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瓷器鉴别技巧。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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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瓷器赏析(图) 古代瓷器知识
1983年唐长沙窑遗址出土青釉褐彩诗文注子。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鹭鸶纹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注子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等称谓。
长沙窑与岳州窑都位于湘江上游沿岸，唐人陆羽在所撰《茶经》中提到岳州窑，并从饮茶的角度把它评为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四位。长沙窑历来被认为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周世荣先生在《全唐诗》中查到一首唐代李群玉所作《石潴》诗，诗文描写了长沙窑的烧瓷情况。诗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对其进行过复查。1964年冬至1965年春，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器物类型学、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分期、器物上所书文字、文献记载和外销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长沙窑烧瓷兴起于“安史之乱”(755～763年)之际，盛于晚唐(836～907年)，衰于五代(907～961年)末期。
综合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看，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品种很丰富，大体可分为单色釉瓷、青釉色斑瓷、模印贴花瓷、釉下彩绘瓷、釉下题写文字瓷五大类。其单色釉器以青釉瓷为主，另有酱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色斑瓷器有青釉酱褐色斑、青釉绿斑等。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红)彩等。而唐代长沙窑瓷匠用褐彩在瓷胎上题写诗文，然后罩以青釉，则开创了诗文与日用器皿有机结合的先河，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由于长沙窑属于民窑，其产品涉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造型繁多，目前已发现数十种器型，较为常见的有壶、碗、罐、洗、盒、瓶、盘、碟、水注、灯、烛台、盂、杯、枕，以及各式儿童玩具等。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根据科学检测，其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大于1.5%，致使胎体白度不高。长沙窑瓷匠为了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多在胎上施一层白色粘土，俗称“化妆土”，这可从瓷器露胎处明显看出。
1997年8月18日，笔者曾借赴湖南省湘阴县考察新发现隋代龙窑遗址之机，前往长沙窑遗址进行考察。2009年3月，笔者随故宫博物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曾前往新加坡圣淘沙虎豹别墅区华颂馆观摩了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部分长沙窑瓷器。下面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所见所闻，谈谈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和艺术特色。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唐长沙窑瓷器赏析
1983年唐长沙窑遗址出土青釉褐彩诗文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鹭鸶纹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注子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等称谓。
长沙窑与岳州窑都位于湘江上游沿岸，唐人陆羽在所撰《茶经》中提到岳州窑，并从饮茶的角度把它评为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四位。长沙窑历来被认为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周世荣先生在《全唐诗》中查到一首唐代李群玉所作《石潴》诗，诗文描写了长沙窑的烧瓷情况。诗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对其进行过复查。1964年冬至1965年春，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器物类型学、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分期、器物上所书文字、文献记载和外销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长沙窑烧瓷兴起于“安史之乱” (755～763年)之际，盛于晚唐(836～907年)，衰于五代(907～961年)末期。
综合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看，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品种很丰富，大体可分为单色釉瓷、青釉色斑瓷、模印贴花瓷、釉下彩绘瓷、釉下题写文字瓷五大类。其单色釉器以青釉瓷为主，另有酱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色斑瓷器有青釉酱褐色斑、青釉绿斑等。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红)彩等。而唐代长沙窑瓷匠用褐彩在瓷胎上题写诗文，然后罩以青釉，则开创了诗文与日用器皿有机结合的先河，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由于长沙窑属于民窑，其产品涉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造型繁多，目前已发现数十种器型，较为常见的有壶、碗、罐、洗、盒、瓶、盘、碟、水注、灯、烛台、盂、杯、枕，以及各式儿童玩具等。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根据科学检测，其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大于1.5%，致使胎体白度不高。长沙窑瓷匠为了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多在胎上施一层白色粘土，俗称“化妆土”，这可从瓷器露胎处明显看出。
1997年8月18日，笔者曾借赴湖南省湘阴县考察新发现隋代龙窑遗址之机，前往长沙窑遗址进行考察。2009年3月，笔者随故宫博物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曾前往新加坡圣淘沙虎豹别墅区华颂馆观摩了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部分长沙窑瓷器。下面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所见所闻，谈谈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和艺术特色。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曾在长沙窑遗址采集到两件题诗壶残器，诗文已不完整，经与1983年长沙窑遗址出土完整器核对后可知，一件题写的五言诗应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其内容是感慨世态炎凉。题此诗的完整壶只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一件。另一件壶上题写的五言诗应为：“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题此诗的完整壶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3件。
由上述可知，唐代长沙窑是一个产瓷品种很丰富的瓷窑。在唐代瓷窑当中，若论烧造品种之丰富，除了长沙窑，就是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但唐代长沙窑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方面，如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大量用诗歌装饰、大量使用模印贴花装饰等。
唐代长沙窑瓷器除了内销以外，还大量外销，在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均曾出土过唐代长沙窑瓷器。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一个名曰“勿里洞岛”的周围海域，发现一艘保存完好的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经考证这是一艘唐代的商船来自中东，因触礁而沉没。后来打捞时在船上发现大量长沙窑、越窑、邢窑瓷器，在打捞出水的6万多件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了5万多件。由此可见，唐代长沙窑瓷器销往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规模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瓷窑。近些年，唐代长沙窑瓷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因为它对于研究唐代市井文学、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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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遗址出土陶器
席纹陶钵和布纹陶钵仰韶文化，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据考古发现，半坡人已有了专门的制陶区，说明那时陶器已经被广泛地应用，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并且制陶工艺也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出土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陶器表面多饰以绳纹、锥刺纹、弦纹、指甲纹和附加堆纹等，在许多陶器的底部发现有席纹、布纹和其他编织印纹。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从陶器上发现22种刻划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
古代瓷器：南寺塔出土葛府窑青瓷赏析
婺州窑是我国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也是最早创烧成功成熟瓷器的窑系之一，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居第三位，即所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是浙江境内除越窑外的又一久负盛名的瓷业集中地。
南寺塔出土青瓷罐
婺州窑著名窑口葛府窑窑址位于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村间，窑址范围内窑场林立，达三十余处，是五代、两宋时期婺州窑的重要青瓷窑群，在婺州窑瓷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葛府窑址产品主要有碗、盘、杯、粉盒、执壶、罐、盏托、堆纹瓶等，产品种类多，质量较好，远销海外(日本，东南亚等国)，是婺州窑系的一处重要瓷业集中地。胎质灰白，淘洗精细，施青釉、青黄釉，通体施釉，纹饰以花卉、水草纹为主，普遍采用刻花、划花、模印等装饰手法。
南寺塔出土青瓷杯
1963年东阳南寺塔(建成于北宋建隆三年)出土一批青瓷器，器物造型规正，制作精细，胎较薄而均匀，胎料淘洗精细，胎色灰白，釉色多呈淡青，部分略泛黄，釉层均匀，开细裂纹，玻璃质强，工艺水平较高。这批青瓷与葛府窑址堆积的下层产品的胎质、釉色、造型、纹饰完全一致，属葛府窑产品无疑。南寺创建于五代梁天监六年(507)，原称法华寺，北宋初年改称中兴寺。建寺砌塔时期，江南尚属吴越国领地。《康熙县志》载：中兴寺在六十四都，南渡初，中川郎公藻奉敕居此，故俗称南寺。塔因寺得名，称南寺塔。《万历府志》曹冠记：东阳婺之壮县，以佳山水得名，而襟带溪流雄杰秀丽者，南山其尤也。山下有寺焉，日中兴，规模宏大，甲于诸刹。可见当时香火之盛。南寺塔因西北部塔基不实下陷，塔身斜向西北，1963年4月23日晚子时，南寺塔在狂风暴雨中倒塌。
南寺塔出土青瓷碗
南寺塔无地宫，出土一百三十余件文物藏于塔心和塔壁。从性质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镇塔之宝，如舍利珠、经卷、佛像、金涂塔等。另一类如钱币、铜镜、银器、青铜器等。葛府窑产品和南寺塔出土瓷器的相互验证，为研究和借鉴确切的五代、北宋婺州窑青瓷产品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陶瓷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
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出土的青白瓷赏析 古代瓷器知识
在隋唐大运河出土的众多精美的隋唐至金元时期的瓷器与残片中，有一种被誉为饶玉的白中略微泛青的、酷似中国古代白玉质地的青白瓷，特别值得推崇和关爱，它就是我国宋代著名窑口景德镇窑的青白瓷。
景德镇窑最迟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到北宋时始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中略带青色，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首创，这种色调符合文人士大夫高洁淡雅的审美情趣，给人以青莲素爽之感。五代时期，中原动乱，南唐偏安，部分北方白瓷窑的工匠逃往南方，与南方以青瓷见长的工艺相结合，开发出了青白瓷这一创新瓷种。靖康之变后，随着宋室南迁，河北定窑的许多窑主和制瓷工匠也随着南下。北方工匠又带来了定窑瓷品新的制作技术。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原以光素者居多，其间亦有刻花，受定窑工艺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代替。
青白瓷作品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其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薄胎的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两宋即成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同时还大量出口外销。
一、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出土的青白瓷
在隋唐两宋时期，由于大运河通济渠段的开通，淮北柳孜成为当时沟通中国南北经济的重镇和货物集散地。在通济渠通航的七百余年间，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故，为大运河留下了大量的遗存，其中就有精美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器。在大运河所出土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器中，尤以宋金时期的青白瓷数量最多。以下介绍几件柳孜遗址出土的青白瓷。
1.青白釉莲纹葵口碗(图1)
高7.2厘米，口径20.3厘米，底径5.9厘米。
图1
碗敞口，口沿呈六葵口，斜直腹、浅圈足。内外施满釉，底足内无釉，釉色青白。内壁刻划出的莲纹潇洒、纯熟、有力，构图严谨，一气呵成，可见刻工的技艺十分高超，莲花的刻划深浅把握恰到好处，与积釉的翠蓝配合得天衣无缝。莲花纹是景德镇青白瓷最流行的一种装饰题材，常以莲花或莲瓣纹作为主题纹饰，有缠枝莲、折枝莲，或盛开的朵莲，充分反映了江南水乡的迷人景象。
2.景德镇青白釉瓜棱花口瓶(图2)
通高15.4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7.6厘米。
图2
瓶花口束颈，腹部有比例适中的指沟，圈足外撇。胎薄，可透指影，通体施青白釉，釉色晶莹。此瓶造型别致，呈波浪起伏的口部，强化了花的造型，使瓶子更加秀丽优美，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3.青白釉褐彩三连盒(图3)
通高5.3厘米，三盒的口径各为4厘米，底径各为3.3厘米。
图3
盖与盒身以子母口扣合。三根花茎缠绕在三盒的盖顶，其中一盒盖面上捏塑有一朵盛开的花朵，另两盒的盒面各捏塑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蕾，布局疏密得当，制作工艺十分精巧，显得格外美观。该三联盒子母口无釉，里外施满莹缜如玉的青白釉，花蕊、花蕾及花茎都以褐彩点缀。盒盖和盒身用深而宽的刀痕刻划出花瓣纹，刀法简洁熟练，纹饰清晰，增加了三联盒的立体感。这种瓷盒子主要用途为盛装药品、化妆品和香料等。
4.青白釉瓜棱形执壶(图4)
通高9.5厘米，口径5.3厘米，底径4.9厘米。
执壶的釉色呈淡青绿色，极薄而透明，让人感到柔软和亲切。丰腴饱满的壶体，在极薄的坯体上勒出十六道筋纹，稍短的颈向上渐渐放大直到呈花形的口部为止，与此同时宽而薄的壶柄从颈部划一道圆弧搭至腹上，细而修长的壶嘴自壶腹部直出到与口部相平。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唐代瓷器已开始仿金银器，宋代更甚。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以日用器皿为主，在造型上吸收金银器的特点并加以创造，这件青白瓷执壶明显带有仿金银器的某些特征，不仅造型优雅秀美，而且腹大流长，既便于存储水和酒，又便于倾倒。
5.青白瓷盏托(图5)
通高9厘米，杯口径7厘米，足径3.5厘米，托腹径12厘米，足径6.4厘米。
此套盏托造型简约，线条流畅，光素无纹饰。杯为敞口，深腹，高圈足外撇。托为折沿口，台阶式浅腹，高圈足，托中央设一高台，台边缘凸起一周托圈，圈内仅容杯足于内。杯与托通体施白中带青的青白釉，仅底部露胎。杯足积釉较厚，器形清秀典雅，传递给我们一种端庄、恬静、淡雅之美。盏托，亦称茶托，是一种以托和盏配套使用的茶具，是宋人饮茶的必备之物。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古代瓷器知识
陶豆大汶口文化，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大汶口文化，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