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背景。
8头荷花茶具-青花手工陶瓷茶具套装
中国青花绘画艺术源远流长，从唐代开始出现青花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史。青花属于釉下彩，是我国烧造的三大釉下彩瓷之一，以氧化钻为主要着色剂。
青花花鸟画在景德镇陶瓷中应用较多，装饰中的笔墨情趣、人格寄托和独特的时空意识是其重要的美学特征。在青花花鸟装饰发展过程中，湖南长沙窑做出了很大贡献。
湖南长沙窑在继承岳州窑彩釉技术基础上又自成系统，它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装饰手法上改变了以往单一釉下褐彩绘画和褐斑点彩等手法，创造了釉下多彩绘画新工艺；二是突破了前期青花装饰题材主要以传统宗教、神话、几何纹等为主题的束缚，装饰内容趋于世俗化，转向从自然界取材，大量出现花鸟、鱼虫以及反映民俗风情的图案和诗歌文字装饰。打破了以往单调的程式化构图模式，画面显得更加自然、生动、活泼而富于变化。
长沙窑的青花手法多以写意笔法见长，纹饰但求生态，不拘小节。用笔娴熟，挥洒自如，色彩变化多端，构图简洁抽象，题材丰富多彩，画面清新朴实，线条自然流畅，极具中国绘画的笔墨韵味。这种绘画风格和装饰手法在元明以后的青花瓷器绘画艺术中大量应用。
长沙窑青花瓷主题装饰纹样中除了大员出现花草、飞禽走兽之类外，诗文题句、宗教以及异域色彩的图案也很常见。边饰多使用草叶、云气、水波纹等。其中以花鸟画为大宗，种类繁多，激情奔放，率真质朴，富有个性。带有大写意笔调的花草鱼虫、珍禽异兽、云气水波等装饰纹样与画风被后代模仿和传承下来。民窑青花瓷画上广泛流行的带有象征、寓意、谐音的吉祥纹饰以及文字诗词装饰手法起到重要借鉴作用，还为元、明、清时期瓷器成功发展釉下多彩装饰艺术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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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背景看金朝瓷器的发展
在九百年前，金朝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在十几年后它成功的灭掉了辽国，其管辖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华北地区，继而又灭掉了北宋，并由此诞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随着金与南宋的议和，南宋称臣并向大金“岁币”。随着1153年大金迁都至燕京，此时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宋瓷先进的制作技术被大金王朝所认可，并开始了模仿，此时金朝瓷器才开始了它的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关于金朝瓷器的相关研究其实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建立到灭亡也就一百多年时间，而且在发展前期还经历着混乱，其本身的手工业发展落后，到政局稳定再到生产逐渐恢复，期间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历程。还有一些原因在于在文人的正统思想下，他们认为历史战争的破坏性巨大，他们认为金朝灭宋毁掉了所有窑口，存世的瓷器均为北宋所烧制。但随着金朝瓷器资料的不断出现与研究，古玩行业专家发现，其实金朝为了生活，北方四大窑口均有所保留，而且还烧制了不少的瓷器，例如目前我们发现的定窑，钧窑，磁州窑，大官屯窑，观台窑等窑口，而且还有它自己的特点。
在金太宗时期开始，他们不断的吸收前朝优秀的文化，逐渐放弃他们本身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模式，开始定居状态，此时他们重农务本，实现了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其制瓷行业也获得到了超前的发展。在这一段时期，瓷器的烧制造型精美，线条流畅，釉色温和，精品瓷器完全可以媲美北宋时期。
在金朝瓷器的品种中，它的样式还是很多的，例如常见的罐，碗，瓶，盆，盏，壶，也有不少的尊，俑，小兴玩具等。在这些金朝瓷器当中，白釉黑花装饰花纹明显的描绘在瓷器的明显位置，这一特色代表了它的新高度。而三系，四系的带系罐子可系绳子，以及瓶身全部带棱的鸡腿瓶等，满足当时居民生活需求的瓷器造型则代表了它的独特性。
据研究，金朝瓷器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期在迁都之前，这一时刻瓷器的制作比较粗糙，内含杂质较多，烧结程度低，器身上纹饰描述粗放不羁，线条较少。其后期为迁都燕京之后，此刻瓷器的烧制开始融入宋代技术，瓷质精细，胎料干净，胎骨多样，纹饰更加丰富，部分瓷器也开始带有款识，烧制工艺堪比北宋。
金朝瓷器精品鉴赏及价格参考：
1:北宋/金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小口瓶，尺寸：高25.1厘米，估价：USD 500,000 ~ 700,000，成交价： USD 1,752,500 ，成交时间：2018.03.22，拍卖公司：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3月拍卖会。
2:金钧窑天蓝釉胆式瓶，尺寸：高23厘米，估价：RMB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RMB 1,437,500 ，成交时间：2015.06.07，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5春季拍卖会。
此件胆式瓶器身长颈，颈部上宽下窄如喇叭形，圆腹下垂，口沿处釉薄微显胎色。因腹部像悬胆状及口部以下似鹅颈状，亦有称谓“胆式瓶”。通体施天蓝釉至足底，釉质凝厚滋润，通体釉面布满小开片，有如天蓝釉色翠沁其上，赏心悦目，古韵十足，正合寂园叟《陶雅》中曰“钧窑之紫，汗浸全体，晕成一片”之雅品。
3:金-元黑釉酱彩撇口瓶，尺寸：高25.5厘米，估价：RMB 500,000 ~ 700,000，成交价： RMB 1,058,000 ，成交时间：2016.12.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6秋季拍卖会。
黑釉撇口瓶，长颈溜肩，高圈足沈稳敦厚。通身施釉，黑釉及紫金釉相互交融，釉光亮丽，两色釉交融壹体，观之好似雾水氤氲，浑然天成。器身了无纹饰，不致喧宾夺主，作为茶室中的插花名器流传于世，同时极具当代艺术气息。黑釉瓷流行于宋明时期，与当时社会盛行斗茶、赏花有密切关系。斗茶可品鉴茶的品质，赏花也是高雅的艺文活动。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下卷》有：“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直”。在花瓶的大小选择上，袁宏道的《瓶史》中记载有：“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药、莲花、形质既大，不在此限。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宝古者，非独以玩。”由上记两则可窥见明代文人雅士对插花的讲究。
4:北宋/金钧窑天蓝釉紫斑钵，尺寸：宽17.5厘米，估价：HKD 1,600,000 ~ 2,800,000，成交价： HKD 1,000,000 ，成交时间：2019.11.27，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秋季拍卖会。
器施天蓝色釉，紫晕泛有绿斑，釉质肥腴凝厚，口沿、内底及外底露胎。
5:北宋（960～1127）至金（1115～1234）黑釉刻划花牡丹纹梅瓶，尺寸：口径3.2厘米；底径8.5厘米；高35厘米，估价：HKD 600,000 ~ 800,000，成交价： HKD 944,000 ，成交时间：2017.10.0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7秋季五周年庆典拍卖会。
梅瓶造型挺秀、俏丽，品相保存完整，殊为难得。器顶置高梯形小环口，接细而短的束颈。圆肩，上腹鼓，下腹内敛，胫部修长略微内曲。足壁稍稍外撇，底为挖足较深的隐圈足，足心平。造型综合特征符合陆军先生《中国梅瓶研究》著作中的梅瓶样式四31d<8>，大都为山西地区窑场烧造。器里、外裹足满施黑釉，正烧而成。足底涩胎，胎土白偏黄，瓷化度极高，坚致缜密，未施化妆土。外壁刻划花装饰两层纹饰带，幷以弦纹相隔。上为两朵折枝牡丹，纹饰空隙处满刻划直线纹，下为三组卷叶纹。线条流利，一气呵成，纹饰大方舒展。
6:北宋至金白釉刻划花水波游鱼纹盘，尺寸：直径26.3厘米，估价：HKD 1,200,000 ~ 1,800,000，成交价： HKD 944,000 ，成交时间：2018.10.0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季拍卖会。
大盘敞口，折沿，浅弧壁，宽圈足，口沿包镶金扣，金、白二色相得益彰，更显尊贵。外壁光素，内壁刻划水波游鱼纹，以双刻划线表现纹饰轮廓，以篦划纹表现细节，三鱼游弋其间，简洁灵动，意境祥和。构图手法新颖，水波纹以盘心为圆点，向外呈轮状散射出六层波浪，不同于常见的横向构图，风格别具，装饰意味强。入手颇沉，胎体较一般定窑盘、碗略厚。胎白质坚，釉色牙白，纯净细腻，莹润悦目。外口沿一圈刮釉，十分规整，宽度1厘米左右，与常见芒口不同，包口后犹见涩胎。在定窑产品中，此类器物有一定数量，一般称之为“外刮釉器”或“宽芒口器”，窑址标本及两岸故宫传世藏品皆可见。有学者推测此类器物是采用“支圈仰烧法（或称挂烧法）”装烧的「注1」，即利用口沿外撇的特点，将坯体悬置于一种高体支圈上，层层迭置。如若仔细观察，会发现此类器物外壁的流釉方向是从器底流向口沿，由此可判定仍是覆烧产品。外口沿的宽涩边只是为适应不同支圈组合的需要，所谓“支圈仰烧法”，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注2」。外刮釉器，为北宋中晚期至金代所产，素面居多。本品尺寸硕大，形制规范，不见变形，彰显著精湛的技艺。釉美工精，品相完整，堪称传世珍品，极为难得。
7:金钧窑青釉梅瓶，尺寸：高29厘米，估价：RMB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RMB 920,000 ，成交时间：2016.12.02，拍卖公司：北京宣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钧窑为我国北方著名瓷窑，在古钧州境内，故名钧窑，亦称“均窑”、“钧州窑”。所出钧瓷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之微妙。钧窑烧制历史悠久，创烧于北宋，至明代仍十分兴盛，宋代宫廷曾设立官方窑厂为内廷烧制御瓷，可见其品质之高。本件梅瓶造型挺拔，小口溜肩，下渐收敛，足略向外撇，器底下凹成圈足，器形饱满周正，曲线过度圆润自然。通体满施釉，止于器足，足沿一周无釉，器底露胎，质地缜密，为金元之际典型做法，时代特征鲜明。所施釉水为不透明的乳浊釉，釉层厚润平滑，釉色雅致清新，恰在月白与天青之间，简洁肃穆，韵味十足。民国时期陶瓷鉴赏家刘子芬着《竹园陶说》载：“古瓷不重彩绘，所有之器皆纯色，市肆中人呼为一道釉。其实高贵之品，自以一道釉为古雅。”以此观之，可知言之有据。另，本品瓶身修长挺拔，造型挺秀、俏丽，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为钧窑器中少见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描述道：“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本品以其造型曲线之优雅典美，釉色之清新隽永，或有漫插梅枝花条，可平添雅趣，更以桌几配之，益发相宜。
8:北宋/金钧窑天蓝釉葵口屈卮，尺寸：宽19厘米，估价：USD 12,000 ~ 18,000，成交价： USD 907,500 ，成交时间：2017.03.17，拍卖公司：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3月拍卖会。
花鸟画与瓷器装饰
花鸟画是人类精神的花朵，是画家对自然界无情的花、鸟、虫、鱼移入人的情感，使之有情化、意象化，然后通过笔墨等媒介来加以表现的绘画艺术。它蕴含和寓寄着画家的思想美、人格美-----即所谓天人合一，画如其人也。而瓷器装饰中的花鸟画内涵丰富、清新雅丽，更具有动人心扉的艺术形式美。
中国花鸟画自唐成为独立画科以来，经历代画家长期艰辛的探索，留下了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优美画卷：五代黄筌、黄居采笔下花鸟形象勾勒精细，形象逼真而富有真实的美感；五代徐熙、徐宗嗣开创的“落墨花”、“没骨花”花鸟画，给人以清淡高雅的美感；以赵佶等为代表的两宋花鸟画华丽鲜艳、结构周密而具有浓厚的装饰美；明代以青腾、白阳为代表的水墨淋漓、笔意奔放的写意花鸟画，独具笔情墨趣；清代朱耷的花鸟画形象夸张、笔法简练，作品富有清寂、孤独和冷峻之美；清末任伯年以生动活泼的笔意，鲜活明丽的赋色描绘出一幅幅令人喜爱的花鸟画，给花鸟画的发展引入新的生机；清末民初画家吴昌硕以篆草书法笔意入画，其作品浑厚苍劲。笔酣墨饱，带有明显的书法线条美和雄浑苍老的美；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擅作花鸟虫鱼，笔墨雄健、造型质朴，吸取民间美术色彩强烈的特色，促使文人画与民间美术的融合，大大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
异彩纷呈的传统绘画给瓷器装饰带来了丰厚的营养。花鸟画在瓷器装饰中得以充分的施展。
如宋代磁州窑瓷器上的花鸟画，写意花卉生动传神，不逊文化画家手笔。它的特点是将中国画的技法大量运用于陶瓷绘画，形成了白瓷黑花的独特风格，取得了强烈的对比效果。请看绘制器皿的牡丹纹饰，有双钩的、写意的或图案法的，一花一叶或缠蔓绕枝，不满器身；或花朵怒放、花枝招展，一派繁荣富丽之感。在线条运用上流畅之中又显出特有韵味，线条具有顾盼生姿、翩翩起舞、气韵生动的效果。其使用装饰纹样变格多至近百种，可见当时瓷器绘画表现手法之丰富。
宋画史中常有关于“墨花”和“逸笔写生”的记载，此类作品鲜见，但在民间瓷器中，却留下了不少墨花和逸笔写生的作品，使我们从这些瓷画中看出当时宋代文人画的风貌，廖廖数笔之中抓住对象神采，具有“不似之似”之的写意画韵致，这种文人画的写意形式在后来景德镇的青花瓷画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瓷都景德镇，在元明清三期，除官窑外，大量的民窑，生产民用瓷器，其中最多的一类是青花瓷。明代继承了宋代“墨花”和“逸笔”的手法，进一步把画法简化为“简笔”瓷画，知识瓷画中的大写意派，其中含有抽象化的艺术手法。这种简化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的描绘工作实践，熟能生巧，逐渐减去琐碎的细部，而留下了画中最主要的线形，神态生动，这种抽象的表现形式在瓷画中是逐渐形成的。从先存的瓷画中，可见明显的痕迹。另一方面，是制瓷画工受社会上文人泼墨画的影响。陈淳、徐渭等一批在文学、书法艺术上造诣颇深的文人画家，以绘画抒发个人情怀，自由地发挥笔墨的特长，创泼墨大写意花鸟画。他们生活在人民之间，与社会各层任务都有密切联系，他们的画风不仅影响了明代的文人画，不可——避免的也为民间瓷画的发展提供了新鲜养料。如肯花瓷婴戏图的画法即为水墨写意形式，这样的画法，至今还每每被画人运用。至于一些涂抹的花朵或点线，则十分抽象，如文人“墨戏”。梅兰竹菊四君子是文人画家喜爱表现的题材，民间瓷画上也常常出现，无论是圈点的梅花，还是点虱的竹菊，在用笔上。都再现了文人画的姿纵、浑穆的笔意，此种笔法亦可从清代杨州画派的李方膺等人作品中显示。最为生动的是鱼的表现，鱼是瓷画艺术的传统题材，但在青花瓷画中，一变以线为造型的表现手法，仅以极少几笔画出水中游鱼，一作卧游状，一或折尾状，尾鳍如在水肿划动，加上运色之浓淡，效果十分生动。这样笔法与后来的八大山人的间笔花鸟画很相似，说明朱耷生长在江西这个环境，他是生活在民间的文人画家，除受到传统文人画的影响，亦受到当时十分兴盛的民间瓷画人的启发。同时他那鲜明个性的文人画风、简练的笔墨、奇绝的构图，又被民间画工所吸收采用，用瓷画上一时广为流传。釉下青花受写意画影响较大，釉上粉彩、新彩却更受工笔画风的左右，任伯年、齐白石、潘天寿、张书旗的影子在景德镇的釉上彩装饰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国的花鸟画与瓷画装饰互相影响、互相交流达到了水乳交融之状。从民间瓷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花鸟画的兴起与发展，可以看到花鸟画风格流派的变化。
另外，花鸟画从宣纸走上瓷器，变换了一种新的载体，这个载体与平面的宣纸不一样，它是立体的、是一定造型的。花鸟画之所以在瓷器装饰上运用广泛是因为它构图随意自如，能适应各种器形，加上花鸟的结构亦能使立体器形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均能获得完整的美感。加上花鸟画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特点，使光洁细腻的景德镇陶瓷装饰丰富了内含美和形式美。
花、鸟、虫、鱼本身并非社会属性的产物，人们在一定时期赋予了它们的寓意。“笔墨当随时代”，让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花鸟画与瓷器装饰的新路子。
浅谈当代景德镇陶瓷创作中青花花鸟的审美和创新
景德镇陶瓷国际知名，青花瓷更是享誉世界。景德镇青花瓷中山水花鸟的应用广泛，本文就来谈一下景德镇陶瓷创作中青花花鸟的审美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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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花鸟装饰在陶瓷器物装饰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在人们审美多元化的今天，青花作为陶瓷艺术海洋里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花鸟题材在传统青花陶瓷艺术装饰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不仅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创作方向与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拓展，而且出现了“百花竞艳，万象并存”的态势，其全新的观念、奇特的创意、丰富的材料以及精湛的制作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绘画形式。现代青花艺术装饰更加强调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且艺术家用自己的设计理念，将更多新的内涵融入到陶瓷艺术作品之中。
当代青花艺术家更注重的是青花的写意性，一方面青花艺术瓷受中国写意画的影响，讲究严谨的构图，吸取中国画的笔情墨趣，以洒脱、自由、出神的形象结合诗、书、画的完整统一，从而创造出诗化般的意境，这就是历来陶瓷艺术家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陶瓷装饰艺术不只是单纯追求诗、书、画的形式，而是为陶瓷装饰艺术寻找到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使青花艺术瓷由表现性、工艺性，走向艺术的境界。如许多以花鸟画为题材的青花艺术瓷作品，它们虽然都是艺术家们从现实生活中摄取，提炼出来的一个形象，并由此来扦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出作者的追求，让众人在联想中产生共鸣，这才是青花艺术瓷的真谛。如今还有综合装饰，它拓宽了青花装饰的路线，也打破了传统的构图思维。现代青花花鸟题材通过奇巧的构图，对装饰题材的形象加以夸装、变型等艺术的处理，以文人画的笔情攘韵，充分表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让人产生联想和艺术的享受。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继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谓儒学最有造诣。在儒师王约的积极倡导下，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宗和文宗这两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汉儒治国与成宗相比更甚一筹。更多的体恤民情，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明确记载文宗亲自向景德镇浮梁瓷局派遣督窑官)、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等。但这种汉儒治国方略，由于蒙古贵族对皇帝的极大牵制和阻扰，使得元代晚期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摆脱蒙古主体阶级利益的压制。比如重要官职汉儒不能担任正职，科举对待汉儒的录用有所限制(推举为重)。在社会人才选拔层面，除科举而外，还有汉儒推荐制度，这也大大增加汉儒进仕的渠道。这种制度7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职也不都是推举吗？少数民族同样也不可以在汉族主体政权里担任正职。完全凭人才实力的选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做到，秦汉以后到现在数千年以来的汉儒主体政权统治当中都没有做到，蒙古少数民族没有做到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历史
中国青花瓷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重要的瓷器篇章，占据着中国瓷器的半壁江山。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青花瓷经过唐宋两代300多年的不断发展，到元代中期终于在景德镇烧制成功。从此奠定了景德镇为中国瓷都的基础。元代青花的釉料是进口料。其特点是因含氧化铁较高，出现黑色铁斑疵，泛色较浓重鲜艳，其青花深入胎骨，在用手触摸器物表面时，有凸凹不平之感。元代用进口料，这是因为当时瓷器生产量大，元代地域也很大，特别是元代中期对外扩张有较强的实力。元青花瓷除供国内需要外，还有大量出口。二十世纪后期，在韩国海域打捞出一中国沉船，船上满载元代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元代除向朝鲜、日本出口瓷器以外，向西亚阿拉伯国家也有大量出口。由于元代青花存世较少，近几年伪品较多，烧造水平也很差，从其伪造的“元青花”来看，其造型拙劣、厚重、画工粗糙、露胎部分“火石红”成片，多用酸性药物烧杀釉光。
明代前就已设立御窑厂，洪武二年政府就规定“祭器皆用瓷”。在对外入贡国的答赠中，也需要大量瓷器，洪武七年就一次性赐赠琉球瓷器七万件。可见当时的瓷器生产量如此之大。洪武时期，青花色调略发灰，呈淡青色，主要是用的国产青花釉料，部分是元代留下的进口青花釉料。1964年南京故宫出土的瓷器中，有一部分是洪武时期的制品。其中有一件官窑青花云龙纹盘，外壁绘青花云龙，里壁模印，盘心画如意云三朵。总之，明青花瓷比元青花更有发展，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突破元代。永乐、宣德时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青花瓷已达到又一高，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胎骨坚、釉精细、青花浓 艳、造型多样和花纹优美而负盛名，被世人称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永、宣时期采用的青花料有三种：一是进口釉料，色泽鲜艳，带有黑色铁锈斑点，产地来自南洋的“苏泥勃青”，据说是由郑和出洋带回来的钴土矿，含氧化铁较多。二是国产料，青花较深为蓝色，比较柔和，多用于民窑产品。三是进口料和国产料混合使用，各取所长，进口料容易晕散、流淌，多用于写意画面，比如绘画庭院婴戏，画庭院用进口青花料、画人物用国产青花料，这样巧妙结合层次分明，艺术效果较好。这个时期青花瓷器的铁锈斑，永乐时期出现多，宣德时期比较少。永、宣时期的青花大盘较多，绘画内容常见的有缠枝花卉、一束莲、多为砂底，有小点火石红斑。这时期也生产一些其它器如永乐年制造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球，还有玉壶春瓶、梅瓶、贯耳瓶、高足碗、盖碗等青花器。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主要以国产青花为主，泛青淡色。这时期的青花瓷烧制得很少，几乎不见有上述三朝的官窑器。有人称之为中国明代瓷器史上的黑暗时期。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主要使用国产料——平等青，效果很好，其色泽淡雅幽青可爱，特别是成化时期出现的青花淡描图案，给人们以青秀淡雅之美感。民窑产品也有用国产青花料和含铁高锰低的青花料混合使用。成化青瓷的造型不如前朝那么多样，但是玲珑、精巧的小件器物较多。绘画体材方面，最为典型的纹饰是婴戏图案。
弘治朝的青花器仍用平等青料，在造型风格上是成化朝的继续。器物以盘、碗为主。青花图案方面多以莲池、游龙纹最为常见，是当时特色。不过将龙与莲花池组成画面，是很不协调的。这样的题材，以后各朝极为少见。
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从色泽上看，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少量仿成化风格的淡雅青花器。本朝的青花瓷特点，胎质厚重、青花的色浓中泛灰。在器物造型方面比较多样，大件青花器又重新出现。在纹饰方面以波斯文作为图案的主题，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装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瓷用料主要是回青彩料，它产于我国新疆、云南等地。据《窥天外乘》的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璫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嘉靖青花瓷多用回青料，用少量的瑞州石子青。青花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嘉靖青花瓷器除了以青花色调取胜外，器形品种更多样化，除了各种餐具、陈设器皿外，还有各种宗教供器。道教题材较多，在青花瓷上出现“福”、“寿”等字装饰。隆庆时的青花瓷风格基本上同嘉靖类同，回青料仍在应用，色泽更显鲜艳。在传世品中，有六角壶、花形盒、银锭式盒等。最有代表性的青花瓷是云龙纹提梁壶，是隆庆官窑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万历的青花瓷，早期回青料，中期以后开用国产料，它的产地在浙江信州、绍兴、金华等。万历青花没有嘉靖青花色泽浓艳，略许泛灰色。器物多为生活用具和陈设品，最有代表性的青花瓷是北京明定陵出土的青花大瓶，高73厘米。这时期的花纹图案多为龙凤、花卉、人物等内容。明末的天啓、崇祯两朝的官窑青花瓷很少发现。
元代瓷器（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元代“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2005年7月12日，佳士得拍卖专场上美国古董商以1568.8万英镑（约2.45亿元人民币）拍得，创下历来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由此，中国元代瓷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其实，元代青花瓷器自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先生发现并发表大维德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以来，中国元代瓷器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关于它们的诸多研究随即拉开序幕，以至于在长达80多年当中，美国学者、英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相继都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但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匮乏，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为此，笔者在此探索性的做一些阐述，算是抛砖引玉。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瓷器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类独特器物。世界早先认识中国也是从“丝绸”和“瓷器”开始的。中国瓷器以青、白、黑、蓝、彩等诸色而闻名与世，青瓷是中国的母瓷之称，从商周开始延续发展数千年，尤其青瓷和白瓷发展到唐代成为主流名瓷称霸世界。青花瓷在唐代虽然诞生，并和越窑、邢窑、长沙窑等一道出口东南亚、中东和埃及等国。但它没有形成主流，一度被历史埋没。五代和宋代名窑辈出，尤其宋代六大窑系纷纷登场，工艺的精湛和装饰风格的内敛，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绝唱。
到了元代，战争的洗礼、王朝的更替、蒙古少数民族民族入驻中原，各民族的大一统，唐宋延续以来传统文人文化趋于平淡。但大批宋代（金和南宋）旧文人归隐，并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亡。元代汉儒主体文化在历史夹缝中诞生了新的传统文化。比如：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戏剧、元代诗歌、元代小说（四大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影青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医学、元代科技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图扩张和大规模对外战争征服杀戮时期的汉儒背景。
说到元代瓷器发展，必然要了解蒙元整个历史和社会背景。元代瓷器的器形、文化题材、图案纹饰、烧制工艺等，并非如很多学者和收藏家所说来源西亚和蒙古族的主体意识。现在一部分学者和收藏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越来越发现元代瓷器（元青花）中蕴含的汉儒文化因素占到主体位置，这种汉儒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另一些人把元代瓷器归结到明代早期的社会环境中，认为蒙古民族入驻中原，不可能推崇汉儒文化，所以瓷器上的汉儒传统文化因素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仔细研究蒙古整个历史和社会面貌，我们会发现汉儒因素始终贯穿整个蒙元帝国。
追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灵魂人物成吉思汗是我们必然要客观了解的。因为他的思想和他创立的帝国，必然要影响到整个元代统治和元代整个社会。
成吉思汗自幼失去父亲，受尽强势部落的凌辱和欺诈，由母亲携带生活在树林里，靠母亲一个人打猎，采集来维持生命，这种特殊的草原原始丛林社会环境，练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曾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西亚、中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当然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耶律留哥、刘伯林、石天应、史天倪父子、张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陶瓷知识：谈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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