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绘双系陶壶新石器时代小撇口、削肩、鼓腹、平底。器身呈棕红色，为泥质红陶，口沿与腹部以红黑双色彩绘蛙纹图像，纹饰连续、清晰，虽有氧化褪色，但总体彩绘尚保存完好未有脱落。马家窑文化陶器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及其以西地区，上下延续千年左右。因其主要地域是在黄河流域沿岸，因此民间俗称其为黄河彩陶。马家窑文化按其地域以及出土器物的特征来分类，又可细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小坪子、半山、马厂五种类型，陶器多为夹砂红陶或夹砂灰陶，以黑彩绘画为主要装饰，喜用水波纹、几何图型，器身饱满，韵味无穷。马家窑文化概念最早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1923－1924年，时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到甘肃、青海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发现了马家窑、齐家坪等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他根据当地考古资料，将甘肃地区的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等六期，并认定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由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也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有很多专家对安特生的这个观点提出异议，如中国考古界泰斗裴文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等根据河西地区考古发掘资料，认为马家窑文化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类型而非中原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正式将马家窑文化予以定名，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普遍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因此，日后如果要再版《中国古陶瓷图典》，则应根据正确的概念来重新给予修订。由于黄河彩陶特殊的魅力，在海外收藏界深受欢迎，因此历来成为仿制的重点。主要的仿制方式有整器新做或者采用已经褪色的老器后加彩。整器新做的，鉴定相对容易，目鉴或者采用热释光都可以很容易地辨别，特别是器身内部的覆土，老器之中的覆土是长期自然叠压固化形成，新器之中的覆土则采用添加黏合剂以增强附和力，因此使用手碾或者采用化学成分分析都可以区分。老器后加彩鉴定起来相对困难，过去主要看彩色是否自然老化、是否采用矿物彩料来进行区分，目前新彩做旧亦采用矿物彩料，表面老化则采用升温加速氧化法，仅凭彩绘色彩来鉴定也就相对困难。不过自然老化和人工老化仍然是有很大区别，此外，真正的黄河彩陶图案和上色并不是绘制而成的，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也还是不难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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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陶瓷的历史——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陶器
广东是祖国南大门，烧制陶瓷历史悠久，在国内陶瓷工艺美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韶关、曲江、连南、始兴、仁化、南雄、惠阳、惠东、博罗、河源、龙川、子今、枚县、枚州、大埔、兴宁、平远、丰顺、汀海、潮州、潮安、揭阳、东莞、南海、佛山、三水、中山、新会、高鹤、陵水、廉江、高州、阳江、遂溪、高要、云浮、封开、郁南、广州、增城和番禺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和唐至明代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器造型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的发掘反映了广东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定面貌，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我国的陶瓷工艺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主要是依据上述调查和发掘所得材料，并联系已发现的局部古遗址、古墓葬出土实物，对广东古陶瓷进行初步分析，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索。
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三、四百处，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二、三十处。据研究分析，这些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分布于英德、始兴、连山、罗定、封开、怀集、阳春、南海等县。其中英德青塘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绳纹、方格纹、篮纹、划纹、粗砂陶片，均系手制，火候不高。这些陶片与打制石器共存。中期的遗址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和深圳小梅沙遗址为代表。陈桥村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圆底的釜、罐、钵，表面抹平，多划纹，还有用贝壳类压印的纹饰及绳纹、篮纹等，口滑或颈部往往涂赭红色宽带彩绘，富有地方特色。金兰寺下层出土的陶器，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片占3.9％,未见几何印纹，只有绳纹、篮纹和划纹。小梅沙遗址除出土夹砂粗黑陶和绳纹陶外还出土一件精美的《彩陶盘》，口径23.6厘米(附图一)，其胎质为黄色细沙泥陶，陶土经过淘洗、手制，火候低，器表及足部经过打磨后再在其上涂一层暗红色陶衣，器外壁彩绘赭红色的仰覆钩形纹，器足绘水波纹和圆圈纹等。从其器形，陶质、制法、纹样等特点来看，它与广东东莞、增城、佛山和香港发现的彩陶碎片相一致，而与东南沿海江、浙、闽一带遗址所出的彩陶器相接近，当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具有广东特点的产物，而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器则有较明显的区别。
晚期的遗址，以曲江石峡中、下层，增城金兰寺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为代表。这个时期的遗址数量最多，几乎遍及全省各地。陶片堆积范围大，分布密集，制陶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较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地区，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这时的陶器几何印纹已相当发达，流行以曲尺纹、云雷纹、方格纹、圆圈纹、编织纹、篮纹等。一般来说夹砂粗陶、泥质软陶和硬陶均拍印有纹饰，但也有素面无纹的。器形有陶鼎、陶鬶、贯耳壶、鸟形壶、圈足罐、凹底罐、高足豆等，其中石峡出土的陶鼎、陶鬶和贯耳壶与江西清江筑城下层、修水山背遗址及江西良渚文化的同类陶器相类似。据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是在本地区早期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本地区的特点又有与邻近的广西、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区同一时期的陶器有密切的关系。
在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窑址有三处。一处是韶关走马岗，一处是连南猫头山，另一处是梅县凹峰里山。由于地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其相对年代比金兰寺遗址中层和石峡中、下层为晚，前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后两者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韶关走马岗窑，系一座横穴窑，该窑是在生土中挖成的，平面长约2.6米，分窑室、火膛、烟道三部分。窑壁涂有一层草泥土，经长期火烤变成坚硬的红烧土。窑室为一圆形竖穴，火膛在窑室的东部，呈一长筒形的管道，烧窑时火焰经过管道进入窑内。这座窑的特点是规模小，不设窑算，无窑顶，是一种升焰式穴窑，其窑温至高一般不超过1000度，窑内陶器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该窑烧造的陶器仅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夹砂粗陶胎呈黑色，纹饰不多，仅见方格纹，曲尺纹、篮纹、席纹等。泥质陶呈灰、红两色，各占一半左右。纹饰以方格纹、曲尺纹、篮纹为最多，但也有编织纹、圆圈纹、云雷纹和划纹。并在各种器物上饰以附加堆纹。器形有罐、缶、盘、鼎、豆和器座，也有不少短颈敞口、鼓腹圆底、卷口尊。这种尊和广东各地几何印纹软陶遗址中常见的尊的特征是一致的。上述陶器都是在无顶的穴窑中焙烧出来的，火候不高，手捏即碎，可知当时烧窑技术还有很大的原始性。
连南猫头山窑址出土的遗物有生产工具、制陶工具和陶器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奔、石凿和敲击器；制陶工具有陶压锤和拍印花纹的方格纹陶拍。从陶片和残足推测，器形有罐、盆、鼎等。器表花纹有夔纹、篮纹、方格纹、回纹方格组合纹(有粗细之分)和弦纹。器形一般都很端正，厚薄均匀，造型比广东其他地区同一时期的遗址所采集到的稍为简单，也没有柄把一类的附件。陶器的颜色有红、灰、黑三种。在广东数以百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采集到的陶器胎质亦有红、灰、黑、褐等颜色。说明当时的陶器都是在氧化气氛中，同时又在熏烟的情况下烧造出来的。
梅县凹峰里山是一处烧印纹陶的圆穴窑址，共有窑三座，但已被毁坏，窑基及部分窑壁尚存，直径1.3至1.6米，投柴孔设在窑身下端，投柴孔之上及窑内壁均凹凸不平，推测其原来有一层窑箅,但已塌毁，原貌不明。这是一种升焰式圆穴窑。出土的陶器纹饰有夔纹、云雷纹、席纹、方格纹、篮纹和夔纹与双线方格组合纹。广东发现以夔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已有一百六十多处，这种纹饰很可能仿自中原的商周铜器而加以简化。
西周窑仅在平远石正公社发掘了四座，结构基本一致。系一种圆穴窑，在生土中挖成，分窑室、窑箅、火膛、窑门四个部分。从火门进入为火膛，火膛之上是窑室，中间隔着很厚的窑箅。窑室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无顶，窑壁作弧形状。窑箅和窑壁用泥拌草涂抹和夯牢，经高度焙烧，极为坚硬。窑箅表面平坦，窑箅之下为火膛，其中四号窑室残高0.9米，宽1.5×1.8米。据推测，烧窑时窑顶可能用竹木或石板架成平顶，留出烟道后，其余地方用湿泥加以密封，烧成一窑器物后，再将窑顶揭开，再烧时则再搭上相同的平顶。该窑出土的陶器，以罐为最多，占69.97％，碗、碟占16.82％，壶、盂、盆、插座和陶压锤数量最少。这些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云雷纹、云雷与方格组合纹。素面陶也有，但数量不多。除印纹陶外，彩绘装饰也是这批陶器的重要特征。有点彩划彩两种，点彩一般以二、三点为一组，点于器腹或口沿上，点距不很均匀；划彩则以直线条纹(二至五条为一组)绘于印纹陶器腹环壁一周，也有绘于口沿的。彩绘颜色有黑、赭、棕红、暗绿等色，以黑色为主。该窑虽然系一种竖穴升焰窑，但其烧制的印纹陶和彩绘陶器，据石湾陶瓷研究所测定，火候一般在900至1200度左右，可见该窑比韶关走马岗窑进步，有一定的科学性，在烧成气氛性质方面，能偶尔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在饶平发掘的二十四座商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酱黄釉和酱黑釉陶器，器形有各种大口圆底尊、圈足盘、平底或圆底罐等，有些外壁印条纹、方格纹或在器肩刻划各种简单的文字符号。火候一般约在900至1000度左右。其中大口圆底尊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黄釉尊极为相似。在普宁亦有类似的墓葬和器物出土，可知广东烧制原始瓷器历史悠久。
龙川出土的西周《双耳陶罐》(图3)，器外腹下身模印斜方格纹，其上直至口沿均用渴黑色矿物颜料描绘回形雷纹环壁三周，线条厚处发光，胎质坚硬．烧造这样的陶器需要掌握1250度左右的火候，说明当时广东制陶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双耳陶罐 周 高16.0cm 口径11.5cm 广东省龙川遗址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商周时期，南方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区。在《尚书·泰誓》、《逸周书·王会》、《诗经·大雅》等文献和中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南夷”、“仓吾”、“南瓯”、“南国”、“南海”等词，指的都是南方“百越”部落。南方“百越”部落同商周王朝经常有交往，有时也发生战争。在这过程中，逐步扩大了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述发现的印纹陶，大口圆底尊和彩绘陶器等，它对进一步研究当时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上，无疑是增添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古代瓷器：马家窑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1.85传奇私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在甘肃东部的泾、渭水上游与西汉水、白龙江流域都有不少遗存。兰州附近及黄河沿岸西至青海的贵德盆地以及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宁夏的清水河流域与河西走廊武威以东地区均有分布。已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达300多处，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700年。陶器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这一时期的彩陶展现了新的辉煌，数量增多，彩陶的比例占到20％50％。彩陶器型丰富多样，纹饰精美，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为主，线条流畅，图案明丽。马家窑类型彩陶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人们定居生活的稳定，陶器器形也出现了变化，虽仍以盆、钵、碗等饮食器为主，但贮藏器瓮、罐、瓶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这时的器型线条变得更加流畅，各部分的比例更加匀称，更加实用。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制作工艺很成熟，数量特别繁盛，占各类陶器总和的25％50％。在陪葬陶器中，彩陶多达80％。马家窑的彩陶多为红陶，分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许多泥质细陶往往口沿、外壁都绘有花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甚至一些作为炊器的夹砂陶也有彩绘，极为少见。花纹繁缛瑰丽，富于变化而有规律。大多数的夹砂陶表面饰以绳纹，少数饰数道平行线、折线、三角或交错的附加堆纹。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在造型上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器形有碗，钵，盆，罐，壶，瓶，杯等。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 古代瓷器知识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1982年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出土。
锯齿纹彩陶鼓马家窑文化，1982年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出土。彩陶鼓近鼓面处有一圈乳丁，以便蒙包兽皮。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村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
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皿为代表，它的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其制陶业非常发达，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也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量新出土材料的积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逐渐形成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马家窑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1.85传奇私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在甘肃东部的泾、渭水上游与西汉水、白龙江流域都有不少遗存。兰州附近及黄河沿岸西至青海的贵德盆地以及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宁夏的清水河流域与河西走廊武威以东地区均有分布。已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达300多处，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700年。陶器以橙黄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这一时期的彩陶展现了新的辉煌，数量增多，彩陶的比例占到20％—50％。彩陶器型丰富多样，纹饰精美，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为主，线条流畅，图案明丽。马家窑类型彩陶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人们定居生活的稳定，陶器器形也出现了变化，虽仍以盆、钵、碗等饮食器为主，但贮藏器瓮、罐、瓶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这时的器型线条变得更加流畅，各部分的比例更加匀称，更加实用。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制作工艺很成熟，数量特别繁盛， 占各类陶器总和的25％——50％。在陪葬陶器中，彩陶多达80％。马家窑的彩陶多为红陶，分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彩绘幅面很大，许多泥质细陶往往口沿、外壁都绘有花纹，还盛行内彩，纹饰绘于器物内壁。甚至一些作为炊器的夹砂陶也有彩绘，极为少见。花纹繁缛瑰丽，富于变化而有规律。大多数的夹砂陶表面饰以绳纹，少数饰数道平行线、折线、三角或交错的附加堆纹。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在造型上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器形有碗，钵，盆，罐，壶，瓶，杯等。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82年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出土。
锯齿纹彩陶鼓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82年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出土。彩陶鼓近鼓面处有一圈乳丁，以便蒙包兽皮。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村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
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皿为代表，它的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其制陶业非常发达，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也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量新出土材料的积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逐渐形成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古代瓷器：马家窑文化的发现和半山类型彩陶概况
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57年开始经甘肃省博物馆等机构对马家窑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说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关系密切。虽然两者烧造工艺大相径庭，但在纹饰等方面有着颇多不同。考古界曾经对马家窑文化的命名以及马家窑文化是否包括半山、马厂类型，有过许多争议和主张。经考古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直至1961年考古界正式使用马家窑文化名称，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入马家窑文化；通过丰富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内涵，藏界对马家窑文化及其分类认知度很快，公认该遗址包含有：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其中以马家窑类型最为丰富，半山类型最为精彩。
安特生晚年
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JohanGunnarAndersson)安特生，于1914年受北洋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时任中国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并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陈列馆的筹建等工作。在得到北洋政府批准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成绩斐然。
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1921年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并试掘：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又称猿人洞、通俗的称为：北京人遗址。自此，拉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
1921年10月安特生在黄河中游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名命名的考古遗址先例，并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继发现仰韶文化之后，为了寻找中国更早的古文化遗址，安特生考查队自河南出发，沿黄河逆流上行来到陕西和甘肃。
安特生在兰州购获的彩陶
1923年春天安特生考查队到达甘肃兰州，偶尔从地货摊上发现了一个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并购买了一批出自洮河流域以半山、马厂类型为主的彩陶，并把这批彩陶相继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1924年，终于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首先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并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安特生著《甘肃考古记》六版配图
1924年安特生重返临洮县，6月26日在临洮县以西的广河县洮河西岸的半山发现文化遗址并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安特生继续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文化遗址经试掘，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安特生在广河边家沟发掘时绘制的发掘现场图
1924年安特生先生完成了他在甘肃、青海两地发掘考察工作，发掘的文物一共装了25辆马车。在此期间相继发现并系统发掘了：朱家寨遗址、卡约文化遗址、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遗址、寺洼文化遗址、沙井文化遗址、边家沟遗址一系列的发现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4年发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文中涉及中国文化起源假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受到考古界的驳议；
《甘肃考古记》左七版、右八版图选
1925年，即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安特生著《甘肃考古笔记》、乐森璕译。图文并茂的阐述了他在甘青考古发掘的情况，并在书中对之前的假说进行了修正。
安特生在瑞典陪同王储参观中国彩陶
安特生和中国北洋政府曾经签订过一个协议，先将器物全部运往瑞典初步研究，然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据瑞典东方博物馆记载，截止1936年共计七次退还文物；安特生以中国文物为依托，于1926年创建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目前馆藏文物约10万件，各类中国文物占到80%以上。馆藏中国文物总数在西方博物馆当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大英博物馆。其中，中文图书收藏量为北欧第一，仰韶陶器大概400件以上。不少藏品在中国博物馆也稀见。
到1943年安特生将长期研究的中国史前史工作做出了最终总结，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并作出结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
安特生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拓荒者，对中国考古学和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起到了先导作用。使马家窑文化在上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入世界远古文化史册，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
尽管从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到现在还不足百年，但在考古发掘和学术整理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
距今5000年左右，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彩陶文化逐渐衰落。马家窑彩陶依然延续发展了一千三百多年，并且将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前未有的鼎盛阶段，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相对世界同期彩陶更显出类拔萃。
从考古发掘报告地层叠压情况和分布范围来判断，马家窑半山类型文化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半山类型属于马家窑类型的演变，马厂类型又是半山的延续，呈逐渐西移趋势
彩陶上记载着几千年来大地和泥土最原始信息。一件成功的彩陶，在完成造型成型工艺后，先用卵石等磨制工具对器表进行反复打磨、磨光，使器物表面达到一定的光洁度；在陶坯尚未完全干透时进行彩绘，所需的颜料来自天然矿物，要经过筛选、研磨和稀释才能用于彩陶绘画；最后经高温烧制出器表光亮、色泽鲜亮、颜色牢固、经久耐用的器物。
其中，半山时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前235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经济生活与马家窑类型时期基本相同。常见的器物仍以：罐、瓮、钵、瓶、盆等饮食器和贮藏器为主，总体彩陶数量增多、体量变大。这反映了农业定居生活的进一步稳定和成熟，促使制陶业更佳发达。
从陶器彩绘颜色来看，早期以石岭下为例，多以黑彩单色较多；中期以半山为代表，多以黑、红彩相间居多，以黑彩锯齿纹为骨架构成的各种图案最为常见；晚期以马厂为代表，黑彩锯齿纹已很少见到，多见运用红、黑彩在红色陶衣之上描绘先民对大自然和生活所见、所思的题材。
从绘制题材来看，半山纹饰以继承马家窑类型几何图案为主，运用点、线、面平涂技法勾画出多姿多彩的纹饰。巧妙的将几何图形与抽象而夸张的纹饰进行有机的组合，传递着先民对生活的赞美、追求美感的炽热情感；常见纹饰主要有漩涡纹、葫芦纹、锯齿纹、菱形纹、弦纹、水波纹、网纹等纹饰。
最具代表性并且贯穿马家窑文化各个时期的典型纹饰为：水波漩涡纹和锯齿纹。它们在继承和演进过程中形态各异、变幻莫测。无论是旋转起伏、动感极强的漩涡纹，还是象锯齿一样排列有序、大气恢宏的锯齿纹，还是整体欣赏充满远古神秘色彩组合图案，总是给观者带来史前文化的视觉享受和心灵感受。
整体看半山时期彩陶，造型丰富美观、形体饱满、纹饰精美、器表打磨更为光滑。古朴恢弘的器物比较集中的反映出半山类型成熟完美的品质。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漩涡纹彩陶罐，罐高：43厘米，腹部周长：120厘米、泥质红陶。平视该器物，筒状直颈略向外撇，上部膨圆丰满的鼓腹近似于半圆型，下腹部逐渐收敛，小平底便于放置在地上，腹中下部两侧C型扁耳一对。
直颈绘带状弦纹和三角纹，颈与肩交接处带状弦纹；在肩、腹主题区域先用红彩绘制四个漩涡纹旋心，作为定位点，然后以红彩S小弧线相连四个旋心；
再绘多道黑彩锯齿纹与红彩相间带状弧形线条，利用转折点递进的变化，表述黄河波澜翻卷、奔流不息的动感美。
漩涡纹彩陶罐俯视图
俯视运动不息的黄河水，与腹部漩涡纹共同构成旋转急流、磅礴之势。这是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大自然的产物；在C型扁耳跟部黑彩绘带状弦纹，空白处填充网纹，似在讲述先民不畏大自然，描述撒网捕鱼虾的生活场景，令人遐想万千；最后延黑彩弦纹底边绘常见的连弧垂幛纹。
该器物器表通体打磨光亮、手感光滑、柔润，属于彩绘后有二次磨光的工序。作为半山类型代表作品，整体构图熟练、纹饰设计动感强烈、线条流畅生动、彩饰浓重强烈，充分展示出了先民高超的制陶和绘画技巧，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及研究价值。
古代瓷器：新石器龙山文化红陶实足鬹
龙山文化夹砂红陶鬶新时期时代龙山文化鬶身使用泥质红陶制成，整体造型似一昂头欲飞之芦雁，头部为流，背有提梁，圆鼓腹，腹下扁平，承以三足，腹部有明显火烧的痕迹，有趣的是头部还加塑有一双眼睛，十分生动。鬶是水器，可以直接用于加热，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煮水壶，通常有两种形制，早期为实足，腹底扁平，下可烧火以加热，这种形制使得热交换效率低，因此晚期将三足制成袋状，一来增加盛水量，二来增加热交换面积，提高热效率。在现代历史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文明西来。英国考古学家简麦金托什和克林特特维斯特在他们著名的史书《文明的故事》就明确地论证，真正意义的现代人十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向东伸延，最后到达美洲。文明和文化沿着这条路线传播，呈现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到达中国的时间大约在4万年前。这种观点现在得到越来越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认可，也影响到中国，目前国内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亦呈上升的趋势。从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来判断，中国古文明源于黄河，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以陶器为定位点，可以看到整个黄河流域，上游有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中游有仰韶文化以及红山文化，下游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明生发的链条。而从各地出土的陶器标本看，也可以证明中国的古文明并非是完全由西向东伸延，如甘肃彩陶文化，空间上就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推进的趋势(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解读》)。最近河南考古人员在河南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第四纪晚更新世(距今十二点八万～七点五万年)早期地层中，发掘出了距今八万至十万年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并定名为许昌人，这一发现为研究东亚和中国现代人类起源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船形彩陶壶 古代瓷器知识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该器为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颇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鱼网状的图案，鱼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鱼网。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
酒船是容量较大的一种酒器，用船形壶装酒，人们会觉得酒就像船下的水一样永远饮之不尽。可见，当时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对装酒的器具还特别重视。
酒大约产生于距今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酒器的产生应与酒的产生大致相同，亦应是距今六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从酒器的产生到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此间所使用过的酒器，我们称之为史前酒器。目前可确知的人工史前酒器，从质料上可分为陶酒器和漆酒器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