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瓷器鉴别。
中国瓷器从宋代开始有官窑瓷器，专门的造办处，在明清时期到达鼎盛繁荣状态，而各朝各代因皇位的更替不同的朝代使用的款式都不相同，款的书法特征、用料、位置等都有所区别，对后世古董鉴定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于同一朝代所用款式也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下清代官窑瓷器的官窑款有哪些特点，官窑款有何区别。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其朝代所产官窑瓷器都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瓷器最为鼎盛的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顺治官窑瓷器
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
康熙官窑瓷器
康熙年间已经可以制作珐琅彩的瓷器，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珐琅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清秀，在具体写法上也有细微区别，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雍正官窑瓷器
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乾隆官窑瓷器
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嘉庆官窑瓷器
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官窑瓷器
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精致。
清代官窑瓷器作为古董市场藏量最大也较为精美的官窑瓷器，市场和经济价值也比较高，所以仿造品就很多，故此大家在古董鉴定过程中，要从各个方面去考量，本文提供了清朝官窑款的识别和如何去鉴定是不是官窑款。藏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雍正一朝，御窑名品迭出，独步大清一代，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成就辉煌的一页，也是海内外瓷器拍卖市场上的领跑者。像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最高价，同时在内地拍卖市场上，雍正官窑瓷也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的身价。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三多果纹胆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0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瓶为雍正朝典型风格的器物。其直口，长颈，鼓腹，圈足，口沿用青花描绘一道连环回纹，下面吊饰三组青花尖叶纹并间绘上三个釉里红变形石榴，颈腹部描绘“三多果纹”，分别是折枝蟠桃、折枝石榴、折枝荔枝，它们都由一朵灵芝承托，使整个构图增添祥瑞之气。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红艳夺目的三多果强烈突显其寓意的主题。传统常见三多是以佛手、桃、石榴组合纹饰，其中佛手寓意福气，桃寓意多寿，石榴寓意多子。三者结合，寓意多福、多寿、多子。而雍正一朝的瓷器上许多三多纹饰均以荔枝取代佛手，究其原因很可能与雍正帝个人喜好有关。
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5.4cm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敞口束颈，丰肩鼓腹，敛胫圈足，肩贴饕餮衔环双铺首，器型古雅端庄。自上而下分绘海水江崖纹、变形芭蕉叶纹、缠枝莲纹、覆莲瓣纹等六层纹饰，其间以突起的弦纹相隔，使器型更富于变化。运用模仿明代永宣青花画风的点染画法，全器绘画流畅细腻，层次清晰，青花鲜艳浓郁，釉面匀莹润泽，品相完美。目前所知，与其相同者仅有一件，弥足珍贵。
清雍正翠绿釉瓜棱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1.5cm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单色釉瓷器纯净典雅，少人工匠意而富天然韵致，去雕饰之美而独存魅人色彩，一直为世人所重，雍正皇帝对此也百般追求。在位期间对内府所藏官、汝、哥、钧等宋瓷颇为灵情，屡命内务造办处奉宋旧器至御窑厂仿造，加上有唐英如此杰出的艺术家竭力钻研督造，仿古创新集诸色之大成，从而使清代单色釉瓷器制作步入历史的颠峰，让后世望尘莫及。翠绿釉瓜棱罐，呈瓜棱形，敛口，硕腹，圈足，素地无纹，通体及内壁施翠绿釉，发色匀净，清澈晶莹。底刻“雍正年制”篆书款。品相完美。
清雍正柠檬黄釉印花纹杯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8.8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杯直口、深腹，近圈足处模印变形花瓣纹一周，纹饰极具动感。杯外壁施黄釉，内壁及底施白釉，胎体轻薄，釉色莹润，色泽淡雅。底书青花双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当年崭新的蓝布锦盒，随着时光流逝如今已褴褛离析，但盒中御杯依旧葆光焕发，完美无缺。目前，公私收藏品均不见相同者，堪称绝代孤品。
柠檬黄釉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色釉。康熙时期，内务府珐琅作已使用从西洋引进的锑黄作为珐琅彩瓷器的彩料和色地。柠檬黄釉始创于清代雍正年间，由于这种黄釉的颜色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浅淡幽雅，故又称为“淡黄釉”。清代文献称之为“西洋黄”、“洋黄”。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记载了“岁例供御”的五十七种彩、釉，其中的“一西洋黄色器皿”所指便是柠檬黄釉。
传世所见柠檬黄釉以雍正朝制品的质量最好。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柠檬黄釉瓷数量绝少，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等圆器。清宫《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元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洋黄三寸碟、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盘……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此处所说的“洋黄瓷器”当指雍正朝的旧物，说明乾隆初年宫中所存柠檬黄釉已经不多，需要仿烧才解决短缺的问题，反证雍正时期的柠檬黄釉烧造数量十分有限，否则相隔短短数年皇帝无需专门传旨仿造。
清雍正粉彩双龙捧寿仙鹤纹大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54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青花楷书款
盘敞口，折腹，圈足。此盘形制巨大，折腰造型较为少见，口沿描金。盘心绘双龙捧寿，一龙以胭脂红绘就，一龙施以海水绿，对比鲜明。盘内壁饰八只姿态各异的飞鹤，龙腾鹤舞，翱翔于五色祥云之中，充分体现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气势、神韵。盘外壁以矾红彩绘十只蝙蝠，胫部饰汹涌海涛，寓意“洪福齐天”、“福山寿海”。明清官窑瓷器纹饰中多见“单龙捧寿”或“双龙赶珠”。“双龙捧寿”图案十分鲜见，只限雍正一朝，已知仅瑞士藏家AlfredBaur藏有绘相同图案的“雍正官窑黄地青花双龙捧寿纹鸠耳尊”。
此盘造型规整，施彩丰富绚丽，寓意吉祥，雍容华美，亮丽典雅，传世罕见，应是景德镇御窑厂为皇帝特制的祝寿大器，不同于例行烧制的普通官窑瓷器，堪称雍正窑大器精品，殊为难得。据已公开资料：这种大盘传世仅有2件，除本拍品外，器型、纹饰、尺寸完全相同的另一件大盘见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拍品667号、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品1792号。
清雍正窑变釉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尊撇口，束颈，肩饰双铺首衔环，腹饰四道弦纹，圈足略外撇。外施窑变釉，肥厚光亮，紫红相交，色彩斑斓，釉中密集蓝色的斑点，惟口沿部分红色偏浓。圈足内施深浅不一的护胎釉。
清雍正仿官釉五孔方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8.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为雍正朝创新器型，短颈，方体，肩饰五孔，器身自上而下以三组突起的等距弦纹为饰，使器型更富于变化。通体施仿官釉，釉质莹润凝厚，遍“金丝铁线”开片。胎体厚重，造型古朴。
清雍正仿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一对）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1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碗器型、文样皆仿明成化青花碗。内外壁绘缠枝花，内底绘折枝花，其胎体之轻盈坚致，釉面之晶莹光润，青花之幽靓雅洁及色调之淡雅清丽，可说直追成化官窑青花，几欲乱真。
清雍正粉彩麻姑献寿图凤尾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44.5cm
器敞口外撇，长颈，丰肩，鼓腹，圈足，俗称“凤尾尊”。胎质细密，釉质洁白光润。器分上下二层纹饰，口部为太白醉酒图，腹部饰麻姑奉寿图，“蝠”是“福”的谐音，桃象纫“寿”，寓意福寿吉祥。色彩丰富，色调柔和。雍正粉彩素以精巧细腻着称于世，此器即为代表。柔而不艳，细腻淡雅，立体感强，其中的胭脂红色尤其鲜润绮丽，《陶雅》赞叹：“胭脂红者也，华贵中之佚丽者也。”此凤尾尊色彩保存如此完好，十分难得。
清雍正斗彩花卉纹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20.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
盘敞口，弧腹，圈足。胎质细密洁白，胎体厚薄均匀。釉色莹澈如玉。内外皆以缠枝牡丹为主，饰斗彩缠枝花卉。斗彩设色丰富，颜色淡雅柔和，为雍正官窑斗彩器代表作
清雍正青花夔凤纹摇铃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18.3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浅唇口，细长颈，溜肩，筒式腹，浅圈足，似长柄的铜铃。外壁绘双夔凤纹，生动流畅。摇铃尊为清康熙时流行的尊式之一。此器造型典雅，青花发色幽靓，尚存康熙遗韵，当为雍正早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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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官窑瓷器
清三代的官窑瓷器是大清王朝瓷器发展的最鼎盛的时期，雍正朝瓷器不仅是承上启下的时期，而且是清代瓷器最严谨的时期。因为雍正皇帝对瓷器要求非常严格，对瓷器监管严格。雍正政务繁忙，平实最大的乐趣就是鉴赏瓷器，所以对瓷器烧造非常重视，这也是为什么清代瓷器以雍正朝的最好最贵的原因。
雍正粉彩博古图绣墩
雍正粉彩四妃十六子罐（一对）
雍正粉彩过枝“群芳祝寿”纹大盘
雍正粉彩福在眼前人物图盘
雍正斗彩开光折枝莲纹盖罐
雍正斗彩蝠云纹碗
雍正斗彩暗八仙纹碗
雍正瓷器青花福禄寿扁瓶
清雍正瓷器青花「穿花游龙」图大盘
怎么鉴别明成化官窑纪年款？
成化：（1465-1487），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成化朝官窑书写年款且落款位置已经固定，为器底、器心、口沿等处。成化官窑款识为“大明成化年制”楷书。书写刑事有二行、一行，外或有双框或双圈。有书款或刻款，书写材料青花为主。书写不如宣德时期稳重，有稚拙之风。民窑纪年款以“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为常见。款外多围以青花双圈。清康、雍、乾三朝时期仿成化款的非常盛行，多作六字双行以青花料书楷字于器物外底，外围青花单圈，双圈成双方框，也有无边框的。
字体特征：
明成化官窑款，犹如出自一人之手。用笔自然，肉中有骨，柔中见刚，既挺拔瘦劲，又笔首圆润。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成化官窑款识的字体结构时说“大字尖圆头非常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七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窄平年应悟，成字一点头肩腰”。孙先生指的是“大”字的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不高。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撇直而生硬。第三句是指“化”字的单人旁和“七”旁上端相平，或接近相平。第四句是指“制”字的下部“衣”的第二笔一横，很少越过右方的立刀以外。第五句是指“明”字右边的“月”，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状。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与头平，有的与肩平，有的在腰际。
色相特征：
成化官窑款，大多采用青料书写，少数以色釉拔白的技法来表现。青花书体款字的青色，沉淀浓淡不一，青料四周好像浮雾欲盖，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审视，款字上隐现一层云雾和如珠的气泡。
布局：
成化官窑款常以竖排双行来构图，一半安置在器底，外围双方框或双圆圈。围饰的方框用手工画成，线条规整度欠精密，并遗有因运笔轻重不匀而留下的浓淡不一的色料痕。围饰的圆圈，由于在陶车上操作，较为规整，但也往往遗有色料浓淡的烙痕。明成化官窑款，也有少数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安置于器物外壁口沿处。
清代康熙早中晚个时期官窑瓷器写款演变
明清中国官窑瓷器比较注重给瓷器写款，多数瓷器款在底部，个别的瓷器款儿写在瓷器肩部或者口沿德地方。而康熙时期是清朝瓷器写款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不是很规范。
从清代早期康熙时期官窑瓷器留下来的大量款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写款的发展脉络。每一种款识都是一种尝试，每一类款识都是一种创新。因为明末清初，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景德镇终于开始恢复，特别是御器厂的再次设立，不仅官窑瓷器上书写各种款识又成为了常态，民窑产品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尝试画写各种款识，向官窑看齐。这一时期瓷器上的款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康熙二十年之前康熙官窑基本都是官搭民烧，标准的官窑款识根本无法得到确立。所以宫廷所用之瓷器，在今天看来很难与民窑清楚的区分，大部分都不落款，尽管落款也都是一些堂名款。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一批带有“中和堂制”的青花加紫的瓷器。比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这三种款识不但有年号，还书有干支纪年，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这批瓷器的制作年代，分别是康熙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这些署有中和堂的器物，其制作精细程度比一般康熙时期的瓷器都要精致，再结合康熙初年“不尚尊号”的时代背景来鉴别，当非一般的堂名款瓷器，很有可能就是康熙早期的官窑瓷器。
除了官窑会留有使用者平时居住的堂名的名号款识，民窑瓷器在当时也是十分流行属有使用者的堂号名称。比如“天琛堂仿古制“、“全庆堂仿古制”、“来雨堂博古制”、“芝兰斋制”等等。这种堂名款在此之前几乎不见，自此出现，便在之后的三、四百年间屡有出现。就连后世的皇帝在看腻了死板的官窑款识的时候，也会让御器厂写一些宫中或者圆明园中，自己喜欢的堂号款识的瓷器。
随着江西景德镇御器厂的恢复，带有“康熙”年号款的瓷器也逐渐出现。但是书写年号款识的习惯毕竟时断时续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了。在此时恢复，势必要有一个过程。康熙时期书写年号款识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四字“康熙年制”的，也有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的。六字的又有两行六字款和三行六字款的分别。无论四字六字款的又都分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的。这些不同的款识说明了，在康熙时期恢复官窑款识时，官方和工匠们是做了很多尝试和斟酌的。双圈款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底部画有一大一小，两个相套的圆圈。这种款识在康熙之前任何朝代都未单独出现过，都是在双圈中配有文字，双圈仅是作为辅助的。而在康熙时期双圈则成为了主角。究竟为何只画双圈而不再在其中书写年号文字，至今仍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很有可能是明清更迭之际，江山未定，南方朱明势力仍在，景德镇的汉族工匠，不愿被少数民族统治，期望汉族政权终有一天，能够再次卷土重来，所以仅仅画了双圈，等待希望成为现实的那天再把新的年号填入其中。不过这一天等了几百年，终究没有实现。
清代的雍正款官窑瓷器值多少钱？
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年号）时期为时虽然短暂，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府财力雄厚，国内外市场活跃，制瓷工艺突飞猛进，在继承康熙朝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创新、变化和提高，不仅品种多、题材广泛、造型多样，而且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也比以前更讲究。青花瓷在雍正时期尽管不是官窑的主流产品，但其质量之精美，花色品种之丰富，艺术水准之高超，都是清代其他各朝所无法比拟的。
雍正时期的青花瓷，无论造型和装饰，都可以用一个“秀”字来概括，与康熙青花挺拔、遒劲的风格迥然不同，而是代之以柔媚、俊秀的风格。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本人曾多次规定瓷器的造型、花纹图案，不仅要求烧成的瓷器各部分尺寸适度，而且重视气势和神韵，讲究轮廓线的韵律美，对于要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雍正皇帝审定，方可烧造。为此，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年希尧、唐英根据旨意，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不惜工本，竭尽全力地烧制，以博取皇帝的欢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应该说，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对这时期瓷器的造型、绘画艺术风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雍正时期在仿古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体现了高超的制瓷技巧。景德镇御窑厂受雍正皇帝的影响，仿烧前朝作品达到高潮，尤以仿烧宋代五大名窑的色釉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这三朝的青花最具水准。从仿烧的青花来看，有的不仅造型神似，尺寸大小一致，而且纹饰色彩描绘逼真，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雍正仿明代早、中期青花作品，追求形神俱似；仿明代后期青花则比原作更精雅；沿袭康熙青花作品几乎完全一致，如不注明年款，无法区别。雍正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尤其精美，某些方面已经明显超过了永宣的水平，带有雍正朝特征。雍正仿永乐、宣德青花与真品相比较，真品圈足未经打磨，雍正仿品圈足多经过打磨而呈滚圆的泥鳅背状；真品因淘洗不精底部见火石红，雍正仿品淘洗精细底部无火石红；真品胎较厚重，雍正仿品胎较轻薄；真品青花中有分布自然、深入釉底的铁锈斑，雍正仿品青花中无铁锈斑而有重笔点染、分布规则的藏青点；真品青花中可见小笔绘画的痕迹，雍正仿品青花中无此笔痕。雍正仿古瓷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模仿，对于古瓷的缺陷，则是利用新的技术去克服。例如，宣德时期的玉壶春瓶是拉坯制作的，雍正时期的玉壶春瓶则是利用模具倒出来的；宣德时期的青料采取的是水洗法提炼青料，铁锈斑无法完全清除，雍正时期对青料采用的是火锻法提炼，可以完全清除青料中的铁锈斑。然而，为了达到宣德青花的效果，工匠没有刻意使用含铁锈的青料，而是在绘画时，在画中使用青料点染，同样可以达到宣德青花的效果，又在青花中不见铁锈斑。
清代瓷器龙纹时代特征，为清代官窑瓷器鉴别提供了佐证
明、清两代是陶瓷器以龙纹为装饰的全盛时期，主要采用釉上、釉下彩绘方法，亦有印花、刻划等工艺。龙的体态有较多变化，常见有云龙、戏珠龙、海水龙、螭龙、行龙、立龙、正面龙、侧面龙、夔龙等。之前介绍过明代瓷器龙纹纹饰特点，今天介绍清代瓷器上的龙纹纹饰特点，清代龙纹其造型变化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清初早期的龙纹形象略有明末的遗风， 康熙、雍正、乾隆时，龙纹发生较大变化，龙首较之前“猪咀”明显缩小，胡须变化，龙眼，康熙时略长形，雍乾后则显圆，清代早期龙纹整体形象强悍，昂昂上升之态，一派盛世景象。中晚期清代龙纹瓷器有形无力之意，无精打采之态。
清代早期康雍乾瓷器龙纹特征
康熙时期云龙纹龙身常成“弓”形，其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龙的动感较强，气魄威武。龙嘴多为“地包天”，下颌明显长于上颌，龙鳞的勾摹较有立体感，龙爪常伸展舒张。
康熙青花龙纹瓶
青花龙纹瓶，高23.5cm，口径4cm，足径6.1cm。
康熙青花龙纹瓶瓶口微撇，短颈，圆肩，肩以下渐收，圈足。瓶身绘立龙2条，张牙舞爪，龙身卷曲，威武凶猛。足内有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此瓶造型挺拔，为康熙官窑青花中的佳作。
雍正瓷器上的龙纹已从康熙的野性中脱离出来，带着汉化的痕迹。雍正朝瓷器以精细著称于世，这不仅表现在器型、胎釉上，也充分表现在瓷器的纹饰上对于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雍正皇帝来说，理解龙纹就比年轻时的康熙深刻。雍正时期龙体态肥硕，中规中矩，一丝不苟。鬣毛整齐，向上飘前，角光滑如修饰，上下颚平齐，开合有力，身体甩动，四肢粗壮，五爪精美。雍正朝的云龙纹继承了康熙朝的风格，并又有创新，龙角特别突出，增添了威严之势。其云纹以两个为一组呈现，并且用顺时针方向单线描绘。龙爪的画法也有所创新，大多都比较尖利。此时期云龙纹一反康熙朝仅以火焰纹为辅助纹饰的特点，而大量增加了如意状的卷云纹。且其火焰纹多为鹿角状或是连续弧线形，有别于康熙时期的“山”字造型。
“五爪夔龙”始于雍正朝
康熙朝的夔龙纹纹饰密布但并不拥挤。康熙朝夔龙纹表现技法呈多样化倾向，不仅有绘画，也有暗刻;雍正时期的“五爪夔龙”是很有清代特色的，此一时期的夔龙纹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五爪，并且局部刻画也很精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乾隆朝的夔龙纹图案化倾向较为明显，龙首的刻画较为简单，但重在点睛。
雍正斗彩云龙纹盖罐
斗彩云龙纹盖罐，清雍正，通高10.4cm，口径5.7cm，足径7.8cm。
雍正斗彩云龙纹盖罐罐小口，矮直颈，丰肩，上腹圆鼓，下腹斜收，底内凹成圈足，带盖。盖面微现弧度，直壁，面饰青花飞龙一条，壁绘斗彩朵云纹。器腹部饰青花三爪飞龙两条，间以绿彩朵云，肩、胫处以黄、红、绿彩分别绘覆仰莲瓣纹，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乾隆一朝龙纹瓷器数量巨大，遍及朝野，龙本作为皇家象征，民间应控制使用，但乾隆时期，国家鼎盛，乾隆每每以天朝自居，对臣民放任，尤其乾隆一贯的统治思想是对官 严对民宽，故从不去追究民间在瓷器纹样这等小事上是否犯上，是否僭越，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龙纹千姿百态，蔚为大观。;乾隆朝的云龙纹与其说是承袭了雍正朝的特点，倒不如说是沿续了康熙朝云龙纹的特点更为贴切，例如它借鉴了康熙朝常见的“弓”字造型，辅助纹饰也以康熙朝盛行的火焰纹为主，只是更加繁复。但乾隆朝云龙纹龙头较长，龙尾秃而卷。更注重龙鳍的描绘，结构交待明确，尾鳍呈放射状。龙腹麟甲整齐匀密，多为长脚如意纹。此时云纹借鉴了雍正云纹的表现方法，即卷云纹与火焰纹相结合，而卷云纹类似于长脚如意云。康熙龙四爪三爪多见，五爪反而少见。可见当时宫廷还是天朝心态，少清规戒律，多宽松随意，所以乾隆时期的龙纹全都是歌舞升平之相。
乾隆青花九龙天球瓶，九龙姿态各异，条条龙都神气十足，腾云驾雾，肆意而为；九为阳数之极，此龙纹天球瓶乾隆初年唐英奉旨烧造，最可体会乾隆皇帝踌躇满志的心态。
清代中期嘉道咸龙纹特点
清代经过乾隆文治武功的消耗后清代开始走下坡路，到清代中期嘉庆之后的龙纹日趋温和，龙爪趾间距变大，被人们称为“鸡爪”渐失锋利感，给人以有形无力之意，毫无杀伤力。从瓷器上的龙纹就能看出清代政治在变化，经济的下滑以及人民心态的变化。
嘉庆皇帝从乾隆爷那里接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时，悲剧注定无法避免，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反映在匠人手里，就再也不会出现盛大华美、祥和安宁的大作。这个时期的龙纹装饰更多的是粗劣的继承前朝，龙爪仿效康乾，龙趾更粗糙。并且大量出现在陶瓷器上龙的形象，更加世俗化。比如划龙舟、比如婴戏舞龙、龙穿花等，成为玩物，龙已大大失去神圣威严，至尊至上的皇权形象也逐渐式微。
清嘉庆“懋勤殿”款龙纹印盒
“懋勤殿”款龙纹印盒，清嘉庆，通高7.7cm，口径22.5cm，足径14.5cm。清宫旧藏。
印盒扁圆形，子母口，圈足。盖面及器壁淡描青花祥云纹为地，其上各绘两条金彩五爪行龙飞腾于云海之间。底足内施白釉，书“大清嘉庆年制”青花三行六字篆书款。盒盖面正中金彩方框内署“懋勤殿”金彩三字。
道光龙纹：为带鱼龙（也叫虾弓龙），带鱼龙也很形象，它是透头的，鳍是像带鱼的“鳍”，四肢与躯干粗壮，但爪细如线。清代晚期通光宣瓷器上龙纹特点
清代晚期已经是大清王朝摇摇欲坠风雨飘渺的时期了，无人关心政治和艺术了，都为了生存工匠无心烧造瓷器也反应在了瓷器纹饰上。
同治时期的龙纹特征表现：细颈、粗腿、尾上翘，反差冥想，状如走兽。
光绪时期瓷器上的龙纹点睛龙，就有的躯干无背鳍；有的背鳍呈短柱状；有的为猴头作直立行走状；有的细颈粗躯，腿壮胫瘦。
【粉彩龙凤纹碗】
粉彩龙凤纹碗，清光绪，高6cm，口径13.9cm，足径5.4cm。碗口微撇，弧腹，圈足。碗内光素。外壁以粉彩装饰，有红、粉、蓝、黄、翠绿和金彩等多种色彩，缤纷艳丽。近口沿处的黄釉地上绘蝙蝠、桃和“卍”字，外腹饰龙凤戏珠纹，间以祥云纹，龙凤图案的笔触较为呆板，近底处饰变形莲瓣一周。外底署红彩“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 此碗为典型的清宫用瓷器。
矾红彩描金云龙纹高足盘
矾红彩描金云龙纹高足盘，清宣统，高6cm，口径22.5cm，足径14.2cm。盘敞口，折沿，弧腹，高圈足。外底署青花楷体“吉祥如意”四字楷书款。通体以矾红彩描金装饰，盘内底、折沿内外均绘云龙戏珠纹，高足外壁绘海水江崖纹。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遗留的宣统朝瓷器中，有一套矾红彩描金云龙纹西餐具，共计134件，此为其中的一件。器型有高足盘、大小配套的椭圆形盘、把盂、带托匜、大小圆盘、盖缸、叶形盘等。装饰图案均为中国传统的云龙纹，但有些器物的造型却具有欧洲特色，反映了当时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瓷器和纹饰代代相异反映了各个时代不同的风格特点。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瓷器龙纹的特征，是龙纹瓷器鉴定的重要依据，对龙纹瓷器的断代和鉴伪有着很好的借鉴的作用。
清代官窑红蝙蝠纹饰瓷器
在故宫里收藏了一批清代同治皇帝大婚用的红蝙蝠纹饰瓷器。在我国传统的装饰艺术中，蝙蝠的形象被当作幸福的象征，习俗运动“福”的谐音，并将蝙蝠的飞临，结合成“进福”的寓意。而红色在中国又是一种喜庆的颜色，传说有驱魔除鬼的作用，所以在古代（尤其是清朝）的瓷器纹饰上多出现红色蝙蝠，又有洪福齐天，福从天降之意。和其他纹饰相配，既美观，又吉庆。五蝠捧寿装饰图案就是在圆形的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利用蝠与福的谐音，寓吉祥福寿之意。
黄地描金红蝠纹盅
黄地描金红蝠纹盅，清同治，高3.5cm，口径6.6cm，足径2.6cm。
黄地描金红蝠纹盅敞口，弧腹，圈足，足内红彩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器里施白釉，外壁为黄地红彩描金蝙蝠纹。口沿、近足、足边饰金彩。蝙蝠纹以红彩勾边，再描一层金彩，内填红彩，羽翼的筋脉以金彩描绘。画面充满喜庆气氛。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清同治，高2.8cm，口径7.7cm，足径4.2cm。
黄地粉彩红蝠纹盘 敞口，弧腹，圈足，足内红彩书“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器里为黄地红彩蝙蝠纹装饰，蝙蝠纹以红彩勾边，再描一层金彩，内填红彩，其羽翼的筋脉以金彩勾绘。盘外壁为白地粉彩折枝牡丹纹、西蕃莲、莲花纹3朵，口沿饰金彩。由于“蝠”与“福”同音，因此清代瓷器多以红色蝙蝠纹寓意“洪福齐天”。
淡黄地红蝠金彩团“寿”字盘
淡黄地红蝠金彩团“寿”字盘，清同治，高4.9cm，口径22.2cm，足径13.1cm。清宫旧藏。
淡黄地红蝠金彩团“寿”字盘盘口沿涂金彩。外壁白釉地上以矾红彩描绘三枝均匀分布的折枝花纹。盘内淡黄釉地上装饰矾红彩描金蝙蝠、金彩团“寿”字、蓝料彩描金“卍”字等，共29个团“寿”字、24个蝙蝠、12个“卍”字。整个图案寓意万寿无疆、福寿万年。外底署矾红彩楷体“同治年制”四字双行款。淡黄地红蝠金彩团“寿”字盘属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器。
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是我国古代的五大名瓷之一。从古至今官窑瓷的仿制品也很多，今天，小编就为您介绍一下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瓷器的釉质、纹片、胎色等都极富有特色，以官窑的特色为依据可以辨别真假官窑瓷器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
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
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
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北宋官窑汝窑瓷器的鉴别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
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