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广有分布。江西吉州窑南宋时也烧造磁州窑系风格的瓷器。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
白瓷白瓷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造型以盘、碗最多见，也有瓶，罐、水盂、镜盒、玩具等。白瓷以其胎釉质地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仿定窑产品，胎土经过淘洗，比较细密，胎色白或黄白，釉层较薄，釉质莹润，除底足外通体施釉，其中优质品与定瓷差别很小；另一类是粗白瓷，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呈土黄或红褐色，杂质明显，胎上有一层化妆土，多是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有些器物外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瓷胎、化妆土、白釉3个层次。
黑瓷黑瓷也是磁州窑产品的大宗，这类产品的造型以罐、碗、瓶为主，也有盘、壶和玩具。胎质粗糙，胎色黄褐，胎体厚重，釉层较厚，黑色纯正。大多数器物是里施满釉、外施半釉，也有些里外均施半釉，有些罐类内壁施釉仅过口沿。黑釉碗除纯黑者外，还有一些油滴、兔毫、玳瑁斑等窑变装饰。绿瓷产量不大，大都是金代产品，主要造型有盆、盘、瓶等。
磁州窑瓷器釉下彩釉下彩绘是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手法，以釉色分，有白釉釉下彩和绿釉釉下彩以彩色分，则有黑彩和褐彩图案，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荷花等，也有一些动物图案，如鱼、蝴蝶、芦雁、鹭鸶等，还有少量龙、凤，人物很少见，主要是枕面上的婴戏图。宋代磁州窑的纹饰真切生动，具有生活情趣，最值得一提的是瓷枕的枕面纹饰，除了常见的荷塘小景、风芦鸣鸟、竹菊牡丹以外，最精彩的是婴戏、马戏、动物等纹饰。此外还有大量的诗词歌赋、警句格言等。宋、金磁州窑还生产三彩陶瓷器，尤以金代为多。TaocI52.COM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鉴赏-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鉴赏
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彭城观台一带，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间窑场。它以精湛的制瓷工艺与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成就而载人陶瓷史册。磁州窑陶瓷制品以多样的装饰形式及深度的表现内容，展现出艺术审美和文化内涵。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技法有刻划花、剔花、白地黑花、宋三彩、红绿彩、翠蓝釉等几十种品类，各种装饰品种淋浴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雨与滋润，绚丽多姿、争芳斗艳。其中宋元时期的剔刻划花，白地黑花，以及近代的民间青花，以其丰厚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留下一大批极有价值的艺术精品。
磁州窑装饰技法是以绘画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它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为产品增添美感与艺术欣赏价值。磁州窑制品的绘画与纸上绘画不同，它必须视陶瓷坯釉的干湿而或缓或进行操作，绘画的布局也常因不同产品的器形特点，因形制宜而形成不同的绘画风格，如有的画面疏朗别致，简洁典雅，有的繁缛致密，工笔细致，有的粗犷豪放。由此提升了装饰的表现效果。实际上磁州窑许多陶瓷绘画作品，其艺术鉴赏价值也远远超出其实用价值，而带有强烈的艺术审美，宗教文化与民俗色彩。一件绘画产品往往蕴涵各个时代深厚的文化气息与艺术内涵与时代精神。成为我们研究古代绘画艺术翔实的实物资料。
磁州窑绘画装饰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幸福，吉详的愿望及情感的倾诉。绘画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人物、婴戏及诗、词、曲，元杂剧，民谣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与内容。具有吉祥意义的植物花草纹样有莲花、牡丹、菊花、竹叶、石榴及连绵不断的卷草纹等等。它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对美好的歌颂憧憬，他们的喜怒哀乐等深刻的含义。山水纹样反映陶工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有的体现了文化人钟情山水遁世隐逸的意绪。纹样有的繁缛细致，有的则简单几笔而就，充分展示了磁州窑题材丰富，博采众长及雅俗共赏等特点。
磁州窑绘画题材异常丰富多样，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戏剧内容及民俗题材方面的内容，俨然构建出一条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艺术画廊，浓缩着博大精妙的文化意蕴与雄浑的艺术审美。纹饰中既有文人高仕琴棋书画的生活场景，也有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故事，民间传说及吉祥图案。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精致的理念精神。我国唐诗、宋词、元曲、章回小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文化成就，集中了中国文化精髓。古代磁州窑装饰时均取为绘画题材。磁州窑产品上绘出许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故事，如“尧王访舜”，“陈桥兵变”，“昭君出塞”等。再如“李白醉酒”《白乐天作诗》、《踏雪寻梅》等绘会描写的是著名诗人词人活动的故事内容。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君子，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颐敦爱莲，苏东坡爱砚，借喻了四君子的高风亮节，也成为彭城磁州窑画工绘瓷的题材内容。一件民间青花瓷瓶上的《四爱图》就描绘了古代四君子的故事。
宋元以降，我国戏剧舞台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它以脍灸人口的故事情节，“说、唱、做、打”的表演形式深深地融人人间，为庶民所喜闻乐见。戏剧艺术对磁州窑绘画艺术风格形成很大影响。许多戏剧题材内容流行社会各阶层，有的是画工日常看过的戏剧场景，生动地活跃在他们的脑海内。如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故事:《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辕门射戟”;隋唐演义《瓦岗寨》中尉迟敬德“单鞭救驾”，救李世民的故事。唐代名将薛仁贵寻妻的故事《武家坡》;《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及《聊斋》的“樱宁图”中的狐仙与才子的爱情故事等片段。戏剧题材绘画特点是画有围墙，主题纹样是戏剧主要内容的一出折子，绘在开光内，周围是细密的边饰纹框。画工们将戏剧中这些耳熟能祥的人物及其故事情节绘在陶瓷产品上，供人们休闲之余品析观赏，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画匠绘瓷时，也会一边绘画一边联想着戏里的故事情节，或边哼着戏谱唱句边作画。由于精神到位又很投人，绘画时能够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绘画技巧也达到充分的展示。磁州窑绘画装饰的内容还有《张良卖剑》、《单刀赴会》、《麻姑献寿》、《薛三娘教子》、《黑水国》、《风云三侠》、《游龟山》、《二乔读书》、《朱元璋拜师》故事等。
西游记是我国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后来出现小说，但最初的起源与流行时间，在学术界却多有争论。20世纪50年代彭城出土一件白地郝彩赭唐僧取经箱形枕。画面绘有唐僧骑马，孙悟空与猪八戒在前，沙和尚随后的西天取经图。据考，唐僧取经故事最早始于南宋，出现在彭城瓷枕上说明此故事元时已广泛流传民间。该枕绘出的纹样比明代杨景贤《西游杂剧》和吴承恩《西游记》要早200年以上，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枕还参加了中外文化交流展览会。
在美国西雅图艺馆，收藏一件彭城“滏源里三家造”白地黑花杂剧人物纹饰枕，属精品之作。枕面描述了唐代名将薛仁贵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寻妻的故事。画面正中为三棵松树，左边一卫士牵马在后等候，薛向一仆人作辑施礼做寻问状，而屋内一人正做梳状。枕面尖拱形繁缛边饰纹形成一开光，突出了主题纹饰，起到烘托效果。前面为折枝花纹，背面为牡丹花纹，两端为荷花纹。这此边饰纹与辅助纹对于主题富寓意的酿造均有渲染效果。此枕绘画笔法细腻，人物刻画生动，故事情节突出，层次感强，纹样布局得当，整个画面疏密相宜，有一种韵律感，非常圆满地体现出画工匠心独到的绘画技艺，成功地表现了当时风行的尚武精神。彭城“滏源王家造”同“张家造”一样，均为磁州窑著名的陶瓷作坊;曾生产出许多美仑美奂的瓷枕精品。
一件元代妇人卧枕，一女子被刻画成头枕曲臂，作熟睡状，神态自如，动作舒展，呈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与祥和的意境。枕后以墨书有“至正贰年六月初四日陆仕安索申家窑”制。这是一件有明胡年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俗生活风情，审美雅趣与制瓷技术水平。佛教经过与各种宗教文化融会贯通，发展成有中国本土特点的宗教文化意识，除了佛教的圣花一一荷花是磁州窑产品的常见绘画纹样外，还绘出许多有关佛教故事的经典传说。峰峰矿区文保所收藏一件瓷枕上，绘有《僧稠解虎斗》的佛教故事。僧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教派领军人物之一。其说以宗教实践为根本，是长期在北方流行的以“四念处”法为中心的禅法。僧稠从僧出家，从道房学禅，后人少林寺诣祖师佛陀，历史上曾获得极高评价。僧稠一系的禅在中国曾取得“独盛”地位，在长时期占有重要影响。《僧稠解虎斗》表现了僧稠见到两只正在撕斗的老虎，他宣讲佛教教义将二虎劝成和解的情景。另有一件彭城民间青花《达摩面壁》纹样腰圆枕，描写的是佛教禅宗创始人达摩自中国南方——苇渡江到少林寺，面壁十年刻苦修炼，甚至连鸟在其肩搭窝都毫不知晓的故事。后来达摩的后世弟子——六祖慧能，确立了在中国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禅宗宗教。《达摩面壁》描写了禅宗佛祖达摩以绝念精神，一心刻苦修练的故事。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其中有许多传说。如“八仙过海”、“刘海戏蟾”等内容。还有一件青花人物纹样掸瓶，描写是道教《老子出关》图，但此处老子不是骑牛，而是骑驴，体现出彭城瓷行画匠的诙谐情趣。
彭城出土一件白地黑花双凤纹四系瓶，瓶体被分割成两个开光，框内各绘有一凤凰。凤凰作展翅翱翔状，风的腹部被想象般绘成朵朵祥云，整部画面形象逼真，充满新意，极富想象力。历史上，凤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瑞鸟，而被归纳为形象美，五色备举，光彩夺目，凌风蹈云，翱翔四海之外，集中每一身的美丽形象。凤充满智慧，清逸高洁，能歌善舞，象征欢乐祥和，安宁幸福。它又是成双结队的鸟，象征爱情纯洁，姻缘美满。凤凰还被用于宫廷皇后专用的纹样。此四系瓶大约是供达官贵人甚至宫廷使用的贵重器物。
磁州窑画匠通常将几种不同纹样组合或分割，绘制在瓷器上，用意在于赋予更多的吉祥含义与审美情趣。诸如“龙凤呈祥”、“松鹤延年”、“麒麟送子”、“五福捧寿”、“喜鹊登梅”、“雪中送炭”、“青花芙蓉”、“远山清水”、“望月山水”、“双喜临门”等。
磁州窑的花卉绘画采取了更加活泼创新的形式。它常将几个视觉美学因素组合一道，使其形成更加丰富的吉样寓意。如菊花有席片菊，铁锁边菊，黑叶菊、三根柱菊、松珍菊、钓菊、葱花菊、团菊。梅花则有五瓣梅、缠枝梅、青花梅花、鱼鳞梅花、竹叶别梅等。再比如竹蓝桃纹、博古纹、富贵边博古纹、梅花边博古纹，灯篓孔牡丹等纹饰即属此类，这些纹样多装饰在碗、盘、碟等日常生活用瓷上。
彭城磁州窑陶瓷画匠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他们在瓷器上还绘出大量的中国北方当地土生土长的花草纹饰，如鬼佛手，凤仙花、石榴花、打碗花、红桃、梨果、柿饼花、菜瓜纹、蝴蝶花、豆芽菜花等等。其中许多纹样装饰如豆芽菜，梨果、风仙花、打碗花及柿饼花等，均取材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区独有的花卉野草。这类独具浓郁地方特色的纹样群，填补了过去官窑绘画艺术所空白的缺憾，丰富了中国陶瓷纹样装饰艺术，也成为北方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
总之，磁州窑陶瓷绘画艺术画技高超、题材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许多绘画技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值得我们深人研究。
陶瓷文化：元朝的磁州窑文化
元朝的磁州窑依然烧造，与宋朝比较起来，就是体积庞大，这跟元人的大吃大喝精神有关。蒙古人不光尚白，还尚蓝，所以孔雀绿釉也非常流行。孔雀绿也叫孔雀蓝。河北彭城出土过一件元代磁州窑四系壶，壶上写着一首元曲：“晨鸡初报，昏鸦争噪，哪一个不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这说明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看不破红尘，天天都在这里闹，都争名夺利。这件陶瓷壶上的元曲写得非常生活化。
山东蒙城还出土过一件元代米黄釉罐，这个罐上这样写道：“猛听得情人呼唤，小妹妹不得方便。你敲得窗棂儿连声响，险些儿不着爹娘瞧见。唬得我站立在门前，亲亲不知在哪边?听了一声心肝肉儿，唬得奴浑身汗。告哥哥你且回家也，小妹妹不得回转。听言，好夫妻不得团圆。”这是一个小说，表明当时有追求爱情，向往婚姻自主的意愿。
通过瓷器中的这些文字，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意思的规律。唐代的长沙窑上写过唐诗，宋代的瓷器上写过宋词，元代的瓷器上写过元曲，到明清以后就是小说。唐诗、宋词、元曲、小说，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非常清楚。它是由非常含蓄、高雅到非常通俗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渐变的。
元朝人的性格就是粗犷直率，所以元代的中国瓷器也具有这个风格。粗犷，造型大，重布局，不重细节，这是元代瓷器的特点。
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