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隋唐陶瓷发展历史

2021-07-23

陶瓷知识。

隋代历史虽短，但在白瓷发展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代瓷器特点是：胎土细腻、洁白，坯胎坚硬、釉润，白色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器型平底折边，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平底处无釉，腹部凸起弦纹。

隋代白瓷的烧制，已具备一定水平，白瓷的烧造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为后来的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国势强盛，文化发达，是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地出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瓷窑。这一时期青瓷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北方河北邢窑的白瓷与南方浙江越窑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有南青北白之说。青瓷起步较早，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邢窑瓷器，质地坚硬，制作精致，洁白如雪。邢窑白瓷较之隋代白瓷又前进了一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瓷器的发展方向。在邢窑的白瓷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烧造白瓷的定窑。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从此并驾齐驱。

taoci52.com延伸阅读

隋唐文化陶瓷历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陶瓷知识：福建陶瓷的历史

马克思曾经说过：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对研究福建陶瓷发展来说，我们不但要知道古代人民烧造了哪些陶瓷，也要探索他们是怎样来进行烧造的，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手段烧造。因此，对福建古代陶瓷发展的研究就有它重要的意义。

1954年发现的昙石山遗址，位于闽江下游的闽候县甘蔗镇恒心村昙石山，距福州二十二公里。经多次发掘，出土了不少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其中陶器尤为精美，而富有特征。这个文化的内涵，分为上、中、下三层；中下两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余年；上层属于青铜文化，相当于我国商末周初时期，距今约3200余年。因此，下层是我省已知的新石器遗址中年代最早的，这说明，福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能制造比较精美的陶器了。当然，从这些陶器来看，它的起源可能还更早。值得引人注意的是这批陶器中，不但有比较粗糙的《陶鼎》(陶鼎新石器高17.5cm口径16.Ocm闽侯县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红彩陶杯新石器高8.0cm口径10.6cm闽侯县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昙石山文化的上层类型，是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色，根据近年研究，它已进入青铜时代。这类几何印纹硬陶，火候高，胎质坚硬，在制怍时，用印模拍上，或用竹篦划上回纹、方格纹、菱形纹，篮纹、绳纹和其它编织纹等，作为装饰，这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同类文化中成为一种普遍的装饰，但各省并不完全雷同，而各有其特色，福建这种几何印纹硬陶遗址遍布全省各地，其发达情况，可想而知。除昙石山上层外，而以闽候县黄土仑遗址最为典型，出土了许多独具特色而别致的陶器，《带錾印纹陶鬶》(带鋬印纹陶鬶商高24.0cm口径12.0cm闽侯县鸿尾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

陶豆西周高21.0cm口径20.Ocm闽侯县鸿尾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

在我省与几何印纹陶同时出土的还有原始青瓷器。原始青瓷器在我国商代前期出现以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传播，根据考古资料，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发现，说明这种新生事物不是偶然而孤立的现象。《原始青瓷弦文簋》(原始青瓷弦纹簋西周高7.9cm口径13.6cm闽侯县甘蔗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原始青釉弦文盂西周高5.5cm口径10.0cm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馆

123456下一页

陶瓷知识：广东陶瓷的历史——清代的陶瓷

清代广东主要采用龙窑烧瓷，瓷窑分布在潮州、揭西、大埔、惠东、梅县、佛山、高州、饶平、陵水、汀迈等地。其中佛山石湾窑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规模很大，全镇分上、中、下三个窑区，共有陶窑一百多座。产品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日用陶瓷、手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美术陶瓷和丧葬陶瓷五大类。制作一般都很精致，产品远销两广和东南亚各国。揭西，饶平、高州窑口烧制的日用青花瓷和大埔等地烧制的青釉瓷，也各有特色。大埔清初总兵官吴六奇墓出土的二百多件陶俑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陶俑分为三组，第一组是阴森恐怖的官府俑(44)，一个个神气十足的衙差，在堂前两旁站立着；第二组是前呼后拥坐轿巡行的情形(1.掌握了广东局部地区古陶瓷窑址分布的一般规律。2.认识到广东古代烧窑技术和制瓷工艺方面善于吸取南北等地名窑的优点，并善于模仿和创新，使产品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3.这批窑址(特别是唐宋窑址和明代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发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解决了广东部分传世陶瓷的窑口问题。

广东古陶瓷窑址分布范围很广，还未作全面普查，发掘工作也做得很少，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于说明广东省古陶瓷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待今后的努力。至于广窑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工艺特色问题，与南北各地名窑的关系问题，历代陶瓷业的兴衰问题等，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陶瓷知识：青花瓷器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概况

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青花标本要说我国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是终极青花这点不用怀疑。但要追溯青花的历史渊源，我们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说起。当时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前后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唐青花概念，把青花的产生从元代上升到唐代时期。首先，唐青花出于巩县窑址和扬州遗址两地。在巩县，唐青花不但发掘了窑址和遗物，并且还与唐三彩共存。因此，巩县是唐青花的生产地无疑。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唐代四大港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唐青花集中出现于扬州，除了生产地巩县，不见于其它地点，这可以解释为，唐青花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后来，从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带化妆土类的)，其一是产品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包括唐代同时期、同船打捞的湖南长沙窑，部分也受阿拉伯器形和纹饰的影响，这就是商品自身的属性(改变别人或者被改变，以获得销售)。由此可见，唐三彩、唐青花、长沙窑也是唐代开放社会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结果和历史见证。后来，由于唐代中晚期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更替，唐代青花瓷器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按照中国历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续性。我们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国学者霍布逊(R.L.Hobson)在内，总以为既然唐代首创生产了青花瓷，顺理成章宋代也应该有此传承。1929年霍布逊在老家具杂志发表发现元青花的论文之后(其实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发表元青花的相关文章，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一直纠结在这种惯性思路中寻找唐青花、宋青花与元青花相互关联的证据，没有办法对元明青花进行分类和区分。随后致使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抢占先机(姓名省略)，最先区分了部分欧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后来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国两位民间学者的区分法，先后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后，完善了这种思路。从而出版了两倍著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国际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但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也有点自私，不但在著作中极力攻击英国学者霍布逊和大威德，还对发现元青花瓷器区分法的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极力掩饰。霍布逊(R.L.Hobson)先生从1929年到1941年去世为止，本着英国传统学术研究考对考古证据的重视，期间虽然一直寻找唐青花之后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证据和相关历史资料，无奈当时中国正直抗日战争激烈阶即便委托大威德来中国做古董生意的机会，调查调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证据，大威德被战乱时期大量廉价抛售的中国古董给迷住了，那有功夫干这事(其实大威德193几年考查研究中东地区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著作，由于著录中元明青花区分很混乱，后被波普批评为漏洞百出)。对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布逊(R.L.Hobson)先生，在寻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证据的梦想中无可奈何的离开人世。从学术研究的严谨角度来讲，虽然霍布逊先生没有像波普那样用绘画风格和器形为主，把元青花从原来笼统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再说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类法最终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确区分开元明青花瓷器，由于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遭遇建设扰乱和破坏(有些掌握窑址地层的民间学者，还没有公开资料)，到目前的学术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异议。但波普抛开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扰，单纯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为一个博物馆官方学者，在当时考古资料和中国本土元青花实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元青花受到阿拉伯青花彩绘陶器的影响没有？阿拉伯工匠来中国景德镇参与的机会有没有呢？我想阿拉伯地区与中国从唐代就开始文化交流，元代时期的阿拉伯人很多穿梭于两个地区，影响自然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从核心利益、政治、宗教、文化战略考虑，参与的程度很有限。我们都知道，古代对瓷器制作和烧制工艺是极其保密的，这是中国称为瓷国唯一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和民生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元青花从诞生到成熟就不会经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了。如果有阿拉伯的烧制青花陶器工匠参与，能用得了28年时间吗？

元青花从战略意义出发到开始摸索烧制，又到基本成功，再到逐渐成熟，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一生下来就是美丽的大姑娘。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1】，到至正七年(1335年)青花发色和绘制基本成熟【2】，经历了16年的试验摸索期。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47年)的青花发色完全成熟(字也是此文章很多证据和细节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并未具体和完善，仅仅作为探索交流之用。正式论文会在本人已经编著四年多、现在还在调查完善和继续编著的《中国景德镇元代瓷器》或《元代青花研究丛稿》著作中系统发表。谢谢大家的期待和谅解！

注解：

【1】1975年，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征得湖北省黄梅县元延佑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测定为铁，最终不可确定)塔式盖罐为典型器，罐通高为42.2厘米，盖为七级宝塔式，罐腹为椭圆形，肩部堆塑狮首、象首各一对，兽首间绘如意云头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足胫处绘莲瓣纹。从此罐釉面看，属釉层较厚，不透光一类，青料为国产青料，发色蓝中闪灰，堆料处泛褐色斑点，画面简单，画笔虽流畅，但略显制作粗糙。从造型、绘画风格来看与后期元青花瓷器一脉相承。

【2】江西景德镇(乐平)收藏家收藏一件铭文为元统三年(1335年)供碗，器形别致，青花发色发灰(国产料)，尤为珍贵，是证明元青花产生在元代中期的佐证实物材料之一。

【3】至正七年置款青花双耳文字盖罐，高30cm，口径16厘米，底径12厘米，罐体最宽处直径约为20厘米，造型精美，色泽光洁透明、白里闪青，釉质细腻如玉，估计为盛酒的器皿。在罐体正面，有用钴料楷书至正七年置等字。该青瓷罐于1987年在四川雅安地区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但因研究人员的忽略，没有意识到其价值，使其长久被封存在雅安地区文管所库房里。这件国宝竟然默默无闻地尘封库房十多年而无人知晓。1999年9月，因省博要举办四川考古事业五十年成就展，经过国内研究专家发现，才知道是世界已知道最早年款的青花瓷器。

【4】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大威德先生收藏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1952年，经美国人波普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大约过了20年，从元大都窖藏遗址、江西丰城凌氏墓和江苏金坛的元明墓，先后出土了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元青花的谜底才一点点被揭破。后来介绍，这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1927年左右分别从北京知化寺流失到英国的。

陶瓷知识：石湾陶业历史探讨

石湾陶业始于何时？过去一直众说纷纭。李景康《石湾陶业考》云：佛山某君藏有《石湾陶器考》墨稿，据谓先代所著，未经付刻。此书溯源于宋代阳江窑，次述阳江陶匠，因东莞白善陶泥较优，故有建窑于东莞制陶者。厥后由东莞再迁石湾，始设祖唐居。祖唐居系石湾明末陶工店号，意即石湾窑始于明代晚期。此说缺乏论据，不足为信。《陶器考》说：故老相闻，谓明末李尚书待问奉命往潮州办贡瓷，顺道返佛山，见石湾地方可建窑，并能容纳工人，即行建筑。据考证，此说纯属传闻之误。因李待问乃万历年间进士，而石湾传世陶器有宣德、成化旧物，佛山出土的陶器亦有洪武八年、天顺七年和成化壬寅年的石湾窑黑釉陶罐。洪武乃太祖年号，早于神宗万历年十三朝。宣德乃宣宗年号，早于神宗万历九朝。天顺乃英宗年号，早于万历六朝。成化乃宪宗年号早于万历五朝。石湾亦有虞帝庙(俗称陶师祖庙)，创建于嘉庆年间，当时陶业必极兴盛，才建此庙。嘉靖亦早万历两朝。石湾有两座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龙窑，一座叫南风窑，另一座叫大灶窑。此外还有明正德年间编写的《霍渭崖家训》，其中提到：凡祠堂祭祀，只有三爵用银外，酒瓶、茶瓶、酒盏、茶盏、碗、碟俱用石湾瓦器(即陶器)，不许用饶州瓷器。正德乃武宗年号，亦早万历三朝，可见创始于李待问之谈，殊背事实。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又说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代已迁于此，宋阳江窑今日早已消灭矣。所以过去古陶瓷鉴藏家每谈石湾陶器，最古仅言明代。而每谈阳江传世陶瓷，必谈宋代，并无元明之作，此乃主观臆测难以置信，《南海县志》以及石湾莲峰书院中的清代《禁挖岗沙印砖碑示》也认为：闻石湾之陶始于明代。但《石湾霍氏族谱》记载：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缸瓦窑一座，土名莘岗村，又名文灶。东西俱十六丈七尺，南北俱二丈五尺。(可能是包括部分窑场面积)又说雀氏原籍山西，南宋前迁于广东南雄，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再迁于佛山石湾。由此推算，霍氏三世祖原山的时间系在元代。从《石湾霍氏族谱》中的文灶在宋末阳江窑已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证之石湾陶工中有原籍阳江的，到现在他们每以清明节还回乡省墓。据推理，此说难以置信。理由第一，南宋末年，从赵昺灭亡(公元1279年)算起，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一般人已有二、三十代子孙，按惯例来说这些子孙不会再回阳江省墓。第二，广东从唐代至明代火葬一直都很流行，这与当时佛教的普遍传播有密切关系。据《广州府志》载：正德十六年魏校任按察史，禁民火葬。其实当时广东火葬已经成风，难以禁绝。广东南宋一般人死之后，都是用陶坛装火化后的骨灰，然后埋在山上，地面仅用简单的泥块或砖石作为标志。这类陶坛墓不易保存。第三，窑工一般都是贫民百姓，死后不可能建筑牢固的坟墓给子孙后代百年瞻仰。第四，据调查所知阳江至今尚未发现南宋窑址。据此，宋末阳江窑工迁于石湾之说，应属传闻之误。亦有人认为石湾窑始于南宋中晚期，其主要推理是：石湾居民姓氏，极为庞杂，有陈、林、霍、梁、庞等十六姓。考其族谱，多自宋末移居其地，最确者为庞氏始祖，于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至石牌头。石湾至今还有石牌头名称。足资考证。而石湾《侯王庙碑记》所述初到氏族，皆与庞氏族谱相近。石湾田亩无多，可耕之地极少，居民必以陶为生也。这种推论有一定道理，但缺乏考古资料，不足为据。《陶器考》又引《搜神后记》谓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其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大腹小口陶器)盛水置床帐上二角因此疑石湾陶器创烧于晋代此说亦属虚渺。《广东新语》说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乡。据此，《石湾陶器的源流、特色和历史地位》一文推论说陶潜《搜神后记》所说晋代广州的瓦罂应是石湾的产品。这纯属同一附和。广州虽出土有不少晋代陶器，从其胎质、器形、釉色等特征观察，与广东毗邻的广西、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所出同一时期陶器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可以断为广东所烧。但广东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县市发现古窑遗址，可见广东烧窑不止阳江和石湾两处，而且至目前为止石湾尚未发现晋代古窑，故广州晋代瓦罂出于石湾之揣测，亦难以成立。

近三十年来，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在佛山地区和毗邻各县市作了多次古窑遗址的调查。1952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发现一处北宋窑址，并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1954年在阳江石湾村发现北宋窑址一处。1957年在高明大岗山，三水洞口、新会官冲、南海官窑、佛山石湾、中山碗窑径、番禺沙边等地发现唐代、五代、宋代、明代窑址七处，随后又在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之大帽岗进行探挖，发现唐代窑址被压叠在宋代窑址之下。1962年在增城西瓜岭发掘了战国时代窑址一处。1963年在博罗角洞发现明代青花瓷窑一处，随后又在博罗石湾发现明代仿龙泉窑青瓷窑址处。1972年又在佛山石湾西北面的小塘奇石发现唐宋窑群。1973年在南海官窑公社发现一处已受毁坏的南朝青釉瓷窑遗址。1976年复查奇石窑群，并对佛山石湾唐宋窑址进行了挖掘，进一步证实了佛山石湾窑与奇石窑的年代均属唐宋两个时期。上述窑址的调查发现与发掘，对石湾窑的源流、地层堆积、工艺特色、制作技术以及佛山石湾毗邻各地古窑址的面貌及其内含与互相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位于石湾镇之东的大帽岗。这处古窑遗址是1957年发现的。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到现场复查和采集标本时，并选择遗物堆积层比较丰富的地段继续往下探掘，发观这里的堆积共分三层。第一层是表土层，系逐年从岗顶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淡黄色沙土，未见任何文化遗物。笫二层是原来的地面与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长方形窑砖，其侧面有些粘连有很厚的墨绿色玻璃釉，有不少瓷器与匣钵粘连在一起变成废品。从陶瓷碎片来看，釉色有酱釉和青釉等种；器形有碗、碟、盏、壶、杯、罐、盒、炉、沙盆和兽头陶塑；窑具有匣钵、擂盆．试片等。第三层是被压叠的唐代古窑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青釉和酱黄釉碗、碟、盆、坛、炉等，均系半陶瓷器。坯胎一般显得比较厚重，火候较低，胎质松驰，硬度不强，外壁施半截釉。其中碗、碟与潮州唐代窑址及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形基本相同，出土的高身陶坛与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唐墓出土的同类器形亦基本一致。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古窑，系同属石湾窑系统的唐宋窑址。这里依山傍水，范围很大，从北面奇石村的虎石山起至南面的崩岗头山止断续绵延长度约三公里。古窑主要密集在虎石山、大庙岗、桂林园、石头岗、新丰顶、岗园山、旁岗山、高岗山、崩岗山等九个山岗，共露出二十多座北宋时期的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从断层剖面观察，其中有三座龙窑，窑底压叠着十一座已受毁坏的平面为半椭圆形的唐代小型馒头窑。这些唐宋窑址出土的遗物其器形、釉色、烧制方法等与石湾窑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石湾与奇石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上下两个窑区。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瓷器有不少刻印有张可、安祖、潘南、潘安等工匠姓名。奇石窑器物还刻印有嘉祜口口(公元1056～1063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等北宋年号。这是当时烧窑的绝对年代。

过去有不少人受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的影响，认为许之衡是广东人，他所写广窑史料当有所据，所以在研究广东陶瓷发展史时，也跳不出《饮流斋说瓷》中的时代框框。认为研究广东出产的瓷器，只能追溯到宋代，而且认为宋代广东烧瓷器的地点只有阳江一处。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方法，想研究广窑的历史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考古材料，才能对广窑的历史有较全面的了解。近三十年来，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在广东韶关、曲江、连南、饶平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至明代古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造形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标志着广东不同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对研究广窑的历史，无疑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至于说广窑只有阳江和石湾的说法，已站不住脚，所以只能追溯到宋代的说法，同样也不能成立。从调查所得材料来看，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早期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的胎质、釉色和器形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于佛山石湾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陶瓷知识：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简史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开始了陶器的制作。至商周时期，陶器已进化为原始瓷器。后经两千多年的演进，至东汉原始陶瓷已进化为真正的瓷器了。

景德镇虽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但它制陶的历史却不及国内某些地区悠久。据《陶纪》、《格古要论》、《天工开物》、《陶冶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正如吾昌南在汉时。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所产之陶器，尚属粗糙之品，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

东晋时，有位名叫赵慨的人，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当过官。此人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后为奸臣所害，降职贬官，隐居于景德镇。来镇后，他运用在浙江了解和掌握的越窑制瓷技艺对景德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爱戴他，称他为制瓷师主。赵慨死后，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在镇内建起了一座师主庙。明人詹珊曾为该庙作了一篇《师主庙碑记》，碑文说，明洪熙中(公元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建了一庙，名为师主庙，奉祀晋人赵慨为制瓷师主。此后，这一记述一直被人们视为晋时景德镇烧造的制品已由陶器进化到瓷器的一个佐证。

到南北朝的陈时，景德镇的瓷业已开始为朝廷所注意。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叔宝登上皇位，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室，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当时，新平镇已制出雕楼精致的陶础，只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虽然烧造的陶础未被采用，但景德镇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开了。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地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景德镇终于首次烧出了两座狮象大兽并为显仁宫所采用，它标志着此时景德镇制瓷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唐后，唐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玄宗时，朝廷又广泛推行了萌芽于南朝的和伊、和市以及与此相关的以资代役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景德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烧造瓷器的名窑，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一为镇民陶玉所办之陶窑。该窑所产瓷器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陶玉将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一为镇民霍仲初所办之霍窑。该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使景德镇瓷器一举名天下。

由于当时的景德镇名窑辈出，瓷器精美，遂引起朝廷的关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陶政，监陶进御，并即镇置县，号曰新平。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景德镇隶属饶州，其时饶州刺史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瓷器，进贡朝廷，特地委托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状云：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上铏之德。寥寥数语，赞美制品的精巧，既无粗劣毛病，又无陶器声响，且结合天地间刚柔气质，能保持长期的致坚，堪称是美好的器物。

唐代，景德镇不仅陶瓷生产有长足进步，而且瓷器销售市场也大为拓展。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载，唐时景德镇瓷器已扩销到南方、北方和西南各地。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瓷器向海外输出的线路主要有二：一条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另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123456789..

陶瓷知识：中国瓷器发展史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12345678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