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南宋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taoci52.com扩展阅读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南宋瓷器精品亮相杭州 官窑博物馆扩建完工
南宋瓷器精品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设立的官窑史称“南宋官窑”。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与公众见面，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遗址保护为基础的陶瓷专题博物馆，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开放，二期扩建于2007年完成。此次三期扩建工程历时近7个月，扩建后的博物馆占地60亩，比原先扩大了三分之一，成为杭州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博物馆。
中国陶瓷业在宋朝迎来了一个辉煌时代，宋室南渡后，沿袭汴京旧制，召集能工巧匠，在临安设立官窑。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造型端庄，薄胎厚釉，釉色滋润，青莹如玉，而且产量有限，传世极少，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从上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尘封近800年的南宋官窑遗址，其中的老虎洞窑遗址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大展》，这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瓷器精品为概念的主题展，集中展出了130件（套）南宋瓷器精品，以及200余片（件）南宋时期代表窑口出土的瓷器标本精品。
这些瓷器精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十多家博物馆，包括22件国家一级文物和39件国家二级文物。其中，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南宋官窑大瓶，高34.5厘米，是现今存世最大的一件南宋官窑瓷器，而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由于在海底沉睡近千年，釉色清亮如新。（记者 冯源）
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共同点和差异，如何鉴别
宋代官窑在瓷器釉色中属于青瓷系列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宋代官窑瓷器与汝、哥、钧窑瓷器一样，特别注重釉色美。宋代官窑凝厚的釉层系采取先素烧坯体、然后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釉层厚度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官窑瓷器多为素面，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宋代官窑分为新官窑和旧官窑，旧官窑指的是北宋官窑，新官窑指的是南宋官窑，这是由于金代入侵中原导致了宋代官窑瓷器的南迁，那么做为瓷器收藏的后来人，我们如何鉴别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呢？
宋代官窑跟宋朝的政治分不开，由于靖康之变等历史原因出现了北宋和南宋之分，因此宋代一朝有两个官窑。
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称旧官，因临近黄河南岸而受河道改变、河泥淤积，已深埋在今开封市地面近十米之下，宋官窑青瓷产于何地无法再探究窑址。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称新官。
宋代官窑：一是宣政间京师自置的官窑，通常称作北宋官窑；二是宋室南迁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宋代官窑的共同点
宋代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紫口铁足。宋代官窑青瓷釉面经常可见斑点，这些斑点有黑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其中有些斑点有明亮的金属光泽。北宋和南宋的官窑都有紫口铁足的特征。所谓“紫口铁足”，是指口部由于釉薄，露出紫色的胎骨；圈足露胎的部分，呈现铁褐的颜色。这个特征南宋要比北宋明显，原因是南宋官窑的青釉就没有北宋官窑的厚，釉一薄，特征就更明显了。两宋的官窑都有开片，以此难于辨别。但在瓷器烧造当中，一般来说北宋瓷胎都厚重一些，南宋的都轻薄一些。
官窑大瓶
官窑大瓶，宋，高34.5cm，口径9.9cm，足径14cm。
瓶圆口，直颈，垂腹，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釉面开有冰裂状纹片，上部开大片纹，近底处纹片细碎。
北宋官窑瓷器时代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以粉青釉色为上，除了粉青釉官窑还有天青釉、月下白釉、炒米黄等釉色。
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
南宋官窑瓷器代特征
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以瓷器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
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釉层较厚，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
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
南宋从厚胎厚釉和薄胎厚釉，分两种底足，一种上青釉，一种不上青釉护胎，一种釉面上有水浪纹，一种釉面上乳浊釉，早期没有，晚期釉色滋润，玉质感强烈。修内司官窑，是一种含钙量较高的石灰碱釉，是高温下粘度较小，易流动，到后期改变制瓷工艺，创用素烧胎多次上釉两次烧成的厚釉工，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
南宋官窑足沿釉层较薄的部位泛出铁红色，乌黑色，铁黑色，澄泥色都有，修内司官窑早期花钵，晚期花口洗和花口碗的底足都没有上一层青釉护胎汁露足部位泛出铁红色。瓷器鉴定多看底足。
官窑葵瓣洗
官窑葵瓣洗八瓣葵花式，高4.8cm，口径18.7cm，足径11.2cm。斜直壁，折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开片，片纹交织如网。足底边无釉，露铁黑色胎。
官窑葵瓣洗造型优美，釉层莹润如玉，在溢青流翠的釉面上片纹纵横交错，大片纹间又闪现条条小冰裂纹。
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瓷器中气泡足的区别
北宋官窑的气泡分布密集而且大个、没有立体感、南宋红官窑的分布稀少而大小相差较大
北宋官窑瓷器中一般无破裂气泡，而南宋官窑釉面都有破裂的气泡。南宋官窑、龙泉窑有缩釉现象，北宋官窑则不会产生缩釉现象。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
总的来说宋代官窑瓷器，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以素雅为主流，因为宋代是文人治国，通过瓷器可以看到宋人是审美，也可以通过瓷器可以感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审美的不同，元代和清代都喜欢艳俗的风格，通过元代和清代五彩和粉彩瓷器就能窥见不同民族的审美。
南宋官窑指的是哪里的瓷器窑场
南宋官窑瓷器主要指的是青瓷，真正的官窑瓷器由北宋开始，南宋官窑开始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官窑瓷器有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的修内司窑，以及「比旧窑大不侔矣」的郊坛下窑，这两个窑口就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代表。
南宋官窑遗址包括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两处，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郊坛下窑南宋官窑瓷器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最早被发现的南宋官窑古窖址之一。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在窑址南部进行过局部发掘。1985—1986年，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窖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作坊遗迹和一座龙窑，以及大量的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龙窑又称为“长窑”，是我国南方比较常见的窑炉形式，最早出现于商代。龙窑一般依山而建，利用山的自然坡度砌筑，形体狭长。它按结构分为窑头、窑室和窑尾三段，由于头低尾高，当窑火点燃时，似一条俯冲的火龙，故称为“龙窑”。
这个龙窑斜长40.8米，宽约1.8米，头尾高差7.2米，窑体高度不超过两米，全部用砖坯砌筑。窑头为火膛，用来点火；窑室放置待烧的器物；窑尾为出烟口。窑的两侧筑有窑墙，墙中开了8个窑门，用于装窑、出窑。窑体两侧各开有一排投柴孔，有来分段添加燃料。
青瓷烧窑时，先在窑头点火烧窑，待第一段投柴孔下的坯体接近烧熟时，窑头停止烧火，改到投柴孔投柴烧窑。由此逐段往上烧，烧到窑尾结束。据说龙窑装烧量大，升温降温迅速，适宜烧制青瓷。
北宋官窑汝窑瓷器的鉴别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
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是我国古代的五大名瓷之一。从古至今官窑瓷的仿制品也很多，今天，小编就为您介绍一下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瓷器的釉质、纹片、胎色等都极富有特色，以官窑的特色为依据可以辨别真假官窑瓷器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
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
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
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南宋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烧制的瓷器是宋代瓷器中的精品。因为官窑瓷器的口部施釉稀薄，微露紫色，底部露胎处却偏赤铁色，所以有“紫口铁足”的称呼。
此尊贯耳瓶紫口铁足、瓶身开片，带有明显的官窑瓷的特征。瓶颈优美纤细、瓶腹圆润富态、瓶口两边的双耳小巧可爱，整体造型文静祥和，透出一股静谧优雅的美。釉质温润，犹如暖玉，粉青的釉色和瓶身上金丝的大开片更彰显了它的名贵与不凡。瓶底有一火戳印，底部的露胎处已经钙化，仿佛轻轻一碰瓷胎便会爆裂开，这明显是经过漫长岁月流逝才能自然形成的效果，更进一步表明了此瓶的历史悠久和珍贵的收藏价值。毕竟如今像这样能保存完好的传世的南宋官窑瓷器已经非常稀少、非常难得一见了。
细心打量，便会发现该瓶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说起这个缺口至今仍让我懊恼不已，故事还要从我收藏这尊瓷器说起。
有一次我去师傅周毛弟的古玩店里玩，碰巧那天店里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是师傅的一位老朋友，因为家里出了点儿事，急等着钱用，所以想托师傅帮帮忙，请他买下这尊瓷瓶。
我坐在一旁不由得心神一动，本来我就一直很热衷陶器、瓷器的收藏，这个瓷器一看就是“大开门”的好东西，还是南宋官窑的，既然有缘被我遇上了，怎么能不把它收藏起来呢！于是我赶忙对师傅表明了心迹，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尊瓷器让给我。师傅看我心神激动、爱不释手的样子，也不忍心扫我的兴，就割爱把它让给我了。
这尊贯耳瓶原先被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有一天，我把它拿出盒子给朋友欣赏时，一不小心在盒子上碰了一下，瓷瓶底部的一小块立即就爆开来，形成了一个缺口。原来经过九百多年，瓷器早已经钙化了，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实质上已很脆弱，稍不小心，那些已钙化的瓷胎就会爆裂开，要么一片片的，要么变成瓷粉。其实这也是鉴别瓷器真伪的一个方法，因为钙化的特点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作假是无法做出这种效果来的。
看着被碰坏的缺口，我心里懊恼不已，只恨自己当初为何没听朋友的劝告。吃一堑，长一智，我赶忙给它重新做了一个大一点儿的木盒，下面还垫上软软的海绵，以后尽量轻拿轻放，甚至尽量不拿出来了。
收藏：结缘宋瓷，品读宋代瓷器之美
回望两宋，我们忍不住会发出“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的感喟。宋代离我们很远，却又近在咫尺。倘若悉心观照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回闪着宋代的身影，有时像马远笔下的一丛修竹，摇曳生姿，有时像苏东坡吟诵的赤壁大战，惊涛拍岸。更直接的证据是，我们许多触手可摸的器物，到那个朝代就发展得非常精致了，比如家具、园林、赏石、首饰、服装、文房用品等，闻香、品茶、抚琴等雅致的休闲方式也整理出一整套高度仪式化的程式。
今天，在讨论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我们从宋代汲取的话题最有趣味。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内涵，它紧跟着绚烂辉煌的唐代之后粉墨登场，打造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类型，那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省、色调淡雅但又不乏炫目亮点的文化类型。中国瓷器披一肩岁月风尘走来，略经整饬与梳理后，就很自觉地与宋代成熟的哲学思想与飘逸的道教文化以及市民社会高度认可的趣味相适应，并达到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高峰。
宋瓷之美，何止五大名窑
说起宋瓷，不少人一定会轻轻念出：汝、哥、定、均、官……其实，宋瓷何止五大名窑！
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宋瓷以一个规整的方阵向我们走来，在北方窑口中，除了汝窑、定窑、钧窑之外，还有庞大的磁州窑系、同样窑场很大而影响至远的耀州窑系，还有登封窑、介休窑、扒村窑、浑源窑、大同窑、长治窑、鹤壁窑、淄博窑、霍县窑等，北宋的官窑应该特指汴京的官窑，“雨过天青”的汝窑因为特别珍稀而受到最高礼遇。而在南方呢，则有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越窑、建窑、繁昌窑、同安窑、泉窑、西村窑、潮州窑、永福窑、衡山窑等，南宋哥窑的窑址迄今也未发现，成了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南宋官窑是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是汴京官窑的延续，因称南宋官窑，今有郊下坛和修内司两处遗址供我们怀想。
两宋时期，中国陶瓷的覆盖面积不仅广大，而且在工艺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铜红釉发现并应用，釉上红绿彩也出现了，覆烧工艺得到推广，刻花与印花以及白地黑花等富有民间美术趣味的装饰技术被大面积采用。尤其到了南宋，高岭土的使用使青瓷的烧造成为美丽的现实，从此中国瓷器有了可与宝石比美的细腻质地与华美光泽。另外，从文化意义上说，民间趣味与文人审美在陶瓷上的体现，两宋作出了极大贡献与高品位的示范。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上的高峰，必定有着坚实而广泛的民众基础，宋瓷的繁荣及深远影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活在民间的宋瓷，其实并不贵
既然宋瓷优雅，为何在今天的拍卖会上，频频刷新纪录的偏偏是那路花里胡哨的粉彩或珐琅彩？首先，这是时代风气的折射，或者说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出了问题。不少人受到清宫剧或电视里鉴宝类节目的误导，以为唯有清代官窑才代表了中国烧瓷业的最高水平。其实在旧时，收藏家们高度一致地认为，玩宋瓷才是最高境界，一件宋汝窑或哥窑的东西直抵十件清代官窑。清代的那种艳俗的瓶子罐子，只能在暴发户家里显摆显摆。
其次，稀有性也是决定文物价值的一个因素。现在拍卖会上元青花拍得很高，那是因为存世量极少，只有一百多件，而且多半在国外。而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的青花瓷成交价格高，除了存世量较少之外，还因为当时用波斯、印尼等地进口的苏麻里青为呈色剂，后来这种原料没有了，改为国产的珠明料和浙料，永宣两朝青花那种恰如水墨画的晕散效果就差多了。物以稀为贵，永宣青花卖得贵是有道理的。
二十多年前，当民间收藏热刚刚升温时，在古玩市场甚至地摊上经常看到宋瓷一闪而过的身影，价格也不贵。一件景德镇窑的影青斗笠碗(俗称娃娃碗)，品相完整的，也不过3000元至6000元。建窑茶盏更便宜，1000元以内完全可以拿到手。上品一点的，比如磁州窑白底划花梅瓶或耀州窑刻划斗笠碗，三五万元也可以买下来。但当时人们并不当它一回事，现在它越来越少了，价格也一路攀升。
灰色地带的现实催生新的法规
按照现行的文物法规，凡出土文物是不能交易的。事实上，在市场上现身的宋瓷以及更早的汉唐时期的陶瓷，都以出土为主，代有传承的极少。但为何还是堂而皇之地在流通呢？这就说明现行法规在现实面前的软弱及严重滞后。
前些年，市场管理方面要活跃市场，默许古陶瓷交易，而文物部门要监管市场，经常冲击、追查古陶瓷交易，两家互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后经过多方博弈，达成了默契。由是，市场上就出现了灰色地带。同样，由于古陶瓷造假的成本比较低，市场上出现的假货也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应该有所警惕。
前些年，由于同样的原因，宋代瓷器是不能上拍卖会的，除非卖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藏品是祖传的。但近年来，市场管理开始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比如铜镜是近年来颇为热门的拍卖品种，而铜镜多半也是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年代远的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但照样上拍，并屡创佳绩。在铜镜的示范效应下，汉晋唐宋时期的古陶瓷也开始现身拍卖会，比如唐长沙窑点彩水盂、宋吉州窑彩绘奔鹿三足炉、三国越窑青釉杂耍乐俑、唐越窑粉盒、南宋仿官釉小洗、唐越窑青釉粉盒、唐越窑青釉直柄壶等精彩的高古陶瓷都显身国内几大拍卖行近年的大拍，并得到藏家的追捧，价格一路看涨。
而作为中国瓷器的天然代表，宋瓷的行情也在国内古玩市场再次启动，并预示着新一轮的升势。如此奇妙的感觉，收藏家们都如春江戏水的鸭子那样感同身受。他们认为：随着国内大规模基建告一段落，这也许是宋瓷最后的收藏机会了。
实事求是地说，宋瓷一类的古陶瓷，被民间小心收藏，总比流向海外要好，更比砸碎了要好。当然，收藏这档事，关键在于鉴宝的眼光与把握机会的决断力，机会永远是存在的。今天在古玩市场里肯定能看到宋瓷的美丽身影，如果你有心去与它结缘的话，千万不要与它擦肩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