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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官窑瓷器应在南京

早的官窑瓷器应在南京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古代官窑瓷器 官窑瓷器鉴别

2021-05-27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1983年,一件被称作“釉下彩盘口壶”的珍贵瓷器在南京雨花台一东吴墓葬中被挖掘出土,这件器皿随即在考古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似乎是跨越时空出现在一个“不可能”的朝代:它比已知最早的中国“釉下彩”瓷器还要早500年,并且,它出现在南京而非釉下彩的代表窑口(产地)长沙。

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间,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大量地寻找,都未能在南京地区发现第二件“釉下彩”,于是,学者专家一度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盗墓贼不慎遗留在东吴墓中的。

直到昨日,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南京年会暨青瓷国际研讨会上,南京博物馆副研究员、考古部主任王志高用近年在南京六朝考古遗址中多次对“釉下彩”的发现,向世人宣布:三国时期的南京确实就是中国青瓷釉下彩的已知最早源头。

改写历史的“时空来客”

所谓“釉下彩”,是指在釉下先进行彩绘,亦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把瓷器一次烧成的传统烧造工艺。釉下彩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由于色彩在釉下,瓷器不易磨损,更不易变色。

据介绍,长期以来专家一直认为唐代长沙窑是釉下彩烧造的源头。考古证明,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能经受高温的色调并不多,所以在唐代长沙窑出土的釉下彩,多为简单的釉下褐彩,纹饰更是非常简单。这种釉下彩技术以后才逐渐发展为褐、绿两彩,而直到宋元以后,才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釉下五彩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使得中国瓷器家族出现了一支新贵。

然而目前正在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在南京地区的瓷器“彩绘羽人纹带盖青瓷盘口壶”却唯独不在这个“常识”之内。它正是1983年发现于三国墓葬中的那件引起争论的瓷器。

这件器皿有着圆弧形的盖,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形状为三国至东晋时期常见。在它灰白色的瓷胎上,描绘满满的都是用褐彩绘就的图案:盖面上,两个人首鸟身的动物分别在一株仙草上方相对飞舞,仙草两侧各有一只动物;在瓷器的颈部,则还有七只异兽,除两只并列外,其余几只之间皆有形状相似的半身异兽图案;腹部,还绘两排持节羽人,上排有十一人,下排为十人,高低交错排列,空隙处绘有疏密有致、飘然欲动的仙草和云气。

整个瓷器的釉下表面都被仙草、云气等纹饰图案和仙人、异兽、佛像等主题图案装饰着。而青黄色的釉层则厚薄均匀,透明润泽,堪称一件将制瓷工艺和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釉下彩”珍品。这件“釉下彩盘口壶”表明了,早在三国东吴末年,长江以南的南京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釉下彩瓷工艺。它比唐代的长沙窑整整提前了500年。

釉下彩“重现江湖”

但是,围绕这件珍贵文物的“意外”出现,专家们也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学术争论,因为某一类瓷器的出现,必然要伴随着大量的同类瓷器被发现以及烧制窑口的被证明,才能最终可以定论。遗憾的是,20年来,考古人员在南京以及周边地区挖掘的三国至东晋时期墓葬中,虽然出土了成千上万个青瓷瓷器,但是“釉下彩”再无踪影。

2004年以后,南京主城地区的六朝遗址考古却频频传来令人心动的消息:釉下彩“重现江湖”了!

2004年,在中华门秦淮河边船板巷皇册家园建设工地上,考古人员再次出土一件同样为釉下彩工艺的“釉下彩带盖双领罐”;无独有偶,2002年至2005年间,大行宫新世纪广场、南京图书馆新馆等六朝遗址工地上,也发现了数十件釉下彩,其中既有器皿残片,也有完整的罐、壶等。这些被发现的瓷器上,都内外绘满诸如联珠纹、斜网纹、水波纹、蕉叶纹之类的繁复花纹。尤其是完好的“釉下彩带盖双领罐”,这个带盖圆罐和1983年出土的“釉下彩盘口壶”工艺水平相当,在微微泛黄晶亮的釉体下,通体绘制着繁复奢华的云气、夔龙纹和异兽纹。这一批在20年后发现的釉下彩,无一例外都是厚胎壁、青灰釉,内外均绘满彩绘,花纹复杂,釉色晶莹。

令专家们欣喜的是,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釉下彩年代问题也终于获得了解决。

在皇册家园工地的那次发掘,与“釉下彩带盖双领罐”同时被发现的还有40余枚木简,木简上残留的字迹中有“赤乌元年”、“永安四年”、“建兴元年”等东吴和西晋的年号。因此可以推测,“釉下彩带盖双领罐”是东吴、西晋时期的旧物,距今约为1500年。

南京釉下彩应是最早官窑

这时隔20年的再次发现,终于证明了南京地区曾经比长沙更早地成为“釉下彩”的源头地,早在比唐代更早的东吴南京,就有了一批釉下彩瓷器了。

不过奇怪的是,釉下彩这门独特的瓷器烧制艺术为何在六朝时期的南京只横空出世了一段时间,就“昙花一现”而消失于历史舞台,最后让位于长沙窑的釉下彩呢?南京东吴釉下彩又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何是这么浓郁的图案装饰色彩?还有,烧制釉下彩的窑口的具体位置又会在哪里呢?

王志高也认为这些都是笼罩在南京釉下彩扑朔迷离的谜题。他认为,釉下彩的神秘出现和消失,可能和六朝初期的南京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动荡不无关系。

王志高解释,东吴朝廷,偏南一隅,因此对中原正统始终有着一种积极的靠近心态,因此所有南京釉下彩都体现着一个思想:那复杂的祥瑞图案如凤凰、鸾鸟、仙人、龙纹、瑞兽,还有芝草等,都是东汉以来中原文化中盛行的天人感应的内容。

至于釉下彩的出现,王志高根据釉下彩出土地均为东吴贵族墓以及皇宫遗址等认为:“这是专为东吴皇室烧造的御用瓷器,也可以说南京釉下彩是最早的官窑。”王志高分析:东吴初年,孙权勤俭努力,国力蒸蒸日上,而到了末帝孙皓时候,却穷奢极侈,其兴造“昭明宫”的夸丽,催使了繁复艳丽的釉下瓷烧制工艺产生,并达到一定水平。但随着东吴覆灭,东晋带着正统的中原文化和简约自然的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入主南京后,这种浓腻的釉下彩绘也伴随着奢侈风逐渐消失了。

至于釉下彩的技术,王志高认为,对于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并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的越窑青瓷技术已经日臻完美,达到了“似玉如冰”的程度,在釉下绘上色彩完全是可行的;此外,尽管南京釉下彩后来退出了舞台,但是另外一个类似的瓷器烧制技术——釉下点彩瓷器却在后来的东晋江南地区方兴未艾——这是否说明了南京釉下彩的“出路”?

王志高在青瓷国际论坛上对与会专家提出:如果能找到烧制南京釉下彩的窑口,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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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早的官窑可能在北宋


在收藏界,常碰到这样的陶瓷收藏爱好者,开口官窑,闭口官窑,拿出的瓷器件件“官窑”。其实这很幼稚,可以说他自己就没弄清什么是官窑。中国陶瓷的官窑,严格地说始于北宋。而五代起兴官办,五代十国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的部分生产,其“秘色瓷”具有官窑的性质。五代越窑进贡后唐、后晋瓷器达万件。所以,“秘色瓷”并不神秘,南方各地均有出土。北宋在卞京设置官窑,宋高宗南迁到今杭州修建内司,并在郊坛设官窑。宋代官窑器在各地的官府衙门都能使用,故现在个人收藏也有可能,但存世量不大,完整器难觅。

现窑址出土白瓷标本刻有“官”、“新官”、“会稽”、“尚食局”、“五王府”等款识。芒口定窑器虽用金银铜镶边,但沿口积垢难除,故“弃定用汝”。汝窑是北宋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流传至今的汝窑官窑器均不足百件。各地挖掘的古墓中从未出土过一件宋汝窑器,说明汝窑器当时使用只限于宫廷,不作为陪葬品。汝窑器后仿的多,清代仿得相当成功。故现在个人收藏到的宋汝窑器已是凤毛麟角,拥有几件简直是天方夜谭。宋代的耀州窑瓷器一度曾作为贡瓷进贡朝廷,龙泉窑也烧制过龙泉仿官窑瓷器。元代能作为官窑瓷器的是枢府窑生产的印白釉瓷器,“有命则供,无命则止”。款式除“枢府”外,还有“太禧”、“福禄”。因枢府窑器除宫廷使用外,各地官府衙门也能用,还大量出口外销,故在各地均能觅到枢府器及瓷片。明代官窑与官搭民烧并存,民仿官的瓷器也不少,但款式、制作工艺、器型区别较大,需仔细明辨。明清两代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器厂,又称御窑,专供宫廷使用。清代的“御窑器”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王爷大臣使用的是带堂名款的瓷器。所以,清代的“御窑器”除溥仪带出宫廷一批、清廷官员偷出一批流落民间外,现在个人能收藏清代“御窑器”的概率很小。可以说,当今正宗的清代“御窑器”瓷片都难觅,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官窑器?说白了是民窑充官窑,后仿充古董罢了。

清代早中期御窑瓷器图片及价格


气韵——清代早中期御窑瓷器

4780

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纹小瓶

高 H 5.4

“大清雍正年制”款

RMB:20,000-30,000

4786

清雍正

斗彩竹石图盘一对

直径 D 20.6

“大清雍正年制”款

RMB:300,000-500,000

4791

清乾隆七年(1742 年)

粉彩折枝花卉纹十方碗

长 L 20

“乾隆七年(1742 年)旭华堂制”款

RMB:150,000-250,000

4792

清雍正

粉彩麻姑献寿图折沿洗

直径 D 40.3

带座

RMB:470,000-670,000

本品圆唇折沿,腹部微弧,平底,器型硕大而规整。洗胎质紧致,釉色洁白,通体以粉彩装饰,里心绘麻姑献寿图,画面中心麻姑侧坐于石凳之上,轻描弯黛,朱唇一点,高挽发髻,面容饱满,点画寥寥数笔便将其慈静淑德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麻姑粉裙绿褂,披羽氅,天衣绕袖而下,身侧花篮中鲜花盛放。对面梅鹿,衔灵芝而来,空中红蝠,是为灵福献瑞。背后山石皴染自然,青中点蓝。洗内壁绘金玉水藻,折沿上绘百蝶飞舞,外壁绘红蝠翱翔。

麻姑又称寿仙娘娘、虚寂冲应真人。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载,其修道于牟州东南姑馀山(今山东莱州市),东汉时应仙人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貌美,自谓“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故古时以麻姑喻高寿。又流传有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称之为“麻姑献寿”。本品所绘纹饰层次鲜明,布局饱满,内心所绘麻姑献寿、内壁之金玉满堂、折沿之多子多福、外壁之洪福齐天,可谓做到了瓷器纹饰“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作用。且本品用彩丰富,描绘细腻,可说是尽扬雍正粉彩之长,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4796

紫檀框嵌瓷仿铜胎画珐琅雉鸡牡丹图双面插屏

高 H 34

RMB:750,000-1,000,000

本品屏心镶嵌长方瓷板,背面以细砂垫烧,为典型乾隆朝瓷板制作工艺,正面绘制雉鸡牡丹图,画面右下山石嶙峋,雉鸡蹲伏于突出立峰之上,顾首相盼,尾羽描画细致,纤毫毕现。山石间隐有另一雉鸡,与前者遥遥相望,构图灵动巧妙。本品山石绘法与一般色块皴擦之法不同,以繁而不乱的墨彩线条表示山石嶙峋浓淡,十分独特。怪石之前一丛牡丹盛放,花瓣之层叠,花叶之相背,均绘制细腻,且与一般没骨花卉画法不同,无论花瓣还是花叶均有墨线勾边。山石后一树桃花斜生,画面右上斜插一枝玉兰,将画面构图布局得疏密有致。

本品在装饰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瓷板正面均以“玻璃白”打底,从而掩盖住原来的釉面,使整个作品的底色显得微微泛黄。此外瓷板所绘花卉不以没骨法为之,山石以墨线披麻代替皴擦。上述几个特点结合起来,从而使本品在视觉上颇似一件铜胎画珐琅作品。故宫博物院即藏有一件铜胎画珐琅雉鸡牡丹图瓶,其山石、牡丹、雉鸡以及玉兰等细节及整体构图均与本品相类。

铜胎画珐琅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画珐琅工艺,创制于康熙时期,由宫廷画师直接参与创作,是一种专属于宫廷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内廷造办处此后又相继发明了瓷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紫砂胎画珐琅等。瓷胎画珐琅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但在纹饰布局和绘制上均有差异,艺术风格也截然不同。到了乾隆时期,各种宫廷艺术门类均发展至鼎峰。在此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本品,以瓷绘表达铜胎画珐琅之艺术效果,即是对于制瓷技艺的彰显,亦是对于康熙时期创制铜胎画珐琅的一种追摹。插屏另一面为镜,周以上等紫檀料制屏框及座,选料考究,密度、油性极佳,牛毛纹、金星随处可见,框额更有水波曲转若漩涡者,实为难得。边框格角榫攒窄边,框边制为弧形。下屏座边角线条亦与边框呼应,绦环板中凸雕三如意云头,间以二弦纹相连,披水牙板亦为如意云头纹,不过将阳雕化为阴刻,纹饰相同,视觉效果却不同。四站牙板减地雕为勾连纹。三处纹饰各不相同,相互搭配却极为协调。

余韵——清代中晚期御窑瓷器

4748

清道光

粉彩过枝绣球花纹盘

直径 D 19

“大清道光年制”款、带旧包装

中国嘉德2012 年9 月17 日拍卖会第3808 号

RMB:120,000-220,000

4753

清同治

胭脂红地粉彩岁寒三友诗文蟋蟀罐、过笼、记分牌一套三件

直径 D 13、长 L 7.7、长 L 6.7

RMB:200,000-300,000

本品一套三件,其中养罐直壁,涩口,内挖圈足,盖圆形内凹,盖底则对应外凸。罐内壁施白釉,外壁及盖面施胭脂红釉,其上以粉彩绘岁寒三友图,背面海棠形开光内以墨彩书诗文“群芳摇落画凋残,惟有孤根耐岁寒。为道沧州深雪里,独留苍翠与君看。”其内容亦是咏赞三友,可与纹饰相呼应。盖内底绘太极双鱼图。过笼亦以胭脂红釉地,粉彩绘岁寒三友,背面海棠形开光内书“岁寒三友”。水牌正面施胭脂红釉,上以粉彩绘二龙戏珠图,背面施白釉,上绘格栏。

瓷制御窑蟋蟀罐早至宣德时期即以大量出现,由此可见宫廷中“促织戏”由来已久。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官府还有专门此事的官吏。《清宫词·养蟋蟀》诗云“宣窑厂盆戗金玉,方翅梅花选配工。每值御门归殿晚,便邀女伴斗秋虫。”生动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的场景。

故宫博物院藏品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清宫旧藏的同治胭脂红地粉彩岁寒三友诗文蟋蟀罐,其中大罐一件,直径18.5厘米,小罐十件,直径13厘米。大罐带钮,是为斗罐,小罐为养罐,并配有成套过笼和水牌。其中养罐、过笼及水牌均与本品相同,由此可知本品即为同治官窑,是为宫廷御用之物,成套保存,品相完好,流传至今,颇为难得。

4755

清道光

青花粉彩花神杯一对

直径 D 6

“大清道光年制”款

清乾隆

宋代官窑瓷器的特征


宋代官窑瓷器的特征有这么几个:

胎:北宋官窑胎色紫褐、釉色浅,南宋官窑胎色呈灰黑色、深灰色、紫褐色,均色深,故称“黑胎”,胎质一般较薄,胎质细密。

釉:北宋官窑胎色有月白、粉青、大绿、油灰等色。在当时以月白为上,粉青次之。后世则以粉青为上,月白次之,油灰最下。修内司窑之器因先有汴京官窑所鉴,故出品更佳。釉水下流故口上釉稀薄,而且微露紫色,称其器为紫口铁足,并以此为贵。汴京官窑与修内司窑均有窑变。釉色晶莹,釉面有开片纹,釉斑则以鳝鱼血为上,墨纹次之,光彩辉耀,尤觉奇异。

南宋前期釉较薄、滋润、呈乳浊状,有玉质感,釉色以粉青为主,间有灰青、青黄、蜜蜡等色,通体满釉,史称薄胎薄釉青瓷。南宋后期,釉色与前期相同,而釉层加厚(多次上釉)有的器物釉的厚度超过胎,有垂流釉现象,多用垫并烧造,足端无釉呈深灰或灰褐色,为薄胎厚釉青瓷。

造型:有纸锤瓶、贯耳瓶、瓜棱瓶、筒子渣斗、花盆、香炉、盘、碗、洗子等。

南京博物院建院70周精品汇粹瓷器展


我们再将目光转到正在南京举办的“南京博物院建院70周年特展”上,去看一看独具特色的明清官窑瓷器展。

南京博物院共有瓷器藏品5000多箱,20多万件。这件元朝的“岁寒三友纹梅瓶”是现存的惟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釉里红瓷器”色彩凝重华丽、纯正鲜艳,烧制条件要求高,烧制技术难掌握,所以十分珍贵。这件明宣德年间的“寿山福海纹炉”,形似青铜鼎,色彩更与一般白地蓝花的青花瓷不同,通体绘满蓝地白花。浓厚的青色,渲染了海浪山石的磅礴气势。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件“百鹿瓷尊”,充分展现了“粉彩”技艺的高超。“粉彩”的制作工艺要先打底,再以各种彩料在瓷器胎体上渲染。因为色调淡雅柔软,所以又叫“软彩”。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和合二仙纹瓷花盆”,色彩缤纷、画面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是采用“斗彩”工艺的加工制成的。“斗彩”工艺十分复杂,是了“青花”和“粉彩”的结合,稀有名贵。

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比如这一件是大清雍正年间的。它为什么珍贵呢?一个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当时生产的很少,而且这么完整,造型这么优美,釉色挂的这么好,更是少见,可以说价值是没办法估量的。

这次展出的近200件瓷器是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20多万件瓷器中精选出来的,它涵盖了明朝洪武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近20个朝代的官窑珍品。

醉人的玉质官窑瓷器


汝、官、哥、钧、定并称为四大名窑,四海扬名。今天瓷库中国小编带您了解下醉人的玉质官窑瓷器。

官窑瓷系产品为宫廷特贡,在陶瓷历史上的“官窑”也特指两宋时期的官窑。官窑和汝窑一样,做工细腻,以釉色为美。没有纹饰,立器只有弦纹或边棱。

官窑瓷器采用瓷石和紫金土的二元配方做坯,胎中氧化铁含量较高,故胎色较深,多呈深灰、灰褐、灰黄等色。官窑瓷器胎有薄厚之分,胎质细腻。北宋官窑瓷胎和釉都纤薄如纸,做工精细,存世珍品凤毛麟角。南宋官窑瓷器胎薄釉厚,釉面晶莹润泽,色美如玉,釉层中有“聚沫攒珠”现象。釉厚的瓷片从断面可以看出施釉痕迹,一层一层很清晰。器口边缘由于釉汁下流,釉层稀薄,透出深色胎骨,微泛紫色;底足露胎部分则呈赤铁色,因此也称“紫口铁足”,是鉴定官窑的重要依据。

官窑器型较少,多仿古青铜器造型,如长颈瓶、贯耳瓶、兽耳炉等。釉色有粉青、天青、灰青等,开片比较细碎。

青釉 我国出现早的颜色釉


青釉又被人们称为“青瓷釉”,它是我国瓷器出了名儿的传统颜色釉,并且中国瓷器出现最早的颜色釉正是古代南方青釉。

虽然“青釉”带了一个“青”字,但是它可不是地地道道的青绿色,并且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人们一般把青、绿、蓝这三个不同的颜色统统叫作“青色”。青釉的颜色可以分为很多种,具体有:、仿龙泉釉、月白釉、天青釉、粉青釉、梅子青釉、豆青釉、翠青釉……无论是哪一种颜色,都会多多少少透出一些青绿色。青釉的釉色看上去使人赏心悦目,风格清雅、大气,釉面看上去十分润泽、温和,触感坚硬而细腻。

清朝康熙年间,烧造青釉的工艺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清朝雍正年间,烧制青釉的工艺水平不断迅速发展;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烧制青釉的工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青釉瓷器的烧制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青釉都是采用紫金釉稍稍掺入一些青料制作而成。从青釉当前的存世量来看,目前康熙时期烧制的青釉最多,乾隆时期烧制的青釉比前者要少,而雍正时期烧制的青釉更少。

青釉的历史非常悠久,它在我国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延用的时间又比较漫长。青釉在我们国家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我们国家大部分瓷土矿中都含有一定量的铁矿,因此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人民发明创造了瓷器,青釉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品种之一。实际上,青釉的釉色也比较符合中国老百姓们的审美情趣,青色和玉色的颜色比较接近,因此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青釉端庄大气、古朴雅致。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多个地区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原始青釉瓷器、六唐至南宋时期的南方青釉瓷器、宋到元明的龙泉窑青釉瓷器、宋代北方青釉瓷器、明清时期景德镇青釉瓷器。宋代也是青瓷发展的黄金阶段,宋代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定窑、官窑、哥窑、钧窑,除了定窑之外,都在烧制青釉瓷。

在一众青釉品种里面,豆青属于珍品,而且现代在青釉中,数量最多的是豆青釉。大部分豆青釉瓷器上釉并不均匀,只有出自景德镇的豆青釉的成色比较好,釉面比较均匀,并且有润泽感。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当地收藏市场上淘一淘。

雍正官窑瓷器


出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的清世宗雍正帝,名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于1723年登基,在位十三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故世,享年58岁,葬于清西陵(今河北易县),陵丝名泰陵。

清雍正 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

雍正皂帝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关于他的评价,在正史与野史里,往往呈现出非常极端的描述。正面的评论,说他勇于革新、勤于政事、澄清吏治、稳定统治、国库充盈,是“康乾盛世”的主要奠基人;反面的评论,则说他性情残暴,喜怒无常、迷信神仙、刚愎自用,是个虚伪而寡情薄义的暴君。但是雍正帝在艺术方面的品味和成就,却得到了后世的一致赞赏。雍正官窑瓷器被誉为是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的杰作,历来受到收藏家们的热烈追求,也是拍卖会上最受瞩目的品类之一。本文试从雍止帝生活起居与性情爱好等方面来探讨所谓的雍正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呈现。

文雅精细——雍正瓷

艺术风格的概括

雍正官窑瓷器向来以精细的品质与优雅的纹饰风格著称于世,在刚猛雄健的康熙瓷与瑰丽繁富的乾隆瓷之间,它总是显得造型优雅、玲珑秀美、绘染细腻、赋彩清丽,富有一种恬淡宁静之美。随着近来《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全面公布,使得我们能从大最详细记载的作品中,逐个仔细剖析维正帝对造办处承造器物的具体要求和审美标准。

养心殿造办处始创于康熙初年,聚集了全国精选出来的最好的匠师,选用最好的物料,专门负责为内府制作各式器物。由于是皇帝身边的作坊,所以皇帝自然对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有着非常具体的主导性要求和意见,并一一仔细地登记在《活计档》的流水帐中,这些记录生动而鲜明地体现出皇帝本人的性格爱好、艺术品味与审美标准。有学者专门梳理出雍正年间《活计档》中的制作记录,再与传世的器物作仔细比对,从而总结出“文雅精细”的整体艺术风格。

清雍正 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 (一对)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记事录》:“朕从前著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六年二月十七目《珐琅作》:“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实物要精心细致,其花样著贺金昆画。”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事录》:“郎中海望奉旨:尔将各样款式水盛,或腰圆形、半璧形酌量做术样几件,或黄釉,或霁红釉务要精细,每样烧几件。”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十年闰月二十七日《流水档记事录》:“著年希尧做些香几及小炕案;香几胎骨要轻妙,款式要文雅;小炕案胎骨要醇厚,款式亦要文雅。” 从这些随手拈来的档案记录里,可以看出雍正帝不但对器物制作的整体艺术效果和风格极其重视,要求符合“内廷恭造之式”,更反复强调“精细”“文雅”的原则,有时甚至亲自关心到每一件器物具体的样式与颜色。试想,造办处所承造的内府各种物品何止千万,而雍正帝这种对区区用具器物的讲究用心与认真执着,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一个统治万民的帝王所应该孜孜不倦的范围。深究其原因,无非是源自雍正帝本人对于艺术与美的认知与热爱。

恬澹悦心——徜徉在 皇家园林中的文人情怀

雍正帝个人对于美的理解与追求,成为了此时宫廷器物的主要制作与审美标准。他的这种独特而强烈的艺术品味,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教育环境中培养形成的。

雍正帝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受封为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才登基为皇帝,此时他已经45岁。大清朝虽是满族政权,但康熙帝特别重视皇子们从小的儒家思想教育,“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具已诵习”。故在幼年时,雍正帝就已经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汉人传统教育,这种优良的正统教育基础,是形成雍正帝日后的思想情操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帝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在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度过。他之所以能够最终脱颖而出,与他的冷静缜密的心机很有关系。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储位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皇太子允初乃两次的废立,已使康熙帝焦头烂额,失望不已;然而此时的皇四子胤稹,却有意远离斗争,对帝王之位的向往深藏不露,躲在北京城西北郊康熙帝赏赐给他的圆明园中读书,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的富贵闲人。制作于此时的《雍亲王朗吟阁图像》轴,就是年轻的皇四子沉浸在仙境般的圆明园中的真实写照,画中幽静的亭廊、茂滋的树木、闲适的仙鹤、安详的麇鹿,乃至身后两个肃穆的伺童,都烘托出窗后的主人安然自在的神态。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

《悦心集》也是一本反映雍正帝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状态的产物。有感深处在储位争夺的旋涡中心,雍正却刻意把圆明园经营得“如佛地,同仙岛”,并在此“阅六经,礼三宝,任春秋,随晚早,不拘束,无烦恼,奉天时,养吾老”,他采集摘录了很多高贤雅士、文人墨客的绝妙佳句,借以抒发和寄寓他的心情与精神追求。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刻成书的《悦心集》中可以看出,有关归隐逍遥、寄情山水、优游花间的名篇佳作,占到了全书总数的51%之多,包括白居易的《池上篇》、僧明本的《幽居自适》、罗大经的《山居述事》、邵雍的《思山吟》等。这些文章中所推崇和追求的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境界、生活态度与审美意趣,在雍正帝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Ⅸ山居自怡》诗中写道:“生平耽静僻,每爱住深山。百卉从荣谢,双丸任往还。朝廷容懒慢,天地许清闲。睡起三竿日,仙踪似可攀。”这种发自内心的对闲适与幽静的向往与喜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对他日后的艺术品位的修养与艺术形式的偏好有着重要的影响。

《雍正皇帝行乐图》局部

由宫廷画家精心绘制的多种《雍正皇帝行乐图》,更是《悦心集》中推崇的理想追求的具体呈现。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色中,雍正帝清流濯足、看云观山、观花听鹂、沿湖漫步、水畔闲坐、岸边独酌、临窗赏荷、停舟待月、乘槎升仙、园中折桂、采菊东篱、披风松下、松涧鼓琴、书斋写经、围炉观书、寒江垂钓。画中的雍正帝仿如一个隐士,或处身华丽的宫廷居室中,或徘徊幽深的山涧草木中,皆衣着普通、踽踽独行,根本没有前呼后拥、权臣围绕的帝王排场,完全沉缅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凸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独有的精神上的孤傲与卓然独立的气质。这些行乐图大多没有装裱,可能很少张挂出来,完伞是用于雍正帝本人的自娱自乐,所以更能直接体现出主人公最私密的意识思想与理想追求。在《书斋写经》与《围炉观书》两幅画中,背景是华丽的斋室,陈列着各式古鼎彝器、珍瓷宝玩、宁画手卷与小松舷景,这些精心绘写的背景器物也暗示了主人卓越不凡的岂术品位与清丽高雅的审美情趣。另有一张《清流濯足》,雍正帝身着渔夫装,闲适地一一人垂钓,两只脚自然随意地勾结在一起,生动而有趣,这与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五彩碗(见上页右下图)上的纹样如出一辙,碗上的渔夫也是悠然自得的神态,两只脚的画法与行乐图巾的雍正帝一样,蔚然成趣。

涵养—心—共冶—炉的修持

除了从小就熟读汉人的儒家经典外,雍正帝也喜读释典,一生好谈佛法,自比“释主”,为皇子时就在王府内举行法会,修炼禅定和密宗佛法,曾经得到过禅定大师迦陵性音、弘素和章嘉二世的指点,佛学的修为很深。《啸亭杂录》中说:“(雍正帝)善禅机。宪皇旧邸与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颇通释理。”在《雍正皇帝行乐图》中就有。开描绘雍正帝身着喇嘛衣帽,在洞石后端坐念经修持的形象。除佛教外,雍正帝也是清朝诸帝中崇奉道教最为突出的一个,敞宫珍藏另有一幅《胤稹道装双圆一气图像》轴,描绘的就是身着道装的雍正帝与道士炼丹的场面。清官档案中也有很多雍正帝参与道教活动的记载,他甚至招道士人宫,在圆明园建炉炼丹,并亲自服用丹药,以致有史学家推测雍正帝的暴卒正是与过量服食丹药有关。有关佛教与道教的纹样图案的瓷器也在此时非常流行,如这对典型的雍正官窑浅碗,莲花托着梵文真言,可能用于宗教仪式或赏赐高僧。

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

“孔门之春风沂水,仙家之吸露飨霞,如来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霁风光月、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也?”(雍正《悦心集序》)雍正帝的这种洞察,正是对儒、释、道三家“涵养一心”的参悟,可见他的修为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心性的修持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宁静、恬淡上的性情上。认真执着的修行,自然需要一处安详宁静的修行场所,所以雍正帝对于起居厅堂居室的要求自然非常高,甚至延伸到室内的陈设器物,也必须符合整体的特点,而享负盛名的雍正窑单色釉瓷器,即完全体现出这种纯粹、高雅、修洁与宁静的内敛之美,这正是雍正帝这种卓越的宙姜意趣和追求下的产物

祥瑞符应——祥花瑞草中的盛世

从残酷的帝位争斗中脱颖而出,最终坐上了这个宝座,雍正帝可算是历经了无数的腥风血雨,而在即位之初,朝野就流传着各种关于那场惊心动魄的宫闱之变的传说,所以雍正帝迫切地需要向天下臣民证叫他得位的正统性。而向子民们昭示的最佳方式,就是报道各地发现的祥瑞符应,以证明他的帝位是得自上天祖宗皇考的保佑,是王道贤明、盛世来临的征兆。于是乎,来自各地方大臣呈报的各种奇异的灵异现象像雪片般飞往皇宫,嘉禾瑞谷、珍禽灵兽、黄河澄清、天降甘露等等,接踵而来的呈报都得到了雍正帝亲自用心的朱砂批谕,而这些祥瑞的事物自然成为了很多宫廷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灵芝,就是雍正瓷器上最常见的祥瑞物之一。据《孝经·援神契》载:“王者,德至草木则芝草生。”《瑞应图》日:“芝英者,王者有道则生。”它的出现,象征了天应人愿、君主贤明、德政仁行的盛世,故一直得到朝廷上下的重视。

清雍正 御制黄杨木雕“灵芝”如意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二十二日,有大臣奏报,在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寝陵——景陵宝城生五色瑞芝五本;雍正七年(1729年),景陵圣德神功碑勒石告成,十月初五日,领伺卫内人臣尚崇虞奏报,景陵碑亭仪树之右又生灵芝一本;雍正十年(1732年)九月初四日,清军进攻准格尔的光显寺之战大获胜利,马兰镇中军游击闫英禀报景陵后昌瑞山再产灵芝九本。这些报道传到雍正帝那里,得到了他格外的重视与仔细的批奏,成为他向世人昭示贤明威武、上苍感应、先祖庇佑的直接证据。如此一来,灵芝自然成为雍正朝宫廷艺术作品上最热衷的创作题材之一,甚至连时值22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在“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敬观景陵宝城山上所产石芝一本,彩芝四本,忻兹上瑞,恭绘为图”,可见一斑。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绘工精美的斗彩碗,其高雅的纹样就是以灵芝为主,显示出清丽祥瑞的宫廷风格。

慕古思幽——锲而不舍的 复古精神

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与大卫德基金会分别珍藏着一个异常珍贵的手卷,那就是雍正年间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的《古玩图》,上面是雍正帝珍藏的无数上古青铜彝器和前朝宝器珍玩,俨然一幅栩栩如生的珍藏品图鉴,真实地说明了雍正帝对古物的倾心与爱慕。仿古,是康雍乾三代艺术作品中最重要和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无论是在材质上、造型上还是风格上,三代的匠师们皆倾尽全力仿造,诸如铜器、漆器、瓷器等等,皆达到了形神皆妙的地步,但是若论深层的艺术内涵与美学意趣的表达,则非雍正瓷莫属,真正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的《陶成纪事碑》中记录了仿古创新的釉色品种达到57种之多,可见盛况空前。宋代五大名窑与明三代永宣成的器物,成为此时仿制的主要对象,而论艺术成就最高者,个人认为应该是雍正窑仿成化瓷。两位皇帝在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趣偏好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成化瓷以精美的品质和天真率意的稚趣闻名于世,它的简单而优雅的美学意识,在雍正瓷上得到了更深一步的诠释与表达,两者在玲珑秀美、优雅迷人的艺术气质上不相上下,但雍正瓷则更注重“内廷恭造”的形式,富有一种成熟端庄的宫廷艺术美。

青花缠枝花卉纹宫碗是成化窑的代表性杰作之一,曼妙而优雅的花卉纹,在雍正的版本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精致的釉水与淡雅的发色依旧,与成化器几乎难分难解,但是枝叶的放置显得更讲究,从容而富有韵律感。这就是雍正瓷器的特点,在刻意仿古的前提下,仍然巧妙地保持了本朝的宫廷艺术特色,但整体艺术风貌仍然是高度的和谐,在极其细致的线条与装饰手法上,利用卓越的窑烧技术营造了一种独有而微妙的、耐人寻味的“雍正味道”。

结论

雍正帝从小就接受了严谨完善的传统教育,他的青壮年时期是在景色优美的圆明园中度过的,他在此读书、游玩、谈佛、修禅,薰养出了性好恬静、闲适的思想与性情,这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境界与追求的心性,使雍正帝在指导和监督宫廷艺术品时,呈现出一种精细文雅、玲珑秀美的艺术特质,也成为此时艺术创作的主要风格导向与审美旨趣。

南京博物馆收藏民国粉彩瓷器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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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罐 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叹息: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器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因为不在"文物"范畴内,所以地位低下,长期不受收藏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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