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没壶之前也得喝茶，有壶之后茶喝得更精致，茶是主，壶是从，有壶没壶茶都得喝。只不过，壶突然就发达了，扬名立万，颇有另立山头分家另过的意思。
但这是不可能的，失去了茶的限定，壶成了莫明其妙的一种东西、摆设，脱离了茶，壶无所适从。
都说人生如茶，茶如人生，在静的时间里，品一杯茶，用上自己喜欢的壶。手抚紫玉，抛开世俗的烦恼，回归生活原始的本真，那是何等的快乐享受？
人很奇怪，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往往各不相同；而每个人，又可能每段时间的追求不同，也会喜欢不同的物品。所以，有时我们喜欢上了，那其实是一种很值得珍惜的缘分。而紫砂，它几乎能让所有的人化异求同，超脱凡心，给你一种静雅的生活。
紫砂壶，既是日常可亲的实用品，可以斟茶倒水；又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把玩。既能静静地守候在田间地头，为辛苦劳作的农人消烦解渴，袪暑送凉；也能于风雅竹炉上，伴骚人墨客吟诗作画、纵论古今。
紫砂，可以质朴内敛。它的构造拥有自由和灵性，可以暖手温心，可以成全一种委托生命想象的大美。于是原本纠缠于繁杂琐事的，在品呷香茗、把玩砂壶中安静淡定。人生感怀寄寓其中，枕石醉陶已经足够，仕途宦海已经忘却。如果既能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在一把紫砂壶上寻找入世与出世的平衡点，岂不妙哉！
紫砂，可以朴拙自然。一个小小的壶坯上，既可以题写壶铭，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又可以篆刻花鸟草虫，以寄托行云流水般的性情。天下哪一种陶瓷器皿能与之比肩呢？
当你用它泡上一壶茶，捧起它，它更是暖手暖心，润肺润肠，令你看淡俗事纠葛，感叹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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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
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这是清代学者吴梅鼎在他所著的《阳羡茗壶赋》中对陶壶鼻祖供春的赞句。
供春，又称龚春、龚供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宦的家僮，也有人说是婢女。据《宜兴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父金沙寺中。吴骞《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僮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凉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明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的序言里说：余从宜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据查考，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极有文名，是吴门画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能政，供春。实颐山身旁一个髻龄颖异家僮。
金沙寺，在宜兴西南境湖山间，原是唐代宰相陆希声晚年隐居的地方，称陆相山房，又称遁叟山居。建筑宏伟。这所在地当君山之隅，东溪之上，古谓湖者。古时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据说满100年才结一个树瘿，100年以后每年结一个，色式非常奇特。当时供春侍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读书，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就在空闲的时候仔细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这一套复杂的技术。他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有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炼成型。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茶壶表面上就有指螺纹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很像三代的古铜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以为质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况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清代诗人周澍曾有这样的诗句赞誉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荫日初晴，自泻供春蟹眼生。疑是闭门风雨候，竹梢露重瓦沟鸣。又在《台阳百咏注》中记述：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上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
《项子京历代名瓷一名龚春圆形变色壶，并加注：项氏历代名瓷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窑变者如此壶，本褐色贮茗之后则通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一分还成褐色，若酌完则通身复回褐色矣，岂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间，以为至宝耶？与下朱壶咸出龚制，予曾一见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为南部张中贵以五百金购去。一名龚春六角宫灯变色壶，并加注：又纪龚春窑变朱色壶云：怪诞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见也！今见此二壶项氏所记，把供春壶描写成神奇的器物，不足为信。已有后人驳其所言云：案壶用久则茶渍深，贮茗略现碧色，理或有之，非窑变色也。若如项氏说，通身转变，分明若此，似不近情。这个批评是以科学态度分析的，当然不无道理。
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他还创作过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而尤以树瘿壶为世所宝重。此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呈栗色。凹凸不平，类松根，质朴古雅，别具风格。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受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紫砂文化：紫砂与茶的文化艺术融合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砂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茶具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紫砂壶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收藏品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茶与紫砂 天作之合
从饮茶衍生而来的茶具，是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同样是一门独立、精深的学问。在所有的茶具尤其是茶壶中，紫砂壶以风流之姿坐稳当今第一把交椅，成了人们争相购买、收藏的器皿。
然而近来，关于使用劣质、仿制紫砂壶喝茶危害健康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让人们对紫砂壶的茶用价值产生了怀疑。近日，记者走访了本市一些紫砂壶研究、收藏者，他们表示，纯正的紫砂壶，仍是饮茶的最佳器具。
裕后堂纯正紫砂博究馆的王祖淦先生认为，“茶事以紫砂为上”的说法是准确的。据他介绍，紫砂壶适于茶事，首先就有科学依据。多项研究表明，常见的茶壶中，瓷壶偏酸性，玻璃壶偏碱性，而紫砂壶恰为中性，最适于保持茶质、提取茶香，可令茶与水有效融合。并且，和普通的陶瓷相比，紫砂壶透气而不渗水，可最大限度发挥茶香。用紫砂壶冲泡的茶，香气馥郁，口感上佳，紫砂壶几乎就是为茶量身定做的“衣服”。
自明代以来，紫砂壶的茶用价值逐渐广为人知。不过在早期，金银、瓷器茶具盛行的时候，紫砂壶还只能做陪衬。后来，伴随着紫砂壶的广泛传播与文人们舞文弄墨的追捧，紫砂壶后来居上，成为了饮茶时的必备器皿。紫砂的“加冕”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发现。只有紫砂最合茶性，能完美地诠释出茶的价值，可谓天作之合。
本市知名紫砂壶研究者罗文华先生说，紫砂壶不但善保茶香，其自身的性质也决定了适于泡茶。紫砂壶耐热好，导热慢，不但沏茶、煮茶时不烫手，饮茶时不烫嘴，且寒冬季节遇热水不开裂，较适于保养。此外，紫砂久经茶事后，色泽愈加温润古雅，还可保有茶香。紫砂壶本身造型大气简约，结合书画后更加形神兼备，其独特意蕴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度与风致。
陶瓷文化与绘画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陶瓷文化与宗教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
陶瓷文化：著名紫砂陶艺家张燚谈赏壶与文化
国家级助理工艺美术师张燚作品《菊蕾壶》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赏壶是最讲究文化底蕴的。紫砂壶在制作型态上可以分为仿真花器和传统素器两大类，仿真花器是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本而入艺。这类紫砂壶要求制作精细、装饰和实用结合要和谐而不显牵强，也不要莫明其妙的夸张。素器是以简单的几何造型为器型，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物。赏素器首先要看壶身、壶盖是否丰满，方器是否不内夹，圆形是否不瘦瘪，再看壶嘴和壶把组合的外切空间线条是否流畅。在紫砂行业内有这样一句师徒相传的谚语：壶把随着壶身走，壶嘴顺着把末出，形象地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张燚向父亲张顺法请教制壶技艺
紫砂壶的第一功能是使用，因此首先要用得顺手，可以用手拿起壶把根据自己习惯用一手指按住盖看是否舒服，且其他手指不会触及壶身，否则会因烫手而拿不住壶。然后还要看壶盖与壶身是否有间隙，间隙太小或太大都不行，标准间隙是左右摇动时能听到轻微撞击声，大约2毫米的间隙为佳，盖边线跟壶口线要整齐服帖成一线，转动时不会出现太大的距离。掌握了上述要点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玩壶、赏壶和养壶了。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为青年紫砂陶艺家张燚题词承古意新
张燚简介张燚国家级助理工艺美术师、中国紫砂优秀中青年陶艺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苏省陶瓷行业协会会员、绿宝石艺术陶瓷馆签约的著名陶瓷艺术家。陶都宜兴，紫砂荟萃，润陶苑秀立于林。润陶苑张氏一门，有女名燚，其父张顺法，其母鲁瑛，皆为紫砂工艺厂著名工艺师，外公鲁玉贵更曾系紫砂工艺厂党委书记，家学渊源，自襁褓即受熏陶。赋乃天生，性是情生，幼时便对紫砂独抱情怀，日益渐深，后南京工业大学毕业，遂立志从业紫砂艺术之创作，拜省大师胡永成门下，悉心学艺，更入四川农业大学艺术系进修。其紫砂技艺逐步精深，出现其独有的艺术风格，作品简练古朴，以高雅见长，能圆能方，注重造型特点与细节处理。近年来，在各类大会展览评选中屡获奖项，深受爱壶者的喜爱与收藏。2008年3月《春色满园》捐赠江苏红十字会拍卖；2008年10月《线韵》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设计银奖；2009年5月《宝玺》获大连茶博会银奖；2010年4月《君子风》荣获首届山东茶文化节优秀奖；2010年9月《凤鸣》艺术造型获国家专利；2011年6月《凤鸣》获首届原创作品二等奖；2011年11月《紫砂梨式》被无锡博物馆永久收藏；2012年5月《竹福》在石家庄第五届茶博会传统造型中获制作金奖；2012年6月《菊瓣》在河南电视台举办的【我最喜爱的紫砂艺人暨作品】电视网络评选活动中荣获银奖；2012年7月《宫灯》被天津博物馆永久收藏；2013年6月《菊瓣》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永久收藏；2013年10月《缘古》无偿捐赠给江苏宜兴残联；2013年11月《事事如意套壶》获在陶瓷行业协会评比中荣获二等奖。除了技艺上的成就，她还关注着紫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09年起先后发表论文《紫砂壶中的艺术气息》、《诗意宫灯文化神韵》、《线韵之创作漫谈》、《浅谈紫砂壶的创作和创新》等在业内引起极大反响。
佛教与中国陶瓷文化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陶瓷文化：紫砂与竹
宜兴紫砂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因为植根于江南阳羡，有历代文人的密切参与，使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人文雅趣。竹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历来受到文人激赏，宜兴又有竹海之称，故紫砂艺术与竹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竹，因四季常青，人们把松竹海并称岁寒三友;又因竹竿挺拔、刚直不阿而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竹与大众密切相关，竹制品是生活必需品，竹刻、竹编是悠久的民间工艺美术，竹文化也是重要的民俗文化，民间有梅开福贵，竹报三多竹报平安之说。总之，竹文化对文学、绘画、园林、音乐、宗教以及工艺美术有深远的影响。宜兴与紫砂艺术与竹文化联系密切。
竹是紫砂花货重要的创作题材，竹型茗壶已成为紫砂塑器的一大门类。有以一节竹筒造型成壶的，如竹段壶，即以一段竹筒为壶身，竹枝为嘴、把、钮，并贴以竹叶数片，简洁巧妙，已成经典。以竹入壶的另一种做法是光货壶体上用竹枝、竹叶做嘴、把、钮等壶的附件，如小型竹节壶、珍竹提梁壶等等。总之，竹是紫砂创作的重要题材，以竹造型是紫砂造型艺术的一大手法和组成部分。
以竹饰壶，把竹文化与紫砂相结合，让人在品茗玩壶时，品味竹的潇洒飘逸，虚心劲节，壶、茶、竹融为一体，美哉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