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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乾隆皇帝陶瓷上的御制诗

古代瓷器:乾隆皇帝陶瓷上的御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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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6

雍正御制款瓷器鉴别。

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郊圻犬吠杂鸡号,策马霜华点素袍。收获才完仍播麦,田家四季总勤劳。

第二,骑射讲武之作。如在《率侍卫等习射殿庭》诗中写道:我朝弧矢服天下,太平讵敢忘戎焉?吁嗟荩臣听予言,克念尔祖勤劳者。

第三,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之作。如《山田》:旧代常愁烽火惊,于今此地有人耕。混同中外皆天泽,倍切乾乾保泰情。

第四,说理咏史之作。如《夜静观书》:看书如看山,其境日日殊。随境不会心,多闻不如无。

第五,个人生活的写照。如悼亡诗《慧贤皇贵妃挽诗叠旧作春怀诗韵》:牛女岁一会,讵云隔天汉。崦嵫虽下舂,扶桑复明旦。人生赴壑蛇,去势谁能绊。永惟王衍言,言笑忆晏晏

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一类是清代之前的历代名窑瓷器,特别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另一类是乾隆本朝御制诗瓷器。

《紫禁城》1998年第3期刊载的吕成龙先生《乾隆御制诗中的瓷器误定举例》一文谈到,乾隆皇帝一生做了大量的咏瓷诗,新中国成立前,耿宝昌统计为199首,其中咏柴窑4首、定窑32首、官窑70首、汝窑7首、钧窑9首、哥窑22首、龙泉窑5首、宣德朝瓷器8首、成化瓷器2首、嘉靖瓷器l首、咏陶器15首、咏白瓷1首、咏宋瓷9首。

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

据专家统计,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朝之前的历代刻有乾隆御制诗瓷器20件,御制诗被镌刻在器物内、外底及外壁等各处。例如,宋官窑粉青釉圆洗、宋官窑葵瓣口碗、宋官窑葵瓣口盘、宋汝窑天青釉三足圆洗、宋哥窑双耳炉、宋定窑白釉碗等等。

这些镌刻在瓷器上的乾隆御制诗中,乾隆对瓷器的釉色、造型、纹饰等方面进行了品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收藏和把玩古物的喜悦之情。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乾隆皇帝对这些瓷器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绝不是做为帝王的附庸风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双耳炉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宋哥窑双耳炉,造型典雅端庄,釉面开有许多深浅不一的片纹,深者色呈黑色,浅者色呈黄色,俗称金丝铁线,这种自然天成的美趣,备受历代文人及鉴赏家推崇。此件哥窑双鱼耳炉在传世哥窑器物中称得上是精典之作,器底有六个圆形支钉痕,及镌刻乾隆御诗《咏哥窑炉》一首:伊谁换夕薰,香诗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寥寥数句,即把哥窑釉色之美展示给世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三足圆洗

对于宫中所藏汝窑瓷器,乾隆皇帝更是珍爱有加,在传世品的许多件汝窑器物底部都刻有乾隆皇帝的诗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汝窑三足圆洗,淡淡的天青釉色细润如堆脂,釉面遍布细碎片纹,韵味无穷。这件三足圆洗极为珍贵,底部镌刻一首乾隆皇帝于戊戌夏时所作的御题: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

乾隆皇帝除了在前朝瓷器上镌刻御制诗文外,本朝瓷器上也多见他的诗文。只不过,这些诗文是以一种装饰手段出现在瓷器上,并成为宫廷御制瓷器特有的装饰手法。

有关乾隆御窑御制诗瓷器制作或使用的情况,《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最早的记载应是在乾隆七年,乾隆皇帝看到御制诗歌山水青花大罐发出甚好的赞叹,旨令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按其式样,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

本朝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珐琅彩花卉纹瓶

北京故宫珍藏的一件清乾隆珐琅彩花卉小瓶,画面为洞石花卉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并钤印金成、佳丽、旭映胭脂红篆章三枚。瓶身整体装饰不仅诗绝、画精,且印更妙,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开光花卉御制诗文瓶

北京故宫收藏有一件粉彩开光花卉御制诗文瓶,腹部呈八莲瓣形开光,四面开光内以粉彩绘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四季花卉;另四面开光书楷、行、隶、篆四体乾隆御制诗各一首,其中一首咏牡丹的诗句写到: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日烘始识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夭矫孥空欣得地,辉煊散彩正当庭。一般都是生意,坐对从知笔有灵。描绘了一幅美妙的画卷,一诗一画,相得益彰。

中国嘉德2013春拍中,一件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幽谷香凝冰玉腮,寻芳才见一枝开。雪过野径行行远,春到山村得得来。最爱轻盈含数点,莫愁狼藉落成堆。明窗雅助新诗兴,坐上曾延萼绿陪。该诗是乾隆帝即位前青年时代的作品。主要表现诗人雪中探梅,偶有所得,仙风临身之感。

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霜华点染素花寒,枫叶纷披柳叶残。篱下爱看白玉盏,枝头忽作紫金盘。晚芳摇落香犹在,冷艳依迟秀转攥。我是诗人亦花史,一番吟赏一番看。描绘了菊花生长于萧瑟秋风中,即使花瓣凋落仍香气犹存,歌颂了菊花清高的格调。

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荷叶擎将沆瀣稠,天然清韵称茶瓯。胜泉且免持符调,似雪天劳拥帚收。气辨浮沈原有自,火详文武恰想投。灶边若供陆鸿渐,欲向曾经一品不。其情之高雅,显而易见。

清乾隆矾红御制诗文茶碗一对直径10.8cm中国嘉德2011春拍

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中,有一对清乾隆矾红御制诗文茶碗上拍,以345万元成交。这对茶碗碗口微撇。碗壁以矾红御题诗文一首: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辩鱼蟹,鼎烟迭生灭。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偓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落款:乾隆丙寅小春御题,加盖乾朱文圆章,隆朱文方章。

诗中提到的梅花、佛手、松实,是乾隆皇帝自创的一种茶三清茶,采三者入茶,以雪水烹之而成。并在品尝佳茗之时,作诗以和,文雅之至,于御瓷中体现。史料记载,乾隆时期仅重华宫所办的三清茶宴就有43次,也称重华宫茶宴。三清茶宴于正月初二至初十间择日举行,参加者多为词臣,如大学士、九卿及内廷翰林。每次举行时,须择一宫廷时事为主题,群臣联句吟咏。

在清宫的各种陈设用瓷器中,壁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从史料看来,乾隆皇帝特别钟情壁瓶,将十四件式样各异的壁瓶装饰于珍藏稀世法帖的养心殿三希堂之东壁墙上。此时清宫对壁瓶的称谓改为挂瓶、轿瓶。名称的变化,亦反映功能的转变,因为乾隆时期壁瓶多出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悬挂在皇帝的御辇中。

有统计显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48件乾隆时期的各式壁瓶,其中的138件壁瓶上有不同体例的乾隆御制诗。这些诗文中,大多数是乾隆的《咏挂瓶》。

清乾隆仿古铜釉御制诗文轿瓶高20.5cm中国嘉德2011春拍TaOCi52.COm

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中,有一只清乾隆仿古铜釉御制诗文轿瓶上拍,以667万元成交。这只轿瓶隽巧别致,气质华贵,取双夔龙为耳,以仿古铜釉为底色,口沿以下分别装饰如意云头纹和夔蝠纹,瓶腹中间为长形倭角开光,围以模印鎏金夔龙纹,开光内白地墨书篆体《咏挂瓶》诗,篆法古雅清秀。末钤红彩篆书乾、隆关联章。底部为乾隆年制阴文四字篆款,端庄稳健,有别常见的描金篆款,是为乾隆壁瓶少见之款式。底部与背部皆敷设金彩,以模仿铜胎之效果。较之乾隆朝其它壁瓶,本品最为独特之处正是色釉之罕见,为乾隆壁瓶当中仅知的一例。

乾隆御制诗以它特有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为瓷器装饰拓展了一片天地,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瓷器上所镌刻或书写的诗文多是乾隆皇帝的有感而发,这些历史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的御制诗,不仅记录了当时宫廷中许多的政治活动,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乾隆皇帝的审美取向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提供了最直接的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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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宣德皇帝与蟋蟀罐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但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是何故?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罕究其原因,即: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其珍稀亦是自然之理。

但在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从此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陶瓷上的古代才女


“三八”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100多年来,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争取,妇女地位逐渐与男子平等。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曾出现过一些比较杰出的女性,在我国古代的一些瓷器上,就曾留下她们的倩影。

清代人物罐上的班昭。此罐瓷色洁白,光亮细腻,罐上的班昭一身素净,坐在一张印花靠椅上,手捧一本书,表情宁静平和。图案的左边写着“班惠班”,右边写着“曹大家”。汉朝的班昭,字惠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其兄班固死后,奉旨入宫续写《汉书》,并得到汉帝的赏识,成为皇后和贵人们的老师,号称“大家”,因其夫姓曹,故后世亦称“曹大家”。班昭晚年写了一部《女诫》,主要论述了女子在夫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成为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是许多大家闺秀的“必读”之书。

瓷盘上的上官婉儿。瓷盘上的婉儿身材修长,衣裙淡雅,略施粉黛,面容秀丽,发型高耸,乌黑如云。她一手执一把圆扇,一手握一卷书,目光低垂,仿佛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在她身后的假山上,是一丛盛开的牡丹,大气而富贵,这也从一个方面暗示了她的出身比较高贵。唐代的上官婉儿,是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饱读诗书,才思敏捷,13岁为才人,14岁被武则天召见并重用,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有“巾帼宰相”之称。

晚清粉彩瓷碗上的苏小妹。画面上花红柳绿,溪水清澈,春风吹拂,荡起一圈圈细细的波纹,水中长着两簇青青的水草,岸边的树枝上花开朵朵,苏小妹站在船头,举着双手,微笑着看着对岸。岸上站着她的相公秦少游,她的哥哥苏东坡及东坡好友佛印,看起来他们也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苏小妹是当时著名的才女,经常跟苏东坡一起外出游玩,跟佛印开玩笑,相互调侃和对对子,巾帼不让须眉。更经典的是苏小妹在新婚之夜,和相公秦少游一比才智。夫妻二人一边饮酒,一边沉浸在诗文对联的世界里,这便是民间流传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

虽然在古代,女子地位十分卑微,但总有些出类拔萃的女子,敢于挑战世俗偏见、追求梦想,在中国女权史册上,书写了与众不同的人生。

古代瓷器:清乾隆瓷器赏析


乾隆朝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清代瓷业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乾隆本人和宫廷对瓷器的大量需求,除部分瓷饰风格仍沿袭康熙、雍正遗风外,还不惜工本地追求各种新奇的制品。制做水平极高,器物端庄、秀丽,且造型更加丰富,转心瓶、镂空套瓶、鹿头尊等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清乾隆青花龙纹天球瓶

清乾隆青花折枝花果蝠纹花口瓶

清乾隆青花双耳扁瓶

清乾隆青花蝠果纹葫芦瓶

乾隆青花以正蓝色为主,呈色稳定,无晕散,画面清晰,色彩明艳。青花玲珑瓷是这时的新品种,先于胎上用青花绘画,并在适当的位置上透雕花纹,然后内外上釉,烧成后镂孔处透光度很强,使青花瓷愈显得玲珑剔透,优雅美观。青花釉里红色调同样稳定鲜艳,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品种,此外还有青花胭脂紫,或称青花加紫,紫彩为釉上彩。

清乾隆珐琅彩缠枝蝴蝶纹平底葫芦瓶

清乾隆粉彩描金《福寿》蕃莲纹双耳瓶

清乾隆粉彩描金《福寿》蕃莲纹葫芦瓶

清乾隆酱地描金凸雕灵桃瓶

清乾隆斗彩焦石鸡纹笔筒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和粉彩瓷造型更加奇巧,工匠精心构思创造了由内外两层组成的转左面瓶和转心瓶等新颖器形。纹饰也更加绚丽,色地轧道和锦上添花的工艺,把瓷器装饰得富丽堂皇,华美之至。但花纹却未免过于繁缛堆砌,失去了雍正时期那种清新秀丽、飘逸优雅的风格和生动感。而五彩和斗彩瓷器虽仍然继续生产,但凤光却为盛极一时的粉彩所掩,工艺上也少有创新之作,逐渐不再为社会所重视。

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花觚

清乾隆青花八吉祥纹贲巴壶

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盉

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双耳六方瓶

清乾隆青花仙鹤纹带托爵杯

清乾隆黄地青花花果纹盘

清乾隆粉彩缠枝花鸟纹凤耳瓶

清乾隆粉彩福寿纹双耳瓶

清乾隆粉彩百子纹双耳瓶

乾隆一朝六十年间,瓷器的制作发展到历史的最高峰,此后便进入由盛转衰的时期。乾隆中期以后,制瓷业开始走下坡路,由于工艺上片面追求精细、华丽,从而导致了纤巧华缛有余而深厚高雅不足,艺术水平低落。昔日的灿烂光辉亦随着国势的衰微变得愈来愈暗淡,中国陶瓷业的黄金时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告消歇。但是它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却始终闪着永远不会磨灭的光芒,为人们诉说着中国古老的陶瓷艺术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并为现代艺术陶瓷树立了可资借鉴和继承发扬的优秀典范。

古代陶瓷上龙纹的演变


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长有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似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

龙在阴阳宇宙观中代表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封建时代龙作为帝王的象征,也用来指帝王和帝王使用的东西,如龙颜、龙廷、龙袍、龙宫等。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自在商代形成后也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朝代的更迭、人世的沧桑、文明的发展、观念的演变都对龙纹的形象及其含义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龙纹是陶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广义上的龙纹包含龙纹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而狭义上的龙纹则单指纯粹的龙纹。龙纹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陶瓷类器物上,彩绘蟠龙纹陶盆是最富有特征的器物。此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崇拜有关。商代和西周时期,龙纹也是常见的纹样。到了元代,龙纹的工艺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两代则是龙纹的全盛时期,纹饰主要采用釉下、釉上彩绘方法,亦有用印花、刻划、堆贴等工艺技法制作。尤为重要的是,明清两代的龙纹中,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双须。同时,明清龙纹还出现了花间龙、莲池龙、翼龙、正面龙、立龙等形式,为前朝所不见。

具体来讲,商周时期的龙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鳞虫形态的龙,就是蛇体形,身体像蛇,无肢爪,有一首二体形,也有一体二首形;另一类是兽体形龙纹,张目,有肢有爪,身像兽体,尾巴卷转。春秋战国时期的龙都是兽体,爪是三趾,尾细而卷,张大口,角呈后卷状。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是:头似牛首,有须,大耳,细长角对称,蛇形体, 有翼, 脚有爪,身附璧,所以秦汉时期的龙纹有“珠联璧合”之说。

唐朝时期龙纹的特征是:身体是胖美健壮的蛇体;身上以斜方格组成的网状纹鳞片,代替了鱼鳞片纹;龙爪从过去的兽爪变为鸟爪形,爪甲绘成略弯的三角形,显得锋利有力;龙首的双角多分叉,口角比前期明显加深,所以上颚较长,特别是上唇,长而往上翘起;眼睛从过去的圆眼、三角眼变为凤眼。

到了宋朝,龙纹形体已有定式,直至元明清,均身为蛇形,身至尾渐细,四肢有羽毛,趾有三、四、五不等,龙首有角、发、须。宋元以前,以三、四趾龙纹居多,元末官方出台民间不得使用“五爪龙”的规定,到明清时期,“五爪龙”被官方所垄断。

龙纹的体态在宋、元、明、清也有不同的变化。宋代龙纹头小脚大身躯壮,发后冲,有须,三趾,有威武感。元代龙纹头小,颈细,肢瘦而有力,龙首无发或疏发,舌长,身绘鱼鳞片或斜格纹。明代永乐以后,龙体变粗,张嘴伸舌,上颚高突,五趾为鹰爪。成化至正德时期,龙纹多闭嘴,方首,毛发上竖,龙睛圆睁平视,风车爪。嘉靖至万历时期,龙身又趋细长,毛发增多,龙首上颚伸出,面端鼻尖绘成如意状,似猪嘴,俗称“猪嘴龙”。崇祯时期始见正面龙,俗称“老头龙”。

清初龙纹尚存明代遗风。至康熙时期,龙嘴变短,眼睛变小,身躯变肥,头发像狮子,龙须细长而卷曲,神态凶猛。雍正时期仿明代龙纹,但头部特征同清代。乾隆时期龙身粗,毛发多,嘴部特征仿明代,整体有苍老感。嘉庆、道光以后,龙的身躯更为臃肿,龙纹的绘制呆滞,线条简化,毫无威严之感。

试论古代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泽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1977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四件青釉仰覆莲花尊,造型雄伟,装饰瑰丽,是代表南北朝莲纹装饰水平的典型作品。莲花尊除颈部堆贴两组飞天、兽面纹外,自肩部至足部装饰六层不同形态的仰覆莲瓣。第一、二层模印的双瓣覆莲贴在肩腹之间,莲瓣圆润舒展;第三层恰在器腹中部,莲瓣最长,瓣尖凸起微向外卷,每瓣还加饰一片模印的菩提叶纹;第四层仰莲贴在下腹部,瓣尖略微上卷。最底部的高足上堆贴两层覆莲。各层莲瓣分别采用印贴、刻划、堆塑等技法,华缛精美,仰覆呼应。山东淄博和庄北朝墓出土的莲花尊体形瘦长,腹上部堆塑一周双瓣覆莲,莲瓣凸起,姿态丰盈,瓣尖向外微卷。下腹部饰一组双层仰莲,每层十一瓣为一周。腹以下收缩为外侈的高足,足外堆塑一周十一瓣覆莲。南方同期墓葬中也有莲花尊出土。武昌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刘凯墓和南京林山梁代大墓出土的莲花尊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均与封氏墓出土的极为相似。这种体形硕大、装饰华美的产品。标志着南北朝制瓷工艺的发展水平。南北朝瓷器的莲纹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尤其是封氏墓出土的仰覆莲花尊,每层莲纹的样式和处理手法各不相同,其丰富的变化与壮观的形制都是前所未有的。从众多的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此时的莲纹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岗、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的柱础,藻井图案,是以佛教艺术为母范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北朝制瓷艺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把富于装饰性的莲纹与我国传统的瓷器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陶瓷的装饰艺术。

(二)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时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成就的基础上,隋唐瓷器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南北朝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莲纹此时已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逐渐成为现实题材而普遍为民间艺术所采用。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

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尽管受到北方白瓷的挑战,青瓷在唐代仍占主要地位。此时越窑代表着青瓷的最高水平。唐、五代越窑大量使用莲瓣作为纹饰。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的越窑青瓷带托碗,碗身做成莲花形,碗托为边沿微卷的荷叶形,一花一叶,相映成趣,既美观又实用。1957年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形盅,外壁刻三层宽厚的仰莲,盅托内沿和足面分别刻双层仰莲和覆莲。浮雕技法使莲瓣微微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越窑精美的莲纹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北宋初期许多名窑都仿烧过越窑风格的刻莲瓣纹瓷器。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

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1969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65.5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1972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南方其它烧制青瓷、青白瓷的瓷窑也有大量装饰莲纹的优秀作品。江西莲花山宋墓出土的影青带碗注子,温碗呈八瓣莲苞形,高圈足外壁环贴覆莲瓣。注子通体作六瓣瓜棱形,在颈部、流咀基部以及狮形盖的边沿分别贴塑覆莲瓣。制作精巧,造型优美。此外,象越窑烧制的青瓷仰覆莲花盒,福建烧制的青白瓷浮雕莲瓣炉,都是以莲花为装饰题材的精美工艺品。

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四)

自东汉晚期到宋代一千年间,青瓷一直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的刻花、印花等"胎装饰"技法在应用上远远超过彩绘。元代以后,青花和釉上彩绘瓷器取代了青瓷的主导地位,制瓷工艺进入了以彩瓷为主的黄金时代。随着彩绘技法的迅速发展,装饰题材空前丰富,山水、花鸟、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吉祥寓意图案大量出现。莲纹此时已成为诸多装饰题材中的一种,比较长见的有缠枝莲、莲瓣纹和以纯国画方法表现的写实莲荷纹。

缠枝花是宋代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宋磁州窑的缠枝花卉大花大叶,枝繁叶茂,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元代青花缠枝莲纹继承了这一特点,花体较大,花形饱满,瓣与瓣之间及花蕊均不填满色,留出一线白边,使花朵的结构清晰。经过变形处理的主叶呈葫芦形,这种特殊的叶纹装饰性很强,为元代缠枝花所独有。在结构布局上,充分注意了“青”与“白”的关系,青花与白地比例均匀,画面满而不乱。元青花瓷器的纹饰层次较多,一般由主题纹饰和多层辅助纹饰构成。缠枝莲大多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盘碗的内外口沿和瓶罐的肩、胫部,但有时也用作主题纹饰。

莲瓣纹是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1988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古代瓷器:清代乾隆朝瓷器:瑰丽繁复


清三代瓷器是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在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当时社会开放,文人墨客加入进来,欧洲的彩绘技法也得到借鉴,瓷器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三位皇帝的性格差异不但表现在各自鲜明的执政风格中,还影响到了官窑瓷器的制作。

乾隆朝瓷器一面保留前世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粉彩取代五彩,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

乾隆官窑与康熙、雍正相比,其风格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乾隆不同于其父,也不同于其祖,他喜欢繁缛热闹、华贵亮丽之风。所以,乾隆官窑瓷在厚重方面不如康熙,隽永方面不及雍正,但是具有华美多姿、繁华似锦的特点,不但精巧新奇,而且极尽工雅细丽之能事。

乾隆皇帝自身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器型、色彩、品种要求很高,所有御制瓷器须经御批审定和御出物力对其进行精心打造。

古代瓷器:宋代宫廷御用器“供御”茶盏


供御刻款、進琖印款,是建盏为宋代宫廷御用茶器确凿无疑的证据。然而,何时建盏才真正地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确实的供御呢?

据现有史料记载,建盏最早出现于宋代宫廷,是宋徽宗在宴请时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赐与蔡京。时间是政和二年(1112)四月八日。

境内的主要河流,福建闽江的上流,即指代建州。)

上海博物馆藏進琖印款建盏

宋徽宗为蔡京举行的这次宫廷特宴,是在他第三次起用蔡京主持国政的时候,以此来表示对蔡京的特别宠遇。蔡京自杭州奉诏抵达开封时,徽宗已赐以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fx]于西池等优异礼数,又决定为他举行这次特宴。赴宴者有宰相和执政何执中、郑绅、吴居厚、刘正夫、侯蒙、邓询仁、郑居中、邓询武、高惊、童贯,并以最宠爱的第三子嘉王赵楷陪宴劝酒,加上蔡京及子蔡位,共十三人。

此次宫廷宴席明确表明,至少在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徽宗当政第12年以前,建盏已进入宋代宫廷之内,成为供御茶器。此时比《大观茶论》成书晚四至五年。

徽宗的前任皇帝是兄长哲宗赵熙。哲宗在位15年,年仅24岁便病逝,因无子嗣,而由徽宗接位。那么,有没有可能建盏供御、進琖于徽宗之前呢?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一首诗文《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叙写的是苏轼在与蒋颖叔、钱穆父随哲宗景灵宫行李,哲宗赐茶给大臣们的情景。其中,有二句诗文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香泉滟宝樽。南宋的苏轼诗词注本,注铜叶为茶盏也,铜叶是一种树叶形的铜质茶盏。

苏轼的诗写明了,哲宗赐茶所用的茶盏是铜叶,而非建盏。说明,建盏在哲宗元祐七年时还不是供御。

而一年后,元祐八年,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后,哲宗才开始亲政,时年17岁。与徽宗不同,哲宗是个励精图治、抱负远大的皇帝,在亲政到病逝的7年里,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变革,实施元丰新法,而且在军事上收复青唐、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在这短暂的7年里,哲宗取得的了如此的政治、军事成就,且是在17至24最具理想抱负的时期,想必不会多心于茶事,或是为茶事之精细而更改赐茶所用茶盏。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在宋哲宗期间,建盏还未进入宫廷,成为御用茶器。也就是说,在史料依据下,建盏成为供御始于徽宗,在公元1100年登位至1112年赐茶之间。

徽宗著写《大观茶论》的时间为大观元年或一年,文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按其书写所用的语气,以及徽宗对茶事之精,徽宗早在《大观茶论》之前就已经将建盏列为斗茶之第一盏。

古代瓷器:“美到极致是自然”——清代皇帝最爱的单色釉


郎窑红釉观音尊

清乾隆茶叶末釉荸荠扁瓶

明白釉刻花龙纹高足杯

清康熙洒蓝纸槌瓶

清雍正绿釉花口形高足杯

清乾隆蓝釉天球瓶

清雍正柠檬黄釉六角杯

清雍正-黄釉暗刻八宝花卉高足碗

清雍正柠檬黄釉莲瓣盘

清雍正-柠檬黄釉碗

清乾隆红釉盘

清白釉菊瓣碗

清乾隆红釉小杯

清孔雀绿釉小瓶

清蓝釉象耳方瓶

清乾隆粉青釉瓜棱瓶

清中期红釉五孔瓶

美到极致是自然清代皇帝最爱的单色釉

单色釉瓷器不浮、不嚣、不靡、不媚,与彩釉瓷器相比,浑然天成、素雅淡净,是公认的陶瓷制品中的大家闺秀。

单色釉美到极致是自然

单色釉,也称一色釉纯色釉或一道釉。由于瓷釉内含不同化学成分,瓷器烧成后就呈现出不同的单一色泽,如青釉、红釉、黄釉、黑釉、绿釉、蓝釉和白釉等。单色釉瓷器虽然颜色单一,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对美到极致是自然这一境界的经典诠释。

胎体优雅精美无比、剔透玲珑

单色釉瓷器胎体优雅、流畅,釉色纯正、明快,部分单色釉瓷,釉下的暗刻刻花,似有似无,既不失单色釉的素雅,又有明清

具有较高收藏价值的单色釉瓷器出在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宋代,单色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单色釉瓷器的烧制工艺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

雍正帝专宠黄釉釉色

清代雍正皇帝最爱单色釉瓷器,不仅爱其恬静之釉质、素净之风格,更爱其娇美之形体,所以雍正瓷器素以造型娟秀、胎釉精细著称于世。雍正黄釉在釉色上有所创新,烧制出了多种新釉色。雍正一朝的黄釉瓷以柠檬黄釉瓷最为出名,淡黄釉瓶、柠檬黄釉杯子、菊瓣盘等品种颇受欢迎。

它没有青花复杂的花纹,只依靠细腻艳丽的色彩,单色釉瓷器在我国的瓷器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单色釉被誉为彩瓷之母,也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较高境界。质地迥异的胎体和美不胜收的釉色,见证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一代又一代的辉煌。

古代瓷器:乾隆粉彩鸡缸杯


乾隆皇帝一生喜欢作诗,并将他的诗文与花鸟或山水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殷周鼎彝世颇多,坚脆之质于焉辨,坚朴脆巧久暂分,立德践行义可玩。朱明去此弗甚遥,宣成雅具时犹见。寒芒秀采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牝鸡逐队雄鸡绚,金尾铁距首昂藏,怒势如听贾昌唤,良工物态肖无遗,趋华风气随时变,我独警心在齐诗,不敢耽安兴以晏。乾隆丙申御题。诗尾以红彩绘干、隆两枚印,诗文旁母鸡带领雏鸡悠然觅食。整体结构和谐,画面精美,色彩绚丽。乾隆御窑鸡缸杯取材于成化鸡缸杯而加以改造创新,独具一格。尤其于杯壁的方寸之间以工整的小楷书写超过百余字的乾隆御题《咏鸡缸杯诗》,绘画书法均精致入微。

中国古代瓷器上的莲纹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凤·泽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清商曲辞·青阳度》);“千叶红芙蓉,昭灼绿水边”(《清商曲辞·读曲歌》)。一曲曲清新秀丽的民歌把江南水乡莲花盛开的美景描写的如诗如画。唐诗中也不乏赞美莲花的作品。“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清萍叶,随波东复西”(丁鹤年《采莲曲》);“看取莲花净,应方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更是爱莲成癖,他在《爱莲说》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段尽善尽美的描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莲花的倾慕之情。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钮。湖北京山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仲游父壶”,盖顶上也饰有类似的莲瓣钮。以上两件器物是我国早期以莲为纹饰的范例。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可以看出是由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饪食器和酒器上的波曲纹(旧称环带纹)演变而来的,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逐渐的适应和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已遍及大江南北。随着佛教的到来,佛教艺术随之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传说釉迦牟尼降生前,宫廷中百鸟齐鸣,四季花木一同开放,池中开出大如伞盖的莲花。釉迦牟尼得道成佛后,每当他传教说法时,都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在有关佛教艺术的雕塑作品中,诸佛所坐的台座也多为莲花形。佛经中把佛所居住的地方称为莲华世界,“莲华世界,是卢舍那佛成道之国”(《华严经》)。佛教经典也有以莲花题名的。《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经的名称以“妙法”比喻所说教法微妙无穷,以“莲花”比喻经典的洁白高雅。就连僧众所披的袈裟也与莲花有密切关系,“袈裟又名莲华衣,谓之不为欲泥所染故”(《释氏要览·上·法衣》)。总之,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江苏金坛西晋墓和浙江平阳元康元年墓出土的青瓷谷仓,腹部均贴饰模印佛像。佛像身披袈裟,双手合抱坐于莲花台座之上。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茶黄釉钵,外壁刻划简单削瘦的莲瓣十七瓣。镇江阳彭山出土的莲瓣纹碗,每个花瓣由数条极细的划线组成。以上两处墓葬出土的刻莲瓣纹器物与浙江萧山县上董窑遗址的盘碗残片非常相似。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1977年浙江宁波发现两处南朝早期窑址(云湖窑)。出土的莲瓣纹盘碗与东晋上董窑十分相似,也是用流畅有力的线条在器物外壁或内心用重线刻出简单的莲瓣。但云湖窑的莲瓣有单瓣和复瓣、有筋和无筋之分,有的盘碗内外均饰以莲瓣纹。此外,还有少量刻成凸莲瓣,装饰手法比东晋时期有所发展。江西吉安齐永明十一年墓出土的青釉盘是南朝莲纹的典型式样。盘心浮雕重叠莲瓣,中心以弦纹构成的圆圈内每三个大小同心圆组成一个莲子,均匀排列,看上去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江苏的同期墓葬中经常可见。莲瓣一般为四至十二瓣,中心以不同数量的同心圆象征莲子。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纹尤具特色。河北平山北齐天统二年崔昂墓出土的青釉四系罐,上腹部塑覆莲八瓣,莲瓣肥宽,瓣尖凸出外卷,瓣内阴刻蕨草纹。造型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形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四件青釉仰覆莲花尊,造型雄伟,装饰瑰丽,是代表南北朝莲纹装饰水平的典型作品。莲花尊除颈部堆贴两组飞天、兽面纹外,自肩部至足部装饰六层不同形态的仰覆莲瓣。第一、二层模印的双瓣覆莲贴在肩腹之间,莲瓣圆润舒展;第三层恰在器腹中部,莲瓣最长,瓣尖凸起微向外卷,每瓣还加饰一片模印的菩提叶纹;第四层仰莲贴在下腹部,瓣尖略微上卷。最底部的高足上堆贴两层覆莲。各层莲瓣分别采用印贴、刻划、堆塑等技法,华缛精美,仰覆呼应。山东淄博和庄北朝墓出土的莲花尊体形瘦长,腹上部堆塑一周双瓣覆莲,莲瓣凸起,姿态丰盈,瓣尖向外微卷。下腹部饰一组双层仰莲,每层十一瓣为一周。腹以下收缩为外侈的高足,足外堆塑一周十一瓣覆莲。南方同期墓葬中也有莲花尊出土。武昌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刘凯墓和南京林山梁代大墓出土的莲花尊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均与封氏墓出土的极为相似。这种体形硕大、装饰华美的产品。标志着南北朝制瓷工艺的发展水平。南北朝瓷器的莲纹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尤其是封氏墓出土的仰覆莲花尊,每层莲纹的样式和处理手法各不相同,其丰富的变化与壮观的形制都是前所未有的。从众多的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此时的莲纹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岗、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的柱础,藻井图案,是以佛教艺术为母范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北朝制瓷艺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把富于装饰性的莲纹与我国传统的瓷器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陶瓷的装饰艺术。

(二)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时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成就的基础上,隋唐瓷器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对外来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南北朝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莲纹此时已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逐渐成为现实题材而普遍为民间艺术所采用。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

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尽管受到北方白瓷的挑战,青瓷在唐代仍占主要地位。此时越窑代表着青瓷的最高水平。唐、五代越窑大量使用莲瓣作为纹饰。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的越窑青瓷带托碗,碗身做成莲花形,碗托为边沿微卷的荷叶形,一花一叶,相映成趣,既美观又实用。1957年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形盅,外壁刻三层宽厚的仰莲,盅托内沿和足面分别刻双层仰莲和覆莲。浮雕技法使莲瓣微微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越窑精美的莲纹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北宋初期许多名窑都仿烧过越窑风格的刻莲瓣纹瓷器。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1969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65.5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1972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南方其它烧制青瓷、青白瓷的瓷窑也有大量装饰莲纹的优秀作品。江西莲花山宋墓出土的影青带碗注子,温碗呈八瓣莲苞形,高圈足外壁环贴覆莲瓣。注子通体作六瓣瓜棱形,在颈部、流咀基部以及狮形盖的边沿分别贴塑覆莲瓣。制作精巧,造型优美。此外,象越窑烧制的青瓷仰覆莲花盒,福建烧制的青白瓷浮雕莲瓣炉,都是以莲花为装饰题材的精美工艺品。

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四)自东汉晚期到宋代一千年间,青瓷一直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的刻花、印花等"胎装饰"技法在应用上远远超过彩绘。元代以后,青花和釉上彩绘瓷器取代了青瓷的主导地位,制瓷工艺进入了以彩瓷为主的黄金时代。随着彩绘技法的迅速发展,装饰题材空前丰富,山水、花鸟、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吉祥寓意图案大量出现。莲纹此时已成为诸多装饰题材中的一种,比较长见的有缠枝莲、莲瓣纹和以纯国画方法表现的写实莲荷纹。

缠枝花是宋代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宋磁州窑的缠枝花卉大花大叶,枝繁叶茂,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元代青花缠枝莲纹继承了这一特点,花体较大,花形饱满,瓣与瓣之间及花蕊均不填满色,留出一线白边,使花朵的结构清晰。经过变形处理的主叶呈葫芦形,这种特殊的叶纹装饰性很强,为元代缠枝花所独有。在结构布局上,充分注意了“青”与“白”的关系,青花与白地比例均匀,画面满而不乱。元青花瓷器的纹饰层次较多,一般由主题纹饰和多层辅助纹饰构成。缠枝莲大多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盘碗的内外口沿和瓶罐的肩、胫部,但有时也用作主题纹饰。

莲瓣纹是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1988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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