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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瓷的发展史、题材及工艺介绍

青白瓷的发展史、题材及工艺介绍

瓷砖的工艺 古代瓷器的介绍 古代的瓷器介绍

2021-06-01

瓷砖的工艺。

TAoci52.COm青白瓷,它有着“冰肌玉骨”之誉的仪态,完成了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的第三次飞跃;青白瓷,在我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影响大半个中国,生产时间长达几百年;青白瓷,它弥补了南方的青瓷不能迎合蒙古族的色彩观念、北方的白瓷又触犯了宫廷的传统禁忌的缺憾,曾成为皇室用瓷的最佳选择;【用途宽泛】涵盖生活用器、赏玩和冥器各类我国的陶瓷工艺从唐及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盛期。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是宋、元、明初几个朝代在数百年间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所烧制,并影响到江西省的南丰、吉州等地及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广大地区的一个著名陶瓷品种,甚至在河南禹县钧瓷窑场中也发现有宋代时用当地的原料、工艺仿烧的具有北方特点的“青白瓷”。各地所产的“青白瓷”,根据其所采用的原料、制作工艺和烧成方法的差异,所烧制出的“青白瓷”在胎质、釉色、纹饰等方面虽各有千秋,但其品质高者,首推江西景德镇湖田窑所产“青白瓷”。青白瓷又称影青,“影青”一词,始见于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青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者谓之影青”。根据出土的实物和各方的研究情况,青白瓷大体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器类、陈设赏玩艺术类和神煞冥器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类最为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有碗、盘、碟、钵、罐、瓶、注壶、水注、香炉、盒子、盏托、台盏、香薰、洗、磨、灯、枕、瓷雕、笔架等。陈设赏玩艺术类包括人物俑和动物俑以及尊、瓶、罐等造型。神煞冥器类则包括佛教中菩萨像、道教中的道士像以及魂瓶等。【题材丰富】碗盘取样花鸟,瓶罐取景山水题材丰富、内容广泛,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宋元青白瓷纹饰的选材特点。瓷艺师们把生活中人们所熟悉和崇尚喜爱的动植物或山水人物等,浓缩、提炼、升华,以优美生动的形象,用各种超脱娴熟的技巧,根据不同事物的特征,用高度概括、夸张、变化的手法表现于瓷坯之上。同时,瓷艺师们还要根据不同的器形来安排选择不同的装饰内容。使生动的纹饰与器形完全相容协调:比如在对于碗、盘、碟、盏等类器物,装饰纹样多取花鸟、鱼水、龙凤、水禽等,而山水人物则不多见。而在瓶、罐、壶等器物上,则选取更为广泛的花鸟、鱼藻、瑞兽、山水、人物等题材。对于圆形器物,纹饰图案必然是连续的回旋效果。方的器物,则选取多种纹样,既保持各面的协调统一,同时各面又有相对的独立性。瘦高的纹样则选择挺拔的或多层次安排,扁矮的纹饰则选择横向回旋展开的。【工艺独到】刻花划花技法,没有半分多余青白瓷不但造型美,纹饰美、其工艺手法更是独步青云,在纹饰工艺上,突破晚唐、五代旧制,出现了刻花、划花、印花、剔花、镂空和釉上加彩等多种工艺手法和装饰方式。特别是刻花、划花技法。其构图饱满,线条流畅,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粗线条先垂直刻一刀,再沿线斜刻一刀。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汉代玉雕之“汉八刀”工艺。瓷艺师们根据构图需要,刻痕深浅、斜线坡度、斜面宽窄等等都富于变化。每根线条都明显起顿,犹如中国书法之提、按、顿、捺。细线条则以深浅宽窄变化,表现花、叶、水波、娃娃等范围轮廓。流畅有力,有韵律美感。线条的起顿衔接,准确而自然。瓷艺师们专业而有自信,手法娴熟,正可谓“庖丁解牛”。划花是用一种竹制成用以划花水波纹的扁平斜口面竹笔,形似现在的排笔,宽1——2厘米,笔端削成阶梯状排列的一根根细竹丝。通过手腕的提按顿捺,划出长短不一的脉络,使看似纷繁的纹饰,变得自然和谐有趣。无论是刻花还是划花,根本找不出一根可有可无的线条,仅此一点,足以想象当时匠师是何等胸有成竹之“高人”。而模印纹饰工艺的推广,使青白瓷提高了生产量,降低了制瓷成本,迅速将这个以其清秀挺拔,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温文尔雅青白瓷推广到大江南北、远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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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砖发展史


China is china。瓷器的英文与中国的英文是一样的,中国陶瓷博大精深。但是关于瓷砖,从明朝的第一片青花釉面砖到现在流行起来的仿古砖、柔光砖,你又知道多少呢?

今天小V为大家科普一下中国瓷砖的进化史:

中国建筑陶瓷历史悠久,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原始的制陶术。

殷商时期人们用粗陶制作建筑物的地下排水道和建筑物饰物;

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精美的陶质铺地砖;

秦砖汉瓦的大量应用,是中国对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贡献;

(秦砖 狩猎图)

明代早期,景德镇开始生产青花釉面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墙地砖。

而在近现代,建陶行业发展迅猛。

1926 陶瓷墙地砖

第一片陶瓷墙地砖——民族资本家黄首民在上海创办了泰山砖瓦股份有限公司,其“泰山”牌陶瓷砖成功开启建陶发展先河。

1943 釉面砖

第一片釉面砖——温州的西山窑业厂研发了“西山”牌釉面砖和铺地砖,作坊式瓷砖生产企业逐渐冒出。

1978 彩釉地砖

第一片釉面砖——佛山市陶瓷工业公司下属的石湾化工陶瓷厂推出了我国第一块彩釉地砖,规格为100mm×200mm。

1989 耐磨砖

第一片耐磨砖——石湾工业陶瓷厂在彩釉砖的基础上推出300×300mm大规格耐磨砖。

1990 抛光砖

第一块抛光砖——石湾工业陶瓷厂于1990年1月引进全国最大的玻化砖生产线,开始生产抛光砖(最初名为磨光砖)。因其产品表面光亮平面得名,但其纹理单一局限,未能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装饰的需求。

1997 仿古砖

第一片仿古砖——1997年,唯美公司率先在国内开发生产仿古砖。20世纪90年代,上釉瓷砖即仿古砖逐渐受到市场关注,在抛光砖同质化日渐严重的背景下,仿古砖以其丰富的色彩及文化内涵,让消费者初尝个性化装饰体验。

2002年前后 微晶石

21世纪初期,第一批具备微晶石大规模生产能力的企业几乎同时开发投产,微晶石兼采抛光砖、仿古砖的优越性,成为瓷砖市场新宠,但其亮光表面容易刮花磨损。

2005年 艺术瓷砖

艺术瓷砖就是运用当代最新的印刷技术,加上特殊的制作工艺,可以把任意所喜爱的艺术品印制到我们日常所见的不同材质的普普通通瓷砖上,让每一片常规的瓷砖成为一件件艺术品。艺术瓷砖的艺术图案可以来源于名家油画、国画、书法、摄影作品或者任意创作的艺术图案,把此类图案制作到瓷砖上都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瓷砖。

2008年前后 全抛釉

全抛釉的出现,将瓷砖装饰的光洁亮丽、富丽堂皇效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喷墨技术更是一场颠覆行业的革命。花色图案纹理效果,应有尽有。

2009年 大理石瓷砖

大理石瓷砖是模仿天然大理石逼真纹理、色彩和质感的一类瓷砖产品。在实用性方面能摒弃天然石材色差大、瑕疵多以及辐射等缺陷,在装饰效果上满足了更多的消费者。

2010年 抛晶砖

抛晶砖是在坯体表面施一层透明釉,经艺术创作而成的一类瓷砖产品,其色彩斑斓的图案和千变万化的纹理,开拓了追求瓷砖个性化、时尚化的新境界,突显空间的奢华感觉。

2012年亚光砖

亚光瓷砖最大的优点是相对高亮瓷砖光反射系数比较低,不会造成光污染。过亮的瓷砖,不仅会影响家居环境的温馨、舒适,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家人的视力健康。装修时使用亚光砖则能一定程度上呵护视力。

2014年 柔光瓷砖

柔光瓷砖兼收亮光与哑光的优点,专注柔和的感官享受,还原自然的视觉光感和柔润的细腻触感,仿石材效果出众,更多地去考虑健康、舒适、品味与个性的本源需求。

2015年 喷墨抛光砖(瓷抛砖):

瓷抛砖开创了瓷砖的新品类,它兼具了抛光砖的特性、釉抛砖的花色,克服了普通抛光砖花色简单、釉抛砖耐磨性差的缺点,实现了装饰性和功能性的完美统一。

2016 现代仿古砖

现代仿古砖是在传统仿古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相对于传统仿古砖整体风格偏重、风格特征明显的表现来说,现代仿古砖风格更简约,更随意,更工业风,但工艺又不简单,在表面效果的处理、细节处理上更亲近自然效果。

2018

威尼斯商人瓷砖将推出全新瓷砖品类,打破传统,开创先河,引领潮流,为您打造美好新生活。

威尼斯商人瓷砖现已经拥有艺术瓷砖、仿古砖、大理石瓷砖、柔光砖等多个类型瓷砖,可以满足不同的家居空间需求。在即将到来的威尼斯商人瓷砖新品发布会上,我们将发布2018新产品,敬请期待!

小结: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瓷砖行业近四十年的时间经历过三代产品的变革。第一代产品是以抛光砖为主的“亮光”时代,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中国,又大、又平、又直、又亮统治了中国大多数公共建筑。经销商上门抢货,抢到什么直接拉走,厂家生产什么消费者就买什么,不过,突然,有人感慨“你说,抛光砖为什么就不好卖了呢?”

第二代是仿古砖的异军突起,那是属于“亚光”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带动着整个社会审美不再局限于又大又亮的材质,人们开始怀念那些返璞归真,充满着田园诗意的情境,仿古砖用低调内敛的色调,质朴隽永的纹理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仿古砖以陈旧为美,强调历史记忆。

不过仿古砖离不开一个仿字,仿石纹、仿木纹、仿布纹……当“仿”成为流行趋势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第三代产品呢?在我们看来,是以威尼斯商人瓷砖为代表的艺术瓷砖。将中国的家居装饰水准带到了一个更好的水平,在我们看来家居装修的最终目的是组织生活、表达背景,满足基本使用功能、满足美学观点,从而表现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的目的是教育后代,传承后人。如果说,苹果让人们看到的是科技的人文之美,那么威尼斯商人瓷砖则是让世人见识了瓷砖的艺术之美。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五)


朝廷在镇设置御窑。明朝统治者为满足奢侈的需要,于明洪武二年(一说是洪武二十五年)在景德镇的珠山之麓建置了御窑厂。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时达80座。据王宗 沐《江西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扁曰 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署(大门三、厅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七间)、曰酒盅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口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盅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大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间)、曰桶作(房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雅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厂之西为宫馆,东为九江道,为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黄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 祠一(曰师主)。井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锥龙作)。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火柴厂,屋九间)。放柴房(八十七)……”。这段文字较具体地记述了明代中期御窑厂的宏大规模。御窑厂工匠夫役共分三类:第一类属官匠(匠籍)性质,约有四百名左右,分别编 入以上六种窑座和二十三种作坊中服役。这类人员为御窑厂生产技术的骨干力量。第二类属编役性质,分上工夫和砂土夫两种,前者共有367名,后者共有190名。第三类属雇役性质,主要是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敲青匠、弹花匠、裱褙匠等,这类人员为数不多。御窑厂的生产计划,平时由工部营缮所下达,这类计划称作“部限瓷器”。有时因御用需要,则临时增加生产计划,这类计划称作“钦限瓷器”。其时每件瓷器的烧造费平均为白银一两左右,嘉靖间每年烧造瓷器十万件以上,每年花去的白银高达十万两左右。瓷器烧成后,分水、陆两路运往京城。

生产作坊更为先进。据文献记载,明代景德镇已出现制瓷大作坊。这种大作坊,就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制瓷作坊的前身。关于这种作坊的布局与构造,笔者将在民国时期的瓷业中详述。

制瓷工艺继续精进。据《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其工艺之精细,由此可见一斑。陶瓷考古成果也表明,明代手工制瓷的分工和操作方法也较前有所改进。例如:施釉方面,开始采用了荡釉、蘸釉、浇釉、吹釉等方法;成形方面,开始采用了“二次印坯”、“二次利坯”的方法。

青花装饰水平有所提高。首先是官窑的青花装饰有明显进步。洪武时,因受战争影响,进口青料的供应曾一度中断,这时官窑绘画青花只能使用国产青料,因此所烧造出的青花一般偏于暗黑,其时的青花图案已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于多留空白地。永乐、宣德官窑所产的青花瓷,瓷质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各异,纹饰优美,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这时官窑绘画青花所用的青料,大都为郑和出航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此料含锰量低,含铁量较高。含锰量低,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能烧成象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而含铁量高,又往往会使青花上面出现黑色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共存于纹饰上面,煞是好看,被视为难以模仿的成功之作。成化官窑早期绘画青花仍采用苏麻离青,后因此种青料货源断绝,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当年绘画青花多采用乐平县产的 陂塘青,此料虽含铁量较少,但由于经过精细的加工,故在适当的温度中仍烧成了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色,从而形成了成化青花的典型风格,青花纹饰更趋轻松潇洒。弘治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成化的大体相似。正德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浓中带灰;瓷器胎骨厚重,釉色闪青;器型趋于多样化,大型器物增多。嘉靖官窑烧造的青花瓷,青花呈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凝重、鲜艳之色泽;分水技汝已成熟;青花料的配备比较恰当。 隆庆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嘉靖基本相似。万历早期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纹饰与嘉靖、隆庆大致相同,但中后期青花的色泽不及嘉靖、险庆那样浓艳。花次是民栅的青花装饰水平有很大提高。明前期,民窑烧造的宵花瓷,色泽大都比官窑的灰些:纹饰多为菊花、牡丹、 孔雀、折枝莲、莲池水禽之类,基本不见龙纹,这与明早期“严禁逾制”的规定有直接关系。明中期,不少民窑产的青花瓷基本接近官窑的水平。但从总体上看,其时民窑青花瓷的色泽仍基本偏灰。明后期,省些民窑所产的青花瓷不仅胎、釉与官窑的产品同样精细,而且在纹饰上亦冲破了官方的有关规定,已开始绘画各种形态的龙、凤了。明末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虽色泽不如嘉靖、万历官窑及民窑所产青花那么鲜艳,但在装饰题材方面却完全突破了 万历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烧出了大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青花作品。

釉里红装饰继续进步。明代烧造的釉里红瓷器,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超过了元代,传世作品主要有梅瓶、玉壶春瓶、墩子式大碗、盖罐、瓷盘等。其时尤其以宣德御厂生产的釉里红瓷最为成功,其色婉如色泽鲜艳的红宝石。

烧成了玲珑瓷及青花玲珑瓷。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成化时,景德镇又在碧绿透亮的玲珑周围配以青翠幽雅的青花装饰,造出了十分精细的青花玲珑瓷。从近年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的成化地层中采集到的玲 珑残器来看,“不仅其玲珑眼大如黄豆,而且极平整,若用手抚摸,很难找到玲珑眼的部位,用眼观察,亦难发现其与一般青花瓷的相异之处,但若对光——照,透明的玲珑便跃然眼前。其技艺之高超,足以令人咋舌,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要造出这般绝纱的青花玲珑瓷器亦非易事”。当然,由于玲珑瓷制作难度大,在当时还只能少量制作,仅能令供宫廷御用,民间人士断难得见。

釉下彩绘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成化时创出了“斗彩”装饰。其装饰方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画出花、鸟等图案之半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用彩料在瓷面补绘图案之另半体。这种“斗彩”装饰,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为绚丽,更为活泼。斗彩装饰以成化时的最为著名,其瓷胎细腻洁白,釉层莹润如脂,色彩鲜艳明快。二是创出了“填彩”装饰技法。其方 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出纹饰之轮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将彩料充填于青花轮廓之中。三是创出了青花五彩。嘉靖时,景德镇又在斗彩、填彩的基础上创出了以釉上彩为主、青花为辅的青花五彩装饰。四是正德时创出了红地金彩装饰。

颜色釉装饰取得显著成就。高温颜色釉方面,永乐时御窑厂成功地烧出了“鲜红釉”,亦称“祭红”。这种色釉,釉厚如脂,光莹鲜艳,享有“永乐之宝”美誉。宣德时烧出了“宝石红釉”,其胎细腻坚致,釉汁晶莹红润。永乐时御窑厂在学习、借鉴宋龙泉粉青釉造法的基础上,创出了一种“翠青釉”,釉色酷似刚吐绿叶的新篁,娇翠细嫩,晶莹光润。宣德时在学习、借鉴宋代汝窑造法的基础上,烧出了尤为精美的天青釉。成化时模仿宋代哥窑之制法,造出了足以乱真的仿哥器。低温颜色釉方面,弘治时,黄釉烧制得特别好,可以说冠绝一时。明中期以后,陆续创出了“烧黄釉三彩”和“素三彩”等装饰。正德时,烧出了釉薄而艳丽的“孔雀绿”,亦称珐翠釉。其时人们常将此釉与珐黄、珐紫等釉配合使用,这种综合性装饰,称为“珐花三彩”。嘉靖时,又创出了色似瓜皮的“瓜皮绿”、通体布有细小纹片的“鱼子绿”及矾红釉。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十一)


厂房设备依然简陋。这—时期瓷业的生产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厂房、设备均与清代大体相同,十分简陋。

制造陶瓷仍沿旧法。从原料开采、制匣、制坯、釉下装饰、烧瓷到彩瓷、烤花、包装均基本沿用清代之旧法,仅有极少一部分工艺在清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旧社会,瓷业工人的生活十分困苦。下面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昔日瓷业工人之生活状况。

解放前,瓷业工人穿的普遍是用家机白土布(农村自纺自织的—种粗劣棉布)缝制的衣服。春、秋两季,多数工人是两件单褂重起来穿,再冷点就另加穿一件土布背搭(棉背心)。冬季上身穿的是破棉袄,腰问缚上—条带子,下身穿两条单裤。过春节时才穿上一件长棉袄,多数老工人 穿的棉袄还是结婚时缝制的。青少年徒工穿的棉袄多是用父母的旧衣改制而成,有的甚至是祖父穿了父亲穿,父亲穿了儿子穿,哥哥穿了弟弟穿,棉袄上面补钉加补钉。过去,瓷业工人中流传着一首十二月歌,歌云:正月机房教子,二月张生起程,三月山伯访友,四月四九问路,五月群英集会,六月夜晃白袍,七月徐庶荐葛,八月画眉跳巢,九月夜打登洲,十月五瞎子算命,冬月魁星点斗,腊月海螺丝打瓜精。其中“六月夜晃白袍”一句,说的是每年六月,天气炎热,工人下班后才穿一件竹布褂子上街晃一晃。一般每个工人只有件把竹布褂子,头夜穿了次日洗,衣服干了夜晚再穿。那么白天呢?那时候天热工人一般是上身打赤膊,下身穿短裤。不是工人不愿穿着上衣 干活,而是所赚的工钱连老婆孩子都供不起,哪还有钱缝制那么多的衣服呢?雨天,多数工人没有胶鞋穿,天气暖和时一般是打赤脚行走,天气寒冷时便穿一双“干湿鞋”(一种用布做成的鞋,鞋底上钉了很多铁钉,鞋面上涂了很多层桐油)。

过去,瓷业工人吃的通常为“粳颈红”,那是一种很糙的米,不仅米糙,而且经常吃发霉变质的米。那年月,平日工人是没有—片肉见面的,每隔10天 才有一次肉吃,每次每人4两(16两制)。

解放前,瓷业工人的家属多数在农村,单身职工多住在作坊楼上,用两条木凳一搁,凳上摆放一些托坯料板,这便是床。多数工人没有垫被,夏、秋是—床棉被—边垫—边盖。到了隆冬,老板才赐—点稻草垫床。那时候, 坯厂环境卫生极差,蚊子、臭虫、跳蚤特多,多数工人又无蚊帐,工人发病的很多,每当传染病曼延时,有的工人便因得不到治疗而死去。

昔时,单身职工每年春节前后都要返乡一次:可那时路生很不安全,波阳地界的金盘岭碧山、梨树下、盐山等地均属强盗土匪出没之地,如若返乡时遇上土匪,不仅—年辛辛苦苦的积蓄要被抢劫一空,甚至有被打伤、打死的可能。

民国时,瓷业中的女工较少,只有针匙、灰可器、画瓷几个行业中有女工。那时女工生小孩,不但停发工资,而且连饭也不能多吃老板一天的。如若你想保住工作,须自己设法请教做(临时工)代班。女工们为了生活,一般产后仅休息十天半月就上位下活。

旧社会,瓷业工,人—日不工,—日 不食。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常年上位干活。—些无儿无女的工人,年纪—老就只有沿街讨饭,甚至冻死街头。

早年,工人得了病,—般都无钱医治, 常常是带病干活,身体越拖越垮,最后卧床不起,被病魔夺去生命。据老工人讲,解放前镇内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本镇绣球弄有个姓周的圆器业主,他厂里的一个姓吴的打杂工人—天晚上突然“死”去,业主当即吩咐工人连夜将他抬往山上去埋,抬至河边时,骤 降大雨,抬“尸”的人为避大雨,遂将“死尸”搁于河边,打算天亮后再抬走掩埋,大家便回去睡觉了。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有人叫门,仔细听去,竟是那位被搁于河边的“死鬼”的声音,众人听了,都以为是鬼来了,谁都不敢去开门,一个个蒙着头睡觉。次日清晨,伙佬上班弄饭时发现这个“鬼”竟端坐在厂门口,他大吃一惊,掉头就跑。可那“鬼”却大声地呼喊着:“不要怕,我没有死! 我是劳累过度而昏死过去,被大雨淋醒了才跑回来的! 这个姓吴的打杂工,说完后泣不成声。当年象这种活人被当成死人埋的事时有发生。走访中,老工人还同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镇上有个名叫段道寿的画坯老工人,由于年迈体弱,无人雇他干活。他有个儿子名叫段银生,当时在一个姓陈的厂家画坯。银生赚得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他和父母的生活。可是后来银生患了痢疾,接连一个多月都未上班,老板便把他辞退了。为了给年迈的父母寻找吃的,他带病沿街讨饭,结果病情一天天 恶化,最后病死在破庙里。段道寿夫妇失去了儿子,生活无有依靠,没过多久,竟在一个夜晚双双同时死去。究竟是病死、饿死还是自尽,人们不得而知。

解放前,制瓷业和烧瓷业内部有这样一个行规:若工人死在厂里,棺材便由老板出钱购置,并要负责埋葬。因此老板都生怕工人死在厂里,若是某工人接连病—了几天不能起床,老板就要亲自找这个工人谈话,很“关心”地劝某工人快快离开镇上,到乡下去换换运脚。表面上是“体贴”某工人,实际上是叫你快快离,免得死在他的厂里。一般工人也都清楚,既然老板下了驱逐令,也就只好离厂了。可是,一些平日毫无积蓄的穷工人,病了哪能长途行路? 雇人用土车推又怎能付得起钱? 没法,只得白天讨饭糊口,晚上露宿街头,一旦病情恶化,只有死在街头。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二)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 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 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 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 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九)


清前半期,景德镇陶瓷界名人辈出,其中尤为杰出的有:

吴麂 字粟园,安微省歙县人,清初绘瓷名家。吴氏善绘山水,同时善仿越窑的秘色器。他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吴窑”,与当年官窑中的唐窑、郎窑、年窑齐名。

臧应选,清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清康熙十九年(1650华),清朝廷派遣 臧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御器。在他督陶的7年中,御窑厂所造瓷器各色俱全,其中尤以鲜红、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最佳。臧氏督造时,其窑称为“臧窑”。

郎廷极 字柴垣,清康熙间的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陶官(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年,兼职督陶7年)。郎氏对陶瓷史研究颇深且酷爱古器。郎氏督陶时,其窑称为“郎窑”。清人刘廷玑称郎窑乃“柴垣中亟公开府江西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又称郎窑所造的描金五 爪双龙酒杯、脱胎碗等器“诚可谓巧夺天工矣”。当年郎窑所创的一种红釉瓷器,极为名贵,被称为“郎窑红”。此外,郎窑还创烧出一种颇为珍贵的素三彩。

唐英 字俊公,别号俊公、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君士人、陶人、榷陶使者等。关东沈阳人,生于1682年,卒于1756年,清代朝廷派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自康熙三十六年起,供役养心殿(宫廷手工艺作坊)长达20余年,对工艺生产非常熟悉。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奉命驻景德镇协理陶务,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十一月,结束陶务离镇。他在景德镇协理陶务的15年中,为发展陶瓷生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记载,雍正六年秋季,唐英一到景德镇,便来到瓷工当中,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制陶的要领。在此基础上,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绘制《陶成图》。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著成《陶成纪事》。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撰成《陶冶图说》,并制图20副,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总结。唐英的这些著作,对指导、促进景德镇的瓷业生 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镇督陶期间,唐英还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传世作品甚多,他的力作“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瓷板”、“粉彩三果盘”等,现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为纪念这位曾为发展景德镇瓷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督陶官,1987年有关部门在市郊盘龙山兴建了一座庄严、古朴的“唐英纪念室”,室内陈列了唐英的画像、塑像及著作。为使后人了解唐英的事迹,广播电视部门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督陶官——唐英》的电视故事片,该片于“第二届中国瓷都——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前夕摄制完毕,节日期间在景德镇电视台正式播出。

年希尧 清雍正间的淮安板闸关督理兼管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在他兼管窑务的l0年中,其窑称为“年窑”。当年,“年窑”所造瓷器“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堆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这段时间,发明了不少新的色釉,其中尤以胭脂釉瓷为最佳,其胎骨极薄,在器外胭脂釉色的映照下,器内的白釉也隐隐透出粉红色,极是好看。清人查俭堂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道:“国朝陶器美 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

乾隆后期,景德镇的瓷业开始走下坡。嘉庆初,御窑厂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远不及乾隆。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华 半殖民地,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统治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景德镇瓷业也每况愈下。

道光时,生产规模骤缩,一些优秀工匠及绘瓷艺人纷纷离去,制瓷水严大为降低。咸丰初,御窑厂还烧制有限的御瓷和祭品,成丰五华后便基本停烧。

同治时期,御窃厂所制瓷器大都为宫延婚喜寿庆用瓷。同治七年,江西巡抚为官廷在景德镇烧造瓷器7294件,作为同治皇带大婚礼时的用品,其中以海碗、大碗“、中碗、汤碗、黄酒碗、酒杯、汤匙和大中小盘、碟等餐具为主,餐具以148件为一套,属晚清宫室中式餐具的典型瓷器。同治九年.御窑厂专为慈禧用膳处烧制了大鱼缸、灯笼尊、花盆等约万件。

光绪时期,御窑厂陆续为清官及东西陵制作了数量”可观的精美瓷器和祭品。光绪元年和二年先后为宫内各殿烧制过大量的御用琢器、圆器瓷器。光绪十年,仅为慈禧五十寿辰而制的赏赐用瓷便花去白银一万五千两。光绪二十年为慈禧六十痔辰大典烧制了两批瓷器,第一批瓷器耗银八万九千九百两,第二批瓷器又耗银三万八千五五百两。光绪三十年为慈禧七十岁“万寿庆典”烧制成套餐具等瓷器又耗银三万八千五百两。这几次所生产的瓷器,其花色、瓷质都是很不借的,其中署有“天地一家春”、“长春同庆”、“吉祥如意”、“永庆长春”款的瓷器,均为精品,宣统时御窑厂仍沿袭光绪旧制。

宣统二年,为东西陵烧造供器、爵、罐、盘、碗一批,多为白釉素瓷,制作精良。同年(公元1910年),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设本厂于景德镇,设分厂于鄱阳,在分厂中建一学堂—中国陶业学堂,以培养新的技艺人员,并拟用机械制瓷,煤窑烧瓷。1911年后,因款源中断,分厂倒闭,陶业学堂则改为江西省立。

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国家的洋瓷大量拥人我国,中国反而成了洋瓷的倾销市场。道光后,景德镇瓷器在国内的市场越发缩小,惟美术陈设瓷、仿古瓷在国内仍享有较高声誉,据有广阔市场。清末,国外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清政府腐败,动乱四起,使景瓷外销受到严重影响。《江西通志稿》云,咸丰十一年(1861年),景瓷输出量为9848担;同治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同治三年(1868年),为583l担;光绪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6785l担,最少的年份是光 绪四年(1878部),仅5046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同、光两朝,瓷器出口极不稳定,起落之间,竞相差十倍以上。

清代后期,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日渐减少,其中较为突出的仅有这样两例:一次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法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专程来景德镇考察。在镇期间,对当地的瓷土矿藏及地质结构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回国后,他发农了1篇专门介绍景德镇制 瓷用的瓷石和高岭上的文章,将高岭村产的高岭土第—次公诸于世。从此“高岭”一词便成了国际矿物学中的—个专用名调。另一次是清后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西洋瓷雕造型、装饰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哈巴狗之炎的瓷雕。这类瓷雕出口后,颇受外国人欣赏。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一)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开始了陶器的制作。至商周时期,陶器已进化为原始瓷器。后经两千多年的演进,至东汉原始陶瓷已进化为真正的瓷器了。

景德镇虽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但它制陶的历史却不及国内某些地区悠久。据《陶纪》、《格古要论》、《天工开物》、《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江西大志》、《浮梁县志》、《南窑笔 记》等古籍记载,皆说景德镇制陶始于汉代。

古代,景德镇曾称昌南。《景德镇陶录》载:“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正如吾昌南在汉时。”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所产之陶器,尚属粗糙之品,“只供 迩俗粗用”,并不远销。

东晋时,有位名叫赵慨的人,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当过官。此人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后为奸臣所害,降职贬官,隐居于景德镇。来镇后,他运用在浙江了解和掌握的越窑制瓷技艺对景德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爱戴他,称他为“制瓷师主”。赵慨死后,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在镇内建起了一座“师主庙”。明人詹珊曾为该庙作了一篇《师主庙碑记》,碑文说,明洪熙中(公元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建了一庙,名为师主庙,奉 祀晋人赵慨为制瓷师主。此后,这一记述一直被人们视为晋时景德镇烧造的制品已由陶器进化到瓷器的一个佐证。

到南北朝的陈时,景德镇的瓷业已开始为朝廷所注意。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叔宝登上皇位,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室,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当时,新平镇已制出雕楼精致的陶础,只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虽然烧造的陶础未被采用,但景德镇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开了。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地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步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景德镇终于首次烧出了两座狮象大兽并为显仁宫所采用,它标志着此时景德镇制瓷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唐后,唐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玄宗时,朝廷又广泛推行了萌芽于南朝的“和伊”、“和市”以及与此相关的“以资代役”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景德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烧造瓷器的名窑,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一为镇民陶玉所办之“陶窑”。该窑所产瓷器“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陶玉将所产瓷器载 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一为镇民霍仲初所办之“霍窑”。该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使景德镇瓷器一举名天下。

由于当时的景德镇名窑辈出,瓷器精美,遂引起朝廷的关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陶政,监陶进御,并即镇置县,号曰新平。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景德镇隶属饶州,其时饶州刺史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瓷器,进贡朝廷,特地委托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状云:“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上 铏之德。”寥寥数语,赞美制品的精巧,既无粗劣毛病,又无陶器声响,且结合天地间刚柔气质,能保持长期的致坚,堪称是美好的器物。

唐代,景德镇不仅陶瓷生产有长足进步,而且瓷器销售市场也大为拓展。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载,唐时景德镇瓷器已扩销到南方、北方和西南各地。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瓷器向海外输出的线路主要有二:一条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另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 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 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 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 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 、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 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 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 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朝廷减轻了割据政权时期所定的若干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雇佣关系得到普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及商品经济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兴旺的集镇。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烧瓷名窑迭出,景德镇瓷业也积极参与竞争。到北宋末,北方战争频繁,使北方各地的瓷业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渐萧条。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战争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加之南宋政权为苟安图存,不得不注重发展经济。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把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带了过来,从而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力量得以充实,陶瓷工业得以迅速 发展。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七)


明代,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也比较频繁。例如:

——永乐间,明使尹凤出访朝鲜时曾将景德镇所产的甜白瓷赠于朝鲜朝廷。朝帝李世宗见到这种瓷器后,当即令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及平安北道的新义洲等地仿造。后来,这些地区 仿景德镇之造法,均逐渐造出了类似景德镇产的甜白瓷。

一一宣德、景泰间,明帝曾3次派使节出访朝鲜,先后将景德镇产的青花碗、盘、杯等瓷器赠送朝鲜朝廷。朝帝得到这些青花瓷后,又令官窑仿造。此后,不仅官窑造出了与景德镇相似的青花瓷,而且成川、南原、青松等地的民窑也陆续造出了青花瓷器,其风格与明宣德、景泰间景德镇所产青花瓷极为相似。

——宣德时,朝鲜的永兴、开城、江华岛沿岸等地还效景德镇烧造釉里红之法,产出了一种辰砂瓷器,其造型、纹饰均酷似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釉里红瓷器。

一一正德六年(1511年)春,日本陶瓷艺人伊藤五郎太夫前来景德镇,在镇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刻苦学习青花瓷制作技术,而且结识了当地的不少制瓷名匠。回国后,他先后在伊万里及奈良附近的鹿背出开窑,所造 青花瓷,色泽艳丽,浓淡适宜。

——景德镇于明宣德创出了祭红,于明成化创出了斗彩,于嘉靖、万历创出了五彩及素三彩、描金,制作这些瓷器的技法也先后传入了日本,后来日本也造出了类似风格的瓷器。

一—十五世纪时,越南在河内附近创办制瓷工场,曾聘请景德镇制瓷技师前往指导。该场后来生产出了各类与景德镇大体相似的青花瓷器。

——十五世纪以后,泰国生产的一种青花蓝釉陶器,造型、纹饰均与明初时景德镇的瓷器基本相似。有关专家认为,当年泰国制作这类瓷器的技艺,极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从景德镇学去的。

——十六世纪前后,埃及、波斯、伊拉克、土耳其等国所产的青花瓷器,均明显地模仿景德镇青花瓷之风格。当年有位名叫查尔丁的瓷商在参观了伊朗的陶瓷工厂后说:“这些陶瓷制作的方法,和中国完全相同。”

——十六世纪前后,阿拉伯人将中国制瓷匠师请去,很快就制出了与中国相似的软质瓷。不久这一制瓷技术又传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炼金士安东尼奥于1470年也造出了类似中国产的软质瓷。此后,中国的制瓷技法又传到了荷兰和法国,它们不仅产出了软质瓷,而且还运用景德镇绘制青花的技法,造出了大批绘有龙凤、麒 麟、花鸟、山水等纹饰的青花瓷器。

——宋末明初,景德镇在学习河北磁州窑烧造釉上红绿彩工艺的基础上,于明朝早期创出了釉上矾红彩、青花红彩、青花斗彩、五彩等多种新的装饰方法。

——嘉靖间,景德镇在学习山西晋南地区制作法华彩工艺的基础上,创出了别具一格的珐华彩。

——明中后期,景德镇从浙江哥窑引进了制作纹片釉的技术,烧出了类似哥窑的纹片釉瓷器。

——明中后期,景德镇从浙江龙泉窑引进了制作冬青釉的技术,造出了类似龙泉窑的冬青釉瓷器。

——明时,景德镇在学习北方瓷窑制作低温铅釉技术的基础上,烧出了孔雀兰等低温铅釉瓷器。

——永乐、宣德时,景德镇在学习、借鉴伊斯兰陶器造型的基础上,造出了不少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等异型瓷器。

——明代,特别是正德、嘉靖时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伊斯兰装饰形式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以波斯文字为装饰纹样的瓷器。

明代,景德镇陶瓷界还出现一批成绩卓著的陶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周丹泉 字时道,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避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懋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器,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之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出身于瓷业世家,家境清贫。他为人正直,聪明过人,工诗善画,一生从事陶瓷事业,所制瓷器,精美绝 伦。他制作的流霞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这首诗,既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又高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l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自幼失去父母,生活无着,为 谋生计,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 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看,龙缸竞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位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座“风火仙庙”。风火仙庙神龛内供奉童宾坐 像,两边有烧瓷各工种(把桩工、驼坯工、加抄工、兜脚工、打杂工、小夫手、二夫子、三夫手)的神位。其时,全镇烧瓷行业还定出行规,规定每二十年举行一次迎神盛会。这种盛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历代全镇陶工的盛会。每举行盛会,邻县农民、商人和工人家属都赶来看热闹,整个街道每每被挤得水泄不通。这种迎神盛会,—直延续到1949年才中止。

入清后,特别是三藩叛乱平息之后,清王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维护其封建政权,采取了招民垦荒、蠲免钱粮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同时,清王朝对部分手工业废除了“匠籍”的束缚,使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陶瓷史学界普遍认为,清代的前半期,景德镇的瓷业与明代一样,代表了整个封建时代的高水平,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瓷技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为我国封建社会瓷业的黄金时代。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四)


瓷美术不断创新。第一,烧造成功了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青花瓷是一种白地兰花的釉下彩瓷,以氧化钻为着色剂,先在坯上作画,再施一层薄釉,经高温烧成,.显示出一种明快而和谐的艺术效果,既能体现素白瓷的美,又能体现钻蓝色的雅,一青二白,相得益彰,令人赏心悦目。青花的开放,使瓷器的欣赏价值进人一个新的境界,比色调单一的宋瓷更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青花画师们不仅吸取了北方磁州窑黑褐彩和南方吉州窑釉—下彩的绘画技巧,而且从纸本绘画中引入水墨晕渲之功,使青料彩绘具有浓淡分明、深浅相宜的特点。无论是彩绘云水龙风,还是描画串枝花叶,都有层次感,加上釉色浸润,更显得活泼秀美,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改进,青花瓷已成为具有我国民族风格、在世界最有影响的绝代佳瓷,从元至今,独领风骚六百年。第二,不仅发明了釉里红色釉,而且创出了釉里红装饰及青花釉里红装饰。所谓釉里红装饰,就是用釉里红色釉在器物上绘画出各类纹饰;所谓青花釉里红装饰,就是将青花和釉里红装饰同一器物上,使纹饰蓝中夹红,相映生辉。第三,烧造的红釉、紫釉,较宋代有所进步,特别是紫釉烧得更好。第四,烧成了高温蓝釉。第五,烧成了铜红釉。但由于当时对焙烧温度尚不能完全掌握,故所烧出的铜红釉产品的红色还往往不够纯正。第六,雕塑工艺更为精湛。例如,这时产的影青釉观音,不仅体态端庄,容貌丰腴,“衣纹依形体动态以深雕法加以塑造,使线与面融为—体,衣纹疏密有致,转折起伏,节奏明快”,而且衣边造塑精巧、细薄。第七,创出了金彩、釉上三彩、银红釉、贸蓝釉、青地白釉纹等装饰,改变了陶瓷装饰一直以单一釉为主的状况。第八,在继承末各式餐具、茶具、酒具、花瓶、炉、盒、供具等器型的同时,创出了折腰碗、带座花瓶、S耳花瓶、八方形梅瓶、玉壶春瓶、折沿菱花口大盘、高足碗、荷叶盖大罐、杨桃形小罐、风首扁壶、凤头盖瓶、扁圆执壶等一大批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器型。

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也比较广阔。《陶记》载,元时“浙江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碗之类,鱼水、高足,碟之发晕,海眼、雪花,此川、广、荆、湘之所利;盘之马蹄、摈榔,盂之莲花、耍角;碗、碟之绣花、银绣、蒲唇、弄弦之类,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各地有择焉者……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土人货之者,谓之‘黄摊’,黄掉云者,以其色泽不美而在可弃之域也……”。从以上记述,既可看出当年景瓷所销之地域,又可看出当年各地民众之需求。此外,从北京、新疆、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瓷片来看,也说明元时景瓷在国内的市场是比较广阔的。

元王朝特别重视外贸,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发达,景瓷的外销也随之扩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代景德镇瓷器已远销全世界。有关史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元时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器,以贸易方式输出,所到的地区有:琉球、三岛、天枝拔、占城、古艺丹、罗卫、东津、爪哇、苏汪南文庭、旧港、班率、天笠、文老古、班达里、曼陀朗、加里邦、小咀南、朋加刺、天堂、甘理里等。上述地区,分别属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伊朗等十多个国家。那时,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运输瓷器。犹如珍宝、沉重易损的瓷器,从内地运到边境,经新疆进人中亚的沙漠和草原,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再到地中南海。相传古人包装运输瓷器有一套妙法,即:购买瓷器以后,先将每件器物纳人砂土及少许豆麦,重叠数十个扎率缚成—体,置于湿地,然后朝上面洒水,使豆麦生芽,缠绕胶固,再将其扔于地上,不破损者才子—亡李留装时。又从车上扔下数次,坚韧如故者才载运。因而,虽陆行万里,却安然无恙,但其卖价却比平常要贵十几倍。

随着元王朝疆土的不断扩大,各个国来向元朝廷进贡的也日益增多,每次各国使者向元帝进献各式珍品后,在回国时元帝通常都要回赐济干礼品于来使,这些礼品中,多以景德镇瓷器为主。例如: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拉博物馆现藏的景德镇各类元代青花瓷,多为当时元帝所赐。又如: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年(1296年)、至治三年(1323年)时,泰国曾多次遗使者间元帝进献礼物,使者回国时,元帝都回赐了织锦、瓷器之类的礼物。这些瓷器的回赠,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入明后,朝廷废弃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所实行的工奴制度,推行了一种轮班制和—种住坐制。所谓轮班制,就是规定工匠每3年只须为官做工1次。每次不超过3个月,其余时间官府不再派差。所谓住坐制,就是规定工匠每月只须为官府做工10天,其余时间则由工匠自己支配。轮班和住坐,虽然仍是一种劳役制,但它使工匠在时间上有了较多的自由,在创作上有了较广阔的天地,这对促进当时包括瓷业在内的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6世纪 ,城市工商业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拥有较多资本积累的商人和作坊主,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表明此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纺织、制瓷、冶金、采煤、印刷等手工业中,有—部分已跨 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景德镇瓷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民营瓷业兴旺发达。《黄墨航杂志》载:明代,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解放后通过调查,查明北起观间阁,南到小港咀,西起十八渡,东至湖田,到处都有明代窑址,其中尤以观音阁、四图里、韦陀桥、薛家坞、赛宝坦、詹家弄口、落马桥、十八渡、小港咀、老鸦滩、里村、湖田等处的规模为大。东河上游的瑶里、鹅湖一带也有分布密集的明初至明中期的窑址约30处,其中以内窑村、外窑村、栗树滩、方家山、窑岭、王家坞、寺前、江家下、窑旮旯、象鼻山、现长明中学、凤坑等地的窑业遗物堆积为多。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浮梁县民陵子顺一次就向北京宫庭进贡瓷器5万余件(《明英宗实录》第二十二卷),说明民窑生产量之巨大。明代的景德镇已是瓷业兴旺、商业繁荣的“江南雄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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