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自陶刻艺术诞生以来，书法就与陶刻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在陶刻中彰显书法的魅力，在书法中衬托陶刻的韵味，似乎是很多紫砂陶刻艺人永恒的追求，在陶刻中彰显书法的魅力，在书法中衬托陶刻的韵味一句就能很好地概括书法与陶刻的关系。
紫砂陶的雕刻不同于一般的雕刻，也有别于漆雕、木雕、碑文铭刻利其它陶瓷刻绘。它是在紫砂陶坯凹凸不平、多角线条等复杂的造型上进行刻画。诚然，书画雕刻是紫砂工艺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书画题材的取舍与笔法，基本上与国画相似。即有书有画，书画之外，还有款识印章。只是布局有不同，要按照砂陶器各种造型分别施艺，画面要求清晰而层次分明，一般都是先在陶坯上书画，然后依著字画雕刻。刻字要划平竖直，刻得珠圆玉润，鹿画要刻得有来龙去脉，做以结构相称，刀法分明。而雕刻用刀法则可归纳为划、竖、撇、踢、捺五个字。刻划刻刀先下后上；刻竖刻刀先左后右；刻撇先用顺刀后用逆刀；刻踢先用逆刀后用顺刀；刻捺刻刀先上后下。
陶刻艺人常常以书法来表现紫砂陶艺作品的个性和气质。将书法作为紫砂陶艺的主体，来表现该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以及丰富的内涵。作品或古朴端庄、或高贵典雅、或霸气十足，很多方面都是通过书法艺术来展示的。
而在紫砂陶艺中变现书法艺术，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通过书法的线条与紫砂壶作品的造型、色彩、材料等有着内在的一致与融合。因为每一件陶艺作品其实都是包含着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境界的，不管是刀法、刻法还是表现内容都需要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感情、思想想一致，那么作品中所融入的书法艺术也应该与陶艺作品的正题造型、感情相吻合。
紫砂陶刻的思想丰富而深邃、感情丰满而浓烈，它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文化的积淀孕育的最宝贵的珍品。有人曾说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传奇，但不能没有传承，紫砂陶刻，就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最好的传承。
精选阅读
陶瓷文化：紫砂壶的陶刻艺术
紫砂陶刻装饰俗称刻字、雕刻。陶刻者用锋利的小钢刀，先在已成型的紫砂器物上雕刻文字和绘画、金石、篆刻诸艺术融于一体，神韵怡然，彰显了笔墨艺术与工艺技巧高度结合的高雅风貌，形成了具有民族工艺特色的艺术。自古以来便有文人雅士吟诗作画于紫砂壶上，再用钢刀进行篆刻做为装饰。紫砂壶也因历代文人的参与，留下许多切茶、切壶的壶铭，固而陶刻铭文内容丰富多彩，使紫砂壶一跃成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文房用品。
紫砂陶刻的技法，可分为刻底子和空刻两种。刻底子，是先用毛笔在胚体上书画，定稿后用陶刻刀依照墨迹篆刻；空刻，是指以刀直接在胚体上篆刻。
紫砂陶刻的表现形式，除阴刻外，还有阳刻、啄沙地等。泥未干时称湿刻，泥胚干后称干刻。陶刻完成后，不上色的陶刻叫清刻，刻后着颜色的叫着色刻。一件紫砂陶刻作品，书画墨迹和篆刻可以一人完成，也可分别为不同的人完成。这件【扁石瓢】壶的陶刻，就是由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毛国强和工艺美术大师赵明生共同合作完成的，该壶现收藏于济南绿宝石艺术陶瓷馆。一把茗壶配上得体的陶刻书画装饰，便为好的艺术作品，闲暇之余，沏上香茗，品茗赏壶，涤滤烦忧，当余甘留舌之时，细细体会铭文刻画的意境，方能理解文人雅士对茶道的钟情、砂壶的珍爱以及对陶刻艺术的颂赞。
紫砂文化：宜兴紫砂陶刻的兴起和发展
任淦庭紫砂陶刻作品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制陶工具)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降，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紫砂壶镌刻题辞的盛行，推进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的载体者，当推清嘉庆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陈曼生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他和杨彭年合作设计的紫砂壶，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亦书亦画的陶刻艺术“切茶、切水、切壶、切情”，可谓美妙绝伦。由于陈曼生的倡导及一批金石书画家的参与，推动了紫砂陶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品位。陈曼生留下的“曼生十八式”可称道艺结合的经典，后世奉为圭皋。曼生之后“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文人和匠师合作时共同认呵的审美标准。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曾在一款称砣款式的“秦权”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其文回味十足，其字遒劲有力，方寸之间便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
清末民初，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艺术角度上看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
1、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周先生所谈，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用泥土盘筑工艺，创作出不少大气、朴拙、本色、自然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2、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陶瓷文化：紫砂艺术最主要的表现手法——陶刻
百年来，紫砂是人们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将紫砂艺术视为陶冶情操、丰富意境最独特的方式。而陶刻，作为紫砂艺术最主要的表现手法，它在书法、绘画与文学修养的融合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辉。
紫砂陶刻，最初见于清朝初年，当时是各个制壶的艺人为了铭刻款式作记所采用的方法。后来随着壶身的发展，紫砂陶刻丰富了起来，在制壶艺人的巧妙心思下，它渐渐融入了金石、文学、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了集文人、陶工、文工的智慧结晶为一体的艺术收藏品。
纵观紫砂的发展史，它就像上天赐给宜兴的天然宝物，在历代文人与艺人的共同创作中汲取着我国多种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优秀元素。从一般的日用陶瓷到具有美学价值的高雅艺术品，再到成为一种富有民族精神和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陶刻艺术始终如诗人般洒脱、哲人般淡然。
紫砂陶刻，拥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无限魅力，为了探究紫砂陶刻的精髓，笔者特意采访了洪尚紫陶轩的创办人陆洪尚先生。陆老先生自95年从石家庄正定育春美术学校国画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着紫砂陶刻与制壶的工作，先后曾得到著名书法家潘汉迟、段玉鹏、刘元珠，以及知名画家陈金言、马爱州等的指点，其作品精雕细刻、雕砂细而匀称。此外，陆老先生自创的十二生肖系列、龙凤呈详、梅兰竹菊、百寿百福等，完美地将书画艺术与紫砂技艺有机结合，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推崇和喜爱。今天，陆老先生将带领笔者和大家一起去了解紫砂陶刻过程的特点。
紫砂坭制成坯，易于刻划。艺人用竹刀尝试过，然坯之干湿程度要恰到好处，砂之粗细也大有讲究，难以把握，因此紫砂陶刻一般用薄刃快口之尖刀刻划。刻石章用平口钝刀，且印章体积小，印面平整，一般以石就刀，石转刀不转；而紫砂坯体，有平面，而更多的石弧面且体大易损，一般只能以刀就坯，捻管转刀为紫砂陶刻最具特点，最基本的刀法。紫砂陶刻表现的内容很丰富，主要以传统中国书画为题材，倾向於简约，清逸的，具文人意味的内容，这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也是人们乐于并习惯欣赏的。
捻管转刀法最适宜在紫砂上表现书画，能保持紫砂古朴、典雅、清逸的风格；能体现紫砂醇厚、朴素，隽永的意味。因此，薄刃快口尖刀，捻管转刀是最具紫砂陶刻特点的而区别于其他材质雕刻工具与技法。
紫砂陶刻是一般人不易介入的艺术。一个陶刻家先要具备相当高度的技艺修养、书画水平，又要熟悉紫砂坭性，加上薄刃快口尖刀，捻管转刀法的掌握难度，不经数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锻炼、体悟是很难深入和把握其内涵的。
紫砂壶的装饰—陶刻
陶刻是紫砂陶以及陶瓷中应用最广泛的装饰方法。最初是用来落款，在半干的坯体上，用竹刀、金属刀刻上款识，后演变为装饰。
陶片上刻文字，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一座4200年前的古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刻有至少11个字的文字陶片，一下子将中国书法史推进了近一千年，这种文字早于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
紫砂壶中的文字陶刻装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已趋成熟。陈曼生的参与使当时的紫砂一改过去的繁琐，变得造型简洁、明快、新颖、美观，线面结合较多，体现了设计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大面积的留白，显得干净利索，让诗、书、画尽情发挥，从而将诗、书、画、印集为一体，达到完美统一。所以曼生与诸名匠的合作也就成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此举一直影响至今。
今天的陶刻艺术，题材已极为广泛，不但注重形式、内容、手法、陶刻技巧，以及陶刻家的文化素养，也已经注意到了“陶刻应该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表现形式，而不只是把书法、图案搬移到壶体之上”。
清·宜兴紫砂刻梅纹茶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