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工艺。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文保部门获悉，文物专家在该县都党乡冶子磁州窑遗址宋代地层出土的陶瓷器中发现了涩圈叠烧工艺，从而将陶瓷涩圈叠烧工艺考古年代由金元时期提前至宋代。
涩圈，指碗、盘类陶瓷器物内底刮去一圈釉后形成的露胎环状圈。碗、盘叠烧时，为避免釉液粘连，故将碗、盘内心刮釉成圈，在入窑时，将上件器物圈足（未施釉）直接置于下件器物的涩圈上，依次叠置，进行烧制，可以节省空间、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涩圈的出现摒弃了依赖支架、支钉、垫饼、垫环等窑具实现叠烧的传统做法，在陶瓷制作工艺上是一个新突破。
涩圈叠烧工艺，盛行于元、明时期瓷器，从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业界形成了涩圈叠烧工艺可能出现于金元时期的观点。河北磁县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在冶子磁州窑遗址宋代地层中发掘出土了较多白釉涩圈、黑釉涩圈和棕黄釉涩圈的陶瓷碗盘，用实物推翻了业界以往说法，即涩圈叠烧工艺应该起始于宋代甚至更早时期，而不是金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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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余干发现晚唐青瓷古窑遗址
有关专家称：将进一步证明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记者昨日获悉，在余干县黄金埠镇刘家山，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古代窑址，窑址内出土的青瓷文物证明，我省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昨日，记者赶赴现场采访了解到，这座古窑遗址是在景鹰高速公路余干县出口互通施工现场发现的，位于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会的刘家山。连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干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窑址500平方米范围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发掘情况看，目前发现龙窑一座，出土了大量青瓷器，有碗、盘、碟、钵、罐、壶、砚台及各类烧具。这次出土的器物，其造型有的雄浑，有的精巧，釉色呈现铀青绿和青黄，色泽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窑址所罕见。
从外形看，釉色与浙江越窑有密切联系，胎上施褐彩的碗类器，又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玉璧底器，对研究我国古代瓷器文化有较高价值。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告诉记者，这个窑的时代为中唐到晚唐，说明余干也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烧制地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称，我们原来一直认为青瓷的发源地在浙江，这个古窑的发现，填补了江西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进一步证明了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河北内丘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陶瓷窑场遗址群落
6月2日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文物部门获悉，这个县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邢窑遗址群落，已探明有6座相对集中的隋唐时期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并已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丘考古队队长王会民介绍，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明清时期的文化层，包括一些夹杂的现代遗迹进行细致的剥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已经显现出3处隋唐窑炉的窑顶。同时，在已出现的瓷片堆积层中，发掘出大量含有各种釉色的瓷器、陶器、唐三彩以及各种窑具、匣钵等邢窑相关产品。
考古资料表明，邢窑创烧于南北朝晚期，经过隋朝的飞速发展，到唐朝时已达到鼎盛阶段，成为我国早期生产白瓷的中心，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其精美的细白瓷作为贡品入主宫廷，还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因在古代通常以烧制陶瓷的窑场所在地的州命名，内丘在唐代隶属邢州，故得名“邢州瓷窑”，简称“邢窑”。
内丘县“邢窑”遗址在近60多年来多次被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在内丘瓷窑沟等村就曾发现一些金元时期的瓷片。1984年，在内丘县境内发现邢窑遗址28处，收集瓷片标本上万件，其中有20多片带“盈”字款的标本。1988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考古队”，在内丘首次发现隋代的透影白瓷200多片。1996年11月20日，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4月，在原内丘县城服务楼及周边区域建筑拆迁改造过程中，内丘县文物保管所在施工前考古勘探，发现了此次的隋唐时期6座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并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6座窑炉完整程度绝无仅有，并且相对集中，形成群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
陶瓷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横橄榄形窑炉
近日，记者跟随考古专家在新安县即将被小浪底水库淹没的一处考古工地上看到，宋元时的北冶瓷窑遗址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
据洛阳市文物局局长郭引强说，此处的考古发掘，是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新安县文管所等单位联合展开的，这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中抢救性考古发掘的一项。发掘从去年冬季至现在，对北冶窑址群畛河两岸２公里、总面积１万多平方米的地方进行了勘查，其中发掘面积为８００平方米，共发现１０座窑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权奎山对记者说，北冶瓷窑遗址中发现的横橄榄形窑炉，在陶瓷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这种窑炉由炉膛、窑室和三个烟囱等部分组成，是为了充分利用热能、增加瓷器烧量而设计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一组较为完整的居住遗址和作坊，与窑炉连在一起，据此可初步判定该窑场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瓷窑遗址。权教授对一处小窑解释说，这一遗迹，极可能是二次烧制釉彩的小窑。如果最终确认，也将是首次发掘出低温烘烤窑的实物，对瓷器的烧制演变考古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次发掘，清理出大量的瓷器碎片、烧瓷工具等，发掘出的瓷器很多都是同类瓷器中的精品。在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有“崇宁重宝”字样的北宋末年的钱币。
致远舰更多文物出水 发现将士遗骸已不完整
水下测绘。（图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致远瓷盘复原图样
随着辽宁丹东港沉船被确认为致远舰，有更多的出水文物被发现。由于北方天气转凉，海况复杂，今年对致远舰的考古调查也将于10月中旬结束。
记者获悉，在今年的考古调查中，在海底发现了致远舰将士的遗骸。“这些遗骸都已不完整了，但这些甲午将士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和铭记。”参与此次考古工作的甲午史专家陈悦说，除了遗骸，考古队员还在水下发现了一枚铜质钮扣。
对于这些遗骸，甲午海战中广乙舰管带、济远舰继任管带林国祥的四世孙林其浩表示，希望可以建立一座“甲午海战致远舰无名将士墓”以及纪念碑供后人凭吊。史料记载，甲午黄海海战中，致远舰上252名官兵，除7人幸存外，其他全部殉难。
军官舱附近发现将士遗骸
陈悦说，本次发现的重要文物，几乎都位于致远舰的后部。
“带有致远舰舰徽的盘子、格林炮，以及多种私人用品的出现，都意味着目前正在调查的区域属于致远舰的后部。”陈悦说，瓷盘一般为船上军官使用，考古队员也在确认目前正在调查的区域为致远舰的军官舱。
“除了发现遗物外，考古队员还在军官舱附近发现了一些骸骨。”陈悦说，“这些骸骨就是致远舰上北洋将士的遗骨。”
陈悦说，这些遗骨被发现时已不完整，考古队员们也格外小心和细心地进行挖掘。
“由于在海水中沉睡了120年，目前还没有发现将士们的衣物，但在不久前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枚钮扣。”陈悦说，“这枚钮扣是铜质的，是否属于北洋海军以及属于何种官阶还需要看到实物后在具体研究。”
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海战中，由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在战斗中试图撞击敌舰，最终战沉，舰上252名官兵，除7人幸存外，其他全部殉难。
“当时绝大多数官兵是随船沉入海底的，他们的遗骸也应该还在船内。”陈悦说，这些甲午将士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和铭记。
据陈悦介绍，目前在考古队已经和相关方面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将士的遗骸。
甲午海战中广乙舰管带、后担任济远舰管带的林国祥四代孙林其浩表示，希望可以建立一座“甲午海战致远舰无名将士墓”以及纪念碑供后人凭吊。
林其浩这一建议得到诸多北洋海军后裔的赞同。
统一标识：“中华帝国海军”
“除了在瓷盘上，在致远舰的餐具上也发现了舰徽。”陈悦说，“由于制作工艺以及使用地方的不同，这些舰徽在具体呈现上略有不同，但不管为何种样式，目前发现的文物上面都有一句英文标识：THEIMPERIALCHINESENAVY。”
对于这句话，陈悦认为应该翻译为“中华帝国海军”，知名历史学者萨苏则认为应该翻译为“中国皇家海军”。
陈悦说，在确认致远身份的瓷盘上，舰徽的中间为篆书致远，上面是致远的拼音CHIHYüAN。据陈悦介绍，该拼音为威妥玛拼音，是一个叫威妥玛的英国人创立的一套学汉语的注音方式。这种拼音在中国已停用，但在西方还有人在使用这套拼音学习汉语。陈悦说，在舰徽的下方是一句英文“THEIMPERIALCHINESENAVY”，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北洋海军当时的地位。
陈悦说，致远的舰徽目前在一些餐具等文物也有发现，但略有不同。
“由于雕刻难度，有的地方致远二字不是篆书，而是类似瘦金体样式。有的餐具上由于空间有限，只有致远的拼音和英文表示，没有致远的汉字标识。”陈悦说，结合在军事博物馆里展出的靖远舰瓷盘上的舰徽，可以发现整个北洋海军有一整套的VI设计，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北洋海军是与国际接轨的，“与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不同，北洋被称为海军，是带代表当时中国的国家海军”。
链接/北洋海军13将士遗骸葬在大鹿岛
如今在辽宁丹东的大鹿岛上还有一座“甲午海战无名将士墓”。
甲午海战中广乙舰管带、后担任济远舰管带的林国祥四代孙林其浩，希望可以为致远舰上发现的将士遗骸建立一座“甲午海战致远舰无名将士墓”以及纪念碑供后人凭吊。
对于具体的位置，林其浩说，可以选在大鹿岛。
1894年9月17日，这一天甲午海战爆发丹东东港大鹿岛海域。东港旧称为“东沟”，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也被史书称为“大东沟海战”。
当年，中日双方20多艘战舰交战，6艘日舰遭到重创，而北洋水师中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除经远已确定沉没在距离大鹿岛20多海里的黑岛海域外，其余三舰均沉没在大鹿岛海域。
大鹿岛距离陆地大约有40分钟的船程，记者登岛时天气晴朗，目视极远。
站在大鹿岛海边的邓世昌塑像前，65岁的于开臣老先生指着前方海面对记者说：“你看，那里就是甲午战场。”于开臣曾在大鹿岛村委会工作过，算是岛上的文化人，非常注意搜集岛上老人有关那场海战的描述。
“开战当天，整个大鹿岛都弥漫在硝烟之中，炮声震得大鹿岛都在抖。”于开臣说，当时消息闭塞大家并不知道是和日本打起来了，炮声一响大家都躲到屋里去了。
岛上的人在炮声中度过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岛上准备出海的人被眼前的景象吓着了。
“当时港口里有漂来不少穿着北洋水师军装的官兵遗体，村里人商议后，将这些遗骸一一收敛葬在大鹿岛。于开臣说，最终经过点验，一共13具遗体。这就是如今岛上的“甲午海战无名将士墓”。
河南考古发现唐青花瓷发源地
文物考古部门对河南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近日获得重大发现，数座烧制唐三彩的窑炉露出地面，窑址内发现唐代的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据专家推测，这里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器的发源地。
２００５年７月，文物考古部门开始对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唐代窑炉六个，瓷片、三彩、素烧器残片一千五百余袋，完整和可复原器物八百余件。
一大批完整和较完整的白釉、黑釉、黄釉、青釉瓷器标本，尤其是出土的大量精美三彩器皿、半成品和各类窑具，再现了唐三彩制作工艺流程，为研究黄冶窑的分期、手工业作坊的布局及窑炉的整体结构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据介绍，这次发掘的地层堆积丰厚，出土的文物保存都非常完整，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发掘出土了青花瓷片和彩釉瓷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考古专家专门对在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进行分析，推断扬州城出土的青花很可能是巩义黄冶窑烧制的，但巩义窑没有发现青花瓷，此次发现唐代青花，足可以证实巩义黄冶窑便是唐代青花瓷产地。
据了解，在中国范围内，唐代青花瓷目前仅于扬州出土过，世界保留的唐代青花瓷器也仅有五片，且都流于国外。
中国南海水下考古发现元代青花瓷器
记者从６月１日举行的２０１０年度南海水下考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３５天海上作业，水下考古队员新发现水下文化遗存３２处，并首次在南海海域确认元代青花瓷器。
本次南海水下考古队由来自北京、海南、福建、上海等地的２０余名专业水下考古队员组成，主要围绕永乐群岛的华光礁、北礁、盘石屿、永乐环礁进行，还补充调查了宣德群岛的七连屿和浪花礁。经过３５天的海上艰苦作业，行程６００多海里，考古队共调查登陆水下文化遗存４２处，其中复查１０处，新发现３２处。在这４２处水下文化遗存中，沉船遗址１４处，遗物点２７处，线索地点１处。
本次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海域多个地点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船货。主要发现的器型有碗、杯、瓶、罐等，青花纹样丰富，有鸳鸯莲池纹、缠枝菊纹、莲瓣纹等，线条简约流畅，为典型的元青花风格，这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南海海域首次确认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发现，丰富了对北宋以来各时期海外贸易情况的认识，弥补了元代货船在南海实物史料的不足。
据考古队此次调查发现，古代航海遗存年代跨度较大，北宋晚期至清代晚期均有发现，以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元代、明代中期、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几个阶段的遗存尤为集中。
本次水下考古还采集了更加丰富的文物标本，主要有瓷器、碇石、建筑构件、铜钱等各类遗物。
２０１０西沙水下考古队副队长黎吉龙表示，本次调查工作发现西沙海域水下文化遗存的盗掘情况依然严重，一些岛礁盗坑密布，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依然面临盗掘者的严酷威胁。因此呼吁加强各沿海口岸的监管和审查制度建立，加强规范海上作业者的行为准则，建立相关机构联动机制和法规建设，运用科技手段实现海上大遗址的远程监测。
仿宋代双乳状火膛柴烧钧窑工艺重新面世
河南省禹州市星航钧窑仿宋代双乳状火膛柴烧钧窑日前开窑。99件钧瓷作品的宋钧神韵征服了钧瓷专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陶瓷专家赵青云说，这些钧瓷是迄今为止最接近宋钧神韵的作品，失传近千年的宋代柴烧钧瓷工艺获得重生。据《许昌日报》报道，宋钧官窑遗址于1964年在禹州市东北隅古钧台附近被发现。它的发掘解决了钧瓷生产年代、命名、位置等问题，极具研究价值，现为许昌市唯一的一家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被命名为1号窑炉遗址的双火膛窑，是北宋能工巧匠根据历代窑炉特点创造的专为皇室烧造钧瓷贡品的窑炉。随着宋室南渡，这种柴烧钧瓷工艺从此失传。此次星航钧窑投资10万多元兴建了一座仿宋代双火膛钧窑，复原了它的整个烧制过程。整个过程历时18个小时，共用柴4000多公斤，窑内最高温度达1300℃。
经过之前的几次小规模试验，柴烧钧瓷的成品率由10%迅速上升至50%左右。这次柴烧钧瓷，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将宋代工艺技术用现代手段记录下来。据悉，经有关部门批准，这里将成立一家古窑炉博物馆，还将把中国北方历史上存在过的10种窑炉悉数还原。(完)
陶瓷知识：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简史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开始了陶器的制作。至商周时期，陶器已进化为原始瓷器。后经两千多年的演进，至东汉原始陶瓷已进化为真正的瓷器了。
景德镇虽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但它制陶的历史却不及国内某些地区悠久。据《陶纪》、《格古要论》、《天工开物》、《陶冶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正如吾昌南在汉时。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所产之陶器，尚属粗糙之品，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
东晋时，有位名叫赵慨的人，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当过官。此人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后为奸臣所害，降职贬官，隐居于景德镇。来镇后，他运用在浙江了解和掌握的越窑制瓷技艺对景德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爱戴他，称他为制瓷师主。赵慨死后，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在镇内建起了一座师主庙。明人詹珊曾为该庙作了一篇《师主庙碑记》，碑文说，明洪熙中(公元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建了一庙，名为师主庙，奉祀晋人赵慨为制瓷师主。此后，这一记述一直被人们视为晋时景德镇烧造的制品已由陶器进化到瓷器的一个佐证。
到南北朝的陈时，景德镇的瓷业已开始为朝廷所注意。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叔宝登上皇位，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室，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当时，新平镇已制出雕楼精致的陶础，只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虽然烧造的陶础未被采用，但景德镇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开了。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地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景德镇终于首次烧出了两座狮象大兽并为显仁宫所采用，它标志着此时景德镇制瓷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唐后，唐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玄宗时，朝廷又广泛推行了萌芽于南朝的和伊、和市以及与此相关的以资代役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景德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烧造瓷器的名窑，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一为镇民陶玉所办之陶窑。该窑所产瓷器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一为镇民霍仲初所办之霍窑。该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使景德镇瓷器一举名天下。
由于当时的景德镇名窑辈出，瓷器精美，遂引起朝廷的关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陶政，监陶进御，并即镇置县，号曰新平。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景德镇隶属饶州，其时饶州刺史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瓷器，进贡朝廷，特地委托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状云：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上铏之德。寥寥数语，赞美制品的精巧，既无粗劣毛病，又无陶器声响，且结合天地间刚柔气质，能保持长期的致坚，堪称是美好的器物。
唐代，景德镇不仅陶瓷生产有长足进步，而且瓷器销售市场也大为拓展。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载，唐时景德镇瓷器已扩销到南方、北方和西南各地。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瓷器向海外输出的线路主要有二：一条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另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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