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1、陶瓷设计概述
设计对于现代人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1]。而陶瓷设计是针对陶瓷这一材质所进行的规划、设想及对设想的实现。
提及陶瓷设计，其辉煌的过去是一个不可不说的话题。从远古彩陶开始，历经不同的时代，应对不同时期的需求（如功能、审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与材质之美和工匠之巧共同丰富了陶瓷设计的发展面貌，造就了诸多典范。例如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被称为瓷的时代，这与宋代崇尚理学的社会风尚有很大联系，这种思想意识极大的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因此宋代的陶瓷极为理性素雅，表现出重造型少装饰的特点，没有过多的装饰，造型比例十分完美，达到减一分则短，增一分则长的地步，其秀丽清雅的外观为后人赏识。再如宋瓷之后的元代陶瓷，由于贵族统治阶级粗犷豪放的个性及追求奢华享受大吃大喝的生活作风，决定了元代陶瓷多大型厚重器皿。除此之外还有被誉为“陶瓷之花”的唐三彩，以及明清流行的彩绘瓷都是陶瓷发展史中的经典。
中国陶瓷深厚地历史底蕴不仅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系统，而且作为“文化使者”沿着丝绸之路影响着世界文明。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今天，当我们细数全球陶瓷奢侈品牌（如LLADR6、GIEN、Royal doulton、Wedgwood）及著名品牌（如Arabia、Littala、Meissen等）时，并未发现有属于中国的陶瓷品牌。因此，作为传承干年的瓷都景德镇，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该如何总结经验和教训？该如何为未来陶瓷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助力？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
2、景德镇陶瓷产品设计现状
要探讨景德镇陶瓷设计的发展与创新，那么对其当下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就不可或缺。在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下，批量大生产的产业模式成为陶瓷市场的主流，然而景德镇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有着深厚的制瓷历史，现今市场依然存在由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人生产的富有人情味的手工陶瓷产品。因此，景德镇陶瓷设计现状的分析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景德镇名家夏国安半刀泥作品富贵有余
2.1 产业陶瓷设计现状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产业陶瓷成为市场的主体，它在市场上以其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产业陶瓷在质量方面能够与国际水平相媲美，但陶瓷设计的现状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工业化生产的陶瓷产品多来自陶瓷企业，而景德镇陶瓷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规模不大，承担风险的能力弱，在实际的创新设计方面又较为保守，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产品设计研发团队，所谓设计通常也只是在产品的装饰和造型上做小修小改，产业陶瓷设计现状并未有较大改变，产品造型样式依旧过于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这就致使近年来陶瓷市场不景气，产品销售业绩大大下滑，在此背景下企业开始极度渴望创新，。
当下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产品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类是基于过去的产品做小幅修改，在造型方面，将原来器形做细节处理，或是直接使用唐山等地生产的骨制白胎瓷；装饰纹样方面将传统纹样做小的修改或是利用网络素材，不顾器形是否合适将纹样生硬的堆砌在器物表面。甚至直接照搬国外陶瓷设计进行生产，还有一些来样加工的产品，好的就直接拿来生产销售。
尽管产品质量具备一定水准，但设计的不尽如人意，导致陶瓷设计现代精神表达的欠缺，忽略了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本质，使景德镇难以建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陶瓷品牌。
2.2 手工陶瓷产品设计现状
手工陶瓷产品制作方式一直沿用传统的制瓷技艺，受制于生产方式，产量较小。但制作方式灵活，产品造型装饰手法具有多样性，且具有手工产品所特有的人情味，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工业文明下人们的精神和情感需求。
手工陶瓷产品的设计者往往就是生产者，这样的造物属性使其不像工业陶瓷产品那样，将设计和生产制造严格区分开来。即使是制作他人的设计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制作者的技艺对作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设计者和制作者之间有着超乎寻常的联系，它往往浓缩着设计者和制作者的情感，成为情感的产物。这类产品可能没有大机器生产的产品规范，但在形式上更加自然丰富，符合人类对自然爱好的天性，在内容上也常常围绕生活中的事物进行表达，直击人们的内心情感需求。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时常自己研究材料，使之能更好的表达其设计思想，更好的与消费者产生情感的共鸣，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因此手工陶瓷产品成为当今景德镇陶瓷市场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景德镇手工陶瓷产品生产者构成较为复杂，一部分来自科班毕业的陶瓷系或相关专业的学生，这一部分人数众多，可以说是手工陶瓷产品设计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设计造型装饰多样、形式新颖，如在装饰手法上常采用绞胎绞釉、刻花、印花、捏雕、镂空、大漆金银装饰等装饰手法，设计思想不受工业生产的局限；另一部分来自从小学习传统制瓷技艺的手工艺人，他们的设计多基于他们自生的技术，对传统陶瓷进行改良设计，以满足现代人的使用及审美需求；还有一部分来自海内外因热爱陶瓷艺术慕名前来的学习陶瓷技艺的人群，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因此所做产品天马行空、风格各异。总体上来说景德镇手工陶瓷产品设计具有后现代主义设计特点。但是手工陶瓷产品在生产模式上多为工作室和作坊式，规模较小，又因其手工制作方式产品难以标准化，产品质量存在一些差异，良莠不齐的现象。
3、景德镇陶瓷设计发展之路
陶瓷设计无论怎样变化都应适应于时代，时至今日景德镇陶瓷产品设计何以适时而变？现做以下几点思考。
3.1 传统的延续与创新
传统的文化和技艺是当下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如果现代设计完全脱离传统的积淀、引导或启示，那么现代设计就如没有根的空中楼阁。作为现代设计师要做的不仅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更要做的是将传统手工艺结合现代审美和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创新。在做陶瓷设计的装饰花面及造型设计时，作为设计师应用现代语汇对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做设计时要根据时代审美风格及功能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文化精髓又富于时代感，能成为当代人所接受并喜爱的作品。这样的设计作品不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方便的被人们所使用还能通过高水准的作品来熏陶和提高民族整体的文化氛围及审美意识，使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保存和更好地传播，而不只是简单的用传统的技术复制前人的作品。
3.2 现代的开拓与发展
二十世纪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驶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材料新技术给现代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出现了大批实用且实惠的新产品。设计师在进行陶瓷设计时，在材料上一方面可以挖掘传统材料的特性，另一方面可以在传统陶瓷材料的基础上研发一些新的材料品种，使当代陶瓷设计充满更多可能性。其他工艺技术与陶瓷结合也是陶瓷产品设计的一大亮点，如金属、木质、竹编、玻璃、琉璃、大漆等不同种类的工艺可基于各种材料的优势与陶瓷材料结合，发挥各自所长，弥补自身短板，使产品外形变化更为丰富，且具有良好的使用体验。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电子科技、信息技术的发达让人们的生活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时代，这些新技术的出现给陶瓷产品设计开创了新的发展契机，适当的运用能给陶瓷设计领域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使陶瓷产品具有更多的新功能新体验，使其能更好的满足现代人的日常需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如近些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可以恒温加热的陶瓷杯，就反映了这一趋势，未来也会出现更多更为丰富的陶瓷智能产品。
3.3 树立及打造强有力的陶瓷品牌
现今景德镇陶瓷企业虽多但并无强有力的陶瓷品牌，企业主往往把企业名当做品牌名，同一品牌下往往有针对不同种类、不同人群的产品，但在众多产品中却没有具有显著记忆点的强有力产品。外地人往往把景德镇作为品牌，人们只知道景德镇陶瓷好，但问景德镇陶瓷哪家好哪一品牌好人们并不知道，这就需要陶瓷企业适时考虑“如何从产品制造走向产品创造及自主品牌的建造”，抓住发展的机遇，创造出更多定位精准具有时代特色的陶瓷产品，努力创造国际陶瓷品牌。“当然这种建造并不容易，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时间的艰辛劳作方能逐步实现的，关键是把这一目标提到日程上来，并制定相应的规划努力实现目标”[2]。不断提高产品的更新速度，注重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3.4 陶瓷设计教育应适应时代
学院毕业的陶瓷系学生作为陶瓷产品设计师的主流，要发展陶瓷产品设计，重视陶瓷设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陶瓷产品设计是一门实用学科，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如同包豪斯教育体系所提出的，以动手为基础的专业技术培养。进入信息时代设计师的形象就是坐在电脑前使用各种制图软件画图，在陶瓷设计中使用三维软件也成为常态，这种工作方式的优点是快速直观地看到效果但也有其缺点，如日用陶瓷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产品，尤其是把手、钮盖、壶嘴这样带有很强功能性的配件其尺度和人手之间的互动和配合在电脑建模时常常会被忽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需要反复打样调整。因此手工制作模具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制作工艺，对学生在设计中建立产品尺度感也是非常有用的练习。
陶瓷产品的设计学习需加强校企合作，方能使设计更好的进入产业。陶瓷生产是非常严谨的过程，对产品细节的把控决定产品的好坏，校企合作不仅使专业师生了解和熟悉生产流程，提高设计能力，也对产业陶瓷市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时代在变，对设计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设计的内涵应该是不断丰富的。制陶技艺的推陈出新，数码科技的渗透，都促使日用陶瓷设计教学的不断转变。由此，学院的陶瓷设计教学所需要的是更广阔的视野、完善的知識体系与教学实践的能力。
4、总结
在归纳梳理景德镇陶瓷设计现状及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给予我们丰裕的资源，这将是陶瓷设计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传承历史也是时代创新的诉求。特别是在多元化视角以及大众多样性审美需求之下，建立传统与当下融合的桥梁，激发景德镇陶瓷设计的活力，设计喜闻乐见的产品，真正的实现古人“百姓日用即为道”的理想，让景德镇陶瓷设计能够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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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之路’走向世界
要说到景德镇的“陶瓷之路”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了，早在199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在印尼被考古学家发现大量陶瓷在一艘沉船上，从而就证明了唐朝已经在向外发展陶瓷了，这也证明从唐朝开始就已经走向“陶瓷之路”，开启了“陶瓷之路”的大门。当然那时的发源地也就是现在的景德镇。
不过，在明代初期之前，以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甚至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景德镇瓷器对世界的大规模影响，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了新航线，大大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始于17世纪初的“克拉克瓷”。正如我们在景德镇的景德镇陶瓷博物馆中看到的几个瓷盘，克拉克瓷大多数都是以青花描绘，一个显著特征是，盘口一圈被小点线或葵花茎分隔为一个个独立区域，像是一扇又一扇窗户，叫作“开窗”，每扇“窗”里的风景都不同，山水、花鸟，甚至文字，仿佛要借这方寸之地极尽可能地炫技。
这种装饰手法后来在内销瓷器上也大规模使用，就连清代官窑有时也烧制。克拉克瓷因此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个世纪里成为瓷器贸易的最大客户，每年从景德镇运出的瓷器超过60万件。数量之大，实在惊人。这股狂热很快传遍欧洲，特别是在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的康雍乾时期，这条瓷器之路更是兴盛。景德镇外销瓷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百万件，而且价格昂贵，被称为“白金”可以说，景德镇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品”。作为瓷器之路的起点，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其独家奥秘延续千年，世人莫不趋之若鹜。而且，在东西方贸易史中，茶叶和丝绸虽然更大宗，但它们完成的都是“输出—接受”的单向旅程，若论跨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融合，则非瓷器莫属，也难怪要以“china”来命名这种器物了。
到了现代世界各地人们都热爱收藏陶瓷，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人都会来我们景德镇参观我们瓷器，这是我们景德镇人的骄傲，在历史上我们“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宋代景德镇陶瓷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朝廷减轻了割据政权时期所定的若干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雇佣关系得到普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及商品经济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兴旺的集镇。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烧瓷名窑迭出，景德镇瓷业也积极参与竞争。到北宋末，北方战争频繁，使北方各地的瓷业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渐萧条。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战争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加之南宋政权为苟安图存，不得不注重发展经济。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把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带了过来，从而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力量得以充实，陶瓷工业得以迅速发展。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北宋早、中期，湖田窑所产的碗类以鼓腹高足碗居多。这类碗，一是碗底比较厚，以这一时期常见的口径17一19厘米的碗为例，其碗底厚1．1厘米左右，为五代碗类的2—3倍，为清代碗类的3—6倍；二是足径比较小，比五代碗类的足径约小20％左右；三是碗足比较高，比五代碗类的碗足高出2—3倍；四是足壁比较薄，比五代碗类的足壁要薄一半以上；五是碗口微微外撇。当代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所产的鼓腹高足碗的碗底之所以要作得那么厚，既不是为了适应使用者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观赏的要求，而是与当时的装烧方法与所使用的窑具有关。宋初，陶工为了使窑室内的高空能多装烧一些制品，淘汰了五代的支钉迭烧，而采用了把碗足套在一种径小而高的垫饼上装匣仰烧的方法。这样，被垫饼顶住的碗底在高温下使要负荷碗身的重量，若不把碗底加厚，碗的底心便会在软化成瓷的过程中因强度低而凸起，导致器物变形。有关专家认为，北宋早、中期所产的鼓腹高足碗的圈足之所以要设计得那么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与当时的工艺有关。由于这时已使用匣钵单件装烧，制品不再会相互重叠了，因此陶工们就可以把碗足作得小些。二是与审美要求有关。碗足缩小后，碗身的弧度就相应地延伸了许多，这在视觉上就比五代的碗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秀丽。陶瓷考古工作者认为，北宋早，中期生产的股腹高足碗的碗足之所以要设计得那么高、那么薄，主要是为使用者着想。我们知道，作为饮食器皿的碗类，所装盛的多是较热的食物，碗足高，足壁薄，端拿时就不怎么烫手，人们使用起来就比使用五代的矮足碗要舒适得多。有关人士还认为，北宋早、中期的鼓腹高足碗的碗口之所以要作成微微外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成撇口后，可以有效地减少器物变形。现代考古结果表明，早在北宋中期景德镇便已开始生产芒口碗〔一种内外满釉，唯有口沿露出一线胎骨的碗〕。这类芒口碗，大致有两种∶一为直口孤壁碗，一为斜壁与侈口孤壁碗。这两种造型的玩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器必由原来下厚上薄的“笋桩式”改成了中下部较薄、口沿较厚的“倒桩式”。二是圈足较矮，比北宋早期的高足碗约矮五分之一。这一时期的芒口碗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样式呢？现代考古工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因为覆烧碗在焙烧时负重的部位已由器底移到了口沿，若不将碗的中、下部作薄，在高温下便会因底部过重而下塌变形。(二)为了扩大窑室容量，节省焙烧费用。因为碗的圈足矮，焙烧窑具的垫阶就可降低，窑室中的装坯密度就会相应增大。
近年来的考古结果还表明，北宋后期生产的一种斜壁小底碗，为这一时期烧造得最多的一个产品。由于这种碗酷似一个覆转过来的斗签，故人们称其为“斗笠碗”，其特征主要是：口径、底径的比例，比五代斜壁碗的口径、底径的比例均有所增大(五代的约为1：0．49，北宋后期的约为1：0．25)，造型比五代的斜壁碗更为秀气，更为挺拔，更为轻盈，更为潇洒。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却存在这样几个缺点：一是碗的口大、底小、身高、壁斜，占据的空间较多，致碗的容量相应减少。二是碗的圈足过小，重心不够稳。三是口与底之间的距离过大，端拿不方便。这一时期的斜壁小底碗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造型呢？有人认为，原因是为适应当时人们饮茶的需要。北宋时，茶叶的加工方式、饮茶习惯都和现代不同。今天人们多把茶叶制成丝状或片状，饮前用沸水将茶叶泡开，饮时只饮其汁而弃其叶。而北宋时人们在饮茶前喜将龙脑、膏或将枸杞泥、绿豆、炒米、芝麻、川椒、山药加进茶叶中，混合碾碎，或烹或煮，饮时将茶汁、茶末(包括加进茶叶中的配料)一道吃掉。为适应当年这种饮茶习惯，陶工们才设计出了那种撇口、斜壁、小底式样的瓷碗。用这种式样的瓷碗饮“碾茶”，能够收到“易干不留渣”之效。假如北宋人使用今天流行的那种底径较大、器壁较直的茶杯饮“碾茶”，那么茶末就会粘在内壁而不易倾倒干净，就不可能收到“易干不留渣”之效了。北宋时期出现的这种瓷器，一直延至南宋仍在生产。
宋时，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进一步拓展。从上海、广东、河北、福建、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四川、吉林、辽宁、内蒙等16个省、市、自治区出土的景德镇宋时所产的青白瓷来看，说明宋代景德镇瓷器的销售市场几乎已扩展至全国各地。但在靖康以后，由于北方战争频繁，故景瓷在中原和北方的销售市场逐渐失去，其时销售的重点已转到了南方各省。
两宋时期，朝廷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奖励外贸，不遗余力，广州、泉州均设置市舶司。景德镇瓷器，主要通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五十余国。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贩运瓷器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
陶器为全人类共有，瓷器则是中国的创造。中国是文明古国，陶瓷源远流长。中国瓷器烧成，经历了由陶到瓷的继承与发展的历程，构成了中国陶瓷绵延不断的进步与发达的历史特点，在八千年陶瓷生产的历史长河中，从陶到瓷，到陶、瓷齐驱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基本脉络。
景德镇制瓷集中国历代陶瓷科学、工艺、艺术之大成，在继承我国铁、铜、钴三大釉系的丰富基础之上，发展创造出了成体系的硬质瓷系列高温颜色釉和低温颜色釉。景德镇瓷器在官窑和民窑并蓄五百年的相互促进发展中形成的瓷器艺术传统，被海内外誉为国瓷的象征，在世界陶瓷史上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辉。这期间以进步完善的景德镇中国硬质瓷体系和瓷艺装饰艺术，对世界各国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晚清至民国期间陶瓷业每况日下，几乎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新中国建立，国家对传统陶瓷艺术和陶瓷产业进行了恢复和发展，使中国陶瓷获得了新生。50年代初期，为保障百姓生活用瓷的基本需求，国家对陶瓷业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则从手工业过渡到了机械工业。中国陶瓷工业生产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历了恢复、改造与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家主管单位和有关部门对中国传统陶瓷技艺和艺术，按照政府对工艺美术传统文化提出的“保护、发展、提高”方针和“适用、经济、美观”的生产原则，在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南北传统产区，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工作。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责成文化部、轻工业部组织承制“建国瓷”，并由周恩来总理审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用瓷。“建国瓷”是由中央美术学院承担并完成设计方案，由轻工业部主管设在景德镇的建国瓷制作委员会，组织数十个手工作坊同步完成制作的大型工程。建国瓷是新中国第一代专家和名艺人结合的成果，是20世纪50 年代以来中国传统陶瓷恢复的里程碑。景德镇瓷器传统手工技艺与艺术的恢复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的。1954 年，文化部与地方政府组织中央美院师生与景德镇名艺人百余人，历时一年，烧制名瓷数百件，参加“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艺美术展”，分别赴印度、前苏联、东欧等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文化部调拨了故宫博物院典藏的近干件景德镇历史名瓷，为恢复瓷艺参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景德镇陶瓷馆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陶瓷工业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依靠以八大名家为代表的名艺人、老工人总结传统的制瓷技术和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组织有关科学研究单位的技术力量合作，致力于传统名瓷的研究、恢复和发展，从科技角度对传统名瓷系统进行了科学总结。在此基础之上，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老一代名师，陶瓷美术家王大凡、王步、刘雨岑、陆云山、王锡良、张松茂、汪桂英、戴荣华、李雨苍等陶艺家设计并制作了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等首批用瓷以及国家礼品瓷和中国驻外使馆用瓷。这一时期的作品代表了景德镇陶瓷恢复发展中的高峰期。
改革开放为景德镇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新的环境空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景德镇陶瓷馆建立了实验研究室，率先展开了对元、明、清青花瓷工艺的研究和恢复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陶瓷艺术和科研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相继设立了省、市级研究所，在深入探索元明制瓷工艺及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拓宽了景德镇现代瓷艺的表现形式，在艺术风格和工艺模式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瓷艺材质和装饰工艺相互交融，从传统程式化装饰模式向个性化风格转变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及企业改制，景德镇的手工制瓷传统得到恢复，并向纵深发展。众多小型企业和作坊在参与陶瓷制造过程中，在传统成型和烧制方面有突破性的创举。例如，澳大利亚间歇式气体化窑炉的推广和普及，使景德镇艺术瓷生产从固定温度、升温曲线、窑炉气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景德镇还组建了部属陶瓷职工大学，为景德镇乃至全国各产瓷区培养了大批陶瓷工艺和艺术创研人才，成为陶瓷战线上不可忽视的生力军。随着近年来中国陶瓷产业经济的兴旺发展，景德镇陶瓷学院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正朝着多学科、国际化大学的方向发展。自上世纪60 年代起，景德镇陶瓷学院向各大陶瓷产区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已经成为学术、科研、创作中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现代陶艺发展中起着主力的作用。
50年来，景德镇陶瓷艺术在继承和发展中所走过的路，大体上也概括了中国其他传统陶瓷产区经历的状况，中国陶瓷艺术从上世纪50年代恢复开始，确实得到了发展，在发展中也经历了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一切确实需要我们反思与展望。
景德镇陶瓷发展历史—近代景德镇瓷业
[摘要]: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皆习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彩绘以仿康熙青花为佳，仿乾隆五彩为多。颜色釉仿制更为突出。雕塑瓷在发扬原有的堆雕、玲珑、镂雕等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雕塑的技法，取得新的成就。
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辟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稍后，以王晓棠、潘宇为代表的文人派改用粉彩颜料绘瓷，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色彩领域。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瓷苑名家王琦于一九二八年邀集数位志同道合者组成“月圆会”，每月十五聚会一次，研讨画艺，绘瓷作画，时人雅称其为“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八人：另一说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八人。尽管说法不一，然而，这十位艺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珠山八友”等人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技艺精湛，艺术成就名噪海内外。他们的成功，把景德镇的粉彩瓷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特征及宣传发展
一、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即景德镇。在千年窑火中，景德镇铸就了“汇各地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独特文化现象。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1、创新不辍。景德镇瓷业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飞跃，无不伴随着创新与突破。在制瓷技艺上，宋代创烧了白里泛青、莹润素雅的“影青瓷”，使“景德窑”“不胫而走、天下皆闻”，从此跻身于全国名窑之列。元代创烧了青花与釉里红两种釉下彩绘瓷，结束了我国只能烧素瓷的历史。明、清两代先后创烧了斗彩、五彩、甜白以及郎窑红、美人醉等一系列名瓷，显示了不竭的创新活力。民国时期“珠山八友”将中国画的技法运用于陶瓷装饰，领风气之先。在生产管理上，元朝设立“浮梁瓷局”，开创了瓷政先河。明朝创办御窑厂，对陶瓷生产进行明确而又细致的分工，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按照流水线作业完成，催生了我国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清朝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将一定数量的宫廷御用瓷放入民窑中搭烧，促进了民窑的较快发展。正是这种“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再前驱”的创新精神，使景德镇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2、兼容开放。景德镇瓷业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门户开放、兼收并蓄。东晋人赵慨深谙制瓷技术，后来隐居景德镇，景德镇瓷工拜他为师，使制瓷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南宋时北方连年战乱，大批陶工纷纷南迁，景德镇帮助他们融入陶瓷生产，有效地将“流民”化为人力资源。元代时，引进并采用波斯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引进西洋珐琅彩料，并借鉴了欧洲油画装饰技巧。在陶瓷贸易方面，明清时期就在全国各地开拓了市场，并使景德镇陶瓷“行于九域、施及外洋”，远销到欧洲、非洲，形成“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的壮观景象。
3、和美圆融。景德镇的陶瓷从器形和内容上看，大多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人们追求和谐、崇尚和美的价值取向。以福、禄、寿“三星”为题材，直接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龙、凤、鹤为题材，生动体现了人们对友善、祥瑞的追求；以松、竹、梅、荷、兰、菊为题材，传递了人们对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的肯定和赞美。景德镇陶瓷通过观音、菩萨、耶稣、张飞、关羽等一系列人物画面和动作，巧妙弘扬了宗教和儒家思想，把博爱平等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直观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尚美”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性格和精神品质。
二、以优秀陶瓷历史文化推动景德镇和谐发展
景德镇曾经的辉煌，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未来。要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好地焕发出时代光彩，就必须借助陶瓷历史文化来推进当代瓷都和谐发展。
弘扬创新创业精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取得了新的进步。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的步伐还相对迟缓，与历史的辉煌相比，形成了较大反差。要想加快发展、重振雄风，除了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机制体制等诸多方面要实现转变和突破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上下工夫。这种精神品质应以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所蕴含的“千里挑一，一瓷万价”的精益求精、追求精品的意识，“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团结互助、众志成城的风范，“白瓷如玉，一鸣天下”的敢闯敢干、创新创业的豪情为首要。在实现陶瓷产业振兴的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型工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开发陶瓷文化旅游，促进景德镇“经济重镇、旅游都市、特色瓷都”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弘扬海纳百川的情怀，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景德镇是一个四面环山、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千年古镇，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使其容易囿于传统，导致相对的封闭和保守。但历史上的景德镇并不封闭，海上丝绸之路就是陶瓷之路，其先人“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给人们以深刻启迪。今天，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大开放战略，以开放的视野积极拓展和培育国内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紧紧依托景德镇的产业和资源优势，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使其能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沿海产业链和全球经济体系。
弘扬悦和亲仁的理念，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风尚。景德镇是一个传统手工业城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轨变型的过程中，下岗工人多，债务负担重。而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搞陶瓷艺术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陶艺家的收入相对于产业工人、普通群众高出许多。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容易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要用景德镇先人“碎石成泥，泥做火烧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的耐性”，引导社会各阶层以悦和亲仁、宽容包容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培育民众的尚美意识。
三、积极推动陶瓷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宣传
要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景德镇宝贵的陶瓷历史文化遗产，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更好地挖掘它、保护它、利用它和宣传它。
进一步细化陶瓷文化理论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不仅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美好和谐，而且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现今具有不忽视的价值导向和构建功能。要组织动员文化界、学术界、企业界、政府和社会团体中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细化对陶瓷历史优秀文化的挖掘、剖析、提炼和归纳。要为陶瓷文化研究工作者提供发布信息、相互交流和推广研究成果的媒介，使之成为培育当代瓷都和谐精神的重要方式。
进一步强化陶瓷遗址的开发与保护。珠山御窑、湖田民窑、丽阳瓷器山、高岭土瓷矿等遗址是体现景德镇悠久陶瓷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遗址中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遗产，如文物、古迹，又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礼仪、节庆、传说、制瓷工艺技能等。要进一步规划好陶瓷文化保护区，启动陶瓷文化保护工程，守住景德镇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要深入挖掘、充分利用蕴藏在民间的鲜活故事、瓷业习俗、制瓷理念和工艺，积极打造陶瓷文化新景点、新亮点，有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高陶瓷历史文化对当代瓷都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把景德镇的城市魅力彰显得更加鲜明。
进一步优化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播形式。传承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精髓，加快当代和谐瓷都建设，文化、新闻、出版、文联、社联等部门首先要承担起责任。要创造条件整合现有各类陶瓷博物馆的资源，丰富其藏品和展品，推动国内外巡展。要通过小说、诗词、歌曲、影视、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以及现代传媒体系，展示陶瓷历史文化个性和积极要义，提升陶瓷文化的时代精神。要致力于推进陶瓷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提高陶瓷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社会效益。
进一步深化青少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教育。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对于增强其自豪感，培育其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全国青少年陶艺基地，精心编写通俗易懂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乡土教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少年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意识，从而更好地担当起创造景德镇美好明天的历史重任
景德镇的文艺复兴之路
曾在德国看过一幅17世纪所绘制的世界古地图，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特别标注的中国城市除了元明清的首都北京、丝路起点与文化古都的长安外，另一个则是瓷都景德镇。由此可知，长久以来对西方世界而言，因瓷而闻名世界的景德镇是可比拟北京、长安等首都、足以成为中国象征的重要城市。曾几何时，未臻于工艺突破、仅求大量生产的利润导向下，不少商人恶意倾销景德镇瓷至国内外，Made in China的china-景德镇﹙昌南﹚瓷器的价值非但已不复欧洲人视作“白金”美誉的风光，等而下之，价格甚至沦为市井摊贩销售的廉价品。
这样急转直下的前因后果，追根究底，发现整体经济环境的发展影响至巨。连儒家都赞同，民“富”然后才能好“礼”，艺术得以发扬光大的前题，即在于衣食无虞，方有闲情逸致与之互动；御窑不惜成本、精益求精的贡品文化，带动了民窑的蓬勃发展与创新，在明代形成“官民竞市”的局面，景德镇遂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当国家政治动荡或经济不振之际，生活艰难情况下，更遑论工艺的精进。明朝成化、景泰、正统年间的景德镇陶瓷发展空白期的历史，同样地重演于上世纪50至90年代这段时间，累积世代的人文艺术的底蕴却无适当舞台可以展现，是时人们只关心瓷碗里搁的是“粥”还是“饭”，根本无念头去在意碗上描的是“青花”还是“釉里红”。
据考证，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直指，景德镇可能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工业城镇的聚落，因为资源丰富、技术精良及中国人吃苦耐劳精神，造就“工匠四方来，器成八方走”的盛况。人文荟萃，上受朝廷恩泽，外得四海享誉，许多外国人均不远千里而来。为解瓷器制作奥秘，全国各省尽皆设立商业会馆，数十万的瓷业人口在此滋生且世代相传。
千年窑火传续不断、数百年赫赫有名的景德镇的外贸瓷，直到上世纪50年代都还是中国创汇最高的城市；可惜的是从生产器械、窑炉、色料、形状与产品设计都未能与时并进，而英国的Wedgwood、德国Meissen、法国Bernardaud等在工业化大量生产瓷器得以后来居上。晚清鸦片战争以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景德镇大部分产品仍停留在仿古、复古的窠臼。
改革开放前，相对疲弱的中国经济实力反应在瓷艺创作上，市场信息不流通，无创新精神，对内仰赖全国各地政府机关的订单，对外则是大量倾销廉价中国瓷器维持外汇。据国务院统计，2003年时中国外销瓷器平均单价仅0.25美元，景德镇瓷的价格也好不了多少，枉费景德镇拥有全国最多的国家级工艺大师，却一直处于举步维艰无法开展新局面的窘境。
2004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艺术品市场愈加兴旺；与此同时，过去国有瓷厂下岗员工纷纷自立成立小作坊，大师级瓷艺作品受到收藏家的肯定，法蓝瓷企业的入驻又带来了新创意的启发，典型的创意经济正在活络运转中。话虽如此，纵然景德镇各家大师、艺匠皆有家传绝活或对瓷器的独到见解，其产出在价格上、艺术性上和文化价值上皆有不俗的表现，但一年至多生产数百件作品，交易又仅限于国内少数名流士贾，仍难脱小众取向“圈子化”、“贵族性”手工业特制的基本属性，无法迎合国内外大众市场。
而今，景德镇发展瓷业的自然条件已不复存，但其社会条件仍是其它城市难以望其向背。从国有时代即在制作“毛瓷”、“文革瓷”的工艺大师，饱读诗书、富中国文人文化底蕴的政府官员，陶瓷专业学校、研究所的陶瓷专业人才，均是景德镇优越的文化资本，极有潜质发展高附加价值的文化创意产业。
2004年的陶瓷博览会及世界瓷都市长高峰会，确立“景德镇为世界陶瓷故乡”的共识，重塑景德镇的国际文化形象与地位。从今年首届中国法蓝瓷文化创意大赛入围前十五组名单中，景德镇参赛人员即占2/3强，囊括十组之多，即可见一斑。同时，今年的陶博会就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的名瓷大厂前来共襄盛举，举办六届的经验与交流累积，成为景德镇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第一步。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景德镇又是瓷器之国的代表。跨业、跨界、跨国、跨文化已成全球城市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特色创新”、“精品模式”，更是寻找市场“新蓝海”的不二法则。景德镇更应全方位审视自身振兴瓷业综合力和核心竞争力，体悟时代趋势与特征，掌握既有优势与机会，对城市与产业重新塑造全新的品牌形象，革新旧有设计概念、修正产业结构与行销渠道，让历史文化的荣光成为加值而非包袱，朝向高端产品与市场迈进。
人们都知道，16世纪意大利翡冷翠梅迪西家族﹙Medici Family﹚曾以开放、包容、创新的态度吸引各地人才，引领欧洲脱离黑暗时代，造就文艺复兴盛世。倘若今日的景德镇能够拓宽宏观的长远视野，对瓷业发展有整体的策略与计划，以强有力的融合性园区来整合瓷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配套的各种资源与人才，在企业育成、概念交流、市场测试、智库辅导、通路开发、国际接轨发生应有的功效，深刻变革个人作坊——艺术瓷营生的小民经济模式，那么中国景德镇瓷业的复兴不但是文艺的复兴更是经济的复兴。
景德镇陶瓷发展史
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外国人把中国称作“瓷器之国”，所以英语中的“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中国陶瓷之所以享誉世界，当然离不开景德镇陶瓷。想要解读中国陶瓷发展，首先就要了解景德镇陶瓷发展史。
景德镇陶瓷发展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瓷都”的景德镇瓷器早在唐、宋就已向全国各地伸展，与当时的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争奇斗艳，最后脱颖而出，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世界陶瓷之都。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史呢？走近千年瓷都景德镇，解读陶瓷在这座城市的创新与发展。
一、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开端——汉到五代
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始于汉室”（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瓷器“自身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同俗粗用”，并不远销。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公元557-589年）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景德镇名新平镇。东晋（公元317-420年）时有人名巧工匠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历朝奉祀。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诏令景德镇的窑户烧造雕镂精致的陶瓷石柱。
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犬两座，奉于显仁宫”，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己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瓷器产品也有了较大影响，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短促的隋朝倾圮之后，强盛的唐朝继位。唐（公元618-907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新平县，镇改为县。但在今景德镇昌江之南，故又为昌南镇。此时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为什么称之为“假玉器”，史书记载“陶窑，唐初器也，土堆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陶玉是镇里的钟秀里人，他所烧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珍如玉”。霍仲初所烧制的霍窑史书上记载“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体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这些文字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景德镇地区从汉到唐，不仅一直从事陶瓷生产，而且经过千年来的探索和追求，早己有制陶阶段进入制瓷阶段，唐代的瓷器己有相当大的成就，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代饶州刺史元催写了《进瓷器状》记录并赞颂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五代（公元907-960年）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分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景德镇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体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达1150-1200摄氏度，孔隙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在五代时，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可见一斑。瓷质远远超过了越窑，冠于当世。
二、景德镇陶瓷发展的重要时期——宋
景德镇的命名是在宋真宗（1004年）改变的。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落款“景德年制”四字，因御瓷“光致茂美，四方则效”，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因此而得名，并延用至今。
宋代以前景德镇都是以白瓷为主，没有什么装饰图案和绘画。但到宋代这些都已出现，人们在陶瓷上表现时代的特征和与时代相吻合的文化气息。值得后人慢慢品读。在宋代，景德镇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著称于世。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己呈现繁荣局面，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这些都是留在景德镇这块宝地上的文化遗产。
三、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创新时期——元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
为什么说元代是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创新时期呢？因为此时期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的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走向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创新时期，元代还作出奉献的有在高温颜色釉方面烧制的突出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光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己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四、景德镇陶瓷发展的高潮时期——明
早在元代景德镇就设置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家服务的专门机构一一浮梁瓷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其进一步正规化，以国家生产及计划为国所用，烧制瓷器，烧制地方的建立就是御器厂。专门为皇家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的建立是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厂里的服务人数达2000人。
明代，景德镇真正成为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的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制出了玲珑瓷。永乐时的色釉也非常出色，高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以下）瓷器洁白纯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当时的宝石红釉就是汁晶莹似红莹石，胎质细腻坚致。且永乐宣德时的青花料采用的是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此时，青花料则使用产于江西乐平“平等青”料，呈色稳定淡雅，清晰明快，蓝中泛青。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嘉靖（公元1522-1566年）青花则用西域的回青料，色泽浓翠艳丽。万历（公元1573-1619年）时与嘉靖的彩瓷一致，都以图案花纹满密，色彩浓翠而行于世。到万历后期青花则用浙料，青花明快，能迅速提高发色质量。
五、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巅峰时期——清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陶瓷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之世，运以新意，佣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清代由内务府主管御窑厂，派专人来监督制瓷生产。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各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
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青华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名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釉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彻明亮。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著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像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像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世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色调淡雅的豇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得到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材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画面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的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为景德镇瓷业生产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的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唐英督陶长达28年，并身临其境，与瓷厂职工同吃同住，苦心研制陶瓷，让景德镇陶瓷达到了巅峰时期。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奉命到景德镇御窑厂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己露衰落之端儿，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