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瓷：景德镇的先声——八义瓷器

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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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义红绿瓷碗

世人皆知长平之战的故事。

但不知有多少人还知晓长平之战时曾有个八义士谏赵的故事。

战国时，秦赵长平大战之前，秦使反间计换掉了赵国名将廉颇，由纸上谈兵的赵括率40万大军盲目出击，当时，有个深通谋略、文武全才的老人叫史正，他看出赵括轻举妄动，搞军事冒险，心里万分焦急，便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简册上，带着七个徒弟去向赵括进谏。赵括看完简册，扔在地上，满目骄色，一腔傲气，把他们轰了出去。接着，便率部出发，准备与秦军决战。队伍行至一村，忽然被一群百姓拦住去路，赵括一看，正是史正和他的七个徒弟，赵括问：“你是来饯行的吗？”老人大声说：“不是饯行，而是送葬”。赵括大怒，“嗖”地拔出宝剑，竟挥剑将八人尽皆杀死。

长平一战，终因赵括的轻举妄动而失败，兵败后，当地百姓将史正师徒合葬，立起石碑，碑上刻着“八义士谏赵处”，并将村子改名为八义，一直沿用到今。

到了宋朝，八义却因一座座瓷窑而举世闻名。

在上党地区的民间，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北宋时期，潞州的八义瓷窑曾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瓷窑之一。后来金兵南侵，宋高宗由汴梁（开封）迁到临安（杭州），北方的文化也随之南迁，尔今声名显赫的景德镇就是八义瓷窑在南方安家落户的结果。此说是否确实，由于缺乏证据，不敢妄断，但长治县八义窑的瓷器确实有过一段令人自豪的历史。据《中国陶瓷史》记载，宋朝时，国内的瓷窑大体上分为两大体系，而磁州窑系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在当时的制瓷工艺中，有一种“白釉釉上红绿彩器是宋瓷装饰中比较珍贵的品种，窑址中出土数量不多……，山西长治八义窑，在窑址采集到了一些红绿黄彩绘碗的标本，纹饰都画在碗的里部，纹饰布局具有地区特色，以花卉为主，多数画折枝花，里口红彩画粗细线纹二至三道，线纹之间点以绿彩点饰，分布在四面，外部露胎处是浅紫红色，圈足稍宽而矮，足上有五个支钉……”

这是从瓷器专家的角度对长治县八义窑外部工艺的描绘，而且肯定了八义窑的这种瓷器在宋瓷中属于珍品。从这里可以看出，远在宋朝的时候，长治县八义窑的瓷器就已经是当时中国瓷器工业中的佼佼者了，它给后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宋朝瓷器文化价值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八义瓷窑的兴盛和规模。

人类使用陶瓷的历史已很久远，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陶瓷的发明使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又经过数千年的岁月，时间到了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在古上党潞州的八义镇，人类在陶瓷制作史上的又一标志性进步诞生了，以红、绿、黄低温釉为主色调的“红绿彩”瓷器，一件件由潞州运销到四面八方。金代“红绿彩”瓷器成为她的成熟和鼎盛期，这里出产的瓷器不仅是广大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用具，由于彩瓷烧制的精美适用、做工考究，也曾一度成为上贡金朝廷的御用品。但遗憾的是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洗礼，八义瓷窑完整的“红绿彩”瓷器实物如今只能在美国、日本和国内一两处国家级的博物馆见到。物以稀为贵，由此可见“红绿彩”瓷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研究地位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现以及在民间的广泛使用开创了我国五彩瓷器之先河，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的是重重的一笔。

“红绿彩”瓷器是我国磁州窑系继剔花、白地黑花等装饰技法之后，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它在高温白釉或白釉釉下黑彩瓷烧成之后，再在白釉之上以红、绿、黄等彩勾画或填涂出纹饰，第二次入窑以低温烧成的瓷器。北京大学秦大树副教授将这种装饰艺术也称为“宋（朝）加彩”或“金（朝）加彩”，一个加字体现了这类瓷器二次烧成的特点。

八义窑址，坐落在如今的长治县八义、东山两村之间的大片地带，距长治县城9公里。山岭绵延，沟壑纵横，淘清河自南向北潺潺涓涓蜿蜒流了多少个春秋。村子周围烧造瓷器用的高磷土、煤炭、水等资源异常丰厚，为千余年前八义镇的烧瓷工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也成为宋朝时磁州窑系的一处重要产瓷基地。“官庶皆用其瓷器”。20世纪30年代，村里的百姓修房建屋时陆续发现有70余处烧瓷窑址。我国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五十年代考察八义窑后，在其著述中多处提及这里彩瓷的研究价值。50年代和90年代，国家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此处考古，又发掘30余处烧瓷窑址，共有瓷窑遗址108座。发现的“红绿彩”瓷片标本更是不计其数。八义瓷窑“红绿彩”瓷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陶瓷界的极大关注，许多陶瓷专著对此多有记载。

《中国古陶瓷图典》说：

红绿彩，瓷器釉上彩之一，是北方磁州窑系所开创的一种装饰方法。彩料有红、绿、黄以及金、银彩等，多在白釉碗、碟上加绘红、绿等彩的花鸟纹，在宋、金窑址中出土比较丰富，以往的窑址调查中宋、金地层不分，因此白釉红绿彩旧称宋加彩。

《中国名瓷欣赏与收藏》说：

从传世的宋代彩色釉瓷器看，其色泽除绿、黄、褐、黑、白外尚有红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属五彩瓷的先声。

《古陶瓷》说：

我国五彩瓷器起源于宋元时期的磁州窑系的红绿彩瓷。

《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也说：

长治八义窑烧制的红绿彩瓷，色泽鲜颜，笔意豪放，充溢着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是磁州窑系中名贵品种，为后世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八义村南北纵向1公里范围内，古窑址区已全部被村民的房屋所压盖，除有个别地点因故深挖取土，暴露出烧窑遗迹外，地表看不到窑址痕迹。在村的北头，高丘之上，坐北向南有一处大庙，村里的百姓都叫它“龙虎庙”。据说是为纪念宋金时期八义村为朝廷烧造“龙床虎枕”而建庙祭典，历代维护修葺，至今香火不断。“龙床虎枕”即用龙的形状烧造龙瓷床、用虎的形状烧造虎瓷枕，专供应宫廷。龙瓷床到目前没见有实物传世，虎瓷枕倒是在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有珍藏，且《中国文物报》、《考古》、《文物》许多专业报刊杂志有磁州窑系“虎枕”发现的报道。据八义村中的老人口述，村里以往曾经常发现能代表八义窑烧瓷水平的“红绿彩瓷器”，如今完整的实物已无迹可寻，但村里地表零散能见到古时装瓷胎的匣钵和碎瓷片。庙的西南方100米处有一通山西省人民政府1965年设立的“八义窑址”文物保护标志，经风雨剥蚀，如今也已给人一种沧桑之感。

八义村外南行三、五里路，即到达东山村。顺着村中的羊肠小道向东南行进，此时你会惊奇的发现，被雨水冲刷过的路面，星星点点、大大小小的碎瓷片目不暇接。用手轻轻一抠，一片红绿彩瓷片就会破土而出。片片碎瓷，组成了千余年来陶瓷工匠一段段拉胚、成型、上釉、烧窑、再上色、再烧窑的历史。

红色、绿色、褐色组成了花草、鱼虫、人物、文字。瓷片图案争奇斗妍，绚丽多彩，异彩纷呈。就在该村的南坡，一农户新建房屋山墙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宋金时期烧窑时，装瓷胎的匣钵和烧过的煤灰坑、破损的窑砖。根据器物的时代特征，通过对碎瓷片的初步整理，可以看出，“八义窑址”宋金元三个朝代一直都在烧造白釉“红绿彩”瓷和白釉黑花彩瓷。器物有碗、盘、瓶、钵、盒、碟、盏、彩釉小人、动物、玩具等等。有的器物做工非常精细、考究，有实物瓷片为证;但有的器物较笨拙、粗糙，这一现象说明了八义窑的瓷器产品“官庶皆用”，优劣不等。

东山村西有处古宅院，杂草丛生，横石挡道，大门紧锁了不知多少个春秋。大门门眉之上雕刻有三字，字体古怪，模糊不清，村里的百姓也叫它“烧瓷城”。就在这座紧锁着的院子里藏着一个八义瓷窑烧造“红绿彩”瓷器的古老传说。

北宋末年，金兀术率兵攻进潞州，闻八义烧造的“红绿彩”瓷器天下有名，为讨好皇帝，即命令八义的窑工为金朝太宗皇帝完颜晟宫里烧造御用实用器物，这是八义瓷器进入宫廷的开始。时间大约在公元1130年左右。随着金朝对北方统治的不断加强，潞州的地方官给金朝廷的献媚也不断加深。有一年，潞州州官突然要求八义的窑工为金朝廷烧造瓷器“龙床虎枕”，龙床要求能躺皇上，虎枕要求能舒服入眠。几年光景，八义窑的虎枕烧出很多，个个红黄黑色彩相间，朝廷、王宫、大臣、地方官用去不少。但是龙床却屡烧屡败。在潞州官员的逼迫下，为烧出龙床，窑工们不得不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烧出的龙床还是东倒西歪没有成功。老窑工被杀了头，无奈老窑工的徒弟还得继续师傅的未尽事宜。又是多少次的失败，终于有一天徒弟发明出窑中“支点法”，将龙床的瓷胎在窑中支持平稳再点火生炉，烈火再大，器物也不会变形，龙床终于烧制成功了。

就在龙床烧好停火出窑的头天晚上，徒弟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心中只有累积起来的劳顿和悲愤。他偷偷跑到师傅的坟上大哭了一场，然后挖了一个大坑，将龙床埋了起来，趁夜南下，默默远走江西景德镇。

于是，就让人感到流传于民间的八义瓷窑与景德镇瓷窑的那种渊源关系的传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可信性，如果此说能够成立的话，那将是对上党优秀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和十分有力的证据。

《中国陶瓷史》这样认为：

景德镇的元青花作品是否有北方磁州窑系画工的劳绩，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探究的问题。

《中国古代瓷器基础知识》也说：

彩瓷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到景德镇等南方窑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吸收了北方的工艺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

龙床的传说在当地流传了上千年，人们也挖掘了上千年，却无一例外都一个个失望而归。到了清朝末年，村里的人们还依据祖辈们讲下的故事，不时的寻觅。有位农汉虽然没有寻见龙床，但刨出了一窑“红绿彩”碗，虽破碎的居多，但凭着破碎中仅有的几个完整之碗，取道京城出卖，就捐了个县令。故事传的有鼻子有眼，致使“红绿彩”瓷器的价值历代不菲，多少收藏家都梦寐以求。

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据八义镇东山村的胡老汉说，明清时期，村里不断有人觅宝。一天，有人真的找到了为当年为金国皇帝烧制的龙床，因器物过大，精妙绝伦，此人无法下手处理，更怕引来杀身之祸，于是花重金买了此处的地皮，在上面修建了这坐“烧瓷城”。一住几代，地下的事情代代密不示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城”中出了个南下干部，恐于战争年代有所不测，埋没了这段隐秘的历史，南下时告诉了一位远房亲戚，此事便被传开。“烧瓷城”至今还保存完好，城下是否有龙床？不得而知。可能在月高天黑之夜，也曾有人偷偷跳进“城”去挖掘过，大概总也是空手而归了吧！

八义古瓷窑的瓷片并不是只有八义古镇才有，就是在长治市的东大街、英雄南路、石头街、梅辉巷、炉坊巷等多处建筑工地的基土中也有大量发现。这些同八义窑烧制风格相同“红绿彩”瓷片中具有立体形状的人物瓷器让人们倍受关注，特别是人物的脸部刻画，做工非常精细、考究，非同一般。

根据长治市区出土的这些“红绿彩”瓷片及分布情况分析，这里面有两种事实存在，一是当时潞州城边周围也在烧造“红绿彩”瓷器，而且同八义窑为一个窑系，所以瓷器风格相同;二是八义窑的烧制的瓷器也要靠商品流通、贩运集中在潞州买卖交易、使用和消费到本地区及相邻地区，为此潞州的南城墙上特开有“八义门”建有“八义楼”，八义到潞州有一条专门通道，宽畅便捷。烧窑及买卖交易后，破碎之器日积月累集中处理，形成了今天“红绿彩”瓷片一窝一窝的在长治市区多处基建工地出土露面情景。

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伟大的发明，英语中的“china”就是用“瓷器”的含义而作了“中国”的代名词。而八义的红绿彩瓷当是中国瓷器中最珍稀最美丽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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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茶具赏析

2014年9月，镇江博物馆在市区一考古工地发现一座宋代砖室墓，其中出土1套6件较为精美的景德镇窑产青白瓷茶具，均完好无损，造型精美、釉色莹润，较为珍贵。

墓葬位于镇江市区润州山西南坡，为砖室墓，平面呈长方形，长约3米，宽约1.2米，残存深度约1.8米，壁用青砖错缝砌筑，墓西侧设壁龛，长方形，宽0.43米，高0.32米，深0.33米，龛底距墓底高约0.24米，壁用青砖错缝平砌，顶部用一层青石封盖。6件青白瓷器正置于壁龛内，另外同出的随葬器物中，铜镜位于棺内、釉陶瓶及2件青釉瓷碗位于棺西侧，还有铜钱散布于底部。现将出土器物介绍如下：

一、青白釉瓷器

执壶（图1）：口径6.6厘米，底径10.6厘米，高14.8厘米；直口，圆唇外卷，束颈，弧肩，瓜棱形鼓腹，平底；肩部设宽扁执手，边缘刻凹槽，上部设管状系；执手对应位置设弧形流，流口削平，执手与流最高处与壶口沿齐平；腹中部划一条弦纹，其上刻藻叶纹，洁白色胎，通体施青白釉，釉面光亮青翠，底部有支烧垫渣痕。壶盖直径6.6厘米，高1.8厘米，顶面下凹，边缘设一管状系，中间塑一花苞形钮，钮低于盖面，子口；洁白胎，盖面施青白釉，釉色偏黄，略失透。

碟（图2），共2件，六曲花口，器内出筋，敞口，尖唇，浅弧腹，平底；洁白胎，通体施青白色釉。一件口径10.3厘米，底径4厘米，高2厘米；外表略泛黄色，有冰裂纹，底心釉刮去，有墨书“包通”；另一件底心釉刮去，有支烧垫渣痕，底心墨书“东”，口径11厘米，底径3.6厘米，高2.1厘米。

碗（图3）：口径11.8厘米，底径4.9厘米，高3.8厘米；敞口，圆唇，浅弧腹，圈足极矮；洁白胎，施青白釉，釉面光亮，口部不施釉，包银边，银边脱落严重。

盏（图4）：斗笠形，六曲花口，尖唇，斜直腹，圈足，挖足较浅。洁白胎，胎轻薄，施青白釉，釉面光亮，足底心无釉，有支烧垫渣痕迹，泛火石红。口径13.1厘米，底径4厘米，高3.9厘米。

盏托（图5）：托杯敞口，尖唇，弧腹，托盘敞口，尖唇，浅弧腹，浅圈足外撇，中空。洁白胎，施青白釉，釉面光亮，有冰裂纹，足底无釉，有支烧垫渣痕迹。通高4.9厘米，托杯口径8.7厘米，托盘口径13.6厘米，底径5.7厘米，高4.9厘米。

二、其他随葬品

青釉瓷器共2件，均为碗（图6），形制相同：口径12.8厘米，底径4.4厘米，高7.4厘米，侈口，尖唇，弧腹较深，圈足，外腹刻双层莲瓣纹，白胎施灰绿色釉，釉略失透，有冰裂纹，圈足不施釉，包银边，银边脱落严重。

釉陶瓶（图7），口径8.5厘米，底径7.8厘米，高23.7厘米；直口，方唇束颈，深鼓腹，平底；肩部对贴塑2只泥条形耳；褐色胎，器上部施黄色釉，釉层稀薄、失透，器身有轮制形成的弦纹，下部削修较略粗率。

铜镜，亚字形，边长约9.2厘米，边缘梯形，弧形钮，镜背有方栏，分两行模印“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镜身灰色，镜面光亮，局部附着绿色铜锈。

铜钱18枚，锈蚀严重，钱文可识16枚。其中开元通宝2枚、皇宋通宝2枚、淳化元宝2枚、祥符元宝1枚、熙宁元宝1枚、元丰通宝1枚、元符通宝2枚、圣宋元宝1枚、崇宁重宝4枚。

这一组青白瓷茶具为墓葬中出土，实为难得，同出的铜钱提供了时代依据，更增加了器物的可信度，为研究宋代景德镇窑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资料。

景德镇仿古瓷揭密

景德镇自五代至今，历代产瓷不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史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灿烂与辉煌，为中外古今的陶瓷爱好者所折服、倾倒。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的制瓷来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不少大中型的国营瓷厂由产品老化，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与需求；技术设备落后，成本高；体制问题不顺，管理不善；人才外流，负债累累……，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一人个厂子不得不相继改组，分割承包，甚至倒闭，其处境十分苦涩。而制瓷的乡镇企业和私人作坊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并替代了大厂的销路，填补了市场的缺口，他们由于是手工作坊，“船小好调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社会需求什么他们很快就生产什么，当社会上兴起玩古与收藏风时，景德镇的大街小巷手工作坊就兴起了制作仿古瓷，不胫而走地摆到了全国各地文物旧货市场的货架上，摆进了爱好者或收藏者的家中，使不少人为之高兴，为之懊悔……

景德镇现在制作仿古瓷始于80年代，在当时是正常有序规规矩矩的，属景德镇瓷业产生的开发项目，其产品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景德镇艺术瓷厂（系有1000人以上职工的老厂）生产的260多件仿清代同治皇帝婚礼瓷，为黄地粉彩绘嶂琊海水五爪龙凤纹，料好工细，制作精良，为同治期的官窑器。当时厂方很是重视，曾派技术人员赴故宫描样、绘图、打色稿，回景德镇试烧，攻破道道难关，终于烧制成功。其产品在广交会和外贸出口中，销路很好，供不应求。这不能不说是当时艺术瓷厂制作仿古瓷的成功之举。他们在制作技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销售上以新仿品售人，开门见山，没有做旧，没有欺诈，卖者坦然，买者称心，虽然价格不菲，但订货者仍源源不断。当时除艺术瓷厂外，景德镇其他几个瓷厂都生产出不少精良的仿古瓷精品，在国内外陶瓷界都有一定影响，这种生产、销售和影响是其他陶瓷产地所无法替代的。

进入90年代，景德镇的国营瓷厂由于种种原因举步维艰，个体瓷业蓬勃兴起，不少私营者以家庭为主体，业主一般开始时不太懂制瓷专业，更不懂古瓷鉴赏，他们没有什么制作仿古瓷的标准，但凭低价雇来的成型和彩绘的师傅制作，做成什么样就认可什么样，所以一时间，景德镇瓷器市场到处都有“宣德年制”、“成化年制”、“嘉靖年制”、“万历年制”、“康熙年制”、“乾隆年制”甚至“至正某某年制”等款识的各种瓷器，怪诞不已。更有甚者（到后来发展成普遍使用），有的用泥土调胶糊于仿古瓷的器表器里，将它扮装成出土器物；有的用氢氟酸、草酸、高锰酸钾、机油、沥青等调和对瓷器作表面轻度腐蚀，以除去新瓷的光泽，达到懵人或者“促销”的目的。今天景德镇生产的仿古瓷以这类大路货占大多数，粗制滥造，所仿无据，乔装丑扮，令人望而生厌。这类“仿古瓷”由于相对售价不高，还有一批人靠肩扛手提将这类瓷器贩卖到全国各地，摆摊设点，对顾客有的连哄带骗，有的钱赚就脱手。他们经常往返于景德镇，成为推销这类仿古类的“常规军”。所以，这类瓷器虽然制作无度，不伦不类，但销路却一直不衰。

比生产上述大路货仿古瓷业主高出一两个档次的是另类业主，他们有一定的资金和实力，还有一定的制瓷知识和古瓷鉴赏能力，他们会注意到仿古瓷的大致时代特征，其产品比较细路和规整，而且会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制瓷的水准。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亦会做出不少使购买者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比如仿一支民国粉彩“居仁堂”的人物瓶，他们用高价请高级画师绘主要人物的头像，而衣纹和背景则雇一般价位的画工绘制，烧出来的产品使人幌一看好像高师绘制，如再做旧，在外面就充是“民国”货了。但懂美术的行家细细一看便能分出经纬来了，而对一般未入门的爱好者来说就难免会上当受骗。

再一类就是有的文物商店，由于货源枯竭，他们会在库房里挑出一些晚清和民国民窑精品的有损瓷器到景德镇瓷厂或作坊去照样定烧定做，并在专业行家的指导下，限额专利生产（一般一件仿制10件或20件），作坊不得自行外销。这类仿古瓷尽量做到从胎、釉、彩料、纹饰、外型等处处到位，不得马虎。在销售时亦说明是新仿，不搞所谓的作旧，不搞假冒欺骗，明买明卖，不高抬价位，这类仿古瓷质量较好，销路也不错，不少收藏者愿意购买。

最为“尖端”的是有的私营或合伙坊和私厂，他们瓷金雄厚，高薪聘用专业人材，秘密专仿明、清官窑瓷器，从陶土、胎釉、成型、彩绘、原料、窑火等都一一进行研究，甚至用景德镇珠山龙珠阁出土的明、清官窑各式破残瓷片实物作对比试验，再行生产，直至满意为止，真正做到“假冒不伪劣”。烧成的产品亦进行严格的挑选，以十选一或几十选一的作法，落选者亦决不示人和入市。选中者再进行人工的、化学的、机械的作旧处理，其手法当然比前所述的作旧法要“先进”、“科学”得多，也保密得多，有的还会在其口部、底部做出“旧的”伤口来，以示该器的岁月沧桑。待所有手脚做完后，始出“闺门”密而售人。由于成本高，其售价刀就可想而知。更为逗人的是将这类打扮好的瓷器由外地人秘密带出，几经辗转就成为某某的藏品，再转入一些拍卖行成为拍品，并屡屡拍出天价。对这种不惜工本由“系统工程”制作的仿古瓷，其鉴别的难度的就非同一般的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应该说景德镇所生产的各类陶瓷，不论是日用瓷，还是陈设瓷、现代瓷还是仿古瓷，从广义上讲都是一种艺术品，一种陶瓷文化，当然也包括陶瓷的传统文化在内，它们在生产无论是大是小，是粗是精都应有它的特性，有它的品味，有它的文化内涵，有它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应该有制作者的匠心、才华及水准，正因为这样景德镇的瓷器（包括仿古瓷）才会人见人爱，流传久远。制造艺术品要是掺杂着不良的商业抄作，不讲商业道德，伪劣假冒，弄虚作假，坑人害人，那将是对艺术的亵渎，这样在人们心目中一直看得很重的景德镇陶瓷便会失去它的份量。几年前一位日本朋友曾对笔者说：“我们对中国景德镇古代陶瓷是跪着读的；对景德镇现在产的瓷器是昂着头瞅的。”话虽苟刻，但……

景德镇的产瓷业对此不知做何感想？

老窑瓷：元代瓷器真伪辨识的方法

一、辨态质

首先要看底足无釉的露胎处及器身的缩釉的部分。象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与前代器物相比胎骨洁白。而近现代仿品与元代相比，胎质较为坚密，胎骨颜色更加精纯如玉。

二、辨纹饰

元青花器物文饰层次多，画面满，但清楚、严谨，大多数繁而不乱。一个器物上所画图案多达七八层，主次分明，釉边角纹饰、主题纹饰和次要纹饰之分;构图丰满，空间狭窄，显得十分热闹。这个器物上所绘图案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管是花瓣、花芯、花叶、枝杆，填色的地方，留白处较多。绘画风格不论是花草、山水、人物等，皆受当时人画写意手法的影响，生动活泼，笔法自如挥洒，不但流畅，而且多样化。近现代的仿品，其外型与纹饰几可乱真，但绘画的笔法却生硬滞涩，毫不流畅洒脱。

三、辨釉色

元代官窑烧制的青花瓷所用的青花料是含铁量较高的进口钴矿料。因而经过高温烧制后，颜色鲜艳，色散晕。但现代仿品所用的青花料大多数为国产料，含钴、锰量高，含铁量低，经过烧制后所呈现出的颜色为暗蓝，没有元代官窑青花瓷那种鲜艳深沉的感觉，釉光也有不同，元代瓷器的釉面在器物表面必然闪现一种深沉的旧光泽，这种旧光泽天然浑成，并无刻意造就痕迹。现代仿品用的是新釉料，因而器物上釉面所呈现出的只是浮光造就，绝不可能有年代遥远的天然旧光泽。

元代景德镇窑釉下彩

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高2.3cm，口径17.8cm，足径11.4cm。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胎骨坚细洁白，内外施釉，釉层较厚，呈失透状，釉面莹润，釉色白中泛青，恰似鹅卵色泽，故名“卵白釉”。足内露胎无釉。

盘外壁刻划变形莲瓣纹一周，共16瓣，莲瓣纹尖部划一道弦纹。盘内有阳纹印花装饰，盘心是一龙戏珠，龙，张口露齿五爪，身体舞动，异常骄猛，衬以朵云和火珠。盘内壁为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花间对称印有“太禧”二字。八吉祥的顺序，从“太”字往左按逆时针方向依次为“肠、螺、轮、盖、花、珠、鱼、伞”。

卵白釉瓷是元代景德镇窑在生产青白釉瓷基础上新创烧的一种高温釉，经科学测试，卵白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较青白釉低，约为5％，而氧化钾、氧化钠含量增多，致使釉的高温粘度增大，烧成温度范围变宽。釉中所含微量的氧化铁是导致釉色白中闪青颇似鹅蛋色泽的主要原因。

元代卵白釉瓷器的造型以盘、碗、高足碗最为多见，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划花为辅。盘、碗之内壁往往横印缠枝花卉或云龙、云凤、云鹤、花鸟、缠枝莲托八吉祥等，有的器物在花纹间模印官府铭文或吉祥文字，其中最为多见的是“枢府”铭，因此，有时人们又将卵白釉瓷称作“枢府瓷”。除了“枢府”、“太禧”之外，还有“东卫”、“昌江”、“南水”、“福禄”、“福寿”、“白王”、“天顺年造”等铭款。“枢府”、“太禧”分别代表元代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和专掌宫廷祭祀的机构“太禧宗禋院”。《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记载：“太禧宗禋院……，掌神殿朔岁时忌讳日辰享礼典。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由此可知，“太禧”铭卵白釉瓷的烧造年代应在太禧宗禋院的设立之年天历元年（1328年）以后，其下限当在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浮梁地区的1352年。

“太禧”铭卵白釉瓷器甚为罕见，已故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曾撰文指出传世的仅有三件，此为其中之一，弥足珍贵。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老窑瓷：龙泉窑瓷器鉴定四招

近年来，龙泉窑仿品时常在古玩市场上露面，给收藏者及爱好者带来很大的烦恼，故在鉴定时应特别注意，接下来就教大家四招来鉴定龙泉窑瓷器的真伪。

1、釉色鉴定

龙泉窑青瓷的釉色极为丰富，皆浓翠莹润，恰似青梅色泽的梅子青;有粉润如玉，半透明的粉青，还有青中泛黄，釉面光泽较暗的豆青。其青釉釉面滋润而无浮光，釉汁极少有流淌，釉色精美，呈色稳定，釉面没有开片。而越窑青瓷釉色较暗，为艾青色;耀州窑的青瓷釉色青黄，缺少纯净滋润。龙泉窑的釉属于石灰碱釉，流动性差，有较强的玉质感，在放大镜下可见大量均匀密布的微小气泡。一般来讲，北宋早期龙泉窑瓷器的釉为淡青色，釉层透明，表面光亮。北宋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釉为青中带黄，釉层薄，并有较多的开片。南宋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釉色青翠，极少开片，没有流釉现象。

2、胎质鉴定

龙泉窑的胎色发灰，胎质缜密，胎体细薄匀实。同时期的耀州窑青瓷的胎则是呈色较深，胎质不及龙泉窑缜密。同时期的越窑青瓷胎色较灰，胎体厚实，胎质较为坚硬。而民用仿品则胎体更为重要。在实际鉴定中只要用手掂一掂，就可发现越窑、耀州窑和民用仿品的器物手感沉重。在具体的鉴定过程中，要区分龙泉窑各个时期胎的不同特点：北宋早期龙泉窑的胎较为厚重，淘炼不纯，但质地坚硬。北宋中晚期龙泉窑瓷器的胎呈灰色或淡灰色，胎壁薄厚匀称，胎面光洁。南宋前期龙泉窑瓷器的胎壁较厚，胎体中氧化铝的含量较低。南宋后期龙泉窑瓷器的胎质坚硬细腻，玻化情况良好，胎色白中泛青。而同时期的龙泉黑胎青釉瓷器的胎比历代龙泉窑瓷器的胎都要薄，胎质细密坚实，多数呈灰黑色，少数呈黄色或砖红色，胎质松而轻。

3、纹饰鉴定

北宋时以刻划花为主，南宋前期尚有刻划花。北宋早期多莲瓣纹、变形云纹、水波形堆纹。北宋中晚期则以团花、莲瓣和缠枝牡丹纹为主。其布局严谨。南宋前期以刻花为主，划花次之，蓖纹越来越少。以云纹、水波纹、蕉叶纹较为常见。南宋中晚期已无纹饰，以青玉般釉色取胜。

4、造型鉴定

龙泉窑的品种非常丰富，品种之全在宋代各大窑系中位居前列，除日常生活用瓷外，还烧制各种陈设瓷。无论何种器物器型，均古朴稳重，器底与圈足制作规整。特别是一些日常生活用瓷多有弦纹、出筋等。

龙泉窑有宋代民窑的巨擘之誉，盖因其质量甚佳。在具体的鉴定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北宋和南宋前期的龙泉窑器物与全盛期(南宋中、晚期)器物。一般来讲，北宋龙泉窑器物“质颇粗厚”，釉色淡青;南宋前期龙泉窑器物胎体粗重，釉色转为青黄;南宋中、晚期的龙泉窑器物则薄胎厚釉，以青玉般的釉色取胜。

景德镇荣宝轩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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