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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紫砂子治石瓢由来

陶瓷文化:紫砂子治石瓢由来

陶瓷文化 原石瓷砖 大理石瓷砖

2021-07-10

陶瓷文化。

石瓢的一种,最古朴的石瓢造型。子冶石瓢为瘦瓢。应该是清道光年间一个叫瞿应绍的人字子冶。瞿应绍(1780-1850)字子冶,一字陛春。号月壶,又号瞿甫,又自署老冶,室名敏秀堂。上海名士,清代道光间贡生,官玉环同知。善诗文,精画竹,浓淡疏密,错落有致;又擅刻印,好收藏古器物,能鉴别金石文字。曾设计制作紫砂茗壶,他在壶上作书绘画,别具风格,为世人所重,人称瞿壶。

瞿应绍[清](一七八0至一八四九),字子冶,一字陛春,号月壶,晚自号瞿甫,又署老冶,室名毓秀堂。上海名士。道光间贡生,官玉环同知。最善画竹,浓淡疏密,错落有致,兰、柳亦工。又擅篆刻,又好刻竹于宜兴茶壶上而石瓢最早称为石铫,铫在《辞海》中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铫从金属器皿变为陶器,最早见于北宋大学士苏轼《试院煎茶》诗:且学公家作名钦,砖炉石铫行相随。苏东坡把金属铫改为石铫,这与当时的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苏东坡贬官到宜兴蜀山教书,发现当地的紫色砂罐煮茶比铜、铁器皿味道好,于是他就地取材,模仿金属吊子设计了一把既有流(壶嘴),又有梁(壶提)的砂陶之铫用来煮茶,这铫也即后人所称的东坡提梁壶,这可谓最早的紫砂石铫壶。那么,紫砂石铫何时称石瓢呢?这应从顾景舟时期说起,顾引用古文弱水三千,仅饮一瓢,石铫应称石瓢,从此相沿均称石瓢壶。

子冶石瓢,运用几何学中的三角形,子冶石瓢器型:筒三角、把三角、纽三角,流与身筒夹角的型,还是三角,把的三角从身筒过渡到流,形成三个三角的相互穿插,在顶上加入一个三角纽,身筒又非常稳重的撑起了两边角度对等的小三角。确实如大亨掇球的概念,将多个圆融入了一个圆。盖沿上部为既要与身筒形成线条结合,又要压住身筒,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盖沿上端做大倒角来缓和斜上被断的线。同时为了让盖子压住壶身,看似平的盖子还必须稍微拱起一点点,满足视觉效果上的饱满。

瞿应绍的子冶石瓢在历史上留下深刻记忆,算是划时代的精作,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瞿应绍是这款壶作的开创者,同时期正好是在阿曼陀时代,开创了文人墨客装饰紫砂壶的时代。这个概念,在乔看来等同于新发明。一个成功的足以传世的经典壶形,一个成功的足以让后世效仿并发扬广大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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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紫砂壶的名称由来——西施壶


原名西施乳,言壶之形若美女西施之丰乳,流短而略粗,把为倒耳之形,盖采用截盖式,壶底近底处内收,一捺底,后人觉西施乳不雅,改称倒把西施壶。文旦、龙旦和西施三种壶形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三种壶都属于截盖壶。文旦:为南方的一种水果,也叫柚子,是按照这个原型做出来的。

首创者徐友泉,明末清初吴梅鼎给了徐友泉极高的评价,称若夫综古今而合度,极变化以从心,技而近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吴梅鼎之所以为世人所识,实在是因他的一篇《阳羡茗壶赋》。吴氏曾祖是明正德进士吴颐山,正德进士何许人也,不太清楚,只是他的家童名声太盛,叫供春。吴颐山少时在宜兴金沙寺读书,家童供春服侍少主的同时,据说偷学了寺僧制壶,不经意间,成了紫砂壶史上的鼻祖。然后经历了赵梁、董翰、元畅、时朋四大名家,然后是时鹏之子时大彬一家独大,时大彬有一高足,就是徐友泉了。而吴梅鼎的父亲和徐友泉交好,并请其到家中研制紫砂壶,成就了一段佳话。吴梅鼎更是耳濡目染,友泉晚年自叹吾之精,终不如时之粗时,他不知道,紫砂史册上,已经有了他浓重的一笔。

风格各异:紫砂石瓢壶


紫砂壶石瓢造型在行家来说是永远跌不破的形(还有掇球、仿鼓、掇只等)。意思是说这些形很受行家喜欢,虽历经几百年还是推崇倍致,并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石瓢壶是紫砂传统经典造型。溯源历史,有相关资料和实物佐证,当在清代乾、嘉年间。历代名家制作较多,但每人风格各异,其品种主要有高石瓢、矮石瓢、子冶石瓢,都曾制作过。并在此形上创作开片石瓢,均受人喜爱。专家认为还是以高石瓢为优。本文试以高石瓢为例谈谈其造型特点。

高石瓢作为一种茶具,造型简练,古朴大方,端庄稳重,刚中有劲,敦实调和。壶的体形是以两条抛物线结合而成,一条是从口到底的转角处,一条是底中心至底的转角处。两条抛物线略有不同,但要运用得当,结合得恰到好处,感觉刚中有柔,和顺有劲。盖虽是平盖,但实质上中高周低,中间和边沿有一毫米的差距;盖板线厚薄正好,线要圆、润,下边要与口结合严密,上边与盖面的交接要和顺而;又要突出盖板线的圆整有劲。

盖上的桥梁的(钮)是最关键之处,高矮跨度都要有符合比例的形,变化较大。要抓住每一个细部:桥中央是最狭处,慢慢向两面延伸至盖,特别是与盖的结合处要形成椭圆形,但又不是整个的,而是个三分之二椭圆;桥与盖的交接处要似明似暗,看得清但不明显;其内孔与盖的结合处缓转匀称,内孔也是三分之二个椭圆,与桥形成呼应;桥的两侧对称,处理手法难度较大,需耐心才能达成。

壶嘴称为直筒暗嘴。首先注意长短、粗细的比例恰当,自然,不能相差丝毫。从嘴头至壶身,逐渐加粗,就像是从壶体上生出来的感觉。至嘴端1厘米左右是直形,但看起来有些喇叭形,这是视力的错觉。嘴的角度恰到好处,面要平整,内孔要圆,嘴内径是出水口最小越往里越大,这样出水冲力有劲,不易涎水。壶把要与嘴对称,把内外都是和顺流利的三角形线条,把头与壶体结合与嘴相同,自然流畅。(把手的横断面外圆内平似圆头三角形)把握使用舒适。壶底部三足称围棋足,形如围棋子。足与底面结合清晰利落,三足位置呈等边三角形,要求匀称不偏,使整体统一,显示出一把壶的神韵齐全,风度大气,实用大方,极具收藏品价值。

陶瓷文化:文化载体的奇葩——紫砂


宜兴紫砂始自北宋,盛于明清,名家辈出,代有精品。紫砂壶以简练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深得海内外多方人士的钟爱。明清之际,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推崇和参与,使紫砂壶的技术和艺术不断提高,名家名壶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

紫砂陶艺是署有作者名款最多的工艺品,据《阳羡敬壶录》载紫砂壶首创者为明代金沙寺一位高僧。受瓷器工业发展的影响,使紫砂工艺从起步走向繁荣。自明代供春壶问世后,这时出现四名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还有名玩李茂林和壶家三大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都是明代代表人物。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国卿、陈仲美、沈子澈、项圣思等。

到了清代,砂艺高手辈出,紫砂器不断推陈出新,盛清康熙开始,出现了陈鸣远、邵大享等名家。乾隆至嘉庆、道光年间,宜兴紫砂业又步入一个新的时期,紫砂茶具式样繁多,所谓方非一式、圆不一相。著名艺人有杨彭年、陈曼生、杨宝年、杨凤年、王东石、惠逸公、惠孟臣、黄玉麟、王南林、邵友廷、黄彭年、陈鸿寿、瞿子冶、潘仕成、陈光明、吴玉亭、朱石梅、程寿珍、朱可心、范大生等。

鉴赏一件古壶时,除确凿的年份外,其价值更体现在作品本身的工艺水平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紫砂壶之所以名闻天下,官僚墨客参与创作有很大关系,细观茗壶之器古朴典雅、镌刻之诗句意味深长,泥料之色泽变化万千,以一壶之微集良工巧匠之智,汇文化雅士之才。

陶瓷文化:紫砂与竹


宜兴紫砂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因为植根于江南阳羡,有历代文人的密切参与,使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人文雅趣。竹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历来受到文人激赏,宜兴又有竹海之称,故紫砂艺术与竹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竹,因四季常青,人们把松竹海并称岁寒三友;又因竹竿挺拔、刚直不阿而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竹与大众密切相关,竹制品是生活必需品,竹刻、竹编是悠久的民间工艺美术,竹文化也是重要的民俗文化,民间有梅开福贵,竹报三多竹报平安之说。总之,竹文化对文学、绘画、园林、音乐、宗教以及工艺美术有深远的影响。宜兴与紫砂艺术与竹文化联系密切。

竹是紫砂花货重要的创作题材,竹型茗壶已成为紫砂塑器的一大门类。有以一节竹筒造型成壶的,如竹段壶,即以一段竹筒为壶身,竹枝为嘴、把、钮,并贴以竹叶数片,简洁巧妙,已成经典。以竹入壶的另一种做法是光货壶体上用竹枝、竹叶做嘴、把、钮等壶的附件,如小型竹节壶、珍竹提梁壶等等。总之,竹是紫砂创作的重要题材,以竹造型是紫砂造型艺术的一大手法和组成部分。

以竹饰壶,把竹文化与紫砂相结合,让人在品茗玩壶时,品味竹的潇洒飘逸,虚心劲节,壶、茶、竹融为一体,美哉美哉!

紫砂文化:当代紫砂文化价值回归


新世纪十年,当代紫砂陶瓷艺术在各种危机的冲击、考验下,实现了跨越性的、堪可告慰的转型,更加以文化内涵作为艺术定位,逐渐在当代中国各门类艺术发展中,巩固进而凸现出自己的存在地位和存在价值,乃至成为艺术收藏和艺术市场新的追踪热点。此次展览展出的紫砂作品,就是地处宜兴的无锡工艺学院的教师和陶艺大师们上讲台、进陶坊,勤奋实践,勇于创新,既尊重传统,又蕴涵现代意识所创作的紫砂陶精品力作,其原创性强,风格各异,制作工艺精湛,体现了学院派陶艺家的创作实力和宜兴当代陶艺风貌。

对于真正的陶艺家来说,艺术是灵魂最好的载体,陶艺家将对生活的体验转化为一个个崭新而独特的艺术生命,陶艺家的思想与情感便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对于当代陶瓷艺术的发展方向,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沈奇先生提出了三个观点,正契合此次展出作品的整体风貌与艺术追求。

简约化:东方美学的基质在于简约、自由、合心性。具体而言,就是虚静为本,澄怀观照,空纳万境,静了群动;就是以少胜多,不以多为多;就是天人合一,法自然、师造化,自然为大美。但长期以来,受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宣传、代言、主旋律等影响,以及西方文化潮流的影响,当代中国艺术界一直是在做加法,无边界也无中心地探索求变,唯新是问,唯视觉冲击力和展览机制是问,失去了素宁内敛的文化根性。现在不少紫砂陶艺家纷纷回过头来做减法,守住化繁为简的底线,重新在简约的本质特性上下工夫。

精致化:比之古典陶瓷艺术来说,当代陶瓷艺术从创作理念到制作工艺、技术手段,都要丰富精良得多,但为什么所成就的作品却没有古陶古瓷耐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静气。今天的艺术家们大都过于急功近利,很少能像古人那样静下心来,别无挂碍地把一件事情尽善尽美地做到极致,习为广大而难成精微。越是粗制滥造鱼龙混杂假冒伪劣成风的时代,真正的陶艺家越需要沉得住气,抱元守雌,精益求精,品质为上,苛求完美,才能脱平庸、超时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认证,免蹈昙花一现或各领风骚三两年的覆辙,这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并逐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文化化:观赏宜兴紫砂壶,外行看器形、看纹饰;内行品气息、品内涵。紫砂泥的资源固然有限,也有优劣之分,但却不是作品价值评判的关键因素。判断紫砂壶的价值,贵的不是原料,而是其文化含量。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器物化,紫砂壶若没有深厚隽永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内涵灌注其中,那就只是一件好看而不耐品味的形而下之物件而已,比之古董低价,比之工艺掉价。经由泥与火的熔融,赋予紫砂壶以诗的灵魂,方是紫砂壶艺术存在的真谛。一方面,今人不能做古人,陶艺家必须进入现代语境,表现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强势话语影响的焦虑,如何表达我们自己的现代感,以及再造我们本源性的艺术精神与审美感受,已成为现代陶瓷艺术深入发展的关键。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思考和探求,仅仅依赖一点点观念的更新和技艺的琢磨,显然是不够的。说到底,生逢其时的当代陶瓷艺术家们,面对机遇与挑战,最终的命题还是那个绕不开的老话题:回到修养更为全面和更为超迈的文化修养,进而以文养心,以心养陶,道和器并重而抟土为玉!

陶瓷的历史与由来


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己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宋代越窑青瓷织持壶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

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婆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元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享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钻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家分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杨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出土的瓷器2万余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现代的陶瓷作品,随着国门的打开走向辉煌与多元,不管从造型、纹饰还是工艺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开始体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现代艺术精神。即使传统的民俗人物、水墨山水等在陶瓷美术爱好者们的笔下,也重新焕发新的时代气息和灵动的魂魄。尽情勾勒着大千世界里用陶瓷描绘出的丰富与瑰丽,让我们去迎接新的陶瓷纪元。

紫砂文化


走进惠风堂的“片瓷山房”紫砂展厅,各种展品陈列有序。既有珍贵的紫砂模具、紫砂残片标本,更有程寿珍、邵景南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太白醉酒雕塑等。其中鹤立鸡群的当数一把长沙出土的明代四系提梁大茗壶。此壶口径10.9厘米、底径22厘米、高19.2厘米、腹周78厘米、器重2400克,可容纳6800克水,当之无愧地成为紫砂壶中的巨无霸,比1965年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明代太监吴径墓出土的高17.7厘米的提梁壶还大,观者无不啧啧称奇。据了解,大茗壶的制作为手工捏作,壶体如罐,分三段拼接,平底、四系、曲流略呈方形,壶腹内一方形出水孔,早期工艺品制作特征明显,壶口平直,棱角分明,总体造型显得古朴圆浑。

另一件稀世珍宝为江苏泰州出土的绞胎紫砂壶。这把绞胎紫砂壶造型酷似掇球壶。圆执、曲流、圈足。翻看底足,露出绞胎泥质纹理,绞胎所产生之纹饰如鸡翅木华美清晰,外观与后配鸡翅木的壶盖宛若天成。不同于一般无釉紫砂壶,当时工匠还在壶体外罩透明釉,类似给家具上一层透明漆。不仅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使绞胎纹理显得愈加美丽。据张浦生教授介绍,江苏泰州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绞胎紫砂壶,绞胎紫砂壶是古代陶瓷工艺新发现,国内总共才存有3件,其稀有程度可见一斑。

张浦生从1957年开始从事古陶瓷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四十余年而不辍。他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青花王子”,而且对紫砂研究亦颇有建树。此次张浦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出土紫砂标准器、紫砂瓷片藏品展出,给广大古陶瓷的收藏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观摩、学习机会,充分体现了张浦生“以瓷会友,弘扬文化”的精神。

紫砂文化:紫砂之道


虽然品茗用具在艺术品拍卖中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一直处于配角地位,但是它们所具有的收藏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紫砂壶,它不仅是我国独有的鉴赏兼顾实用的传统茶具,而且也是历朝文人墨客的赏玩之物,在中国陶瓷史和物质文化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

据记载,苏东坡被贬居宜兴蜀山时,留下多首品茗之作,记录了他对宜兴美茶、美水和美壶的喜爱。而从与苏东坡同时代的文人所留下的诗词,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文人墨客对于紫砂壶的喜爱。发展至明朝成熟后,“一壶重不数两,而价重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紫砂壶的价值更进一步受到人们的珍视。同时,由于文人的参与,使紫砂壶完成了从工艺品到艺术品的转身。

据了解,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龚春。在吴梅鼎的《阳羡瓷壶赋·序》中曾写道:“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缸,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所谓供春壶也。”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如今,流传的供春壶多是仿品。顾景舟有一件仿品,价格在60万港币左右,可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龚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之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在2010年嘉德春拍中,一把1948年由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的“相明石瓢壶”就以1232万元创出紫砂壶拍卖世界纪录。此石瓢壶原是紫砂传统造型。顾景舟集各家之大成,创出自我,壶上宜书宜画,一改清初以来纤细繁琐、堆砌浮华之气,刻意追求线型的流畅舒展,反复权衡比例的协调秀美,显现了简朴大方的气度。

紫砂制壶自万历朝以来,历代名家辈出。清晚期文人制壶更受青睐。嘉道时期由陈鸿寿设计,杨彭年制作的曼生壶即是文人茗壶中的经典之作。今年,在嘉德春拍的另一专场“柔翰清心——书斋雅器紫玉金砂”中,一把“清道光彭年款曼生铭汉铎壶”,以72.8万元成交。

紫砂不仅仅是一种泥料,更是一种文化。品名壶,也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会话,一种意识形态的交流,从而在壶中感受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果带着文人艺术的眼光看紫砂壶,则体现了文人画的另一种形态。

陶瓷文化:紫砂壶记


紫泥、绿泥和红泥。可以烧制紫砂壶的泥一般深藏于岩石层下且,泥层厚度从几十厘米至一米不等。根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关岩相的分析表明,紫砂黄泥属高岭石英云母类型,含铁量很高,最高含铁量达8.83%。紫砂壶在高氧高温状况下烧制而成,一般采用平焰火接触,烧制温度在1100-1200℃之间。紫砂壶成品的吸水率大于2%。紫砂壶的泥原料,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三种,俗称富贵土。因其产自江苏宜兴,故称宜兴紫砂。

紫砂泥料其特点是含铁量比较高,紫砂器的显微结构中存在大量的团聚状,它的气孔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团聚内部的气孔,另一种是包裹在团聚体周围的气孔群,且大部份属于开口型气孔,紫砂器良好的透气性,可能与这种特属的显微结构有关。据宜兴陶瓷公司对各陶土的理化工艺性能测定,发现紫砂泥的气孔率高达10%以上。因而又说明了透气性好当然就是泡茶色香味皆蕴和暑月夜宿不馊的主要原因了。紫砂泥的可塑性和结合能力好,则是其有利于工艺装饰的原因。再则紫砂泥的焙烧温度范围也宽,为1190℃到1270℃,这是紫砂制品不渗漏,不老化,越使用越显光润的又一原因。以上均说明了,这种粉质细砂岩的紫砂土,是宜陶宜壶的最佳泥料,也是陶都宜兴特有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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