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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图浓缩瓷艺古技

陶冶图浓缩瓷艺古技

艺宝瓷砖 瓷砖墙面 全瓷瓷砖

2021-05-28

艺宝瓷砖。

瓷器专图,以清朝景德镇瓷器的生产过程为画题。

清朝康雍乾时期,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乾隆皇帝即位后,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百万之多,而当时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也多达23个。

雍正八年(1730),唐英编成《陶成图》。乾隆八年(1743),唐英又将它按造瓷顺序逐项加以说明,并请当时的名画家孙祜、周鲲、丁观鹏等绘图,书法家戴临书写,完成了他的名著《陶冶图编次》,进呈乾隆皇帝阅览。这本书共有图20幅,图文并茂。

荡釉

孙祜、周鲲、丁观鹏三位宫廷画师,以自己熟悉的山水为背景,配以景德镇一带的窑舍和劳作的工匠,对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炼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镟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采、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原20道工序进行了形象的记载。浓缩了我国明清时期制作工序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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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古彩瓷艺


“百蝶图”瓶古彩“鸟语花香”八角镶器(古彩·局部)“硕果图”三角瓶(古彩)“梅林曲”圆盘(古彩)

古彩实为明代五彩和清代康熙五彩的统称,深受民间版画、年画等表现形式的影响。其线条刚劲有力,笔画简练,色彩对比鲜明,内容多为世俗生活、神话传说或带有吉祥寓意的花卉鱼鸟。而蓝国华坚持“笔墨当随时代”,他笔下的古彩在传统技法上加入了现代的笔触,无论从布局、用笔乃至题材上都更显装饰性和意蕴美。蓝国华认为,古彩的求变创新意义上的“变”不是反传统的,也不是对“古”的全盘否定。他的“变”,其旨在既要有古彩的特色本质,又要有个性化的艺术语言,重在古彩技法的革新和形式的整合。他的古彩作品多以花鸟为题材,尤擅画梅,所作“圈花点萼法”,具有浓郁的“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下不来”的古彩线描要素,布局、用笔、敷彩又别有新意,显现传统又不落传统的窠臼,清雅透彻。

蓝国华,1941年出生于景德镇,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彩传承人。2006年古彩大盘《梅林曲》获第八届全国金奖;2008年古彩《金鸡牡丹》被评为“中华民族珍品”奖;2006年古彩《春回大地》被评为奥运礼品“最佳艺术风格金奖”;2010年古彩《绿梅小鸟》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简单不俗的瓷艺


林子信,明清时期福建省德化县陶瓷艺术家,以善于创作盘、碟、香炉等各种宗教供器和陈设品而闻名。他所制作的器物造型简单而不俗气,实用性很强,曾由海路经销国外。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格鲁伯基金会收藏有林子信的一只盘,口径15.1厘米,釉呈乳白色,底部有古形篆体阳刻“林子信制”四个字印章款;英国收藏家P·J唐纳利也收藏一件造型及大小规格与上述相同的盘子,釉呈乳白,但底部的方形阳刻的“林子信制”四个字印章款字迹与格鲁伯基金会收藏的盘子印章款略有差异。伦敦戴维斯基金会也收藏有一件林子信制作的盘,口沿外翻,印章款为古形篆体。据P·J唐纳利分析,大约是17世纪中期林子信所作。

国内同样有收藏林子信作品的文博单位。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林子信的作品四件:其中双兽耳炉,底款篆书方印阳刻“林氏子信”款;第二件双兽耳炉,底款篆书方印阳刻“子信”两个字;第三件为敞口盘,底款篆书方印“林氏子信”;第四为撇口瓜棱杯,底款篆书古印,阳刻“子信”两个字。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有林子信的戟耳炉一件,口径10.5厘米,高5.9厘米,底径8.3厘米,圈足,底足有一凸形大印“林氏子信”四个字。广东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均认为这些器物为明代所作。至今国内外藏家不惜重金求购林子信作品。

【陶瓷文化】六招鉴别古瓷和仿古新瓷(图)


1.古瓷纹饰、刀法自然流利仿造者生硬、做作、呆板,绝无真品纹饰那种挥洒自如的流畅感,而处处留下临摹痕迹。

2.古瓷釉面无耀眼的浮光(燥光),光泽静穆;新瓷则有耀眼的浮光,仿古瓷往往作假去掉浮光。去掉浮光的方法主要有:

(1)用酸浸涂去光,用这种方法处理的,釉色苍白,与古瓷不同。

(2)用兽皮打磨,用这种方法处理的,在放大镜下观察,釉面可见无数平行的细条纹。

(3)用茶水加少量碱久煮,用这种方法处理的,釉色不正,仔细比较,即可识其破绽。

3.出土的古瓷土锈进入釉里,一般土锈都在釉薄之处;仿者土锈附于表面,用水洗之即去。

4.釉上彩瓷一般达100年之久者,迎光斜视可见彩的周围有一层淡淡的红色光泽,俗称“蛤蜊光”。

5.有的赝品采用在旧器上后加彩的方法,使其改头换面,冒充名贵品种。鉴别的方法是:仔细观察釉彩,一般来讲旧器用过都会留有伤痕,如伤痕在彩面下面,必然是伪作。此外,后加彩一般较鲜艳,且光泽度强,犹如旧衣服上打的新补丁,格外醒目,显得很别扭。

6.金水(即将黄金溶解于王水)最初为德国人居恩在1830年所创制。我国瓷器上的金色,一般来讲为1840年鸦片战争前,用金粉描画,金色深沉。1840年以后,用金水描画,光泽度好。因此鉴别古瓷的金色,可以说1840年是一条分界线。此外,古瓷的金色历久磨损变色,或仅留下痕迹,仿古瓷金色则艳丽耀眼。

日本瓷艺学自宁波


5月中旬,年近八旬的日本佛教专家村上博优第15次来到宁波,考察了陶瓷收藏家朱勇伟近日在天童寺附近发现的南宋陶窑窑址,并初步得出结论:被日本人称为“陶瓷之祖”的加藤四郎是在天童寺附近学习制陶。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作为奴仆随道元禅师来到明州(宁波)天童寺,道元禅师在天童寺留学回国后成了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而加藤四郎则在浙江和福建一带学习了5年制陶技术,归国后在濑户等地烧制一种被称为“濑户烧”的陶器,后来被称为日本的“陶瓷之祖”。但他在哪里学习制陶一直是个谜。

村上博优在研究佛学时发现,道元禅师在中国期间一直住在天童寺,作为奴仆的加藤四郎不可能远离主人,因此他可能在天童附近学习制陶。当时村上博优便马上来到宁波,但天童寺附近还没有发现南宋陶窑窑址,而宁波地区发现的南宋陶窑都是“龙窑”,而日本的“濑户烧”则是“馒头窑”。

两个疑点并没有让这位佛学专家放弃,他多次往返日本和宁波,实地考察了两地的许多窑址。一年前,他破解了“濑户烧”窑形改造之谜:龙窑要用大量的松油当燃料提高窑温,而日本濑户一带的山上很少有松树,所以加藤四郎和他的传人便将“龙窑”改良成了不用松油作燃料的“馒头窑”。

陶瓷知识:陶 瓷 艺 术


造型艺术之一。陶瓷系由粘土或以粘土、长石、石英等为主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帛而成的制品的总称。陶瓷艺术即指陶瓷日用品、陈设品的烧制工艺及其造型、釉色和装饰等所呈现的艺术特点。

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风格粗犷、朴实的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商代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

彩陶便是我国最古老的工艺美术品。而真正瓷器是创制于东汉时期。唐代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造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陶瓷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

我国陶瓷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釉色、饰纹、造型均具高度的艺术价值,宜兴的紫砂壶,石湾的陶塑,界首的三彩釉陶,淄博的绛色陶,铜官的绿釉陶,崇宁的雕镂釉陶,德化的瓷雕,景德镇的柳叶瓶、凤尾瓶等,均闻名于世。

口号陶瓷 浓缩的历史呼喊


陶瓷收藏名目繁多,“口号陶瓷”却是新兴的门类,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荆门市档案局退休职工关明成。

走进关明成家,书架、茶几、阳台上,从辛亥革命时期到近现代3000余件瓷罐、瓷壶,瓷盘等摆得满满当当。

随手拿起一件,上写“光复大汉”、“十八星条旗”,再现了辛亥革命的烽火;“三民主义”、“提倡国货”,凸显了抵御外侮的决心;“实行土改”、“共同建设新国家”,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的峥嵘岁月。

关明成说,口号陶瓷,就是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政治主张、政治纲领用简洁明快的文字、朗朗上口的语言,刻印或书写在瓷土上的陶瓷。

口号陶瓷的历史渊源

关明成出版过两本关于口号陶瓷的著作,对其历史沿革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口号陶瓷萌芽于

明清,发端于民国,成熟于解放初,巅峰于文革时期。

关明成的收藏中有几个明清瓷坛,上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孝友为先”等文字,是那个时代提倡的道德规范,可谓口号陶瓷的滥觞。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皇权统治,开启近现代口号陶瓷的先河,当时产生了大量纪念辛亥的口号瓷。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入侵,倡导国货的口号陶瓷大量出现。

解放后,口号陶瓷经历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其内容为“实行土改”、“公私合营”等。第二阶段从1958年到1965年,陶瓷口号为“三面红旗万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文革时期,口号陶瓷达到巅峰,几乎所有陶瓷制品上均有口号。此后,口号陶瓷渐渐淡出,只是在一些重大节庆活动中少量出现。

从古至今,陶瓷用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能满足实用之需,又能满足某种精神追求。口号陶瓷多以日用陶瓷为主,主要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罐、碗、盘、杯等,因为这些日用陶瓷制品需求量大,使用频率高,宣传普及效果好。

关明成说,中国是个偏爱提口号、喊口号的国度,简单明了的口号有利于群众接受。辛亥革命时,为宣传政治主张,需鼓动民众,那时报纸、广播等传播手段不发达,而陶瓷作为居家必备品,每天都要接触,成为最佳的传播载体之一。

民国时期的口号瓷,采用五彩、粉彩、新彩等工艺。解放初,由于形势变化快,工匠们来不及设计新款,湖北一些地方窑厂将古代人物造型与新中国政治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有的口号瓷。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时期,口号陶瓷从设计、装饰、做工到烧造技术都达到新的水平。

情系“口号陶瓷”

上世纪70年代,关明成便涉足收藏领域,邮票、纪念章、书籍等门类都颇有规模。真正与口号陶瓷结缘,还是在1997年调入荆门市档案馆工作后。他发现许多日用陶瓷上都记录有反映时代的口号,每一个口号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于是便萌生此念,并一发不可收。

15年时间,关明成利用节假日,几乎跑遍全国各大城市的古玩市场,与许多藏友和古玩经营者建立联系,经过不懈努力,已收藏有罐、壶、瓶、坛、碗、盘、杯、杂件等“口号瓷”3000多件,时间从民国到现代,跨越近百年。

“有人搞收藏是为了投资,我搞收藏的目的在于乐趣和研究,为社会作贡献。”这是关明成挂在嘴边的话。每得到一件藏品,关明成都要查阅史料,精心研究,找出藏品背后的故事。

关明成在《中国收藏拍卖导报》、《中国收藏》等杂志上发现收藏研究文章100多篇,参加过多次大型展览。他的藏品在湖北举办的中国第八届艺术节上作过专题展;荆门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图片展上,他的抗战陶瓷成为一大亮点;荆门市收藏家协会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0周年举办的“伟人毛泽东”展览,他精选30件口号陶瓷,组成的“毛泽东与新中国”专题,震撼了观众。他撰写的两本关于口号陶瓷的著述,已成为业界研究口号陶瓷的必备书。

关明成还有一件心愿,就是希望能建一个口号陶瓷博物馆,让更多的人走近口号陶瓷,了解口号陶瓷,为国家和社会积累更多的历史记忆。

让民艺回归“民艺


自从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工作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非遗”技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传统手工艺,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各种手工艺品,比如脸谱、剪纸、陶瓷、泥塑、糖人、刺绣、木雕、石雕等等,频频出现在各种节会、庙会、博览会甚至是文创展览会上,虽然琳琅满目,但似乎少了很多“精气神”。不同品类之间大量的抄袭和模仿,制作工艺粗糙,让本来应该“百花争艳”的草根艺术缺少了生机。

一、何为民艺?

民艺泛指民间艺术,是相对于所谓的“文人艺术”“宫廷艺术”“贵族艺术”而对乡野艺术所做的界定,也就是“草根艺术”。广义的民间艺术是指民间艺术从业者或劳动者个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日用问题或为满足民俗民风的需求而创造的各种物品或者文化艺术形式的总称,涵盖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地方)音乐、民间(地方)舞蹈和民间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狭义的民间艺术则偏向民间(地方)造型艺术,包括了乡土美术(绘画)、乡土手工艺等各种物的表现形式。民艺创作者(民间艺人)往往以生活所需就地取材,以传统的手工艺方式满足日用和仪式需要。作品往往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比如元宵节的灯笼、端午节的龙舟、盛产竹子之地的竹刻、社火之乡的脸谱等等,饱含着手艺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多样,按照取材材质可以分为纸布皮艺类、竹木石艺类、面泥陶艺类、柳藤编艺类、金漆镶嵌类等;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民间工艺美术又被分为编织类、印染类、雕刻类、绘画类等等。从生产方式看,民间工艺美术多年来基本上传承的是父传子、师带徒的家庭式、作坊式的手工作业或半手工作业方式。从实用功能看,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范畴既涵盖了侧重实用性和生活性的器物和装饰品,也涵盖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性的民间艺术和美术作品。民艺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大都来源于民间或民俗生活,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劳动群众共性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民间艺人用粗犷拙朴的造型,浓郁饱满的色彩,既从客观上满足了对物品美观实用的物质需要,又从主观上表达了祈求吉祥如意、趋吉避凶的精神追求。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先生也是知名的美学家,被誉为“民艺之父”。他在《民艺是什么》一文中这样给“民艺”下了定义:所谓民艺,即民众日常使用的工艺品之意。日常用品并不能脱离审美范畴而存在,真正的美是不可能在单纯的艺术(artforart)中产生的,而必须是在为满足生活所用而真挚地进行制作的物品中才能够呈现。基于这样的理念,柳宗悦先生认为民艺就是一条通向“美的王国”的道路,路上的风景状态是诚实自然、简洁实用、质朴牢固、健康闲适的;而经过的路人则应该拥有一双清澈直觉的眼睛和一颗自在不羁的心灵,这种和谐的人物对照才是民艺的根本。

二、民艺的现状

中国的民间艺术门类众多,源远流长。但是在机械化生产、智能化制造等现代化生活的语境下,民间艺术的现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在生命力的延续上不容乐观。

首先,许多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政策生存空间无限大,而实际的生活生存空间却无限小。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非遗”技艺传承人,但是普遍的现状是后继无人,一些“非遗”技艺面临着“人去艺绝”的尴尬境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瘫痪”状态。

其次,大量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仍然散落于民间,亟需民艺研究人员进行整理和保存。很多地方政府搞文

博会、文创展和“非遗”技艺培训,但是对当地的民艺资料的整理、民艺博物馆的建设等关注不够,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有限。

第三,民间艺人的“自闭”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艺的发展。大多数民间艺人的技术已比较精湛,但在艺术审美层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产品过于传统呆板,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最后,现代设计产业的浮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艺的发展。虽然现在有很多企业和设计师在做民艺产品的设计研发,但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系列产品,采集些表面的设计元素,不是以研究、传承的心态来对待民艺;也有一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和箱包设计,用拼凑的所谓“中国风”系列来吸引眼球,其实也误导了年轻一代的审美价值观。

三、“民艺”的回归

值得庆幸的是,大众对于民间各种工艺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认祖归宗”,文化的认同感无需置疑,只是对产品的实用性、审美性、大众性等还不甚满意。目前国内外出现了对于传统民艺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艺以“匠心精神”闻名世界,工匠们用一生追求着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民艺家柳宗悦先生自1926年开始致力于倡导日本民间艺术的复兴,1936年创建日本民艺美术馆并创办《民艺》杂志至今。我们在惊叹日本手艺人对于作品的执着时,这份代代流传的“文脉”更值得我们尊敬。中国的民艺似乎缺乏“匠心精神”,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为民艺鼎力付出者,比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200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曾经对我国56个民族遗存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坚持做了10年。

中国的民艺,有很悠长的历史渊源,历史长河中“匠心精神”的传承者中亦有中国人的面孔。只是我们只顾着赶路学习和赶超发达国家的艺术和技术,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初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复兴中国的民间艺术,没有几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的。

让民艺回归“民艺”


自从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工作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非遗”技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传统手工艺,特别是来自民间的各种手工艺品,比如脸谱、剪纸、陶瓷、泥塑、糖人、刺绣、木雕、石雕等等,频频出现在各种节会、庙会、博览会甚至是文创展览会上,虽然琳琅满目,但似乎少了很多“精气神”。不同品类之间大量的抄袭和模仿,制作工艺粗糙,让本来应该“百花争艳”的草根艺术缺少了生机。

一、何为民艺?

民艺泛指民间艺术,是相对于所谓的“文人艺术”“宫廷艺术”“贵族艺术”而对乡野艺术所做的界定,也就是“草根艺术”。广义的民间艺术是指民间艺术从业者或劳动者个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日用问题或为满足民俗民风的需求而创造的各种物品或者文化艺术形式的总称,涵盖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地方)音乐、民间(地方)舞蹈和民间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狭义的民间艺术则偏向民间(地方)造型艺术,包括了乡土美术(绘画)、乡土手工艺等各种物的表现形式。民艺创作者(民间艺人)往往以生活所需就地取材,以传统的手工艺方式满足日用和仪式需要。作品往往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比如元宵节的灯笼、端午节的龙舟、盛产竹子之地的竹刻、社火之乡的脸谱等等,饱含着手艺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多样,按照取材材质可以分为纸布皮艺类、竹木石艺类、面泥陶艺类、柳藤编艺类、金漆镶嵌类等;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民间工艺美术又被分为编织类、印染类、雕刻类、绘画类等等。从生产方式看,民间工艺美术多年来基本上传承的是父传子、师带徒的家庭式、作坊式的手工作业或半手工作业方式。从实用功能看,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范畴既涵盖了侧重实用性和生活性的器物和装饰品,也涵盖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性的民间艺术和美术作品。民艺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大都来源于民间或民俗生活,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劳动群众共性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民间艺人用粗犷拙朴的造型,浓郁饱满的色彩,既从客观上满足了对物品美观实用的物质需要,又从主观上表达了祈求吉祥如意、趋吉避凶的精神追求。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先生也是知名的美学家,被誉为“民艺之父”。他在《民艺是什么》一文中这样给“民艺”下了定义:所谓民艺,即民众日常使用的工艺品之意。日常用品并不能脱离审美范畴而存在,真正的美是不可能在单纯的艺术(artforart)中产生的,而必须是在为满足生活所用而真挚地进行制作的物品中才能够呈现。基于这样的理念,柳宗悦先生认为民艺就是一条通向“美的王国”的道路,路上的风景状态是诚实自然、简洁实用、质朴牢固、健康闲适的;而经过的路人则应该拥有一双清澈直觉的眼睛和一颗自在不羁的心灵,这种和谐的人物对照才是民艺的根本。

二、民艺的现状

中国的民间艺术门类众多,源远流长。但是在机械化生产、智能化制造等现代化生活的语境下,民间艺术的现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在生命力的延续上不容乐观。

首先,许多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政策生存空间无限大,而实际的生活生存空间却无限小。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非遗”技艺传承人,但是普遍的现状是后继无人,一些“非遗”技艺面临着“人去艺绝”的尴尬境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瘫痪”状态。

其次,大量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仍然散落于民间,亟需民艺研究人员进行整理和保存。很多地方政府搞文

博会、文创展和“非遗”技艺培训,但是对当地的民艺资料的整理、民艺博物馆的建设等关注不够,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有限。

第三,民间艺人的“自闭”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艺的发展。大多数民间艺人的技术已比较精湛,但在艺术审美层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产品过于传统呆板,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最后,现代设计产业的浮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艺的发展。虽然现在有很多企业和设计师在做民艺产品的设计研发,但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系列产品,采集些表面的设计元素,不是以研究、传承的心态来对待民艺;也有一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和箱包设计,用拼凑的所谓“中国风”系列来吸引眼球,其实也误导了年轻一代的审美价值观。

三、“民艺”的回归

值得庆幸的是,大众对于民间各种工艺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认祖归宗”,文化的认同感无需置疑,只是对产品的实用性、审美性、大众性等还不甚满意。目前国内外出现了对于传统民艺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艺以“匠心精神”闻名世界,工匠们用一生追求着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民艺家柳宗悦先生自1926年开始致力于倡导日本民间艺术的复兴,1936年创建日本民艺美术馆并创办《民艺》杂志至今。我们在惊叹日本手艺人对于作品的执着时,这份代代流传的“文脉”更值得我们尊敬。中国的民艺似乎缺乏“匠心精神”,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为民艺鼎力付出者,比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200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曾经对我国56个民族遗存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坚持做了10年。

中国的民艺,有很悠长的历史渊源,历史长河中“匠心精神”的传承者中亦有中国人的面孔。只是我们只顾着赶路学习和赶超发达国家的艺术和技术,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初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复兴中国的民间艺术,没有几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的。

(一)普及民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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