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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梦里依稀见瑶里[组图]

陶瓷文化:梦里依稀见瑶里[组图]

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 陶瓷瓷砖

2021-07-12

陶瓷文化。

瑶里简介瑶里,古名“窑里”,因是景德镇陶瓷发祥地而得名,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作坊。瑶里位于举世闻名的瓷都东北端,地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黄山、庐山、西递和宏村)的中心,素有“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家AAAA级风景区、国家矿山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晴峰雨后

建于西汉末年的瑶里古镇,群峰环抱,如画如屏,南踞象山,北卧狮山,瑶河穿镇而过。数百幢明清古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瑶河两岸,一律的徽派建筑风格,飞檐翘角,粉墙黛瓦,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

古戏台

这里有展示徽派“三雕”艺术的狮冈胜览、程氏宗祠;有展现封建家族礼仪思想的进士第;有再现革命斗争历史的陈毅旧居、抗日动员大会会场、红军游击队驻址;有印证往日繁华景象的明清商业街、徽州古道;有反映瑶里风土人情的灯彩、地戏,等等。

徽州古道

明清商业街是古徽州大道上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全长一千多米,分为上街头、中街头、下街头三段。昔日有上百幢店铺鳞次栉比地分布在街道两旁,至今仍保存较好,其中以景德镇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商店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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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釉色(组图)


瓷器的釉彩开始比较单一,随着瓷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由开始的一种釉彩的素瓷发展到多种釉彩的彩瓷。详细区分名称很多,彩色分有釉下彩和釉上彩,现把主要釉彩介绍如下

1、一道釉——就是一种颜色

红:有祭红、虹豆红、宝石红、郎窑红、抹红、珊珊红、胭脂红、粉红、海棠红、束红、矶红、肉红、鲜红、朱红、大红、柿红、娃娃脸等。

青:有天青、粉青、豆青、冬青、翠青、灰青、虾青、影青、蛋青。

绿:有孔雀绿、鹦哥绿、宝石绿、瓜皮绿等。

黄:有蛋黄、娇黄、鸡油黄、姜汁黄、鹅黄、鱼子黄、蜜腊黄等。

蓝:有雾蓝、洒蓝、天蓝、翠蓝、宝石蓝、抹蓝等。

白:有牙白、月白、甜白、青白、鱼肚白等。

黑:有黑彩、墨彩、鸟金等。

紫:有茄皮紫、猪肝紫、玫瑰紫等。

炉钩釉:是由高梁红和松石绿二种颜色组成的。窑变红釉是由红和兰两种颜色组成的。

茶叶沫釉:象茶叶颜色。

陶瓷文化:探秘唐宋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组图)


都江堰市的“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闻名天下,但该市玉堂镇赵公山下的凤歧村古羌瓷窑群遗址文化,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其实,早在千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已在这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陶瓷文化,制作出美轮美奂的陶瓷珍品,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这段历史亦愈来愈清晰。

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属唐宋时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镇凤歧村和中兴镇横山村一带。窑址的18座窑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占地约2.5平方公里,窑高10余米,窑底直径上百米,犹如一座小山丘。窑堆及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的窑炉灰、窑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门于1977年和1983年曾两次试掘罗家、何家和马家三座窑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盘、碟、杯、壶、瓶、盒、盏、钵、灯、炉及纺轮、圆球、管饰、双耳罐、四分罐、提梁壶、座虎枕等22个种类,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时代特色的“咸通”、“广明”、“淳熙”等字样。此外还出土了属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北宋时期的“皇宋通宝”等钱币。

窑炉结构和器皿着色也很有创新和独到之处。炉内采用垫柱支撑、垫板承托、支钉间隔的双重敞烧法。窑形为斜坡式龙窑,由火堂、前后窑室和隔墙及烟道组成。窑场以散烧为主,装饰方法多为印花、划花和釉下彩。胎质以褐灰色为主,白土施表,釉为石灰釉。着色剂以铁青色调为主,依含铁量多少、火候不同而呈现出青、黄、黑、绿褐、本黄、茶黄等各式颜色。这种色调装饰和釉彩工艺,正好反映了唐宋时期陶瓷发展的特征,产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该窑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护之好,为国内外其他古瓷窑址少见。它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研价值,填补了四川及其西部无唐人陶瓷窑文物的空白,在中国“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对研究唐宋时期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在青瓷向其他颜色瓷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丰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内涵,证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区陶瓷业的中心。同时,窑址对研究四川陶瓷业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区当时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发展情况和汉、羌、藏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迁徙与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都江堰沿山一带有汉代崇义的“环山窑址”、南朝至唐代天马山的“六马槽窑址”、唐代大乐乡蒲村的“高碑堡窑址”、宋代金凤乡的“瓦岗坝窑址”,这些充分说明都江堰市以赵公山下的凤歧、横山羌瓷窑址为中心的古窑群,构筑了我国西部的“陶瓷之都”,成为成都陶瓷业发展的中心,反映了当时该地区陶瓷业的兴旺发达。玉堂古羌陶瓷窑址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块珍宝。经成都市文化局推荐,1985年8月,原灌县人民政府竖立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玉堂窑址”的保护志碑。2002年该窑址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地区的羌族先民以“水文化”和“火文化”著称,其中“火文化”就是以烧石灰、制陶瓷最为突出。其陶瓷经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阶段(夏代都江堰羌市人最先发明和使用石灰,本地盛产釉料石英砂),至晋代青瓷工艺相当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国,宋代已发展有三彩光釉,并有如玉堂、中兴的大型窑群出现,供应全川及出口外销。

明清瓷器寿文化:狂心未歇情难老(组图)


文/刘英杰

刘英杰(洛阳)编剧,作家,《文化收藏》杂志副主编。

均是描写重阳节,比起唐代杜牧“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的无奈,北宋李之仪在《千秋岁》中“中秋才过,今又重阳到,狂心未歇情难老”的慨叹更为潇洒快慰。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以“福禄寿喜财”为生活的最高境界,而五福之中寿为限,总体上反映了古代文化中人们珍爱生活、渴望长寿的理想追求。其反映到瓷器中,就是寿文化题材装饰中大量出现在瓷器中并在纹饰图案中蕴含着独特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便是经典的古陶文。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到固定的汉字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寿字便被以现在的形式确定下来。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

瓷器发展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填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很受欢迎。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的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的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

陶瓷文化:一组馆藏唐代长沙窑瓷器


图1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武士纹执壶

图2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盆内底

图3唐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器物主要有壶、盆、罐、碗、水盂等。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出土了不少唐代长沙窑瓷器,后被收藏在镇江市博物馆。今择选其中三件简作介绍如下。

图1所示为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纹三足盆:高10.8厘米,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水鸟纹,一只长尾水鸟站在河塘中的荷叶上栖息。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釉色青中泛黄。

图2所示为镇江市区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高4.4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3.6厘米。圆唇,敛口,扁圆腹,假圈足。全器施釉,底部无釉。

图3所示为镇江市胜利路侨源开发工地出土长沙窑青釉彩斑武士纹执壶:高20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4厘米。卷沿,直颈,深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条形扁平短柄,两侧设条形扁平系。腹部饰四组模印贴花褐彩武士纹,其身着武士服,双腿盘屈;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剥落。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长沙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成高温釉下红彩,开创了中国瓷器史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北宋晚期均窑窑变红釉、元景德镇窑铜红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创新和影响彩釉装饰最早的是青釉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吴的瓷器上,长沙窑将此技法普遍运用在瓷器上,创烧出高温红彩、蓝彩,进一步推出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等用铜等金属氧化物作呈色剂的各种彩绘品种。红彩即为高温铜红,以往人们对高温红釉的起源一直难以搞清。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的研究,认为长沙窑是最早使用高温铜红釉的。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江苏镇江刘丽文)

陶瓷文化鉴赏-七里镇窑


七里镇窑:位于江西赣州东郊七里镇而名。始烧于晚唐,盛于两宋,终于元。前后延续三百多年历史。窑址范围在东西宽约一公里的范围内,有窑址堆积十六处,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是江西省目前发现的一处规模最大,烧制历史最长的宋元古窑场。七里镇的产品有青釉,白釉,影青釉和黑釉等品种。青釉胎质坚细,胎色灰暗,釉呈蟹壳青,有细小开片,带有砂粒。白釉,影青瓷胎质细腻,火候甚高,叩之声脆;釉厚呈乳白色,釉面光泽晶莹。黑瓷制品较复杂,有黑釉,酱红釉,酱褐釉,茶青釉,黑釉窑变等。但真正乌黑发亮的黑釉不多,窑兔毫,玳瑁等斑纹也不太成功;胎呈暗红或紫灰色。七里镇窑生产的多为碗、盘、盏、碟、罐、钵、壶等日用器,器体厚重,大多为实圈足,施釉不及底,足部露胎。

陶瓷文化鉴赏-临汝窑址(图)


宋代北方民间青瓷窑址。位于河南省临汝县。始烧于北宋时期,历经金、元两代。1950~1964年,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等单位作过4次调查,共发现严和店、轧花沟、东沟、陈家庄等14处窑址。

[临汝窑窑炉平面、剖面示意图]

在严和店发掘窑炉1座,略近圆形,窑长3.95米,宽3.65米,分窑门、火膛、窑床、窑墙、后腔5部分;窑门残长0.8米,火膛呈半圆形,窑床以砖叠砌,厚1.05米,砖上铺残匣钵,上面再铺0.3米厚的碎瓷碴,起稳固匣钵作用。窑具有筒式、漏斗式两种匣钵,有大小垫环、垫饼及工字形支具。

临汝窑以烧青瓷为主,遗物以各式碗、盘最多,印花青瓷占有一定数量。印花绝大多数为阳纹,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此外有菊瓣、水波游鱼与莲池鸳鸯等,碗心有印“童”和“吴”字者。阴纹印花及刻花装饰只有少量发现,制作技巧与纹饰布局均不及阳文印花装饰娴熟。临汝窑印花青瓷的造型与纹饰与陕西耀州窑非常相似(见耀州窑址)。印花青瓷盘碗中有6等分布局法,这类装饰具有明显的金代特征。东沟、陈家庄两处窑址均烧一种青绿釉盘碗,釉色介于钧、汝两窑之间,过去称之为邓窑,两处窑址发现后,解决了这类瓷器的产地问题。

[刻花青瓷残片(宋代)]

陶瓷文化鉴赏-霍州窑址(图)


元代烧造白瓷的窑址。位于山西霍县西南的陈村。1975年故宫博物院进行调查,证明了明代曹昭撰的《格古要论》中有关“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的记载。霍州窑烧制的白瓷,以造型小巧、胎薄体轻、制作精工、纹饰精细为主要特色。

[白瓷高足杯(元代)]

调查中未发现霍州窑的窑炉,窑具只发现有一种圆饼形带数个小支钉的支托。烧制方法有叠烧与支烧两种,叠烧者器里一圈无釉(涩圈),支烧者器里有细小支钉痕,有时在器物的圈足上还粘有5至6个细小的支钉,这是霍州窑瓷器的一个特征。烧制的器物有碗、折腰盘、碟、高足杯等。器物胎釉洁白,器里施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胎体一般在口沿处较薄,底部较厚。有的器物光素无纹,有的装饰以印花。纹饰题材以花草居多,线条精细流利,纹饰清晰。元代瓷器中的典型器物──高足杯,在霍州窑有大量的发现。叠烧与器外施釉不到底的作法,在元代也较为流行。在元大都遗址中也曾出土有霍州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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