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美国大百货商店里出售的瓷器一般都是欧洲或美国本土的产品。美国人喜欢英国品牌RoyalDoulton和Wedgwood。RoyalDoulton的设计特点是玫瑰花型加金边，显得美轮美奂。Wedgwood也以精细著名，它的蓝花图案设计据说是从中国景德镇学去的。同时我也发现，我最喜欢的日本瓷器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里难觅踪影。
一打听，日本瓷在美国的销售方式很特别。拿著名品牌Mikasa来说，它在郊区的“销品茂”（ShooppingMall）里以工厂直销店（Factotyoytlet）的形式开店。这里除卖瓷器，还卖水晶制品。Mikasa在美国有很好的口碑，几乎所有的美国家庭都有一两件。一到圣诞节期间，Mikasa通过报纸、邮件向老主顾发送促销广告，这时的价格比平时低三至五成，店里常常被抢购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还有一家很有特色的日本瓷器店，开在美国小城镇的主街（Mainstreet）。它的商品有“有田烧”、“美浓烧”等。店主是旅美日本侨民。店的周围有一个很大的中产阶级顾客群。那里出售的商品如今在中国市场也能见到，但不知为何价格比在美国高出许多。拿一套５件套的饭碗，在美国市场促销时只卖１０美元，还送你一个大碗；而同样的商品，在中国要卖到三百来元，且没有赠品。想想从日本到中国的运费就要比去美国的便宜许多，难倒是国人的钱太好赚？另外，这家瓷器店服务也很有特色，尽管开店中年主妇的英语结结巴巴，但服务却无可挑剔。她耐心地为你解释各种日本陶瓷制品的不同场合的用途，比如喝汤的碗、放酱的盘。店主将瓷器作为文化商品来经营，才会有如此热情。
韩国的瓷器也在美国市场崭露头角，这是因为韩式烧烤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韩国有自己的特色，在韩国移民经营的店铺中就能找到韩国瓷。
美国有许多生产瓷器的厂家，比方像Lenox，它的瓷器走精美的路线，常被当作礼品送人。我本人就收到过两件这样的瓷器，一件是一只八边形的饭碗，一只是花瓶。它们的图案相似——花木小鸟，上面用２４Ｋ金镶嵌一条线，显得十分高雅。
中国人知道最多的是“康宁瓷”。实际上康宁瓷是一种特殊的玻璃制品因扔到地上不碎而名声大振。然而在美国，只要稍有经济实力的家庭是不会用康宁瓷作为日常餐具的。中国人却很热衷康宁瓷或密胺瓷或搪瓷，认为耐用、禁摔。而在美国如用康宁瓷、密胺瓷、搪瓷餐具来招待客人，是会被人耻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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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古瓷市场为何不温不火？
10年前，藏界就有人大喊“高古瓷要大涨”，而10年后，除了少量名窑精品报价迅速攀升外，大多数高古瓷还处于价值凹地。当下，与明清瓷器动辄拍出天价的商场行情对比，高古瓷全体行情却未有大的攀升，为何高古瓷商场行情为何不及明清瓷呢，业界专家认为首要由文物流转方针的影响、古今中外审美取向区别所、高古瓷真假难辨赝品众多、内冷外热的保藏大环境这四方个面的要素所形成的。
也曾是商场的宠儿
实际上，高古瓷在前史上也曾是保藏家的宠儿，也有过明清瓷望尘莫及的商场价位。专家称，在民国期间，一件中档的宋瓷就能换五件中档的乾隆官窑瓷器。民国时高古瓷的报价远高于明清瓷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高古瓷和明清瓷的行情完全调了。
多年来一向推崇高古瓷保藏的翟健民介绍，从欧美的世界拍卖商场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高古瓷商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火爆。以后跌进低谷，阅历了长期的寂静，商场行情一向不温不火。
文物流转方针的影响
首都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国家级资深陶瓷判定专家、我国文物学会文物判定委员会副会长张宁称，关于商场而言，宋瓷之所以如今无法与元、明、清瓷器抗衡，首要遭到国家方针的影响，并不是自身的价值没有元、明、清瓷器高。元青花、明清官窑中的斗彩、搪瓷彩、釉里红等固然有自个的文明价值与艺术价值，并且距今年限较近，存世量相对较大，而宋代瓷器存世量较小，加之，乾隆期间之前的瓷器，国家的方针规定只允许在国内流转，出口遭到必定限制，世界商场因而遭到很大的影响，关于世界商场而言，宋瓷的位置远远高于其它期间的瓷器。
古今中外审美取向区别所造成的使
当下，保藏商场上都是明清瓷器特别是明清官窑对比走俏，而高古瓷则难以望其项背。为何会如此呢，业界专家表明，其间最首要的一个要素即是如今国内保藏界对高古瓷的文明艺术价值和保藏价值的了解遍及缺乏，大多国内藏家对高古瓷的知道缺乏，高古瓷的文明艺术特征与他们的审美兴趣不符，没有构成保藏高古瓷的文明氛围和审美情味。
高古瓷鉴赏家老妖表明，对比而言，高古瓷在国内保藏商场上的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及明清瓷，这其间除了商场的老练度、资金、社会全体价值取向等要素外，还有很主要的一个要素应该是审美取向的疑问。与明清瓷的绮丽、俊美不一样，高古瓷体现的审美兴趣更多以真诚、宛转为主。当然，这其间也有受技术开展前史所限的要素，但本来高古瓷中不乏精巧、灵秀之作。即便是五台甫瓷这么为其时王公贵胄所珍爱赏玩的最高艺术品类，其美学寻求的要点仍是力求体现浓艳、洒脱的我国传统文人气质。简单说，对高古瓷的赏识要求更高的艺术档次。
古陶瓷鉴赏家余乃刚称，从清代到如今，咱们的审美观渐渐变得俗气了，不喜爱文人化的朴素优雅的东西，而喜爱绮丽喜庆的东西。
在古陶瓷保藏鉴赏家汪帮宏看来，作为传统保藏大项的高古瓷，沉寂多时，其报价仍在低位，将来跟着社会的开展和大家鉴赏能力的进步，对高古瓷的知道将会发作大的改动，高古瓷报价的回归将是大势所趋。
真假难辨赝品众多
值得注意的是，真假难辨、赝品众多所形成的保藏风险本钱加大也是高古瓷商场行情遇冷的要素。国内如今五台甫窑的瓷器中，最受追捧的汝窑珍品存世量十分稀疏，但商场上的赝品却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存在较大的保藏风险，形成大多数藏家对其望而却步。
据业界人士介绍，由于高古瓷器相对来说制造技术对比简单，文饰并不杂乱，因而也变成赝品众多的重灾区。如今文物贩子的造假已达空前绝后的境地，现已不单是小商小贩的个人做法，而构成了大资金投入的产业链做法。
国家文物判定委员会委员、闻名文物鉴赏家赵自强称，如今的造假者很聪明，他们用一些碎瓷片为质料，从头回炉，做个新的出来，机器无法识破，由于资料的确是“真的”；还有一些仿品是拼接而成的，底部是真的，但上半部分是假的、新做的，即所谓的老底新瓷。
内冷外热的保藏大环境所形成的
在陶瓷保藏中，当下国内藏家大多把要点放在明清彩瓷上，较少重视高古瓷。与其价值对比，国内高古瓷的报价却遍及偏低，高古瓷在世界商场上的行情远高于国内，高古瓷保藏存在“内冷外热”的景象。
据有关资料显现，如今国内高古瓷的成交数量和成交报价远远不及国外商场。一段期间以来，在内地拍卖商场上成交的高古瓷数量缺乏欧美商场高古瓷总成交量的1/3，而中高档高古瓷在内地拍出的报价也只达到欧美中档的水平。
我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乔万宁表明，一向以来，高古瓷国内商场行情与欧美、日韩对比有很大距离。欧美高古瓷商场老练已久，对高古瓷的价值和报价也有充沛的知道。日韩商场对比偏心单色釉的高古瓷。
在古陶瓷保藏家、鉴赏家楼钢看来，本来，艺术品商场与股票商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有庄家，都有操盘手。关于我国古陶瓷而言，庄家不在我国而在欧洲。早在七年前他就曾撰稿称欧洲的庄家正在对我国明清瓷器拉高出货，而将回笼的资金用于高古瓷器的建仓。十多年来，除掉一些特定的器物，明清瓷器的买家大多是我国人而卖家大多是欧佳人，反过来，高古瓷器的买家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欧佳人，鲜有我国人呈现。
外国人为何称中国为CHINA
中国的瓷器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质地精良、装饰俏丽新颖而享誉海内外。瓷器与中国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以至英文CHINA一词，就有“中国”和“瓷器”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英文“CHINA”一词的双重涵义之前，先来简略叙述一下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瓷器的产生和发展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HINA与中国
进入十七世纪，西欧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现藏德国卡赛尔（Keisel）郎德博物馆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有年代标识的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黑森家族的传家宝。葡萄牙开辟新航路之后，瓷器也成欧洲社会最珍贵的礼物。瓦斯伽·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以瓷器博取葡王曼纽埃尔一世的欢心。现存里斯本科特斯陈列馆（Jose Cortes）中印有曼纽埃尔一世（1469－1521）纹章的青花执壶，是中国最早为西欧特殊订货制造的外外销瓷。正德、嘉靖年间，这类订货大多经葡萄牙贩往欧洲。1604年荷兰人洗劫了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特林号（SantaCaterina），将这批中国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购买，于是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欧洲不胫而走。
发端于十七世纪末，延续至十八世纪末叶的欧洲罗科科(Rococo)艺术风格，以生动、优美、轻倩、自然为特色，其倡导的艺术作风与中国艺术风格中的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殊途同归。罗科科风格盛行于法国，法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为偏爱。那时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流传整个欧洲社会。
瓷器初入欧洲，法国人用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男主人公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收藏中国陶瓷；而十七世纪的英国人直接用“中国货”（Chinaware）指称来自中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醉心华瓷，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以陈列各式瓷器。于是英国社会以华瓷装饰和日用的风气便流行起来，瓷器渐成客厅和内室必不可少的陈设。
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
另据《英汉词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王同亿 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China词条介绍，China做为瓷器的涵义，是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
至于这种变化最终在何时最后确定下来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基于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陶瓷传播之路，使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将中国与瓷器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元代瓷器的足底为何不上釉
研究过元代瓷器的人都很好奇，为什么元代瓷器的足底是不上釉色，处于裸露状态的，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对于元代瓷器足底不上釉色这件事，很多人都有讨论，有的人觉得就是一种时尚，也有人觉得可能是一种信号，但对历史研究人员来讲，元代瓷器足底不上釉色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信息的展露，通过这个窗口能够获取当时所处朝代发展的情况。
元代的瓷器足底一般都是平的，有的是浅窝底，有的是旋削成型，无论是哪一种，都是裸态的，这着实让很多人感到奇怪。要知道，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那么，足底也应该涂上精美的釉色，形成完美的瓷器作品。但元代的瓷器匠人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有时候会上一些护胎汁，有时候什么也不上，就那么裸露着，给人一种没有完工的感觉。
有人猜测这是蒙古人的习惯。因为蒙古人习惯把器物放到地上，担心弄脏了，所以就直接不上釉色了。这个猜测并无实际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因为这些精美的瓷器民间老百姓能用到的极少，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他们的家庭是不可能将瓷器都放到地上的，而且即使放到地上，也有奴仆打扫，不存在脏的情况。
也有人猜测说，元代的瓷器大多厚重，器型非常大，足底上釉比较困难，所以，上不上都无所谓。这种说法还算是有一定依据的。从考古或者是遗留下来的元代瓷器可以看出，元代的瓷器器型确实很大，而足底上釉色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的完成都需要小心谨慎，否则很容易毁坏画面。
在元代统治者都不在意的情况下，工匠们自然也不愿意费事去弄这个，因此，在元代时期的瓷器，足底大多是不上釉色的。虽然元代瓷器的足底不上釉色，但并不难看，相反因为是修削过的，所以，瓷器的足底非常平整、干净，即使有一些旋削的痕迹，也不会影响观赏。
以上就是关于“元代瓷器的足底为何不上釉”的原因分析，虽然只是一些猜测，但基本还是与实际有所符合的。要知道，在古代，帝王贵族用的东西，大多是精美，甚至堪称完美的。这样一个足底不上釉，明显破坏其完美性的存在，如果在清朝乾隆帝时期，绝对会被砍头。但在元代大量存在，自然也和统治者的想法有一定的关系。
元代瓷器精品赏析：
1:元青釉六出葵口盘（肯里夫官窑盘），尺寸：直径13厘米，估价：RMB 12,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RMB 32,775,000 ，成交时间：2019.06.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细观此盘，圈足露胎，呈褐黑色，胎质细密，口沿下及近足处有些许缩釉，亦可看到深黑色的胎骨，与老虎洞窑址出土残片特征甚为接近。器身通体内外满釉，釉色青灰，釉层凝厚温润，呈现出深浅两层开片现象，深邃幽远，浑然天成，这些无不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南宋官窑瓷器所呈现的特征相符。南宋官窑，尚有致精之品存世，为杭州两处窑址所不见，或因时人惜其珍，虽见残疵，亦不弃之；再或因其并非二窑所出，实另有精小御窑，奉旨承造，尽寥寥数年而已，故今人尚未得其真貌。如此众说云云，究其所以，仍未尽知。可见一例「宋 官窑葵瓣口盘」为清宫旧藏，著录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下》，2002年，页34，图版29；其盘型为六瓣花口，亦为折腰，通体满釉，并伴有开片，釉色与本品极为相近；两者胎色皆为灰黑，开片呈深浅不一遍布，深邃幽远的青瓷釉色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特征近乎完全一致，可资比较。另有相似一例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者。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藏有两例宋代官窑葵口盘，形制皆为六瓣葵口，腹部折腰，一品口沿与本品一致为流釉微露胎状，另一品为口沿包铜口一周，二者尺寸皆小于本品。此类官窑盘，无论作为实用或品赏，深得历朝鉴藏名家倾慕崇尚，代代不绝，乾隆皇帝亦列其中。
2:元青釉剔刻花卉莲瓣口葫芦执壶，尺寸：高19.7厘米，估价：RMB 1,500,000 ~ 2,000,000，成交价： RMB 30,475,000 ，成交时间：2019.06.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此执壶的造型乃五代至北宋早期式样，蒜头型口，细长颈，圆肩，球状腹，宽圈足外撇。肩部一侧出细弯流，一侧置带状曲柄连接颈部。肩部细线刻划出菊瓣状纹样，腹壁深剔刻牡丹枝叶，花叶肥润，蓬勃饱满，刻纹深而犀利，刀法简洁明快，具浮雕效果，时代风格显见。器身满施青釉，足底刮釉露胎，胎色灰白，质地坚实缜密。圈足及底部刮釉，胎骨灰白致密。壶身内外通施青釉，釉色青郁。此式耀州窑创烧于唐，经过五代时期对南北各窑口的学习总结，北宋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越窑。耀州窑瓷器造型更为丰富，制作水准较高。其胎壁与同时期北方其他窑口相比略薄，圈足轮削仔细，胎质呈浅灰白色。北宋耀州窑釉色以稳定的橄榄青为主色调，金代时由于燃料的改变釉色愈发闪黄。类本品之耀州青瓷，早期装饰受越窑影响以刻花为主，纹饰较为简单，线条宽粗，题材以莲瓣、牡丹等较为常见，刻花刀法熟练，犀利有力，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具有浅浮雕的效果，花纹局部不加任何装饰，图案简朴，皆不失精巧匠意。
3: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双鱼耳大罐，尺寸：高50.5厘米，估价：HKD 5,800,000 ~ 6,500,000，成交价： HKD 21,903,750 ，成交时间：2004.04.26，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4:元青花龙凤花卉纹兽耳罐，尺寸：高38厘米，估价：RMB 13,000,000 ~ 20,000,000，成交价： RMB 18,975,000 ，成交时间：2015.11.28，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秋季拍卖会。
本件青花罐为洗口，溜肩，下收敛，造型稳重大气。肩部装饰双狮耳，左右对称，狮口大张，极具立体感。通身上下六层纹饰，本品器身从上自下有回纹，卷草纹，缠枝花卉纹，凤穿牡丹纹，赶珠云龙纹和莲瓣纹，虽然构图繁复，但层次分明，繁而不乱，观之赏心悦目。包罗元代瓷器典型纹饰，如缠枝牡丹，游龙，莲瓣，凤凰纹等，其设计配搭独特，独树一格，不见他例。罐上二龙身躯修长，突睛翘鼻，目光炯炯有神，笔触继而由刚转柔，描绘凤凰于牡丹花间飞舞之姿，为构图增添一份祥和气息。此罐青花发色深而蓝，浓重之处带有黑色结晶斑点，浅淡之处晕散自然。胎体厚重，器底露胎，明显留有制胎时螺旋纹痕迹。通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带青，积釉处呈现鸭蛋清色泽，是典型的元代景德镇瓷器特征。纵观全器，口部虽有缺釉之瑕疵，然不掩其蒙元盛世所特有的雄健之风。元青花传世甚为稀少，如此大器更是难得一见。有研究指出，元青花所以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借鉴了元代丰富的织绣图案不无关系。如此罐所绘牡丹花，勾画各角度来变现花朵婀娜多姿的画法即来源于元代丝织品，极具时代特征。相似画意的牡丹纹常见于各类造型的青花器物，如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缠枝牡丹纹兽耳罐，罐身腹部所绘云龙纹，其怒瞪的双眼，鱼鳞状的鳞甲，利刃般的龙鳍，鹰形的指抓等特点，均与山东省青州市青州元代墓葬出土的元代龙纹玉壶春瓶上的龙纹极其相似，可资参考。此件作品制作时间应是在至正十年（1350年）至元末（1368年）这十几年的创作成熟期，属元代晚期元青花成熟期的经典作品，实属难得珍品。此式铺首大罐的使用对象目前合理的推测应集中在蒙元官宦显贵阶层。且其诞生于元代饮酒之风密切相关。蒙元时期由于中国加强了与西亚各国的交往，学习和吸收了阿拉伯地区传入的蒸馏酒技术，而且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这是中国酒生产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化。饮酒成风，自然重视酒酿的储存和饮用器具的精致化，由于饮用量普遍增大，需要容量更大又可移动的储存工具，因此此式铺首大罐应运而生。元代蒙古统治者大力推动工艺发展，赋予瓷匠充裕的创作空间，并与1278年成立江西景德镇浮梁瓷局，以提高陶瓷生产，满足国内外广大市场需求。如此盛况于元代陶瓷自由奔放之设计可见一斑。瓷匠掌握大量白瓷之烧造技术，并解决珍贵钴蓝料来源问题，青花瓷制作技术也渐入佳境。时至十四世纪，设计独特，制作精巧的中国瓷器不但备受皇家青睐，更于蒙古帝国地域广泛流传，远达中亚及伊斯兰地区。本品及其它同期制作之大口径磁盘大量出口，以迎合蒙古及中亚诸民族之传统宴会所需。
元青花精品一般器型硕大，采用进口钴料，加之画稿多为隶属元代宫廷的画局出样，画师依样精心描绘，遂使元青花的装饰独具意味，饮誉天下。据统计，流失在海外的元青花约110余件，主要收藏在中东地区的博物馆。国内收藏约200余件，多为建国后各地考古出土。已知世界范围内公私收藏此类元青花大罐20余件，国内馆藏3件。同类可见上海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本品与其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为元青花中的珍品。元青花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它的出现，改变了两宋时期南北窑厂百家争鸣的状况，开启了明清时期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相比明清官窑瓷器，元青花在市场上鲜有出现，此式狮耳罐为元青花大罐的三大经典造型之一，公私典藏所见凤穿牡丹纹装饰者更是寥寥可数，至为珍惜，而如此具有典型风格的立件大器更为难得，所见凤穿牡丹纹装饰者遍寻公私收藏，仅此一例，可遇而不可求。
5:元青花孔雀牡丹纹大梅瓶，尺寸：高52.5厘米，估价：RMB 7,000,000 ~ 9,000,000，成交价： RMB 12,880,000 ，成交时间：2010.12.06，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5周年秋季拍卖会。
与元代其它青花梅瓶相比，本品无论在造型、尺幅、纹饰与构图设计方面皆具鲜明特色，堪称珍罕之作。检阅公私收藏之中，仅见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典藏“元 染付孔雀文梅瓶”与之相同，尺寸稍小，为47厘米高。
元代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中国瓷业较宋代又有更大的进步，景德镇窑成功的烧制出青花瓷器。青花瓷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产销兴旺，作为记录元代景德镇瓷业情况的唯一书籍，元人蒋祁着《陶计略》云：“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捡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元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其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根据时间大致分为延佑期、至正期和元末期三个阶段，以“至正型”为最佳。它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其造型大气磅礴而不失精致感，在器物的形制上独创较多，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集结的产物。且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釉下绘画灵动的表现力，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元青花在器型和纹饰上，展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与风格。就造型而论，有着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此基于元人特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但在装饰纹样上，则主要来源于汉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汉族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元青花不会按照汉族的审美崇尚发展，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元瓷“官搭民烧”的制作体制，使元青花这种“俗甚”的陶瓷装饰形式，在充斥着汉文化的制作环境中，按照蒙古族、伊斯兰民族的要求茁壮成长起来。在这种环境中，元青花不可避免地嫁接了诸多汉族传统文化因素。故从主题纹饰上看，元青花的主题纹饰大多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如牡丹、束莲、龙凤、麒麟、松竹梅等，其中松竹梅纹的画法颇受元代绘画的影响。从辅助纹饰上看，波浪纹、回纹、蕉叶纹等，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器物的装饰中。以本场的元青花孔雀牡丹纹大梅瓶为例，其体量巨大，高达52.5厘米，丰肩鼓腹，造型圆润壮硕，集中体现了元代游牧民族所崇尚的粗犷之美，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民族风采。其上以青花描绘纹饰，自上而下分别为缠枝山茶花卉纹、双凤牡丹图案、莲瓣纹，层次分明，构图虽繁，但密而不乱，主宾分明。腹部所绘“凤穿牡丹”作为主题纹饰也得到突出，所绘凤鸟形似孔雀，体态舒展，姿态优美。双鸟一雌一雄，其一引颈飞翔，另一回首相望，取凤求凰之意，整体画风飘逸，运笔流畅，极为典雅，寓意吉祥。古代传说，凤为鸟中之王，寓意富贵的牡丹则为花中之王，丹、凤结合，象征着美好、光明和幸福。凤凰，与龙同为人们臆想中的神兽，据《尔雅·释鸟》中郭璞所注凤凰特征为：“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而《山海经·图赞》说有五种像字纹：“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腹文曰信，膺文曰仁”。龙与凤的形象随着时代的推移亦逐渐有所改变，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与诠释，细观元代青花瓷上所绘的凤凰，其形颇似孔雀。
元代青花瓷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它以高大的器型，精美的纹饰，艳丽的发色，成为中国青花瓷史上的顶峰之作，影响着世界古代艺术，使今人为之感叹。它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但因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本件即为传世元青花中的一例精品，展现了我国陶瓷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对后世的明清青花瓷有着深远的影响。
6:南宋至元官窑六方花盆，尺寸：16.5厘米，估价：HKD 10,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HKD 12,175,000 ，成交时间：2019.04.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春季拍卖会。
此六方小盆所属之类备受南宋宫廷青睐，殊为珍罕。先见其釉，稠厚致密，呈浅灰色，亦见其胎，稍露于足，呈黑褐色。侧壁平坦微斜，平添趣味，更显六方形制之雅。此器乃南宋官瓷佳例，釉面莹滑，片纹端匀，匠心之巧、技艺之高、气韵之卓，尽览无遗。观其特质，可知此器为修内司所造，浙江杭州市郊老虎洞窑址出。修内司设于南宋皇城内，奉诏烧制官瓷，专供宫廷。1127年，北宋瓦解，皇室自汴州（今开封）南迁，定都杭州，乃开修内司。
此盆形为六方，不甚多见，同类之器多形状有别，可比一四方官窑盆，尺寸相当，贮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官窑瓷器》，北京，2016年，图版32（图一）。着录、研究故宫院藏花器之学者称，此类小盆乃贡皇家，以盛「盆景」之用，西方则多依日文「盆栽」一词。学者又称，该类官窑小盆初依钧窑形制，钧窑小盆存量或略多。2 由此观之，此类花盆颇受重用，尺寸小于寻常亦有其因。唐高宗（649-683年间在位）第六子章怀太子（654-684年）墓中有一绘于706年之壁画，画中一名仆侍，身着宫衣，手捧盆景，盆内盛有山石草木。
7:南宋至元官窑葵瓣盘，尺寸：18.5厘米，估价：HKD 10,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HKD 12,100,000 ，成交时间：2017.04.05，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春季拍卖会。
南宋官窑瓷乃中国历代传颂之名品，窑址位于南宋国都，现今浙江杭州，专为内廷而作，为陶瓷史上备受景仰之品类。葵瓣盘器形简雅，釉面厚润，开片疏密有致，釉色温雅，而层次变化无穷，艺术性至高。官窑虽负盛名，然样本寥若晨星，且件件皆异，独一无二，即使造于同时期，各器之间差异甚大，相关研究因此艰滞不易。宋时各大名窑瓷器，多成批烧造，类同成品为数百千，官窑瓷以北宋汝窑为摹本，却以多样变化著称，无二完全相同。多数宋代窑址可溯自唐或更早，数百年之制瓷经验造就了当地稳定的技术基础，南宋官窑迁都临安后，为替代北方窑址而设立，或以北方匠人为多，尝试采用江南材料及传统技术，再造北方名瓷。官窑瓷的多变面貌，或许即是匠人的多方实验，反复尝试而来之成就。
8:元龙泉窑「飞青瓷」褐斑蒜头瓶（一对），尺寸：高25.3厘米，估价：HKD 15,000,000 ~ 25,000,000，成交价： HKD 12,060,000 ，成交时间：2016.11.30，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年秋季拍卖会。
评论：东陶道歉对象为何不是中国配件企业
被指中国“问题配件”引燃日本高科技马桶事件，日前经中日双方核查，事故责任系日本东陶公司（TO-TO）自身在生产、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东陶公司社长木濑照雄通过亲笔签名信方式，对因其公司产品召回引起质检总局的关心和忧虑深表歉意。并对该公司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因发言不慎而引起的误解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也澄清部分媒体的有关“东陶公司指责中国零部件不达标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对于媒体的失实报道，东陶公司正在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
东陶“问题马桶”出现后，在没有查明事故的真实原因就向媒体传递不实信息，以含糊其辞的口语误导本国媒体，致使日本媒体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零部件企业。这种荒谬的无端指责在一切水落石出后终于真相大白：“‘问题马桶’的出现是由于东陶自身生产与质量管理所致”。肇事者东陶自然需要对这一事件负上全部责任，为中国配件企业受到的巨大名誉损失给予正式道歉与经济赔偿。但我们从上述消息的报道中看到，东陶道歉的对象却是国家质检总局，对造成中国配件企业名誉损失的善后处理更是只字不提。
众所周知，什么叫做道歉，道歉就是指犯了错误的行为人向受害人承认错误、表达内疚、请求原谅的一种方式。而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歉，才能够让受害人明白犯错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正因此而受到自身良心的折磨，今后他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但道歉的对象一旦发生错位，整个道歉看起来就有些滑稽与变味。在东陶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作为中国配件企业的集体代言人，在替众多中国配件企业还原事实、追究真相过程中主动担当，奔走呼吁，是因为其在忠实履行“守护人”的角色。换言之，在整个东陶事件中，从受害者角度而言，国家质检总局即不是直接受害人，更不是直接相关利益人。也就是说，日本东陶之于国家质检总局，何“歉”之有？
所以东陶的道歉，表面看来似乎给了中国公众一个说法，但其道歉的对象锁定为特定国家主管单位，显示出其道歉声明是何等的虚伪与狡猾。他会让大家这样想，这种声明道歉是否是迫于某种压力之下而不得不履行的一种“官场程序”，抑或为了让相关单位“收声”而故意上演的一场戏。依笔者看来，东陶与其这样洋洋洒洒地道歉澄清，倒不如来简单直接的声明更痛快：我的供应商听我的。因为在整个“东陶事件”中，中国配件企业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似乎因利益上的考量而纷纷扮起了作“壁上观的局外人”。
中国红瓷为何如此火爆?
红瓷，是中国特有的瓷器品种，从专业术语上讲，红瓷又称釉里红。顾名思义，红瓷以中国传统的大吉大利大红色为主色，大红的瓶上裹着比黄金还贵重的稀有金属钽烧制而成的精美图案，整件器物洋溢着富贵、吉祥。红瓷历史悠久，凝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蕴含高超的艺术功底，是传统文明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是当代瓷器珍品。
一般人认为，中国瓷器以青蓝白诸色闻名，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并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红瓷历史源远流长。红瓷的发展历史可分为晚唐的始创期、元明的成熟期、明清的极盛期、当代的复兴期等几个特性明显的阶段。
红瓷始于晚唐，但从工艺角度分析，红瓷的技术成熟期是元朝。元朝景德镇发展并创新了前朝以来的釉里红技术，开始了批量生产釉里红的历史。
明清是红瓷发展的极盛期。明洪武是釉里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极盛期，本朝釉里红大多色呈较淡，红色晕散，纹饰以花卉为主，有较多扁菊花纹是一大时代特征。明宣德是釉里红瓷发展的又一高峰，该时期红瓷创新性分为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两大类。
清代在红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清康熙朝，自明成化以来的红瓷技术日渐走下坡的颓势一举得以遏止，并得以继续向前发展。清康熙红瓷制造工艺相当突出，该朝红瓷成品色调浓艳鲜亮，有不同的浓淡层次，品种也较为多样，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加彩、釉里三彩等。
清雍正是新中国建国以前红瓷发展史上最高峰期。雍正朝所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尤其是青花釉里红在色彩、设计上皆有前期未有的新意，青花色调浓淡不但很鲜亮，且时有晕散。
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得以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工艺难， 在工艺方面，中国红瓷更是体现了艺术珍品对高超工艺的 “ 苛刻 ” 追求。
一、中国红烧制难度很高，工艺复杂，通常要四次进炉：一是素烧；二是釉烧；三是红烧；四是金烧。并有十窑九不成之说。
二、红瓷的形成难。铜红在 800 度要分解，中国红在 1450 度的高温下成瓷，难中之难。
通常情况下，中国红瓷器在烧制３件中才能产出１件成品，大型成品中１０多件瓷坯中才能有１件成品，所谓 “ 十窑九不成 ” 。近乎苛刻的制造工艺与极低的成品率，彰显中国红瓷稀缺性与珍贵性。
陶瓷通常以烧制温度来划分其优劣：低温陶重，高温细白瓷、玉瓷轻，而中国红在 1450 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
中国红瓷通身玉如凝脂，细致晶莹，通身图案栩栩如生，是中华传统绘画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技术、工艺、材质及艺术综合造就了中国红瓷的非凡价值。
红釉现在是用稀有金属钽烧制而成的，金属钽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稀有金属，可以说中国红瓷是用黄金烧成的。
“中国红瓷” 色彩绚烂、光亮莹润、造型秀丽、雍容典雅，而且基于高温釉料的独特技术优势，可以在表面进行二次加工，配以名家字画或烤金图案，富于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喜庆色彩，是高雅艺术与现代高科技的颠峰之作，具有无与伦比的高科技含量、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审美价值及收藏价值，为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是当今世界陶瓷科技与艺术的顶峰。
2005 年开始，“红色题材”艺术品拍卖开始升温。“中国嘉德 2005 春季拍卖会”中两幅红色题材的作品分别拍出了 286 万元和 77 万元的高价；同年经典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拍出 550 万元的最高纪录。
网专家分析：“红色题材作品作为某个时期的产物，见证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另外量少、独特是这些颇受收藏者青睐的作品的共同特征，也预示了其市场巨大的潜力。”
“当代国窑”淄博陶瓷为何能在寒冬中怒放
近日，淄博陶瓷商人苏希敬正忙着准备一批发往美国市场的餐具。这批共计10万套160万件的餐具订单来自去年的广交会，总货款80多万美元。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誉为“当代国窑”的淄博陶瓷为何能够在寒风中怒放，200多家陶瓷企业无一倒闭呢？
“当代国窑”为何能在寒冬中怒放
金融危机对陶瓷冲击非常大，但从全国整个陶瓷产区来看，景德镇、淄博、佛山、唐山等地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据山东省陶瓷公司经理韩克新介绍，目前，广东佛山、东莞部分陶瓷厂关门倒闭。唐山也有约1/3陶瓷企业垮了。山西也关门不少。景德镇主要做艺术陶瓷，从业人员文化积淀在全国占据优势。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有大约有10万人，数量庞大。但多是一家一户小作坊的艺术陶瓷，现在销售情况并不佳。而相比之下，淄博陶瓷可谓寒风当中一枝独秀。
淄博是中国“八大瓷都”之一，素有“北方瓷都”之美誉。目前，中央机关用瓷、国家礼品用瓷大规模选用淄博产品。据山东省陶瓷公司介绍，淄博陶瓷已经提供国家用瓷、国家礼品用瓷累计60多批次，达3000万件。2008年9月，淄博陶瓷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当代国窑”称号。
韩克新说，广东佛山以生产建筑陶瓷为主，由于污染等原因眼下正在进行产业转移。而广东日用陶瓷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目前约2/3以上陶瓷企业关门或倒闭。广东陶瓷企业倒闭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双流动。到广东做陶瓷的企业，多是外地资本，金融危机下一旦赚不了钱了，就会把资本重新带走。而这些企业的劳动力大部分也是外地务工者。这些务工人员缺少陶瓷文化的积淀，前往打工只是出于生计。老板跑了，这些工人自然也会另寻出路。
而作为另一个后起之秀的唐山陶瓷，目前约1/3的陶瓷企业倒闭，主要是体制原因。大的企业改制困难，如唐山的红玫瑰公司拥有一万多名职工，但如果改制完成约需3亿元资金，根本没能力实现改制，只能维持生产。遇到金融危机，抗御风险能力差。而那些刚刚由国营企业改制出来的小企业，还不具备培育市场的能力。
福泰陶瓷出口订单整年都是满的
数九寒天，位于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的山东福泰陶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仍是一派繁忙景象。从软泥到出型，从上彩到烘烧，30多道工序过来，最终烧制出色彩迷人、透光如玉的陶瓷器具。就是这种半手工作坊式的陶瓷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满足着海内外客户的不同需求。
“这里的出口订单整年都是满的，去年仅外商预付款就有500多万元。这些外商企业都是企业的老客户，从不欠款。”福泰公司董事长苏希敬神情怡然。金融危机下，企业保持良好的资金链最为关键。而在这家企业，资金周转非常快，凡是出口的货物一旦发货，对方马上会兑付现金。虽然福泰产品出口还没能贴上自家的商标品牌，但这家公司已在做着相关准备。目前，福泰商标已在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地注册，以便为将来在海外打自己品牌做基础。同时，也避免自身商标在海外遭到抢注。
在全国陶瓷产区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以生产日用陶瓷与宾馆陶瓷为主的淄博陶瓷行业，目前还没有因金融危机拿不到单子而倒闭的企业。韩克新分析认为，这主要缘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体制优势。淄博的所有企业均已完成改制，现在全部是民营企业。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这些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实力。福泰公司就是由原国有企业山东福山陶瓷厂改制成来。淄博市现有陶瓷企业270多家，规模以上66家，年产值83亿元。
二是自有资本的优势，平均资产负债率不到10%。由于陶瓷不是高新技术产业，不可能获得政府政策扶持。企业所获贷款资金相对较少，企业资金链相对牢固。
三是传统文化的积淀较深。在淄山区的山头镇，这里从事陶瓷制作历史悠久，当地人说“从爷爷的爷爷就做陶瓷”。韩克新认为，这是淄博陶瓷最核心的竞争力。企业生存到最后时，传统文化从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次淄博企业受冲击小，这方面原因较多。
四是淄博陶瓷的材料创新在全国遥遥领先。如进中南海的高石英瓷目前只有淄博能生产。再如强化瓷，主要是用于宾馆，不易摔碎。韩克新认为，这次危机对优势企业来说更是机遇，当其他企业倒了后会让出一块市场，市场会重新洗牌。“企业大小无所谓，关键是健康。”福泰公司董事长苏希敬深有体会地说。
高古瓷器价值为何不如明清瓷器呢
从十多年前开始，收藏业内就有不少人声称高古瓷器的市场价格即将大涨，然而十年多过去了，高古瓷器依然处于尴尬地位，只有较小一部分名窑高古瓷精品价格涨上去了。现在明清瓷器在各个国际拍卖会上屡屡拍出高价，高古瓷器却并未给藏友带来太大惊喜。在过去高古瓷器一度也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追捧和青睐，也曾有明清瓷器难以企及的收藏价位。但是时过境迁，现在高古瓷器的收藏价格远远低于明清瓷器。那么，为什么现在高古瓷器的收藏价值为何不如明清瓷器呢？笔者认为高古瓷器的收藏价值之所以远远不如明清瓷器，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受文物流通政策影响大
据瓷器收藏鉴定专家所言，在古董瓷器市场上，高古瓷的价格之所以总是难以上涨，无法与明清瓷器相提并论。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政府文物流通政策的影响比较大，高古瓷器并非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如元明清瓷器。明清官窑瓷器中的精美品种纵然有着自己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距今年份较近，存世量较多，而宋瓷的存世量远不如明清瓷器，加上在乾隆时期，国家不允许瓷器出口，所以国际市场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放眼国际收藏市场，宋代瓷器的价值远高于明清瓷器。
2.各个区域藏家的审美取向差异所致
在我们国家，很多瓷器收藏爱好者们对于高古瓷器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不甚了解以及高古瓷器并不符合这个人群的审美取向。因此高古瓷器在我国收藏市场上并不受重视，收藏价格也就远远不及明清瓷器。
3.市场高古瓷真假掺买难以辨别
和明清瓷器相比，高古瓷的工艺比较简单。因此更加容易仿制，收藏市场上充斥着大量高古瓷仿品，使得许多买家在购买难以分辨真伪，收藏风险相对太大直接导致了高古瓷器在市场上遇冷。
其实和明清瓷器一样，高古瓷器中亦有许多精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古朴、含蓄之美，力求便像一种淡泊、高远的文人气息，只是从清代到现代，藏家的审美取向慢慢发生变化，不再青睐素雅之风，而是喜欢富贵之气。虽然高古瓷器已经遇冷多年，但是随着将来时代的发展，相信人们对高古瓷器必定有所改观，高古瓷器的市场前景值得藏友看好。
中国陶瓷早的官窑可能在北宋
在收藏界，常碰到这样的陶瓷收藏爱好者，开口官窑，闭口官窑，拿出的瓷器件件“官窑”。其实这很幼稚，可以说他自己就没弄清什么是官窑。中国陶瓷的官窑，严格地说始于北宋。而五代起兴官办，五代十国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的部分生产，其“秘色瓷”具有官窑的性质。五代越窑进贡后唐、后晋瓷器达万件。所以，“秘色瓷”并不神秘，南方各地均有出土。北宋在卞京设置官窑，宋高宗南迁到今杭州修建内司，并在郊坛设官窑。宋代官窑器在各地的官府衙门都能使用，故现在个人收藏也有可能，但存世量不大，完整器难觅。
现窑址出土白瓷标本刻有“官”、“新官”、“会稽”、“尚食局”、“五王府”等款识。芒口定窑器虽用金银铜镶边，但沿口积垢难除，故“弃定用汝”。汝窑是北宋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流传至今的汝窑官窑器均不足百件。各地挖掘的古墓中从未出土过一件宋汝窑器，说明汝窑器当时使用只限于宫廷，不作为陪葬品。汝窑器后仿的多，清代仿得相当成功。故现在个人收藏到的宋汝窑器已是凤毛麟角，拥有几件简直是天方夜谭。宋代的耀州窑瓷器一度曾作为贡瓷进贡朝廷，龙泉窑也烧制过龙泉仿官窑瓷器。元代能作为官窑瓷器的是枢府窑生产的印白釉瓷器，“有命则供，无命则止”。款式除“枢府”外，还有“太禧”、“福禄”。因枢府窑器除宫廷使用外，各地官府衙门也能用，还大量出口外销，故在各地均能觅到枢府器及瓷片。明代官窑与官搭民烧并存，民仿官的瓷器也不少，但款式、制作工艺、器型区别较大，需仔细明辨。明清两代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器厂，又称御窑，专供宫廷使用。清代的“御窑器”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王爷大臣使用的是带堂名款的瓷器。所以，清代的“御窑器”除溥仪带出宫廷一批、清廷官员偷出一批流落民间外，现在个人能收藏清代“御窑器”的概率很小。可以说，当今正宗的清代“御窑器”瓷片都难觅，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官窑器？说白了是民窑充官窑，后仿充古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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