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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执壶的前世今生

陶瓷知识:执壶的前世今生

陶瓷知识 陶瓷行业 瓷砖知识

2021-07-17

陶瓷知识。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自从发明了酒,随之而来的盛酒和饮酒的器物便应运而生了。中国古代用于盛酒、温酒、饮酒的各类器具皆为酒器,酒器的材质有陶、青铜、瓷、木质、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其中以青铜器、瓷器和金银器最为常见。早在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礼以酒成,造就了无酒不成礼的时代。正是因为酒器作为礼器在夏、商、周时期得到了重视,青铜酒器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化中的亮点。秦朝时期,在南方地区,漆器已悄然流行了起来。到了两汉和魏晋时期,漆器极为盛行,如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漆器堪称一绝。漆制酒具,其形体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体,有盛酒器具和饮酒器具。在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最为常见的。瓷器大致出现的时间是东汉前后。东汉以降,随着制瓷业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的各个朝代,造型各异的瓷质酒器纷纷出现,酒注子就是其中之一。

唐代黑釉执壶

酒器注子的出现与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出现了桌子,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子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注子偏提: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此时的注子由于一侧置柄,唐人称之为偏提。唐韩偓《从猎》诗之三:忽闻仙乐动,赐酒玉偏提。宋林逋《寄太白李山人》诗:身上只衣麄直掇,马前长带古偏提。宋林洪《山家清事酒具》:旧有偏提,犹今酒鳖。长可尺五而匾,容斗馀。从这些史料中看,偏提确为酒器。

唐代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茶叶末釉执壶

从史料来看,注子至少始于晚唐,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具。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是由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鸡头壶或盘口壶演变而来,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等酒具。宋曾慥《高斋漫录》: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欧公辞不受。宋王銍《默记》卷上:顷刻狱就,擒张及造酒注子人凡数辈。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他每吩咐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虽同,酒力各别。由此可见,当时注子的流行之盛。在唐宋时期,无论青瓷、白瓷,还是南北各个窑口,酒注均属常见产品。

唐代褐釉执壶

五代青釉瓜棱带盖执壶

由唐至宋,由于各朝代审美相异,不同时期的酒注造型也有所不同。唐代早期,注子的口部一般呈浅盘形,器身矮胖,短颈,鼓腹,置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及曲柄,施釉不到底。晚唐、五代时,器身加长,颈部加高微细,腹呈椭圆或瓜形,流与柄加长,显得轻盈秀丽。宋代壶身更趋瘦长,以瓜棱形为常见,流、口和柄加高,器形修长秀美,并多与温碗相配,合称注碗。首屈一指长沙注独领风骚数百年唐代长沙窑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器。它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技术,开创了后世釉下彩瓷器的先河。长沙窑工匠们除了擅长瓷器色彩和装饰内容变化外,也在造型上创造出许多实用美观的器皿。特别是注子的造型之多,在唐代可称首屈一指。

唐代长沙窑所出注子以注口为例,就有直口、洗口、喇叭口等。注腹则有长腹、圆腹、瓜棱形腹、椭圆形腹和袋形腹等。注流的安置也颇具匠心,有方形、八角形、直管形等。注柄的款式则随注身而变化,开创一代新风。由于在长沙窑遗址出土的注子上书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识者,因此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类注子确是当时的酒壶。

到宋元两代,酒注更为流行,并且还给酒注配备了温碗,这种酒注常被称为注壶。古人习惯于饮热酒,温酒的方法是先将酒倒入酒注中,再将酒注放入装有热水的注碗中,酒是通过热水间接加热的。所以,注壶常与注碗组合成套出现。这一形象较早见于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说明北宋时曾普遍流行使用注壶、注碗。此外,在宋辽金元墓葬壁画、砖雕和绣画的宴饮执壶是瓷器收藏宠儿早在南北朝早期的青瓷中,已经出现了执壶的造型。从考古发现及现存实物来看,自隋、唐至宋、辽、金再到元、明、清,各朝皆有执壶出现,长达千年而长盛不衰,极受欢迎。

唐代黄釉执壶

五代青釉带盖执壶

北宋青釉瓜棱凤首执壶

唐代执壶,喇叭口,短嘴,嘴外削成六角形,腹部硕大,把手宽扁;晚唐执壶颈部加高,嘴延长,孔加大,椭圆形腹上有四条内凹和直线,美观而实用;五代时流与口平,容量增大,壶底改成圈足,壶身以椭圆形为多;宋代执壶,壶身多呈瓜棱形,流、口及柄等高,柄较长,更为实用;元代执壶以玉壶春瓶为壶身,流贴于腹上,较宋代为长,高度一般与壶口平行,并向外倾斜,在流与颈之间以S形饰物,柄与流对称,下端贴附腹部,高与流平行或稍底,产品以景德镇青花器为多,浙江龙泉窑也有烧制;明永乐朝执壶形制与元代相仿,把高,流长,壶身如瓶,较为清秀。因执壶极为受欢迎,以致使执壶这类产品出神入化地派生出仿生一类的动物甚至人物壶等不同的艺术形象,由单纯的实用器而为蔚然升华为各种不同的实用观赏器,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瓷器收藏中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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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龙去脉有出处:注壶的前世今生


从史料来看,注子至少始于晚唐,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具。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是由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鸡头壶或盘口壶演变而来,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等酒具。

去柄安系唐偏提

瓷器大致出现的时间是东汉前后。东汉以降,随着制瓷业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的各个朝代,造型各异的瓷质酒器纷纷出现,酒注子就是其中之一。

酒器注子的出现与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出现了桌子,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子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注子偏提”:“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此时的注子由于一侧置柄,唐人称之为“偏提”。

唐·韩偓《从猎》诗之三:“忽闻仙乐动,赐酒玉偏提。”宋·林逋《寄太白李山人》诗:“身上只衣麄直掇,马前长带古偏提。”宋·林洪《山家清事·酒具》:“旧有偏提,犹今酒鳖。长可尺五而匾,容斗余。”从这些史料中看,偏提确为酒器。

注壶能留天上酿

人间得闻几许香

从史料来看,注子至少始于晚唐,是古代酒器而非茶具。盛行于唐中期至宋代,是由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鸡头壶或盘口壶演变而来,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即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樽、勺等酒具。

由唐至宋,由于各朝代审美相异,不同时期的酒注造型也有所不同。唐代早期,注子的口部一般呈浅盘形,器身矮胖,短颈,鼓腹,置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及曲柄,施釉不到底。晚唐、五代时,器身加长,颈部加高微细,腹呈椭圆或瓜形,流与柄加长,显得轻盈秀丽。宋代壶身更趋瘦长,以瓜棱形为常见,流、口和柄加高,器型修长秀美,并多与温碗相配,合称注碗。

首屈一指长沙注

独领风骚数百年

唐代长沙窑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器。它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技术,开创了后世釉下彩瓷器的先河。长沙窑工匠们除了擅长瓷器色彩和装饰内容变化外,也在造型上创造出许多实用美观的器皿。特别是注子的造型之多,在唐代可称首屈一指。

唐代长沙窑所出注子以注口为例,就有直口、洗口、喇叭口等。注腹则有长腹、圆腹、瓜棱形腹、椭圆形腹和袋形腹等。注流的安置也颇具匠心,有方形、八角形、直管形等。注柄的款式则随注身而变化,开创一代新风。由于在长沙窑遗址出土的注子上书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识者,因此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类注子确是当时的酒壶。

来龙去脉有求处

注子注壶到执壶

到宋元两代,酒注更为流行,并且还给酒注配备了温碗,这种酒注常被称为“注壶”。古人习惯于饮热酒(尤其在寒冷的季节),温酒的方法是先将酒倒入酒注中,再将酒注放入装有热水的注碗中,酒是通过热水间接加热的。所以,注壶常与注碗组合成套出现。这一形象较早见于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

从纪年墓出土的实物看,成套的注壶、注碗多为北宋遗物。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说明北宋时曾普遍流行使用注壶、注碗。此外,在宋辽金元墓葬壁画、砖雕和绣画的宴饮图中注壶和注碗的组合也颇为常见。

早在南北朝早期的青瓷中,已经出现了执壶的造型。从考古发现及现存实物来看,自隋、唐至宋、辽、金再到元、明、清,各朝皆有执壶出现,长达千年而长盛不衰,极受欢迎。

唐代执壶,喇叭口,短嘴,嘴外削成六角形,腹部硕大,把手宽扁;晚唐执壶颈部加高,嘴延长,孔加大,椭圆形腹上有四条内凹和直线,美观而实用;五代时流与口平,容量增大,壶底改成圈足,壶身以椭圆形为多;宋代执壶,壶身多呈瓜棱形,流、口及柄等高,柄较长,更为实用;元代执壶以玉壶春瓶为壶身,流贴于腹上,较宋代为长,高度一般与壶口平行,并向外倾斜,在流与颈之间以S形饰物,柄与流对称,下端贴附腹部,高与流平行或稍底,产品以景德镇青花器为多,浙江龙泉窑也有烧制;明永乐朝执壶形制与元代相仿,把高,流长,壶身如瓶,较为清秀。

因执壶极为受欢迎,其由单纯的实用器蔚然升华为各种不同的实用观赏器,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瓷器收藏中的宠儿。

鸡缸杯的前世今生


鸡缸杯,是在直径约八厘米的撇口卧足碗外壁上,先用青花细线淡描出纹饰的轮廓线后,上釉入窑经1300度左右的高温烧成胎体,再用红、绿、黄等色填满预留的青花纹饰中二次入窑低温焙烧。外壁以牡丹湖石和兰草湖石将画面分成两组,一组绘雄鸡昂首傲视,一雌鸡与一小鸡在啄食一蜈蚣,另有两只小鸡玩逐。另一组绘一雄鸡引颈啼鸣,一雌鸡与三小鸡啄食一蜈蚣,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后世多有仿制。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成化斗彩鸡缸杯为明代成化皇帝的御用酒杯,烧造时因帝王之家的高要求,成品率不高,上品供奉宫廷,次品则被销毁,因而流传到民间的数量极少。在古代瓷器收藏家之中就已经流传这样一句话:“宁存成窑,不苟富贵。”另在《万历野获篇》中则有“成窑酒杯,没对至博银百金。”成化官窑瓷器受人追捧程度可见一斑。

有史书上说,成化皇帝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就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七言诗,表达了母鸡对小鸡的呵护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萌发了要做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心愿。另有学者分析说,画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成化元年是鸡年;再一个就是“鸡”和“吉祥”的“吉”谐音。

自明代以来,鸡缸杯便被视为千金难买。

最早载有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价值的明代万历《神宗实录》中写道:“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另据明代万历沈德符《野获编》中称:“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其中十万之值与白银百金相近,“值钱十万”应指鸡缸杯的价值等于当时流通用的铜制十万枚制钱,“十万”是形容多的虚数。

1999年4月在香港的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2917万元港币的天价,成为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成交最高记录。

2014年4月8日,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8日在香港苏富比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拍上,以2.8124亿港元成交价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买家为上海收藏家刘益谦。

青花瓷器的“前世今生”


青花是一种釉下彩瓷,是钴(c0)元素在窑炉中烧制后得到的结果。青翠明丽的青花和温润如玉的白釉相互映衬,如蓝天白云,典稚而华贵。

古代中国陶匠使用钻作装饰材料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国内曾出土用钻料装饰的战国陶珠。唐代时,开始用钻料装饰唐三彩,但钴料的蓝色在八世纪初还非常珍稀,因此留传下来的蓝釉三彩是当今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显贵,一匹蓝釉唐三彩马曾拍到五千多万元港币的高价。

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唐青花

发韧于唐宋的早期青花瓷

唐三彩是陶胎的,还不同于后来的青花瓷。唐代青花瓷的发现是近几十年的事。20世纪后半叶,江苏扬州的唐城遗址发现了一些用蓝彩装饰的碎瓷片·上面的菱形几何纹带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考古学家分析,这些青花瓷碎片的生产时间应在唐代,但八至九世纪的伊斯兰地区还只能烧制陶器,因而断定这些碎片应该是中国产品。根据扬州发现的这些唐青花瓷的胎釉特征和河南巩县白瓷相似,初步可以确定是巩县窑烧制的,估计是专供向伊斯兰地区出口的贸易瓷。

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唐青花

宋代青花瓷的踪影很难寻觅。民国初时,广东潮州驻军在一个叫羊皮岗的地方发掘出四座瓷佛像和一座瓷香炉,上面有宋汉平四年(公元1067年)的铭文,佛像上用青花料和铁褐色料绘画。后来在浙江龙泉的金沙塔塔基和绍兴的环翠塔塔基下,分别出土宋代的青花瓷。这些青花瓷的青花颜色都不好,装饰手法也很原始。具有初创阶段的特征。从烧制工艺分析,目前发现的青花瓷产地不一,浙江、广东、江西等地都曾在宋代烧制过青花瓷。

故宫博物院藏元代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至正年间被神奇般地创造出来元代青花

元代,中国的疆域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区,这无疑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文化、艺术和技术间的交流使元代各种手工艺品都有了令人惊奇的发展。

大英博物馆藏元青花象耳瓶

长期以来元代青花瓷一直未被中国收藏界认识。20世纪初,有个名叫大维德的青年从北京买了一对青花瓶带到英国,后由大英博物馆收藏。1927年,英国学者霍布逊编了一部《中国陶瓷1普》,记录了这对书写着“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瓶,但未引起人们注意。50年代,美国人波普以这个至正十一年瓶为标准器,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博物馆中找到了属于同一风格特征的六七十件青花瓶,推断为元青花。波普为此写了一本32开黑白印刷的专著,随即引起轰动。全世界的博物馆都以波普的书来对照寻找元青花,结果又发现了一大批,它们被称作“至正型青花”。

首都博物院藏元代青花凤首扁壶

英国、中东、日本、美国等地收藏的这类青花瓷都具有体型硕大、纹饰繁密、青花艳丽的特点,有一股逼人的雄伟大度的气势。包括20世纪国内出土的几十件在内,全世界共有两百件左右的“至正型青花”,非常珍贵。

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亦出土了不少小件的元青花,都是小罐、小碗之类,尤以小罐为多。这些小罐5至6公分高,最大的也不超过10公分,大多有可以系绳子的小环据推测是放槟榔用的。绘画简单,造型有方形、圆形和花果形。江西景德镇窑址中发现过同类器,证明是景德镇产品。

5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在墓葬和窑址中陆续出土过一百多件元青花,但大件的很少,都属于小型器,是当时的民用内销瓷。

南京博物院藏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青花瓷在元代迅速成熟的原因,引起了考古界很大的兴趣。这些至正型青花瓷是用一种产于西亚伊斯兰地区的‘苏泥勃青的钻料绘画,而且这一类器型的青花装饰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器型也适合伊斯兰民族的生活习俗,因此推断是专为伊斯兰地区烧制的。有的学者更大胆推测是伊斯兰商人带了原料直接到景德镇指导订制的。总之,藏于西亚地区的元青花的贸易品性质不容置疑。

元末,农民起义军控制了景德镇。从至正十二年到明代建立的1368年间,青花瓷还在陆续生产,但具体情形不十分清楚。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大多是制作工艺较粗糙的民间日用器。

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青花花卉执壶

从俗甚到大雅的明代青花

明代初年,中国士大夫和上层社会对青花瓷还存有很大的偏见,认为其‘裕甚”,而钟情于高雅的单色釉瓷。明初洪武官窑中,青花瓷很少,当时祭祀都用白釉、红釉和蓝釉器,日常生活中仍以金银器为主。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压手杯

永乐皇帝登基后迁都北京,因祭祀等宫廷活动的需求而大量烧制瓷器,品种以白釉为主。永乐三年起,郑和七下西洋,为了修睦友邻和商品贸易,青花瓷生产再度繁荣,而且工艺上远超洪武,甚至好于元代青花瓷。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保存着数量众多的永乐青花瓷。反观中国故宫藏品中,永乐青花瓷却很少,反映了中国上层社会仍未认识青花瓷的价值。

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海水蕉叶纹尊

这种情况直到宣德年间才彻底改观。宣德皇帝是个热心艺术的才子,在他的褒掖下,朝野形成了一股浓浓的艺术氛围。青花瓷得天独厚的装饰优势被充分利用·进入了高速发展时代。

宣德青花不但数量浩大,而且品种丰富。青花用料有两种:一种是呈色浓艳的进口料,另一种是呈色含灰的国产料。永乐、宣德用进口料绘画的青花瓷很难区别,呈色亮丽而青郁,有星星点点的青料结晶,纹饰线条边沿有放射状的流散,纹饰漂亮而华丽,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宫廷气息。

从宣德到成化间的三十多年里,宫闹争斗不断,外扰频仍,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其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任何带年号款的瓷器,这使考古学家迷惑不解。因此将这三个朝代,称为明代制瓷史上的空白期或黑暗时期。近来空白期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考古学家将风格不同于宣德又不同于成化的青花瓷分离出来,经过排比分析,将它们确定为空白期的产品。

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

元代至明代初年的青花瓷,都有强悍雄伟的气势,是一种阳刚之美。从明成化开始,青花瓷风格突变,从造型到纹样都变得典雅清丽,突显出阴柔之美。这与社会安定,人们追求精致的生活有关。

故宫博物院藏明成化青花缠枝莲八宝纹香炉

成化时的青花瓷上用一种称为平等青的国产料,稍含灰但非常纯净。纹饰用细柔的线条勾勒后再填色,造型小巧,胎薄如纸。成化官窑青花的釉层中都密含极细微的气泡,在光线散射下,呈现柔和而温润的光泽。此时期从青花衍生出来的斗彩开始流行。斗彩是在烧成的青花上再绘釉上彩,经二次烧制而成,纹饰由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拼逗而成。斗彩都是非常精雅的小器,如小罐、小杯之类;纹饰都是葡萄、鸡群·儿童等日常小品,使人联想起明代文人追慕的田园生活。

故宫博物院藏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烛台

明代青花瓷上时时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子。明初永乐和宣德青花瓷中有不少是直接仿西亚铜器的,如扁壶、花浇、无档尊之类。正德时,两河流域的艺术再次在青花瓷上得到强调。在土耳其和伊朗收藏的中国正德青花中,很多用波斯文作装饰。明代宫廷使用的器物上,有的年号款也用波斯文来书写。某种程度上,西域文明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

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青花三阳开泰纹碗

明代后期的嘉靖、隆庆和万历,瓷业生产在商品经济推动下更趋繁荣。在青花瓷的制作过程中,分工更细,单就纹饰的绘画而言,勾勒线条和填色的都由专人负责,这无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强化了技术。

从嘉靖开始,一种称为回青的进口青料在官窑青花上广泛使用。回青的品质非常优异,呈色青中泛紫。当时回青价逾黄金,艺人在使用回青绘画时都有人看管。

故宫博物院藏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代后期的瓷器纹饰似乎不再注重造型,绘画技巧和明初相比相距甚远。画面上追求繁密褥丽,在青紫色回青料的映衬下,充盈着繁华和富贵。这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合韵合辙的。嘉靖皇帝笃信黄老之学,所以瓷器纹饰中颇见道家色彩,八仙、仙鹤、灵芝、福寿内容成为特色。代表帝王身份的龙纹作为官窑青花上永恒的主题,嘉靖青花上也大量使用,但都画得很粗糙。

故宫博物院藏明隆庆青花龙纹蟋蟀罐

明朝历代皇帝都热衷于瓷器的赏玩,万历皇帝更是乐此不疲。原来用竹木金属做的器物,万历帝都要求用瓷器烧出来,如大龙缸、围屏、围棋盘、床等。因器件巨大,烧制报废率非常高,以至地方官员不得不屡次上书要求减免。从传世的万历瓷制笔杆、笔盒、笔架等玩赏之物看,确实令人爱不释手,足见当时的工艺水平之高。

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青花观瀑图纹筒瓶

“清三代,’及600年官窑青花瓷历史的终结

从万历后期开始,明代官窑停止了烧瓷。从此时到清康熙十九年清代官窑正式开炉的60年间,中国没有官窑,只有民窑,一些官窑器也是向民窑订制的。因此从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崇祯到清代的顺治、康熙早期,民窑一枝独秀,西文学者称之为过渡时期。

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十一年青花云龙纹香炉

过渡时期的青花瓷大多制作粗糙,这和当时因经济衰退而造成的消费能力下降有关。画面都带有一种荒诞和萧飒气氛,充满了孤舟、野渡、茅屋、高士之类的题材,造型又加以变形和简化,非常接近扬州八怪的风格。这两者确实也是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滋生的艺术现象。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红彩人物纹盒

从康熙中期开始,青花瓷生产有了转机,最引人注目的是青花呈色被调谐到了极为理想的境地。康熙时,青花采用国产料,但经过严格淘炼,烧成后的青花纯净亮丽,呈宝石蓝色,而且青花又分出浓淡,有深浅不同的近几十个色阶,如同中国水墨画中的墨分五色,有‘清花五彩”之誉。康熙中晚期,青花呈色空前美丽,并成为千古绝唱,因为此后再也没能烧出来这样的水平了。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松鹤纹罐

康熙青花超乎寻常的优异性能,为艺人创作提供了前提。康熙时的一些大件器物上,采用清初四王的山水画方法,从笔法到构图都和中国山水画亦步亦趋,是一幅幅画在瓷上的画。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三国演义》故事图盘

康熙、雍正和乾隆,是青花瓷制作的又一高峰,习惯上称之为清三代。康熙青花雄浑大度,雍正青花精致典雅,乾隆青花繁华似锦·都各有特色。这一时期的很多器物都是仿明初永乐和宣德的。与原作相比、在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的绘画上更加精美。因为原料的区别,无法烧出明永乐、宣德青花上星星点点的铁褐斑。清代仿品就采用手工点染的方法,但手工点染的较为规则整齐,很容易区分。这种为了模仿而出现的“勾勒填色点染,,技法,以后就一直沿用下去,成为常规的绘画手法。

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青花捉鬼图瓶

青花瓷和其他装饰方法相结合的复合彩在清代得到充分的发展。明代时青花加彩的装饰手段较为单一。清代粉彩的广泛使用,使青花加彩的釉上彩部分采用粉彩方法,使画面绰约生动,提高了装饰效果。

除白地青花外,清代还出现了青釉青花、黄釉青花、蓝釉青花等,其中青釉青花在官窑和民窑中都有一定数量的生产,成为青花家族中很有影响的品种。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青花山水纹笔筒

从嘉庆开始,青花瓷基本上沿袭清三代风格,虽然不乏精品,但从工艺来看,已无自身特征,中国古代官窑青花瓷600年发展的历史便告一段落。

本文转载自古玩元素网公众号

陶瓷婴戏纹饰的“前世今生”


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

接触陶瓷多了,也便能分得出个画面层次来。寻寻觅觅中,看到一些大师的婴戏题材的作品,总会有很多的触动。兴许是对儿时无忧无虑童年的怀念吧。总是带着对幼时玩耍的心情来观赏的,触到心灵最深处,总是有那么一片很圣洁的心灵沃土,被激发的异常活跃,婴戏图所诠释的那份童真和快乐,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和必承,所以久传不衰吧。

婴戏纹指描写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又称婴戏图或耍娃娃,是瓷画人物的传统题材。始见于晚唐长沙窑所绘“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宋元时期,耀州窑、定窑、介休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分别用刻划花、印花、绘画等技法表现婴戏纹。明清两代广泛流传各种婴戏图,不仅数量多题材也层出不穷。画面上的儿童生动活泼,稚趣可爱,就像我们身边的孩童一样。可谓我国古代儿童画的杰作。

婴戏图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虽所见不多,但艺术特征明显,特别是“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又名莲花太子图。因为壶体上,孩童手持莲子荷花,腰围肚兜,彩带在臂间飘举的虎步生风的姿态,很容易联想到类如神话中托塔天王之子哪吒的形象,其两眼瞅着前方,下巴微微扬起的天真烂漫神气。还有“太子”的那股傲气,不管所画的是谁,这种可爱的婴戏形象本身以及那种联想,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祥瑞意念。画法表现较单纯,以圆健有力的工笔线条进行勾勒,头手的线条,肚兜、腰际彩带的处理,颇具唐代宫廷工笔人物画的画法。此婴戏图,既是对当时孩童的真实反映,又是长沙窑画工抒发生活感受,以及个性化艺术的真实表现,对后代的婴戏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李公麟、张泽端为代表的皇家画院,以及苏汉臣、李嵩为代表的民俗画家。可以说不同程度的对宋代瓷器婴戏图的繁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婴戏题材更加广泛,或刻、或划、或印,人物自然活泼、丰富生动。在构图上或疏或密、或婴戏莲、婴戏逐梅竹、婴戏鸟、或婴荡秋千、婴骑竹马等极富生活气息。同期辽代花卉盛行,婴戏纹极为罕见。金代婴戏受宋代影响,虽然婴戏纹饰日趋简单,但形象之生动,仍代表了当时瓷器人物纹饰的时代水平。

元代瓷器最大成就是青花和釉里红的问世,但较之宋代可以说中国陶瓷略有衰微。与后边的明代似乎也不可相提并论,元青花瓷中婴戏纹饰也较多。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青花瓷中就有“庭院蝴蝶”“双童蹴鞠”,但较之宋、明、清实物数量上还是较少。元代婴戏图的时代特征明显,重在表现世俗生活的多姿多彩,为明清婴戏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般来讲,婴戏题材是明中晚期瓷器上广为流传的装饰纹样。但各个时代纹样不尽相同。无论是颜料的色泽,还是构图的疏密,或画法上的勾勒及平涂,均有差异。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高低,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兆。

作为瓷器装饰纹样的一大门类的婴戏在明代早期洪武至天顺朝的九十余年时间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究其原因除受早期的青花料所限制之外,与社会现状亦有着较大的关系。因此,客观上反映社会生活和经济繁荣的装饰纹样也少得可怜,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及欢快情景的婴戏图不能得到发展,也就是极其自然了。明代在成化以后走上了中兴之路。婴戏图器物渐多,官窑婴戏纹饰前期布局疏朗,后期较为繁密,以斗彩的青花器物较为多见。这与社会相对稳定及青花料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并且成化帝尤喜小巧的工艺品。这一点不仅直接反映在成化器物的精巧无大器上,而且纹饰亦细腻雅致。婴戏图的盛行可谓水到渠成。弘治期间婴戏图继承了前期民窑的写意画法,多以间笔勾勒外部轮廓,表现手法上洒脱随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正德皇帝重视伊斯兰教文化,并亲为佛、道两教,故官窑纹饰上多见阿拉伯文和宗教内容的吉祥图案,成化时一度中兴,婴戏纹此时倒是难得一见了,从嘉靖初,婴儿的脑较大,身体较瘦长,下肢较短,比例失调。反映了当时人物纹饰的时尚。

清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人物图大发展时期,而婴戏图在整个人物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乾隆之后,婴戏图不仅人数众多,场面开阔,而且所表现的婴戏内容也超过前朝。显示着清代婴戏人物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表现手法有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但不容否认的是明代那种民间色彩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子弟的游戏场面。如点彩灯、骑马、做官、舞龙等。即使是民窑器物上的纹饰也多寓意着升官发财等内容。生动活泼不足刻板呆滞有余。以下就清三代婴戏图做一归纳:

康熙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童子多为头顶的束发,眉目清晰、层次分明。民窑:婴戏纹饰单线平涂,布局较满,童子头较长,后脑凸起。

雍正官窑婴戏纹饰有工笔画风格,面目清秀,头部浑圆。民窑:婴戏纹饰偏重于图案化,头部较长,后脑突起不明显。

及至今日,在传承先辈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少瓷画艺人开拓创新,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一些现代元素,将孩童置于田间地头,乡野幽林……这些喜闻乐见的农村风光中,更凸显童稚可爱、淳朴天然的生活气息。画面中天真的孩童们或扬鞭打陀螺、或削竹乘车马、或牵线放纸鸢、或下塘捉鱼虾……,孩童们个个光着脚丫,一任的奔跑和撒欢,无忧无虑。透过画面我们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叫和蝉鸣,更有孩子们的嬉笑打闹。这些无不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探寻钧瓷古老而神秘的“前世今生”


钧瓷烧制技艺:“鬼斧神工”的奇异窑变

“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是人们对钧瓷珍贵收藏价值的由衷赞叹。钧瓷,以其独特的窑变魅力闻名于世。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演变,其“鬼斧神工”的烧制技艺在今人的传承中更加炉火纯青。因此,钧瓷烧制技艺今年入选我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记者走进钧瓷故里,试图通过追溯其历史、触摸其质感、感受其窑变……来探寻这古老而神秘技艺的“前世今生”。

“即使你不懂艺术,不懂钧瓷,只要你喜欢美,就会被钧瓷深深地吸引……”这是一位英国美学家在观赏了钧瓷展品后发出的感叹。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与汝、官、哥、定瓷并驾齐驱。钧窑,又以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艺术魅力成为诸窑之冠。它,乳光莹润,似玉非玉胜于玉;它,质地淳厚,开片声似琴如铃;它,色彩奇幻,意境幽远绝世无双……

技艺 缘起神垕

钧瓷,发祥于禹州市西南30公里的神垕镇。带着对这座古老城镇的好奇,10月21日,记者驱车几十公里来到这里,探寻钧瓷的历史及其神秘的窑变技艺。

这是个山岭起伏、群山环抱的古老城镇,环绕四周的诸山上下,蕴涵着丰富的瓷土、釉药、耐火材料和煤资源。据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夏商时期,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就已经被当地既勤劳又充满智慧的工匠们所利用,开始生产陶器了。

“钧瓷出现之初,主要生产盘、碗、盆、罐、瓶、炉等,用于日常生活需要。”在该镇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有幸见到了钧瓷大师晋佩章。他告诉记者,据近年来考古调查证实,唐宋以来,古钧窑就开始以神垕镇为中心,自南向北发展了。

晋佩章说,唐代以前,我国陶瓷制品的釉色是比较单调的,基本以南方青、北方白为主。而到了唐代,陶瓷艺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制瓷工匠也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青色,开始在原有制瓷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工匠们通过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过高温烧制,终于出现了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斑和流纹,这就是花瓷,也就是陶瓷史学界所说的唐钧。

到了北宋时期,工匠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在青釉中加入微量元素铜,通过还原气氛创烧成功了高温窑变铜红釉。这时的钧瓷,逐渐把釉在高温下的流动痕迹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展示出了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情趣。

在神垕,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窑变的美丽传说。一位老妇人与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次,他们发现自己家的窑口烧出了几件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兴奋之余,老妇人领着儿子们连烧数窑,但这样颜色的瓷品却再没烧成。正当百思不得其解时,老妇人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是哪里来的。儿子说,此前,一位过路的铜匠曾在此借宿,可能是他留下的。老妇人猜想:可能是这些铜屑混入釉中,才烧出了带红紫色斑的瓷品。于是,她把铜屑配入釉中,结果真的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颜色的彩釉瓷品。此后,她家烧出彩釉瓷品的消息迅速传开,远近窑场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尝试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烧出了色彩更加丰富的瓷器。

传说归传说,但把微量元素加入釉内,通过高温产生窑变的技术确实是神垕钧瓷艺人的一项成就。《中国陶瓷史》上说:“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也正是如此,我国陶瓷史结束了“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

惊世之美 享誉古今

北宋末期,钧瓷烧制技艺已经十分精湛,备受宫廷赏识。宋徽宗年间,他选派官员,集中钧瓷民窑的优秀工匠,在阳翟(现在的禹州市)钧台附近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他还规定,官窑每年要精选36件上品送入宫廷,其余的全部打碎,并且要将碎片深埋于地下,不允许流入民间。因此,钧窑制品传世极少且身价极高,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盛誉,人称“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以至于在后世连古官钧的残瓷碎片都成为收藏家追逐之珍品。

那么,钧瓷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高温窑变瓷,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它的窑变效果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尚不能尽也。”这是古书上对烧造钧瓷技术的粗略描述。在禹州市区宋钧官窑遗址,记者见到了展示宋钧官窑生产流程的沙盘。“钧瓷的生产工艺极为复杂,烧制不易,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因此,从选料到烧成,七十二道工序无论哪道稍有不慎,都可能前功尽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七十二道工序”之说主要是讲钧瓷复杂的生产工艺。

据了解,根据现代生产工序,钧瓷生产一般需要经过加工、造型、制模、成形、素烧、上釉、釉烧、检选八大工序。即先在矿区取宜于钧瓷产生窑变的原材料,经过风化和细磨后,按比例合成为钧瓷泥或釉料。然后,钧瓷匠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创意,通过徒手捏制、用模具拓制或在转动的轮盘上手拉泥坯使其成形。为了加大坯体的强度和增强坯体的吸水性,便于施釉,成型的坯体要先入窑烧一次,即所谓的素烧。素烧成型后,坯体(素胎)就要上釉了。

钧瓷的奇特,关键在于它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在素胎表面或刷或浇或浸或涮上一层以天然矿石及化学元素为原料的釉浆后,就是入窑烧制这道工序了。高温条件下,钧釉以铜、铁为着色剂,釉色与纹路相交叠置,出窑后就能出现色彩斑斓、变化万千的窑变效果了。

由于时代的不同,钧瓷的烧制方式也经历着变迁。古代,宋钧官窑采用柴烧;新中国成立后,钧瓷烧制采用煤烧;1994年以后,禹州的不少钧窑已经采用液化气烧制了。这时候的钧瓷,成品率已经大大提高,结束了以往“十窑九不成”的历史。

尽管如此,烧成的钧瓷制品一般要再进行检选。合格品一般分正品、精品、珍品等几个级别。正品没有缺陷或缺陷极小,窑变效果一般;精品没有任何缺陷,有一定的窑变效果;珍品则是精品中的佼佼者,窑变效果独特,或如高山云雾、孔雀开屏、飞龙戏海、月白风清,或如梅花点点、银星闪烁、彩蝶飞舞、夕阳红霞……

历尽坎坷 传承不绝

北宋末期的钧瓷,已经不再局限于花盆、盘、碗等简单造型了,更多的是为皇宫摆放盆景所用的各类花盆等陈设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祭祀用的樽、炉、鼎等器物。此时的钧瓷釉色,出现了玫瑰紫、海棠红、玛瑙红等多变的窑变釉色。这些瑰丽多彩的釉色,更使得钧瓷“似玉非玉胜于玉”的天然韵味大放异彩。

靖康之耻后,随着宋室的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生产也开始萎缩。到了金元时代,神垕民间仍然坚持烧制钧瓷,但是,质量已经严重下降,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无法与宋代钧瓷媲美。元末明初,因战乱、灾荒和制瓷中心的南移,钧窑生产日渐衰退,钧瓷艺人或逃或亡,烧制技艺也渐渐失传。明朝万历三年,因钧瓷忌神宗皇帝朱翊钧“圣讳”,被勒令停产。此后300年间,钧瓷生产销声匿迹,直到清朝末年。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我国的不少民族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为了挽救陶瓷工业,清末的民族工商业者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和公司。光绪年间,神垕民间艺人卢振太兄弟及其子侄辈,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烧制出了孔雀绿和碧蓝相间的仿钧瓷,使得失传已久的钧瓷烧制技艺恢复了生产。不过,由于时局动荡,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钧瓷业还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支持,恢复发展钧瓷生产,挖掘传统钧窑工艺,使这一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从此,钧瓷事业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钧瓷迎来了黄金时代,钧瓷以它的名贵和高雅,被世人所青睐。

国礼钧瓷 走向世界

现在,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美国、英国、罗马尼亚等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都有钧瓷极品陈列或收藏。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继承和保护钧瓷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禹州市政府审时度势,也开始为钧瓷产业的提升和长远发展不断谋划。

2002年,禹州市组建了陶瓷工业局,专为陶瓷尤其是钧瓷行业的规范化管理提供组织保证。同年,禹州市政府出台了《河南省(钧瓷)地方生产标准》,提高了钧瓷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努力从根源上堵死残次品的“出口”。

2003年9月,禹州市政府提出的钧瓷原产地保护申请,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批准,为保护钧瓷这一禹州地方特色产品提供了法律依据。

2004年,星航钧窑建立了钧瓷窑炉博物馆,重现了自古以来钧瓷传统文化和特殊烧制技艺。同年,禹州市对全市钧瓷生产、销售企业进行整顿和规范,销毁钧瓷残次品15000余件。

与此同时,钧瓷工匠们对钧瓷艺术的执著追求也有了新的成果。钧瓷,频频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钧瓷“豫象送宝”作为河南礼品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03年至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由荣昌钧瓷坊制作的“祥瑞瓶”、“乾坤瓶”、“华夏瓶”连续3年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各国政要。钧瓷,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独特的传统文化符号,以它神秘之美传递着中国人的智慧,也折服着越来越多的世人。

随着钧瓷艺术的发展,钧瓷工匠们除了继续探索钧瓷釉色的创新之外,还不断地尝试为钧瓷造型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于是,钧瓷“四大美女”等作品先后出炉,并申请了国家专利。如今,钧瓷界的各个窑口都以其拥有专利的数量为荣了。

目前,拥有众多钧瓷生产厂家、钧陶瓷产业年总产值10多亿元的禹州,已经把钧陶瓷业当成了它的一张城市名片,满怀自豪地推介给世人。

我们相信,钧瓷烧制这笔古老而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定将为我市、为河南、为祖国带来更多的喜悦和骄傲。

宋朝皇室御用茶具的前世今生


宋朝皇室御用茶具的前世今生

宋之雅趣:斗茶

在宋代,朝廷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贡茶产地需要一种方法来评定茶叶的品位高下,根据点茶法的规则特点,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项有趣的竞赛——斗茶。

刘松年-斗茶图(局部)

宋代斗茶成风,整个社会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皆是斗茶的发烧友,在建安贡茶产地尤甚。大书法家蔡襄的茶学专著《茶录》中有段提到建安的斗茶:“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也就是说,点茶后在茶面上形成的浮沫,以色白和泡沫持久为优。

有趣的是类似现代在咖啡的泡沫上做画一样,宋代文人在分茶的过程中,也会通过巧妙的搅拌,在茶沫上画出禽兽鱼虫、山水人物的图案,更有甚者可以在茶沫上作诗,称为“水丹青”,苏轼就曾写诗称赞分茶技艺高超的谦师和尚:“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由于宋代茶色尚白的传统,所以建安地区产的黑釉茶盏不仅利于观察茶汤上面的浮沫,更是衬托茶色之白最好的器具。

建窑兴起

建安的黑釉茶盏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年,起初以烧造无斑纹通体乌黑的茶盏为主,称为“乌金釉盏”,当时只在建安产茶地区流行,北宋初年,朝廷把建安地区划为贡茶产区,建立了北苑茶园,黑釉茶盏也被专门进贡给朝廷。随着宋代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北苑茶园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贡茶产地,产品层出不穷,以追求冲泡后的茶汤色白为佳,常以“似雪”、“胜雪”赞之。

这种独特的茶文化极大地带动了黑釉茶盏的烧制,茶盏的新品种也不断被烧制出来,除了乌金釉盏,后来烧制的兔毫盏成为当时最流行产量最大的建盏品种,这点可以从建盏窑址出土的大部分是兔毫盏得到证实。

兔毫盏

宋徽宗曾在《大观茶论》中提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意思便是建盏以青黑色为贵,最好是带有月光下兔毫的光泽,就是所谓的兔毫盏。

命运多舛的建窑

可以说,因北苑茶园的繁荣和斗茶的盛行带动了建盏烧制大规模化,然而也因为北苑茶园和斗茶的衰落而渐渐走向消逝。北宋末年,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被金人所俘,统治者被迫南下迁都临安,政权的南移使得建盏进一步得以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但风雨飘摇的南宋最终被元人所灭,从此改朝换代,北苑茶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明代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因警戒宋朝奢靡之风而取消了团饼的进贡,一种更能保留茶叶原香的散茶泡制方法(即现代人的饮茶方式)渐渐取代了团茶普及开来,建盏也结束了它最为辉煌的时代,被人慢慢遗忘,直至清代完全断烧。

近30年来,随着建窑遗址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建盏成品和残片,建盏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有烧制陶瓷经验的手艺人通过长期的摸索,基本恢复了烧制建盏的方法,产品也更加丰富多样,除了经典的茶盏外,也有茶壶、茶叶罐和花插等新品种。建盏在当今的茶文化中,不仅仅扮演实用茶具的角色,还是人们品茗之余谈论的对象。它们是茶具,还是有收藏价值的陶瓷艺术品。

寻访建盏

2012年12月,笔者前往建盏曾经的主要烧制地点:建阳市水吉镇后井村,因为天气太冷,坐着小三轮的我们一路上冻得直哆嗦。穿过一条山路到达后井村旁边的芦花坪建窑遗址后,我们有点震惊,瓷片和匣钵满山遍野,堆成了一个个小山包,山路两旁随处可见,小河里也有瓷片,而这里还不是唯一的一处窑址,可见建盏曾经兴盛到什么地步。

水吉镇后井村窑址

笔者震惊之余也发现了些许异样,这里的几座山都被挖得乱七八糟,后井村民每天三五成群挑着扁担、簸箕和锄头等工具,开着摩托车聚到窑址上,各自寻个“宝地”开始了一天的挖盏工作。村里的很多人靠挖盏为生,高峰时每天有两三百人在挖,场面何其壮观!

前几年,有一家人挖到了9个品相完好的“供御”建盏,一下子发了大财,这事在村里炸开了锅,挖盏更成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赚钱手段,他们大概都想着同样的好事落到他们头上,但大多时候挖出来都是一些没有底款,有缺陷的盏,卖给城里专门收盏的人,运气好的话一天分得几百块不成问题。

但对窑址造成的伤害却是不可挽回的,当地政府前几年曾采取措施严禁村民挖掘窑址,有一段时间没人敢去挖,后来又放松了,部分窑址就在村民的田地下,他们挖自己的田地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也没什么办法,便只能放任。

挖盏的村民,天气太冷烧材取暖。

堆积如山的瓷片和匣钵与裸露的红色泥土混杂着暴露在外,“挖盏人”早已习以为常,挖出来的匣钵连同建盏碎片用簸箕一装,用扁担挑着往山下倾倒,如此对待文物,让我们有些触目惊心。

在村民眼中,挖盏只是为了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谋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他们还给我们讲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们那时并不知道田里和山上随手都能挖出来的这些黑色茶碗在现在能这么值钱,还把它们拿到城里,一个旧建盏换一个能用来吃饭的新碗,他们边说边感慨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

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会对现在的自己有同样的感慨呢。

龙窑遗址

站在芦花坪上向远处望去,在对面一座裸露的山腰上,有一条依山而建的长龙型建筑,便是宋代烧制建盏的龙窑遗址,龙窑的顶棚是新修的,下面的老砖和窑炉结构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保证大批量的供应,宋代建窑除了建造数量众多的龙窑之外,烧制建盏的龙窑长度也要求很长,最长有130多米,每次能烧10万件,已经发掘的龙窑遗址只是建窑龙窑遗址的冰山一角,昔日窑火连天,商贾云集的景象早以逝去,此时,眼前只有“挖盏人”忙碌的身影和倾倒碎匣钵和瓷片发出的“哗啦啦”的寂凉。

宋代龙窑遗址

我们随手捡了一些碎瓷片,准备拿回去好好研究一番,并开始向“挖盏人”打听窑址附近是否有烧制建盏的手艺人,有个人说后井村有一个,可以带我们去。

拾到的建盏残片

走访现代建窑

走了十几分钟的路,笔者来到后井村唯一一个烧制建盏的手艺人——吴立勇家里。

吴师傅以前在上海开旅馆,后来不做了,回到老家,那时村里的男人都在挖盏赚钱,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听别人说烧制建盏难度很大,吴师傅有点不相信,决定试试,试过了才知道别人的话所言非虚。

要烧制出品质优良的建盏难度非常大,刚开始烧制的时候基本窑窑报废。即使现在,吴师傅还是没能完全掌握建盏的烧制方法。“昨天就烧废了一窑”吴师傅指着旁边的建盏说道。

吴师傅的作坊

吴师傅只烧兔毫盏,采用窑址附近开采的瓷土和矿石釉料,试图使用和宋时接近的原材料,烧制和宋代兔毫盏相似的效果。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做古董生意,经常去他那里买兔毫盏,然后做旧放到市场上当做旧盏来卖,赚取高额利润。的确,我们通过对比,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和旧盏瓷片在斑纹分布、触摸手感以及碗足周围胎体的处理上很相似。

有一点比较遗憾,吴师傅不是采用手工拉坯成形的方式,而是使用模具或压坯,然后再手工俢坯,陶瓷制作少了手工拉坯这道充满艺术化的工序,让人觉得失色不少。

含铁量很高的瓷土

在作坊的一个角落,我们看到了烧制建盏的瓷土,颜色红中带黄,听吴师傅说,瓷土是用四种不同的土配制而成,含铁量很高。超过1300°高温烧制好的胎骨厚实坚硬,叩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含砂粒较多,露胎处手感较粗糙。

釉料矿石

房间里摆的几个陶缸是用来制作釉水的,釉料刚采回来的时候有点像一块块普通的矿石,在水中浸泡慢慢软化成浆状,过滤掉残渣,加入草木灰等一些其他配料就成了釉水,这个过程要很长时间。但我们比较欣赏和喜欢这种原始的配釉方式。

建窑之外的建盏手艺人,基本都使用化学釉,烧制出来的建盏缺少传统釉料建盏的古朴之美。

施釉

做好的釉水颜色偏红,黏性强,属于含铁量较高的石灰釉,因此具备烧成黑釉的基本条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高温中流动性强,低温时结晶生成各种奇特的斑纹,斑纹在不同光线下色泽和明暗也不同,变化丰富,非常美。

施釉时,用手捏住圈足,胎体倒置斜着侵入釉水,在釉水中停留一段时间,让釉水渗透进胎体,直到胎体挂上足够厚的釉。吴师傅直接用阴干后的胎体施釉,而不是常用的先低温素烧后施釉再高温烧制的做法。这点做法也比较传统。

施釉完成待入窑烧制

陶瓷制作被形象称为“土与火的艺术”,在前期的瓷土制作、成形、釉水配制、上釉等充满手艺人手工痕迹的工序之后,就进入烧制环节,这个环节手艺人不能直接控制,而是通过控制窑炉的温度来控制火候,从而影响最终的烧制结果。

可以想象结果是充满不确定和未知的,进窑的时候怀着满满的期待,希望烧出满意的作品,有时候遂愿了,有时候由于前后温度控制不好,虽然只差一点点,但出来的结果不甚满意,甚至全部烧坏了,更有甚者觉得天气和环境温度也会影响烧制的结果。

古代采用龙窑烧制,这点应该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大部分手艺人采用电窑烧制,温度可以精确控制,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办法保证成品率,手艺人只得反复尝试,摸索出规律,提高烧制成品率。

满屋顶的兔毫盏

吴立勇师傅为了烧出他心中认为好的兔毫盏,基本每天一窑,但大部分都是不满意的作品,久而久之就堆满了整个楼面。很多要求不是很高的客户,向吴师傅买盏就直接上楼顶自己挑。

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

吴师傅烧制的兔毫盏和宋人烧制的颇为相似,他的目标是烧制出几乎可以乱真的兔毫盏。兔毫盏在宋时是最具代表的建盏产品,在黑釉中透露出均匀细密的斑纹,因形状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而得名,有“银兔毫”、“金兔毫”、“蓝兔毫”等。其中以“银兔毫”最为名贵。

我们照例从手艺人那里买了一些样品带走,告别吴师傅,去往水吉镇上,寻访那里的建盏手艺人。水吉镇上目前有三个建盏作坊,熊忠贵师傅的作坊就在车站对面,很好找,他的制作作坊在自己住宅的最后一层,我们请求参观作坊,他爽快地答应了。

作坊一角

熊师傅烧制出来的银毫盏据说销量不错,和传统的银毫盏不同,釉面浮着一层银光,比较生硬,缺少传统银毫盏釉面的层次感和变化。后来请教了一些人,他们说烧制过程可能使用了化学釉,分两次烧成,而真正的银毫盏较为难得,因烧制温度较高导致瓷胎变形率大,成品可遇不可求。

熊师傅烧制的银毫盏

建盏名家

说到市场上公认的优秀建盏手艺人,目前有蔡氏三兄弟、南平的孙建兴、福州的李达等少数手艺人,这些手艺人已经确立了领先地位,所以对陌生人的拜访比较敏感和防备,出于这些原因的考虑,笔者并未一一拜访。

蔡炳龙人称“建盏龙”,是建盏蔡氏三兄弟之一,原来是烧大水缸的,研究了20多年建盏,擅长烧制油滴盏,所谓油滴盏,就是釉面密布着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儿,形似油滴,故得名。蔡师傅烧制的蓝油滴盏随着阳光强弱与观察角度的变化,釉面的色彩也不断变化,美不胜收。据他描述主要靠釉料的配方和烧制的火候,釉料要用矿釉,烧制的火候要恰到好处。从他烧制的建盏产品来看,经过长期的摸索,蔡师傅已经成功掌握了烧制建盏的方法。

蔡炳龙师傅烧制的油滴盏

正当我们提出参观他的制作作坊时,蔡师傅果断拒绝了。每个建盏手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制作方式,特别是那些已经做出市场上公认的品质优良的建盏手艺人,他们绝不会轻易公开自己的制作作坊,因为一旦被同行人看到,那么他的烧制方式基本就被人知道了。虽然我们外行,也无意去偷学人家的烧制方法,但我们理解这种行为,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秘密,建盏烧制才会像它的斑纹一样保留它们那份独有神秘感。

但总的来说,建盏烧制的方式基本类似,只在细节处有差别,也正是这些细节决定最后的烧成品质,而那些优秀的手艺人一生探索和守护的就是这些烧制细节,没有理由不把他们当做秘密。

建盏的价值

建盏以及江西吉州窑产的黑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据文献记载,12—13世纪日本僧人从浙江天目山带回黑釉瓷器,故名。庄重的黑色加上静谧的斑纹,非常符合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人非常重视,曾从中国大量进口,漂洋过海,其中不乏精品,它们在日本安静地度过一段很长的历史,传承有序,直到现在依然让人赞叹不已。而在中国的建盏则随着政权的不断更迭,也随之消亡,这也许就是精品建盏目前大部分在日本的原因所在。

建盏虽然斑纹繁多复杂,但一点都不喧嚣,在黑色釉面的衬托下显得异常神秘。虽然沿袭宋时的艺术风格,但这种感觉在当代看来依旧充满活力,毫无过时之感,中国的很多手工艺面临怎么向当代审美和生活方式转化的问题,而我们认为建盏目前并没有这个问题,器形是经典的,自然形成的釉面本身就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本文原作者:澄怀格物

磁州窑瓷器的前世今生与作品收藏价值


狭义的磁州窑指的是今河北磁县、宋磁州地带的一个民间瓷窑,而后由于其影响逐步扩大,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以彭城和观台两镇为中心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民窑体系,即广义所称的磁州窑系。

磁州窑作为民窑,作品服务对象主要是平民百姓及其生活日用所需,故大量传世器物都具有比较质朴敦实的风格,当然也不乏各种新颖变体。

宋代磁州窑是兴起和发展并存的阶段。这个兴起更多的是指磁州窑体系中其他地区的窑口由于受到原磁州窑口影响而问世的情况,而所谓发展也是指整个窑系的并进繁荣更多一些。宋代时磁州窑产出品中用白釉的较多,大部分装饰花纹简单,最为突出的是白地黑花的式样,风格多见纯朴和豪放。

由于主要供百姓日用,所以作品富有较为浓厚的生活与乡土气息,因此为文人雅士所不屑,这一时期记述文献比较少。但是磁州窑也并非墨守成规之辈,而是广博地向先进技法的窑口学习。

定窑的划花、耀州窑的白黑釉配青瓷技法、密县窑的印菊花纹等都是学习对象,甚至借鉴唐代金银器鱼子纹地鉴花的技术和局部夔金银器的技术,独创出珍珠地划花与剔花装饰。通过学习和对五大官窑之一的定窑产品的仿制,宋中后期的磁州窑中已经不乏可与定窑媲美的作品。

金代磁州窑烧制的器物丰富繁多,大多造型优美,釉色艳鲜,纹饰绘画娴熟,具有豪放潇洒之风,当是磁州窑生产的高峰期。而到元代,磁州窑器物一般胎体厚重,设色单调。此时黑釉器大举流行,磁州窑为模仿黑瓷在烧造过程中自然结晶的效果,独创了铁锈花、鹧鸪斑等装饰技法。

明朝时期磁州窑器物普遍胎质硬实,釉熔融充分故而光泽度很好。明初后期因受青花原料影响,以彭城为中心的一部分窑厂不再拘泥于多白地黑花装饰的方法,创新地采用了青花流派的新时尚,使得磁州窑传统装饰风尚与青花风潮并驾齐驱,开始得到官方的大量重视,每年进宫器物达上千件,标志着以磁州窑为代表的民窑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清代彭城磁州窑烧造盛况在早期稍有回落,中期因经济根基深厚、瓷器流通盛行和各方手工艺人的努力,磁州窑再次进入出色的表现阶段,时人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一说。清代磁州窑器物产量相对非常大,既有对古瓷的仿制,也有融合了清代瓷器特色的创新作品,后者相对比传统器物少见。

如今磁州窑作品的价值,从数百到甚至千万,市场价格范围非常广。品相好、保存好、寓意好、年代久或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价值趋势一路走俏。

如2016年由北京保利(北京)拍卖行拍出的一件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菊纹带盖梅瓶,最终成交价为1023.5万元。再把时间缩近一点看,2018年6月,由中正拍卖(台湾)拍出的一件宋磁州窑璎珞梅瓶,最后拍得4257万元的高价。即使并非每一件作品都有如此高价,但只要是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的佳品,价格大致都在几十万到百万多不等。而年代较晚或者造型、做工稍逊的器物,价格就有些不温不火,多数在千元到万元范围内。

比如有件清代磁州窑黑釉瓷器,其市场拍卖价估值为5千。虽然整体看来,这件黑瓷造型饱满,釉色乌黑厚润且富有光泽,釉面在不同光线下有不同的色彩变化,通体有大小不一的银色油滴斑,犹如满天星星分布均匀,釉下隐约可见拉坯成型时留下的弦线圈纹,形如流水别有意境。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清代磁州窑作品存世量非常大,并且这是清晚期作品,年代比较近;而且作为民用品在残酷的藏品市场上没有优势,所以经济价值确实不高。但是它具有很好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景德镇青花瓷的前世今生


华夏民族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到东汉时期的瓷,发展到今天形成璀璨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皇窑是一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手工制瓷的生产性保护和研究示范的所在地。当您一走进景德镇皇窑里面的瓷宫,便可以领略到陶瓷的博大精深。从宋朝到清朝,从古代到现代,高仿瓷器引领着人们走进时光隧道。游客在一饱眼福的同时,更加了解陶瓷背后的历史以及它的内涵。景德镇市的四大传统名瓷,分别是青花瓷器、玲珑瓷器、粉彩瓷器和颜色釉瓷器。它以独特的“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特性而称著于世。通常整个制瓷工序,多达七十二道。最为核心的工序是拉坯、利坯、画坯、施釉和烧窑这五个工序。同时,在每道工序当中,都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因为分工明确,能够提高制瓷的效率。在工匠的巧手之下,看似平平无奇的利坯其实业暗藏诀窍,匠人们需要高度集中精神,他们明白只有精工才能够出细活。

“白地蓝花”是青花瓷最显著的特征,景德镇青花瓷始创在元代,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高峰。施釉之后须得一次烧成,但是不同的施釉方法,让青花产生不同的变化。斗彩又被称为“豆彩”,是釉下青花跟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彩色瓷器装饰工艺。粉彩,粉润柔和,是清代康熙末年的时候,出现的一种低温釉下彩,说到釉上彩的精品非珐琅彩莫属。珐琅彩的创烧,跟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充满宫廷味道。珐琅彩有很多颜色,颜色不同代表着当时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一种瓷器。譬如说,胭脂红珐琅彩瓷器是为皇宫专门打造的,只有正宫娘娘皇后才能使用的一种颜色,其他妃嫔都没有资格。

景德镇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集历代制瓷民窑之大成,写下了一页页辉煌灿烂的历史。现如今透过大众体验,让传统文化往下扎根。真可谓是“一把泥土,巧夺天工。神奇窑火,点亮世界”。传承需要引路人,让这门手艺不断地延续下去,不仅只是每一个手工艺人的心愿,也是炎黄子孙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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