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器。
在17世纪的日本，精良的中国瓷器备受推崇，并成为日本茶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从中国景德镇进口大量瓷器，但是日本人喜欢不对称甚至朴拙的瓷器，而中国宫廷则讲究对称和尽善尽美。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品味，景德镇对瓷器的造型和装饰进行了改造，融入了日本风格。华美协进社将举行一个瓷器展览，展示这一时期景德镇制造的出口日本的瓷器。
这次展览题为“TradeTasteandTransformation:JingdezhenPorcelainforJapan,1620-1645)”（贸易品味和转变：出口日本的景德镇瓷器，1620－1645年），将展出100件瓷器，其中许多在日本之外非常罕见，包括香炉、花瓶、水钵、碗碟。展品来自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及三个私人收藏。
日本人称这些瓷器为“旧青花”，产于1620年至1645年之间的中国磁都景德镇。这个时期刚好是明朝政府濒临崩溃的时候，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满洲人从北面入侵。景德镇当时为宫廷供应上等瓷器，但是由于国库空虚，宫廷定购量日益减少。
不过这个时候瓷器出口增加，补偿了宫廷订货减少带来的损失。景德镇的陶匠开始根据外国客户的品味，在瓷器造型上进行了创新，例如用不对称的造型取代瓷器上的装饰。专家指出，日本人喜欢不对称，那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不对称意味着不吉祥。
这次展览分为5个部分，包括日本茶道，日本江户时期的品味，日本和中国人喜欢的表现热爱自然的花饰，中国学者喜欢的纹饰，道教和佛教人物像和象征物。
展览从2月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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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成为“中国瓷都”6月将在京办博览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正式授予广东省潮州市“中国瓷都”荣誉称号。这标志着潮州市陶瓷工业发展已走在全国陶瓷产区前列，将使举世瞩目的潮州陶瓷如虎添翼，为更好地落实潮州陶瓷产业“把品牌做大，把档次提高，在全国全世界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扩大市场覆盖率”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发展机遇。
为促进中国陶瓷工业发展，推动我国各陶瓷产区进一步重视品牌建设，自去年以来，中国轻工联合会委托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牵头组成专家考核组，根据中国轻工联合会《关于授予中国轻工行业特色区域荣誉称号行业规范》，对潮州市陶瓷行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核。市委书记江泓、市长骆文智等市领导高度重视，亲自挂帅；市经贸局和陶瓷协会等部门、单位根据中国轻工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有关要求，认真组织广大陶瓷生产企业接受考核。专家考核组在审阅潮州市陶瓷行业有关材料的同时，实地考察了潮州市有关历史文物、瓷土资源和当前全市陶瓷生产规模、门类、品种、技术水平、档次、出口量等方面情况及一大批龙头骨干企业，认为潮州市陶瓷行业符合授予“中国瓷都”称号的有关要求。中国轻工联合会及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经研究决定：正式授予潮州市“中国瓷都”称号。
潮州市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是我国古瓷都和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笔架山宋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潮州陶瓷有着丰富的瓷土资源，为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证。潮州市是全国陶瓷最大产区之一，去年销售额116.8亿元；是全国陶瓷生产企业最多的地方，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是全国陶瓷出口量最大的地区，去年出口额达6.43亿美元，居全国各陶瓷产区之首；是全国最大的卫生洁具生产基地，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57%左右；是全国电子陶瓷最大生产基地，生产的电子瓷基体年产量已达1200亿多只，分别占全国总产量70%和全球总产量近一半。潮州市在全国陶瓷产区中门类最齐全，拥有工艺瓷、日用瓷、卫生洁具、仿古瓷、圣诞瓷、环保瓷、骨灰瓷、电子陶瓷等多个门类的系列产品，是全国获奖项最多的产区之一，目前潮州陶瓷产品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50多个。此次荣获“中国瓷都”这一大品牌，为潮州陶瓷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据悉，市委、市政府将于今年6月中旬在北京举办陶瓷博览会，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促进潮州陶瓷行业乘势而上，做强做大，为“中国瓷都”增添光彩，向打造世界品牌进军。
制约中国陶瓷会展一统的若干因素
五年之前，中国陶瓷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建材展中偏居一隅，五年前开始，中国陶瓷产品成为单列的专业展则从佛山开始。五年之后的今天，陶瓷展在广东广州、广东佛山、山东、四川、福建、江西等全国各地全面开花，确令人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感。
梳理陶瓷展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我国陶瓷产业发展的历程以及现状。从陶瓷会展现实来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展基础雄厚，配套、服务水平较高，佛山产业优势明显，展会比较专业，企业也较为集中，淄博、景德镇、夹江等地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正奋起跟进。从商业竞争角度来说，诸多陶瓷会展竞相举办，群雄并起，一时间不知鹿死谁手，良性一面是：早期阶段的竞争往往并不是坏事，大家互相促进，恶性一面则是：当会展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要集中，但现实是陶瓷会展无法集中优势，大大拖慢了中国陶瓷会展一统的步伐。按照陶瓷会展业发展规律，在三五年之内，不说佛山之内，如果全国的陶瓷会展还没能一统，很显然，对于我国陶瓷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非常不利。
要说制约中国陶瓷会展一统的若干因素，还先须以佛山为例。相比于全国，佛山只是一市，佛山陶瓷产业从石湾发源，由南庄鼎盛，到小塘、西樵、三水、乐从、官窑扩散，再到山东、四川、清远、河源扩张，从佛山陶瓷产业发展上来看市场规律极为明晰毋庸置疑，但因为佛山曾经的行政格局，使得五年前佛山陶瓷产业规划特别是会展规划方面存在不足。诚然，以当时状况，这也并非哪位领导可以左右。而现在，统一规划已经几易其稿。第二个主要因素则是经济势力的较量，产业体系下暗流涌动急流勇进，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产生更高阶段的、新的竞争内容和竞争体系。在都意识到转变时，那就要看谁的起点高，谁的实力强，谁更有潜力。三，曾因为行政格局不同而造成的地域界限如石湾、南庄也是造成会展割据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有石湾自身狭小的地域限制等。当产业和会展已经主要不再是一个市内竞争的时候，已经转变为全国或者全球竞争的时候，很显然你的眼光当然也不能局限于一区、一市之内，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自相矛盾或者自相残杀。四，文化和传统因素。在统一行政架构之后，因为历史原因仍然会造成意识、文化上的不协调。一种文化是否优秀，是否在不同区域同样时代的条件下能产生更大的造血功能，首先是看他本身能否有自知之明，其次才看他能否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如果连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看不到，遑论去如何发展了。在自知的前提下，要确立优势，发挥优势，应该扬长避短，而不是纠缠于细节纠缠于一时得失，甚至扬短避长，那样最终只会自己害苦自己。
跳出佛山的圈子，依然如此，像上述的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等制约中国陶瓷会展一统的因素甚至更为深远和无法调和。各省市间的不同行政格局，各大陶瓷产区的竞争，各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差别，一时就更难理清，要统一集中可能性就更小了。大城市、佛山和福建、山东、四川等地这三种类别的会展竞争如三国鼎立，互相擎肘。但是，如两军对垒僵持不下，还须局部突破，最终赢得战争从而改变格局。
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说，发展陶瓷会展业，一不能不认清自己的地位和优劣势，二不能不考虑在全球范围的竞争态势，三会不会利用优势取得突破。从长远来说，要和陶瓷大国强国地位相称，陶瓷会展业的发展任重道远，尚需从零开始，各方共同努力。据大部分业内人士来看，佛山虽然具备了问鼎中国陶瓷会展第一的实力，然而还须首先完成自身诸多方面的调整统一。
中国陶瓷亚洲行（日本展）胜利凯旋
由中国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担任指导单位，上海艺术博览会组织委员会、东上海国际文化影视集团、上海大家文化艺术中心、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主办，上海大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陶瓷亚洲行（日本展）”，于2月23日—28日在日本东京银座新和美术馆成功举办后，近日凯旋回沪。
据悉，“中国陶瓷亚洲行（日本展）”23日下午5时如期在东京新和美术馆开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部书记官何静，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副秘书长顾之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上海大家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夏文菁，日本泰明画廊负责人川田哲也，日本条田美术负责人条田正道出席开幕式并为展览剪彩。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在日本陶瓷艺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日本友人纷纷从横滨等地赶来观摩，展出的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陶瓷作品受到了日本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对中国陶瓷在近年来取得的新发展和新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在切磋陶瓷艺术的同时，日本各有关美术馆和机构也期望与上海艺术博览会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深入合作。
浅议日本仿中国瓷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绳纹土器时代，中国的陶器文化就经朝鲜传入日本列岛。随后，陶瓷技术也以各种渠道不断传入日本，使日本从纯粹的手工制作进入了采用辘轳制作须惠器(釉陶器)的时代。到了奈良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模仿中国唐三彩，制造奈良三彩的尝试。之后，一些带有中国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的古陶器相继产生，但日本仍未摆脱陶器时代。13世纪初期，日本开始进入了学习和模仿中国瓷器的阶段。从此，这种带有涉猎、摄取、尝试等不同目的的仿制和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由于仿制目的的不同，日本仿制中国的瓷器又分为两种：第一，以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第二，以牟利为目的的造假作伪。到目前为止，带有上述风格的瓷器常见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公私藏品中。
一、吸收中国文化的仿制品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体现的是全盘吸收，有时则是部分地将中国文化韵味融入到日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去，使之以一种和谐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作为陶瓷文化的输入日本，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上述两种因素。由于技术传承性质的不同，这种吸收文化的过程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即从弥生时代到17世纪以前，中国陶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辘轳的使用、拉坯成型到入窑烧制等全部过程。17世纪以后则侧重社会科学方面，即装饰艺术和题材等方面的移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陶器文化的传承自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而瓷器文化的影响则在稍晚的时期才出现。有人认为，远在弥生时代的须惠器，就已在造型和釉色等方面留下了中国原始青瓷的影子，但真正能从器物本身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影响痕迹的，是日本制作的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在奈良时期，受这种文化心理的趋使，日本人还仿制了许多中国的青瓷，一部分还刻有相同的暗花，常见的器型有罐、瓶、壶和碗等。主要供居住京都皇室和贵族作为中国陶瓷的代用品使用。
以礼品和贸易形式输送中国瓷器到日本，其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日本社会的需求。来华学习瓷艺，创造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瓷器，供本民族使用，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代表人物是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一说是福建)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即是其来华学艺后融合了中日两种文化韵味而创造出来的日本民间生活用品。在日本模仿中国瓷器艺术这一行为中，尚有许多事例，只是未留下任何记载。但是，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播，并使之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土壤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他们的作品也使我们对一些富含华夏风采的日本瓷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之，上述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或是完全吸收，如仿建阳窑的濑户天目瓷；或是部分摄取，如用日本本土的造型，饰以中国瓷器的纹饰等，但都是以学习中国先进的制陶经验及吸收中国文化韵味为目的而进行模拟仿制的。这种文化行为具有极大的承接能力，直至现在，吸收中国古瓷造型、装饰的尝试和模拟活动在日本部分地区仍然存在。
二、具有牟利性质的造假作伪。
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珍爱。收藏中国瓷器，也是日本一些民众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瓷器的价值也随之增长。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尤其是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然后饰以中国式的包装，并在封面书以“中国龙泉”、“万历五彩”、“明代德化白瓷”等标签，几经反复以后，重新带回日本，并以中国瓷器的面目被日本各界广泛收藏和珍视。至今为止，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日本收藏界视为“唐物”而买卖、珍藏。
从上述事实得知，以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的瓷器，促进了中国瓷器文化的传播，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以牟利性质的作伪活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至今为止，该类瓷器的鉴定仍然困扰着许多收藏家和爱好者。辽宁省现庋藏数件这种类型的日本仿古器，其中仿制的对象有唐代的三彩器，宋代的龙泉，明代五彩、青花、建窑白瓷。现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特征，以及和中国瓷器的细微区别：
１、仿龙泉类瓷器：龙泉瓷器是中国浙江地区的主要烧瓷品种，尤其是南宋时期，陶工们创造性的烧制了粉青、梅子青釉瓷器，釉色温润如玉，含蓄雅致，一直被日本收藏界奉为珍宝。所以该类瓷器的仿品在日本比比皆是。由于原料、陶工技术上的差异，日本仿的龙泉瓷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在胎土上，日本仿的胎土过于细腻，胎色洁白。其坚致程度几近明清瓷器的胎土。烧成温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南宋时期的龙泉瓷器，用手轻扣胎土，发声清脆悦耳，似金属的声音。其次，在造型上过于规整，日本仿龙泉瓷器的时间大多在17世纪，这时的成型技术已很先进，所以器物的口沿、圈足及其余地方的细部处理都较精细，尤其是足部处理，日本仿的器物底足过于尖薄，露胎处所呈现的酱黄色是经人工涂抹而成，不似自然烧成的颜色色阶过渡和谐统一。最后是釉色上的差异，日本仿龙泉制品与中国宋时期龙泉瓷器温润厚密的釉质相比，稍显轻薄，且过于光亮匀净。
２、仿五彩类瓷器：中国五彩瓷器以嘉靖、万历时期最具典型性。为了满足日本民众的尚古心理，嘉、万时期又生产了适合日本民族审美习惯的外销瓷，其浓艳的色调，繁密的纹饰，深深吸引了日本社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胎体厚重粗松，器身多有变形，不太规整。绘画风格繁缛，彩色对比强烈。由于勾勒填彩的技法稍显草率，彩料常常溢出边线，纹饰显得模糊含混。这类瓷器的日本仿品，由于作伪者不同的动机和手法，也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面貌。有的是完全的仿制；有的本身则是带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却伪以中国嘉靖、万历时期的款识。因与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温度不同，日本仿的瓷器胎体玲珑，胎质瓷化成度较高，玻璃质感强，迎光透视胎体透亮。纹饰绘制过于纤细，尤其是龙纹的画法，从日本仿万历龙纹尊的纹饰上就能看出区别。龙身蜷曲粗短，缺乏神气。除仿嘉、万时期的五彩瓷器以外，一些工匠还仿制明成化年间的五彩器，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两件日本仿成化时期的五彩花鸟纹盘，均制作于十七世纪，敞口、浅弧壁、圈足、平底。器身的黄、绿、红等釉色绘饰花鸟纹，底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和成化真器相比，这两件器物，色调过于柔和，款识青料呈色蓝中泛黑，书写笔划较为粗重，排列稀疏，不似真款，以圆润的中锋运笔，苍劲有力。
３、日本所仿的青花器以罐、瓶、盘、碗等常见，模仿的对象也以嘉万时期为主。青花色调柔和，不似嘉、万时期的色泽，或蓝中泛紫；或晕散灰暗。器物胎体处理干净平整，没有明显的对按痕迹。画笔纤细，具有不可掩饰的日本工艺风格。所仿万历款识，几乎可以乱真，但内涵日本书道风韵，青花色泽较为鲜亮和浓艳。
综上所述，日本模仿中国瓷器之风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后果一方面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负面影响。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尽管不能作为国内学者鉴定的主要目标，但正确认识其本来面目，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瓷器文化的内涵是大有益处的。
评论：中国陶瓷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办
这个今天看似很浅白的事对于很多行业的过来人却有很多的感慨，是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一个觉醒性认识，是未来的中国陶瓷发展要坚定地坚持的方向。
曾经有过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等等世界上经济与科技较发达国家的陶瓷厂家来中国办厂，曾引发一阵国内业界的恐慌与担心。但这些年过去了，外国的在中国占不了多大的份额，国人投资企业发展势头远远大于外国的，外资企业曾经握有的一张所谓高端产品牌子也慢慢暗淡下来。陶瓷产业所包括的美术瓷、日用瓷、建筑卫生陶瓷、装备、色釉料、工艺技术等等全部由中国人主导。
曾经有过一些台资陶瓷企业独选华东一带圈地建厂，还讥讽是不愿与大陆陶企为伍，放了不少不敬之言，却忘记这些企业是本土支持了他们资金、人力、市场资源而生存发展起来的。过不了多少时日的今天，那些放过的大话几乎全都成为泡影。个别人说国内对他们不平等竞争，而恰恰当对他们照顾的变为平等对待之时，他们反而不习惯了。华东陶瓷产区正在走下坡路，真正有实力的还是中资陶瓷企业。
曾经有过，国门刚刚打开之时，意大利装备商拿一条年产30万平方米的地砖生产线以207万美金卖给中国，随后的十多年，少数无良的商人更以天价将几家外国陶瓷机械产品卖给中国陶瓷厂。当年有不少的陶瓷企业原本还是好好的，就因为“引进”将之带进破产的边缘。进入21世纪的中国传统陶瓷有本质的提高与发展，其缘由之一就是摆脱对国外的过多依赖。先对压机、辊道窑、冷加工机等“硬”件攻关国产化；随后在装饰、磨边、布料器等“硬”件（附属、配套件）进行突破；再后，当对环保、新工艺技术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中国陶瓷将走进生态、环保、高效、新型制造业的领域，将集文化、传统、科技、现代、材料于一身，成为世界上最有特色的产业。
最近有机会走进大西北、大西南，加上原来的较熟悉的东部地区，几乎每个省份都有陶瓷厂，只是大小高低之差异。陶瓷这个资源密集型、物流量很大的产业，又出现一个新课题，产区应怎么布局？集群化生产要不要打破？生产销售市场半径多大最合适？因为过去讨论这个问题条件不成熟，办不到，现在有条件了。这一点，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办了陶瓷所取得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紫砂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初，政府重振紫砂业，大力组织生产与出口，老艺人带徒，为紫砂繁盛的到来准备了充足的人才，从而迎来了紫砂最长时期的繁荣。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55作社之前，是宜兴紫砂业的衰退时期。抗战时期，苦于逃命，民不聊生，喝茶品壶，几成绝想，连茶叶店用壶及农村下田干活所带茶水壶亦是寥若晨星，整个紫砂业萧条衰弱，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宜兴陶业稍有恢复，但底气不足。1955年1月，宜兴紫砂从业者被组织起来，计59人，成立了紫砂工场，作为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工场的一部分，生产逐步恢复。
1954年下半年，北京美术服务部向宜兴紫砂产销联合营业处订货情况（据吴如林师傅回忆）：
竹提(来样为程阴千的双竹交提梁腰元身筒竹提），由朱可心制作；
竹节咖啡具（造型图纸是高庄绘制图式），王寅春制作，任淦庭书画（范泽林、徐秀棠刻）；
云龙壶（朱可心造型复制）；施福生作；
圆条壶，王熙臣作；
果元壶，沈孝鹿作；
高矮八方壶，沈小虎作；
上项任务在商谈初期，联营处先与顾景舟联系，主要因价格未能谈妥而未参与；在紫砂合作社成立以后，接受了联营处的合同，顾景舟也参与了竹节咖啡具的制作，底印也盖上了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生产工场的印记。竹节咖啡壶在完成任务后一直延续制作了很长的时间，“大跃进”时期也有制作，进厂不久的徒工也参加话制作，以求“放卫星”的产量追求，故这些作品的制作质量、刻字质量与前天差地别。
在此需说明的是，因为有上面这一段历史，有人误把接受这一任务视为是紫砂合作社成立，把其成立时间从1955年1月提前到1954年下半年。
1955年10月蜀山工场上升为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与做罐头的合新厂的前身组织在一起，紫砂仍为工场，前墅为一工场，10月份在宜兴县政府的重视下招收徒工，建立了紫砂工艺学习班，由顾景舟、朱可心、王寅春、吴云根担任辅导，宜兴派来了美术文学老师吴汝连，政治老师许作甫，学员计有35人。1956年11月，又招收了第二批徒工26名，分两个班，由王寅春、吴云根分别担任辅导员，原来徒弟并给朱可心、顾景舟。两批共61名学员。
老艺人专门从事带徒而不从事生产。徒工三年学徒期间没有生产压力，有名艺人传授技艺的良好外部条件和生活条件，还经常评比、参观，文学老师讲课、政治教师进行思想教育，使这批原本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一定艺术素养的艺徒迅速成长，技艺进步较快。这是院校培养和民间传统带徒方式相结合的好方法。
150多件中国当代陶瓷精品将在东京展出
荟萃了150多件中国当代陶瓷精品的“中国陶瓷亚洲行（日本展）”，将于本月23日至28日在日本东京展出。
本次展览由上海艺术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等主办，将展出80多位中国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届时，江西艺术、浙江龙泉青瓷、河南钧窑瓷器等中国陶瓷界精英品牌将同时亮相。
“中国陶瓷亚洲行”计划在日本东京、韩国首尔、新加坡、印度新德里、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等城市陆续展出。主办方表示，希望中国陶瓷亚洲行巡展活动成为2010上海世博会的使者之一，将陶瓷这一中国国粹艺术推向国际。
指出，中国虽然以发明瓷器而著称于世，然而在当代陶瓷艺术的欣赏研究、设计生产方面，却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不如亚洲的日本、韩国。全球当代陶瓷艺术的重心不在中国。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缺乏一个扶持陶瓷艺术发展的整体环境和制度，中国当代陶瓷从“艺术”沦为“工艺”，在世界陶瓷艺术的体系中日益处于边缘状态。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陶研所副所长柯和根指出，创造力弱、技术优势不足是中国当代陶瓷发展的两大“软胁”。一方面，艺术家缺乏文化、生活底蕴，作品往往闭门造车、照搬照抄，很难看到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另一方面，缺乏核心技术也严重影响到中国当代陶瓷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当下社会中，从普通民众到学院艺术家对陶瓷艺术都比较淡漠，既不欣赏、也不关注，制约了中国陶瓷的商业、艺术成就。
艺博会组委会副秘书长顾之骅表示，要让中国陶瓷重现昔日辉煌，第一步就是要让中国当代陶瓷艺术走出“封闭自赏”，敞开胸怀，到国际上去交流、学习，在竞争中提高。“中国陶瓷亚洲行”巡展将联合各方着力打造一个陶瓷的国际交流平台，让世界优秀陶艺家在这个平台与中国进行交流对话，也让一批具有发展潜力及创新意识的中国职业陶艺家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登场。
日本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陶瓷
1998年2月，笔者因筹办“耀州窑陶瓷展”，前往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工作了一个星期，期间通过参观、考察及与日本同行的交流，对该馆的收藏概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大阪位于本州的关西地区，是日本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它北与日本著名的千年古都--京都相邻，东边则紧靠日本另一个著名都市--奈良市，这两个城市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大阪古称“浪速”、“难波”。据日本史书记载：神武天皇乘船至九州向东航行巡视，到大阪附近，水流湍急，浪花翻滚，遂将此地称为“浪速”。大阪之名是因为附近多山，上町台一带坡地面积广大且坡面平缓，始称为“大坂”，明治初改称大阪。这座城市濒临濑户内海，市内河道纵横，自古以来凭借河海交汇之优势，与国内及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进行频繁的交往，位于大阪的港口“难波津”就是与海外进行交流的重点地区。
被称为“水之都”的大阪历史悠久，境内已发现弥生时代的遗迹多处。历史上曾有几代天皇在此建都，位于市内的难波宫遗址即为建于七世纪中叶的奈良时代的古皇宫。市内的名胜古迹还有平安时代的大会佛寺，江户时代的丹珠庵，明治时代造币局的泉布观等。
位于东区的大阪城是16世纪末的的霸主丰臣秀吉所建，是大阪最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包括13处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建筑。其主体建筑天守阁巍峨宏伟，镶铜镀金，十分壮观，内部保存有丰臣秀吉的木像、使用过的武器及绘画等。此建筑后遭遇火灾被毁，现在的大阪城为1931年民间集资重建，唯有城内的樱花门因全用巨石砌成而免遭火焚，成为目前仅存的遗迹。
大阪的名胜古迹还有日本最早的官寺-四天王寺，于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时所建，也是几经烧毁后重建。住吉大社则是全日本住吉神社的总本宫，是为祭祀航海安全的保护神于公元三世纪时创建，该大社的四栋本殿已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夹在堂岛川和土佐堀川之间两条河流之间的中之岛位于大阪市北区，从江户时代就是经济、金融中心，聚集在这里的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和中央公会堂等西洋建筑都是著名的观光名胜。以专门收藏东洋陶瓷而闻名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就位于以玫瑰园著称的中之岛公园附近。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收藏主要来自于旧安宅产业（株）的收集品。安宅产业的原会长安宅英一是一位极具艺术天分的收藏家，在他的指导下，安宅产业从战后的50年代就开始收集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陶瓷，至1976年时已收集了1000件左右。
从1969年开始，就陆续举办陶瓷展，供公众参观研究。1975年旧安宅产业（株）出现经营危机，其珍贵收藏面临失散的危险，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后由住友集团收购全部捐赠于大阪市，并捐赠巨额资金建馆收藏、展示这些珍贵藏品。1982年11月，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正式建成开放，并从1992年起开始收集日本陶瓷。同时又接受了在日韩国人李秉昌捐赠的351件朝鲜陶瓷和中国陶瓷。
通过不断的捐赠与收购，馆藏品得到不断地充实，目前约有2000多件藏品。上世纪90年代末该馆又进行了扩建。新馆是世界上首次尝试以自然采光展示的美术馆，在空间设计上富有新意，部分区域适时让自然光进入，将陶瓷原本的色彩与光泽展露无遗。目前，该馆已是大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设施，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东洋陶瓷宝库之一。
该馆收藏的中国陶瓷在数量上仅次于朝鲜陶瓷，不仅量大、质精，而且品种多，时代跨度长，从东汉的釉陶到明代的青花、彩瓷都有收藏，其藏品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上各个著名窑口的著名品种，既有充满宫廷趣味的官窑器，也有在传统鉴赏领域被忽视的民窑作品。
清代的中国陶瓷不在安宅的收藏范围之内，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是他们认为唐宋元明是中国陶瓷最为华美，并充分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因此宋代瓷器是这批瓷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其二是由其在收藏中奉行的“彻底的完美主义”即日本学者所说的“安宅品味”所决定的，要求藏品的品质要具有“静谧”和“峻烈”感，认为陶瓷器不应该简单地给人以美学价值，更多的应该是具备使人精神高扬奋发的力量。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陶瓷中有13件分别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重要文化财，其中有2件被指定为国宝，11件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此外还有一件被指定为重要美术品。
日语中的“文化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遗产”。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走在世界前列，早在明治初期的1871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物保护法》。1950年日本制定了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其保护范围包括古建筑、书画作品、手工艺品、自然景观、地下文物等，还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也列入保护范围。日本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有很多被列为国宝、重要文化财和重要美术品，其中就包括有为数不少的中国陶瓷精品。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这些流失在海外的国宝--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的中国陶瓷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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