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知识。
灯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照明用具。考古发掘发现，远在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中，就有大量的灰烬堆积，这就证明处在原始阶段的类人猿，使用火不单是用来烧烤食物、取暖，还用来照明。随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灯具逐渐替代了远古人类用火堆、火把来驱赶黑暗。考古资料证实我国新石器时期已有灯具出现，到了商周、战国和秦时，灯具的型制、种类，以及制作工艺越来越高。汉代时期的灯具，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种类之繁多、构思之新巧和出土之数量均超过前代。
从质地说，除了陶灯、釉陶灯、瓷灯、青铜灯以外，还出现了铁灯、玉灯和石灯。从形式说，除座灯之外，不仅出现了吊灯，而且多枝(又称“百花灯”)也很流行。汉代的多枝灯，一般为一个灯座之上支撑着高低错落几个至十多个灯盏。多枝灯增强了照明的亮度，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它不仅是灯具，而且是精美的工艺品。
藏家任虎成珍藏有一件汉代釉陶“百花灯”，通高76厘米。灯由座、柱、台和盏组成。底座直径20厘米，施绿釉，朴实厚重。座面塑有环绕的山峦，间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等动物。座上立有方形灯柱，立柱的釉面已泛银，柱上有等距的三层十字布局灯架，每层有四个方形灯台，灯台上各置一黄褐釉、引颈、展翅、高4.5厘米的朱雀圆形灯盏。在第一层左边朱雀灯盏旁还塑有一高5厘米、憨厚可爱的小猴，寓意民间广为流传的“猴子点灯”的故事。汉代工匠为了增强十字灯架的强度，制作时又从灯柱上伸出曲枝，予以支撑。灯柱顶端方形平台上置一高9.5厘米、施绿釉、引颈、展翅、翘尾开屏状的朱雀圆形灯盏。该灯具共计有十三盏，为汉代灯具中的多枝灯，亦称“百花灯”。十三盏朱雀灯全部点燃后，满室生辉，充满神奇意味。这种豪华灯具，在当时必定是达官贵人才能拥有的。
此件“百花灯”不仅造型挺拔，绚烂华美，所塑造的神禽异兽、朱雀展翅等，反映了汉代社会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光明吉祥”之意，而且体现了科学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堪称我国汉代釉陶灯具的代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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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釉陶天王俑 古代瓷器知识
上海博物馆馆藏【唐三彩天王俑】
天王俑是唐代新出现的殉葬俑，最早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是唐朝葬仪的组成部分之一，起镇墓作用。它与镇墓兽一起，多摆设在墓道或墓室前面，镇墓兽在前，天王俑在后，通常成对出现，左右各一，文献中将它们合称为四神。
此对天王佣作武士装扮，头戴盔冠，身材魁梧，虽身穿铠甲，也未能掩饰住其发达肌肉。脚踩夜叉，夜叉为梵文译音，亦译作野叉、药叉、阅叉、夜乞叉等，佛经中一种恶鬼，列为天龙八部神众之一，在民间夜叉是阴间独有的鬼怪生物。
古代对死者在冥间的生活真是关照有加，人们除为其预备在阴间所需的一切物质外，还要对其生命财产安全给予充分保证，所以自战国时就流行镇墓兽随葬。北朝、隋及初唐时，盛行以甲胄装束的镇墓兽和武士俑各一对随葬，多置于墓门两侧，起镇恶驱邪的作用，以保护墓主的尸首、财物及灵魂不受侵扰，可谓是为死者的生命财产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
馆藏青瓷三尊赏 古代瓷器知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皆定都南京，史称六朝。六朝是江南历史上第二次(第一次为吴越)大开发、大发展的又一辉煌时期，当时江南社会相对稳定，战乱期间几十万北方移民大军携带而来的中原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崛起。江浙地区的会稽(绍兴)、吴郡(苏州)、京口(镇江)等城市经贸繁荣，成为长江流域的名城都会。此期间以浙江越窑为中心的各窑场，继承并发展了东汉早期青瓷的成就，烧成了我国完全成熟的青瓷器，这些青瓷被学术界习惯称之为六朝青瓷。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
六朝青瓷是东吴博物馆藏青瓷中的重头戏，有两大优势，无可比拟，一是数量大，二是精品多，可谓件件达到真、精、美的标准。以三尊即鹰尊、神兽尊、莲花尊为领军，各类器形丰盛的青瓷器精品群体，如六朝青瓷的典型器鸡首壶、盘口壶、各种兽首罐、各式香薰、唾壶、水注、魂瓶、虎子、卧羊烛台、辟邪插座、灯具，以及各种生活器皿和明器类应有尽有，称得上六朝青瓷之大观也！这里先介绍国之瑰宝青瓷三尊。
1.鹰尊(图1)东吴
通高26.6厘米，底径13.6厘米。器作鹰体造型，盖作鹰头形，圆目勾喙，肩部贴塑花形四系，腹两侧刻划双翼，两爪及尾三足鼎立。满釉，釉层肥厚莹润，釉色青中泛黄。整个器形显得十分庄重威严，形象生动。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群雄四起，鹰击长空，眼光敏锐，是枭雄的象征，此器非为一般人所用。鹰尊的造型早在商代就已出现，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过一件青铜尊，在西汉釉陶中也有此类造型，如河南省博物院收藏的釉陶壶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黄釉陶壶。而在六朝青瓷中，此类造型的器物目前只有南京板桥石闸湖汝阴太守墓出土过一件鹰形盘口壶，东吴博物馆这件青瓷鹰尊比之更具王气，真乃六朝青瓷神品！
2.神兽尊(图2)西晋
口径12.7厘米，通高30.7厘米。盘口，器身堆塑一蹲坐状的神兽，双目圆瞪外凸，阔嘴露牙，左手捧一宝物，肩部双兽形耳。其造型奇特，兽面狰狞，神态威严。胎质灰白细腻，满施青绿色釉，润泽光洁，神韵非凡。此器由上海博物馆夏君定先生作过热释光科学测试，年代为距今1700年，时代为西晋。这类神兽尊，也有称猛兽尊、熊尊者，目前公开发表的共有三件，除东吴博物馆收藏的此件外，另一件是1976年宜兴周处家族墓出土，纪年为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还有一件是浙江绍兴收藏家唐勤彪先生的藏品。对照这三件神兽尊的形态，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另两件更为相似一些，如器耳都作横向半环形，神兽口含圆珠，下颌长须垂逸，前肢上举。但东吴博物馆这件所不同的是，全器堆塑、刻划兽形纹饰，更加精致，更是形象逼真，另外其两侧双耳是雕塑的鼠形兽耳，与镇江博物馆藏金坛出土的扁壶器耳是一样的，越加神灵。此种神兽尊不多见，当是高等贵族权威人物的镇墓祛邪或祭祀用器，为六朝青瓷中的极品。
3.莲花尊(图3)北朝
腹径90厘米，通高59厘米。敞口有盖，束腰长颈，椭圆腹，高圈足，肩部有六个直系。器身采用堆贴、刻花、高浮雕等手法，装饰有宝相花、飞天、神兽、蟠螭、莲瓣纹等。通体施釉，釉色清脆晶莹，积釉处翠绿。形体高大，威严端庄，纹饰华丽繁缛。学术界一般认为莲花尊是北朝青瓷的杰出代表。经研究，北方与南方青瓷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北方青瓷胎质的氧化铝含量高，往往因烧制温度不足而瓷化程度稍低，但瓷胎的颜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为灰白或白色。(2)北方青瓷釉的光泽性好，玻璃质强，流动性较大，釉面常有开片。南方青瓷较灰暗有失透感。(3)北方青瓷胎体厚重，比南方六朝青瓷相比显得形体硕大。(4)北方青瓷的装饰方法较多，有堆贴、模印、雕镂、刻划等，纹饰中受佛教影响的纹样如莲花纹、忍冬纹等较为多见。迄今发表的莲花尊共见有六件，包括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二件。1956年湖北武昌南朝墓出土一件。1972年江苏南京南朝梁墓出土一件。1982年山东淄博北朝墓出土一件。东吴博物馆这件亦为河北石家庄地区北朝墓所出。对比此六件莲花尊的器形装饰大体一致，局部有些不同，如颈部纹饰有的无飞天，唯山东淄博一件装饰简化，器高武昌的43.7厘米，南京的最高达85厘米。青瓷莲花尊为大型高档祭器，历年来出土甚少，堪为国之瑰宝。
馆藏汉代陶灶模型赏析 古代瓷器知识
《释名释宫室》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早期灶址在居室内地面中心，燃烧火焰是敞开式的，炊器多为带三足支架的容器，如鼎、鬲、钵等。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以后，随着陶质无足炊器釜在人们生活中的大量使用，表明新的炊火设施已经出现，这就是有封闭燃烧室和固定烟道的灶。在汉代，人们对生活中的灶极为重视，《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地主官僚厚葬之风的盛行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观念影响，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灶的模型在随葬品中开始增多。王充《论衡讥日篇》言：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由于汉人相信人死后的生活会与在生时一样，人死等于到另一世界继续生活，为了让死者在死后还能继续生前的生活，就将日常生活器具做成陶制的明器作为陪葬品。在墓中陪葬陶灶的习俗逐渐盛行起来。这些形态各异的陶灶，让我们看到了汉代人们使用炉灶的真实状况和他们对饮食的重视。许昌博物馆收藏有几件精美的汉代陶灶模型：灰陶灶(图1)，泥质灰陶，长15.5厘米，宽13.6厘米，高9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前部一个火眼，火眼上镶嵌一釜，前有一块肉，后有一个倒置的釜；釜一侧模印有盘、勺和一个长方形案子，案子上有一把小刀，另一侧模印有长钩、盘、鸡等。灶尾有一凸起的方形块为烟囱。灶前面出檐，饰以菱形纹饰，其余边缘饰以五铢纹。灶前壁中间开方形火门，落地，火门两侧分别模印一个手拿炊铲做烧火状的妇人和一个喇叭口瓶，周围饰乳钉纹、网格纹、菱形纹等。侧壁素面无纹。该灶小巧精致，灶面装饰繁多，随形置物，随意填充留白部位，没有规律性，显得灵活生动。
褐釉陶灶(图2)，泥质红陶，灶面及前壁施褐釉，长19.6厘米，宽16厘米，高10.4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上一个火眼，上镶嵌一釜，釜左右两旁对称模印有两个鳖，釜后两侧分别有两条鱼、小刀、钩、盘和食物等，鱼头朝釜。灶尾还有一鱼，鱼眼凸出为烟囱。灶檐处饰网格纹和直线纹。灶门呈拱形，落地，火门两侧各浮雕一个立姿的炊妇。侧壁饰五铢纹。该灶造型规整，做工精美，灶面装饰简洁疏朗，呈对称布局，在对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对称。灰陶灶(图3)，泥质灰陶，长22厘米，宽17.8厘米，通高16厘米，灶高8厘米。灶呈长方形，灶面上凸出有三个火眼，呈品字形排列，前两个火眼上各置一釜；后面火眼稍大，上置釜、甑一套。甑底有一大四小共五个圆孔。釜周围模印有鱼、鸡等食物和盘、耳杯、长刀、铲、钩、钳、长凳、条案等，灶门上端有灶檐，后置一低矮长方形烟囱。边沿模印菱形纹。灶门拱形，落地，两边没有装饰。侧壁、后壁素面无纹。该灶形制写实，生活气息浓郁，灶面布局错落有致，繁而不乱，极为丰富。龙虎人物纹陶灶(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泥质灰陶，呈长方形，长34厘米，宽23.5厘米，高10.5厘米，灶体中空。灶面正中一大一小两个火眼上镶嵌有两釜，两侧各有一条鱼，鱼头向灶门方向，一鱼尾后有一把小刀。灶门上端塑有用来阻挡烟尘的灶檐。灶尾开一圆孔，象征烟囱。灶前壁灶门为拱形，不落地，灶门外围双弧线内饰以波折纹，灶门上方有斗拱式建筑模型，两侧各有一人，皆头戴笼帽、怀抱幼子，边饰菱形纹和乳钉。灶后壁为虎猪搏斗图，虎在左上方，前爪前伸作扑状，显得异常凶猛；猪在右下方，长嘴短尾，四蹄朝前，几欲仰倒。灶壁左右两侧分别为一龙一虎。龙嘴大张，须、角后扬，背生双翼，身卷曲做飞跑状，动感极强；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似已发现猎物，正欲捕捉。虎身饰条形纹，更显其威猛雄健。该灶灶面装饰少量图像，朴素简约。图案模印而成，呈浅浮雕，清晰生动，形象逼真，简洁洗练，颇具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风格。唐代彩绘釉陶戴风帽骑马女俑鉴赏 古代瓷器知识
唐代彩绘釉陶戴风帽骑马女俑
早在千年之前的中国唐朝时期，长安城的女子早已是时髦装饰方面的先驱，“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写的《时世妆》一诗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旧唐书》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不讳。”更描绘了唐代社会人们在服装衣饰方面的大胆开放。唐朝长安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更是文化、时尚之都，开放的社会环境提高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服饰装束上追求自由、开放，样式由遮蔽而趋暴露，花纹由简单而趋复杂，风格由简朴而趋奢华，在种类上更是增添了男装、胡服等多种元素，使她们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她们抛头露面、策马扬鞭，为自由的生活而欢娱。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彩绘釉陶戴风帽骑马女俑，通高31厘米，马长23.6厘米，通体彩绘，女俑头戴黑色风帽，似在防止风沙吹乱了发髻。女子上身内穿紧袖绿色长衫，外穿圆领半臂襦，下着红色高腰长裙，这是唐代女子典型的常服装饰，是对女子体型修长、曲线优美的展现；足穿黑色尖头靴，左手持缰，右手下垂，坐于马上，体态端庄，怡然自得；马俑四蹄站立，颔首低俯，唇齿微张，竖耳长鬃，尾自然下垂。整件器物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题材特别，是对唐代女性追求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映衬了马上女子的时髦和秀美。(作者系大唐西市博物馆馆员)
凶悍威猛的汉代黑陶豹噬野猪鉴赏 古代瓷器知识
汉代磨光黑陶豹噬野猪
大凡能让人过目不忘、传世不朽的藏世珍品，必定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提起汉代的雕塑品，人们常会盛赞陈设在抗击匈奴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那些依随采自秦岭山区花岗岩巨石的原有轮廓，经能工巧匠精雕细琢成的“马踏匈奴”、“卧牛”、“猛虎”、“野猪”、“猛兽吞羊”等组雕，显露着时代的气息和豪壮、粗犷的艺术风格，散发着古朴美，给观赏者以强烈的心灵撞击和视觉震撼。如石雕“猛兽吞羊”，是工匠利用原石的形状，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巧妙而形象地雕出一头凶猛的野兽，正在贪婪地吞食一只羔羊，将大自然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被世人称为“举世罕见”的中国早期雕刻艺术宝藏。
同样，这一时期的陶制品中，也不乏惊世之作。不久前，笔者在收藏家任虎成家里看到一件汉代磨光黑陶豹噬野猪，长21厘米，高9.5厘米。一只两眼怒睁的豹子，紧紧地伏于猪身，噬咬猪的颈部，而那突嘴、长鼻、獠牙呲于口外、形貌凶悍威猛的野猪被惊得目瞪口张，呼叫救命的嘶鸣声划破夜空，拼命地作最后无效的挣扎。工匠制作时，还有意将豹的双眼镂空，以增强其凶残性，更加深了恐怖的气氛，也预示着那最终的悲惨结局。这件小小的陶塑品，虽然没有霍去病墓前巨大石雕宏大的气魄，但依然闪现着生命与死亡、善良与邪恶、柔弱与强暴的剧烈矛盾冲突，生动形象，扣人心弦。
当我细细品鉴这件表现大自然动物之间生死博斗的陶制品时，思绪仿佛穿越了时空，揣摸起古代工匠创作的初衷：也许工匠在制作这件作品时，默默地倾注进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谁看到野猪那哀怨挣扎的凄惨情景会不动心呢？从这个意义看，此件陶制藏品向我们传递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因此也具有了跨时代的生命力。
古代瓷器：精美的建窑执壶
建窑，亦称乌泥窑。其窑址建在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的芦花坪一带，因宋时属建州建安县，故名建窑，历史上也有人称建安窑。建窑属于建州文化中的一部分，该窑始于晚唐，盛于宋，而衰于元。主要是烧制青瓷、黑釉瓷、青白瓷等，其中以黑釉瓷闻名于世。
精美的建窑执壶
该执壶高26cm，呈撇口，短颈，鼓腹。圆底无圈足，造型沉稳，且腹上有八道瓜棱，并在中央镶嵌了一片脉络俱全的金黄色叶子，其颜色犹如上等的琥珀，十分灵动。不仅如此，其形状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细美，像壶嘴的设计，对于线的运用非常流畅，在造型上是一条向上斜挑起来的弧线，其壶身另一面的把手同样设计精巧，像一条彩结一样，滑腻而婉转地附在壶身上。此种执壶最初的造型是由青铜器演变而来，南北朝早期的青瓷当中，已经完成了这种执壶的造型。其后在唐宋两代是金银器中的一种酒具，这从唐宋绘画上是很容易看到的。直到现在，还有宋代的执壶流传下来。而对于建窑，据考古证明，在晚唐五代时期，建窑仅是一个生产青釉器和酱釉器的普通窑场，后改烧釉面无斑纹的黑釉茶盏，为建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青釉酱釉普通黑釉建盏釉，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其显著的特点是，坯与釉的氧化铁含量越来越高，釉层越来越厚，使烧制工艺难度加大，生产成本提高。可惜的是，风靡宋代的建窑，在元末以后就停烧或废烧了，更是一度失传。但是，建盏至今仍备受青睐，失传数百年的古老建盏的复兴也为当地所孜孜以求。据悉，建窑在瓷釉上的纹理表现是道家思想在瓷器上的一种反应。北宋徽宗曾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能够得到皇帝的评价，可见建窑瓷在当时受到皇室的重视程度。建窑主要烧制的品类有盏、碗、盘、碟为主，兼烧盒、罐、壶、灯、炉、钵、梅瓶、冥器等，然它却因黑釉瓷闻名于世。它的黑釉瓷主要特征是胎含铁量高，一向有铁胎之称，胎体厚重，呈黑灰色或紫黑色。
陶瓷纹饰——“百花不落地”
“百花不落地”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景德镇流行的一种粉彩瓷器品类，以各类花卉为装饰题材，又称“万花锦”、“万花堆”、“万花献瑞图”等。清代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荟萃了一代名师巧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百花不露地”的装饰风格就在这个盛世间应运而生，专供皇室使用。这种纹饰多在器物主体中心部位绘制牡丹等大朵花卉，在其周围加绘菊花、茶花、月季、荷花、桃花等各种小花朵，且在空余部位佐以精细辅纹，使画面满密，器不露地，寓意“百花呈瑞，盛世升平”。
其绘制过程是：先用生料在素瓷面上勾勒名花异卉，然后绘画少量枝蔓串连起来。给花卉填色之前，先用锅灰打底，再填色，再洗染大花头明暗，小花头则用粉彩平涂之。最后，在空白处填地色，常填黑、黄、红、蓝、绿等色地，以衬托花卉纹样，并以黑白两色最常见，白为艳，黑为贵。据《乾隆内务府纪事》中记载，这种图案的器物为寻常赏花时所用，有“万花献瑞”之吉意。当时曾明文规定：“年节用‘三阳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午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祝寿用‘万寿无疆’……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烧造。”不同纹饰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可见当时人们心中对于纹饰的态度并不仅仅存在于美的关照，还有寓意。纵观整个陶瓷发展史，可以看到自清以来，陶瓷的装饰风格由简入繁，开始极尽能工巧事，陶瓷工匠都以技艺展露为尚，一件瓷器上往往可见多种装饰工艺并存，《中国陶瓷史》在给予其工艺以肯定之余并不认为其有更多的艺术价值，认为清代陶瓷是艺术审美的式微。而皇室显贵在清代康、乾、雍时期为显示国力富强，极尽奢华之事，烧制瓷器也是百件中拣其一二，其余砸碎埋入土中，制一件瓷器往往需耗费百金。在这样的背景下，“百花不落地”的出现是历史必然，其工艺之精细、画面之细腻、色泽之艳丽，可一窥制作中所耗费的人力与财力。这种纹饰除用作传统瓷瓶上的装饰之外，还出现在瓷板画上、九子拼盘、瓷如意上等等，繁缛华美。有些还结合镂雕工艺，制成“百花不落地”转心瓶，层次丰富。如这一件清代粉彩万花转心瓶，不仅以镂雕与彩绘结合，还以青花与粉彩釉上釉下相互逗趣，最后加饰描金，工艺极尽复杂，稍有一丝不慎，就会毁坏整体画面。在整个中国陶瓷史的转折时期，作为陶瓷历史中的再一次巅峰，清代乾隆时期以其工艺的强大在世界上宣示了其陶瓷界的霸主地位，然后一蹶不振，带着日渐低俗的品位逐渐跌落神坛。嘉庆时期陶瓷艺术基本已无可圈可点之物，唯“百花不落地”瓷在此时反而以趋于舒朗简约的形式更胜于乾隆时期的堆砌繁缛。至民国，仍有仿古之物，但好比一个是天上仙姝，一个是粗鄙侍女，除形式上继承之外，其笔法、色泽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常见在万花之上作开光，再在开光内以粉彩绘制花鸟、山水等小景的装饰现象。随着20世纪50、60年代景德镇各大瓷厂的繁盛，景德镇陶瓷艺术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天，“百花不落地”瓷也重新大量烧造，这一时期的瓷器可见乾隆时之风采，甚至更加华丽，常见以金地做底色，碧丽堂皇。 南京市博物馆的龙蟠虎踞厅，常年展出一套精致的粉彩万花瓷器，包含了盘、碗、盖碗、勺、茶壶、茶杯等等，瓷器上的团以赤金点缀，整体色彩明艳又不失雅致。这套瓷器的身世显赫，它们来自民国时期南京总统府，是蒋介石的御用瓷器。1946年，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欲从景德镇烧制一批瓷器，作为国礼送给盟国元首。于是找到当时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院校长汪璠，提出国礼的设想，并嘱咐要仿造清代乾隆时期风格，瓷质力求细薄，色调务必高雅。待王璠赶回景德镇后，立即召集陶瓷名家商议，经反复讨论和商榷，制定出了设计图样。在这批国府定制瓷中，负责餐具设计的是有“现代国瓷创始人”之称的彭友贤先生，他在当时是著名的瓷器设计大师，抗战胜利后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瓷厂，一心致力于瓷器业的改良。在接到这个重大任务之后，彭友贤在造型上除保留传统盘、盖碗、茶壶等之外，考虑到是赠送与友好国家，要符合当地的饮食习惯，还融入了西式的咖啡壶和咖啡杯，一应俱全，可谓是“中西合璧”。在装饰上继承了传统的万花风格，但在色调处理上力求雅致清丽，使其虽华丽鲜艳，却不失格高雅调。一经送往民国政府审核，便得到好评，就一直保留在总统府内，作为总统府宴客时的主要餐具。
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陶艺”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的陶瓷制造观念受到冲击，当代陶瓷艺术家们挣脱了束缚的枷锁，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陶瓷艺术的自由王国。一时间，传统的陶瓷工艺、技术受到了质疑和鄙夷，认为其“俗”而“劣”，创作理念要远超于工艺的价值。从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陶瓷艺术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创作空间，在创作过程中表达艺术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赋予了中国陶瓷艺术更广阔的道路，陶瓷艺术的范畴更为宽广，陶瓷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更受肯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于“重道轻技”会使得一些优秀的传统陶瓷工艺失去继承的动力，从而濒临消失，这是一大哀婉之事。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类似于“百花不落地”、“扎道粉彩”等等重工陶瓷品类逐渐沦为边缘艺术，陶瓷艺术家不屑于以其作为创作手段，唯有一些做仿古瓷的商家会有所保留。因而，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太多的万花瓷，即使有，也是或粗劣或精致的仿古样式。 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说“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之存我们才能生活……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近年来，受日本民艺思想的影响，中国开始逐渐重视起传统的、民族的文脉，对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忽视的“工艺”产生了保护的欲望。时代的审美有所差异，如何适应当下，是传统工艺进入时下生活中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创新不可避免，而创新归根结底要归入传统，创新的更高意义，应该是使传统有新生的活力，得以推进和延续。在一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呼声之中，中国当代的设计思想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符号，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百花不落地”这种陶瓷工艺也有了新生的方向。现代艺术是古代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它的隔绝。继承的选择性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基础之上的。也许设计师们应该认识到，人们渴望有民族自信力并且崇尚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住在古董店里。
古代瓷器：清康雍斗彩瓷器鉴赏
斗彩工艺始创于明成化时期，但斗彩一词却成名于清代《南窑笔记》。关于此名来历有两种传说，一是因为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先在坯胎上用青料画花鸟等今天几个朋友斗钱出去吃饭，也就是说朋友把钱凑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意思，故而斗彩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争奇斗艳，互比美丽，各自不甘服输而得名斗彩。当然这仅仅是传说而已，不管哪种说法有道理，用意还都是对斗彩精美工艺的赞扬和肯定。
先谈釉色。康熙器物的瓷釉和瓷胎结合紧密，釉面极其光润，绘制精致，色彩艳丽。康熙时开始使用以金为着色剂的洋红，并迅速盛行，取代了矾红，它釉汁细腻，光润匀净，色如胭脂，故名胭脂红，从而使斗彩显得更加娇艳。这个时期的斗彩无论是器物的数量，还是色彩的种类都比较多，既有釉色淡雅清新的作品，如康熙斗彩喜上眉梢纹盘，也有色彩深浅不同，再添加其它釉色，从而艳丽夺目的器物，如康熙斗彩蓝地红绿彩双龙戏珠碗。
雍正时期施釉工艺比康熙时期有很大的进步，彩料的提炼更为精细，并开始在斗彩中使用渲染法(属于比较简单的渲染)。用彩方面，一般颜色都比以前略为浅淡，所以雍正时期的斗彩色调柔和淡雅，同时此时斗彩中还偶尔出现了点缀粉彩的情况(即斗彩和粉彩合绘，但粉彩所占比例非常小)，突破了过去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创造了釉下青花和釉上粉彩相结合的工艺。同时还十分讲究釉上彩的多样化，往往在紫、绿、红等多种颜色，使斗彩显得更加丰富艳丽。如雍正缠枝花碟就是使用了这种工艺。
再谈纹饰。在云纹、莲瓣纹等，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大量的蓝料涂地，用红绿彩添龙纹，复又入窑烘烤而成，以繁缛致密、色彩富丽的纹饰取胜。绘画题材基本上脱离了以往的形式，不仅大量采用历史人物故事一类的题材，此外还有草虫、花鸟、禽兽、云龙、山水等吉祥桃花、海棠、菊、三秋、九秋、落花流水等等。花纹规整，多数的底足都制成光滑而滚圆的泥鳅背状。
雍正时期的器型以线条秀美著称于世，为后世仿制者所无法追摹。一般器物的转折棱角处制作得自然柔和，不似康熙时期那样挺拔生硬，所制器物的器壁一般要比康熙时期的薄一些，胎体迎光透视则莹润无瑕，有的略显青色，所以器物的造型特别精致秀巧。
在款识方面，康熙官窑比较重视年款，年款的种类很多，也有刻印款，但以书写款为主。这种年款一般都置于器物底部。在书写款中可分为青花款、釉里红款、紫彩款、蓝料款以及胭脂红料等几种款识，彩料年款又以青花款最为普遍。年款的写法一般都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的形式，也有的是六字三行的。
雍正时期的瓷器款识比较普遍，也以青花书写款最为常见，整个雍正时期瓷器年款笔画规矩，横平竖直，字体都比较工整秀丽。官窑年款一般常见的形式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加双蓝圈款，也有六字三行楷书加双蓝圈款的；还有个别不带边框的年款，也是六字三行。另外在雍正初期个别器物上还有书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的，这种篆书款在雍正以后逐渐开始流行。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匾横年款。雍正年款的位置绝大多数也是在器物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