现他们对沈阳人有着格外的亲切与敬意。这种亲切和敬意来自唐英，来自杜重远，如果没有这两位与沈阳渊源深厚的人，可能景德镇就不会有今天的隆誉与繁兴，甚至连陶都的位置都难以保住。
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圣人众多，文圣、史圣、诗圣、书圣、画圣、草圣、茶圣、酒圣、医圣、药圣、武圣……然而这些圣人几乎都在江南或是中原，其中只有陶圣唐英是东北沈阳人，东北只为中国历史贡献了这么一个“圣”。
然而对于陶瓷来说，只有这样一个圣人也就够了，也足以引起世人对沈阳的关注，对沈阳陶瓷的关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沈阳的文化史上，从来没有陶瓷的地位，更没有人来研究和整理，甚至还有本地学者认为沈阳根本就没有陶瓷史。这样的结果，对不起七千年前新乐先民制陶用陶的辉煌历史，对不起四千年前高台山“东北第一窑”的熊熊窑火，对不起唐英的圣名，对不起在沈阳确认辽瓷的“辽瓷之父”，对不起杜重远的肇新窑业和中兴景德镇的贡献，更对不起陶圣故乡和中国瓷谷的美誉。所以对于沈阳来说，陶瓷业和陶瓷文化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其实，在陶圣故乡的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从七千多年前的新乐古陶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砖汉瓦，从辽金时期的古窑古瓷到“一宫两陵”的黄瓦窑，从陶圣唐英的诞生到肇新窑业的辉煌，沈阳的陶瓷历史走过了一条可圈可点的文化之路。我们所缺少的只是对陶瓷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但是也必须承认，沈阳陶瓷历史的发展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亮点，但其发展却缺乏传承性和连续性，并且时有断档。这些都与沈阳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关，处于民族斗争前沿以及军戍性质的城市特殊性，导致了沈阳地区文化建设的不断被破坏，从而也失去了发展的连续性。
中国陶瓷对西方的影响
陶瓷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西晋，甚至更早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盛唐时期，中国的陶瓷已能大量生产，并成为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朝鲜，西销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成为各地人民喜爱的实用艺术品。唐代外销的产品，除了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陶器外，主要是南方的越窑系青瓷和北方的邢窑系白瓷。到了宋元时期，航海事业也迅速发展，中国陶瓷是海洋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之一，其贸易范围也远超过唐代，西线海运可达地中海、红海及东非海岸一带。又自北宋以来，中国海舶都用陶瓷作为压舱物。当时的贸易瓷，大多为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其中一部分通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地，转口贸易全欧洲。在元明时期，首先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是青花陶瓷。最初，青花瓷的产地仅景德镇一地，只销往南洋和近东一带，但到了明代，其制作和销售有了极大的扩展。明永乐、宜德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带出去许多陶瓷，扩大了中国陶瓷在世界的影响和销售。明代后期，中国陶瓷传到了欧洲大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与精湛的制作技术，吸引了那些自诩为物质文明的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皇家的书室厅堂、王公贵族的婚诞庆典场所，中国的青花瓷被列为上品。新航路的开闢，使欧洲成为拥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喜爱，大批西方商人乃直接到中国订购、定烧陶瓷。欧洲国家的上流社会，以收藏中国陶瓷为荣，甚至法王路易十六亦不惜代价收购，今日的凡尔赛宫裡，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精美的中国陶瓷。自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率先与中国进行直接的陶瓷贸易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而来，后来各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使这种贸易更为扩大且直接。因此，中国陶瓷传过了欧洲，后来又转口运到美洲，再扩大到澳洲。在宋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制作陶瓷的国家；此后，制作技术先传至朝鲜，才有更多的国家开始生产陶瓷。甚至在十六世纪物质文明丰富的欧洲，也只能生产陶器，后来虽渐渐地学会了烧瓷，但只是一些火候不高的软质陶瓷。直到西元1710年左右，德国人试烧成功第一件硬质陶瓷，欧洲才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