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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古瓷都现状分析

醴陵古瓷都现状分析

古瓷器鉴别 古瓷器鉴别真假 如何鉴别古瓷器

2020-04-27

古瓷器鉴别。

醴陵盛产陶瓷、鞭炮烟花,有“瓷城”的美称,且已获“中国花炮之都”称号。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器原产地。瓷器是中国独创的发明之一,至今英文仍把瓷器称之为“china”。醴陵陶瓷生产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远在东汉时期,醴陵就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醴陵开始烧制粗瓷。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醴陵瓷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醴陵瓷器作为三大古瓷都并不像德化和景德镇那么专业,它还有个副“烟花”,这会不会有影响呢,带着这些疑问,跟随记者一探醴陵瓷都的现况。

1)产区概况。作为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醴陵的陶瓷生产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目前醴陵市绝大多数陶瓷生产企业已“民营化”,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灵活的企业机制,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2)产品种类及质量优势。陶瓷产品种类:日用陶瓷、化工陶瓷、工艺陶瓷、建筑陶瓷、特种陶瓷等,花色品种达4000多种。日用陶瓷中“天下名瓷出醴陵”,特别是独创的釉下五彩瓷,堪称瓷业一绝。产品品种齐全,但结构不合理。传统产品多,新产品少,过分依赖于日用瓷,不利于醴陵瓷器批发。工业瓷总产值还不到日用瓷的一半,建筑陶瓷和高科技陶瓷比例偏小。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低档陶瓷占了主要部分。出口的多是中低档日用瓷。

3)生产能力及成本优势。醴陵现有陶瓷企业300多家,既有国光瓷业这样的上市公司,也有湖南华联瓷业有限公司、湖南安沙尼传质设备有限公司等一批技术先进的三资企业,更有浦口电瓷厂、国强瓷厂等一大批活力十足的乡镇企业。初步形成矿山开采、机械制造、生产加工、运输、金水、颜料、包装、科研、教育门类齐全,成龙配套,专业化协作的完整陶瓷工业体系。陶瓷已成为醴陵瓷器最大的支柱产业。2001年全市生产日用陶瓷6.08亿件,占全国日用陶瓷总产量的16%;陶瓷工业总产值达3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25%。醴陵有丰富瓷泥矿产资源,有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劳务成本相对低廉,故具有低成本优势。

4)研发能力及人才优势。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陶瓷文化、商品意识、经营理念熏陶出一大批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才。设在醴陵的湖南陶瓷研究所培养、聚集了众多陶瓷艺术大师和技术骨干,是产业发展一笔宝贵无形资产。

5)销售能力及品牌优势。国内市场方面,醴陵市的陶瓷产品行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占有全国日用瓷7.2%的市场份额。国际市场方面,醴陵市有自营出口权的陶瓷生产企业达35家,产品远销欧美、日本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总额达1亿美元。但大多数企业品牌意识淡薄,获奖较多但缺少名牌。在该市注册的60个陶瓷商标中,失效的已达四分之一,真正使用商标的企业只占三分之一。因产品缺乏知名度,在国际市场上换汇单价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而且所生产的日用器具,例如花瓶,文具,餐具类的,附加值和创新能力一直都提升不大。

综合评价。目前醴陵陶瓷业发展还存在诸多瓶颈。因改革开放起步较晚,整个陶瓷业发展格局还未成形。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遍布各乡镇的陶瓷厂,不少还停留在“作坊”阶段,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程度很低。上市公司国光瓷业未能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而是逐步淡出陶瓷领域转向生物医药。目前整个醴陵地区闲置国有企业资源与设备较丰富,亟待整合提升,已达到能综合利用资源,顺应社会的发展,更好的为醴陵市和中国的瓷器行业做出应有的共享,让更多的艺术品,收藏品以及礼物制品都印上醴陵瓷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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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宜兴紫砂壶古迹龙窑现状


龙窑是一种依山坡用砖砌筑成斜坡式的弯状隧道,因为其形状像古人所说的长龙而得名,其长度为30-70米,顶端高约12米,倾斜角为8-20度,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龙窑隧道两旁,每距1.3米开着投放燃料的小洞。龙窑是中国古代紫砂陶艺工人集体创造的智慧结晶。

宜兴龙窑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据《宜兴县志》记载,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一公元前771年),宜兴就出现了圆形升焰窑。唐代中叶起窑型向龙窑演变,故窑炉在唐、宋、元、明、清均为龙窑。据考古发掘资料,唐代有宜兴涧众龙窑;宋代有宜兴羊角山龙窑,明,清时期则有宜兴欧窑。其中涧众龙窑是最古老的,它位于丁山镇涧众村,现存窑址为省级文物。而另一座可称为古董的明代龙窑,位于宜兴前墅村,是国内现仅存的两座还在烧制的明代古窑之一(令一处是广东石湾)。前墅龙窑至今仍然活力旺盛,源源不断地烧制出一批又一批紫砂新壶。

龙窑的烧窑操作,全博华凭烧窑工人的博熟练技巧,以目光华观测火焰温度物博与坯体的变化中博情况来决定,需要有非中博常熟练的技术和丰富的中物经验中物,因中物此人们也把龙中博窑的烧窑工艺称为中物火的艺中博术博。龙窑利用自博中然山坡建造,符合火焰中物自然上升物中原理,故造价低,博物又能充分物利用余热物,但烧窑的劳博物动强度非华博常大!当物博预热中博阶段结束华物后,中博把窑顶第博物一对燃烧孔的泥垛物华掘开,两个烧窑工人对物站在窑背中博两墒中物上,物华投入燃料物!一般先烧坯体上博华部。等坯体呈桃红色转中变成鲜红色时中物,再开第物博二对燃烧博华孔,仍烧坯体的上中物部,博中而第一对燃烧华物孔则烧坯体的下部博华了。物华依此类推,逐博物渐向中物上烧去。因为烧龙中华窑只凭经验看火色物华,所以两边的工人物要经常交华中换对华物火的华物意见,使窑温博均匀,两博中边产品同时烧物博成,做到同时烧上华博一孔物中的要求!物中己烧博物好的博华燃烧孔仍华中用泥垛封好。华博并用中华黏土涂抹封闭,如此操中作一直到全窑烧成为止物,侍冷却后即可出博窑!

在新中国成立后,宜兴地区尚有龙窑近百条,每日焰火熊熊,浓烟蔽日,年消耗松材达25万吨以上,是生产紫砂壶的主力窑场。而到了现在,因为政府保护环境的原因,目前除了个别龙窑还在使用外,紫砂壶的烧制主要采用倒焰窑,隧道窑,推板窑和电窑,以煤,重油或电力做为燃料,只需几小时即可烧成一窑,生产周期大大缩短,成品质量也叫以前龙窑有所提高。

紫砂文化:当代紫砂壶收藏现状


从来佳茗似佳人。作为与佳茗厮守相伴的紫砂珍器,自然更是人们心仪的“美媛丽姝”。近来,紫砂泥矿的限采,《紫玉金砂》电视剧的热播,普洱茶文化的流行,宜兴紫砂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启动,紫砂届众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当选,一系列利好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收藏紫砂壶的热潮。紫砂壶不断升温的价格,也使其成为不少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目标。

谈到当代紫砂壶收藏,有两位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香港的罗桂祥博士,一位是顾景舟大师。1978年秋,罗先生首次访问宜兴紫砂工艺厂,并展示了一些自己收藏的古壶照片,要求厂方按样仿制。在顾景舟大师的带领下,厂方圆满完成了任务。至此,当代紫砂羞答答的登上了舞台,一发而不可收。

1980年,宜兴在北京举办紫砂壶大展,一时引得观者如堵,紫砂珍品的光彩燃亮了众多观众的眼睛。1981年香港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上,紫砂作品更是大展陶艺雄风。接下来,香港茶具文物馆“宜兴紫砂器”展览,又吸引了大批中外人士参观。众多展览加深了大众对宜兴紫砂壶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了收藏紫砂壶的兴趣,也为宜兴紫砂文化的传播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门。港台来的文化掮客窥得其中发财之妙,竟纷纷敛收一批当代名手顾景舟、徐秀堂、徐汉堂、汪寅仙、周桂珍等制作的器珍,携至港、台出手。

1984年是宜兴紫砂的春天,国际上掀起一股“紫砂热”,海内外的壶商、收藏家纷至沓来,踏破了宜兴紫砂厂的门槛。陶都一时“洛阳纸贵”,精品名作更是“僧多粥少”,人们为求得一把名壶而费尽心机。由于信息沟通不便,中间商大肆炒作,内地与港台作的紫砂壶价格相差百倍。周桂珍对笔者说,那时候紫砂厂里一个月的奖金才6元钱。当有人对周桂珍说一把她做的壶在香港可以换一台电视或者一台冰箱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的周桂珍感觉到简直不可思议。在那个年代,电视或冰箱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伴随着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掀起的紫砂壶收藏热,仅靠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紫砂壶已供不应求。为适应崛起的市场,在高海庚的主持下,以顾景舟为艺术指导,组建了特种工艺培训班,传授制壶技艺,因此造就了一批当代的制壶艺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纷纷仿效,建起了宜兴紫砂二厂、三厂……三十厂。原先一个近千人的制壶工艺厂,顷刻间出现了万人做壶的热闹场景。这期间,宜兴的制砂厂家,盛邀书坛、画界的名宿新秀,前往宜兴与当地制砂名手,联袂创作。当代名画家与知名紫砂高手的“双名”合作的砂壶,一下成了收藏热点,卖价多为五六十万元一把,最高者竟卖到百万港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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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雅温润醴陵瓷


在北京华辰春拍中,一件清代醴陵釉花卉纹折肩瓶不仅以437万元高价成交,更因其学术价值备受关注。该瓶彩饰用中国水墨技法绘制,绿叶扶疏,紫色花卉淡雅柔和,花、茎、叶层次分明,同时吸收西洋画法,有明暗对比,透视感强,连叶子的反面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瓶底落款“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罗正五制”。

这存世不算久远的花瓶,却凝固着一段历史遗痕。

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残酷打破了天朝大国的自恋迷梦,一大批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存,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1904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与曾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举人文俊铎赴日考察,发现瓷业先进,产品精良。第二年,两人前往醴陵粗瓷产地调查,看中这里瓷土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了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当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开办,学生先学历史、国文和绘画,后学烧瓷。次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成立,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从日本引进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此前,醴陵瓷器用氧化钴手工描绘花草图案后,施釉覆盖,烧成釉下青花瓷。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瓷业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反复尝试,采用自制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瓷质细腻,釉层下五彩缤纷,画面清雅温润、素洁静美的釉下五彩瓷器。

著名古陶瓷专家王莉英曾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中国瓷器先后创烧出高温釉下(铁)褐彩、釉下(钴)蓝彩和釉下(铜)红彩。清雍正、乾隆二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巅峰时期,几乎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恰于高温釉下彩方面建树甚微。近代醴陵瓷业异常了不起,短短数年一举创烧出多种高温釉下彩,号称釉下五彩,丰富了醴陵陶瓷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是历史性的创新突破,也是对中国瓷器烧造历史的卓越贡献。

1909年到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博览会,连续获得金奖。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和贵州茅台酒同获金奖。扁豆双禽瓷瓶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醴陵瓷器名声盛极,“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一批私营细瓷制造公司相继在醴陵兴建,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

在经历了短暂的一二十年繁荣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醴陵百余家瓷厂停产,最早生产釉下五彩瓷的湖南瓷业制造公司也于1930年倒闭。

清末民初釉下五彩瓷的烧造前后不过20余年,由于生逢乱世,传世作品不过400余件,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常带“为某某烧制”的上款,故宫博物院馆藏仅7件。醴陵釉下五彩不拘泥于传统,造型富于变化;色彩于淡雅中透出高贵气质,给人一种涤尽尘嚣之感;加之彩料被封于釉下,既耐酸碱腐蚀不易磨损,又有绿色环保之妙,故具较高文化、工艺和收藏价值。

醴陵瓷器介绍之五


讯 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除了其崭新的面貌和精湛的工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在创烧后的短短几年里,相继在国内外各种赛会连获金奖,而“名声鹤起”有很大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为了尽快促使商品流通,加速产业技术信息交流,他们争相举办各种形式的工艺赛会、博览会,以此来扩大视野、增进交流、展示实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时至今日,世界博览会依然为企业界所关注。

各种类型的劝业会、工艺会、博览会为举办国的工商业带来了可观的利益,成为实业界展示自己的产品,商业界交流信息的有效途径。

“湖南瓷业公司”为当时中国实业界中商品意识比较超前的新兴企业,公司领导人是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他们锐意进取,思索改良,踊跃参加国内外各种赛会,力图振兴我国实业,抵制外货。他们对产品精益求精,参展产品几次获得令人瞩目的大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武汉劝业会获金质奖牌

1909年,爱新觉罗?溥仪登基成为清朝的第十任皇帝,国号改元宣统。大典之年,在武汉举办了我国第一次劝业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朝廷逐渐认识到各类赛会的重要性,但鉴于国内从未举办过大型工艺赛会,经验不足,对赛会的组织工作也无法全面掌握,因此只能尝试性地批准在武汉举办一次地区性的小型劝业会。所以武汉劝业会实际上是一次实验性的展览会,为后来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赛会积累了经验,打下基础。

武汉劝业奖进会由湖北地区官商合办,会址在武昌的平湖门。这次赛会规模不大,组织工作比较简单,会期展出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但影响面广泛,收到了预期效果。

会期自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十五日开幕至十月三十日闭会。“湖南瓷业公司”有作品参赛,获得广泛的好评,后经湖广总督部堂审定,荣获了第一等金质奖牌。这次初赛获得金奖,使瓷业公司上下受鼓舞,生产工艺更是精益求精,为后来几次参加大型赛会打下基础。

南京“南洋劝业会”获一等奏奖

清朝晚期将我国沿海地区概划为“北洋”和“南洋”,北洋为人们所熟知,指直隶和山东省一带,朝廷设“北洋大臣”直接统辖,当时著名的北洋水师就是以此冠称,后来到民国建立初年,“北洋”的称呼一直被保留下来,“北洋军阀”、“北洋政府”这些称呼都是由此沿用而来的。相对北洋而称的南洋,是指江苏、上海、浙江等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大地区,清朝政府专门设有南洋大臣官职,往往兼任两江总督。这里所称南洋与对东南亚一带的俗称南洋不是一个概念。

南洋劝业会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幕,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闭会,历史八个月。大会组织机关庞大,各部门专司其职。朝廷为表示重视,特别派专员任劝业会审查总长;继任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正会长;主任副会长为郑孝胥;座办为浙江青田人陈琪,帮办为湖南宁乡人向瑞琨。真可谓高官齐聚。

在会场内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出尽了风头,以其新颖的工艺、精致的绘画,深受人们喜爱。韩葆忠所著《考察南洋劝业会纪略》中介绍,“雕刻金花两层瓶,湖南馆醴陵瓷业公司出品,内层绘重阳风物,外层雕镂菊花,洵称佳制”。甚至美至奂可见一斑,令人遐想。除湖南瓷业公司外湖南瓷业学堂也单独精制展品参赛,“圣迹全图瓷片,系整席碗、碟全套,自尼山降生至获麟绝笔,生平事迹分布绘画靡有遗漏,为醴陵瓷业学堂全堂师生积累数月之日始告成功”。可惜这些精美的作品,今天不知流落何方。

意大利“万国制造工艺赛会”获最优奖

1911年是意大利见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意大利政府决定在大庆之年举办一次世界性的大型博览会。会场分设两处,一处在罗马,举办美术展览会;另一处在意大利古代的都城都郎,举办“万国制造工艺赛会”。意大利政府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虽然博览会拟在1911年召开,但因为筹办事务繁多,提早几年就已经开始准备。我国在1908年就收到邀请参会的通知。

湖南瓷业公司于前两次国内劝业会上获得大奖,信心倍增,积极地进行准备参加此次博览会。

这一次博览会的奖项为7等:“一为卓绝奖,必其物品已得最优奖后,再经审查员之选拔,或其出品奇特,审查员不能知其制法者,方能得之;二为最优奖;三为优等奖;四位金牌奖;五为银牌奖;六位铜牌奖;七为纪念奖。“

农工商部积极筹备,对参赛产品质量要求精益求精,使得中国产品在会上博得好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第一次参加这类国际性的大赛,就获得极大的成功。

《东方杂志》第8卷《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中讲述,中国参赛作品中共获奖256项,其中卓绝奖4项;最优奖58项;优等奖79项;金牌奖65项;银牌奖60项;铜牌奖17项;纪念奖6项。醴陵釉下五彩瓷器获得最优奖。确属难得。

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

巴拿马运河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缩短了原来需绕道千里的海运航路,极大地提高了海运效率,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建造使用权。

为了庆祝运河竣工,美国政府决定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定名为“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我国为组织参会,专门派人员赴美国负责联络工作,陈锦涛作为我国代表,实地择定了中国专馆用地,监督施工建设。

瓷器是我国展品中的重要产品。对此,筹备事务局特别在《指导出品改良凡例》中指出“瓷之新式饮食器皿,式样、花色宜注意欧美俗尚,尤以花瓶、茶壶、茶杯、茶垫全套者最易销”。

博览会开幕时,民众欢腾,彩旗飘扬,盛况空前。各场馆展品琳琅满目,集天下出产之大成。中国参赛产品分布在各馆,醴陵釉下五彩瓷器陈列在工艺、美术两馆之内,令参观者啧啧称道。

醴陵釉下五彩瓷荣获金牌奖,消息传来,醴陵城内鼓乐齐鸣,人们奔走相告,彻夜欢庆。

醴陵釉下五彩在过去获得了四次国内外奖项说明其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精品,在这里小编给大家介绍一款产自醴陵的瓷器,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

现代陶艺现状发展趋势前景


“现代陶艺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迸发出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当时有美国的彼得·沃克思、日本的八木一夫,还有英国的一些陶艺家。首先对陶瓷的反思,这种反思建立在一种跟传统陶瓷的背叛或者是反叛,把陶瓷材料作为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媒介来进行运用,也就是和我们的油画、国画借助油画布、油画颜色,国画用宣纸来对陶瓷进行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完全排斥了实用的形式,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利用一、创造。现代陶艺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接受采访时,市政协副主席、市美协主席、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学院院长何炳钦教授是这样说的。

对现代陶艺的现状,何炳钦向我们介绍,在国外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们闭关自守,对国外了解很少。像台湾、韩国的艺术家在世界性的交流中,逐渐吸收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吸纳了国外艺术新的理念。当时台湾、日本的陶艺家访问大陆和中国,向我们播放一些现代陶艺的有关资料。比如来得早的台湾李茂宗先生,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陶艺新理念。

当时景德镇也有一批艺术家,像周国桢、刘远长老师等老一辈艺术家,在接受新的理念,在艺术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追求源头,现代陶艺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陶瓷艺术对世界的贡献无可非议,但现代陶艺是从国外引用过来的,完全打破了传统陶瓷的理念。我们过去的理念就是以实用为主,重温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原始陶到彩陶,到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一直发展过来,都是从粗糙慢慢到精美的过程,这个过程都是为了实用,无釉陶、有釉陶,陶到原始瓷,到现代瓷都是为了实用,越做越精细、越做越灵巧,最后越做越玲珑剔透,形成了景德镇瓷器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四大特点。

东瀛瓷都忆烟雨


说起瓷器,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中国,这一点从china这个英文单词先是指瓷器、而后才成为中国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曾经风靡欧洲的瓷器是西方认识中国的载体。不过,历史上的欧洲瓷器市场也并非总是中国一家独大。在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的近一百年里,中国的近邻日本成功地仿制中国瓷器并融入日本独特的文化和技术因素,在欧洲市场盛极一时。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中国社会逐渐恢复稳定、面向欧洲的瓷器出口重新恢复,凭借着高超成熟的技术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高成品率和低成本,中国瓷器才又打败日本制造再次占领了欧洲市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京都庭园美术馆和九州国立博物馆等日本国内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展馆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特别展览,纪念日本“古伊万里”瓷器对欧洲出口350周年。许多日本民众都是看了这样的展览之后才知道当时九州的“有田烧”曾在欧洲受到热烈的欢迎。

“有田烧”的历史

“有田烧”是指日本九州佐贺县有田町所生产的瓷器,是日本最早的瓷器。当年出口到欧洲的“有田烧”都是从佐贺县伊万里港装船出海的,所以在欧洲的品牌就成了“伊万里”。由于伊万里地区现在也生产瓷器,因此当年通过伊万里港出口到欧洲的“有田烧”也被称为“古伊万里”。

有田是日本最早开始生产瓷器的地方。16世纪末,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尽管丰臣秀吉由于死在出征的路上而未能实现占领朝鲜的野心,但日本军队还是从朝鲜掳回了大批工匠。陶工李参平就是其中一人。李参平在有田泉山一带发现了可以制作瓷器的磁石矿,并于1616年前后,开始在有田开窑制造瓷器,从而拉开了日本瓷器生产史的序幕。此后,有田地区的窑业开始迅速发展,并逐步纳入官办,在官方的严格管理之下,有田开始确立了以瓷器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产品也开始从简单的样式向模仿中国瓷器的款式转变。

十七世纪中期,有田一个叫酒井田喜三卫门的人开始钻研赤绘的技法。喜三卫门通过经常去长崎(江户时代幕府指定的与中国通商的口岸)的商人打听到了中国赤绘的调配方法,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取得成功。赤绘技术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有田地区的瓷器生产。之后不久,有田的瓷器生产形成了成熟的分工体系,有田开始具备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中日瓷器之战

17世纪中期,就在日本的“有田烧”迅速发展壮大之际,中国却先后因为朝代更替的动荡以及清政府实行海禁而无法正常出口瓷器。于是原本专门外销中国景德镇瓷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仿制景德镇瓷器的日本“有田烧”作为代替品出口到欧洲。1659年被确立为“有田烧”也就是“古伊万里”瓷正式打入欧洲市场的时间。来自日本的“有田烧”在欧洲各国都受到了相当的好评,从1659至1689年的30年里,每年都有上万件“有田烧”销往欧洲。日本瓷器在利用模仿景德镇风格占领欧洲市场的同时,由酒井田喜三卫门所创立的柿右卫门样式也逐渐成熟。与中国青花不同,柿右卫门样式以白为底色,配有绚烂的金襕,形成了独特的伊万里风格,受到当时欧洲王公贵族们的追捧。这一时期出口到欧洲的“有田烧”不仅是珍贵的日常生活用品,还经常被用来装饰豪华的宫殿。

到康熙年间中国开放海禁恢复瓷器出口后,重返欧洲的景德镇瓷商发现,他们面对的市场竟已是日本瓷器的天下,中国传统样式瓷器反而难以打开销路。不过,当时的日本瓷器也有其致命的弱点: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日本“有田烧”仍然沿用着朝鲜传来的落后烧制技术,工艺远不如中国发达,其成本控制也不及中国。“有田烧”的窑具不是由耐火土而是用瓷土制作,不但成本高,不耐用,而且因其高温荷重软化点比较低,不能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空间,堆摞装烧瓷器数量较少。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窑室空间和燃料,产量上不去,而且废品率也比较高。深谙此中奥妙的景德镇瓷商为了夺回市场,吸取日本仿制景德镇瓷的营销经验,在最初阶段也采取仿制伊万里瓷的策略,这些也被称为”中国伊万里”的中国瓷器,由于更先进的工艺形成的规模化生产,迅速凭借质优量大成本低的优势抢占了日本伊万里瓷的市场空间,并再度带动中国青花、粉彩瓷的出口,终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将日本瓷器彻底挤出了欧洲市场。“有田烧”退出欧洲以后,景德镇瓷商逐渐停止“中国伊万里”的生产,研发出更先进的彩瓷制造工艺,并最终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创造了中国瓷器出口的最高峰。

瓷都景德镇


【历史变迁】

古代 景德镇市域春秋时属楚东境,秦为九江郡番县辖地,汉属豫章郡鄱阳县。东晋时称新平镇。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新平县。镇为县属,因在昌江之南,故又称为昌南镇(昌南陶瓷因此得名)。八年撤县,开元四年(716年)复置,县治设在新昌江口,故称新昌县。开宝元年(742年)改名浮梁。镇先后隶于新昌、浮梁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因镇产青白瓷质地优良,遂以皇帝年号为名置景德镇,并沿用至今。元代,浮梁县一度升为州,镇属州。明代州又改称为县,此后景德镇在行政上一直属县辖区。

近代及中华民国 清乾隆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外贸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摧残。延续500多年之久的御器厂也寿终正寝。中华民国时期的1916年,浮梁县治从旧城(今浮梁县)迁至景德镇。1927年~1929年景德镇曾一度称市。1930年—1934年中国共产党曾在景德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组织。193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从鄱阳县迁至景德镇,景德镇成为赣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重新合作,于1938年在景德镇设有中国共产党的新四军办事处,北部山区的瑶里设有留守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和浮梁县的政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景德镇与县划开建市。5月4日成立中国共产党景德镇市委员会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先后隶属赣东北行署、乐平专区、浮梁专区、上饶专区。1953年6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景德镇市为江西省辖市。1960年,浮梁县建制撤销,其行政区域划入市境。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将乐平县划属市辖,并将鄱阳县属的鱼山、荷塘两个行政区域划归景德镇市辖。1985年,市辖乐平县和珠山、昌江、鹅湖、蛟潭四个区。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浮梁县建制,撤销鹅湖、蛟潭两区。1992年9月,乐平县撤县建市(县级市)。2005年,景德镇市辖乐平市、浮梁县和珠山、昌江两区。

【景德镇瓷器】

◆瓷器产品简介 景德镇自五代时期开始生产瓷器,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

◆郑和下西洋与景景德镇瓷器据有关史书记载,古代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及欧洲地区的人十分喜欢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公元1405年 (明永乐三年)开始,郑和七次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瓷器,特别是景德镇瓷器,促进了中国陶瓷远销海外,扩大了中国陶瓷的声誉,也极大地推动了景德镇的陶瓷国际贸易。这些情况在《明史》和郑和随行翻译费信著的《星搓胜览》都有记载。郑和下西洋对发展中国的陶瓷生产 , 特别是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瓷来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景德镇青花瓷、浙江青瓷、福建白瓷,扬名海外,并由东非传及欧洲,使中国瓷器,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名声大振,海外需求大量增加。当时不但海外商船相继到泉州,并派人到景德镇、杭州贩运瓷器绸缎等商品,而且明代国内不少大商人如李锦、潘秀、郭震等,大量装载瓷器等物出海销售,满足海外需求。当时巨商郑龙芝兄弟,拥有商船百艘,海员千余人,常到景德镇采购青花瓷、茶叶,去浙江采购绸缎,然后派遣海船运到东南亚、阿拉伯、东非各地销售,深受欢迎。后来,日本著名陶瓷考古学家三上次男率学者在东南亚、非洲考察了中国古代陶瓷输出亚非各国的大量碎片,著有《陶瓷之路》一书,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陶瓷之路,也是古代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贸易之路。

蓝天碧水靓瓷都


5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景德镇市采访,一位朋友见记者穿白衬衫,便笑着对记者说:“现在穿白衬衫来景德镇,穿2天领口不会黑,要是过去穿白衬衫来景德镇,走一圈领口就会黑。”

记者听后不解,朋友解释道:“过去,每天飘浮在景德镇城市上空的烟尘有1吨多,1997年至1999年,城市环境质量考评在全省11个设区市中连续3年排名倒数第一。随后,景德镇市实施了‘蓝天碧水’工程,2003年城市环境质量考评在全省11个设区市中排名第一。”

千年窑火铸就了景德镇的辉煌,但灿烂的陶瓷文化也让当地环境负债累累。景德镇市的大气污染是由于陶瓷烧窑这种特殊工艺造成的结构性污染,30多平方公里的市区里林立着600多根烟囱,每年消耗煤200万吨,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每月的自然降尘量达到54吨/平方公里。如果一年不清扫的话,烟尘可以达到三四十厘米厚。

面对数以百计、浓烟滚滚的烟囱,景德镇市1995年作出了拔掉千年烟囱的决定,随即就打响“三大战役”:第一战役,以集中锅炉供热改变了坑道烘房分散烧窑的模式,一举拆除了38座烘房,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大大减少了低空排放;第二战役,利用“退城进郊”城市改造工程的契机,对国家规定淘汰的183座圆窑进行拆改,拆除率为80%,少部分改为热利用率更高的煤气供热梭式窑;第三战役,2000年针对22条隧道窑炉进行专项整治。景德镇市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彻底淘汰了一部分老化窑,一部分由烧煤改为煤气供热,另外一部分则改造为梭式窑。经过5年的努力,606根烟囱被推倒。

通过窑炉拆除,景德镇市每年削减烟尘2万吨、二氧化硫1.6万吨,彻底改善了城市的大气环境。

昌江河横穿景德镇市城区,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好地方。为此,2002年,景德镇市集中力量对昌江河进行整治,取缔了一批污染严重的小电镀厂、小轧钢厂和小化工等“十五小”企业。同时,对昌江河里的“淘金”船进行整治,查处了违规船只1000多艘。经过3年的集中整治,昌江河里的水变清了。

天变蓝了,水变清了,海内外客商纷纷来景德镇市投资办厂。现已有45户内外资企业落户景德镇,协议引进外资2942万美元,内资4.2亿人民币,瓷都振兴,曙光已现。

醴陵瓷器的历史文化


讯 醴陵是一座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江南城市,享有"瓷城"美誉,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器原产地。进入二十一世纪,醴陵陶瓷产业抓住机遇,重整旗鼓,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瓷器是中国独创的发明之一,至今英文仍把瓷器称之为"china"。

醴陵陶瓷生产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远在东汉时期,醴陵就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醴陵开始烧制粗瓷。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醴陵瓷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使醴陵响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便诞生于此时。1904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与曾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举人文俊铎,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通过多方考察,并结合醴陵的技术优势与实际情况。在醴陵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大力振兴醴陵瓷业。得到了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当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醴陵正式开办,次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釉下五彩瓷器瓷质细腻,画工精美,清新雅丽,别具一格,釉层下五彩缤纷,呈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问世,立即得到业内人士和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好评。1909年到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开始名扬华夏,走向世界。"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就是醴陵瓷在当时赢得的良好评价。

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最高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扁豆双禽瓷瓶是1911年湖南瓷业公司的经典之作。瓶高46.8厘米,撇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花色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自此,醴陵瓷器举世闻名,采购客商络绎不绝,一批私营细瓷制造公司相继兴建,当时的盛况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釉下五彩瓷成为中国陶瓷的一大特色,是世界性的创举。

清亡后,军阀混战,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毁于兵火,仅仅出现20年的醴陵釉下彩瓷,自此开始停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寻找老一辈瓷业艺人和深入挖掘传统工艺。于20世纪50年代,经前辈艺人吴寿祺主持,醴陵釉下彩瓷得以恢复生产。釉彩品种、绘画工艺题材内容等,均远远超过清末民初水平。发展成有100多种不同色相的色彩用于釉下装饰。工艺成熟使醴陵釉下五彩能够表现多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瓷画,其工艺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均达到一个历史的最高峰。其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再一起行销全球,并有幸成为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局常委特制日常用瓷和国家礼品用瓷,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红色官窑"。

随着现在民营资本的广泛进入醴陵釉下五彩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历史高峰。醴陵釉下五彩是对传统釉下彩技术进行了突破性发展,其色泽极为丰富,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和黑、白、茶、灰等各色,且每一种颜色又有不同有品类,而且窑变后所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醴陵釉下五彩不但釉色多样,画面色彩具有水份感和静中有动的效果,而且用色大胆泼辣、工艺技法精致巧妙,看得见而摸不着,美中藏秀,光影闪动,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这些特色加上釉下彩所固有的胎质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收藏角度来说,由于釉下五彩瓷是直接在毛坯上作画,对画师技艺要求就非常高,由于是在高温下一次烧成,技术上很难把握,目前还只有个别瓷场能够烧制。 正是这种稀有性和难以仿冒的特点,即使是新作的釉下五彩精品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华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的"97香港回归中国十大名窑(汝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耀州窑、石湾窑、定窑、磁洲窑、醴陵窑)精品"征集活动中。醴陵窑釉下五彩陶瓷精品入选了十多件,在十大名窑中,醴陵窑的入选数量是最多的。虽然醴陵窑制瓷史这样短,但所生产出来的釉下五彩瓷器已是世界闻名,因为醴陵窑发明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釉下五彩陶瓷,为世界的陶瓷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甚至,一些国内陶瓷鉴赏专家、收藏家断言说:"宋代看五大名窑、明清看景德镇官窑、近现代看醴陵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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