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
在前不久结束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阔别40年的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重现拍场，以4800万港元起拍，经过多番竞夺，最终以1.139亿港元成交，创下了宋代瓷器的第三拍卖成交纪录。南宋官窑八方瓶的天价成交，也使南宋官窑瓷器再次成为了藏界瞩目的焦点。那么，南宋官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瓷器品种，又缘何能够拍出如此的天价呢？传世极少世人珍爱宋代官窑瓷器最早是在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窑场中烧造的瓷器。作为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之一，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窑瓷器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由于逃避战乱，很多北宋汝窑、官窑等北方窑口的工匠南迁，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亦随匠师转移到南方的修内司窑、郊坛下窑及其它窑口，而官窑瓷器也随之在南方开始进行烧制。当时为了区分，人们将北宋官窑称为旧官，南宋官窑称为新官。由于传世极少，南宋官窑瓷器历来深受瓷器收藏爱好者的追捧，数百年来也一直为世人所珍爱。价值连城一件难求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大部分南宋官窑瓷器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或海外博物馆，算是博物馆级别的藏品，市场上流通极少。而现在能够确认宋官的完整器物，也是凤毛麟角，极其珍罕。所以，此次香港苏富比春拍中的这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一经出现，便立即引起了藏界的广泛关注，最终拍得高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回首过往，宋代官窑一直都是以价值连城的姿态笑傲拍场。早在1989年，香港苏富比曾经拍卖了一只宋代官窑洗，当时的成交价就高达2200万港币。这件宋代官窑洗也创造了当时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2008年，同样是在香港苏富比拍场上，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搥瓶以6752万港币成交，而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搥瓶竟然只有22.5厘米，堪称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之宝。紫口铁足多有开片南宋官窑瓷器的造型古朴，器型除日用的碗、盘、洗、碟外，还有陈设瓷和祭祀用器。仿青铜器的造型较多，如贯耳瓶、鬲式炉、盏托、三足尊、出戟尊等等。南宋官窑瓷器的胎质细密、质坚，体重，多呈黑灰、深灰或黑褐色，也有灰白米黄等色，胎土淘洗精细，胎有厚薄之分，因胎的含铁量高，故器物口沿釉薄处与足端无釉处分别呈现黄褐色和赭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南宋官窑器的釉色以青釉为主，另有淡青、灰青、青绿、米黄等色。釉色幽雅，釉层肥腴莹润、浑朴滋润、厚而晶亮，一部分呈乳浊状，带有酥油光，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玉质感很强，介于丝绸光泽与羊脂般的美玉质感之间，与做旧后的乌光质感绝然不同。此外，往往多有开片，开片中有鱼文、蟹爪纹、冰裂纹，纹痕的颜色以鳝血者为上品。天价宋瓷称雄拍场近几年，包括南宋官窑瓷器在内的高古瓷，在全球拍卖市场上佳音频传，众多高价拍品的出现也引得藏家纷纷侧目。其中，宋代瓷器更是高古瓷板块中的领军者，以五大名窑领衔，龙泉、耀州、磁州等品种也纷繁并立，在拍场上各竞风流。比如，在2012年4月份举行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件来自私人收藏家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AlfredClark)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就曾拍出2.0786亿港元的天价，这也是迄今为止高古瓷的最高拍卖成交纪录。而在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碗也以1.47亿港元成交，此为高古瓷卖的第二拍卖成交纪录。
延伸阅读
古代瓷器：沈怡萱珍藏南宋官窑瓷器鉴赏
宋朝以文治为重，是以儒雅文人为主轴的社会。宋代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标立了社会政治和谐的美学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美学的巅峰意境。
南宋老虎洞窑双摩羯耳双环瓶
靖康之难，成为宋代美学思潮的重大转折。高宗皇帝举都于杭，给审美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因建炎南渡形成的慷慨悲凉的爱国主义情调；二是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弥生出香软浓艳的南方美学风格。它们完整地构合为南宋的审美精神。宋代皇室贵族对美术的重视和爱好，使宫廷美术出现在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南宋郊坛下窑双耳出戟尊式花插
宋代工艺美术具有极高的双向发展水准，皇室士大夫和民间的审美也经纬分明，这种二级分化反应了皇室的清澄淡雅物态化和民间反应自然花卉动物的具象化的审美。这就是汝、官、哥、定和八大民窑的根本区别。
南宋郊坛下窑宫廷刻款新吟花口盘
南宋官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呈现出纯净的高品质。正是当时社会审美情趣的反映，折射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皇宫和上流社会的时尚。南宋官窑达到了宋朝文化底蕴所展现的美学巅峰，更可说是真正登上了青瓷之尊无可动摇的地位。明代高濂曾表达其审美感受：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
南宋老虎洞窑苍青釉簋炉
南宋官窑已经发现老虎洞和郊坛下两处御用的皇室窑场。由于窑址完整的挖掘报告及展示，使得我们能够更方便和更近距离地观赏到青瓷巅峰期产品的容貌。
南宋郊坛下窑大盏托
南宋官窑瓷器崇尚釉色素雅、釉质润洁，体现了玉一般的感觉。由于胎体使用了高铁高铝的二元配方，薄釉处透露出了紫色，厚釉面映出深邃的天青。加上后期多层施釉和采取厚釉薄胎法以及窑工们细致纯熟的工艺，使古朴简练而内蕴的釉色十分唯美，体现了宋代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准，是其他窑口、各朝各代无所能及，就是特意仿造也未有法逾越其鸿沟。
南宋郊坛下窑大盏托
两窑瓷器的总特征皆为紫口铁足、澄泥为范、釉色莹澈。从鉴赏角度出发，根据两个窑相对独立和先后烧造次序等不同，大致可以加以区分：
第一，厚胎薄釉、厚胎厚釉的器物大部分出自老虎洞窑，这和老虎洞是南宋官窑的首座窑有很大关系；而郊坛下窑一开始就仿照汝窑瓷器，虽然挂薄釉，但总体胎也比较匀薄。
第二，老虎洞窑是源于祭祀器皿而设立，郊坛下窑是之后约八至十年设立，因此老虎洞前期主要担当了祭祀件的烧造，许多大件都出自老虎洞窑；相对而言，燕饮之器多出自郊坛下窑，包括日常用品中的瓶、洗、碗、盘等。
第三，由于两个窑的总体烧造温度不同，老虎洞窑平均烧造温度为1150-1260度，较郊坛下的1100-1220度高，所以，老虎洞的器具表面光泽感强、有玻璃釉的感觉；郊坛下窑器具表面乳浊感强，并有部分生烧器物。
第四，虽然两座窑的胎土均采自同一处，但老虎洞窑器物胎的含砂量明显多于郊坛下窑，这样会导致胎体疏松、气孔增多等问题。
第五，老虎洞窑普遍有支烧和垫烧并用的装烧方法，而郊坛下窑就很少使用。
南宋老虎洞窑葵口碗
判别一件器物是否为南宋官窑出品，首先是对器型的甄别。看它的型和夏三代青铜器的差别，和《宣和博古图》的异同，和唐宋金银器的比照。那些纯粹杜撰的、奇怪的、比例失调的均不可轻信。
其次看它的釉面。真正的南宋官窑釉面是灵动的、有生气的。看多了真品就能够一眼觉察到仿品那种如同化过妆、毫无生机的釉面。
再次是看胎。过湿过干都不对。过湿了，是因为没有使用官窑的胎土配方，后朝仿的胎土其二氧化硅的含量高于官窑用胎土，二氧化硅是显示湿性的主要原因；过干了则是现代仿品。仿造者为了追求南宋官窑的胎效果，刻意多加入高铝瓷土和现代元素，使胎看起来又干又木。
南宋老虎洞窑弦纹樽炉
了解南宋官窑的生产工艺和制作方法是鉴定其真伪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我们仔细观察和揣摩就能区分出南官的许多特别制作手法和工艺特点，为鉴定南宋官窑带来许多方法。
南宋郊坛下窑四方盘式洗
经过对南宋两座官窑窑址的挖掘考证发现，事实上官窑绝大部分的底足制作方式和同时代民窑是不同的，舍弃了简单易操作的转盘挖足工序，而是采取接足、贴足方法，这也与唐宋金银铜器的圈足冷接工艺相似。按常规想，盘、洗之类拉胚制作又方便、又规则、又快速。但实际上为了制作规范，南官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用范模制作然后接足的。
瓶觚之类比较复杂、比较高的立件器物也不是一次拉胚到底的制作，而是分拆成几段用范模制好再接胎而成。相对明、清仿宋官的仿制工艺，其器型线条锐利挺拔、接胎分上下两部分工艺以及不同的贴底做法，就有了分辨的依据。
南宋郊坛下窑黄釉菊瓣洗
南宋郊坛下窑叠盒式洗
相对于明清官窑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存世量，宋代官窑所遗留下来的应只区区数百分之几而已吧！就算把南宋官窑两座窑场已经可以拼复成器的一并算入，目前资料显示其数量可能只有数千件。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回顾以往国际上的南宋官窑拍品，基本上是难得出现的。南宋官窑整器真品很少，绝非轻易可遇可得。在坊间经常出现的数量不少所谓的南宋官窑，想来似乎更需要仔细、谨慎观察。
南宋老虎洞窑长颈瓶
在这么少的存世量中，除去两岸故宫观赏之外，要怎样去鉴赏和收藏呢？残器和瓷片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一般爱好者，在没有条件与机会上手馆藏完整器的情况下，残器和瓷片标本就是鉴赏和了解掌握南宋官窑鉴定的最佳途径。尤其是那些残器，既能够有瓷片包含的资讯，也能从一定的角度观赏到南宋官窑的器型之美，是相当珍贵的高端收藏。
南宋老虎洞窑乳足双耳炉残器
由于南宋官窑的极其稀有，就算国际大拍公司也好几年才难得出现一次上拍机会。现存各类标准件、标准器物的多重性和多样性具有较大的离散性，需要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掌握这些资讯。
南宋老虎洞窑花口青瓷盘
《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沈怡萱著作
这部《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所收录的器物，绝大部分系从南宋帝都杭州工地所出而流散至海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近30年杭州旧城改造出土流失南宋官窑的一个抢救与总结。这一点只懂守着两座官窑遗址的杭州官方文博机构没有办到、杭州的官窑圈人士也没有办到。现在，让沈先生办到了！沈先生对杭州的文化保护是有巨大贡献的！这是非常值得杭州人钦佩与深思的！
这部《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所收录的器物资料，可以说多为南宋宫廷御用正品，弥补了杭州两座官窑遗址所出多为次品与半成品的不足与遗憾，更是对两岸故宫所藏南宋官窑青瓷的有益补充与参照！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怡萱先生这部《谦和儒雅的官窑青瓷》是新时期南宋官窑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必将对以后南宋官窑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而留名于中国古代官窑研究史！
明清瓷器：传世的明代洪武官窑瓷器
传世品中有一部分明代洪武时期烧造的官窑瓷器，这部分器物，过去一直鲜为人知，直至上世纪中即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出土的许多明代瓷器标本中有一部分被确定是明初洪武时期烧造的官瓷，这一真相才为世人了解。实际上，传世品中有一大批景德镇瓷器是洪武瓷器。这些瓷器分藏于国内外一些大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内，也有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这里拟对这部分瓷器作一统计和简述。
一、上海博物馆藏洪武官窑瓷器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不算太多，但品种较丰富，这使得我馆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陶瓷陈列”就已使明清景德镇瓷器部分有一个良好的展示开局，尽管最初有一些器物被定为元代，后来，新的时代概念出现，洪武瓷器成为展厅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部分。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罐上海博物馆收藏展品中的主体是釉里红瓷器，有大罐、大碗、大盘、梅瓶、双环耳瓶、碗和盏托等。其中大罐的引人注目是毫无疑问的，这件高48.8厘米的大件作品，是馆藏洪武瓷器中最大的作品，这种器物在传世和出土洪武瓷器中也应是体量最大的。同类型作品国内外有多件，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明代御器厂旧址出土了与此器造型纹饰相同的青花带荷叶形盖的大罐，经修复后基本完整复原。但同类型釉里红器未见发现。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碗上海博物馆收藏还有釉里红缠枝花卉纹大碗，口径40.4厘米，可说是古代瓷器碗类中的超大型作品了。内外都绘釉里红纹饰，呈色较好，外壁的缠枝扁菊纹为洪武瓷器的最常见装饰纹样。在传世品中，相同风格或相似尺寸的釉里红大碗有多件。
釉里红缠枝花卉纹菱口大盘，口径45.5厘米，是洪武釉里红瓷中的大口径瓷盘。在元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大批青花大盘，其中也有菱口盘，所以，洪武时期出现这种大盘显然毫不奇怪，它们是元代瓷盘制作的延续和发展。当然，在整体风格上已与元代作品存在明显区别了。洪武菱口大盘有青花和釉里红两种。由于配方和烧造及造型、纹饰等具有差异性，因此，洪武菱口大盘有着明显的独特风格。这种大盘在国内外保存有一定数量。各地收藏的相同造型作品，纹饰大同小异，烧造质量也有差别，发色好的作品与发色差的作品相差很大。
当然，上博洪武藏品中最有特色的应是釉里红云龙瓶，此瓶高45.5厘米。瓶的样式可在元明铜器上见到。传世品仅见两件，除此件外，另一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件作品造型、纹饰完全一样，但有趣的是旧金山那一件器身所绘龙纹与上海博物馆这一件完全相反，前者龙头向右，后者则向左。过去曾认为这两件器物应该是成对作品，造型、纹饰和釉里红色泽均基本相同，龙头的向左和向右说明它们是配套制作，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可能不一定完全。
对这类作品，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永乐时期的产品，因为景德镇御器厂旧址曾出土过署有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年款同类风格洗口器的口沿残片。但从那两块碎片的风格看与这种作品还有区别，碎片的洗口较高，款识就写在口外缘，颈部莲瓣纹也较宽大。传世完整器洗口较高，一周绘花纹，颈部莲瓣纹较细长。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样的作品可能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年均有烧造。
青花春寿瓶上海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还藏有青花云龙纹“春寿”瓶一件，高37厘米。这种瓶通常认为传世共有4件，目前大家较熟悉的有上博藏品和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及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品。这些作品的造型、纹饰基本相似，均为同时期制作。此类瓷器有两个特殊的方面，一是器身有青花“春寿”二字，这在景德镇瓷器上是独特的。
“春寿”瓶的造型与常见的明初或元代梅瓶不十分相同，似乎没有可比性，束腰身的风格几乎难以找到相同者，而底部内凹的则更是少见。从青花画面和烧造风格看，似更同元代景德镇瓷器接近，尤其是云纹的画法，与一些元青花的绘画风格是一致的，可以说此类瓶的烧造年代，应该说具备的是元末明初特征。
二、国内外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
传世共有多少洪武官窑瓷器？过去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大家只是认为数量不多而已。经过此次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的明代洪武瓷器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对国内外大约收藏了多少件洪武官窑瓷器已有一个较清晰的概念。据国内外已发表和相关研究机构已公布的洪武官窑瓷器数量统计，可能超过230件，分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其中北京和台北两家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为丰富，根据蔡义和黄卫文先生的报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洪武官窑瓷器75件，而据廖宝秀女士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40件。两院合并总计有115件左右，约占全部传世品总数的50%。当然，目前的数字肯定是不完全的，国内外还有一些收藏未进入我们的统计视野，也有的可能还未被确定为洪武官窑瓷器。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盘南京博物院藏综合国内的其它收藏情况，除了上海博物馆外，南京博物院也有部分收藏，釉里红大盘就藏有5件。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等都有传世品收藏，另外，地处祖国边陲的西藏博物馆也有收藏，显然是当年中央政府的赏赐之物。在港台地区，香港艺术馆、天民楼等也有洪武瓷器收藏，台湾的鸿禧美术馆等也有收藏。
在国外，洪武官窑瓷器的流传也较为广泛，收藏的区域以欧美和日本为多。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至少有十数件高质量的洪武官窑瓷，还有托管该院并展出的大维德基金会藏品中，也有同时期的官窑作品。另外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等也都有收藏。瑞士保尔博物馆、瑞士玫茵堂、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文物博物馆等。这中间，有的收藏为我们所熟悉，也有过去不十分了解的，如瑞士玫茵堂的历代陶瓷收藏十分丰富。
美国的洪武瓷器也有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堪萨斯艺术博物馆等都有收藏。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沙莱博物馆，以收藏众多元青花瓷出名，同时，该馆也拥有多件洪武官窑瓷器。另外，同样有着不少元青花器收藏的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也见有洪武青花瓷。
纵观国内外的收藏情况，各地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各有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风格不变。
景德镇明代御厂遗址出土红绿彩盘残片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综合传世及出土的洪武官窑瓷器品种，计有青花、釉里红、高温红釉、蓝釉、白釉、绿釉、酱色釉，还有外红里蓝、外酱里蓝、里黑外白、里蓝外酱的高温两色釉以及白地红彩、白地红绿彩的釉上彩等。目前，传世品中最多的是釉里红瓷，青花器较少，但在已发现的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出土的青花瓷器碎片较多，可能在当时有较大量的生产。过去一般都认为洪武釉里红瓷是当时烧造最多的品种。至于那些绿釉和白地红彩、白地红绿彩的器物，目前未在传世品中见到，只有出土的碎片标本。
洪武官窑瓷器在专业人士和收藏圈中被认识，也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专业人士对洪武官窑瓷器的深刻认识，首先主要是那些有这样收藏的博物馆和相关单位对景德镇官窑瓷器有深入研究的专业人士。很快，海外专业人士和收藏圈也开始重视洪武官窑瓷器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洪武官窑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强劲走势，曾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历史上瓷器拍卖的最高峰，它们与其它最有竞争力的明代官窑瓷器一样，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珍藏品牌。目前在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这些数量不多的传世洪武官窑瓷器，是见证明清收藏历史的重要名品。
两岸故宫博物院是洪武官窑瓷器的主要收藏代表，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没有摧毁宫廷中全部的洪武瓷收藏(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破坏，如北京四中出土的许多洪武瓷标本，可能就是当时被损毁的结果)，而其它收藏机构能够收藏洪武官窑瓷器也是幸运的，尤其是在早期没有人知晓洪武官窑瓷器之前，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偶然收入这样的作品，实在是难得的。当然，现在要收藏洪武官窑瓷器这样的作品，难度显然很大，因为传世品本来就较少，绝大多数已被收藏于国内外文物机构中，市场上出现的少量作品，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传世的明代洪武官窑瓷器
传世品中有一部分明代洪武时期烧造的官窑瓷器，这部分器物，过去一直鲜为人知，直至上世纪中即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出土的许多明代瓷器标本中有一部分被确定是明初洪武时期烧造的官瓷，这一真相才为世人了解。实际上，传世品中有一大批景德镇瓷器是洪武瓷器。这些瓷器分藏于国内外一些大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内，也有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这里拟对这部分瓷器作一统计和简述。
一、上海博物馆藏洪武官窑瓷器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不算太多，但品种较丰富，这使得我馆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陶瓷陈列”就已使明清景德镇瓷器部分有一个良好的展示开局，尽管最初有一些器物被定为元代，后来，新的时代概念出现，洪武瓷器成为展厅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部分。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罐 上海博物馆收藏展品中的主体是釉里红瓷器，有大罐、大碗、大盘、梅瓶、双环耳瓶、碗和盏托等。其中大罐的引人注目是毫无疑问的，这件高48.8厘米的大件作品，是馆藏洪武瓷器中最大的作品，这种器物在传世和出土洪武瓷器中也应是体量最大的。同类型作品国内外有多件， 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明代御器厂旧址出土了与此器造型纹饰相同的青花带荷叶形盖的大罐，经修复后基本完整复原。但同类型釉里红器未见发现。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大碗 上海博物馆收藏还有釉里红缠枝花卉纹大碗，口径40.4厘米，可说是古代瓷器碗类中的超大型作品了。内外都绘釉里红纹饰，呈色较好，外壁的缠枝扁菊纹为洪武瓷器的最常见装饰纹样。在传世品中，相同风格或相似尺寸的釉里红大碗有多件。
釉里红缠枝花卉纹菱口大盘，口径45.5厘米，是洪武釉里红瓷中的大口径瓷盘。在元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大批青花大盘，其中也有菱口盘，所以，洪武时期出现这种大盘显然毫不奇怪，它们是元代瓷盘制作的延续和发展。当然，在整体风格上已与元代作品存在明显区别了。洪武菱口大盘有青花和釉里红两种。由于配方和烧造及造型、纹饰等具有差异性，因此，洪武菱口大盘有着明显的独特风格。这种大盘在国内外保存有一定数量。各地收藏的相同造型作品，纹饰大同小异，烧造质量也有差别，发色好的作品与发色差的作品相差很大。
当然，上博洪武藏品中最有特色的应是釉里红云龙瓶，此瓶高45.5厘米。瓶的样式可在元明铜器上见到。传世品仅见两件，除此件外，另一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件作品造型、纹饰完全一样，但有趣的是旧金山那一件器身所绘龙纹与上海博物馆这一件完全相反，前者龙头向右，后者则向左。过去曾认为这两件器物应该是成对作品，造型、纹饰和釉里红色泽均基本相同，龙头的向左和向右说明它们是配套制作，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可能不一定完全。
对这类作品，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永乐时期的产品，因为景德镇御器厂旧址曾出土过署有永乐元年和永乐四年年款同类风格洗口器的口沿残片。但从那两块碎片的风格看与这种作品还有区别，碎片的洗口较高，款识就写在口外缘，颈部莲瓣纹也较宽大。传世完整器洗口较高，一周绘花纹，颈部莲瓣纹较细长。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样的作品可能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年均有烧造。
青花春寿瓶上海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还藏有青花云龙纹“春寿”瓶一件，高37厘米。这种瓶通常认为传世共有4件，目前大家较熟悉的有上博藏品和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及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品。这些作品的造型、纹饰基本相似，均为同时期制作。此类瓷器有两个特殊的方面，一是器身有青花“春寿”二字，这在景德镇瓷器上是独特的。
“春寿”瓶的造型与常见的明初或元代梅瓶不十分相同，似乎没有可比性，束腰身的风格几乎难以找到相同者，而底部内凹的则更是少见。从青花画面和烧造风格看，似更同元代景德镇瓷器接近，尤其是云纹的画法，与一些元青花的绘画风格是一致的，可以说此类瓶的烧造年代，应该说具备的是元末明初特征。
二、国内外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
传世共有多少洪武官窑瓷器？过去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大家只是认为数量不多而已。经过此次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的明代洪武瓷器学术研讨会后，我们对国内外大约收藏了多少件洪武官窑瓷器已有一个较清晰的概念。据国内外已发表和相关研究机构已公布的洪武官窑瓷器数量统计，可能超过230件，分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其中北京和台北两家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最为丰富，根据蔡义和黄卫文先生的报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洪武官窑瓷器75件，而据廖宝秀女士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40件。两院合并总计有115件左右，约占全部传世品总数的50%。当然，目前的数字肯定是不完全的，国内外还有一些收藏未进入我们的统计视野，也有的可能还未被确定为洪武官窑瓷器。
明洪武釉里红花卉纹盘 南京博物院藏综合国内的其它收藏情况，除了上海博物馆外，南京博物院也有部分收藏，釉里红大盘就藏有5件。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等都有传世品收藏，另外，地处祖国边陲的西藏博物馆也有收藏，显然是当年中央政府的赏赐之物。在港台地区，香港艺术馆、天民楼等也有洪武瓷器收藏，台湾的鸿禧美术馆等也有收藏。
在国外，洪武官窑瓷器的流传也较为广泛，收藏的区域以欧美和日本为多。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至少有十数件高质量的洪武官窑瓷，还有托管该院并展出的大维德基金会藏品中，也有同时期的官窑作品。另外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等也都有收藏。瑞士保尔博物馆、瑞士玫茵堂、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文物博物馆等。这中间，有的收藏为我们所熟悉，也有过去不十分了解的，如瑞士玫茵堂的历代陶瓷收藏十分丰富。
美国的洪武瓷器也有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堪萨斯艺术博物馆等都有收藏。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沙莱博物馆，以收藏众多元青花瓷出名，同时，该馆也拥有多件洪武官窑瓷器。另外，同样有着不少元青花器收藏的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也见有洪武青花瓷。
纵观国内外的收藏情况，各地收藏的洪武官窑瓷器，各有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风格不变。
景德镇明代御厂遗址出土红绿彩盘残片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综合传世及出土的洪武官窑瓷器品种，计有青花、釉里红、高温红釉、蓝釉、白釉、绿釉、酱色釉，还有外红里蓝、外酱里蓝、里黑外白、里蓝外酱的高温两色釉以及白地红彩、白地红绿彩的釉上彩等。目前，传世品中最多的是釉里红瓷，青花器较少，但在已发现的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出土的青花瓷器碎片较多，可能在当时有较大量的生产。过去一般都认为洪武釉里红瓷是当时烧造最多的品种。至于那些绿釉和白地红彩、白地红绿彩的器物，目前未在传世品中见到，只有出土的碎片标本。
洪武官窑瓷器在专业人士和收藏圈中被认识，也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专业人士对洪武官窑瓷器的深刻认识，首先主要是那些有这样收藏的博物馆和相关单位对景德镇官窑瓷器有深入研究的专业人士。很快，海外专业人士和收藏圈也开始重视洪武官窑瓷器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洪武官窑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强劲走势，曾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历史上瓷器拍卖的最高峰，它们与其它最有竞争力的明代官窑瓷器一样，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珍藏品牌。目前在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这些数量不多的传世洪武官窑瓷器，是见证明清收藏历史的重要名品。
两岸故宫博物院是洪武官窑瓷器的主要收藏代表，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没有摧毁宫廷中全部的洪武瓷收藏(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破坏，如北京四中出土的许多洪武瓷标本，可能就是当时被损毁的结果)，而其它收藏机构能够收藏洪武官窑瓷器也是幸运的，尤其是在早期没有人知晓洪武官窑瓷器之前，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偶然收入这样的作品，实在是难得的。当然，现在要收藏洪武官窑瓷器这样的作品，难度显然很大，因为传世品本来就较少，绝大多数已被收藏于国内外文物机构中，市场上出现的少量作品，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古代瓷器：唐代陶瓷中的珍品
邢窑白釉皮囊式壶通高12.5cm，口径2.2cm，底径12.5cm壶提包式，上窄下宽，形似袋囊。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袋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摺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此壶通体施白釉，在有装饰线的积釉处，釉泛青白色。平砂底，以行草书体刻划工匠名称徐六师记四字。此壶的造型源自唐代金银器，具有稳重、大方、实用的特点。白瓷至唐代已自成一个系统，可与青瓷分庭抗礼，陆羽在《茶经》中以类银、类雪赞美其釉色之白。它不以纹饰取胜，而注重造型与釉色的相互衬托。唐白瓷以河北邢州所产最负盛名。这件精雕细琢并带有工匠名款的器物是研究唐代白瓷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彩烛台高29.8cm，口径7cm，足径12cm
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楚辞》中引室中之观多珍怪，兰高明烛华容备。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青釉凤首龙柄壶通高41.3cm，口径19.3cm，足径10.2cm
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此壶胎体厚重，釉层凝厚，玻璃质感强，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其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
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鲁山窑花瓷腰鼓长58.9cm，鼓面直径22.2cm
腰鼓广口，纤腰，鼓身凸起弦纹7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显现出片片蓝白色斑块，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
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木腔乐器，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不仅被吸收进唐乐，且又烧制成陶瓷腰鼓，别具特色。20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中有关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赴河南鲁山调查窑址，发现了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传世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确系河南鲁山窑制品。
此腰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蓝白色釉斑相互衬托，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很强，堪称传世唐代瓷器中的精品。
三彩马高76.5cm
此马两耳上耸，双目圆睁，直立于托板上，表现出伫立时宁静的神态。头戴络头，身披攀胸和鞦带，上挂杏叶形饰物，马背配鞍，外包鞍袱，下衬雕花垫和障泥，尾系花结。通体施白、绿、赭三色釉。此件唐三彩作品造型准确，比例匀称，挺拔有力的四腿刻画得尤其生动。
马在唐朝之所以受到重视，与李唐王朝本身具有游牧民族血统有关。李世民将骑马狩猎视为大丈夫三大乐事之一，让阎立本画出昭陵六骏样本，命工匠雕刻成石质浮雕，永远陪伴其左右。唐玄宗李隆基驯养舞马在自己生日的千秋节上应节踢踏，翩翩起舞。诗人李白吟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之佳句。马是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唐代墓葬中出土三彩马众多，反映出唐人对马的喜爱。
邢窑白釉点彩子母狮塑像高10.8cm，底边长6.3cm
唐代瓷器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此件白釉子母狮姿态雄健，浑厚古朴，为唐代瓷塑艺术的一件杰作。母狮昂首，两眼凸起，双耳直立，张口露齿，长须卷发，前腿直，后腿曲，尾上卷，伏卧于台上。
母狮两前腿间有一小狮趴卧。狮身皆施白釉，母子双狮眼睛及母狮腿部均点以褐彩。台为正方体形，四周施褐色釉，浓重处呈黑色。
古代瓷器：宋代哥窑瓷器珍品——金丝铁线
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八方碗国家博物馆藏宋哥窑鱼耳炉上海博物馆藏宋哥窑五足洗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定、钧窑齐名，是为宫廷烧造御器的官窑。其产品历来珍贵，明代宣德时，宫廷藏品目录《宣德鼎彝谱》即有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更将哥窑瓷器视为珍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
传世的宋哥窑与宋官窑一样，迄今未曾发现确切的窑址，既没有在文献《天工开物》记载的地区浙江省龙泉县觅到遗址和残片，也不见于宋皇室陵寝的随葬品中。(宋陵多早被盗，故历史上有无不详，此类情况与汝、官窑器相同)，故至今还难以从考古角度寻找科学的佐证材料。
宋代哥窑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仔细观察，其琢器造型多以仿青铜器为本，古拙、质朴、浑厚。胎质坚细，可分灰、油灰、黑、储诸色，其中胎质粗松者叩之吉音沙哑，呈色土黄，似欠火为。釉质凝厚如同堆脂，色泽有粉青、灰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间均开裂有不同角度的冰裂状纹片，色浅黄者如金丝，色黑者宛若铁线，两者相互交错如织，故名金丝、铁线。釉中蕴含的气泡密集，显微镜下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则光泽莹润，油滑如酥。器口沿多尖锐窄小，故厚釉难以留存而显现胎骨黑色，此一现象传统上称为紫口。垂釉多在口边稍下处形成略为高突的环形带，是为哥窑器之一绝，除宋官窑作品外，后世各窑口作品及历代仿宋哥窑器均无此特殊现象。宋哥窑器底足工艺分为施釉裹足支钉烧和露胎圈足两种，多数器足因呈黑色而被称之铁足。支烧者钉痕小若芝麻，此为宋器之共同特征。支钉数量，较小的器物，如盘、碗等以三、五个为多，略大器物如洗等则达六、七个，鼎、炉的器里也多留有不等的支钉痕，系叠套烧所致，此后无这一烧法。露胎圈足，足背平齐或略圆，修足干净利落，手抓不起。其盘、碗器型多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最为风行，如花形口器、葵瓣六出口器和奋斗，尤其是葵口折腰碗最为典型，广见于越窑、汝窑、官窑、定窑及耀州窑，八方杯见于钧窑，贯耳瓶、壶、鼎、炉、洗也为宋初所盛行，与上述诸窑一样精致。可见，宋哥窑器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器50余件，其中多为宫廷旧藏，少数来自社会，计有：盘口弦纹瓶(原系私人收藏，1940年征自扬州)、锥把瓶、贯耳瓶(分椭圆、六方和扁方三种)、投壶式小瓶、戟耳炉、鼎、盘、碗、洗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原宫廷遗存的各种造型器皿190余件(其中个别时代或许有误)。
清代乾隆皇帝好古成癖，对历代古器都进行过鉴别欣赏，诸如书画、碑帖、陶瓷、玉石等精品无不留有其鉴赏痕迹，书写或镌刻御制诗句，瓷器中尤以汝、官、哥器为多，有的还刻出甲、乙、丙、丁等字，揣度这些珍品的优劣。有的器物还附有带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元汴)字样的梓檀嵌金器座。清宫秘藏西人画家郎世宁所绘的两幅弘历鉴赏古器铁足腰圆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而今景德翻新样，复古成不易云云。乾隆丙申一御题。钤古香印章。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乾隆皇帝就曾认识到这些器物具有早年遗物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传世宋哥窑决非是元、明时期产物。我们期望，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能够发现哥窑遗址，那时才能完全拨开所谓宋哥窑的迷雾。
古代瓷器：元代黑釉瓷器珍品欣赏
油滴玉壶春瓶元山西窑场
油滴玉壶春瓶元山西窑场
红油滴茶罐元
黑釉剔花填白卷草纹嘟噜瓶元
褐釉剔花卷草纹嘟噜瓶元
黑釉剔花缠枝花纹玉壶春瓶元
黑釉刻划莲荷纹梅瓶元
茶叶末釉剔花卷草纹梅瓶元
黑釉剔花卷草纹梅瓶元
随着两宋王朝的远去，斗茶文化、饮茶方式的改变，黑釉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且又因为元、明、清时期，中国瓷业的中心转移到了景德镇后，素雅沉静的青花和五色斑斓的彩瓷，独领风骚、一统了中国瓷器的江湖。黑釉瓷也就离中国瓷器的主流越来越远，并最终从中国瓷器史的嫡系中悄无声息退出了。
古代瓷器：辽代瓷器珍品欣赏【细节图】
绿釉划花单柄壶高14.2cm口径5cm足径7.5cm
壶小口内收，壶身为四瓣瓜棱形，肩部一侧置多棱形短流，相对应的另一侧置双股绳形系。壶腹一侧置竹节式横柄，柄端凸起一小纽。肩部饰两道凸弦纹，腹部刻划大小扇形纹，柄与壶身连接处以螺旋形刻划花纹巧加修饰，十分别致。
壶施绿釉，鲜翠欲滴，明亮可鉴。此壶造型、纹饰独特，是辽代早期瓷器中的珍品。
辽瓷的造型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中原形式的大都为中原固有的样式，主要有杯、碗、盘、碟、壶、罐、瓶等。属于契丹形式的有长颈瓶、凤首瓶、鸡腿瓶、洗口瓶、鸡冠壶等。随着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两种形式的的品种相互有所借鉴。
三彩鱼形壶高15cm口径5cm足径7cm
壶仿鱼形，造型设计巧妙。鱼背部正中为一喇叭状菊瓣花口，一侧为提梁，已残失；鱼嘴为壶流；鱼身、鱼鳍、鱼尾用不同的釉彩装饰并刻划不同的花纹；鱼腹下饰一荷叶，托起鱼体，荷叶下为平底实足。通体施黄、绿、白三色釉。
此壶形体生动，色调淡雅，集模印、堆贴、刻划工艺于一体，是辽代瓷器中之精品。
三彩印花方盘高2cm口径12cm足径7.5cm
盘四方花口，口微敞，平底。盘内四面立壁均分饰2开光，每开光内饰花卉1朵，花卉两侧对称饰卷云纹。盘内底四角饰叶纹，底心模印团菊1朵。盘内施黄、绿、白三色釉彩，盘外施半釉。
印花是辽代瓷盘的主要装饰方法，纹饰一般为凸起的阳纹，题材以花卉较为常见，如牡丹、莲花、菊花，亦有印水波游鱼、飞凤、蝴蝶等纹饰者。
白釉刻划花花口注壶高32.8cm口径8.4cm足径8.2cm
壶撇口，口呈六瓣花式，长颈，肩部一侧以45角斜出一流，长圆腹，圈足外撇。颈饰弦纹多道，腹部刻划4朵盛开的鲜花。通体满施白釉。
此壶造型端庄秀丽，颈部弦纹工整，腹部花朵鲜活，刻划线条刚劲有力，图案清晰，为辽代白釉刻花壶中的精品。
辽代瓷器造型基本上是在本民族原有的皮革、金属容器造型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后逐渐形成的，民族特征十分鲜明，如鸡冠壶、鸡腿瓶、洗口瓶等。这些器物置于帐中能节省空间，出行则又便于提拿携带，实用性较强。白釉瓷器在辽代较为盛行并具有民族特色，目前已发现龙泉务窑、赤峰缸瓦窑均有烧制。
黄釉凤首瓶高38.1cm口径9.7cm足径7.6cm
瓶花口外撇，细长颈，溜肩，长腹，束胫，圈足。颈部贴塑一凤头，前有嘴、后有冠，两侧各塑出凤鸟眼、眉、耳。颈部装饰弦纹多道。通体施黄釉，釉内隐现深色的条状与点状斑纹。
此瓶堆塑手法简练，颈部的凤鸟仿佛伸颈敛翼直立，夸张而不失真。釉内隐现深色的条状与点状斑纹虽为釉料不纯所致，但也增加了釉色的美感。
三彩刻花鹭莲纹盘高3.1cm口径12.2cm足径7.5cm
盘口呈九瓣菱花形，盘心坦平，浅壁，圈足。盘内三彩釉下有刻划的鹭鸶莲花纹。其做法是先用铁锥在胎上划出图案线条，经素烧以后施以绿釉，再在莲叶上涂葡萄紫色釉，鹭鸶与莲花上涂黄色釉。
此盘暗划之线条流畅自然，以氧化铅为助熔剂的低温黄、绿、紫色釉搭配协调，特别是所用葡萄紫色釉在辽三彩器中极为少见，故此盘是研究辽三彩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代瓷器：品味宋官窑瓷器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对宋代官窑瓷的赞美诗。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对艺术十分爱好的帝王，他在位几十年曾写下了无数的对各种艺术品的赞美诗词，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从这首诗中，人们亦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宋代官窑瓷器的推崇之情。
传世甚少
官窑，属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继汝窑后为满足宋朝皇室特别是宋徽宗个人的艺术爱好，而在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设窑烧瓷的窑口，史称汴京官窑，学术界又称为旧官。宋代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甚少，这是因为黄河古道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改道，窑址均被淹没无存，实物也难以寻找之故，所以考古界无法考证，这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件憾事。
而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也就是南宋初年，当时的南宋皇帝宋高宗便在京都又设官窑于修内司(即杭州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即杭州郊坛下官窑)，这个时期烧造的瓷器则称为南宋官，学术界又称之新官。
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中说道：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古朴精致
官窑既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而且又是继汝窑后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其器物形制和烧造工艺等与汝窑有不少共同之处。
南宋官窑瓷器造型古朴而精致，胎体同北宋官窑一样较薄，呈紫褐铁色，但釉层肥润，具有玉质感，其釉色多见淡雅的粉青色和米黄色，釉下见气泡，釉面见大开片，底足亦露胎，紫口铁足。但无论是北宋官窑也好，还是南宋官窑也好，学术界均统称其为官窑，而且价值不菲。
器型多样
宋代官窑的器型丰富多样，除了上述所说的仿古礼器外，主要还有各式洗、瓶、壶、炉、盘、碗以及盏托、花盘、单柄杯和供器等，且多以釉色见长，特别是南宋官窑中修内司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所烧造的瓷器，系采用澄泥，制作极其规整，并以釉质晶莹透澈而备受人们珍视。
《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遵生八笺》也说：官窑品格大抵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可见釉色、片纹、金线纹三者的有机结合，使之浑然一体，是官窑瓷器千百年来具有特殊艺术效果的根本，后人绝难仿造。难怪诸多文史资料中历代文人多有赞叹之词，就是清代乾隆皇帝对之也赞不绝口，赋诗以抒胸臆。
正因为官窑瓷器具有如此的精妙之处，因而其文物价值与经济价值都有着不俗的表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佳士得在一次春拍中推出的一件南宋粉青色琮式瓶，最后以25.3万港元成交；而北京翰海秋拍会上推出的一件宋代官窑琮式瓶，更以902万元人民币成交，令人惊叹。
南宋官窑与哥窑青瓷
浙江是我国青瓷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又是南宋都城的所在地。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袭故京遗制”建立了官窑，专门用以烧制供宫廷享用的官窑瓷瓷器，南宋官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青瓷生产的格局，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龙泉窑青瓷的发展。这种“官窑”与“民窑”的共存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南宋瓷器发展的基本面貌，也是浙江地区瓷器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南宋官窑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北宋和南宋时期，宫廷所需要的瓷器由官办瓷窑进行生产，这种官办瓷窑，一般简称“官窑”。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与叶真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佯矣”。此段文字是根据《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顾、叶均为南宋人记载的又是本朝之事，内容丰富详尽，把南宋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均作了明确的叙述。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如此，对《坦斋笔衡》中这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的可靠性一直仍有人质疑，特别是对于修内司官窑的问题，认为上述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通过乌龟山官窑遗址的发掘，证明南宋官窑只此一处，别无修内司官窑。近三十余年来，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以及南宋的郊坛下官窑的遗址均已发现并进行了发掘为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除汝窑、钧窑、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已经找到外，还有一宫藏的所谓“传世哥窑”，至今还未能找到其所属窑口，因此，在南宋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有修内司官窑，但无传世的实物予以印证；(二)宫中收藏有所谓“传世哥窑”瓷器，但末发现它的窑址。对宫中收藏的传世官窑瓷器的研究，文献资料是极其重要的依据。因为官窑的窑址不易发现、墓葬中也不见出土，所以将传世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便成了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官汝窑、官钧窑的窑址末发现以前，就是以宫中收藏的传世品为依据寻觅其窑址的。南宋官窑例外。如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发现也是与宫中的传世官窑瓷器相印证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在修内司官窑的窑址发现以前，将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的传世品相印证的方法也是完全可取的。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营及瓶击之器”。可见，窑务本非修司所管辖。可能由于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官署多有裁并，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之外，还兼统宫廷窑务。所以，置窑于修内司当是可信的。《坦斋笔衡》中的“袭故京遗制”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两句，明确表述出修内司官窑上承“袭故京遗制”，下启郊坛新风的枢纽关系。由此可见，修内司官窑瓷器是根据北宋官窑瓷器的形制烧造的，在胎色、釉质、器形以及文钉支烧等方面，酷似官汝窑。宋室南渡后所建郊坛新官窑，与修内司旧官窑又有着一定的差距，即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从南宋建都与建坛祭典的时间上看，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的时间，据《宋史.高宗纪》记载为绍兴八年(1138)。北宋立于宣和末年(1126)，高宗赵构南渡时，兵荒马乱，时时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直到正式定都才得以安定，其间颠沛长达十二年之久。定都后五年(1143)，置建郊坛，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后的十七年间，特别是建都后，宫中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瓷器?因为北宋亡后，宫廷珍藏珍宝器用己被金兵掠夺一空，转战逃亡之中，很难想像会把官窑瓷器带到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皇家势必采取临时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俭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这说明郊坛祭典时，由于缺乏所使用的铜、玉器，只好临时以当地生产的青瓷与竹木器取而代之。又据《宋史.高宗纪》记载，在南宋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五月、九月和十一月，也曾举行三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也应是陶木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四年(1144)以前，为了定都后的宫中用瓷以及郊坛祭典用瓷，极需置建官窑大量烧制瓷器。那么，这个官窑又是哪一处?自然应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198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官窑今何在》一文，文章以文献及实物(残片与窑具)，印证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尔后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前往了解，幸又获得修内司窑器物残足一片，这是窑址遗存的又一实证。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过早给予否定。南宋官窑根据文献与宫中的收藏，应当包括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两处。
二、清宫珍藏的“哥窑”是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的《负喧杂录》与《坦斋笔衡》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文献。清宫珍藏的官窑瓷器窑口鉴定与时代的划分，都是据此而确定下来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的情况，亦多与今天考古发现相吻合。该书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征又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坦斋笔衡》与该书的描述，恰好与宫中收藏至今的所渭“传世哥窑”器相吻合。尤当注意的是曹昭对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分条叙述的，他称“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这说明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窑。
明高镰的《遵生八笺》沿袭曹昭之说，又将修内司官窑器与哥窑器相比较后认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窑者，烧于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明确指出了其不同性质，并把修内司官窑器的釉色分为：“粉青为上，淡白次之，釉灰色，色之下也。”把纹片分为：“冰裂、缮血为上，梅花片、墨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并指明了修内司官窑窑址在杭之风凰山下及万松岭一带的大内所辖范围之内。清代以后的《博物要览》等文献有关修内司窑的记载，都来源于此。
根据上述历代文献记载，把修内司官窑及其产品的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点：
1.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建立的第一座南宋官窑。
2.修内司官窑瓷器以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深受世人珍爱。
3.南宋朝，在郊坛下建立第二座官窑，其产品远逊于修内司官窑器。
4.修内司官窑瓷器，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5.修内司官窑器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器为官家造也，哥窑器烧于私家。
6.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地方。
当修内司窑址尚未发现以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与宫中珍藏的实物相印证，明确了宫中 珍藏的所渭“传世哥窑”器是修内司官窑器。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传世哥窑”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因此，哥窑与宫中“传世哥窑”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那么为什么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宫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许多藏品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宣和博古图》等文献中均可见诸著录。清乾隆间，又效法宣和皇帝将宫中收藏辑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箕》等书。乾隆皇帝在许多宫中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底部刻有御制诗，诗中根据文献把宋代官窑瓷器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先后两次对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凡四种窑口器物。1935年，郭傈昌先生在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期间，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o。据此，郭氏结合文献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特别是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的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这次正式鉴定的结果，可见公开刊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其中将宋代官窑瓷器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他的鉴定或许是受了御制诗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与乾隆御制诗的分类颇相吻合。其结果是将“官窑”器分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三种官窑器，尤其是又把宫中的许多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这种“三分法”与“张冠李戴”的错误，就导致了如下情况的产生：
1.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
2.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
3.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
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对郭之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文对当时官窑瓷器鉴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我们了解南宋官窑早期的鉴定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章说：“此处(指《图说》)所谓的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官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汗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15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它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还提到《图说》中的“哥窑盘，官窑盘，当时(原题名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印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个为哥，一个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缺少窑址印证的情况下，郭先生不仅对什么是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官窑)模棱两可，而且对什么是哥窑也是含湿不清的。正如陈先生说：“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提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重温陈先生之说，不能不引起当今瓷器研究家的深思与关注。
陈万里先生是重视文献史料，更重窑址考古的瓷器研究家，但因修内司官窑窑址未能发现而持怀疑的态度。也由于历史局限，陈先生对哥窑的认识同样是模糊的，他对哥窑的失鉴是与他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正因为他对修内司官窑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对郭氏把宫中传世的修内司官窑器，定名为哥窑器，也就不能予以正名。
50年代初，陈先生为了搞清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龙泉哥窑进行发掘。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哥窑遗址龙泉大窑(文献上的刘田)等地作了考古调查与重点发掘。然而，大窑等地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同文献记载的“哥窑”瓷器所具备的特征吻合。据此，发掘者断定大窑即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而名为“哥窑”的宫中传世品则绝非龙泉大窑烧制。本来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解决了哥窑瓷器的产地问题，而且还反证了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馆以及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为“传世哥窑”的瓷器，实非哥窑，过去专家把它定为“哥窑”器显然是错误的。对通过发掘所得出来的这一结论，有的学者根据《格古要论》“有黑土者渭之乌泥窑”的记载，认为龙泉黑胎青瓷非哥窑产品而是乌泥窑，是仿官窑的产品。这一意见后来又被发掘者全盘接受，并修改了《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中有关哥窑问题的结论。这就便得哥窑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上述官窑鉴定史申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将官窑(郊坛下官窑)误作“三分法”(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哥两者之“张冠李戴”代把宫中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这两个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纠葛。因为“三分法”涉及到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及修内司官窑，而张冠李戴的出现又源于修、哥不分。由于“张冠李戴”的延误，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致使修内司官窑为“传世哥窑”所掩。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在瓷史上销声匿迹的由来。现在，笔者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当初龙泉窑发掘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对解决哥窑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清宫珍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器不是哥窑器，而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
三、龙泉窑与“龙泉仿官”
在南宋人的《坦斋笔衡》的记载中，除了重点记述了宋代官窑建置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外，还记载了有关民窑及其品质：“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据此可知，曾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的定窑，因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南方的龙泉县窑因质颇粗厚，也不为当时宫廷所看中。
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的生产虽然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已具规模，但烧制的青瓷以青黄釉瓷器为主。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业厅的理化测试结果，说明此时的龙泉窑青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还相当高，基本上属石灰镭的范畴。所以釉面光泽很强，釉层透明，高温粘度低，易流釉;同时还原焰烧成气氛的控制不夥熟炼，这是这时期青瓷釉中泛黄并多有细密的开片的重要原因，与文献记载的“南方龙泉县窑，质颇粗厚”相符。
南宋前期的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尽管与北宋后期的制品不同，釉色青翠，釉面开片与流釉现象较少，说明对釉料的配制和烧成气氛的控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龙泉窑真正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是在南宋后朗，特别是在南宋官窑建立之后。因为南宋官窑的建立，给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高宋官窑由于集中了优秀工匠，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湛，烧造了很多适应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这种官窑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的生产发展。龙泉窑烧瓷工艺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龙泉窑青瓷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注的青釉烧制出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的粉青、梅子青、豆青瓷艺“三昧”产品，与当时的官窑产品相比，好者并不逊色，把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工艺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官窑的烧制技术的影响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龙泉窑吸取了南宋官窑烧瓷技术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烧制的青瓷尽管不是官窑的产品，但也不是一般民窑所能相比，因而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高宋朝廷所使用的瓷器，除了大部分来自官窑者外，还有一部分用瓷需要龙泉窑烧制。这部龙泉窑的产品，后被人称为“龙泉仿官”。《格古要论》记载的“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就是龙泉仿官窑的无纹路的产品。
在南宋龙泉窑青瓷中，除了原有的白胎青瓷外，又新出现了一种黑胎青瓷，如果说“龙泉仿官”，提高了原有的烧造水平并受到宫廷青睬的话，那么，“黑胎青瓷”的出现、更是“龙泉仿官”的直接产品。
黑胎青瓷的最大特征是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这些均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明、清文献中称它为“哥窑”是有其理由的，明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的记载，其中的“官窑”即指“修内司官窑”，“哥窑”即“龙泉哥窑”。证明“龙泉哥窑”是仿“修内司官窑”的。
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的发掘，找到了烧黑胎青瓷的窑址，文献上所称谓的“哥窑”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宫中传世品，则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在宫中“传世品”的窑址末发现以前，为了便于研究，把它们加以区别，故分别取名为“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两种。“传世哥窑”既然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当然它与“哥窑”无关。而文献上所记载的“哥窑”，证明是在龙泉烧制的，就应肯定它是“哥窑”。所以过去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谈到“龙泉仿官”往往否定黑胎青瓷是哥窑，认为它是龙泉仿官窑的产品。因否定了修内司官窑，所以就把龙泉黑胎青瓷与郊坛官窑相比较，如“证之以实物，郊坛下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经过排比研究，尽管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从黑胎青瓷的主要特征上看，较多地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相似。再者，这类黑胎青瓷在龙泉青瓷中数量不多，除了龙泉溪口瓦窑详窑是以烧黑胎青瓷为主外，其他各窑尽管有一些烧制，但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烧制的，产量也较少。考古工作者在龙泉窑的发掘中，也没有找到它发生和成长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黑胎青瓷的突然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宫廷达官贵族们的少量需要，适应当时他们对修内司官窑的怀旧心理而烧制的。因此，更确切地说，“龙泉仿官”就是指黑胎青瓷(哥窑)仿修内司官窑的产品。
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尽管“龙泉仿官”这一历史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明吕震等《宣德鼎彝谱》中有“……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的记载，但因“哥窑”为当时权宜之计的伪品，所以后来并不受宫中重视，因此，传世下来的极少。
四.修内司官窑与“龙泉哥窑”的区别
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两种，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与黑胎青瓷两类。所谓“龙泉仿官”就是指仿修内司官窑的黑胎青瓷的产品。那么，“龙泉哥窑”与修内司官窑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呢?"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尽管两窑烧制的瓷器在风格与基本特征上“大率”相同，如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等，但因为黑胎青瓷是着意模仿的伪品，它们毕竟是两窑之物，非尽相同也。一般讲，宫中传世品胎骨较厚，釉较薄;哥窑则胎薄釉厚。传世品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黑色等多种;哥窑则以黑胎为主(黑胎青瓷)。传世品釉质不透明，釉面光泽如肌肤之微汗，润泽如酥；哥窑釉则透明，玻璃光泽感较强。在开纹片上，传世品追求典雅。讲究装饰效果，一般均着色；“哥窑”则不着意装饰，一般不着色。在所谓的“紫口”、“铁足”方面，两者也不一样。宫中传世品由于胎色不一，釉的流动性较小，“紫口”或有或无;哥窑则胎色黑，釉质厚而透明度强，流动性大，一般均有“紫口”。在烧造方法上，宫中传世品因裹足支烧者居多，故此，铁足者也少;哥窑则均采用垫饼烧，圈足底端失釉层，烧成后露黑胎，故均为“铁足”。因此，文献所载的“紫口”、“铁足”，更确切地说应为“哥窑”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两窑的根本区别所在。
五、结语
文献记载的“哥窑”实是“龙泉哥窑”，被冠以哥窑之名的宫中传世品，不是哥窑，这已为龙泉哥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宫中“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呢?因其窑址尚未发现，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窑址问题，笔者己撰文作过一些论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作了一些科学化验分析。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窑址的发现。
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线索，同时最近又有了一些新发现，看来对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的彻底澄清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官窑的窑址是不易发现的，这是由官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除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发现了一些窑迹外，还应当考虑有无可能与北宋官汝窑一样，其窑址不在州治临汝，而是在离都城不远的宝丰。同样，修内司官窑的窑址，也可能不在修内司官署所在地，而在都城临安附近的其他地区发现，这恐怕是在修内司窑址末完全确定下来以前，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作者：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李辉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