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器的鉴别。
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青花标本要说我国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是终极青花这点不用怀疑。但要追溯青花的历史渊源，我们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说起。当时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前后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唐青花概念，把青花的产生从元代上升到唐代时期。首先，唐青花出于巩县窑址和扬州遗址两地。在巩县，唐青花不但发掘了窑址和遗物，并且还与唐三彩共存。因此，巩县是唐青花的生产地无疑。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唐代四大港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唐青花集中出现于扬州，除了生产地巩县，不见于其它地点，这可以解释为，唐青花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后来，从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带化妆土类的)，其一是产品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包括唐代同时期、同船打捞的湖南长沙窑，部分也受阿拉伯器形和纹饰的影响，这就是商品自身的属性(改变别人或者被改变，以获得销售)。由此可见，唐三彩、唐青花、长沙窑也是唐代开放社会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结果和历史见证。后来，由于唐代中晚期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更替，唐代青花瓷器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按照中国历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续性。我们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国学者霍布逊(R.L.Hobson)在内，总以为既然唐代首创生产了青花瓷，顺理成章宋代也应该有此传承。1929年霍布逊在老家具杂志发表发现元青花的论文之后(其实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发表元青花的相关文章，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一直纠结在这种惯性思路中寻找唐青花、宋青花与元青花相互关联的证据，没有办法对元明青花进行分类和区分。随后致使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抢占先机(姓名省略)，最先区分了部分欧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后来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国两位民间学者的区分法，先后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后，完善了这种思路。从而出版了两倍著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国际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但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也有点自私，不但在著作中极力攻击英国学者霍布逊和大威德，还对发现元青花瓷器区分法的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极力掩饰。霍布逊(R.L.Hobson)先生从1929年到1941年去世为止，本着英国传统学术研究考对考古证据的重视，期间虽然一直寻找唐青花之后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证据和相关历史资料，无奈当时中国正直抗日战争激烈阶即便委托大威德来中国做古董生意的机会，调查调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证据，大威德被战乱时期大量廉价抛售的中国古董给迷住了，那有功夫干这事(其实大威德193几年考查研究中东地区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著作，由于著录中元明青花区分很混乱，后被波普批评为漏洞百出)。对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布逊(R.L.Hobson)先生，在寻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证据的梦想中无可奈何的离开人世。从学术研究的严谨角度来讲，虽然霍布逊先生没有像波普那样用绘画风格和器形为主，把元青花从原来笼统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再说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类法最终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确区分开元明青花瓷器，由于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遭遇建设扰乱和破坏(有些掌握窑址地层的民间学者，还没有公开资料)，到目前的学术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异议。但波普抛开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扰，单纯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为一个博物馆官方学者，在当时考古资料和中国本土元青花实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元青花受到阿拉伯青花彩绘陶器的影响没有？阿拉伯工匠来中国景德镇参与的机会有没有呢？我想阿拉伯地区与中国从唐代就开始文化交流，元代时期的阿拉伯人很多穿梭于两个地区，影响自然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从核心利益、政治、宗教、文化战略考虑，参与的程度很有限。我们都知道，古代对瓷器制作和烧制工艺是极其保密的，这是中国称为瓷国唯一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和民生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元青花从诞生到成熟就不会经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了。如果有阿拉伯的烧制青花陶器工匠参与，能用得了28年时间吗？
元青花从战略意义出发到开始摸索烧制，又到基本成功，再到逐渐成熟，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一生下来就是美丽的大姑娘。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1】，到至正七年(1335年)青花发色和绘制基本成熟【2】，经历了16年的试验摸索期。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47年)的青花发色完全成熟(字也是此文章很多证据和细节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并未具体和完善，仅仅作为探索交流之用。正式论文会在本人已经编著四年多、现在还在调查完善和继续编著的《中国景德镇元代瓷器》或《元代青花研究丛稿》著作中系统发表。谢谢大家的期待和谅解！
注解：
【1】1975年，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征得湖北省黄梅县元延佑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测定为铁，最终不可确定)塔式盖罐为典型器，罐通高为42.2厘米，盖为七级宝塔式，罐腹为椭圆形，肩部堆塑狮首、象首各一对，兽首间绘如意云头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足胫处绘莲瓣纹。从此罐釉面看，属釉层较厚，不透光一类，青料为国产青料，发色蓝中闪灰，堆料处泛褐色斑点，画面简单，画笔虽流畅，但略显制作粗糙。从造型、绘画风格来看与后期元青花瓷器一脉相承。
【2】江西景德镇(乐平)收藏家收藏一件铭文为元统三年(1335年)供碗，器形别致，青花发色发灰(国产料)，尤为珍贵，是证明元青花产生在元代中期的佐证实物材料之一。
【3】至正七年置款青花双耳文字盖罐，高30cm，口径16厘米，底径12厘米，罐体最宽处直径约为20厘米，造型精美，色泽光洁透明、白里闪青，釉质细腻如玉，估计为盛酒的器皿。在罐体正面，有用钴料楷书至正七年置等字。该青瓷罐于1987年在四川雅安地区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但因研究人员的忽略，没有意识到其价值，使其长久被封存在雅安地区文管所库房里。这件国宝竟然默默无闻地尘封库房十多年而无人知晓。1999年9月，因省博要举办四川考古事业五十年成就展，经过国内研究专家发现，才知道是世界已知道最早年款的青花瓷器。
【4】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大威德先生收藏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1952年，经美国人波普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大约过了20年，从元大都窖藏遗址、江西丰城凌氏墓和江苏金坛的元明墓，先后出土了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元青花的谜底才一点点被揭破。后来介绍，这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1927年左右分别从北京知化寺流失到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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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花花鸟装饰的产生与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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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花绘画艺术源远流长，从唐代开始出现青花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史。青花属于釉下彩，是我国烧造的三大釉下彩瓷之一，以氧化钻为主要着色剂。
青花花鸟画在景德镇陶瓷中应用较多，装饰中的笔墨情趣、人格寄托和独特的时空意识是其重要的美学特征。在青花花鸟装饰发展过程中，湖南长沙窑做出了很大贡献。
湖南长沙窑在继承岳州窑彩釉技术基础上又自成系统，它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装饰手法上改变了以往单一釉下褐彩绘画和褐斑点彩等手法，创造了釉下多彩绘画新工艺；二是突破了前期青花装饰题材主要以传统宗教、神话、几何纹等为主题的束缚，装饰内容趋于世俗化，转向从自然界取材，大量出现花鸟、鱼虫以及反映民俗风情的图案和诗歌文字装饰。打破了以往单调的程式化构图模式，画面显得更加自然、生动、活泼而富于变化。
长沙窑的青花手法多以写意笔法见长，纹饰但求生态，不拘小节。用笔娴熟，挥洒自如，色彩变化多端，构图简洁抽象，题材丰富多彩，画面清新朴实，线条自然流畅，极具中国绘画的笔墨韵味。这种绘画风格和装饰手法在元明以后的青花瓷器绘画艺术中大量应用。
长沙窑青花瓷主题装饰纹样中除了大员出现花草、飞禽走兽之类外，诗文题句、宗教以及异域色彩的图案也很常见。边饰多使用草叶、云气、水波纹等。其中以花鸟画为大宗，种类繁多，激情奔放，率真质朴，富有个性。带有大写意笔调的花草鱼虫、珍禽异兽、云气水波等装饰纹样与画风被后代模仿和传承下来。民窑青花瓷画上广泛流行的带有象征、寓意、谐音的吉祥纹饰以及文字诗词装饰手法起到重要借鉴作用，还为元、明、清时期瓷器成功发展釉下多彩装饰艺术开辟了道路。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历史
中国青花瓷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重要的瓷器篇章，占据着中国瓷器的半壁江山。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青花瓷经过唐宋两代300多年的不断发展，到元代中期终于在景德镇烧制成功。从此奠定了景德镇为中国瓷都的基础。元代青花的釉料是进口料。其特点是因含氧化铁较高，出现黑色铁斑疵，泛色较浓重鲜艳，其青花深入胎骨，在用手触摸器物表面时，有凸凹不平之感。元代用进口料，这是因为当时瓷器生产量大，元代地域也很大，特别是元代中期对外扩张有较强的实力。元青花瓷除供国内需要外，还有大量出口。二十世纪后期，在韩国海域打捞出一中国沉船，船上满载元代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元代除向朝鲜、日本出口瓷器以外，向西亚阿拉伯国家也有大量出口。由于元代青花存世较少，近几年伪品较多，烧造水平也很差，从其伪造的“元青花”来看，其造型拙劣、厚重、画工粗糙、露胎部分“火石红”成片，多用酸性药物烧杀釉光。
明代前就已设立御窑厂，洪武二年政府就规定“祭器皆用瓷”。在对外入贡国的答赠中，也需要大量瓷器，洪武七年就一次性赐赠琉球瓷器七万件。可见当时的瓷器生产量如此之大。洪武时期，青花色调略发灰，呈淡青色，主要是用的国产青花釉料，部分是元代留下的进口青花釉料。1964年南京故宫出土的瓷器中，有一部分是洪武时期的制品。其中有一件官窑青花云龙纹盘，外壁绘青花云龙，里壁模印，盘心画如意云三朵。总之，明青花瓷比元青花更有发展，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突破元代。永乐、宣德时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青花瓷已达到又一高，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胎骨坚、釉精细、青花浓 艳、造型多样和花纹优美而负盛名，被世人称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永、宣时期采用的青花料有三种：一是进口釉料，色泽鲜艳，带有黑色铁锈斑点，产地来自南洋的“苏泥勃青”，据说是由郑和出洋带回来的钴土矿，含氧化铁较多。二是国产料，青花较深为蓝色，比较柔和，多用于民窑产品。三是进口料和国产料混合使用，各取所长，进口料容易晕散、流淌，多用于写意画面，比如绘画庭院婴戏，画庭院用进口青花料、画人物用国产青花料，这样巧妙结合层次分明，艺术效果较好。这个时期青花瓷器的铁锈斑，永乐时期出现多，宣德时期比较少。永、宣时期的青花大盘较多，绘画内容常见的有缠枝花卉、一束莲、多为砂底，有小点火石红斑。这时期也生产一些其它器如永乐年制造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球，还有玉壶春瓶、梅瓶、贯耳瓶、高足碗、盖碗等青花器。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主要以国产青花为主，泛青淡色。这时期的青花瓷烧制得很少，几乎不见有上述三朝的官窑器。有人称之为中国明代瓷器史上的黑暗时期。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主要使用国产料——平等青，效果很好，其色泽淡雅幽青可爱，特别是成化时期出现的青花淡描图案，给人们以青秀淡雅之美感。民窑产品也有用国产青花料和含铁高锰低的青花料混合使用。成化青瓷的造型不如前朝那么多样，但是玲珑、精巧的小件器物较多。绘画体材方面，最为典型的纹饰是婴戏图案。
弘治朝的青花器仍用平等青料，在造型风格上是成化朝的继续。器物以盘、碗为主。青花图案方面多以莲池、游龙纹最为常见，是当时特色。不过将龙与莲花池组成画面，是很不协调的。这样的题材，以后各朝极为少见。
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从色泽上看，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少量仿成化风格的淡雅青花器。本朝的青花瓷特点，胎质厚重、青花的色浓中泛灰。在器物造型方面比较多样，大件青花器又重新出现。在纹饰方面以波斯文作为图案的主题，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装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瓷用料主要是回青彩料，它产于我国新疆、云南等地。据《窥天外乘》的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璫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嘉靖青花瓷多用回青料，用少量的瑞州石子青。青花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嘉靖青花瓷器除了以青花色调取胜外，器形品种更多样化，除了各种餐具、陈设器皿外，还有各种宗教供器。道教题材较多，在青花瓷上出现“福”、“寿”等字装饰。隆庆时的青花瓷风格基本上同嘉靖类同，回青料仍在应用，色泽更显鲜艳。在传世品中，有六角壶、花形盒、银锭式盒等。最有代表性的青花瓷是云龙纹提梁壶，是隆庆官窑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万历的青花瓷，早期回青料，中期以后开用国产料，它的产地在浙江信州、绍兴、金华等。万历青花没有嘉靖青花色泽浓艳，略许泛灰色。器物多为生活用具和陈设品，最有代表性的青花瓷是北京明定陵出土的青花大瓶，高73厘米。这时期的花纹图案多为龙凤、花卉、人物等内容。明末的天啓、崇祯两朝的官窑青花瓷很少发现。
陶瓷知识：青花瓷的历史演变
明洪武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纹折沿盆
明宣德青花三果纹执壶
明正统青花松竹梅纹罐
明景泰青花八仙庆寿纹罐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明成化青花团花纹卧足碗
明弘治青花茅山道士图三足香炉
明正德青花人物套盒
明嘉靖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
明隆庆青花龙凤纹盒
明万历青花经文观音菩萨图碗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继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谓儒学最有造诣。在儒师王约的积极倡导下，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宗和文宗这两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汉儒治国与成宗相比更甚一筹。更多的体恤民情，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明确记载文宗亲自向景德镇浮梁瓷局派遣督窑官)、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等。但这种汉儒治国方略，由于蒙古贵族对皇帝的极大牵制和阻扰，使得元代晚期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摆脱蒙古主体阶级利益的压制。比如重要官职汉儒不能担任正职，科举对待汉儒的录用有所限制(推举为重)。在社会人才选拔层面，除科举而外，还有汉儒推荐制度，这也大大增加汉儒进仕的渠道。这种制度7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职也不都是推举吗？少数民族同样也不可以在汉族主体政权里担任正职。完全凭人才实力的选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做到，秦汉以后到现在数千年以来的汉儒主体政权统治当中都没有做到，蒙古少数民族没有做到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嘉庆青花瓷器的特点和发展
众所周知，到了乾隆皇帝晚年的时候，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到了嘉庆即位之后，国力更是大不如前。为了节省开支，嘉庆皇帝下令不再向御窑厂派专门的督陶官，而是改由地方监管，此时御窑厂的规模和瓷器品种数量都大大减少。不仅如此，嘉庆时期的瓷器依然沿用之前的烧制工艺，没有创新，也没有新的突破，一些成本高的瓷器也不再烧制。
嘉庆早期的青花瓷器大多和乾隆朝时期的差不多，工艺水准也比较高，到了后期，便以日用瓷、粗瓷为主，陈设瓷大大减少，制作工艺也大大降低。
嘉庆初期的青花瓷胎骨比较细腻，胎体洁白，后期慢慢变得粗宋，民间烧制的青花瓷更是出现很多大颗粒，看起来十分粗糙。到了乾隆后期，景德镇的高岭土严重缺失，于是嘉庆时期便从星子县开始采集高岭土。这种土与景德镇的高岭土不同，工匠在烧制之时很难把握其中的配方比例，造成经常出现塌底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景德镇的工匠们加厚器物的下部胎体，所以，乾隆时期的器物都是上下匀称的，而到了嘉庆时期就是上轻下重，但与康熙朝时期的青花瓷相比，质量要轻很多。
嘉庆时期的修胎远不如乾隆朝时期，不仅胎壁厚薄不同，胎底还有非常明显的旋纹，为了省钱，一些民窑日用器物也开始出现圈足沾砂的情况。嘉庆时期的官窑青花瓷还是比较细腻的，釉汁慢慢变薄，大器上有荞麦地、波浪釉现象。民窑中的青花瓷为了省钱则不注重施釉质量，多为波浪釉。而且因为釉汁稀薄，火候不足，因而经常会有大量气泡存在。
在当时，嘉庆时期的景德镇工匠们使用的颜料为浙料，这种与乾隆时期的青花看起来相似，但是颜色多为深蓝色，且有晕散现象。到了后期，嘉庆青花瓷器还有黑暗、浅蓝、漂浮等现象，但总体特点是混兰，色带漂浮刺目。
造型方面，嘉庆青花瓷器要比乾隆时期少很多，而且乾隆皇帝的影响力太大，导致官窑的器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再加上国力大不如前的情况，导致一些精品陈设瓷烧制越来越少。民窑也是如此，很多精致的陈设瓷很少见到，大部分都是粗瓷。
纹饰方面，嘉庆清湖瓷器的纹饰沿用了乾隆时期的风格，画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线平涂，一种是单线平涂之后点染。后一种是仿青花，和雍正、乾隆时期的点染方法差不多，但到了嘉庆时期已经非常机械化，缺乏灵性。
嘉庆青花瓷器鉴赏及拍卖成交价格：
1:清嘉庆青花海水九龙葫芦瓶，尺寸：高30厘米，估价：RMB 5,500,000 ~ 8,500,000，成交价： RMB 13,440,000 ，成交时间：2010.12.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5周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嘉庆年制”款。
嘉庆一朝御瓷之烧造远逊乾隆时期，无论烧造数量、质量和经费，与前朝相比均多有不同。其中经费一项尤为明显，嘉庆四年时定为“统以五千两为率”，较乾隆后期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少了近三分之一。依清宫档案记载，嘉庆五年进瓷记录为“上色呈样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装桶尊瓶罐共一百五十九件”；嘉庆十年则是“上色呈样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装桶尊瓶罐共一百六十三件”，与乾隆时期琢器烧造动辄过千的情况确实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嘉庆御瓷烧造规模缩小，尤其琢器数量锐减，故《景德镇陶录》卷二有载：“今上御极以来，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而陶工益裕矣。”但因嘉庆元年至三年之际，乾隆为太上皇，烧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断不可截然区分。彼时工匠秉承前朝之造器精神，技术物料相同，故所出之物量虽少然其品质无异于乾隆后期，是为嘉庆官窑水平之最佳时期。本品正是烧造于此独特历史阶段的上品御瓷，可证瓷史之不虚。其以葫芦瑞果为形，丰盈饱满，别致精巧，通体纹饰以青花绘就，口沿饰如意云头纹一周，此为乾隆后期经典的边饰，颇为流行，器身上下部绘以九龙闹海图，所见惊涛之上，祥云迤逦，火焰飞滚，诸龙苍健凶猛，叱咤风云，气势凌厉恢宏，更有一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以致方尺之间，犹有排山倒海之势。其布局繁密而不乱，诸龙神态之描画精准，逼真传神，青花妍美淡雅，于莹润洁白的釉面映衬之下，更见亮丽非凡。底为卧足内凹，中心篆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规整端庄，写法之特点与乾隆后期相同，如出同一人之手。
2:清嘉庆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尺寸：高30厘米，估价：RMB 6,000,000 ~ 7,000,000，成交价： RMB 6,900,000 ，成交时间：2012.05.25，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2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嘉庆年制”篆书款。
此件天球瓶造形丰盈饱满，青花发色标准恰当。绘饰的“九龙”纹样，虽容姿各异，但同样神情威严、凌厉气势摄人心魄。以此纹饰在嘉庆御制瓷器间亦频有得见，然同形同饰的青花天球瓶却极为少有。同纹饰之葫芦瓶，纪录中只有于1974年10月31日香港苏富比Lot.199可资对比。
3:清嘉庆青花虁凤福寿纹双耳长颈胆瓶，尺寸：高31.5厘米，估价：RMB 2,800,000 ~ 3,800,000，成交价： RMB 5,577,500 ，成交时间：2018.01.08，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7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瓶直口，细长颈，两侧饰螭龙耳，溜肩，鼓腹，圈足。通体青花绘制纹饰，口沿绘如意云纹，颈部绘缠枝莲纹；肩部以回字纹、如意云纹各一圈间隔；腹部上绘蝙蝠纹，中间主体纹饰绘两对左右对称的夔凤围绕中间的缠枝花，其下绘制缠枝莲纹饰，底部饰仰莲纹，圈足外壁蕉叶纹一周，底书「大清嘉庆年制」 六字三行篆书款。此瓶轮廓饱满，线条优美圆润，造型端庄稳重，胎骨细白莹润。青花绘制的纹饰中，多见缠枝花卉、折枝花卉，在其中融入夔凤纹者，更具皇家贵气，主题鲜明，寄寓福寿双全之意。其画面点缀如意云头纹、蝙蝠、缠枝花卉纹，婉转舒展，繁而不乱，颇见柔美之姿。绘画细致工整。有层次的青花设色技法凸显出典型西洋之特征，绘画技法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花朵花瓣的明暗表现与枝叶的立体层次。虽为青花却有彩瓷的富丽堂皇、绚丽浓妍之感。于纹饰间依旧可见袭乾隆旧制，以最大限度保持了前朝的余韵风貌，本品即为嘉庆时期上品珍瓷。嘉庆一朝御瓷烧造与前朝相比多有不同，其中经费一项尤为明显，嘉庆四年时定为「统以五千两为率」，较乾隆后期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少了近三分之一。因此，嘉庆御瓷烧造规模缩小，尤其琢器数量锐减，故《景德镇陶录》卷二有载：「今上御极以来，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而陶工益裕矣。」但因嘉庆元年至三年之际，乾隆为太上皇，烧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故所出之物量虽少然其品质无异于乾隆后期，是为嘉庆官窑水平之最佳时期。
4:清嘉庆青花八吉祥夔龙吉庆有余如意口尊，尺寸：高21.8厘米，估价：RMB 3,000,000 ~ 5,000,000，成交价： RMB 4,025,000 ，成交时间：2019.12.04，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嘉庆年制」款。
此尊造型新颖而独特，器身做四棱倭角如意瓶式，唇口外侈，矮颈，溜肩，肩部两侧装饰双龙耳，圆腹渐敛至足边，下承圈足。造型圆润，给人端庄丰腴之感。通体罩施白釉，色泽洁白凝润，其上以青花绘饰纹样，口沿绘饰一周如意云头纹，胫部为灵芝仰莲纹，圈足环饰回纹。膨出的腹部主体纹样为双夔龙拱福庆绵长纹样。所绘瑞蝠衔桃枝，下承吉磬、盘长，周围环饰缠枝西番莲纹样，其上夔龙及缠枝莲纹，构图对称而工整，繁缛华丽，画工复杂而不失严谨之态，其纹样以重复性连续装饰为主，但这种装饰并非枯燥的雷同，而是在诸多细节处给人别致而考究的观感体验，视之妍丽夺目。如所绘纹样通过渐变的色泽表现立体感，或以细腻的笔触与流畅的线条显示出西方绘画技法的深远影响，雍荣华贵，气度不凡。器底青花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嘉庆一朝御瓷烧造与前朝相比多有不同，虽承袭乾隆的艺术风格，但造型创新式样少，纹饰也多采用传统寓意吉庆的图案，绘制技法工笔多于写意。其中经费一项尤为明显，嘉庆四年时定为“统以五千两为率”，较乾隆后期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少了近三分之一。因此，嘉庆御瓷烧造规模缩小，尤其琢器数量锐减，故《景德镇陶录》卷二有载：“今上御极以来，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而陶工益裕矣。”但缩减烧造御瓷规模之前，嘉庆御窑的烧造则完全与乾隆时期相同，盖因乾隆丙辰归政后，虽改元为嘉庆元年，但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仍有乾隆六十一年和六十二年的时宪书，宫中档案仍延用乾隆年号。故而此一时期烧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而如本品之纹样。整器造型雍容典雅，气度不凡，装饰及烧造方式充分延续乾隆时期超高水准的制瓷工艺，确给人以“乾嘉不分”之感。
5:清嘉庆青花芭蕉竹石图玉壶春瓶，尺寸：高28.6厘米，估价：HKD 600,000 ~ 800,000，成交价： HKD 2,670,000 ，成交时间：2013.05.29，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年春季拍卖会（二）。
钤印款识：六字篆书款。
本瓶造型线条优美流畅，腹部饱满，以秀石、翠竹、蕉叶、萱草、兰花构成了一幅寓意吉祥的「五瑞图」。同款瓶最早见于元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主题相关的元代釉里红、明永乐青花玉壶春瓶各一件。及至清代各朝复烧此款明式青花玉壶春瓶。
6:清嘉庆青花水波祥云“九龙”图直颈撇口瓶，尺寸：30.5厘米，估价：HKD 1,800,000 ~ 2,200,000，成交价： HKD 2,180,000 ，成交时间：2010.04.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年春季拍卖会。
7:清嘉庆青花吉庆有余纹夔龙耳四棱尊，尺寸：高22厘米，估价：RMB 1,300,000 ~ 1,800,000，成交价： RMB 2,128,000 ，成交时间：2007.08.20，拍卖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7夏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造型独特新颖，唇口，直颈，溜肩，肩以下渐敛至足边，肩部圆润，给人一种丰腴之感。圈足微外撇，颈部绘一周青花如意云头纹，颈两侧各饰一螭龙耳、雕工神似，栩栩如生。器身分四瓣，于凸出的器面上腹部绘一组青花双夔龙拱宝相花纹、缠枝莲纹及象形蝙蝠衔磬挂如意纹，寓意吉庆有余，画功精巧，构图严谨，瓷画技法娴熟，纹饰相互对称，青花色调既蓝艳又明快，青花装饰层次分明，布局浓淡相间得宜，繁而不乱，又突出了吉祥的画面。瓶身轻巧俊秀，制作精良，整件器物绘图有序，和谐俊秀，从而达到很好的吉祥装饰效果，为嘉庆时期传世品中少见之器型。
8:清嘉庆青花缠枝莲纹赏瓶，尺寸：高36.8厘米，估价：RMB 800,000 ~ 900,000，成交价： RMB 1,840,000 ，成交时间：2013.05.10，拍卖公司：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嘉庆年制。
本瓶撇口长颈，鼓腹浑圆，足际微外撇，整器造型丰腴优雅。瓶胎釉白皙润泽，通体纹饰以青花绘就，其中口沿及颈部分饰海水波涛、如意云头、蕉叶、缠枝莲花及回纹共六条纹饰带，胫部及足际则点缀仰莲及卷草纹，腹部主体满绘双层缠枝莲花，其花朵鲜活饱满，姿态各异，枝叶恣情生长，茂盛繁密。整器青花发色鲜艳明快，浓淡相宜，纹饰繁缛细密，层次分明，画工点染细腻，笔力高超。瓶底心青花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识字体端庄隽秀。清代青花缠枝莲纹赏瓶可分为两种，器形、纹饰略有不同：一种为雍正朝初创之作，其肩部饰三组凸棱，腹部上丰下收，所绘缠枝莲花为单层排列；另一种为乾隆朝创新之作，其腹部浑圆，不饰凸棱，足际起唇边一周，腹部缠枝莲花为双层。本瓶属于后者，为嘉庆早年景德镇御窑厂延续乾隆制瓷工艺之作，其水准丝毫不输前朝，然嘉庆一朝仅历二十五年，故其传世作品数量比乾隆朝更少，其珍惜性因此凸显，且本品整器保存状态良好，更为难能可贵。
9:清嘉庆青花夔凤纹盖碗尊，尺寸：高19.5厘米，估价：RMB 1,500,000 ~ 1,800,000，成交价： RMB 1,725,000 ，成交时间：2015.12.06，拍卖公司：北京市古天一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敛口，束颈，折肩，弧腹，圈足，底部“大清嘉庆年制”篆书款。透明釉地青花绘饰。敛口折面双弦围成圈带，其内青花染地，线绘如意灵芝于上装点，深浅层次。颈部纹饰三层，自上而下分为蕉叶纹、回纹、变形莲瓣纹。颈肩夔凤纹一周，青花单弦作结。腹部作饰三层，上下回纹、变形莲瓣纹、如意云头纹相对，中域夔凤纹满布。据资料，此瓶类创烧于乾隆当朝，为其时大运瓷器之一种，烧制历经嘉道二朝而止。此尊，形制整范，浆胎，青花晕散沉着，点着铁锈斑点效果，绘饰层次丰富，特征典型。此瓶为嘉庆时期御窑之佳品，为有清一代烧造同式尊中上佳者。其青花发色浓翠明艳，器形周正古雅，尺寸较小却见大器雄浑壮阔之气势，与乾隆时期无异，应属嘉庆朝早期作品。浆胎是指明、清两代用瓷土淘洗后的细泥浆制成的胎体轻薄、色如米浆的一种瓷胎，具有胎薄、体轻、质松、音哑、釉有细小开片等特点。因瓷胎薄质轻，很难保存，整器存世很少极为珍贵。《陶雅》称：“浆胎者煨瓷民，浆胎所开之片为细片，仿哥所开之片为粗片，往往又称为碎瓷，而有开大片瓷色发红者，又称为格瓷。”民国时期的《饮流斋说瓷》作者在其文中有好几次提到浆胎瓷器，说浆胎必轻，桨胎质轻而松。还在说胎釉之三处注解：（ 浆胎者，撷瓷粉之精液，澄之使清，融成泥桨以成肧胎，凡极轻而薄之器属之。浆胎瓷胜于康熙朝，雍正、乾隆时期烧造数量比前朝大为减少，此尊为嘉庆时期极为罕见，御窑之作更属凤毛麟角。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陶瓷知识：谈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陶瓷知识：隋唐陶瓷发展历史
隋代历史虽短，但在白瓷发展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代瓷器特点是：胎土细腻、洁白，坯胎坚硬、釉润，白色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器型平底折边，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平底处无釉，腹部凸起弦纹。
隋代白瓷的烧制，已具备一定水平，白瓷的烧造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为后来的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国势强盛，文化发达，是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地出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瓷窑。这一时期青瓷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北方河北邢窑的白瓷与南方浙江越窑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有南青北白之说。青瓷起步较早，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邢窑瓷器，质地坚硬，制作精致，洁白如雪。邢窑白瓷较之隋代白瓷又前进了一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瓷器的发展方向。在邢窑的白瓷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烧造白瓷的定窑。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从此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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