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有人形容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文明史，近5000年的中华大地几乎每个时期都与陶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汉以前的陶瓷古朴自然、唐代瓷器雄浑大气、宋代瓷器精致内敛、元代瓷器一枝独秀，而明代瓷器浓艳多姿、清代瓷器彰显繁缛富丽，到了民国时期瓷器则良莠不齐。可以说能从瓷器上找到每一个时代的影子，这就是文物收藏的史料价值所在。
在当下艺术品投资市场遇冷的行情下，陶瓷收藏投资市场的现状如何？是否能成为促进艺术投资发展的新主力？
泥土与火神的结晶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是李清照著名的《醉花阴》，想必大家并不陌生，那么瑞脑、金兽、玉枕这样的陶瓷器物，究竟长什么模样？
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 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就是“瓷器”了。可以说，在陶瓷上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最为丰富了，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代表彩陶就记载了大量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和精神追求的图画；如唐代的长沙窑瓷器身上带有大量的诗文，特别是唐诗；再比如宋元时期磁州窑瓷器上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唐诗宋词，还画有反映百姓市井生活的图案等……这些文字和图案都是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最好实物资料。
“黑马”彩瓷
提到瓷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青花瓷。但是在陶瓷收藏市场里，粉彩在近十年来身价翻涨，正成为新的瓷器收藏热点。
“贵逾珍宝明如镜，画比荆关字比苏”，这是郭沫若笔下的彩瓷。粉彩瓷，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是在五彩基础上及珐琅彩的影响下创制成功的又一种彩瓷。其创始于康熙年间，与五彩相比，颜色更加丰富，增加了桃红、广翠、不透明的玻璃白及雪白等色。尤其是玻璃白和雪白的运用，因其具有乳浊作用可使彩绘表现出浓淡粉润、凹凸的变化，层次感和立体感极强，从而增加彩绘的表现力。从手法上对形象的描绘除了用线，还用彩、笃、拍等手法，填色也从平填丰富到洗染、接色等。相对于五彩的坚硬质感被称为“软彩”，具有粉润柔和、秀丽雅致、颜色丰富等特点。
当今名家艺术瓷的价位逐年走高，例如前一两年的景德镇某高级工艺美术师的一件代表作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随着作者职称、名气的提升和技艺的日趋成熟，如今同等大小、同等水平的一件作品已逾万元人民币，其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确实不可小视。正因为此，许多收藏家已逐渐把目光从原来的古瓷收藏移向越来越繁荣的当代艺术瓷市场，其中尤以色彩丰富、雅俗共赏、极具表现力、市场前景看好的粉彩艺术瓷备受青睐。
以国礼大师占昌赣的代表作《粉彩三绝》为例。2001年占昌赣的粉彩作品价格仅为1万元人民币，到了2011年，他的作品《蕙质兰心》在拍卖会上拍得88万元人民币，十年连涨80余倍，使得彩瓷一时间成为了瓷器收藏市场上的大黑马。
钧瓷作品《万山红遍·蝶恋花》
“红色”钧瓷
今年夏天的国博双年展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刘红生入选2016年国家博物馆工美双年展的一件钧瓷作品《万山红遍·蝶恋花》以8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成为该届双年展最大的亮点。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看起来正在逆势而起。宋瓷里，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著称于世，被列为五大名窑之首的钧瓷了。
黄金有价钧无价。钧瓷之珍稀，自明代断烧后愈显。清雍正、乾隆皇帝曾亲自下旨，费尽良工予以仿制，之后再次断烧。清末，皇家珍藏的钧瓷首次外流，震惊世界，受全世界收藏家的疯狂追捧。民间流传着众多关于钧瓷收藏的传说：“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雅室无钧，不可夸富”；“片瓷值千金”等。因钧瓷的完整件鲜有，时人常常收集钧瓷碎片，于是用钧瓷碎片拼成的挂屏，都价值不菲，可见钧瓷在收藏圈的地位非同一般。
近年来，钧瓷的拍卖记录一路攀高，尤其是在国内市场更受瞩目。2011年，钧瓷成为五大名窑中，第一个价格突破5000万元人民币的窑口，成交价高达7010万元人民币。其中，禹州国营老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红色”钧瓷系列产品，受到市场的疯狂追捧。2012年，一批1000件该年代原钧瓷国营厂的产品，在澳门拍卖会以8625万元人民币成交，平均每件8.6万元人民币。而到了2015年，每件作品的价格已经涨至惊人的132万元人民币。3年时间，平均每件产品升值达123.4万元人民币，涨幅高达1500%。刘红生的《万山红遍·蝶恋花》也属于“红色”题材。其创意源于毛主席词《蝶恋花》，器型源自映山红，取自经典红色名曲《映山红》，象征着对红军、对长征精神和伟大革命领袖的歌颂和热爱。最后，由中国钧瓷窑炉博物馆官方出品，是2016年的红色巨制，属于纪念大作，拍卖出高价自然不足为奇。
“不衰”青花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青花是运用天然钴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再罩以透明釉，然后在高温1300摄氏度上下一次烧成，使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呈现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显得幽倩美观，明净素雅。青花是中国最具汉族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是釉下彩瓷的一种，也是中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
青花是景德镇的四大传统名瓷之一，起始于唐宋，成熟于元代。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后一次烧成。景德镇青花瓷在原料、工艺、设计等领域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使得无数藏家“竞折腰”。
截至目前，今年瓷器拍卖排行榜中拔得头筹的是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成交价高达1.58亿港元。宣德一朝的青花器物历来被收藏家所喜爱，认为是青花烧造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在烧造数量还是器物质量上，在青花瓷史上均有着不可小觑的位置。该大罐青花发色淡雅翠绿，且浓处有铁锈斑痕。其源于一个法国宗族，代代相传直至今日。这类大罐当与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一对青花五爪龙纹梅瓶相同，为成对烧造，然历久保留不易，现知仅此孤例。
在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瓷器类上拍量达到95000件左右，成交50895件，成交率53.57%。总成交额达到95.87亿元人民币。成交率同比上涨10.45%，占到了中国艺术品整体拍卖市场40%的份额，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从以上数据和成交的拍品中可以发现，现在各个拍卖行对于拍品的征集和选择变得更加挑剔，但是真正的珍品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挑剔，也是瓷器市场能够领跑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关键。秋拍就要到来，青花瓷、钧瓷和彩瓷的表现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民国瓷器是指从清朝覆灭的1911年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间制作的瓷器。
众所周知，在中国瓷器史上，尚未把民国瓷器纳入其中，市面上出版林林总总的瓷器书籍图录，也极少将民国瓷器作为一个专类来记叙。业内专家分析原因称：一是因为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陶瓷总体质量良莠不齐，不值一提；二是一般文物界及收藏界对短暂的民国瓷器重视远远不及他们对其他时期瓷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的程度。
虽然民国瓷器远不及古瓷器收藏火热，但目前，随着近年来古瓷价格虚高，当代瓷器质量低下的现状，曾被市场冷落的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慢慢升温。对此，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收藏委员会主任荆志忠也向《经济》记者表示，虽然民国时期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造成手工艺品档次不高，但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其瓷器价值在于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并且，曾经在中国景德镇国际艺术陶瓷拍卖会上，民国瓷器全场成交率达到了72.73%，“珠山八友”之一王琦绘制的瓷版画《糊涂即是仙》以100.8万元成交，一度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
民国瓷器亮点多
在有收藏瓷器十余年经验的武先生看来，民国瓷器收藏最大优势是其精品刚被市场所重视，价格不高但未来潜力巨大，处于“价值洼地”。
例如，与古瓷器、当代大师作品相比，民国时期的浅绛彩作品价格还处于劣势，其稀缺性还没有体现出来。其次，民国瓷也在易于流通的市场中体现了价值。其来源较多、花费相对不高，普通藏家也容易玩起来。并且从收藏角度来说，收藏民国瓷比较容易成规模成系统，但古瓷如今在普通藏家手中能够发现几件已经不易了，不可能形成收藏规模。
不难发现，以上只是民国瓷器日渐火热的客观条件。那么，其自身又有哪些收藏亮点？
荆志忠告诉记者，民国瓷器有四大种类具备高收藏价值：
其一，洪宪瓷。袁世凯称帝，为了效仿封建王朝，在江西景德镇建立了御窑厂，派郭世五（古代传统瓷器爱好者）监督窑务。洪宪瓷选料精细，胎骨颇薄，主要用于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落款为“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
但因袁世凯称帝仅83天，时间短，这批洪宪瓷烧制数量并不多。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发现诸多瓷器收藏类书籍中对洪宪瓷特别注明：现市场中大部分“洪宪年制”与“洪宪御制”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窑所烧制的仿制品。
其二，“珠山八友”流派。1928年瓷板画开始流行，为了便于接受订货，在王琦倡导下8位画师成立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前后共十位画师参加，分别是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和刘雨岑。
“将艺术创作载体从宣纸转移至瓷器上，留下一批各有千秋的作品成为近几年拍卖会上的新宠，其精品目前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荆志忠说道。
其三，浅绛彩瓷。浅绛是中国元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山水绘画技法，浅绛彩瓷则是清代晚期景德镇生产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民国初期从事浅绛彩瓷制作的艺人大多有较高艺术修养，通书画，能诗擅文，制作浅绛彩瓷时，从图稿、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来完成，使画面自由洒脱，充满了艺术表现力。但因后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加之浅绛彩瓷低温烧制，彩料在釉面上黏连不牢固，色泽不够鲜艳，彩绘大多容易污损、脱色、掉彩、磨失，所以浅绛彩瓷在民国时期逐渐被色彩鲜艳而不易脱落的新粉彩所替代。
其四，仿古瓷器。清朝的覆灭，使得一批原来供职于官窑场的能工巧匠另谋生路，在民间仿制了大量的历代名窑瓷器。例如目前收藏市场中常见的仿制古瓷器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隋唐五代的白瓷，宋元时期官、汝、钧、哥、定五大名窑瓷器，明、清的官窑器等。荆志忠表示，虽然这些瓷器是仿制品，但质量比较高，现在收藏市场上很多人将民国仿制瓷器当作明清官窑的真品。
除此之外，从民国时期开始，陶瓷创作者开始在作品上署名，因此创作者的思想体现更加强烈，特点也更加鲜明。
逐渐被抬高的身价
曾经民国瓷在收藏市场被称为“地摊货”、“边角料”，处于陪衬地位，在学术上并未得到充分认可，价格也非常低廉。武先生告诉记者：“在前几年，民国瓷器市场十分暗淡，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但如今去文玩市场上，几乎找不到这个时期的真品。”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收藏瓷器的范青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十年前，在文物市场还有一半真文物时，民国浅绛彩最为低廉。当初买50件浅绛瓷花了3万块钱左右，后来再买100件的时候，大约花了将近30万元。现如今，想收藏浅绛瓷花，估计一件出价30万元也未必能在市场上找到。”
的确，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看好，媒体的报道，相关研讨会、论坛通过交流、鉴赏、参观等多种方式探讨民国时期瓷器的历史地位和收藏前景，使得收藏界对于民国瓷的认识也不断深入。
记者发现，近年来，民国瓷器逐渐成为了各大拍卖会主角之一，其最高成交价甚至突破了亿元大关。
例如，2014年安徽艺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粉彩花鸟笔筒以13440元成交。
2014年9月份，中国嘉德四季第39期拍卖会，民国时期王步绘青花花鸟纹小笔筒以92万元成交。
2011年4月份，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民国粉彩瓷器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以1800.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18亿元）高价落槌，创下迄今为止民国瓷器最高世界拍卖纪录。
……
对于近两年来民国瓷器价格不断上涨现状，荆志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精品民国瓷器与低质量但被抬高价的古瓷相比，前者性价比要高于后者。换言之，按一般市场行情来说，资金走势一定顺着低投入、高回报方向。
例如以晚清光绪官窑的赏瓶和民国时期“珠山八友”精品为例，两者价位均在50万元左右。但是，晚清官窑质量无法与鼎盛时期的清三代相比肩，历来也不被古玩业内称之古玩，而精品民国瓷画意比较浓、文人气息比较强烈，在当时被达官贵人、收藏界所看好。毋庸置疑，此时的精品民国瓷器就成为一个能捡漏的好门类。
每年涨幅至少在30%
荆志忠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收藏队伍日益扩大，未来民国瓷器收藏市场每年涨幅至少在30%以上。
究其原因，荆志忠认为，除了上述提到高性价比外，另一方面是民国烧制的瓷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其中景德镇瓷画家及当地瓷名家作品为例，其多出自清代官窑场能工巧匠之手，这部分人在摆脱官窑束缚后，借鉴了古人优点，加工生产出来了从造型、釉色、艺术性上都堪称为一等的作品，同时也是对古代瓷器传承发展最好诠释。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制宋元时期的龙泉瓷。深受日本人喜爱的龙泉瓷器在民国时期大量销往日本。“目前正值文物回流热，但发现从国外回流的许多瓷器绝大部分都是民国时期仿制水平较高的龙泉瓷。”武先生说，“一件真正元代民窑生产的龙泉青瓷大盘，目前市场价大概要上百万左右，而一件民国仿品价格则数十万左右。那么，两者质量相差不多，数十万的民国仿品自然比数百万的元代正品增值空间高。”
据记者了解，目前民国瓷器收藏区域也逐渐扩大。曾以江西、广东等地为主要民国瓷收藏区域也逐渐被北京、山东、东北等地分占市场。
收藏高门槛是知识
那是否说明民国瓷器的市场已经走向盛世了？
荆志忠不以为然。他向记者表示，文物收藏市场的门槛依旧很高，但目前阶段，这个门槛指的不是金钱，而是知识。
荆志忠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收藏市场有个怪象，就是文物本该越来越少，但市场中流窜所谓‘文物’却越来越多。”
“这就是赝品在其中作祟。”荆志忠介绍说：“目前收藏市场上流窜很多假‘珠山八友’或其他名家原作的东西，从画风、落款方面来看与原作差别并不大，但实际上多数是当时学生、专业造伪人士临摹出来的。”
“民国时期的瓷器近些年才逐渐被大家所认同，并且在时间推算上也属近当代作品，这就导致仿制容易且可以借鉴的真品参照物并不多，所以作品的真与假很难准确去评判。”荆志忠表示，这种模糊情况极大影响了市场的良性交易。
对此，荆志忠强调，目前收藏民国瓷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收藏家急需对文物收藏内涵、产生历史原因相关知识的补充。“虽然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了很大改变，但还远远不够。”
荆志忠最后总结道：“只有等我们的收藏家群体将眼光从只看名气、追求潮流回归到注重它的艺术性和学术性时，才是民国瓷器市场价格真正到位的时机。”
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2011年，澳门中信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估价3亿港币（折合人民币2.45亿元），成交价8.4亿港币（折合人民币6.85亿元）。
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21亿元）成交……
《经济》记者梳理近15年的天价瓷器价格发现，其价格浮动区间最低为8344万元，最高为6.85亿元。几乎每年都有一件天价拍品。纵然似乎每年的拍卖市场总有让人不惜重金追逐的瓷器，但是否有人想过把这些天价瓷器抬下神坛，使其不仅“可以远观”，还可以“亵玩”？
天价瓷器之路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使元青花驰名海内外，也掀起了国内收藏热。其整个青花纹饰呈色浓艳，主次分明，浑然一体。人物刻画流畅自然，神韵十足，笔笔精到，正如著名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所说：“元代瓷器‘精者颇精’”。
文化艺术品金融资产化课题组组长、天禧阁博物馆馆长陈旭向记者分析说：“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是首拍效应的典范，即元青花第一次在完全公开的国际市场上亮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价值。后续市场操作将难以逾越。”
对于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其折合人民币的成交价格是鬼谷子的数倍，综合分析国际经济形势、通货膨胀因素，以黄金比价在同一时点计算，“萧何”的价格约为“鬼谷子”的两倍。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原因？陈旭认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再创新高有其历史必然性。他进一步分析说，首先，艺术品市场6年为一个提升结点，其次，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市场价格奠定了比价基础，最后，选择了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作为突破点，直接来源于《南京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号称10亿元人民币也不卖的青花萧何追韩信梅瓶》的报道。此外，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的器型规格、艺术水准，以及《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的知名度远高于鬼谷子下山。
实际上，继“鬼谷子”、“萧何”之后，元青花难以再现热点。其原因是民间大量同题材元青花涌现，造成市场价格处于无限下行通道，丧失首拍效应的同题材藏品难以上拍成交。
再看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天价之路。其传承几十年，拍卖前国内外媒体大肆炒作，拍得此藏品则预示着奠定行业地位和大幅提升知名度。许多买家志在必得，也因此一举成名，乃至招致《成化斗彩鸡缸杯真伪考》、《2.8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等争议。“买卖双方成功的事件炒作，投入十亿广告费用都无法达到如此持久的效应，其商业价值不可估量。”陈旭说。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实际上是玫茵堂藏品成功增值的重要案例，直接刷新了中国成化瓷器世界拍卖纪录。玫茵堂珍藏以其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为史上最精炼的御制瓷器收藏之一。其收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的最上乘珍品，被认为是在西方私人手中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玫茵堂从世界各地收购中国瓷器，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传承”，通过国际拍卖公司进行拍卖，获取超额利润。
谈及此，不得不提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的天价之路。2013年6月，玫茵堂正在“传承”姊妹藏品“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准备进行破纪录炒作，但澳门中信预展“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惊动了玫茵堂。
因为根据事前判断，此藏品存世仅一只，藏界有“珐琅彩无双”的说法，珐琅彩本身就极具稀缺性，又是御制皇家珍品，雍正珐琅彩又是极品中的极品，具有极高的价值，是最有可能挑战元青花霸主地位的古瓷器。陈旭表示：“澳门中信拍品的横空出世，打乱了玫茵堂的总体战略。”玫茵堂决定紧急收购“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通过事前多方协调，以9315万港元成交，此事件直接导致2014年4月8日，冲冠天价藏品的“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紧急下架。
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拍卖场上的天价价格并非看起来那么容易，“首拍效应”、“孤品”等都会对天价成交有一定影响。
天价之后，如何传承？
说起传承，少不了要先了解这件物品的价值。天价瓷器更是如此。一方面其大部分都有特殊背景，另一方面，其不能用比较法直接进行等价评估。
以古瓷器为例，其评估就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第一，要考虑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成交背景、不同经济环境下历史成交情况，综合判定古瓷器市场平均价格。第二，要考虑古瓷器市场总量、货币流通总量，可投资资产总量之间的比值。第三，要考虑古瓷器各品类数量分布。第四，要考虑因鉴定技术、市场需求、市场稳定性需要等因素造成的古瓷器释放速度，在此过程中，应假定古瓷器完整器优先上市。第五，要考虑古瓷器与其他文物品类、文物艺术品衍生品、现代艺术品的价值比较关系。
这只是宏观层面的价值评估，当涉及单个天价瓷器，还需细分工艺标准、艺术标准、社会标准、商业标准、拟制标准等因素，包括年代、规格、材质、工艺、等级、经典性、美感度、美誉度、稀缺性、传承性、炫耀性（受追捧程度和特别购买目的）、环境性、目的性、增值性等。
陈旭认为：“天价拍品对产业发展能起到引领作用，不仅可以以各种方式参加到实体产业中，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制造陶瓷衍生品。每个时期的陶瓷都有其艺术精华，这种精华的文化概念可以从其所在的文化范畴去审视。明清瓷器的造型、釉色质感相比唐宋瓷来说，缺乏内敛和雅气，但是元明清时期陶瓷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时期，也是器物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求新求变的历史时期。“从整个大的文化范围来审视其发展过程，以中国画独特的审美视角去审视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艺术品，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本身就是全维的审美观念，与西方单一的焦点透视审美体系有本质区别。因此，做古陶瓷的复制品，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走向国际化。”陈旭说，比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成交后，根据原物复制出10000只复制品，按照目前的陶瓷工艺，每只制造成本80元，以每只8000元价格销售，文化价值让瓷器升值了100倍。
第二，博物馆孵化。各大博物馆都有镇馆之宝，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汝窑水仙盆，南京博物馆镇馆之宝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等都家喻户晓。在天价瓷器的传承中，把其注入博物馆体系中，能起到世代相传的作用。玫茵堂在孵化博物馆时，除了匹配与企业文化相符合的系列藏品外，还会配以镇馆之宝，如玫茵堂禅茶博物馆镇馆之宝元蓝釉白龙纹梅瓶，内藏700年元代原浆酒。
第三，增资扩股。即把天价藏品注入企业信用提升体系。一方面将其计入企业资产能使得文物艺术品资产化，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公众的认知，便于文化推广与传播。比如，当这些天价藏品计入企业资产之后，可采用股票发行方式来进一步固定企业文化。
第四，艺术金融。文物艺术品可以作为抵押贷款、质押融资、资产包组合的标的，为企业融资起到润滑剂和信用担保作用，不仅支持了实体产业发展，还能大大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而采用天价藏品更加利于其保值增值的稳定性。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天价拍品的价格也仅仅是一个价格，2017年将是下一个时间窗，到底是否有藏品能突破十亿大关，收藏家们会十分关注。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藏品的文化价值和后续惠民的方式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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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光影交错的云南陶瓷
云南着名航海家郑和，1405年﹙明永乐3年﹚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7次。船上装的3样主要物品是：茶叶、丝绸和陶瓷。
云南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明确，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
中国陶瓷最经典的审美创造青花瓷，是采用钴蓝颜料制作而成的。云南会泽所产的钴矿原料（珠明青花料）就是当时的官料之一，着名的康熙青花就是采用珠明青花料制作。景德镇、浙江、云南被称为中国古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1953年12月7日，中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江苏宜兴紫砂、云南建水紫陶、广西钦州红陶（坭兴陶）、四川荣昌安陶（1997年重庆直辖后，改为重庆荣昌）被文化部列为中国4大名陶。
当我们揭开历史迷雾后的“云南陶瓷”，我们发现，它的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工艺精湛、产品精美。不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珍贵遗产。
云南，彩云之南。这是天空赋予它的称谓。
当光影交错，时光轮回数千年，
我们发现，天空给了这片净土以彩云，而大地却也给了这片土地以恩赐，
这就是各色泥土。
千年陶土就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它幻化出来的各种精美亦古朴的陶器：
汉代墓砖，唐代的瓦当、鸱吻，宋、元时期的青花瓷，清代的紫陶，如今仍存在于居家生活中的建水紫陶、华宁绿白釉陶，丽江金沙陶，永胜瓷器，祥云土锅，傣族陶罐，
都让人浮想联翩，这是怎样的延续，赋予了它们如此美丽的生命气息，
以至千年之后，仍觉出它们的好，让人感慨光阴的厚待？
千年制陶史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按时间来推算距今约6000年。
“云南出土的陶片都能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当时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出土的陶片相比，主要是装饰上的区别。”云南省紫陶研究会副会长、《云南陶瓷》作者马行云介绍，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先有陶后有瓷，陶瓷在古时主要以杯、鼎、罐为主。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掘出罐、杯、鼎等陶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一件鸡形陶壶，体形如蹲踞的母鸡，栩栩如生，生动可爱，是云南最早的造型精美的原始工艺品。
马行云说，云南从南诏国时期就盛行火葬，元、明时期火葬仍是云南最主要的葬俗。正因为如此，那时烧制的陶器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骨灰之用。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瓷器成为了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
人们把黏土加水调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制成陶器。陶器文化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和磨制工具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渗入砂石粉，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作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马行云并非是云南人，但从来到云南的那天起，这个东北人便痴爱上了云南的陶器。他曾踏遍了云南各地，就是为了研究云南陶器，了解它们的历史、文化、工艺、传承与产业现状。
据马行云考证，云南的陶器自新石器时代起一直生产使用到明清时期，其中，以夹砂灰、红、黑陶为主，宋以后开始大量使用绿釉陶。由于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部分陶器便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异域文化。
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亦有异域风情的陶器的出土，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汉代灰陶巫师立像，长舌鸡冠，神情怪异，为全国其他地方所无；元代黑陶舍利塔式火葬罐，制作规整，造型独特；明代绿釉印贴八仙杂宝陶罐，在红胎上用印模印八仙人物、莲花宝杵、杂宝等纹饰，再罩绿釉烧成，带有明显的云南地方文化与宗教特色。许多产品明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安佛拉式陶壶、陶罐等。
从春秋战国至西汉，云南进入了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独特的滇文化青铜器，这时，青铜器成为了主要器具，陶器逐渐减少。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时云南并没有出现瓷器，而一直是陶器和青铜器并用。
直到元代，云南各地才出现了瓷器。
马行云介绍，公元829年“南诏攻西川，连陷戎、嶲、邛诸州，12月南诏抵成都，俘子女百数万人而去，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大理是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在这里出土大理国时期成熟的青釉器是理所当然。
元代是云南陶器青釉的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多有发现。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乘革囊及伐渡金沙江平定大理，由于地方民族政权分散，闭关自守，有碍封建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于是，公元1273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把政治中心从大理迁昆明，从此云南成为全国行省之一。
是时，手工业随着经济发展起来，这与内地汉人的迁入有关。元代在“各路设人匠提卒司”，为管理手工业机构。云南土司管辖下的农奴只能耕种放牧，不得从事手工业。元代为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就从汉军中抽调一些为“军匠”，或从民屯中挑选原从事手工业者为“匠户”，手工业者不得转业。世袭生产，精艺者则调入大都宫廷使用。
元代在云南的改革措施，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并为明代在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样，到了明代，屯田人数达50万户之多，成为历史上入滇人数最多的一次。而此时，云南出现了青花瓷器。
内地人大量入滇，他们不仅推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陶瓷手工业者，建水窑以“湖广”籍命窑，另临安府所辖华宁境内《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载：“冶北里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江西景德镇人来滇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继则汪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这说明内地陶瓷手工业者迁移到云南促使陶窑的兴起，明《云南通志》首次出现了“窑课”，云南窑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这与陶器以元代居多、瓷器以明代居多也相符合。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江西景德镇瓷器大量进入云南，价廉物美且品种繁多，冲击了云南的陶瓷市场，瓷器的产量逐渐减少，一些窑炉改烧粗瓷和细陶，多数窑址只能烧一些粗陶罐、盆、坛等。
窑烧里的千年秘密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
素胎勾勒，钴料呈色，釉下彩绘，犹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姗姗而来。当我们走进云南陶瓷从坯胎到成品的世界，它们曾经在如母体一样的窑中孕育烧制，其最终幻化出的千年风姿的秘密存在于这口口古窑中。
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一次烧成。而据马行云了解，云南产钴料的矿区达几十处，为烧制青花瓷器提供了质优价廉的颜料。因此，云南大批烧制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千年以来，我们古人在云南纵横起伏的山、蜿蜒曲折的沟渠河流边，茂密的森林里，码起了一垄垄长龙一样的窑口，他们顺着山势搭建起了龙窑。在这龙窑里烧制出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
龙窑又称长窑，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它依一定的坡度建筑，以斜卧似龙而得名。
据考古发现，目前云南已发现的窑址约10多处，共有龙窑30多处，每处窑址旁均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其中，已正式发掘的仅玉溪窑一处，其他未发掘的窑址有7处：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和白龙井窑、昆明的灰土窑、玉溪的易门窑、大理的洱源窑、凤仪窑、丽江的永胜窑。
在这些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要数玉溪窑和建水窑。
建水窑位于建水县城北1公里的碗窑村，分布在碗窑村北后山坡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旧窑、湖广窑、潘家窑、洪家窑等瓷片堆积区，占地4000多平方米。马行云介绍，相传宋代，碗窑村就开始烧造瓷器。后来窑业兴旺，加之兼烧陶器，碗窑村便发展为上、中下3窑，成为滇南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时光流转，如今龙窑的全貌已被破坏，窑旁堆积的大量瓷片和窑渣只能说明其曾经的辉煌。从考古调查发现判断，建水窑主要烧制青釉瓷器、青釉印花和划花瓷器，也烧制青釉青花瓷器。
玉溪窑是唯一一座博物馆正式发掘的窑口，共有3处龙窑，约属元末明初，有古窑和龙窑两处。华宁窑的窑址位于县城城郊。原突起上新建了现代化的陶瓷厂，所以已无法看清窑址的面貌，仅在瓷厂的围墙边挖了约3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许多瓷片。从出土标本和探方的地层关系看，专家判断华宁窑的烧制时间可能为明中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和青花瓷器。
也许是这种删繁就简的制作，到了清代中期，华宁陶仿烧河南圴窑瓷器，主要釉彩为月白、灰青和红釉，器型有瓶、罐、炉、钵，产量较大，成为云南当地普遍使用的日用陶瓷。如今，一些人家还在使用俗称“土碗”的碗具，事实上这就是华宁陶器，民国后期至今，华宁窑大规模烧制琉璃瓦等建筑陶瓷，成为云南地区建设陶瓷的主要产地。
古滇国时，生活在滇池和抚仙湖周边地区的土着居民使用的是直釉杯和带流壶等，有浓厚的长江下游地区陶器的风格。位于滇西北的民族则使用的是双耳罐，这与民族迁徙有很大的关系。西汉时期，大量汉族迁入云南，至东汉初，古滇国衰亡，地方割据，这一时期，一部分汉族在夷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则在汉化，那时使用的陶器则与四川接壤地区的汉墓中陪葬陶俑一样具有浓厚的川俑风格。
唐宋时期，云南地方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两个王国均信奉佛教并实行火葬，而其陶瓷器以其价廉物美、易于储存而成为当地最主要的葬具，实用器皿中，除高档金银器外，陶器占了主要地位，文房用品、建筑构件等均有相当水平，此时的云南陶器进入了巅峰时期。据考古调查，云南各地在当时均有陶瓷器出土，宋元以来的陶瓷器出土也遍布除迪庆州以外的广大地区。
云南墓葬遗址出土的，在唐、宋以前主要是灰陶、红陶、黑陶，元代大量出现了绿釉陶和压模印花绿釉陶，并一直延烧至清初。瓷器在宋元时基本是青釉瓷，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大量的青花瓷并延续到清初。
在云南已发现的古窑址中，除昆明灰土窑外，都曾经烧制过青花瓷器，在元明时期的土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器出土。不论是窑址还是墓葬出土的瓷器，青花瓷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其他陶瓷。可以说，青花瓷是云南陶瓷中最重要的品种。
在这一口口古窑中，我们见到了以火葬罐为主的器皿，其次为瓶、炉、盘、碗、壶、杯等。宝杵、莲花、八仙、人物这些一抹抹青色勾勒其上，“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清代龚轼先生此言着实不虚。
天青色世界里的干坤
云南陶器，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千年制陶史让云南的陶瓷呈现出了民族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丽。从那青、绿、蓝的色彩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云南陶器，从那素坯勾勒出的青花里，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青釉瓷器是中国瓷器着名传统颜色釉，又称“青瓷釉”。在古代南方，青釉是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一统称为“青色”。
马行云介绍，从史料记载和现代考古材料看，最初的青花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与同时期陶器基本相似，说明它的制胎工艺来源于当时的陶器，而烧瓷上釉的技术则由内地传入。这一时期的主要器型是盘、碗、罐、瓶，多数为素面不带装饰，以晶莹透亮的釉色取胜。少数的瓷器饰有简单的水波纹、几何纹等。
云南陶瓷从大理州境内火葬墓出土的大理国青釉环纽斗笠形盖、敛口贴印人物罐、附加堆纹青釉平底罐，其瓷化程度已相当好。在此之前应有一段青釉的萌芽期，而且和南诏细质釉陶有着渊源关系。
元灭大理国后，带来了中原的制瓷工艺，云南陶器逐渐被瓷器替代。至明中期，除达官贵人的陪葬俑仍十分精美外，古典陶器已逐渐衰落。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它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而云南则是在明代开始大量涌现出青花瓷器。明朝中期，云南的青花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云南陶瓷研究学者、原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曾着有《玉溪窑》、《星火南来》两本书，据他考证，云南出土的青花瓷，当时产量达到了中国第二位，仅次于景德镇。
“当时云南青花瓷的工艺是从江南传过来的。但是云南人却根据其地域、风俗和文化的不同，制作出的青花瓷特点不一样。”马行云说，产自云南的陶瓷泥料不一样，釉色也不一样，因此风格就不一样。
“与浙江的青花瓷器呈现暗蓝色、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呈现天蓝色不同，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云南的瓷器。特别是云南青花器上花纹密而繁多，题材以缠枝花、牡丹、龙凤、鱼藻、瑞兽、海涛及杂定图案为主。”据考证，云南元明时期的窑址和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片数以万计，窑址和墓葬出土的完整和较完整的青花瓷器大约200多件。主要有青花瓷盘、碗、碟、蛊、杯、瓶、罐、壶等。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各个地区的土质和颜色不同，各地区的陶瓷器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色。
明末清初，云南建水发现了五色陶土，开始生产紫陶，至清康熙年间，这里生产的紫陶“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花瓶装水不发臭，花盆栽花不烂根，茶壶泡茶正浓香，餐具存肴隔夜不馊。
建水紫陶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之后与江苏宜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4大名陶。建水紫陶主要生产的烟斗、茶具、花瓶、笔筒、印盒、烛台等物件，一时行销国内外。至清光绪年间开始生产一种用于炖鸡的造型独特的“杨林锅”，又称汽锅，因炖出的鸡肉味道鲜美异常而闻名遐迩。
而建水紫陶在全国闻名时，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陶瓷工艺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华宁釉陶、西双版纳慢轮傣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江纳西族金沙陶、大理鹤庆瓦猫，形成了现代的云南陶器系列。
之所以各地对陶器的称谓不一样，这与其工艺是分不开的。陶器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工艺，我们祖先就是以黏土为原料用手工制作，然后经风吹日晒而制成了精美的陶瓷器。
史前居民制造陶器的方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在滇池周边地区出土的陶器，先民将湿黏土用手搓成很长的条状，然后用螺旋式的方法把泥条盘成器皿。有的则是直接把湿黏土捏成口型，如小罐、小碗、小杯等。还有一种更为原始的工艺，用草、竹、藤一类已经编织成形的器物为模子，将湿黏土涂抹在上面，放入窑内烧。出窑后，编织物本身烧尽而留下黏土容器，最后成品就是陶器。考古蜀一般推测，史前陶器上的篮纹、绳纹就是这样起源的。
相对于手制法，轮制法则是较为进步的制陶工艺。将黏土放置于轮上，手脚并用，慢慢转动轮子制成陶器。现代则大部分已经使用电动方式制陶。
因了土质和工艺不同，云南陶器的类型也不同。
马行云介绍，红陶是最早在云南出现，它的烧成温度在800摄氏度，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大理洱海流域距今6000年的南诏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李家山文化时期，都以泥巴质红陶和夹砂陶为主，西双版纳的傣陶则具有代表性。
还有一种彩陶，它是用赭、红、黑、白等色绘饰的陶器。“彩陶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马行云说，它是在陶器未烧成之前就画在了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釉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而花卉、动物、几何形图案绘于其上后方进行烧制，成品后颜色鲜艳，活色生香。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美丽瓷器，成为人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千年瓷都，窑火传烧不止。那些华美的瓷器记录下历史的印记，从古至今绵延不断。不知道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是对于美丽的事物人们总爱赋予各种美好的想象，那些古老的美丽典故悠然而出，与景德镇有关。
高岭土的故事
“高岭土”是世界对这种瓷土的通称，景德镇的高岭村成了这种瓷土的命名地。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故事：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户姓高的穷汉，夫妻两人租地种田为生，生活很苦。一个冬天早晨，高老汉看到屋檐下躺着个被冻僵的白发老头，他忙唤来老伴把他抬到订床上，然后烧姜汤把他灌。老人饿得不会说话，只用手捐捐嘴想吃东西。可是他们家只有野菜。怎么粉呢？他们只得去向富户人家借了一升米熬成粥送给老人吃。老人吃了粥后忽然哈哈大笑：你们确实是好人，名不虚传。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石块，交给高老汉，叫他把埋在高领山上，过七七四十九天去挖出，那就会变成挖不尽的白玉土，送到景德镇去就是上好的制瓷原料。老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出现我奇迹，到处是白嫩嫩的玉土，便和村里人一起去挖，运到景德镇，卖了很多钱。景德镇的瓷器也因用上了这种瓷土，质量更好，为国内外的人所喜爱。
刚正凛冽的“风火神”
“风火神”，本名童宾(公元1567一1599年，)字定新，明代浮梁里村人。幼年读书，秉性刚直，因父母早丧，遂投师学艺，执役窑业。死后尊他为风火神，把在“佑陶灵祠”。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督造大器青龙缸，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派役于民并对瓷工进行鞭笞以至捕杀。瓷工衣食不得温饱，还要受到迫害，处境十分凄惨。童宾目睹同役瓷工的苦况，非常愤慨，竞以自己身体为炼瓷的窑柴，纵身火内以示抗议。据说次日开窑一看，所烧炼的龙缸果然成功了。这种缸直径三尺，高二尺多，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能烧成这样大的龙缸，在当时确实是烧制瓷器的一大奇迹。童宾投窑焚身后，余骸葬在凤凰山。童宾之死，激起了工匠们的义愤，全镇起来暴动，焚烧税署和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事后，封建官府为了缓和人心，在瓷工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为那因大众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童宾立桐在御器厂的东侧，并号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至今尚保留有瓷制的“佑陶灵祠”匾额。祠内供奉的是童宾坐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窑厂烧炼工人神像，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手、二手、二手等(都是瓷业烧窑工种名称)各脚师祖。
此后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这种迎神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当时全镇陶人的盛典。邻近各县的农民、商人和工人的家属都赶来观光，一时人山人海，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过去景德镇有日食“千猪万米”码头的说法，如果按当时迎神盛会的流动人口来计算，确实不算过分。这种迎神盛会，一直延续到1949年才自然消失。
唐英和唐窑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这些美丽古老的故事千年传唱，我们相信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讲述这些属于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跨越千年叙述中国瓷器文明
瓷器与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它们都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央视九套)从2013年起陆续推出了《丝路》和《茶》。近日，纪录频道制作的六集纪录片《瓷路》在京举办看片会。加上刚出炉的《瓷路》，上述三部纪录片可以说填补了中外文明交流系列纪录片的空白。
《瓷路》全片共分为6集，每集50分钟，叙述时间跨越千年，从唐宋至明清，叙述空间遍及世界各地，将充分展示中国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在历史上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瓷路》将是一部讲述中国陶瓷文化在全世界传播之旅的纪录片。在这条神奇的瓷器之路上，充满了探险、财富、人性、生死、战争和沉船的精彩故事。在创作风格上，《瓷路》既有历史纪录片的考证拍摄，也有现实题材的纪实抓拍；既有设悬念、讲故事的手法，也有观点与主题的论述。
《瓷路》执行总导演董浩珉透露，《瓷路》的摄制工作历时两年半，摄制组辗转欧亚两大洲，寻找流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探寻背后的文化信息，并在各国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古窑场与私人收藏室拍摄了大量珍贵素材。
“为了尽可能给观众交待出瓷器之路这条连接中外文明之路的精彩所在，我们的摄制组在过去两年里，走了国内18个省，近30个县市，以及世界上10个国家进行拍摄。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投入最多，以瓷器为主题的拍摄行动。”比如由编导陈子隽带队的摄制组一行5人，对上虞曹娥街道严村凤凰山麓商代龙窑遗址、上浦镇四峰山小仙坛遗址、上虞博物馆、曹娥江沿岸等众多具有青瓷特色的地方，以及与青瓷有密切关系的故事人物进行细致拍摄，通过镜头记录世界青瓷发源地——上虞的厚重历史以及上虞青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南宋官窑作为南宋时期设置在京城临安的御用窑场，所制产品特供皇室，专烧专用，代表着中国历史上青瓷烧造的巅峰水平，摄制组也专程到杭州进行拍摄。在拍摄出土修复器物时，摄制人员对瓷器表面展现出的温润含蓄的玉质感赞叹不已，同时也对薄胎厚釉、紫口铁足的现象啧啧称奇。
在看片会现场，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界泰斗92岁高龄的耿宝昌老先生认为以往一些节目局限在谈陶瓷工艺、陶瓷鉴定，而该片是把陶瓷作为一个反映历史时代的镜子，“我认为《瓷路》是一部讲述中国瓷器的非常好的片子，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纪录片《瓷路》将于1月31日(大年初一)起，在央视九套晚8时首播。（作者：黄小河）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领略千年瓯瓷魅力 听听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
八百里苍龙脉动，千回百转，奔腾到东海。瓯江的水，如同伟大母亲甘甜的乳汁，无私地孕育了大江两岸的万千生灵，铸就了无边的氤氲气象、勃勃生机。当最后深情地扑向大海的瞬间，它又一个龙回头，把百工的纤巧技艺永久地留给温州这片土地，于是星斗般洒落了瓯绣、瓯塑……其中就有那些美轮美奂的瓯瓷。
近日，记者走进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采访了这支旨在复兴瓯瓷的民间团队，近距离领略了瓯瓷魅力，听述了瓯窑和瓯瓷每一件作品出土背后的故事。
“发福”狮子讲述千年的故事
这是一件西晋瓯窑青釉狮形烛台仿品，其真品现珍藏于温州博物馆，距今有1700多年历史。
狮子如果发福了会是什么样子？在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里，记者就看到这样一只“发福”的狮子，胖嘟嘟的狮躯披着一层淡淡的黄褐色釉彩，配上短而肥的四肢，形象憨厚可爱。特别是那柄留在丰硕屁股上的一小圈尾巴，怎么看都不像是孔武有力的狮尾，更像是一只卡通猪身上打圈圈的尾巴，很难让人感觉兽王的威严与强悍。然而说起这只“发福”狮子背后的故事，却不得不让人大吃一惊。这是一件西晋瓯窑青釉狮形烛台仿品，其真品现珍藏于温州博物馆，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论工艺成熟年限，眼下受人追捧的青花瓷只能算是它的“徒子徒孙”辈。
据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所长陈景炜介绍，相比名声响亮的青花瓷，温州制瓷历史更加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西晋杜毓的《荈赋》中就提到：“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意思是品定茶器东瓯瓷为最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文字记载下来关于陶瓷窑址的信息，而“东瓯”指的就是浙江温州一带。
代工生产显示千年前瓯瓷就已走出国门
北宋青釉褐彩蕨草纹执壶，1983年在温州市郊景山出土。
两晋南北朝时期，瓯窑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独具风韵，与众不同的釉色风格已经形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缥瓷”。缥瓷作为青瓷中的上品，其釉层致密细腻，匀洁光润，手感滑爽，若小儿肌肤，釉内含有致密的气泡好象聚沫攒珠一般，美观异常。
“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晋人潘安(也就是古今第一美男子)在《笙赋》中提到，当时人们就把品尝甜蜜爽口的金黄色瓯柑和用丝帛般瓯窑瓷器盛装美酒，看做人生难得的享受，验证了古人对瓯瓷的推崇。
据文物部门考证，温州的瓯窑遗址分布广泛，仅我市已发现的瓯窑遗址就有150多处，可见瓯窑当时的火爆程度。特别在两晋、唐、宋等时期，温州民间几乎家家户户用的都是瓯窑烧制的器皿。瓯瓷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国外商人前来订购。唐代以“西山窑”为代表，一种名为“急须器”的瓷器更一度远渡重洋，出口日本，享誉东洋。
而1983年温州市郊景山出土的北宋青釉褐彩蕨草纹执壶更是验证了瓯瓷走出国门的足迹。长期从事瓯瓷研究的陈景炜告诉记者，从花纹风格、造型来看，这只壶并不符合当时古人的审美标准，而有着浓厚的西亚金银器风格。这也说明瓯瓷当时不仅已走出了国门，而且其独有的加工工艺被外商所认可。这样看来，外商下单，工厂加工的OEM模式原来在古代温州就已盛行。
重拾瓯瓷工艺力争找回昔日荣光
江心屿瓷盆，融合江心屿、大榕树、茶花三种元素。
然而，市场竞争是无情的，随着毗邻的龙泉窑的崛起，精美的龙泉青瓷产品占据了国内外市场。到了明朝，江西景德镇白瓷和五彩瓷兴起，瓯窑青瓷一时四面楚歌，从此逐渐在历史中销声匿迹。
瓯窑曾是厚重东瓯文化的一条纽带、一座平台。可如今，已只能在古迹中才能依稀找到它的影子，瓯瓷的烧制工艺更是一片空白。
随着温州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工作的推进、恢复、传承瓯窑这一温州历史文化瑰宝的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得到了顺利实施。这让陈景炜等一批旨在复兴瓯窑的“发烧友”们如沐春风，历经半年，以陈景炜为首的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这支民间团队，经过上千次的实验，已经熟谙瓯瓷烧造、釉下彩的配方及生产工艺。
在研究所里，陈景炜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融合着温州江心屿、大榕树、茶花三种元素的江心屿瓷盆说，“这是比较成熟的产品，光这个产品我们就烧制了十多种不同的釉色，并反复在1200度-1300度的窑温度中一度一度进行调试，仔细记录各项数据，目前成功率已达到90%，可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对照古瓯窑遗址发掘的瓯瓷样本，反复摸索和试验，加上过去多年在景德镇、宜兴做陶瓷的丰富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景炜终于摸索出了最接近瓯窑青瓷的制作工艺，拾回了老祖宗的手艺。今年7月，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新瓯窑已在永嘉龙下村重燃窑火。失传数百年的瓯瓷技术重出江湖，力争要找回昔日荣光。
古典中融合时尚创新让瓯瓷更具生命力
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所长陈景炜说，要在瓯瓷中见到时尚的影子，让新瓯瓷更具生命力。
“瓯瓷要复兴，关键就要有生命力。”面对成功的喜悦，陈景炜不失冷静。他说，瓯瓷的消亡就在于缺乏创新而遭受市场淘汰，重拾工艺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离复兴还要走很远的路。
据陈景炜介绍，自7月首窑后，研究所又在巩固工艺的基础上加紧新产品设计和研究，除了满足“瓯人”需求的酒具、餐具、茶具及日用瓶罐之外，还进一步研发了几类“礼品瓯瓷”，如江心屿瓷盆、龙形瓯字瓷盆、老板杯、12生肖和“瓯三彩”等。而这些瓷器除了保持特有的瓯瓷元素以外，还融入了地方特色、人文历史及现代元素，运用现代的设计理念，推出符合当代人审美的瓯瓷产品。用陈景炜的话，就是要在瓯瓷中见到时尚的影子，让新瓯瓷更具生命力。
创新是前进的动力，如今在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的创作团队里，我们更是看到了瓯瓷复兴的希望。20多名来自中美院、上海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大学生被瓯瓷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并建立了动漫与瓯瓷结合这一新课题。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是一项大胆的创新，更是在为瓯瓷复兴积蓄力量。相信通过不懈努力，在不久的将来，瓯瓷必将会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温州通往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