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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漆陶“胡服骑射”李跃超摄
长城网邯郸7月25日电(助理记者翟占一阿振中通讯员李跃超)近日，邯郸市馆陶县思月陶艺有限公司李思月创作的漆陶艺术品“胡服骑射”，被美国华人博物馆作为艺术精品收藏。
“胡服骑射”漆陶艺术品源自成语，瓶肚刻有象征古赵国改革的“胡服骑射”图，图中勇士飞箭立马，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瓶口、瓶底分别鑲有出自邯郸的成语图：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将相和、邯郸学步等。成语与图交相辉映美仑美奂。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邯郸深厚的文化底蕰。
李思月是工艺美术大师，现任馆陶县思月陶艺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合作，开发了陶山漆陶和陶山锡陶，并将镶嵌工艺运用于黑陶工艺中，不仅继承了黑陶的古朴典雅，也使现代陶艺千姿百态。
漆陶是集古今黑陶与漆画于一体的现代艺术品，距今约四千年历史，是中原地区继彩陶文化后的一种文化。黑陶采用黄河故道沉积淤泥为原料，经过风化、陈腐、洗练、压光、阴干等十几道工序焙烧而成。尤其将诗、书、画、联镶柔其中的干刻、陶刻，加之漆色独特艺术的精品更为别具一格，古朴典雅，精细考究，富墨玉之美、泛青铜之光，具有丰实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珍贵的收藏价值。
据了解，美国华人博物馆位于纽约曼哈顿，馆内珍藏有华人在美国奋斗的历史文物和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艺术精品。（作者：翟占一阿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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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扫描：陶瓷收藏重寻根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安阳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瓷枕
安阳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位于古都安阳，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源地。今天有幸去安阳博物馆参观宋代瓷枕。博物馆收藏的瓷枕主要是隋代安阳相州窑和宋代耀州窑白瓷枕，以宋代“张家造”地款的婴戏枕最为精美，瓷枕也是宋代磁州窑艺术特征的主要代表。
瓷枕是我国古代的日用寝具和诊脉用的，到了宋代有很多种类的瓷枕用于陪葬之用的陶瓷枕。瓷枕的造型与纹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文化、习俗、时尚、追求等方面，随着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也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古代瓷枕的装饰手法按照不同朝代、不同产地也各有差别。唐和五代（公元7～10世纪）以前的瓷枕多以模印、细划绞胎等为主；宋金时代（公元10～13世纪）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瓷枕所展现出的工艺、艺术成就也越来越辉煌。
除了宋代的磁州窑系之外，中国南北各地的许多著名瓷窑都曾烧制过精美的瓷枕，各地所产的瓷枕在工艺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也各有特色，其总体风格与相应的时代和瓷窑特色相一致。
宋代瓷枕的形制
安阳博物馆的宋代瓷枕形式主要长方形、椭圆形、腰圆形、六角形、八方形、女瓷枕、童子荷叶枕、云头形、方形、婴儿枕、鸳鸯瓷枕、花瓣形、鸡心形等。枕面、枕壁常有白釉黑花、剔花、刻画、堆塑等纹饰。黑加白体现了精美的古典美，也是宋代磁州窑经典釉色和花纹。
瓷枕纹饰内容
花鸟、人物故事、动物、山水、婴戏、诗词曲赋。
瓷枕纹饰
双狮花卉瓷枕
鸳鸯枕
黑花荷莲纹瓷枕
牡丹纹瓷枕
人物纹
山水纹
文字纹
婴戏瓷枕
婴戏枕是我国瓷器装饰的典型纹饰之一，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宋代以后，以磁州窑釉下彩绘婴戏图最富表现力，儿童活泼之态表现的十分传神。婴戏图的大量使用，体现了人民自古至今对孩童无限关爱与期望，对生活的无限憧憬和祝愿。
白釉褐彩芦雁纹瓷枕
白釉褐彩水纹枕
世界牛的青瓷博物馆
南宋官窑六棱投箭瓶
有人说，青瓷是中国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后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贡献。瓷器是如此的重要，外国人干脆用瓷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Ｃｈｉｎａ)。深圳民营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私人财产变成了社会财富，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深圳有一家名叫玺宝楼青瓷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虽然是家民营博物馆，但是收集的青瓷数量多，成系统，不断代，比古代青瓷最大产地的浙江博物馆数量还要多，比国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也多，因此称得上中国第一，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有人说它是“世界最牛的青瓷博物馆”。
１
路甬祥参观大感惊奇
２００７年９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到深圳出差。他听说深圳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就要求安排参观。来到罗湖区宝安中路上，距离全市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北面２００米的地方，有一栋小楼，很普通，不起眼。进楼上到二楼，才看到博物馆的大门，两开的红色门扇，金色的狮头门环，飞檐雕饰，古香古色。进入馆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展览大厅，明净的橱窗内，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一件件稀世展品。商朝以前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只有陶器而没有瓷器。商代时不知是哪个能工巧匠突发奇想在陶罐上涂了一层釉，高温烧制，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瓷器。概括起来说，青瓷初创于商周，发展于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青瓷博物馆收藏了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青瓷珍品。不断代，成系列，按年代排列，历史脉络清晰。清朝以后，青瓷式微。青瓷好比是中国历史上一朵花期最长、花朵娇艳的鲜花，凋零后繁复的花瓣枝叶落地化作肥沃的土壤，里面长出了素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釉里红、青花瓷等千姿百态的彩色瓷器。默默无声的青瓷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她是瓷之根、瓷之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会说话的青瓷，用一个个实物展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文明古国，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
参观后，路甬祥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深圳这个历史上并没有以青瓷著名的地方，竟有人创办了一个藏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博物馆；更没想到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馆长吴克顺尽一生精力，用全部财产，创办起这个令人震撼的青瓷博物馆。他拿起博物馆的简介，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带您走进古老艺术殿堂，共同追忆华夏文明历史。小学生的心灵从这里启迪，中学生的眼界从这里打开，大学生的奋发从这里开始。”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路甬祥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提笔给许宗衡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参观青瓷博物馆“感到十分震惊。此民间博物馆实为国内和国际青瓷收集之最，收存十分系统，而且包含大量国宝级精品，文化价值无限。建议深圳市给予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展出，也是深圳一大文化亮点……”
２
收藏爱好变成了事业追求
吴克顺是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１年入伍，１９８１年随部队调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１９８３年转成为深圳人。１９８６年，他任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工程技术部经理。为建设游览景区里的“小人国”，３年间他跑了国内外１００多个风景名胜区考察；也参观了全国的陶瓷厂，深入了解陶瓷的烧制过程，随着对青瓷的了解，他开始对青瓷收藏有了兴趣。
吴克顺真正下决心开始收藏古瓷器是在１９８７年。是年９月，由冯克铭等瓷器专家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１００多个窑址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对每个窑口的形状、各种瓷器的形体、烧制温度、化学成分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书出版前，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有人说瓷器最早是由他们国家发明的。有一次，吴克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个英国古瓷专家对“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见到多少实物。“实际上你们中国的瓷器要到我们大英博物馆来鉴定。”英国人的话刺痛了吴克顺。他下决心将收藏方向定为青瓷。他说：“这几年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瓷。青瓷源于中华，始于商代，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是瓷器之根。”他说：“要办青瓷博物馆给外国人看。一定要圆这个梦，这是个民族的梦。”
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在青瓷收藏和保管方面有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与陶瓷界许多专家建立了良好关系。１９９６年，吴克顺开始筹办青瓷博物馆。他向几位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来深圳帮助整理藏品。其中有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丽琼(号称中国文博考古四大女强之一、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赵青云(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正在创业的吴克顺没有能力高标准接待，只好把专家们安排在博物馆上面的职工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报酬问题，心存感激的吴克顺只是给每人每月给点生活补贴费。但是专家们毫无怨言，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为藏品作鉴定，写说明，建立档案，在深圳足足工作了一年多。整个工作完成后，吴克顺又请汪庆正(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古陶瓷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来到深圳，将展品、资料全部审核一遍，在所有的鉴定文书上签字负责。吴克顺谈到这些往事十分感动：“学者们太可爱了。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顶级专家，外国人花大价钱请不动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深圳帮忙，是为了实现一代人的追求，完成一个民族的心愿。”
３
收集古瓷的酸甜苦辣
吴克顺收藏第一件瓷器是在１９８５年，他出差到山东淄博。中午，两个同事约伴出门到农民集市上逛逛。在地摊上，眼尖的吴克顺看到一个汉代越窑的瓷器，他出价３００元买了下来。他的青瓷收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吴克顺不总是这样好运。由于知识不够，眼光不精，开始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一些假货、赝品，价格高达３００万元。“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风险。这是我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我几乎绝望，一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是干下去，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最后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最成功的一次收购
“青瓷鼎盛于唐宋。”青瓷以宋朝官窑的瓷器最为名贵。在青瓷博物馆里，有９件宋瓷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安排的空间也最大。汪庆正在评价青瓷博物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宋代修内司官窑的瓷器是珍稀瑰宝，有一件就了不起，玺宝楼竟然有９件。”其中有一件南宋官窑的六棱形投箭瓶，釉色佳美不可思议，色润如碧玉，光冷像冰凌。几乎每次去博物馆参观，吴馆长都会介绍这件瓷器。这个绝品是１９９９年收来的。当时吴克顺听说杭州一个藏家手中有一个南宋官窑的瓷瓶想出手，已有日本人、台湾人参加竞购。吴克顺第一时间赶到了杭州，看了这个投箭瓶，一时不能判断其价值。留下几万元定金，吴克顺将古瓷带到宾馆，请来几位专家鉴定。专家们发表了看法：首先，这个瓷瓶是干什么用的呢？宋朝的文人们喜欢游乐享受。春游饮酒时，将此瓶置于大树下的草地上，人站在五六米外，手持箭杆投掷，以投中多寡为赢，或吟诗作对，或饮酒取乐，极为风流潇洒。其次，瓷瓶质量怎么样呢？几位专家意见一致：“极为完整，毫无损伤，造型优美。最可贵的是釉色玉洁冰清，为稀世珍宝！”(后来这件古瓷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鉴定，他的评语是：“世界罕见之珍品”。)
古瓷是罕见宝物，藏家开价也高：１６０万元。日本人和台湾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报价。吴克顺出不起这个价格，但是他决心将这件宝贝买下来。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开始了。吴克顺请藏家到酒楼吃饭，不断地磨来磨去，藏家的态度开始松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杭州的一些专家助了吴克顺一臂之力。他们带话给藏家：“这件藏品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文物，作为有良心中国人，应该将其留在国内，不要卖到国外……”吴克顺也动之以情：“我是一家民营博物馆馆长，虽然没有力量出最高的价格收购。但是，这件藏品放在我的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参观这件宝物，而且你的子孙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件传家之宝。”吴克顺的真情终于打动了藏家，最后同意以８０万元的价格卖给青瓷博物馆。这件珍品现在是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心痛的收购
２００１年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时，露出了一个瓷腰鼓。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克顺后，他火速赶到了当地。看到两个茬口很新的碎片后，吴克顺傻眼了。他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发现这个花鼓时在场有１３个农民。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件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而是决定藏起找机会卖掉分钱。但是在“由谁保管”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一个精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办法：砸碎花鼓，分瓷片！一个一米多长、小盆口般粗的古瓷花鼓被砸成了４０多块瓷片，１３个农民有的分了一大片，有的分了几小片。后来吴克顺搞清楚，这是一件唐代的花瓣釉青瓷腰鼓，鼓身上有漂亮的花瓣，两头粗中间细，两头蒙上羊皮，可以敲响，用来伴舞。这样稀罕的瓷鼓只能是皇宫的用品。这样一个稀世罕见的珍品，就被这帮贪婪愚昧的农民打碎了。吴克顺欲哭无泪，赶紧开始抢救性收购。这个农民手里有两片较小的碎片，讨价还价后八千元成交。然后在这位老兄的带领下一个一个找到其他人，将他们的瓷片全部买下，共花去１１万元。可惜的是最后一位农民外出打工不知去向，他手里的碎片没能收到。吴克顺回来后，将碎片对好、黏合，恢复了腰鼓的原貌，不足部分用石灰灰浆补齐。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件腰鼓，可惜不是原来的优美形状，有几块地方是白色的石灰，看着令人心酸。
时间最长的收购
展馆中还有一套９件的金属餐具，吴克顺用了４年时间才将其收购全。１９９３年，吴克顺听说自己的景泰家乡有一位清朝时名叫岳登龙的将军，据说是岳飞２７代后裔。岳将军的孙子已８０多岁，要将家传的一套金属餐具卖掉。说起这套餐具来历不简单。岳登龙将军小时候调皮，到少林寺学武后投军，当年是镇守凉州(今武威)的一名将军。有一次他带伤上阵，立下大功。战功报到皇宫，慈禧大悦，在大红锦缎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福字，连同自己使用的一套餐具作为奖品，派快马送到兰州，奖给了岳登龙。
吴克顺听到这件事，马上回家乡找到了这位老乡。请他拿出餐具瞧瞧。这是一套合金餐具，说是９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主人手里只有少半，多数被几个声称要买的人拿去看货，肉包子打狗一去无还，好多年了。吴克顺让他讨要回来再谈买卖，老人家可怜巴巴地说，这几个人分在几个省里，他没有路费去讨货，估计也要不回来，还是请吴克顺想想办法。碰到这种事，吴克顺哭笑不得，但是他觉着这是很珍贵的文物，放手又心不甘，只好亲自出马帮助主人去讨货。此后，吴克顺花了４年时间，跑了新疆、青海、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找到了拿走这些餐具的人。讨要餐具时不可能白要回来，这些人是不会给的。吴克顺只好说代表岳家感谢他们保管了这些年，付给他们一笔“管理费”后才把餐具一个个收回来。当９件餐具收全后，吴克顺才感觉自己４年的努力和辛苦是多么值！眼前的这一套９件餐具，有１个大鼎、４个中鼎、４个小鼎。每件造型、鼎的耳朵、盖上的钮各不相同，鼎身上刻有不同的花纹、小篆文字等，十分精美。９件收齐，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吴克顺将这套餐具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突出的位置，独特的餐具和餐具背后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将流失的文物购回来
随着吴克顺在文物古玩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他这一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灵通。内地的很多文物是通过深圳口岸走私到香港去的。有时候一些文物到了深圳后一时出不去，就会有人将消息告诉吴克顺。自觉对保护祖国文物肩负责任的他，就会找当事人做工作将文物留在国内，或者干脆自己收购。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去香港港岛上环的摩■街等文物古玩街溜达，发现有比较好的文物收购回来。
４
有了青瓷博物馆
外国人就牛不起来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文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第一个私营博物馆、全国最大的青瓷专项博物馆——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加坡国际博物馆等３０多家单位先后致电祝贺。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一流的。朱伯谦同意兼任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
听说中国深圳开办了青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些不相信，特地派来两个人探虚实。不久，又正式派来５个人(４名洋人专家和１位华人翻译)来青瓷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次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看过以后感觉不简单，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办起来这样专业的博物馆。”最后评价说：“看了这样规模巨大、展品全面，形成系统的专业博物馆后，看来陶瓷确实是中国发明的。”为青瓷博物馆建馆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陈丽琼女士说：“从今以后瓷器要拿到中国来鉴定了，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此打下了基础”。香港青花瓷大王戈世科评价说：“青瓷博物馆规模很大，展品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先生非常了不起。”
现在，青瓷博物馆已经开馆１０年了。１０年间，参观人数达到近１０万人次。政府给青瓷博物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许多领导、名人和国外的朋友都来博物馆参观过。北京国家歌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来深圳时特意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里的藏品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买了一个玉佩作为留念。今年３月，李铁映来到青瓷博物馆参观。看完展品后说“感到非常震撼”，欣然提笔写下了“精美绝伦”的题词。他评价说：“到全国许多地方看过博物馆，没有看到过收集了这么全的青瓷，深受感动。吴先生把收藏当成了事业，是一位思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
吴克顺办青瓷博物馆，实际上把个人的收藏变成了国家文物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管理单位，把私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的财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能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发达，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人不能忘本。我个人的藏品，说到底属于国家和人民。我办私人博物馆，就是要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尽炎黄子孙的一点责任。”从吴克顺成功创办青瓷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人的私人爱好可以变成创意的来源，只要这个爱好是真正从心底里产生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激发创意的一种动力，一个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人总会能想得到如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事情。
周勇：建座私人博物馆把你收藏
周勇。
广州东方博物馆是一家私人博物馆，目前展出的藏品多达600件，时间跨度长达三四千年。东方博物馆的主人名字叫周勇，他养了两只狗，其中一只名字就叫“古董”。
■“恋”人出场
周勇
做过媒体工作，当过老师，办过杂志，出过书，拍过电视剧。他早在1988年就走上收藏之路。东方博物馆是2010年周勇在广州亚运城·亚运文化村建造的，是一座从建筑设计到内部展品都堪称国内一流的私人博物馆。
■恋物故事
第一次出手就买到张大千的真迹
周勇从小就喜欢收集邮票、小刀和手电筒，但20世纪70年代能够收集到的只能是这些小孩子喜欢玩的东西，古董属于“四旧”，是要上交的，周勇那时候还很小，他清楚地记得祖母把自己的耳环缝在衣服里面。1979年以后，中国才慢慢地开始研究文化欣赏艺术，但那种文化的不自信已经波及了三代人，年轻人对文化的饥渴表现为对奢侈品的盲目追捧。那些爱马仕、L V之类的大品牌的确会讲故事，但哪一个能讲得过中国的古董、文物和字画？
周勇走上收藏之路纯属偶然。1988年，周勇通过父亲认识了黄埔十一期的黄克荣老先生，他的儿子黄明谦拿了一幅画找到周勇，说这是父亲收藏多年的一件珍品，现在因为家里住房紧张，他想让周勇在南方找个人将这幅画卖掉，改善父亲的居住环境。这是一幅张大千的山水人物画，九尺多长，对方开价10万元。周勇四处借钱筹集到了8 .5万元，黄家也忍痛割爱。这幅画经国家级鉴定专家李遇春掌眼，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买下张大千的画作几年后，有人找到周勇，让他拿到北京拍卖，起价是30万，周勇很是心动，这幅画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放了20多天，周勇觉得不大对劲，“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幅画，不到必要时不能卖”。这幅画至今也没舍得卖。
“吃一堑，长三智”，真真假假中成为大藏家
1991年，周勇开始下海经商，他创办了广告公司，为企业做C I设计、市场调研，为政府做城市规划，在西安做项目时，他最喜欢去古玩城转悠，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周勇收藏的不少宝贝都是在西安“淘”回来的。西安也有假古董，“收藏家不买假是不可能的”，周勇也吃过亏，买过不少假的字画、瓷器，但他善于总结经验，在真真假假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一般人是“吃一堑，长一智”，周勇是“吃一堑，长三智”。与古董贩子打交道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周勇发现，研究人比研究东西更重要，所有的卖家都会说自己的古董是祖传的，盗墓盗来的，这个时候，你要学会察言观色，从他们的神情、语气等来判断他们手中的宝贝是真是假，这是一个痛苦的淘汰过程，经历了几百个人，最后留下了几个，并和他们成为好朋友，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用“钱”来交学费。
8个月建成8000多平方米的私人博物馆
2005年，周勇开始萌发创办博物馆的念头，但建博物馆与招商引资不一样，不是说有钱就行。周勇与好几个博物馆的馆长、文化局的局长都聊过，他们说：“你不要建博物馆了，办个艺术馆就行了。”周勇不同意，“博物馆”三个字代表着一种身份和地位，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必须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鉴定的。
周勇终于等来了亚运会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东方博物馆成为政府的督办项目，为了赶在亚运会开幕前完工，周勇拿着现金当场给农民工兄弟发工资派利市。广东省博物馆盖了6年，东方博物馆只用了8个月就建成了，整个博物馆占地30亩，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比目前的广州博物馆还大。东方博物馆凝聚了周勇太多的心血，他先后去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省级博物馆考察研究，还曾到澳大利亚的国立博物馆学习。周勇还请来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团队来打造自己的“梦幻私博”。建成后的东方博物馆简而不陋，素而不苍，周勇还亲自操刀，临摹了古今中外许多有趣的漫画，挂在博物馆的走廊里，“几千年的历史太沉重了，我想让大家轻松一下。”参观东方博物馆的路线也设计得很有意思：要进入博物馆，必须经过一段长长的无障碍斜坡，“这是一种过渡，浮躁的心情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在东方博物馆里面参观不用多走冤枉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终结，你不知道艺术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艺术在哪里终结，永远流连忘返。”
亚运会结束后，周勇还一直不停地往东方博物馆里面投钱，他准备花200万把门口的白墙镶嵌上铜片。东方博物馆还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团队，里面有考古专业的硕士、博士，周勇试图研究整理出一套科学的鉴定方法，从简单的目测转向现代化的微观痕迹鉴定，用500-1000倍的显微镜寻找岁月的痕迹和变化规律。
■恋物秀场
瓷器最多，每件藏品都像自己的孩子
在周勇的诸多藏品中以瓷器最多，他按照时间顺序一一陈列，走进陶瓷展厅仿佛踏入一条时间长河，这里有4000多年前的马家窑彩陶，上面的蛙纹图案象征着人类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唐朝的仕女陶俑体态丰满，面若银盘；青白釉魂瓶是用来装灵魂的，古时候的人担心先人们灵魂出窍，就做了这样一种细长的瓶子放进坟墓里面陪葬，瓶子的周围还有一圈神态各异的小人；元朝时期的中国版图很大，现在的伊朗也属于中国的国土，伊朗地区出产一种钴料，用来做青花瓷特别有光泽；陶瓷展厅里面还收藏有明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清乾隆期间的手枕、19世纪的日本五彩花卉纹盘……每一件藏品都像周勇的孩子一样，他会长久凝视着它们，“这个盘子的颜色多嫩，温婉如玉，越看越舒服。”
除了陶瓷展厅以外，东方博物馆还有钟表铜器厅、百砚厅、艺术品交流厅、字画厅、临展厅。临展厅还兼具“交流”的功能，朋友们收了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拿过来摆一摆，做个小型展览，有相中的藏家可以用自己的藏品来交换。书画、铜器、瓷器代表大中华文化；端砚代表广东文化；钟表代表海洋文化。东方博物馆既能代表广东，又能代表中国，还体现出蓝色文化和内陆文化的融合。
藏家耗尽所有积蓄收藏客家文物 民俗博物馆无处安家
梁小玲目前“蜗居”在深圳坪山一栋古民居里。
梁小玲是一位以收藏客家文物为主的名家，其藏品不乏珍品精品，在国内有着较高的知名度，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中国收藏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刘静在看了她的藏品后，写下：兢兢业业历尽资材，勤勤恳恳为中国文化与客家文化奉献终身，为后人学习典范。
已经年近六旬的梁小玲，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全体客家人的博物馆，但九年时间里，她三次搬迁，“每一次搬迁对文物都是一种损害”。2008年，由于自己部分陈列藏品发霉变质，她在一次发言时竟然当场失声落泪。
◆民间淘宝
做文化的“广东阿姨” 淘得珍贵布绢画
早在年轻的时候，梦想的种子就播下了。
梁小玲出生于梅县一个山区镇。1970年代末，一天，曾经到过南洋的婆婆，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压箱服饰拿到院子里晾晒，从小爱美并一直珍视传统文化的梁小玲惊呆了：古老的客家女性服饰，竟然如此之美！从那时起，她就立下心愿：收集与客家人有关的一切“老东西”，待条件成熟时，开办一个客家民俗博物馆！
在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后，她便开始广泛收集与客家人有关的所有产品，包括陶瓷、木雕、文房四宝、宗教器物、客家服饰等等，“那时收藏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是被人家瞧不起的，我就偷偷做，到临县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收购。”
1994年，福建省宁化县一个叫胡村的地方，因为要修建水库，村庄面临搬迁，村中一位老人，珍藏着一幅6米长、1米宽的“唐僧取经布绢画”，绘画技艺精湛，把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的故事刻画得栩栩如生。有人曾多次找到老人，想买下这件布绢画，但老人说，给再多的钱我都不卖，因为你们是做生意的，我要卖给那个广东阿姨，她是做文化的。
老人所说的那个“广东阿姨”就是梁小玲。梁小玲听说此事，立即找到老人，买下了这幅珍品。后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件乾隆年间的物品，“这个画的原材料，现在根本找不到，是一件难得的珍稀文物”，它也因此成了梁小玲的“镇馆之宝”。
◆名家相助
省博专家曾广亿 赞是客家文化活化石
2002年，当时在镇里任党校校长的梁小玲决定放下自己的工作，办理“内退”，而目的只有一个：开办客家民俗博物馆！
梁小玲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找到了广东省博物馆古陶瓷专家曾广亿老先生。“老先生看了以后，非常惊喜，称这些文物是活化石，是探讨客家文化的实物佐证，是活教材。他在这里呆了两周。从此以后，老先生每年回梅州都到我这里来，他说看不够。”
嘉应学院研究客家学的教授陈干华听说此事后，也于2002年9月帮梁小玲整理文物，进行分类，忙了十天，“无论如何不收一分钱”。2002年12月，梁小玲的藏品终于在梅县百花洲展出。
◆藏品展出
叶剑英基金会会长 免费为其提供展览场地
2002年以后，梁小玲不再做收藏，专心研究藏品。“一个是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行，二是很难再见到好的藏品，三是假东西开始出现。”
梁小玲的特色收藏引起了广东叶剑英基金会会长黄桂清的注意。她亲自到梁小玲在百花洲的展览馆，看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那么好的东西，却放在一个那么拥挤的空间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黄桂清将自己在梅州的一套房产无私地腾出来，供梁小玲作文物展览之用，并在经济上鼎力支持。
2003年8月31日，“梁小玲客家收藏馆”在梅州江南菊绣楼开馆。“展览的条件好多了。我非常高兴，把自己的收藏全部拉了过去。”梁小玲在这里一呆就是三年。
2004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叶佩兰，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中国收藏家鉴定委员会刘静，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副研究员丁孟等，亲临梅州梁小玲客家民俗馆对其藏品进行了鉴定并题词。2005年，梁小玲被广东省收藏家协会评为优秀收藏家。
然而，在黄桂清因病于2007年去世后，梁小玲再度面临场地问题，后经别人牵线搭桥，深圳龙岗区坪山街道办事处向梁小玲伸出了手。梁小玲最终决定离开家乡，把自己的藏品带到深圳。
最大苦恼
场馆破旧潮湿文物发霉变质
2008年5月14日，坪山客家民俗收藏博物馆揭幕。
当地政府不仅为梁小玲解决了场地，每年还补助她一定的生活费用，梁小玲和丈夫一起搬到坪山居住。据悉，几年来，该博物馆共接待“观光者”约3万人以上。
安定下来的梁小玲又有了新的苦恼：场地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一系列不便。一是房间狭小，光线暗淡。古民居房间小，最大的不足10平方米，大多数为3平方米，低矮破旧，通风透气效果极差。“在有限的空间里，根本无法为藏品分类。”
最令梁小玲忧心的是潮湿给文物带来的损害。“南方雨水多，室内空气湿度大，加之深圳靠近大海，空气中盐分较多，室内地板出水，墙壁挂水，字画、服饰、刺绣、木雕、铜器，受潮湿影响，已经发霉变质，文物损坏严重。”梁小玲告诉新快报记者：“2008年我刚来，这里的好多东西都发霉了，我束手无策，一次发言时我都哭了。”
至今，梁小玲依旧在做着自己的私博梦，“我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博物馆，起码5层，有展厅，有好的灯光设备，有抽湿设备。如果能有这一天，我估计会在梦中笑醒。”
主要藏品
到2000年，梁小玲共收集了千余件民间文物精品，分为五大类：唐宋元明清民国各时期的岭南民窑瓷器；明清、民国大件小件金漆浮雕和精品木雕；铜器；反映客家文化生活的历代字画；反映客家生活习俗的特色文物和客家先民遗物，如古书籍、证书契书等。
分期付款买宝物
作为一名普通人，梁小玲收入微薄，为了搞收藏，她几乎耗尽了自己所有的收入，甚至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从福建民间购得一对清同治年间的粉彩双耳方瓶。“尽管家人不太理解，但我十分执着。”
黑石号，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
“黑石号”复原船模及其复原画。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青花枣椰树叶纹大盘。椰枣古人也称“千年枣”，即今人所说的伊拉克蜜枣。（右下）黑石号出土的唐开元通宝铜钱，中国币制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左）
黑石号出土的大量的大唐制造的外来订制瓷器。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
梁二平
前边说过的江苏扬州、如皋出土的唐代海船已经朽烂，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出现，人们无法判别它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水下考古奇迹的出现。这一等就是20多年，1998年专门从事海底寻宝的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东西方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南部海底发现了一艘商船。人们无法考证它原来的名字，只好以发现地黑礁石命名它为“黑石号”，也有人根据沉没地为印尼西部勿里洞岛海域，称其为“勿里洞沉船”。根据船上所载物品的相关信息，专家推测这艘帆船应是一条大食商船。但这条船到底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没有定论。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瓷器
唐朝文献所说的大食，指的是西域阿拉伯帝国，其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为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因尚白依亦称“白衣大食”，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旗帜尚黑，亦称“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兴盛的七百年，前半期正是中国的大唐盛世（618～907年），是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也是最为开放的朝代。大食与大唐两大稳定的商圈，通过海路与陆路融合，构成了东方最为活跃商贸易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的是什么商品呢？黑石号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瓷器。
汉代末年，中国发明了瓷器。由于瓷器比木器、陶器、青铜器等任何材料制造的器皿都更美观、清洁、耐用、方便，特别适合用于饮食。所以，瓷器很快就受到外国商人的关注，中华瓷器开始向国外输出。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早期的中国瓷器，在阿拉伯帝国，在欧洲宫廷，其价值远远高于黄金。一个贵族可以有一个金碗，但却不一定能有一个精美的瓷碗。
西方打捞界沿古代海路寻宝
由于瓷器不适合车马反复转运，大量瓷器贸易主要是走海路。此时，当大食帝国一统了西域世界，大唐王朝结束了中国乱局，保证了海上贸易的稳定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转而变为以大宗瓷器贸易为主的海上瓷器之路。海路是海面上看不见的路，但在海底却有古船的遗骸印证曾经有过的海上商路。沿着古代海上商路寻宝，一直是西方打捞界的一个传统项目。
打捞“黑石号”的德国公司是一个从事海底寻宝的专门公司。1998年发现这艘沉船后，先是保密发掘，而后悄悄研究，最后才寻找买家，公开叫价出让。直到2005年寻到买家之后，才对外宣布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实2002年开始，中国博物馆圈已得到消息，扬州、上海、湖南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日本一些机构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方叫价4000万美元，并提出“宝藏必须整体购买”，中国买家只好放手。后来，新加坡圣淘沙休闲集团以3500万美元整体买下“黑石号”宝物。黑石号由于没有被泥沙覆盖，所以木质船体全都烂掉，已无法整体打捞，人们也就无缘见到这艘沉船的模样，所幸从船上打捞出来的大量宝物经过整理后在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有公开的展示，让我们可以看到片片断断的大唐与大食海上贸易的精彩故事。
“黑石号”共有陶瓷67000万件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其中，一批长沙窑瓷碗透露了这艘船的沉没时间。这批瓷碗上不仅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的字样，同时还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的铭文。考古专家结合对船上八角茴香的碳十四测定，推定沉船年代应为9世纪上半叶。
我在新加坡旅行时，此船文物刚刚卖给圣淘沙集团还没有公开展览，但我还是购到新加坡考古专家整理出版的《黑石号沉船宝物》大型画册，“先睹为快”了。“黑石号”可以说就是一座藏在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是目前所能见到最完整的唐代瓷器展示。唐代瓷器没有宋代那么讲究，但产地与品种都极为丰富，已步入了精细瓷时代。
“黑石号”出土的瓷器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其中长沙窑数量与品种最多，约有56000多件。这些出口的瓷器，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令考古专家兴奋的是这些瓷器上的款识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不用猜想与争议了。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告诉使用者这是茶具，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明确了产品的产地是长沙窑，并明确了厂商字号。这或是中国瓷器最早的厂标、商标。
“黑石号”出土瓷器的艺术装饰与技术，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纹饰有花草、动物、人物、园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器大量采用文字作装饰，既有汉字，也有阿拉伯文，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最令海交史家感兴趣的是一大批产品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表现出鲜明的阿拉伯艺术风格。这表明当时的中国瓷器生产厂家，已经按阿拉伯客户来样定制产品。当然，这之中也有突出中国特色的产品，如绘有汉字“盈”、“官”的盘子，显然中国风格的产品也深受阿伯伯客户喜爱。
“黑石号”出土的这些瓷器为人们提供了中世纪时，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特色，主要集散地等重要历史信息。这些出土的瓷器再次证明，至少从唐代开始，中国海上贸易已是以瓷器为主，次之是香料，丝绸制品也有一些，但已不是主流。此时的西亚，丝绸早已不是神秘宝物。早在唐代之前，波斯就已用中国进口的生丝，加工波斯丝绸制品，甚至，还有返销到中国上流社会。
收藏古瓷的行家，一定注意到了“黑石号”已整理出来并展出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青花瓷是陶瓷技术的一个高境界，考古界对青花瓷的定义基于三个要素：一必须是在白瓷上；二用氧化钴作彩料；三作为釉下彩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唐青花中国国内存世作品很少，“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瓷盘，证明至少是826年，唐代青花瓷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是外销产品当中的一个小品种。
在唐代向印度洋传播的主要是瓷器文明了。大食等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大唐瓷器输入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习俗，上层社会率先改用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唐瓷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黑石号”还有大量大唐铜钱
“黑石号”除瓷器引人关注外，还有一种宝物值得关注，它就是中国古货币之宝“开元通宝”。由于历代假币屡禁不止，大唐也面临私铸盛行，导致长安物价飞涨，百姓深受其害的困局。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下令铸造“开元通宝”，钱币在唐代才开始出现“通宝”的字样。因为“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很多人误以为“开元通宝”铸造于唐玄宗在位时期，实际上，早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就已经有“开元通宝”了。中国币制由此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此后历朝铸币依此标准，沿袭近1300年。
唐代是中国流通货币的发展高峰，为打击私铸钱，特在扬州设立了十座铸钱官炉。“通宝”后来成为硬通货。阿拉伯船上出现这么多大唐铜钱再次证明，大唐经济繁荣货币稳定，不仅南洋小国使用中国铜钱，连阿拉伯商人也用大唐铜钱。此时，中国铜钱就是南洋和印度洋贸易的硬通货，船上的大唐铜钱应是船家的“外汇储备”吧。
陶瓷“宝物”入住海南省博物馆
魂瓶，也称魂魄瓶、五罐瓶等，是一种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随葬器物，器形多呈平口罐、五孔罐或五联罐状，罐身和顶盖上有亭台楼阁、飞禽神兽等堆塑；其质料为陶瓷，尤以青瓷居多。
由于该物大量出土于汉末至宋以前的墓葬中，尤以六朝为多，所以一般认为中古时代为魂瓶习俗流行的鼎盛期。
近世民间葬俗中亦多有以“宝瓶”、“食罐”、“粮仓”、“五谷囤”、“招魂袋”之类器物随死者葬入土中的，一般认为正是魂瓶之俗的一脉相传。
海南省博物馆将展出的是青色釉魂瓶通高46厘米，口径11厘米。记者看到，该瓶体由上下两部分粘接而成，通体施有青釉，釉色纯净。制作中采用了塑贴、模印等装饰手法，使其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准。
瓶体上部正面塑有三层飞檐高楼，四周塑造有各种动物的形象。瓶体其余三面共有八名乐人持不同乐器进行演奏。下部的大罐疏朗地贴有猎人、狗、鹿、猪、鱼、龟等形象，与上部密集的堆塑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件魂瓶构思巧妙，制作精细，反映出三国时期制瓷工艺在成型技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塑造的题材虽多却无琐碎之感。各种造型寓巧于拙，着重表达内在情趣，将天上人间、神话现实揉合在一起，既现实又浪漫。它作为随葬品，表现了墓主人及其家族永保富贵、家运兴隆的祈望，同时也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江南水乡的景象，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