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瓷砖。
5月中旬，年近八旬的日本佛教专家村上博优第15次来到宁波，考察了陶瓷收藏家朱勇伟近日在天童寺附近发现的南宋陶窑窑址，并初步得出结论：被日本人称为“陶瓷之祖”的加藤四郎是在天童寺附近学习制陶。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作为奴仆随道元禅师来到明州(宁波)天童寺，道元禅师在天童寺留学回国后成了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而加藤四郎则在浙江和福建一带学习了5年制陶技术，归国后在濑户等地烧制一种被称为“濑户烧”的陶器，后来被称为日本的“陶瓷之祖”。但他在哪里学习制陶一直是个谜。
村上博优在研究佛学时发现，道元禅师在中国期间一直住在天童寺，作为奴仆的加藤四郎不可能远离主人，因此他可能在天童附近学习制陶。当时村上博优便马上来到宁波，但天童寺附近还没有发现南宋陶窑窑址，而宁波地区发现的南宋陶窑都是“龙窑”，而日本的“濑户烧”则是“馒头窑”。
两个疑点并没有让这位佛学专家放弃，他多次往返日本和宁波，实地考察了两地的许多窑址。一年前，他破解了“濑户烧”窑形改造之谜：龙窑要用大量的松油当燃料提高窑温，而日本濑户一带的山上很少有松树，所以加藤四郎和他的传人便将“龙窑”改良成了不用松油作燃料的“馒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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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青花瓷
中国的青花瓷在十四世纪中成熟后，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以后，青花技术也渐流入诸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烧出了以模仿中国瓷为主的青花瓷。
日本将青花称为染付，所用钴料称为“吴须”或“唐吴须”，一般认为，青花技术由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至日本。１５９２－１５９８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和陶工，被称为“陶器战争”，从战争中带回的陶工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日本青花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７６）初的１６１６年，距陶器战争约２０年，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江户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末）的产品以日用器为主，纹样多是简约的松、竹、梅、柳、葡萄、卷草等植物纹，青花呈色灰蓝，较暗。纹样采用双勾填色的笔法，和中国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风格上很接近。
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青花已显示出浓烈的本土文化特色。一些十八世纪初（相当于中国乾隆时代）的作品构图严谨，绘画工致，淡雅而端丽。这时生产的青花碗很受民众欢迎。日本的陶都濑户烧制陶胎的“青花器皿”手制成型，胎体厚重，呈扁平的长方形，纹饰有野鸟、野兔、人物、花草等，稚拙古朴。
江户后期（相当于中国的道光、咸丰、同治）青花瓷制作已很普遍，有瓷胎青花也有半陶半瓷的青花。很多青花都配套生产，如茶道用具水指、茶入、茶碗、香盒、香炉等。纹样受中国清代青花影响，色调艳丽，称“青华手”。
日本青花中可称为官窑的是锅岛烧。锅岛烧是江户时代锅岛藩的御用窑，创建于１６２８年（中国崇祯元年），从作品看，十八世纪的产品（中国的康熙、雍正年间）最为成熟。锅岛烧有青瓷、五彩和青花三大系列，都非常成功。
锅岛烧的青花呈色纯净，有浓淡色阶，和康熙后期青花相似。绘画时一丝不苟，注重写实，植物的筋脉、枯叶、虫洞都真实地反映出来。有些作品采用留白处用青釉渲染的方法，还有些采用加绘五彩的方法，都显得华丽端庄，有一种皇家气息。造型以盘为主，另有碗、瓶、壶、釜等。胎质细腻，扣之声音清脆，具有日本瓷的特征。
古代日本陶瓷生产遍及各岛，有不少窑址烧制青花，伊万里烧是当时的青花名窑。
伊万里烧青花的主要成就是烧制具有异国风格的器物，在伊万里烧中，很有特点的是模仿中国外销瓷的“芙蓉手”。“芙蓉手”指明晚期采用分格开光装饰的青花盘，因盘边的分格很象芙蓉花瓣，因此用之来命名。这些日本生产的青花盘和中国产品非常像，远销到欧洲，西方人很难分清。有些伊万里青花上还题“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年号款和“富贵长春”等吉祥款，这种出于商业利益的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反映了日本青花和中国青花的渊源关系。
日本瓷尤其是日本青花瓷在中国流传的数量可观，大多数人或不识或轻视，对于藏家来说，失之交臂是很可惜的。
简单不俗的瓷艺
林子信，明清时期福建省德化县陶瓷艺术家，以善于创作盘、碟、香炉等各种宗教供器和陈设品而闻名。他所制作的器物造型简单而不俗气，实用性很强，曾由海路经销国外。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格鲁伯基金会收藏有林子信的一只盘，口径15．1厘米，釉呈乳白色，底部有古形篆体阳刻“林子信制”四个字印章款；英国收藏家P·J唐纳利也收藏一件造型及大小规格与上述相同的盘子，釉呈乳白，但底部的方形阳刻的“林子信制”四个字印章款字迹与格鲁伯基金会收藏的盘子印章款略有差异。伦敦戴维斯基金会也收藏有一件林子信制作的盘，口沿外翻，印章款为古形篆体。据P·J唐纳利分析，大约是17世纪中期林子信所作。
国内同样有收藏林子信作品的文博单位。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林子信的作品四件：其中双兽耳炉，底款篆书方印阳刻“林氏子信”款；第二件双兽耳炉，底款篆书方印阳刻“子信”两个字；第三件为敞口盘，底款篆书方印“林氏子信”；第四为撇口瓜棱杯，底款篆书古印，阳刻“子信”两个字。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有林子信的戟耳炉一件，口径10．5厘米，高5．9厘米，底径8．3厘米，圈足，底足有一凸形大印“林氏子信”四个字。广东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均认为这些器物为明代所作。至今国内外藏家不惜重金求购林子信作品。
仿古瓷成为日本“国宝”
黄云鹏与高仿品
在日本，中国古陶瓷一直是大藏家追逐的重器，而黄云鹏的仿古瓷屡次让日本藏界“打了眼”。
1996年，日本陶瓷收藏界人士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孤品“清代乾隆粉彩镂空开光花卉纹象耳转心瓶”现身东京文物市场。后几经查证，才知这是一件高仿品。
第二年，一件“明永乐青花海水龙纹扁瓶”经日本顶级陶瓷专家层层把关，走上日本某大型拍卖会的拍台上，并被视为明永乐真品以极高的价格成交。不过，这件青花瓷并非明代珍品，也是出自黄云鹏之手的仿古瓷。
后来，日本集全国陶瓷鉴定专家之力，才鉴定出是件仿品。尽管如此，该藏品最终却被日本前首相乔本龙太郎以45万日元珍藏，被日本产经新闻社誉为“人间瑰宝”。
黄云鹏善仿青花，这是业界公认的。他的很多青花作品标明仿品，卖价有时仍超过古董。说到他与青花结缘，那还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977年，他回江西丰城老家。县博物馆参观时，一个明代青花瓷瓶引起黄云鹏的注意。围着这个瓶左看右看半天后，黄云鹏脱口而出，“是元青花！”据他博物馆的同学介绍，这个瓶子是当地一位老太太种地时刨出来的，博物馆以为是明代青花，花了60元收过来。
如今，这款由黄云鹏发现的青花瓶成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因为这次结缘，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云鹏就开始仿元青花、明永宣青花瓷，并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
陶瓷知识：陶 瓷 艺 术
造型艺术之一。陶瓷系由粘土或以粘土、长石、石英等为主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帛而成的制品的总称。陶瓷艺术即指陶瓷日用品、陈设品的烧制工艺及其造型、釉色和装饰等所呈现的艺术特点。
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风格粗犷、朴实的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商代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
彩陶便是我国最古老的工艺美术品。而真正瓷器是创制于东汉时期。唐代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造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陶瓷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
我国陶瓷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釉色、饰纹、造型均具高度的艺术价值，宜兴的紫砂壶，石湾的陶塑，界首的三彩釉陶，淄博的绛色陶，铜官的绿釉陶，崇宁的雕镂釉陶，德化的瓷雕，景德镇的柳叶瓶、凤尾瓶等，均闻名于世。
鉴宝：成化年制 属于日本瓷
“这个盘子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家里做菜时一直用它当鱼盘。”18日上午，在济南市文物保护与收藏协会、济南市博物馆、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地区分会联合举办的鉴宝活动上，很多市民把家里收藏的宝贝带到了现场。记者发现，藏友们带来的宝贝不少，其中有的藏品背后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专家表示鱼盘是仿“成化年制”
上午8点多，很多市民就大包小包地把家里的宝贝带到了鉴宝现场，让专家“一看究竟”。市民秦女士与母亲一起带来了两个精美的瓷器，其中一个鱼盘做工、画工都很精美，背面印有“成化年制”。经过一番鉴定，瓷器鉴定专家陈玉泉给出了结论：“这个鱼盘是昭和年间制的，但它是仿‘成化年制’，属于日本瓷”。陈玉泉说，这款日本昭和年间的瓷器，相当于光绪时期，虽然是仿制明成化年间瓷器样式，但仍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
据秦女士说，这个鱼盘是爷爷那辈留下来的，当年家里做菜时一直用它盛鱼，后来听别人说是“古董”，才收藏了起来，但不了解其中到底有什么价值。据了解，秦女士的爷爷当年做酱园，日本人在济南开饭店赊了很多货，后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开饭店的日本人没钱还账就用日本瓷来抵债。秦女士说，家里还有好几个类似的日本瓷，早些年一直在厨房用着，后来还打碎过几个。现在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后，秦女士说要放回家好好保管，也算是对历史的记录。
在鉴宝现场，市民带来了瓷器、玉器、青铜器、杂项等五花八门。记者注意到，有市民带来的藏品被鉴定为赝品后，很是失望。专家也劝诫市民，喜欢收藏不是坏事，但是不能投机，更不能想着靠其一夜暴富。一件古董只有同时具备历史价值、研究价值、考古价值和欣赏价值，最后才能谈经济价值，所以市民要抱有一颗平常心。
陶冶图浓缩瓷艺古技
瓷器专图，以清朝景德镇瓷器的生产过程为画题。
清朝康雍乾时期，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乾隆皇帝即位后，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百万之多，而当时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也多达23个。
雍正八年(1730)，唐英编成《陶成图》。乾隆八年(1743)，唐英又将它按造瓷顺序逐项加以说明，并请当时的名画家孙祜、周鲲、丁观鹏等绘图，书法家戴临书写，完成了他的名著《陶冶图编次》，进呈乾隆皇帝阅览。这本书共有图20幅，图文并茂。
荡釉
孙祜、周鲲、丁观鹏三位宫廷画师，以自己熟悉的山水为背景，配以景德镇一带的窑舍和劳作的工匠，对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炼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镟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采、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原20道工序进行了形象的记载。浓缩了我国明清时期制作工序的全过程。
让民艺回归“民艺
自从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工作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非遗”技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传统手工艺，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各种手工艺品，比如脸谱、剪纸、陶瓷、泥塑、糖人、刺绣、木雕、石雕等等，频频出现在各种节会、庙会、博览会甚至是文创展览会上，虽然琳琅满目，但似乎少了很多“精气神”。不同品类之间大量的抄袭和模仿，制作工艺粗糙，让本来应该“百花争艳”的草根艺术缺少了生机。
一、何为民艺？
民艺泛指民间艺术，是相对于所谓的“文人艺术”“宫廷艺术”“贵族艺术”而对乡野艺术所做的界定，也就是“草根艺术”。广义的民间艺术是指民间艺术从业者或劳动者个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日用问题或为满足民俗民风的需求而创造的各种物品或者文化艺术形式的总称，涵盖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地方）音乐、民间（地方）舞蹈和民间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狭义的民间艺术则偏向民间（地方）造型艺术，包括了乡土美术（绘画）、乡土手工艺等各种物的表现形式。民艺创作者（民间艺人）往往以生活所需就地取材，以传统的手工艺方式满足日用和仪式需要。作品往往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比如元宵节的灯笼、端午节的龙舟、盛产竹子之地的竹刻、社火之乡的脸谱等等，饱含着手艺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多样，按照取材材质可以分为纸布皮艺类、竹木石艺类、面泥陶艺类、柳藤编艺类、金漆镶嵌类等；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民间工艺美术又被分为编织类、印染类、雕刻类、绘画类等等。从生产方式看，民间工艺美术多年来基本上传承的是父传子、师带徒的家庭式、作坊式的手工作业或半手工作业方式。从实用功能看，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范畴既涵盖了侧重实用性和生活性的器物和装饰品，也涵盖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性的民间艺术和美术作品。民艺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大都来源于民间或民俗生活，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劳动群众共性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民间艺人用粗犷拙朴的造型，浓郁饱满的色彩，既从客观上满足了对物品美观实用的物质需要，又从主观上表达了祈求吉祥如意、趋吉避凶的精神追求。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先生也是知名的美学家，被誉为“民艺之父”。他在《民艺是什么》一文中这样给“民艺”下了定义：所谓民艺，即民众日常使用的工艺品之意。日常用品并不能脱离审美范畴而存在，真正的美是不可能在单纯的艺术（artforart）中产生的，而必须是在为满足生活所用而真挚地进行制作的物品中才能够呈现。基于这样的理念，柳宗悦先生认为民艺就是一条通向“美的王国”的道路，路上的风景状态是诚实自然、简洁实用、质朴牢固、健康闲适的；而经过的路人则应该拥有一双清澈直觉的眼睛和一颗自在不羁的心灵，这种和谐的人物对照才是民艺的根本。
二、民艺的现状
中国的民间艺术门类众多，源远流长。但是在机械化生产、智能化制造等现代化生活的语境下，民间艺术的现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在生命力的延续上不容乐观。
首先，许多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政策生存空间无限大，而实际的生活生存空间却无限小。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非遗”技艺传承人，但是普遍的现状是后继无人，一些“非遗”技艺面临着“人去艺绝”的尴尬境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瘫痪”状态。
其次，大量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仍然散落于民间，亟需民艺研究人员进行整理和保存。很多地方政府搞文
博会、文创展和“非遗”技艺培训，但是对当地的民艺资料的整理、民艺博物馆的建设等关注不够，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有限。
第三，民间艺人的“自闭”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艺的发展。大多数民间艺人的技术已比较精湛，但在艺术审美层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产品过于传统呆板，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最后，现代设计产业的浮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艺的发展。虽然现在有很多企业和设计师在做民艺产品的设计研发，但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系列产品，采集些表面的设计元素，不是以研究、传承的心态来对待民艺；也有一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和箱包设计，用拼凑的所谓“中国风”系列来吸引眼球，其实也误导了年轻一代的审美价值观。
三、“民艺”的回归
值得庆幸的是，大众对于民间各种工艺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认祖归宗”，文化的认同感无需置疑，只是对产品的实用性、审美性、大众性等还不甚满意。目前国内外出现了对于传统民艺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艺以“匠心精神”闻名世界，工匠们用一生追求着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民艺家柳宗悦先生自1926年开始致力于倡导日本民间艺术的复兴，1936年创建日本民艺美术馆并创办《民艺》杂志至今。我们在惊叹日本手艺人对于作品的执着时，这份代代流传的“文脉”更值得我们尊敬。中国的民艺似乎缺乏“匠心精神”，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为民艺鼎力付出者，比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200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曾经对我国56个民族遗存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坚持做了10年。
中国的民艺，有很悠长的历史渊源，历史长河中“匠心精神”的传承者中亦有中国人的面孔。只是我们只顾着赶路学习和赶超发达国家的艺术和技术，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初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复兴中国的民间艺术，没有几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的。
让民艺回归“民艺”
自从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工作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非遗”技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传统手工艺，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各种手工艺品，比如脸谱、剪纸、陶瓷、泥塑、糖人、刺绣、木雕、石雕等等，频频出现在各种节会、庙会、博览会甚至是文创展览会上，虽然琳琅满目，但似乎少了很多“精气神”。不同品类之间大量的抄袭和模仿，制作工艺粗糙，让本来应该“百花争艳”的草根艺术缺少了生机。
一、何为民艺？
民艺泛指民间艺术，是相对于所谓的“文人艺术”“宫廷艺术”“贵族艺术”而对乡野艺术所做的界定，也就是“草根艺术”。广义的民间艺术是指民间艺术从业者或劳动者个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日用问题或为满足民俗民风的需求而创造的各种物品或者文化艺术形式的总称，涵盖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地方）音乐、民间（地方）舞蹈和民间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狭义的民间艺术则偏向民间（地方）造型艺术，包括了乡土美术（绘画）、乡土手工艺等各种物的表现形式。民艺创作者（民间艺人）往往以生活所需就地取材，以传统的手工艺方式满足日用和仪式需要。作品往往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比如元宵节的灯笼、端午节的龙舟、盛产竹子之地的竹刻、社火之乡的脸谱等等，饱含着手艺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多样，按照取材材质可以分为纸布皮艺类、竹木石艺类、面泥陶艺类、柳藤编艺类、金漆镶嵌类等；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民间工艺美术又被分为编织类、印染类、雕刻类、绘画类等等。从生产方式看，民间工艺美术多年来基本上传承的是父传子、师带徒的家庭式、作坊式的手工作业或半手工作业方式。从实用功能看，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范畴既涵盖了侧重实用性和生活性的器物和装饰品，也涵盖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性的民间艺术和美术作品。民艺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大都来源于民间或民俗生活，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劳动群众共性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民间艺人用粗犷拙朴的造型，浓郁饱满的色彩，既从客观上满足了对物品美观实用的物质需要，又从主观上表达了祈求吉祥如意、趋吉避凶的精神追求。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先生也是知名的美学家，被誉为“民艺之父”。他在《民艺是什么》一文中这样给“民艺”下了定义：所谓民艺，即民众日常使用的工艺品之意。日常用品并不能脱离审美范畴而存在，真正的美是不可能在单纯的艺术（artforart）中产生的，而必须是在为满足生活所用而真挚地进行制作的物品中才能够呈现。基于这样的理念，柳宗悦先生认为民艺就是一条通向“美的王国”的道路，路上的风景状态是诚实自然、简洁实用、质朴牢固、健康闲适的；而经过的路人则应该拥有一双清澈直觉的眼睛和一颗自在不羁的心灵，这种和谐的人物对照才是民艺的根本。
二、民艺的现状
中国的民间艺术门类众多，源远流长。但是在机械化生产、智能化制造等现代化生活的语境下，民间艺术的现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在生命力的延续上不容乐观。
首先，许多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政策生存空间无限大，而实际的生活生存空间却无限小。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非遗”技艺传承人，但是普遍的现状是后继无人，一些“非遗”技艺面临着“人去艺绝”的尴尬境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瘫痪”状态。
其次，大量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仍然散落于民间，亟需民艺研究人员进行整理和保存。很多地方政府搞文
博会、文创展和“非遗”技艺培训，但是对当地的民艺资料的整理、民艺博物馆的建设等关注不够，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有限。
第三，民间艺人的“自闭”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艺的发展。大多数民间艺人的技术已比较精湛，但在艺术审美层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产品过于传统呆板，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最后，现代设计产业的浮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艺的发展。虽然现在有很多企业和设计师在做民艺产品的设计研发，但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系列产品，采集些表面的设计元素，不是以研究、传承的心态来对待民艺；也有一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和箱包设计，用拼凑的所谓“中国风”系列来吸引眼球，其实也误导了年轻一代的审美价值观。
三、“民艺”的回归
值得庆幸的是，大众对于民间各种工艺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认祖归宗”，文化的认同感无需置疑，只是对产品的实用性、审美性、大众性等还不甚满意。目前国内外出现了对于传统民艺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艺以“匠心精神”闻名世界，工匠们用一生追求着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民艺家柳宗悦先生自1926年开始致力于倡导日本民间艺术的复兴，1936年创建日本民艺美术馆并创办《民艺》杂志至今。我们在惊叹日本手艺人对于作品的执着时，这份代代流传的“文脉”更值得我们尊敬。中国的民艺似乎缺乏“匠心精神”，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为民艺鼎力付出者，比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200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曾经对我国56个民族遗存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坚持做了10年。
中国的民艺，有很悠长的历史渊源，历史长河中“匠心精神”的传承者中亦有中国人的面孔。只是我们只顾着赶路学习和赶超发达国家的艺术和技术，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初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复兴中国的民间艺术，没有几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的。
（一）普及民艺教育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日本瓷艺学自宁波》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日本瓷艺学自宁波》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宁波瓷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