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萨米特。
在5・18第37个国家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黑河博物馆精心设计制作的《中华瑰宝――国家特拨瓷器专题展》免费对外开放。
此次展出的121件明清时期瓷器，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文物为支持开放城市安设专门调拨给黑河的，均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是黑河一笔丰厚的文化资产。展览内容上，以中英俄三种文字记录中国陶瓷文化概况和明清瓷器风格特点及典型工艺；陈列上以瓷器烧造的历史年代为顺序，以展柜与图版、影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整体上展现了简洁、厚重、大气、素雅的艺术风格。
举办《中华瑰宝――国家特拨瓷器专题展》，是黑河博物馆依托馆藏资源、打造精品展览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黑河博物馆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该展览的推出，将进一步发挥黑河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阵地作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对丰富黑河旅游文化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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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瓷器的胎釉特
磁州窑的胎体使用的是当地一种比较特殊的高岭土，结构较疏松，淘炼不细，颗粒粗，常有未烧透的孔隙和铁质斑点，含铝量较高，另外原料中含量铁、钛等着色杂质高，胎色呈灰白或灰褐色。主要有青土、白碱、缸土、笼土、黄土（黑药土）、紫木节、紫砂土、耐火粘土、水冶长石等。磁州窑瓷器的胎质有两种，一是胎质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是胎质粗松，呈红褐色。器物拿在手里感觉不是很重，而民国及近代仿品普遍是坚硬偏厚重。磁州窑的制坯技艺也丰富多样，有雕塑、拉坯、盘条、印坯等技法。
磁州窑还往往使用化妆土施加在胎的表面，化妆土最早为白色优质瓷土制成的泥浆，是为了适应粗瓷细作，掩饰胎体表面的凹凸不平，从而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和釉的白度及光亮度。后又出现了有色化妆土。从馆藏陶瓷枕来看，白釉黑花卧女枕，其赭黄色衣衫即施了一层赭黄色化妆土，上绘黑花，再施透明釉烧制而成。白釉剔花婴戏莲纹枕是在较厚的化妆土上进行剔刻，再剔去纹饰外的化妆土，亦是化妆土艺术的变化。珍珠地划花枕，亦先施较厚的白色化妆土，经刻划纹饰、戳印珍珠地后，又在纹饰内着一层色粉，（有的不着色粉）用力蹭擦，使花纹、珍珠地的凹处着满色粉，施釉烧好之后，纹饰内呈褐红色，非常漂亮。磁州窑巧妙利用化妆土，达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使化妆土成为一种装饰艺术，并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磁州窑剔花牡丹纹玉壶春瓶
烧制方法，多采用匣钵装烧，烧成温度在1250℃左右。器内一般多挂釉。碗、盘一类采用叠烧法，器内留有五个条形支烧痕。瓶、罐的圈足及枕的底部往往露胎无釉。白釉多是白中泛黄的奶白色，具有象牙白的质感，釉层也不是很厚，没有肥润感及垂釉现象，不太透明匀净，釉面光泽感不是很强，常见有细碎开片。这时期还烧造黑釉、绿釉、黄釉、酱釉及孔雀蓝釉、红釉、三彩。另外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如：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白釉釉下划花填绿彩、白釉釉下酱彩、白釉釉下酱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红绿黄黑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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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奇瑰宝--钧瓷
钧瓷是我国陶瓷中的珍奇瑰宝，我国古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后镇，始于唐，盛于宋。北宋徽宗时（1101-1125）成为御用珍品，并在禹州城北“古钧台”附近设置窑，烧制宫廷用瓷，故窑名“钧窑”，瓷名“钧瓷”。
我国瓷器源远流长，从商、周的原始青瓷起，经秦、汉、南北朝的摇篮期，到唐代得到飞速发展。当时，在河南更是窑业昌盛，种类繁多，釉色艳丽，禹州市神后镇的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烧制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唐钧”，它为宋代钧瓷开启了先声。北宋工匠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创烧成功了窑变铜红釉——钧瓷，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而驰名于当世，进入宋代名窑的行列。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尤以神后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靖康之变（1126年），宋室南迁，钧官窑停烧，钧瓷一时间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神后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唯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钧瓷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55年，钧瓷又在它的故乡——禹州市神后镇得到恢复。
古有民谚：“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现在民间又有新的谚语：“雅堂无钧瓷，不可自夸富。”收藏几件钧瓷，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钧瓷艺术发展到今天，人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创新。而说到创新就不能不说说晋佩章老人。晋佩章家住河南省禹州市神后镇，这地方是中国钧瓷的故乡。神后镇与中原其它地方相比差异不大，山野、房屋、炊烟以及朴实的乡民。人们辛勤地劳作、生活。唯有差异的是，制瓷资源丰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唐、宋以来即在此取土造瓷，历经千年，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俗话说：“货出地道”，在郑州筹资办厂试烧钧瓷的均以失败告终。故有人赞：“神后钧瓷好，黄土变成宝。”国内外有关人士、艺术家、政要等人物均光顾过这里。镇上人家几乎都会烧制钧瓷，经济收入可观；与钧瓷有关的公司、工厂一家一户地开着，这在世界上也仅此一地了。晋佩章不是神后镇上土生土长的钧瓷艺人，准确地说他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一位1948年就参加革命，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上工作多年的转业军人。
晋佩章烧钧瓷为的是搞研究，按他的话说：“钧瓷，这一把泥的活儿，并不简单。我研究它的目的是为了‘人亡艺不亡’。”晋老先生于1962年开始着手钧瓷艺术研究，风里来，雨里去，四方寻找访遍了古代钧窑遗址，搜集整理了大量的钧瓷资料，有的可以称世间钧瓷资料绝品。在他的家里，从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出产的钧瓷标本一应俱全，全国各地钧窑遗址、特别是河南省禹州市一百六十多个窑址上的标本更是完整无缺。这些珍贵的资料令外国专家求之若渴，但晋佩章两手一摊，微笑着说：“这些都属于中华民族，不是我私有财产。”岁岁年年，花开花落，晋佩章埋头于这些古旧钧瓷资料之间，千百遍烧制各种钧瓷以求研究新的成果。他经过反复考查论证，把钧瓷始于唐代的历史向前推了200多年。由他独立撰写的《钧窑史话》一书填补了我国钧窑历史的空白。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更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位沉醉于“一把泥的活儿”中的老人，还是清华大学、浙江美院等大专院校的研究生指导老师呢！
在神后镇一条弄堂深处，晋佩章的家看上去一点也不奢华。独特的中原式建筑上苔藓落脚屋顶，古老的树木映衬着院子，鸟儿飞去飞来；更显其幽静雅致。晋老先生家里所用的茶炊什物均是钧瓷，可以说，他家又是极其奢侈的了。
晋老先生说：“宋瓷只能说是空前的，但不能说是绝后，还有继续研究的价值。但我追求的不仅仅是学古人那样的色变和温变，主要是在不同光照下的变色效应。”
九十年代后期，钧瓷行业中液化气窑炉烧造钧瓷已蔚然成风，改革大潮势在必行，百分之八十的钧瓷厂家都在改造或新建液化气窑炉烧制钧瓷，这是在钧瓷烧造上的重大改革和新的奉献，通过实践证实液化气窑炉烧造钧瓷具有很多优点：成品合格率高达90%以上；不用匣钵加大了窑炉容量多出产品；不用固体燃料消除了烧碴；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烧窑时间；烧窑技术易于掌握。但液化气窑烧制的钧瓷产品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液化气窑炉烧制的钧瓷，色彩比较鲜活洒脱，虽说是百分之百的成色，看起来比较粗俗、显假、没有煤烧钧瓷釉色浑厚深沉，含蓄玉润晶莹，艳而不娇，红而不俗。即是精品色纯无杂，但亮度太大，缺乏韵味，火辣辣的火气十足，已失去了钧瓷的固有特色进入了铜红釉的范畴。但为钧而不识钧瓷优劣的青年人所喜爱；传统钧瓷使人感到端庄肃穆，安祥活泼、产生遐想，如置身于深山密林之中，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也许是受钧瓷艺术魅力影响，晋老先生全家人都在从事这一把泥的艺术活儿。老伴、儿女都是烧制钧瓷的行家里手，为的是配合晋老做钧瓷艺术研究。这一家子都是那么沉默少言，埋首做事。这也难怪，从事这么神秘的钧瓷艺术研究，心中其实是最明亮的，从那一件件精美的钧瓷艺术品中不难看出，这家人心中的语言魅力了。
在晋老先生装窑的日子，全家人都忙着选坯，装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各种器形搬出来，这些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器形都要经过晋老先生检查一番后再装窑。不满意的器形，晋老一锤敲碎，面无表情，活脱脱一个法官姿态。好的器形是装在一种土盒子里再入窑点火烧制的。晋老用专门观测火色的仪器一边往窑里细看一边讲解：“窑变很关键，烧制钧瓷自古就有十窑九不成和生在成形死在烧成之说。窑变最难让人预料，就象生下的娃，俊、丑、男、女，既让人兴奋又使人不安。现在窑温是1300°C，窑已烧成，古代是1260°C，与现在正负20°C左右。由于现在窑炉已改变，烧的温度较高。”晋老还挺诗意地说：“这行当，有意思，可以说是泥土与火焰的梦。”
出窑的日子是令晋老先生激动的时刻。窑门打开了，晋老先生细心地戴着手套将一件件釉色美妙，瓶体完好的钧瓷艺术品捧出来，在阳光下细细看着，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指着一件件钧瓷艺术品说：“这些都是同着一种釉入窑的，入窑一色出窑万色。”
钧瓷的绝妙之处就在于这种难以让人预示的窑变，就是以“钧瓷成对入窑，窑变无双出炉”的艺术境界给人无穷的艺术享受。
晋佩章在钧瓷艺术研究的道路上历经了太多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失败的痛楚，使他更淡于功利，甘于寂寞。他把所有的研究成果置于新修的屋子里，自己却仍住在潮湿的土屋中。在老先生钧瓷研究艺术品陈列室里，满屋五光十色的钧瓷艺术珍品和墙上挂着的中外书画，艺术家、名人题给他的字画作品，交相辉映，构成了世间绝无第二的艺术宝藏之地。如今，泥土与火焰的梦在他心中不知又产生了多少关于钧瓷艺术的梦想，更不知他那三个愿望：“一是建一个电脑控制的钧窑，二是烧制不同光线下产生变色效应的钧瓷珍品和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钧瓷艺术研究中心”都实现了吗？
中华收藏：“海底瓷都”
英国海底探宝者麦克·哈彻在南海贝尔威德暗礁捞获的35万件中国德化清代瓷器，日前由德国内戈尔拍卖行在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经过激烈竞拍，共获2240万德国马克。
中国古瓷是海底沉船中的最大宝藏之一，也最有考古价值。古时，我国海上贸易领先于世界，早在汉代就开辟了经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海上航线四通八达。在我国茫茫的海域中到底静卧着多少沉船呢？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可谓不知其数。马来西亚古陶瓷研究专家魏止戈称这些沉船中的古瓷为“海底瓷都”。近20年来，载有古瓷的沉船不断有被捞起的报道。1983年英国人麦克·哈彻在南中国海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虽经海水长期侵蚀和冲撞，但出水时依然光洁照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1984年10月，韩国打捞起新安海底的中国宝船，得到2万余件中国元代古朴浑厚的青瓷。1985年，哈彻又在南海打捞了满载中国瓷器的荷兰沉船“格尔德马尔森”号，这是1751年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没的货船，打捞得16．8万件清代乾隆年间的瓷器，这些光彩夺目的古董次年在荷兰拍卖，哈彻获得了1500万美元。
最近10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牵头下，我国水下考古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活动。1999年在西沙群岛先后发掘了14处水下文物遗存，共出水元、明、清时代的瓷器1000余件，以碗、盘、碟、壶等日用品为主。
千姿百态的海底古瓷重现了我国昔日陶瓷的丰采，它们也说明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盛况，亦是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见证。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的青瓷和白瓷器鉴赏
唐代瓷业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世称“南青北白”。邢瓷类银，越瓷类玉，并立共荣，为世人所珍。
国家博物馆典藏有珍贵的隋唐时期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窑生产的白瓷器，多为墓葬、遗址考古出土，有些是明确纪年墓出土，造型丰富，工艺精美，制作精巧，时代特征鲜明，展现出非凡的历史价值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代表作有浙江宁波出土的唐代青釉瓜棱执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的唐代青釉葵口盘和折沿碗，法门寺地宫所出为珍贵的“秘色瓷”，是鉴定秘色瓷重要的参考资料。白瓷代表作有陕西李静训墓出土的隋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鸡首龙柄壶，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的邢窑白釉莲瓣座烛台、长颈瓶，均为罕见的白瓷珍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近300年的分裂混战局面，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隋朝虽国祚短暂，历二世而亡，然而它的繁荣成果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衰颓，继而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一个封建王朝，社会安定，政治昌明，为不同领域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大环境，更兼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魄，从不同地域文明中汲取养分，从而呈现出欣欣繁荣之象。这种繁荣自然也体现在物质文明之上。
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器生产作为手工业中重要的一支也得以发展，瓷窑遍地开花，相互争艳，而尤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藏隋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生产的白瓷器，均十分珍贵，现就其特色进行阐述。
越窑青瓷
中国古代瓷器种类丰富，青瓷是重要品种之一。青瓷烧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距今两千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创烧出了成熟青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明清时期从未间断。
越窑是我国闻名遐迩的青瓷窑之一。唐代，全国烧造青瓷的窑场众多，越窑青瓷为群窑之冠。唐代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窑场林立，规模宏大，并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唐朝诗人多有吟诵越窑瓷器的诗，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了千古绝唱。茶圣陆羽在《茶经》之中以“类冰”“似玉”赞美越窑青瓷品质高雅，色如玉而不浮光，质如冰而不流俗。将越窑列为全国名窑之首。陆龟蒙《秘色越器》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形容越窑青瓷色泽的典雅秀美；皮日休《茶瓯》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的诗句品味越窑青瓷造型的端庄轻盈。唐人对越窑青瓷的喜爱离不开对茶文化的崇尚，唐代施肩吾在《蜀茗词》中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正是称赞越瓷与香茗彼此映衬、相得益彰。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越窑青瓷更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嗜古成癖的乾隆皇帝也曾追慕唐代的越窑青瓷，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的感叹。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有墓葬、遗址、塔基出土遗物和传世品。其中墓葬、遗址和塔基出土品主要有：
越窑青釉葫芦瓶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越窑青釉葫芦瓶(图1)，高17.6厘米、口径2厘米、足径7.6厘米。器呈葫芦形，通体施以青釉，造型饱满，美观大方，为初唐时期瓷器的形制。葫芦谐音“福禄”，又因籽多，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深得人们喜爱。葫芦形器物很早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葫芦形的彩陶器。
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
1957年浙江余姚市唐墓出土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图2)，高30.5厘米、口径19.3厘米。腹上刻铭有“维唐故大中四年(850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于后代无志，故记此罂。”器自名为“罂”。“罂”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汉书·赵广汉传》记有“椎破卢罂”，颜师古注“佤，长颈罂也”。在六朝时期，盘口壶也称作“罂”。1972年江苏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的底部刻有“罂主姓黄名齐之”字样。“罂”是由六朝、隋代时期的盘口壶演变而来，是晚唐时期典型器。唐代器的盘口更大，颈渐长，有的颈上堆塑有蟠龙，肩部或颈部饰有环状耳。浙江嵊州出土的青釉罂，铭刻“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五代壶体逐渐加高，北宋时罂系变大，上海博物馆藏有铭刻北宋咸平元年(998年)的粮罂较为典型。罂是一种盛器，而这件“大中四年”青瓷罂却有另外的用途，其器形较大，刻铭有器名、制作时间和用途，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器物。
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图3)，高22.6厘米、口径10.2厘米。喇叭口，瓜棱形长圆腹，肩部一短流，另一侧置曲柄。执壶在唐代《资暇集》中称为“注子”和“偏提”，朝鲜出土的两件唐壶刻铭有“小口”之称，宋代仍沿称“注子”。唐代执壶的特点是盘口或喇叭口，短直流，流有圆形和六方、八方形等。壶柄也由以前的龙柄变为宽扁形曲柄。晚唐至五代，执壶的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部多作成瓜棱形。据文献记载，在唐代越窑青瓷执壶卖十文钱一个，而其他窑口壶则只卖一文钱一个。
唐代越窑瓷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瓷器外销的繁荣。在埃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日本等地都曾发现唐代的越窑瓷器。唐末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宁波)港等向外输出。此器出土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此遗址出土有唐代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收藏有造型相似的一件瓜棱执壶，也为和义路唐代码头出土。
越窑青釉葵口盘
越窑青釉折沿碗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越窑青釉葵口盘(图4)和折沿碗(图5)。法门寺以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和真身宝塔闻名于世，备受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皇家寺院”。1987年4月3日，封闭千余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面世，唐代地宫中出土的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其中有佛指舍利和唐朝七位皇帝供奉的数千件皇室世纪珍宝。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的石刻“物账”记载有“秘色瓷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证实该地宫出土的越窑青瓷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它的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断定秘色瓷的时代和鉴定其特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青釉葵口盘高4.6厘米、口径24.8厘米、足径7.6厘米。器葵口、浅腹、平底。青釉折沿碗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足径10.5厘米。折沿、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光泽晶莹，质地温润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秀美，正如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的赞誉：“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吴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有“越窑，越州所烧……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唐代器物以素身无纹饰为多，胎质精细而轻盈，瓷釉晶莹温润。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赞曰：“越窑青瓷似一泓清漪的清水般的湖绿色。”越窑青釉淡雅温润，无附加赘饰，而以其釉之本色、釉之天姿呈现出明澈幽静之美感。唐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器物少有装饰，仅以“捩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有“如玉如冰绝代少，倾城倾国只淡妆”的韵致。
唐代越窑青瓷产品种类繁多，以茶具最具特色，有茶碗、茶托、执壶、杯等。碗或盏，被称作“瓯”。茶瓯造型以花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海棠式等。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道出了越窑青瓷的特质所在，越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冷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紧邻唐朝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港明州(宁波)，越窑青瓷借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运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直到非洲的埃及，被誉为开拓“海上陶瓷之路”的先驱，成为古代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使。在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发掘出大量的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最多的是越窑青瓷。2003年2月，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沉船，起获10万多件越窑青瓷，多为秘色瓷，反映出越窑青瓷外销的盛况。
唐越窑青釉碗
伊朗内沙布尔出土唐越窑青釉碗(图6)，1966年5月24日由日本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捐赠。伊朗内沙布尔靠近马什哈德，为叶派伊斯兰教圣地，是印度、阿富汗同德黑兰商队的贸易中心，丝、茶、面粉等商品的集散地。器高4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5.5厘米。碗撇口、斜直壁、玉璧形足。通体施以青釉，釉色泛黄。为典型的越窑唐代器物。
青釉盖盒
青瓷釉盖罐
此外，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唐代越窑青瓷传世品，有青釉盖盒(图7)、青瓷釉盖罐(图8)，造型丰满，通体光素，青釉润泽，为唐代越窑的典型器。
北方白瓷
白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瓷器品种之一，创烧于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是在青瓷的基础上改进而烧制成的。白瓷的诞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飞跃，为此后历代各种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朝时期窑场有河北内丘、河南安阳和山东淄博等地。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器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共10件，质地较粗，釉色泛黄或泛灰，白瓷制造工艺尚处于早期阶段。
隋代的白瓷生产工艺发展迅速，制作技巧不断提高。隋代生产白瓷的瓷窑有河南巩县窑和河北内丘、临城等地。1959年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三环足盘等，1957年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鸡首壶、双耳扁壶、双耳罐等，以及陕西隋姬威墓出土白瓷罐等，均是隋代白瓷的上佳之作。北朝至隋代，北方白瓷的发展为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白瓷的生产进入到全盛时期，白瓷窑口林立，多在北方。有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最为著名，质量最佳。陆羽《茶经》中称赞邢窑瓷器类银类雪。在唐代，邢窑白瓷与南方越窑青瓷名誉天下，平分秋色，形成了南青北白、相互争妍的两大体系。
邢窑始烧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终于元代。唐代邢窑生产了大量精细白瓷，工艺登峰造极。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器，以洁白细腻滋润而又类银类雪的釉色及朴素大方的造型见长，仅有少量白瓷有印花、划花和贴塑等装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陆羽《茶经》中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花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还形容其造型的规整“圆似月魂堕”，白瓷的轻盈俏丽则是“轻如云魄起”。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上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具体提到产地“内丘”。《新唐书》记载有“邢州贡瓷”。河南巩县窑亦为唐朝重要的白瓷产地，也生产过贡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也出土有巩县窑白瓷、邢窑等白瓷，唐代邢窑白瓷广销国内，在各地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发现，以陕西、河南、河北省出土最多。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白瓷，有墓葬出土和传世品。墓葬出土品主要有：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图9)、鸡首龙柄壶(图10)。墓主李静训身世显赫，自幼得宠，然而不幸9岁早夭。在李静训墓中随葬了大量的精美物品，有波斯的金银器皿、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精美别致的瓷器等。出土瓷器17件，有白瓷双连龙柄传瓶、龙柄鸡首壶、小扁瓶、小盆、小罐、小瓶等。
鸡首龙柄壶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两瓶双腹相连，两侧堆塑龙形柄，双龙口衔瓶口。器施半截白釉，开细碎纹片。天津博物馆所藏此形制白釉瓶，底刻铭“此传瓶有並(并)”，故有“传瓶”之称。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也收藏有此形制的传瓶。
白釉鸡首龙柄壶高27.4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7.1厘米。肩部前置鸡首流，作昂首鸣叫状，后为龙形柄，龙俯首衔口沿。肩部置对称环式耳，作双瓣重合状。体施半截白釉，有细小冰裂纹。器造型挺拔秀美。鸡首壶始见于三国时期，两晋、南朝时期多见，多为南方青瓷制品，也有黑釉器。早期鸡首壶器身较小。南朝至隋代，壶身修长，颈部变细，柄加长。鸡首壶至唐代以后渐渐消失。
此两件白瓷同为明确纪年墓出土，为隋代白瓷精品，是北方白瓷断代研究的重要标准器。
白釉束腰盖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图11)。姬威为隋代金紫光禄大夫，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先后为太子杨勇及权臣杨素之幸臣、亲信。其墓中随葬品丰富。
白釉束腰盖罐通高16.9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12.4厘米。器身施白釉，釉莹润洁白，有细小冰裂纹。造型优雅简洁，形制别致。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同墓出土的白釉束腰盖罐(缺盖)，形制相同，通高12.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8厘米。
白釉唾壶
执壶
龙柄执壶
莲瓣座烛台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图12)、执壶(图13)、龙柄执壶(图14)、莲瓣座烛台(图15)。
白釉唾壶高16.5厘米、口径14.8厘米。其形似尊，上部为漏斗形碗状，圆球腹，平底刻“永”字。应为河南巩县窑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的器物。
白釉执壶高12.1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6.5厘米。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假圈足，腹一侧有曲柄，一侧有圆筒形短流。此壶造型圆润饱满，短流平底，为唐代早期的典型式样。
白釉龙柄执壶高21.7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6.2厘米。短流，龙形柄，龙首衔口沿作汲水状。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生动形象。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细腻，器形端庄隽秀，为唐代邢窑制品。
执壶又称为“注子”“注壶”，其造型源于青铜器，南北朝时期青瓷中已有执壶造型。中晚唐时期，执壶式样增加，大量流行，从而逐渐取代了鸡首壶和凤首壶等。唐代执壶作酒具或茶具之用，称为酒瓶、酒注子或茶瓶。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中出土的瓷壶上写有“老得家茶社瓶”等字，是为茶具；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壶上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等铭记，乃为酒具。
白釉莲瓣座烛台高30.3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17.5厘米。烛台由灯盘、台柱和承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呈杯形，台柱细长挺拔，饰瓦棱纹，灯座凸雕莲瓣纹，叶瓣呈浮雕状，富有立体感。造型独特，胎质细密坚硬，釉色白润，保存完美，为邢窑精品。烛台作为古代灯具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战国秦汉时就有铜烛台，《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三国两晋时瓷质烛台出现，有羊形、狮形等，唐代诗人皮日休《夜会问答十》曰：“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这件烛台造型挺拔，亭亭玉立，座为莲花，雅致清新，美观实用，当为唐时的一件“莲花烛”。
白釉长颈瓶
辟雍砚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图16)、辟雍砚(图17)、带盖唾壶(图18)、环柄杯(图19)。
白釉长颈瓶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7.2厘米。侈口，长颈，圆腹，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色洁白，积釉处泛青，釉面有冰裂状开片，通体光素无纹。唐朝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随着西亚金银器的不断传入，瓷器生产中也流行仿制金银等器的热潮。这件长颈瓶的器形源于铜器，与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长颈铜瓶十分相似，造型端庄，轻盈灵秀，保存完美，尤为难得，为邢窑制品。
带盖唾壶
环柄杯
白釉辟雍砚高7.2厘米、口径14.8厘米。因形制如辟雍环水，故得名。辟雍砚，得名于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砚始于东汉时期，魏晋时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的青瓷圆砚，南北朝时期则变为五足到十足不等，隋唐时期的辟雍砚形制为砚面高凸，砚足数量明显增加。唐代杨师道在《咏砚》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之句，说的就是辟雍砚。1986年陕西礼泉唐长乐公主墓出土有白釉辟雍砚；2003年洛阳老城区义勇街唐代瓷器窖藏出土了大量白瓷器和陶器，有不少形制较大的辟雍砚，均与此砚形制相似，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
白釉带盖唾壶盘口、扁圆腹、平底。器有盖，配以桃形钮。唾壶，西汉时期已有。安徽阜阳西汉墓出土有漆盂，外底铭“唾器”字样。东汉时期南方烧造有青瓷唾壶，三国、两晋时期为日常用器。据晋人贺循《葬经》的记载，晋人把唾壶作为随葬用器。青瓷唾壶最为多见，也有黑瓷及白瓷等制品。此壶为唐代的典型器。
白釉环柄杯高7.7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4.7厘米。造型仿自唐代金银杯，侈口、弧壁、折腹、圈足，环柄如银丝弯卷而成。器形与西安沙坡村唐墓出土的银环柄杯如出一辙。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
传世白瓷有白釉堆塑龙纹烛台(图20)、贴花双龙耳瓶(图21)、碗(图22)。
贴花双龙耳瓶
碗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高25.4厘米，上部为杯形托盘，中间为灯盏，托盘外饰以一圈莲瓣纹；中部为台柱，堆塑蟠龙装饰缠绕在台柱；底部为另一较大的圆形托盘，下置高圈足。工艺精湛，装饰龙纹立体感强，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形制相似的唐代青瓷制品。
白釉贴花双龙耳瓶高42.5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9.4厘米。双龙柄衔口沿，肩部贴塑宝相花纹。白釉发黄。双龙耳瓶出土较多，以光素无纹者多，贴花装饰较少见。双龙耳瓶为唐代瓷器的典型器，除白瓷外，有青釉、三彩等品种。
白釉碗高5.3厘米、口径16.2厘米、径7.7厘米。玉璧形底，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器形规整，为唐代邢窑制品。唐代邢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盘、杯、盒、瓶、壶、罐等，其中碗有多种形制，玉璧底碗是邢窑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阴刻“盈”或“大盈”款识，应是为唐代大明宫大盈库定烧之器。
唐代瓷器生产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唯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因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技压群芳，成为当时瓷器的佼佼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唐代瓷器制作精巧，浑圆饱满，反映出唐人爱好丰腴的美学意识，时代特征鲜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备受推崇，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青瓷和白瓷，造型丰富，工艺精美，代表了隋唐时期瓷器发展的最高水平，可领略到中国瓷器文化灿烂的艺术风采。
遗落明珠何时集体亮相
私人收藏同样在私人博物中发挥着典藏欣赏的主角。图为“三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展出的个人收藏龙泉窑瓷器。
它是遗落在民间的瑰宝？它悄悄改变艺术市场潜规则？它却危机四伏又生机勃勃？开办者尽管压力重重，但仍充满信心——有感于沪上私人博物馆的兴衰。
1996年，我国开始批准设立私人博物馆，上海诞生了全国第一家民间博物馆——“尔冬强民间艺术博物馆”，但五年前因拆迁关闭；尔后，上海陆续出现的一些私人博物馆又都相继闭关，呈“休眠”状态。作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之一，私人博物馆一直在生机与危机之间漂泊。近日，沪上又悄然开设了一家私人展馆，让我们重新把目光放在了这颗“民间遗落的珍宝”上。
他们千里迢迢只为了一饱眼福
博物馆业内人士都不得不承认，在国际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上，私人博物馆将会发展成主流。只依靠公立博物馆，根本无法将散落在民间各处的文物、艺术品全部揽入怀中，民间收藏实在是卧虎藏龙。对许多艺术爱好者来说，最激动人心的事，莫过于得知自己钟爱的艺术品在何处被收藏，并能一饱眼福。
满足爱好者的心愿，这也是上海三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此次开设私人展馆的初衷之一。“当我看到有些人不远千里赶来，只为了看一看某只龙泉窑的瓷器，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负责人杨建中回忆：“有些人一坐就是半天，盯着文物一动不动，恳求是否能让他们摸一摸。为了这些志同道合的爱好者们，我们民间收藏家也有义务展览自己的藏品。”
标准依旧模糊怕只怕鱼龙混杂
发展私人博物馆无疑对整个艺术市场是一种很好的良性推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与矛盾至今仍无明确的解决方式。大众和政府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成立私人博物馆的资格究竟是什么？通俗点说，怎么判断某人的这些藏品是否能够成立一个博物馆？有人说，既然陈宝财蝴蝶博物馆能够这么有名，那么收藏钟表、工艺品、紫砂壶……能不能开博物馆？
谁来判断众多纷繁的藏品中，哪些才真正具有展示、交流的价值？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依然模糊。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私人博物馆蓬勃发展时，必然会出现棘手的问题。
免费不是障碍开创功能多样化
可以说，众多私人博物馆纷纷闭馆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资金”二字。要不要收费，怎么收费？这一定都困扰过那些馆主们。而在国家大力推崇免费参观博物馆的今天，民间博物馆也就理应免费了，更何况展馆规模并不大。可作为公益事业的公立博物馆有财政支持，面对场地、藏品保管、工作人员等等高昂开销，私立博物馆又该怎么做呢？
有一位专家说得好，“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吸引观众，只要观众多了，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看起来，门票是其次，人气才是关键。对这样的说法杨建中不置可否：“拿我的个人展馆来说吧，展示只是一部分功能，我们会更多地开办各类交流活动，例如请艺术家以及业内人士来做讲座，让那些有意向收藏艺术品的人士更了解藏品以及整个艺术市场。”
编后语
长久以来，一直关注私人博物馆的发展，兴起、衰落，今天迎来新的一年。始终强调“身边的艺术”、“艺术怎样走近老百姓”的我们，尤其希望私人博物馆能够开创一片新天地，不仅仅是加速艺术市场的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更便利地欣赏自己喜爱的艺术品，不受“只见图片，不见实物”的相思之苦。政府、媒体、民间、收藏家本身，应该形成四位一体的支撑，让国内私人博物馆突破障碍，顺利成长。
个人展馆一角
个人展馆里精致的收藏品和画作装饰不亚于大博物馆的布置
私人展馆的错层内装饰显得大气而清净
工艺美术大师王兰君的“粉彩红地白梅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的“青花秋菊瓶”
上海璟通坊艺术有限公司收藏陶瓷老艺人的“青花薄胎龙图案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的“珍珠釉春色瓶”
江西高级工艺美术师解强的“故乡的云小口圆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进的“粉彩梅妻鹤子双耳福桶瓶”
陶瓷老艺人邹宝林的“粉彩赵颜求寿同心瓶”
海捞瓷：静躺海底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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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文博界、收藏界和新闻界，只要有“海捞瓷”出现，就能引起轰动的新闻。“碗礁一号”的出水，“南海一号”的打捞，韩国海岸的元代沉船，印度尼西亚黑石礁海底的沉船都使喜爱中国古代文物的人们为之一振。这些从未见过的瓷器以及瓷器背后悠远的历史，由此进入人们的眼帘，一座从未面世的博物馆正漂浮在富饶的大海上，等待着懂它、欣赏它的人们去发现它。
因此，海捞瓷的收藏与鉴赏已成为考古界、艺术界、收藏界所共同关心和热衷的话题。该书第一作者陈逸民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和艺术收藏鉴赏家，同时也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委员，他长期致力于艺术品的收藏与鉴赏。《海捞瓷的收藏与鉴赏》 是陈逸民的最新力作，他和陈莺将目光聚焦于当今艺术品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海捞瓷，溯源了海捞瓷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海捞瓷与外销瓷的关系。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在提供著名沉船和海捞瓷信息的同时，既着眼于海捞瓷真伪的鉴定，为收藏爱好者在各类市场中认识真正的出水海捞瓷提供帮助，更着眼于介绍海捞瓷所承载的文明信息和可能解开的历史之谜。因此，作者花了较多笔墨介绍了海捞瓷或者相关的外销瓷以及中外陶瓷交流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海捞瓷的鉴定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海捞瓷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固然可观，但是海捞瓷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海捞瓷的审美与鉴赏，不仅体现了对中国古文化的敬畏和探索，更是世人珍重这份古已有之的文化瑰宝的体现。在追溯海捞瓷的前世今生中，如何正确地品鉴海捞瓷，如何从文化意蕴的角度看待海捞瓷，以及如何建立起保护和打捞我国海底文物的相关制度，是作者成书的立意所在，更显露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关怀。
目前，海捞瓷正以其无与伦比的姿态，悄然走进中国和世界的收藏界、文博界，它要告诉研究陶瓷史的专家学者，告诉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专家学者，海底，有无数谜团等待着有志于探索和研究的人们，海底有着人类未知的文明。可以说，《海捞瓷的收藏与鉴赏》一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考古研究资料，更为广大的艺术品爱好者、收藏者和投资者，展现了一个全新且富有文化深意的市场热点。
南宋瓷器精品亮相杭州 官窑博物馆扩建完工
南宋瓷器精品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设立的官窑史称“南宋官窑”。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与公众见面，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遗址保护为基础的陶瓷专题博物馆，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开放，二期扩建于2007年完成。此次三期扩建工程历时近7个月，扩建后的博物馆占地60亩，比原先扩大了三分之一，成为杭州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博物馆。
中国陶瓷业在宋朝迎来了一个辉煌时代，宋室南渡后，沿袭汴京旧制，召集能工巧匠，在临安设立官窑。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造型端庄，薄胎厚釉，釉色滋润，青莹如玉，而且产量有限，传世极少，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从上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尘封近800年的南宋官窑遗址，其中的老虎洞窑遗址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大展》，这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瓷器精品为概念的主题展，集中展出了130件（套）南宋瓷器精品，以及200余片（件）南宋时期代表窑口出土的瓷器标本精品。
这些瓷器精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十多家博物馆，包括22件国家一级文物和39件国家二级文物。其中，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南宋官窑大瓶，高34.5厘米，是现今存世最大的一件南宋官窑瓷器，而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由于在海底沉睡近千年，釉色清亮如新。（记者 冯源）
30余件古瓷器亮相广州 “鉴宝”引入高科技
专家正在鉴宝张姝泓摄
中新网广州8月7日电(程景伟张姝泓)30多件宋元明清瓷器7日在广州皇朝遗珍古陶瓷实验室展出，该展览面向公众开放。该实验室创新“科技+人文”鉴宝模式，当日还进行古瓷器鉴宝和专家评析活动，吸引众多古陶瓷爱好者的关注。
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14年，中国艺术品交易额就达到2137亿元，占当年全球艺术品交易总额22%。但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品市场存在的制假售假、虚假鉴定、虚高评估、交易不透明等问题亟需规范。
对于古瓷器的鉴定，传统的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们的经验，对瓷器造型、胎釉、工艺、纹饰、彩料、款式等进行分析，以达到鉴定的目的。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瓷器作假技术也不断地更新，作假水平更加高超。单凭传统眼学经验，很多时候已经很难发现某些瓷器的作假痕迹。业内人士指出，瓷器的鉴定手段也应该不断更新，要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达到瓷器真伪鉴定的目的。
在当日的活动现场，台湾中华文物收藏学会理事长蔡国梁演示了一件明朝葵式盖罐的眼学鉴定过程：葵式盖罐器型工整，在民间不多见，应当出自官窑；从蓝紫带灰的青花颜色以及工整的官窑款识“萬”字可以推测，其符合明朝万历早期官窑瓷器特色，且胎土颜色达到宫廷水准。
在皇朝遗珍古陶瓷实验室内，真空环境下的X荧光光谱仪能无损地检测该陶瓷釉面成分，拉曼光谱仪通过检测陶瓷釉面判定其历史年代。根据数据对比和经验分析，眼学鉴定和高科技仪器两者结合，可以给出更为准确的古陶瓷年代、真伪参考报告。
旨在建立成为一家全球认可的古陶瓷鉴定机构，皇朝遗珍古陶瓷实验室的综合鉴定技术标准已经通过国际质量体系ISO9001认证。据介绍，经过仪器的羟基和元素分析，可以分析出古陶瓷的成分及大致年份，接下来还需要靠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具体分析。
目前，该实验室“鉴宝”业务向公众开放。市民送鉴的古陶瓷经仪器鉴定和专家目测后，确认为珍品的，工作人员还将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和对比。数据将放入深港两地的古陶瓷大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