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龙柄瓷器鸡头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斑双龙系壶高22.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1厘米。
喇叭形口，祖短颈，蛋圆形深腹，平底，肩部前置八棱短流，两侧安模印龙纹系，颈至腹部配宽带状曲柄。系流处饰褐色斑状釉，釉彩凝聚晶莹，有自然流动感。外罩青袖，胫下至底露胎，灰白色。
长沙窑器物装饰的系钮，多为半环形，模式印纹系钮有团花、卷草、连珠纹等。而龙纹少见。这种模仿金属器钮式样，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之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生动地反映了长沙窑瓷器造型装饰多样性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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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褐斑贴花椰枣纹青釉壶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壶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瓷壶，出自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高22.2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15.8厘米。该壶为大口，圆唇外卷，短直颈，八棱形短流，三股曲柄，三股双系，筒形深腹，大平底；流及系下饰模印椰枣纹贴花，上涂褐色斑块；胎色米红，外施白色化妆土，没上化妆土的部分颜色青黄，形成鲜明对比；通体罩透明青釉不及底，釉面光亮如新，釉层薄、开细小片，釉色均匀，略有垂釉现象；器内轮制痕迹清楚，底足略修；模印处稍内凹，有窑裂。
随着唐代中西交往的频繁，萨珊波斯金银器大量传入中国，西域金银器上的锤公式、压印和掐丝工艺不仅影响唐代的金银制作业，同时也影响到陶瓷业，唐三彩最早采用贴花工艺。
模印、贴花是长沙窑特有的风格。模印往往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是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面，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然后再施青釉，图案常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等。这些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均匀有力，没有繁杂多余、呆板堆砌之感。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瓷壶的流及双系下分别饰有一串带果实的椰枣纹。椰枣树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常见高大乔木，树形美观，浑身是宝：果实椰枣含糖量高，营养丰富，既可作粮食，又可制糖、酿酒；种子可榨油；枝叶可编椅、筐、席、托盘、扫帚等生活用品。椰枣树还有着优良的品性：耐高温、耐干旱、树龄长、产量大、具极强生命力。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23年传教活动中，生活朴素，饮食简约，喜食椰枣。曾嘱咐其弟子：“你们要尊敬你们的姑祖母——椰枣，因为椰枣和人祖阿丹是用同一种泥土造成的。”
据载，长沙窑瓷上的模印贴花、印花工艺是从金银器的锤公式和压印移植过来，并成为长沙窑的装饰特色。一般常出现于三个部位：一是贴于喇叭口壶的流下部，佛教题材较多，有飞鸟、奔龙、一朵花卉、童子坐莲等；二是洗、罐等的系耳，以模印而制；三是壶、罐的腹部，这种类型最为常见。植物是西亚南亚常见的菩提树、桫椤树、椰枣树等，中心或书有作坊主姓氏，这种类型的纹饰具有浓郁的域外文化因素，被认为是为外销而烧制的，国外发现的长沙窑瓷壶，多饰模印贴花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唐代中期椰枣树已经被作为观赏植物移入中国，杜甫诗《海棕行》描述了他在四川绵阳涪江畔看到的椰枣树，晚唐人段成式和刘恂分别在他们的著作《酉阳杂俎》和《岭表录异》中记载了椰枣树并有详细描述。
然而，阿布·赛义德于916年前后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记述到：“在这个国度里，有可供人们享乐的一切，有美丽的森林，有水量充足、长流不息的河川，只是没有椰枣。”从这些史料可得：晚唐时，中国已从阿拉伯地区移植了椰枣树，但栽种面积很小，且绝大多数人不识此树，正如杜甫在《海棕行》所说的“时有西域胡僧识”。因此，长沙窑壶上的椰枣纹图案极有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给长沙窑作坊下的样式。
长沙窑兴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实用性强。这些瓷器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并加贴花图案，冲破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赏析 古代瓷器知识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词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报道可知，长沙窑的产品遍布国内多个城市，并出口至西亚、南亚、东亚等地，而其窑址所在地的长沙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遗物，这其中以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最多，共计4800余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国内收藏最多者。这些瓷器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生活面貌，也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中一些瓷器更是将诗词装饰与传统节日相融合，本文所介绍的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见图)便是见证两者相融合的佳器。
题诗瓷瓶高23.6厘米，腹径16.2厘米，底径12.5厘米。敞口，颈部长且粗，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颈肩处有一半环形系，系的正对面有一多棱柱短流，流下方则以褐彩书写有诗歌一首，诗文内容为寒食元无火，轻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瓷瓶胎质为灰色，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此瓶198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古城村。
瓷壶字迹清楚，诗文内容语出自然，立意精洁。通篇对仗，虽为宽对形式，但亦可称之为工整。第三、四句本应为新柳对古坟，上对前，最终将柳与上的次序调换，上之词性亦随之改变，使鸟啼新上柳为写时间之早而非原来的季令之早，尽管打破了对仗，但通观全篇，不得不承认这一变动确有别出心裁之妙。通过对诗文瓷瓶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长沙窑之所以能够在唐代晚期扬名世界，成为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其釉下多彩的创烧和广泛使用。
长沙窑是兴起于中晚唐时期的商业性瓷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所辖的望城区石渚湖的彩陶源村一带，今人名为长沙窑，唐时称为石渚窑。长沙窑是安史之乱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南北制瓷工艺融合的产物，其焙烧技术多继承岳州窑的工艺，而产品的种类及其釉彩、装饰工艺则与中原特别是河南瓷业有着较深的渊源。唐朝空前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日渐风靡的饮酒饮茶之风更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加上当地有着优越的水路条件以及丰富的制瓷瓷土和充足的燃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沙窑才得以迅速发展。
长沙窑的烧造年代主要是唐代，因此其产品也带有明显的大唐风范，造型多圆润饱满、体态丰盈，圆形是其主要造型元素，并运用大量大角度的弧线。长沙窑的陶瓷产品非常富于变化，常以细节取胜，同样是壶，其口、腹、流、系就有不同的变化，同一造型元素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给人无限玩味之感，即使是同一尺寸同一造型，其装饰也堪说是千变万化。
长沙窑陶瓷产品的烧造以中晚唐时期为鼎盛，五代后逐渐没落，其产品造型也随着时代的风尚变化而变化。唐朝至宋朝的整体造物特征变化就是由丰满大度向精致秀气方向发展。因此，长沙窑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圆润，后期除保持前期那种气势和规范外，形态趋求秀丽，以壶、罐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多棱短流、单曲柄，显现出丰腴稳实。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
长沙窑除了其产品非常富于变化，且造型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外，其釉彩和装饰题材也是值得后世称赞的。我国瓷器发展到唐代，有人概括为南青北白，即南方以制造青瓷著称，北方以生产白瓷盛名。南青北白说，大致反映了中唐以前我国瓷器釉彩工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然而，这一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了长沙窑时期却被彻底颠覆了。长沙窑在秉青承白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明了褐、绿、蓝、红、黑等多种釉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长沙窑彩瓷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多色釉的出现，首先突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促进了我国南北制瓷技艺的交流融合，为釉色的不断丰富找到了新路；其次，对瓷器的观赏性及其审美价值是一次提升，也为釉下彩的出现在呈色上创造了条件；最后，长沙窑多色釉瓷和唐三彩一样，是颇具魅力的大唐文化多彩的反映。
以釉彩绘画则是长沙窑彩瓷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长沙窑虽然并非是彩瓷的始祖，但是彩瓷工艺的成熟、普及，当功推长沙窑。长沙窑是第一个以生产彩瓷为主的瓷窑，彩瓷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更重要的是长沙窑不仅是一窑多彩，甚至有一器多彩现象，彩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黄彩等，这些彩往往两种相间使用，施于器物的面积也很大，往往占据器表的大部分，且它既有北方的釉上彩，也有南方传统的釉下彩。除了这些多姿多彩的釉彩外，长沙窑还将绘画题材和釉彩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这可以从国内外不断出土的长沙窑瓷上得到验证。根据统计，长沙窑瓷上的绘画题材包括人物、花鸟、山川、动物、建筑塔庐以及随意画等。长沙窑瓷上的绘画是在文人或准文人的参与下完成的，或者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这些绘画既吸取了宗教画、文人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时又更多地表现出民间绘画的特色，突出了自己的个性。
长沙窑也是第一个将诗歌通过书法装饰饰于瓷的瓷窑，根据统计，长沙窑留下的诗歌近百首，其中许多未见于《全唐诗》，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处事做人的警句。这些诗是对生活艺术的提炼，是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其广泛，有酒诗离别诗等。
长沙窑瓷铭诗，是中国瓷器上最早出现的诗文，也是唐诗到元和变新体的见证，还是唐代文学史家公认的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785-824年)期间，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所发展的产物。寒食元无火这首诗及其它瓷铭诗在长沙窑的大量涌现，是这一特定文学环境与土壤造就而成的。长沙窑瓷器上的题铭诗是根植于民间沃土，并以民间喜好与愉悦为基点的，它形成一种连接民间情感的链条，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在瓷器装饰上开辟了一条人文关怀的渠道。
这件唐长沙窑寒食元无火诗词壶，器形与长沙窑其余的题诗壶一样，以褐彩书写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诗文将重点放在了寒食节之上，可以说既出于缅怀先贤的传统，又表现民间情兴所在，同时将目光盯住民间节假日，一石三投，用以扩大瓷铭诗的民间影响，并将寒食节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传播到各地。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百五节，在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日。关于它的起源，据研究，应为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是，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禁火节，后来又转化为寒食节，用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传说晋文公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晋文公归国为君后，分封群臣时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藏山里。文公手下放火焚山，原意是想逼介子推露面，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于是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郊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中国过往的春祭都在寒食节，直到后来改为在清明节。但韩国方面仍然保留在寒食节进行春祭的传统。寒食节是山西民间春季一个重要节日，山西介休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年举行隆重的寒食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活动。
长沙窑瓷铭诗具有时代的特色，民间的特性，商业的用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加上书写布局有章法，追求笔墨韵律和个人风格，形成为一种有意境、有趣味、雅俗共赏的瓷器装饰艺术，开启了一个瓷铭诗书的新纪元。
长沙窑瓷将传统节日作为其装饰内容的一种，是一种极富有商业化的行为，因为在唐代，无论是从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对节日非常看重，每到传统佳节全民就会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长沙窑作为一座身处内地的民窑，为了能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必须制造出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而传统节日便被窑工们用来作为装饰题材，这也恰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修改稿)(责编：雨岚)
作者：张海军工作单位：长沙市博物馆
唐长沙窑瓷器赏析(图) 古代瓷器知识
1983年唐长沙窑遗址出土青釉褐彩诗文注子。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鹭鸶纹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注子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等称谓。
长沙窑与岳州窑都位于湘江上游沿岸，唐人陆羽在所撰《茶经》中提到岳州窑，并从饮茶的角度把它评为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四位。长沙窑历来被认为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周世荣先生在《全唐诗》中查到一首唐代李群玉所作《石潴》诗，诗文描写了长沙窑的烧瓷情况。诗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对其进行过复查。1964年冬至1965年春，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器物类型学、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分期、器物上所书文字、文献记载和外销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长沙窑烧瓷兴起于“安史之乱”(755～763年)之际，盛于晚唐(836～907年)，衰于五代(907～961年)末期。
综合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看，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品种很丰富，大体可分为单色釉瓷、青釉色斑瓷、模印贴花瓷、釉下彩绘瓷、釉下题写文字瓷五大类。其单色釉器以青釉瓷为主，另有酱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色斑瓷器有青釉酱褐色斑、青釉绿斑等。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红)彩等。而唐代长沙窑瓷匠用褐彩在瓷胎上题写诗文，然后罩以青釉，则开创了诗文与日用器皿有机结合的先河，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由于长沙窑属于民窑，其产品涉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造型繁多，目前已发现数十种器型，较为常见的有壶、碗、罐、洗、盒、瓶、盘、碟、水注、灯、烛台、盂、杯、枕，以及各式儿童玩具等。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根据科学检测，其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大于1.5%，致使胎体白度不高。长沙窑瓷匠为了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多在胎上施一层白色粘土，俗称“化妆土”，这可从瓷器露胎处明显看出。
1997年8月18日，笔者曾借赴湖南省湘阴县考察新发现隋代龙窑遗址之机，前往长沙窑遗址进行考察。2009年3月，笔者随故宫博物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曾前往新加坡圣淘沙虎豹别墅区华颂馆观摩了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部分长沙窑瓷器。下面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所见所闻，谈谈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和艺术特色。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赏析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词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报道可知，长沙窑的产品遍布国内多个城市，并出口至西亚、南亚、东亚等地，而其窑址所在地的长沙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遗物，这其中以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最多，共计4800余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国内收藏最多者。这些瓷器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生活面貌，也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中一些瓷器更是将诗词装饰与传统节日相融合，本文所介绍的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见图)便是见证两者相融合的佳器。
题诗瓷瓶高23.6厘米，腹径16.2厘米，底径12.5厘米。敞口，颈部长且粗，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颈肩处有一半环形系，系的正对面有一多棱柱短流，流下方则以褐彩书写有诗歌一首，诗文内容为“寒食元无火，轻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瓷瓶胎质为灰色，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此瓶198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古城村。
瓷壶字迹清楚，诗文内容语出自然，立意精洁。通篇对仗，虽为“宽对”形式，但亦可称之为工整。第三、四句本应为“新柳”对“古坟”，“上”对“前”，最终将“柳”与“上”的次序调换，“上”之词性亦随之改变，使“鸟啼新上柳”为写时间之早而非原来的季令之早，尽管打破了对仗，但通观全篇，不得不承认这一变动确有别出心裁之妙。通过对诗文瓷瓶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长沙窑之所以能够在唐代晚期扬名世界，成为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其釉下多彩的创烧和广泛使用。
长沙窑是兴起于中晚唐时期的商业性瓷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所辖的望城区石渚湖的彩陶源村一带，今人名为长沙窑，唐时称为石渚窑。长沙窑是安史之乱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南北制瓷工艺融合的产物，其焙烧技术多继承岳州窑的工艺，而产品的种类及其釉彩、装饰工艺则与中原特别是河南瓷业有着较深的渊源。唐朝空前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日渐风靡的饮酒饮茶之风更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加上当地有着优越的水路条件以及丰富的制瓷瓷土和充足的燃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沙窑才得以迅速发展。
长沙窑的烧造年代主要是唐代，因此其产品也带有明显的大唐风范，造型多圆润饱满、体态丰盈，圆形是其主要造型元素，并运用大量大角度的弧线。长沙窑的陶瓷产品非常富于变化，常以细节取胜，同样是壶，其口、腹、流、系就有不同的变化，同一造型元素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给人无限玩味之感，即使是同一尺寸同一造型，其装饰也堪说是“千变万化”。
长沙窑陶瓷产品的烧造以中晚唐时期为鼎盛，五代后逐渐没落，其产品造型也随着时代的风尚变化而变化。唐朝至宋朝的整体造物特征变化就是由丰满大度向精致秀气方向发展。因此，长沙窑“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圆润，后期除保持前期那种气势和规范外，形态趋求秀丽，以壶、罐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多棱短流、单曲柄，显现出丰腴稳实。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
长沙窑除了其产品非常富于变化，且造型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外，其釉彩和装饰题材也是值得后世称赞的。我国瓷器发展到唐代，有人概括为“南青北白”，即南方以制造青瓷著称，北方以生产白瓷盛名。“南青北白”说，大致反映了中唐以前我国瓷器釉彩工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然而，这一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了长沙窑时期却被彻底颠覆了。长沙窑在秉“青”承“白”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明了褐、绿、蓝、红、黑等多种釉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长沙窑彩瓷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多色釉的出现，首先突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促进了我国南北制瓷技艺的交流融合，为釉色的不断丰富找到了新路；其次，对瓷器的观赏性及其审美价值是一次提升，也为釉下彩的出现在呈色上创造了条件；最后，长沙窑多色釉瓷和唐三彩一样，是颇具魅力的大唐文化多彩的反映。
以釉彩绘画则是长沙窑彩瓷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长沙窑虽然并非是彩瓷的始祖，但是彩瓷工艺的成熟、普及，当功推长沙窑。长沙窑是第一个以生产彩瓷为主的瓷窑，彩瓷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更重要的是长沙窑不仅是一窑多彩，甚至有一器多彩现象，彩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黄彩等，这些彩往往两种相间使用，施于器物的面积也很大，往往占据器表的大部分，且它既有北方的釉上彩，也有南方传统的釉下彩。除了这些多姿多彩的釉彩外，长沙窑还将绘画题材和釉彩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这可以从国内外不断出土的长沙窑瓷上得到验证。根据统计，长沙窑瓷上的绘画题材包括人物、花鸟、山川、动物、建筑塔庐以及随意画等。长沙窑瓷上的绘画是在文人或准文人的参与下完成的，或者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这些绘画既吸取了宗教画、文人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时又更多地表现出民间绘画的特色，突出了自己的个性。
长沙窑也是第一个将诗歌通过书法装饰饰于瓷的瓷窑，根据统计，长沙窑留下的诗歌近百首，其中许多未见于《全唐诗》，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处事做人的警句。这些诗是对生活艺术的提炼，是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其广泛，有酒诗离别诗等。
长沙窑瓷铭诗，是中国瓷器上最早出现的诗文，也是唐“诗到元和变新体”的见证，还是唐代文学史家公认的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785-824年)期间，“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所发展的产物。“寒食元无火”这首诗及其它瓷铭诗在长沙窑的大量涌现，是这一特定文学环境与土壤造就而成的。长沙窑瓷器上的题铭诗是根植于民间沃土，并以民间喜好与愉悦为基点的，它形成一种连接民间情感的链条，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在瓷器装饰上开辟了一条人文关怀的渠道。
这件唐长沙窑“寒食元无火”诗词壶，器形与长沙窑其余的题诗壶一样，以褐彩书写“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诗文将重点放在了寒食节之上，可以说既出于缅怀先贤的传统，又表现民间情兴所在，同时将目光盯住民间节假日，一石三投，用以扩大瓷铭诗的民间影响，并将寒食节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传播到各地。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百五节”，在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日。关于它的起源，据研究，应为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是，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禁火节，后来又转化为寒食节，用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传说晋文公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晋文公归国为君后，分封群臣时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藏山里。文公手下放火焚山，原意是想逼介子推露面，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于是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郊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中国过往的春祭都在寒食节，直到后来改为在清明节。但韩国方面仍然保留在寒食节进行春祭的传统。寒食节是山西民间春季一个重要节日，山西介休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年举行隆重的寒食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活动。
长沙窑瓷铭诗具有时代的特色，民间的特性，商业的用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加上书写布局有章法，追求笔墨韵律和个人风格，形成为一种有意境、有趣味、雅俗共赏的瓷器装饰艺术，开启了一个瓷铭诗书的新纪元。
长沙窑瓷将传统节日作为其装饰内容的一种，是一种极富有商业化的行为，因为在唐代，无论是从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对节日非常看重，每到传统佳节全民就会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长沙窑作为一座身处内地的民窑，为了能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必须制造出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而传统节日便被窑工们用来作为装饰题材，这也恰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修改稿)(责编：雨岚)
越窑青釉的酒器——托盏 温碗 执壶 古代瓷器知识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瓷窑体系。唐代诗人陆龟蒙曾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咏越窑青瓷。越窑形成于东汉中晚期，其渊源可上溯至商周越地的原始瓷。自东汉创烧成熟瓷器以来，越窑不断发展，先后经历了三国西晋之鼎盛期和晚唐五代之全盛期，至北宋晚期趋于衰落，南宋初又曾短暂繁荣。越窑是人类制瓷技术全面成熟的标志，是汉、六朝时期中国的领军窑口和唐代六大名窑之首，以越窑青瓷为贸易主体的海上丝绸之路，架构起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越窑青釉划花托盏北宋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出土
温碗与盏、执壶、托组成一套酒器，执壶与温碗合称注碗，盏与托合称托盏。执壶放于温碗中用于温酒，盏用于喝酒，这种组合的酒器流行于五代、宋、辽、金时期，一般为注碗一套，托盏两套。青釉温碗、执壶与托盏同出土于韩佚墓中，推测为配套使用。
2、越窑青釉划花鹦鹉纹碗北宋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出土
越窑是我国烧瓷最早的青瓷窑之一，目前已发现汉代到南宋时期的窑址400余处。唐代、越窑形成独特的风格而成为南方著名瓷窑，釉色类玉类冰。五代、北宋初越窑瓷器的烧造达到最高峰。此碗为温酒器，又称温碗。
3、越窑青釉划花宴乐人物纹执壶北宋(960-1127)北京石景山辽韩佚墓出土
执壶一般与温碗、托盏配套使用，组成一套酒器。所饰细线划花是越窑北宋早期常见的装饰手法，花纹多见各种珍禽瑞兽及植物花卉，如鹦鹉、对碟、双凤、龙、摩羯、龟荷、莲花、牡丹等。此壶腹部划宴乐人物图案，外底部划永字款。
宣德青花双龙杯赏析
龙，在我们民族文化里占有显赫的地位，它象征着威严、强大、正气、祥瑞。它的形象最初表现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雕艺术品，原始、抽象、精美绝伦。到了商代，无名艺术大师创作的玉卷尾龙之类，则较为具象地刻画了龙的形貌与神态，至春秋战国及两汉，在我国辉煌的古玉艺术中，龙的形象已得到完备的塑造。
瓷器上有龙的出现，大抵已到隋唐，以简练的堆塑手法表现，极具观赏价值。
元代首创青花瓷，所绘图案除鱼藻花卉、人物故事，龙纹更是主要题材。元瓷上的龙，龙身较细，颈部尤细，以平行的细线爽利地交叉成网状的鳞片，也有作单笔半圆形的勾画，绝大多数是“三爪龙”。
我国青花瓷的巅峰期，是明代的永乐、宣德时期。发展经济，活跃外交，尤其是才华横溢的宣宗朱瞻基，注重休养生息，体恤民情，提倡节俭，广用人才，出现了富庶、安定的社会局面。随之，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制瓷业也空前繁荣。景德官窑技术力量雄厚，以当地精良的麻仓土，和从今伊朗、叙利亚一带进口的“苏麻离青”青料制作了名震海内外的永、宣青花瓷。永、宣青花瓷瓷质致密、胎骨凝重，釉质肥润华滋，特别是青料呈色秾丽清淳，幽和悦目，再加上特定时代的制坯手法与娴熟画功，可谓无论件品大小，都气貌堂皇，大美大雅。如今的一些钻营仿制牟利者，对此他们绝不具备以假混真的能力。宝之所以为宝，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内涵，否则世界上将不再有宝。永宣青花瓷是我们民族艺术的瑰宝，人见人爱，难怪许多国外藏家梦寐以求能藏得一件中国明代永宣青花珍瓷。
宣德青花瓷的器形品种，在继承永乐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其中之一就是双龙大杯。有称高足碗的，似不很贴切。因为永、宣二朝另有官窑青花高足碗，器形薄小得多，而且座足的上部，确与常见的敞口碗无异。双龙大杯的上部与常见的碗区别甚大，而整体上与元明时期的实用高足酒杯相似，虽硕大许多，且系宫廷陈设摆件，不妨仍称杯。
众所周知的是，宣德官窑瓷上的龙，比元瓷上画的龙形体更为健壮，双目圆睁，披发上扬，多为滚轮形的五爪，爪趾尖利有力，龙身有腹背之分，鳞片的刻画比元代的复杂。无论是云龙或是海龙，都矫健雄强，分外威猛。宣德瓶、尊、碗、盘之类青花瓷，大多绘以龙纹，而龙纹画在大杯上，似觉更具有美感。大杯上丰下敛，杯口与足底不同程度地外撇，使整体在形式法则上既稳定更活动，与龙的动态十分协调呼应，因而倍增艺术感染力。
宣德瓷的年款除极少数的篆书款以外，一般都是深具晋唐法度的楷书款。绝大多数是“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偶有“宣德年制”四字者。有趣的是，在凤毛麟角的几件宣德青花双龙大杯传世品中，却多为四字款。(包括故宫(微博)博物院藏品)，六字款杯目前仅见一件。原因有待研究(拙文附图之双龙大杯，右四字款者高17.5厘米，口径15.8厘米；左六字款者高22.6厘米，口径18.6厘米)。
宣德青花双龙大杯，堂堂正正，端庄大气，俨然像是褒奖精英的大奖杯。2012壬辰龙年，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龙年，我们捧起双龙大杯，祝福所有正直善良，奋发向上的人龙年大吉，龙腾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