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早期：多样化探索
五代至北宋早期，梅瓶装饰主要是胎纹釉理模式。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北宋中期开始，逐渐以范金琢玉式和文彩相彰式展开，分别出现了分层、分块和单体折枝三种纹饰布局格式，口、颈部绝不会出现纹饰，胫足部时有时无，腹部或肩腹部成为装饰的重心部位。
北宋晚期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大朵牡丹纹梅瓶，高25厘米，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当阳峪窑白地黑剔花缠枝纹梅瓶，美国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白地黑剔花缠枝纹梅瓶，高58厘米，日本芦屋山口谦四郎藏
北宋中晚期定窑白瓷刻花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6.7厘米，江西永新县北宋元祐元年刘瑾墓出土
辽代梅瓶装饰，集中突出腹部主题饰纹，只见分层和单体折枝两种格式。
辽代晚期赤峰缸瓦窑白釉刻划花填黑釉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辽宁朝阳大庙乡邓杖子村辽墓出土
辽赤峰缸瓦窑白釉黑彩折枝纹小盘口梅瓶，高30.3厘米，辽宁建平县马场五十家子辽墓出土
这种装饰特点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两宋时期的生活起居方式和室内家具产生变化，即从唐人的席地而坐转变为桌椅等高足家具，使得梅瓶的陈设位置产生变化。梅瓶的肩腹部是主要的视觉接触面，因此也就成为装饰的主题纹饰所在区域。
另一方面，宋辽时期梅瓶的实用性功能要求必须配盖、座等配件，梅瓶的口、颈部必然被瓶盖遮挡，没有装饰的必要，下腹和胫足部也经常被瓶座遮挡而在装饰上有所放松。
北宋白釉珍珠地划花梅瓶，高29.4厘米，河南三门峡市宋墓出土
金代梅瓶的装饰，流行多层式，北宋时作为分层界限的弦纹演变为带状纹。最流行的植物纹仍是缠枝，较多出现横枝结构，这种横枝结构的出现应该与多层格式导致每一层装饰带的高度被压缩有关。单体折枝格式已经比北宋时期成熟，倾向于绘画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梅瓶的口颈部也出现了纹饰。
金代山西窑场茶叶末釉剔划花缠枝大叶纹梅瓶，高33.4厘米，山西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厂出土
金代磁州观台窑白釉黑剔花缠枝大花牡丹纹梅瓶，高30.8厘米，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金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梅瓶，高30.5厘米，陕西耀县出土
金山西窑场白釉黑彩画花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8.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金黑釉梅瓶，高41厘米，甘肃庄浪县出土
西夏梅瓶的纹饰布局独特。口颈肩部一律不加纹饰，腹部大面积施加主题纹样，胫部采用草率的罩釉工艺，形成半釉现象，往往划双弦纹作为胫部与腹部的分界。
西夏黑釉剔划花开光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7.3厘米，内蒙古伊盟郡王旗敏盖乡西夏窖藏出土
腹部的纹饰布局有三种形式：开光形式，多以涟漪纹为地，开光内均饰折枝花；缠枝形式，只有单层的划花或剔划花的缠枝花；分层形式，以两道或三道划弦纹将腹部分为二三层，腹部的装饰带或做开光或做缠枝等形式。
主题饰纹均为植物纹，以牡丹、芍药最为常见，还有形状类似石榴、芙蓉等其他花卉的纹样。装饰带常见波纹、卷草纹、叶状纹及桃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常常会借扣口垛烧工艺在肩部留下一圈刮釉露胎痕，起到了装饰带的作用。
南宋梅瓶的装饰特征是：通过范金琢玉和纹彩相彰的模式，以刻划花和黑彩画花为主要手段进行装饰，在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著名窑厂都有上乘表现。在纹饰布局上，也存在分层、分块儿、单体折枝等传统格式。分层格式也是分三层，有些分层加了开光，单体折枝最典型的表现在吉州窑黑釉剪纸划花器。另外，从北宋继承来的满饰格式又分为三种：缠枝结构、单元四方连续结构、密棱纹结构。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印花折枝百花纹八棱梅瓶，高18厘米，安徽宿松县南宋墓出土
南宋吉州窑白釉黑彩画花莲纹梅瓶，高29厘米，安徽省巢湖市周郦村出土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中晚期吉州窑黑釉剔划花折枝梅花纹梅瓶，高21.2厘米，江西省南昌县南宋嘉定二年墓出土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元：三层式布局
元代梅瓶在纹饰布局上，分层、分块儿、单体折枝都有，以分层最为常见。最能体现元代梅瓶纹饰布局特色的是景德镇窑，表现为三层式布局更为成熟稳定。景德镇青白瓷和青花的纹饰组织有所不同。
元龙泉窑青瓷印花点褐彩开光露胎八仙第一种，借用织造的云肩纹，将肩部巧妙分隔为相对独立的单元，拓展了使用绘画性单体格式的可能；第二种，把肩部与腹部、腹部与胫部之间的分层带加以拓宽留白，压缩腹部主题装饰的高度，空白带显得简约、洁净，发挥了以无胜有，有无相生的观念和形式规律；第三种，引入情节性绘画的形式。此外，云龙、凤穿花、缠枝牡丹等也更倾向于绘画性。青花梅瓶的带状纹非常丰富，构成形式多样、面貌丰富的锦带纹。
元晚期景德镇窑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梅瓶，通高51.5厘米，河北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窖藏出土
明清：三层式出奇求美
明代，创造了最丰富和最具时代面貌的梅瓶装饰面貌。由于在格式上难以出新，所以明代梅瓶便在装饰上追求出奇。明代梅瓶装饰几乎调动了所有已知和已掌握的釉、彩、纹对梅瓶进行多种装饰尝试，其中使用最多的还是青花。在纹饰布局中，三层的分层格式成为绝对主流。taOCi52.com
明龙泉窑青瓷镂空缠枝花卉纹梅瓶，高19厘米，甘肃华亭县出土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嘉靖景德镇窑蓝釉杂彩人物纹梅瓶，高28厘米，江西大余县吉村公社游仙大队明刘节墓出土
明代早中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携酒寻芳陆军，字子仁，1967年生。200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涉足中外雕塑史、工艺史、陶瓷史、饰纹史、书画史等研究领域。2014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专著《中国梅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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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子仁：中国梅瓶器型样式的演变
从隋至清，历经1300多年演变，梅瓶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器型样式，子仁在《中国梅瓶研究》中，以器型分类与历史演变两个角度清晰展示了这种变化。
梅瓶器型分类：十类样式群
子仁根据梅瓶的口部、颈部、瓶身、足底等形式特征将中国梅瓶器型分为十类样式群，每个样式群又细分为数个或数十个样式。
第一类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为标志，流行于隋代至明代。
唐初期白釉梅瓶，高36厘米，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
第二类样式群：以小撇口或小侈口为标志，口唇以圆唇、卷唇为主，也有较薄的尖唇，颈部以束颈为主，所含样式从唐代到清代。
元钧窑红斑天蓝釉梅瓶，高37.2厘米，河北省博物馆藏
第三类样式群：以盘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无颈、束颈和柱颈，包含的样式从五代到明代，清代极少。
北宋中晚期青白釉大盘口梅瓶，高37.1厘米，安徽宿松县隘口洛土村北宋元祐二年吴正臣夫妇合葬墓出土
第四类样式群：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颈部分为无颈、束颈、短柱颈。最早的样式见于辽代早期的北方辽境。中原地区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不久传到南方，金代是最兴盛的时期，元代主要流行于北方，至明代衰落。
北宋白釉珍珠地画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河南方城县官庄村出土
第五类样式群：以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颈部以较长的柱颈为主，显得很秀气，主要见于北宋中期至金、西夏。
北宋中期定窑酱釉梅瓶，高23.3厘米，江苏镇江市南郊北宋熙宁四年章岷墓出土
第六类样式群：以折沿窄唇口为标志，绝大多数为小口，两宋多为圆唇，元代还出现了方唇和较薄的尖唇，颈部一律是柱颈，南宋到明代极为流行。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第七类样式群：以直口为标志，唇部分为圆、方，柱颈由短变长，流行于北宋中期至明。
明中期景德镇民窑黄釉绛红彩划花云凤纹梅瓶，高19.5厘米，江西省南昌县明嘉靖三十五年墓出土
第八类样式群：以出节小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束颈和柱颈，在最流行的南宋，颈部多呈上细下粗的短柱颈，包含样式从北宋末期到清代，但各朝代间看不到连贯脉络。
清康熙款景德镇御窑天蓝釉暗月牙耳梅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九类样式群：辽晚期至元代的鸡腿瓶，主要流行于辽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均为小口，口内沿转折方硬，瓶身在辽代晚期极为高大、瘦长，金、元时期逐渐变矮变瘦。
辽大安七年款茶叶末釉划文梅瓶，高64厘米，辽宁凌源大河北乡辽墓出土
第十类样式群：以腹部和足部间呈现明确向内转折的饼形足和圈足为标志，瓶身因此极少有S形轮廓线的变化，而以丰体的卵形、茧型、筒形、楔形等形状为主。口颈部均为小口、短颈，囊括了多种口形。包含样式始建于五代和辽早期，以北宋时期最多，南宋到元明均有流行。本样式的梅瓶与人们一般印象中的梅瓶是最不像的，但实际上也有梅瓶的本体性功能，基本满足梅瓶的小口、短颈、长身的基本特征。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子仁的样式划分中，口部、颈部是主要依据，瓶身只是辅助依据。子仁认为，口部、颈部的特征比较明显，而瓶身特征具有相对性。绝大多数梅瓶的肩、腹、胫三个部位的形体转折都是连贯、流畅的圆转形式，即使转折关系足够明确，也因含蓄、微妙的轮廓变化而显现出极大的相对性。如同样是修腹，随着瓶体最大腹径的宽窄变化而导致瓶身比例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体态。又如，宽肩是梅瓶的一个流行特点，在它与下腹、胫足部的粗细变化对比中也是相对的。
梅瓶历史演变：六个阶段
从隋至清，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数十种梅瓶样式并存，尤其是在宋代，多达58种样式，即使是到清代样式趋同化，也仍多达22种样式。不过，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梅瓶也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时代特征，子仁把这个演变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唐时期，此为滥觞期，样式比较单一，只有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两类样式群共4种样式，集中分布于关中、河南这一中原核心区。
隋玻璃梅瓶，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119号
唐中期白釉梅瓶，高4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阶段：五代、北宋、辽时期，梅瓶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所有样式都出现了，本体性功能确立，礼仪性和审美性不同程度体现，以器型为主，装饰为辅。
北宋最流行的样式是小撇口和盘口为标志的第二、三类样式群梅瓶，也是北宋发展最充分的两个样式群。
北宋末期井陉窑酱釉刻划天威军官瓶文梅瓶，高46.5厘米，河北鹿泉南海山北墓区北宋墓M9出土
北宋晚期汝窑天青釉刻划云龙纹大盘口梅瓶，高30.4厘米，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北宋晚期地层出土
辽代梅瓶整体偏瘦高，最有特点的是第九类鸡腿瓶和第四类的梯形环口瓶，瓶身上部圆鼓，下腹斜收并略有内曲、整体细长高挑而重心极不稳。
辽晚期茶叶末釉带契丹文款梅瓶，高64.9厘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出土
辽晚期白釉梅瓶，高31.1厘米，辽宁凌源市城关镇八里堡村拉木沟辽墓出土
辽早期茶叶末釉牛腿瓶，高54.8厘米，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8厘米，江苏镇江丹阳县大泊公社北宋熙宁十年墓出土
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划花缠枝花纹梅瓶，高32.6厘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1234下一页陶瓷知识：梅瓶原称应是经瓶
在中国古代瓷器类型中，有一件小口、丰肩的瓶子，约定俗成为梅瓶。其源来自民国时期许之衡所撰《饮流斋说瓷》。书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这一定名，使其成为古代花瓶。史料证明，这与生产它的本来用途是不符的。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卷三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这种瓶是酒器。考古发掘材料也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上，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为什么这种形制的酒瓶称为经瓶呢？《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史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称出土的青花梅瓶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实用品。桂林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广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区。1983年自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墓出土的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瓶，出土时内装滋补药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说明了这种瓷瓶是装酒所用。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１、这种瓶装的酒尊贵至上，对饮者是莫大的荣誉。２、使用这种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标志。因此，恢复其本名“经瓶”是有必要的：１、古代无“梅瓶”这一称谓。《饮流斋说瓷》没有考证，杜撰为“梅瓶”。将酒具误定为花瓶。２、经瓶原有覆盖，本是帝王及贵族专用的酒瓶，盖失后，虽可插花，但不能作为定名依据。３、恢复“经瓶”本名，则明确了其酒文化的归属范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浅谈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图1）。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图2）；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图6）。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陶瓷知识：中国梅瓶器型之变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南宋、金时期，南北风格有别，各自进入一个兴盛期。金代的梅瓶样式极为丰富，除了以出节小口为标志的第八类样式群以外，其他九个样式群都有涉及，共55种样式。最盛行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四种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盘口、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三、五类样式群也是主流。整体来看，偏丰满的高体，轮廓饱满圆曲，分为两种主要体态：一种是下腹斜直下收，挺拔沉静；一种是胫部呈束腰状，接外撇的喇叭形隐圈足，丰腴妩媚。
南宋梅瓶涉及七类样式群，20多种样式，着重于以盘口、梯形小环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三、四、六、七类样式群，样式选择继承北宋南方梅瓶的流行样式。体态多倾向于丰体，追求端庄丰满，尺寸也相对比较整齐矮小，以20~35厘米最为常见，与北方梅瓶丰瘦高矮差异极大的状况构成鲜明对照。
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刻划花牡丹纹梅瓶，高20.2厘米，浙江慈溪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第六期地层出土
南宋官窑青瓷梅瓶，高33.5厘米，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末期吉州窑白釉黑褐彩画花梅竹蝴蝶纹梅瓶，高25.5厘米，湖北鄂州市汀祖镇丁家坳村马家塆南宋咸淳十年吕文显墓出土
南宋偏安一隅，文化重心南移，南宋官窑继承了中原汝窑的传统，出现两种分野现象：官民分野和雅俗分野。南方墓葬随葬梅瓶的现象比北宋时期南方的同类现象要兴盛得多，其原因与偏安朝廷带来的中原影响有必然关系。第四阶段：元代，在世界文化交流大格局中，梅瓶出现统一性特点，分化则存在于器型和品质的差距。元代北方最流行的是以小撇口、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二、四类样式群，南方流行以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六、七类样式群，形成南北二元格局，共52种样式。北方梅瓶在北方各大名窑陆续衰弱的背景下，其样式着重对金代的继承，缺少创新，最突出的形式变化又给人一种奇怪和不适感，意味着北方梅瓶在元代开始走下坡路。而南方梅瓶在三大名窑持续兴盛的基础上，沿着南宋时确立的基本方向，灵活融入元代特有的新内涵，样式不断调整创新又不失度，在适中、沉稳、文雅等传统格调中，兼容气势磅礴，气度宏伟的新风尚，迈上新台阶。尤其是元代晚期景德镇的青花梅瓶体现了时代高度。
元黑釉划葡萄酒瓶文梅瓶，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KM13出土
金末元初磁州窑类型白釉黑彩画花梅瓶，江西瑞昌县码头村南宋宝祐五年冯士履墓
元早期白釉黑彩书至元十九年铭文梅瓶，高18.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龙泉窑青瓷密棱纹梅瓶，高20.2厘米，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元代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元前期山西窑场白釉褐彩弦纹折枝花梅瓶，高31.4厘米，底部有延祐元年墨书纪年文字，山西汾阳市杏花村酒厂出土第五阶段：明代，以小撇口、盘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二、三、六、七类样式群成为主流，共43种样式，比元代少了9种，梅瓶样式繁衍进一步放缓；南北方梅瓶所处地位发生逆转，南方梅瓶样式占绝对多数，景德镇成为核心产区；功能结构进入质变后期，明显转向了礼仪性和审美性。明早期在景德镇设立御窑，采用小撇口的梅瓶样式；明代中晚期与陶瓷史上官民竞市的局面相一致。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烧造了高水平的梅瓶。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极为相似，极为流行一个样式：规范化的小撇口、束颈，颈肩过渡柔和，圆宽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胫部内曲，足部直立或微撇，极浅的平底隐圈足。配宝珠纽、管状舌的钟式盖。实例均为品质一流的青花和白釉器，优美、端庄、典雅、适度。
明万历景德镇民窑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梅瓶，通高约37.5厘米，广西桂林尧山明万历十八年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出土
明宣德款景德镇御窑青花龙纹梅瓶，高55.3厘米，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雅坚斯博物馆藏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初期北方窑场白釉黑彩画花缠枝菊纹梅瓶，高36.5厘米，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
明晚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松鹤鹿清代梅瓶全部出自南方窑口，共出现过22种梅瓶样式，以撇口、束颈为特征的第二类样式群就占了12种，表现出特征趋同的时代特点。御制官样主导了清代梅瓶的审美趣味，小撇口、束颈、宽肩、鼓腹、下腹斜收、胫部内曲或呈束腰状、胫足部直立或足部外撇，成为清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梅瓶样式。清代梅瓶作为纯粹的陈设器，单一的审美功能使器型走向完全艺术化的形态，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致化。
清前中期石湾窑仿钧蓝白色翠毛釉梅瓶，高23.5厘米，英国格拉斯哥的伯勒尔藏
清石湾窑粉蓝釉梅瓶，高23.6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瓷知识：明代梅瓶功能转变史
就梅瓶自身的发展历史看，明代的梅瓶在造型上经已完全程式化，但众多材料表明它们在用途与使用方式上却一反传统。本文试
宋赵令(或题赵德麟撰)《侯鲭录》(赵令，《宋史》卷244有传。燕懿王德昭玄孙，字德麟，早以才敏闻。元六年签书颖州公事，州守苏轼爱其才荐于朝，宣仁太后不许。后从高宗南渡，官至右朝请大夫，袭封安定郡王，绍兴四年卒)卷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身，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宋袁文《瓮闲评》卷六：今人盛酒大瓶，谓之经京瓶，乃用京师之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则知经瓶者，当用此经字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书前有赵氏作于开禧二年的自序，知该书成于是年以前)卷三：今人呼劝酒瓶为酒京盖自晋安语，相传及今。
综这三条文献可知，宋人所述以环口、小颈、修腹为特征、晋安人称之为经瓶、俗称为京瓶的东西，和我们所说以小口、小矮颈、窄弧肩、深细长腹为基本造型特征的宋代梅瓶无二。看来今日所说的梅瓶在宋代原本就称为酒经、经瓶或讹称京瓶。而晋安人称这种深细长腹的瓶为经瓶的原因，或许正如宿白先生言：经为南北、可训为修长，重在用经道出它们深细长腹的根本特点。文献在昭示这种瓶子的本名为经瓶的同时，又明确告诉我们它们是以一斗为基本容量的盛酒之器。
典籍记载宋人量酒率皆唐旧制，仍以石、斗为单位。《宋会要》中的《食货酒曲杂录一》载太祖建隆二年四月诏：应百姓私造曲十五斤者，死;酿酒入城市者，三斗死，不及者等第罪。买者减卖人罪之半，告捕者等第赏之⋯⋯三年三月诏：应私犯酒者，东京去城五十里、西京及诸道州府去城二十里，不许将外来酒入界并入州府县镇城门，犯者一胜以上不满一斗，量罪处断;一斗以上不满三斗，徙二年、配役一年，告人赏钱十二千;三斗以上不满五斗，徙三年、配役二年，告人赏钱十五千;至五斗处死，告人赏钱二十千。而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下)》酒条：建隆二年，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二十里，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他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这是官府以石、斗计酒的明记。赖此，晋安人陶瓦为酒经并以一斗为量应该说是有其社会与历史背景的。再考宋代量制，一石为十斗，合120斤，斗当12斤，这应是当日经瓶梅瓶的基本容量。
最早考定这类出土实物为盛酒之器，当首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其科学的考古根据是白沙宋墓壁画所见人物形象中持瓶人头巾上的墨书书上崔大郎酒一语和前引三条文献。此外，先生列举的旁证还有河南安阳天禧镇宋王用墓(宋熙宁十年、当1077年)、《新刊全相成斋孝经集解》(元至大元年，即1308年刊本)、山西永济永乐镇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宋李嵩《水殿招凉实物、实物、图象三种材料互证的方法来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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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陶埙
声音是人类接触到的第一个事物，无论是先天在母体，还是出生后，声音都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快乐的童年离不开声音的陪伴，离不开那些可以发出声音的玩具，哨子就是最早的玩具之一。
据考证，最早的由人类自制的能够发声的器具就是埙，埙在古代用陶土烧制，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有六孔，亦称陶埙。因为埙有六孔，如果要吹出动听的声音，在当时演奏需要相对专业的人才可以完成，一般人无法完成。为了满足普通人喜爱乐音的需要，聪明的先民在埙的启发下，发明了一孔的哨子。初期使用杏核或者桃核在上面开一个小圆孔，将里面的仁挖掉，然后放在嘴边吹，声音尖利悠长，后来随着制瓷冶的发展到了唐宋以后人们便依桃核或者杏核的形状制成了瓷质的口哨。然后在一端打一小孔，可以用来拴绳子，挂在胸前，防止丢失。从唐宋开始至民国、近代，瓷质口哨有着较长历史。
宋代桃核形口哨
宋代杏核形口哨
再后来为了便于吹奏，古人又发明了两孔的哨子，一个孔用来送气，另一孔则用来发声，送气孔小而直，发声孔较大，而且里面有一定的气流回旋的空间。且送气孔和发声孔不在同一平面。开始的一种哨子送气孔是凹进去的，吹气时人的嘴唇部分被凹进去的部分包含起来，这样气流就不会外漏，此类哨子声音比较迂回低沉。后来随着人们习惯的改变送气孔一端就制成了凸出的口含式，人们吹气时只要将送气孔一端噙在嘴里吹气，哨子就发声了，这种哨子气流充足，声音清脆。
宋代兔形哨子
尤其宋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各类器物的制作工艺和考究程度达到了鼎盛。瓷哨，这一孩童喜爱的玩具更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至此也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只要是有窑口的地方都大量烧造，先是手工的，慢慢有了陶模以后就开始用模具造。有十二生肖、人物、鞋子、鱼、狮子、猫、蟾蜍、佛像等造型，戴一个哨子，不仅是一个玩具也是一个避邪趋害之物。哨子，也就和传统文化连接在了一起。
宋代观音瓷哨
宋代人物瓷哨
宋代狮形瓷哨
宋金鱼形瓷哨
辽金胡人骑马瓷哨
宋金胡人头双孔瓷哨
宋代猴形瓷哨
宋代关羽造型瓷哨
宋代猫形瓷哨
宋代鱼形口哨
到了民国、近现代，人们又觉得这种单纯的哨音不够悦耳，就发明了一种可以给里面注水的瓷哨，同样是两个孔，但是发声孔下端变得较大，里面能够容纳较多的水，从送气孔一吹，吹动发声孔下面的水，水的波动就会改变气流的方向，这种哨子发出的声音一般变化较多，相对动听悦耳。受这个启发，人们又给哨子里面装了一个固体的小豆，用嘴一吹小豆在里面旋转，哨子的声音就更大了，而且随着人们送气的停顿变化，可以吹出模拟人声的哨音，制作哨子的材质也由以前的陶瓷变成了塑料或者金属，这种哨子被广泛引用于体育比赛或者军事训练当中，哨子也就由一个最初的玩具变成了制式的工具。
民国鸟形瓷哨现在很少有人再去玩哨子了，你拿着一个哨子没事吹着玩，人们一定会投来异样的眼光。现在的玩具都变成了功利的东西，哨子类的玩具相对少了很多，为了迎合消费，商家给玩具都赋予了启蒙、益智等功能，人从出生后便不得随性而为了，好多事也都有捷径可走，可以不去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动手动脑了。
陶瓷知识：壶的演变史
古代裴李岗文化红陶双耳壶上海博物馆藏
古代匏壶
壶，古代也作康瓠[h]，只是一种罐状盛器，其形状没有太大限制。陶制的壶在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大量出现了，《简明陶瓷词典》将这类壶的特征概括为：小口长颈，圆腹或扁腹，平底、假圈足、圈足或附三足。这时的壶，形态很丰富，有很多仿生的造型与装饰，如果去博物馆，很容易能见到这样的壶。有的也带把手，但是像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一侧安把手，另一侧附有流'，严格上应该叫做执壶的造型则极为罕见，据传只在江苏吴江九里湖出土过一次，距今四千年。那时壶的用处大致是细颈的盛液体，粗颈的盛粮食之类，有的还用作卫生用具。
三国越窑青瓷盘口壶
瓷器的普遍使用是东汉末期以后的事，三国两晋时出现了青瓷制作高峰，壶的造型也趋向统一。比较多见的一个是盘口壶，它的口部展开，极像一个盘子，下面连着细长的颈和圆球形或扁球形的腹，没有把，但在肩部常有系。
南北朝印文唾壶
另一个是唾壶，造型与盘口壶略接近，只是颈很短，口很大如漏斗，也有的用盘口，没有系，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痰盂。三国两晋的青瓷多动物造型装饰，如蛙形的水盂、瓷塑的羊、狮子或辟邪形的虎子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鸡首壶。
黑釉鸡首瓷壶东晋国家博物馆藏
最初的鸡首壶是在盘口壶的一侧肩部塑一个尖嘴无颈的实心鸡头，相对的另一侧从肩部到盘口塑鸡尾。鸡头纯粹是装饰，而鸡尾可当把手用。大约在东晋时，鸡嘴改作圆形，中空成管状，从而成为具有实际倾倒作用的流。鸡首壶后来持续发展，越做越生动优美，一直流行到唐中期，才衰微下去。鸡首壶并不是古代的称呼，而是现代依据器形命的名，但它已具备了现代茶壶的基本形状，可以看作是茶壶的祖先。唐中期以后，取代鸡首壶的是注子。由盘口变成了撇口，颈变得粗短，器身变高呈圆筒状，鸡头被简化为短小的管状流，流和把依旧安在肩部两侧，有的保留了系，平底沙胎，整个器形显得稳重端庄。
唐长沙窑青釉虹彩四瓣注子香港茶具博物馆
唐代湖南长沙窑的注子最为有名，有一个题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可见当时称之为瓶。因为是用来盛沸水，所以注子也叫汤瓶。又有一个长沙窑的注子自铭卞家小口天下有名，故又名小口。注子还有个别称叫偏提，大约是源自把手安于一侧，提法与穿绳于系时不同之故。汤瓶已经可以被列入茶具，这与晚唐时新兴的饮茶方式点茶有关。先将茶末置于茶盏内，以汤瓶煮水或盛沸水，先少量注入盏内，把茶末调成膏状，再持汤瓶向盏中冲注适量沸水而成饮用的茶。向茶盏中冲注的动作就称为点。点茶特别讲究点的技巧，强调水流要顺畅，水量要适度，落水要准确。
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注壶、注碗故宫博物院藏
抹茶点饮法延续至宋代最为鼎盛，后被东瀛学去，发展为日本茶道的主流。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成书的《吃茶往来》中描写唐式茶会中的点茶仪式时道：亭主之息男献茶果，梅桃之若冠通建盏，左提汤瓶，右曳茶筅，从上位至末座，献茶次第不杂乱。这里也提到了汤瓶。
宋越窑青釉瓜棱执壶故宫博物院藏
汤瓶继承了鸡首壶流短小而置于肩部的特点，所以口往往高于流，造成器内无法灌满，倾倒也不很便利。因而自唐至宋，汤瓶的流和把始终向着细长的方向发展，宋代时流口已基本与瓶口平齐，并且流的安放点逐渐下移。
元代龙泉窑青釉执壶故宫博物院藏
至元代，流和把从肩部一直移到了腹部，流变成了细长外撇的管子，以致流与肩之间往往连以S形的饰物，用来加固防断裂。至此，汤瓶改了个名字叫执壶，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壶这才定了型。执壶中有不少是酒壶或水壶，壶身多高而细长呈瓶形。真正的茶壶出现还是明代以后的事。
明供春紫砂壶国家博物馆
清陈鸿寿紫砂壶
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从而确立了叶茶泡饮法的主导地位。叶茶取代抹茶带动了茶具在各方面的变化，也使直接用瓷壶或紫砂壶泡茶叶饮用成为时尚。茶壶的说法也就出现于此时。茶壶的使用弥补了盏茶易凉、易落尘的不足。形制基本上沿用元代，但立足于专门泡茶的角度也作了一些改进。比如明人冯可宾《茶笺》中道：茶壶窑器为上，锡次之。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明代的茶壶虽然源自唐宋的汤瓶，也都是茶具，但因饮茶法的改变，功用完全不同。茶壶用于泡茶，汤瓶则用来煮或盛沸水以供点茶，类似于现在的开水壶。在叶茶泡饮法流行以后，如此单纯用来煮水的器物一般不再作为专门的茶具看待。
陶瓷知识：多管瓶
多管瓶——瓶的一种式样。因器身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直口，上有花形钮盖，瓶身有圆筒式和多节葫芦式。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龙泉窑制品较多，一般为五管。北方磁州窑系也烧制，瓶体短而浑圆，肩部有直立六管，管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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