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广东佛山石湾，古今一直烧陶，闻名中外。
石湾原来是一个村，属南海县佛山镇石州乡管辖，1951年佛山划归省辖市，1954年佛山市接管石湾村，并将其改为石湾镇。石湾位于佛山市之西南面，相距仅六公里。该镇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狭长地带，也是古代的冲积平原。其西南面临西江东平河，大小船只沿江河而上。西面可达肇庆、高要、德庆、郁南封开、梧州、南宁。北面可通清远、英德、曲江、韶关、乐昌。沿江河而下亦可通佛山和广州。陆路交通运输更为方便。石湾东南北三面有千秋岗、大帽岗、小帽岗等二十多个高矮不等的山岗围绕。这里发现的古窑址所在地，主要是在石湾镇之东的大帽岗一带。该地蕴藏着丰富的陶土和岗砂，依山傍水，是古今烧窑的好地方。这里的地形变迁很大，古代的江湾现在已成为陆地。本来大帽岗是近石湾东平河的，现在已相距有一公里之遥了。据《佛山忠义乡志》和《南海县志》载，大帽岗是石湾最高的山岗，现在已不是这样。查考该山前面的莲子岗丰宁寺莲峰书院内清代《禁挖岗沙印砖碑示》，及其附近五显庙岗南，明永历年间《禁挖岗沙碑示》，知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当地有不少陶工在这一带山坡及山顶大量挖掘岗沙和陶土，因而岗顶逐年变低。近年来在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亦发现有与石湾窑同系统同时代的古窑址，扩大了研究石湾窑的范围。据《广东文物》记载，石湾陶业全盛时期，共有陶窑一百零七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余。而衰落时期(民国年间)，仅余陶窑六十余座，执业工人不及二万。又说石湾陶业订定行规，尚有簿籍可查者。仅传自明代天启年间，初分八行，后分二十三行，若析其细目，约有五十余行。可见其规模之大，制品之多，分工之细。石湾陶业历史悠久，需要研究的专题很多，不一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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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概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２０５万年至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１万多年的灰陶、有８０００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商代白陶、有３０００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但是陶器始终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也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
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１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３３０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的两大窑系。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统理窑务，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出大型瓷器，并成功地烧制出典型的元青花和釉里红及枢府瓷等，尤其是元青花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金时战乱后遗留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仍然继续生产，其中龙泉窑比宋时更加扩大，其中梅子青瓷是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还有“金丝铁线”的元哥瓷，应是仿宋官窑器之产物，也是旷世希珍。
明代从洪武３５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２００多年来烧制出许许多多的高、精、尖产品，如永宣的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五彩等都是希世珍品。御窑厂的存在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彩瓷、单色釉等品种，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还有福建的德化白瓷产品都十分精美。
清朝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景德镇瓷业盛况空前，保持中国瓷都的地位。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朝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郎窑还恢复了失传２００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郎窑红、缸豆红独步一时。还有天兰、洒兰、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等都是成功之作，另外康熙时创烧的珐琅彩瓷也闻名于世。
雍正朝虽然只有１３年，但制瓷工艺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粉彩等品种在继承前新的基础上，都有极其精致的产品和创新的品种。
乾隆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到嘉庆以后瓷艺急转直下。尤其是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竭，制瓷业一落千丈，直到光绪时稍微有点回光返照，但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并至此落下帷幕。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陶瓷发展史，它虽然是以衰退而告终，但是它给后人留下的这份珍贵而又丰富的遗产，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陶瓷知识：钧窑概述
宋代是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当时窑场林立，名窑众多，最为著名约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它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为中国瓷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申在釉色的运用上，最具创新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属钧窑瓷器。
源于唐代的钧窑瓷器其基本釉色大多为各种深浅不同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较淡的称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自，色泽有如青玛瑙和蓝宝石一般的美丽。及至北宋中晚期，古钧窑的艺匠们在唐钧大块斑彩装饰的启发下，又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作着色剂，成功地烧造出了蓝、红、紫诸色错综掩映的高温窑变釉，五彩综纷，艳丽绝伦，为其它窑口的产品所不及。其中最为驰名的窑变釉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梅子青、胭脂红、鹦哥绿、火焰红等10余种，加之天青、月白、天蓝、米黄诸色，真可谓琳琅满目，相映成辉。钧瓷窑变釉中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各种色彩融乳交织，色彩纷呈。而且随着人们丰富的想像力，这些自然天成的釉变还幻化成为一幅幅神奇的峡谷飞瀑、月夜星辰，更有的如彩虹闪现，焰火怒放，令人拍手称奇，叹为观止。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和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以及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诗句来形容钧瓷窑变色彩的繁多和神奇微妙之美。
钧窑瓷器对中国制瓷工艺最大的突破还在于铜红釉的稳定成功烧制，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匠心独具、艳丽绝伦的窑变釉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钧瓷铜红釉的稳定烧成，改变了以往我国陶瓷生产中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内容，在陶瓷装饰艺术方面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这种制瓷技术上的显著进步，不仅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而且在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陶瓷知识：定窑陶瓷概述
产品种类
定窑在宋代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这些彩釉品种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而烧成。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
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时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分到了景德镇，一部分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
定窑白釉碗
装饰工艺『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
定窑白釉刻莲花纹折腰碗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
定窑白釉刻花牡丹纹盘
发展历程
『唐至五代』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唐代定窑白釉盒
晚唐定窑白釉花口碗
『宋代』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汉族劳动人民的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
北宋定窑白釉八方四系瓶
北宋定窑白釉描金折沿盘
『金代』
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
金代定窑白釉刻划朵花葵花式盘
『元代』
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有人猜测元代定窑快速衰落肯定受到景德镇元青花突起的影响。明早期，定窑虽依然大量生产仿磁州窑风格器物和粗瓷大缸等，但具有鲜明特色的定窑精白瓷已殆尽，此时可视为定窑正式消亡。
元代白釉单柄杯
陶瓷知识：官窑基本概述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和临安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於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宋室南移在△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陶瓷知识：中国古代陶器的种类
红陶红陶在中国出现最早，红陶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黄河流域距今8000千年的裴李岗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都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褚陶为主。
彩陶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一项卓越成就，是用赭、红、黑和的等色绘饰的陶器。彩陶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磕白色陶衣，使彩绘节纹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垂幛纹、旋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68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和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
黑陶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黑陶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其中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洗，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再经打磨，烧成漆黑光亮，有“蛋壳陶”之称，表现出惊人的技巧，饮誉中外。这时期的黑陶以素面磨光的最多，带纹饰的较少，有弦纹、划纹、镂孔等几种。
灰陶灰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斐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灰陶，特别是用于蒸煮的器皿，多为夹砂灰陶。到夏代以灰陶和夹砂陶则占据主要位置。
白陶是指表里和胎质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它是用瓷土或高岭土烧制成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白陶器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商代为鼎盛时期。商代后期白陶大量发燕尾服，安阳殷墟出土数量最多，并且制作相当精致。到了西周，由于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的较多烧制与使用，白陶器即不再烧造了。
硬陶硬陶的胎质比一般泥质或夹砂陶器细腻坚硬，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而且在器表又拍印以几何形红褐、黄褐和灰褐色。印纹硬陶坚固耐用，绝大多数是贮盛器。商代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印纹硬陶主要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方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
釉陶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铅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正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但经绿釉为最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
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时了现层银白色光泽，有人误称为“银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发现，“银釉”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的折射下，产生的银白光泽。
陶瓷知识：石湾陶瓷的特色
(1)陶泥与瓷土
石湾陶瓷所用的泥土，大致可分陶泥和瓷土两类。陶泥是本地所产，瓷土是从外地运来。石湾之所以称为陶都，是因为当地的泥土(陶泥)只能烧陶。石湾陶泥采自本镇东南北三方面的山岗和石湾东平河西岸磨苟岗等约四十多个低矮山岗，这些山岗下面埋藏着大量陶泥，千余年来一直取之不尽。此外，陶土亦来源于佛山澜石、南海、番禺等地。据研究，石湾陶土含铁量高于宜兴陶土，含铝量约为20～23％左右，受火度不及瓷土，须在1000℃～1050℃左右烧成，火候过高陶器则会烧歪变形。但若渗入适量的细砂或瓷土，其受火力则可适当增加。石湾窑除烧陶器外，从唐宋至今亦烧瓷器。早期烧制瓷器数量较少，明清以后逐渐增多。烧制瓷器的瓷土则从东莞、肇庆、英德等七、八个地方运来。东莞白土产于水稻田之下，以横沥及马步坳二地所产者为最佳。传世的明代刻有吴南石堂款的素烧刻花镂孔三足与四足香炉，即采用东莞瓷土制成。东莞白土须和以石湾山砂，始能成器。据抽样检查，东莞瓷土，其成分与宜兴紫砂土比较，宜兴土含铁、锰较多，故色红紫，受火度不及东莞土，须在l100℃左右烧成；东莞土含铁少，故色白，在800℃时色黄，过1200℃时色青。瓷土来自肇庆之莲塘及市桥、清远、中山等地的，以莲塘瓷土为最佳，成分直追福建德化，其土含铝、镁质多而铁少，为一种极佳之瓷土，可仿宋代定窑瓷器。过去石湾艺人取之加入本地红土，以冲淡红色及增加耐火度，若加入东莞白泥则成半陶瓷，用作女像之肌肉部分，则代表妇女白嫩肌肤。若塑老妇，则渗入少许红泥。明清以来石湾烧制的陶瓷数量极多，自成格调。凡艺术瓷，除仿古制品外，皆用半陶瓷土浆注模成品，以省工时，减低成本。
石湾山砂，产自大帽岗、小帽岗、显庙岗、宝塔岗、千秋岗等地。其色金黄，烧成则白，为其特点。山砂为构成石湾陶坯之必需原料。如东莞白土本身不能耐火成器须加入山砂20--30％，利用其熔点高以支持坯体，使其在1200℃左右不会变形。由于东莞土之收缩率大(约为15～18％)而山砂收缩率几等于零，故粗陶器用粗砂，烧成时砂露而土缩，摸之粗糙。凡缸瓦煲盆、下水道渠简等均掺粗砂，若艺术用陶，则经细孔筛筛去粗粒，始行掺入坯土，烧成后不觉粗糙。但若于艺术陶胎上，目力可见砂与泥有明显分别者，则非佳品。烧造者为掩饰此缺点，经常用星朱、石墨涂于器底，使人难以辨认，其实此系辨胎土优劣之一旁证。
石湾各种精陶陶土配方的原则，大致有如下几点：1.纯东莞白土，必须加入山砂、瓷土、红土等，以求耐火。2.纯瓷土必须加入长石，以操纵其耐火或透明度。但长石愈多，则可塑性愈减。3.陶土中加入瓷土，使其色变白，且增加耐火度。但过多则减少可塑性，使器物易裂及变形；红土加入瓷土则呈较淡之暗红色，有滑腻光泽感觉。依据上述原则，石湾陶器中之人物神仙、壁挂、花瓶、植物及精细之花瓶等，各有其特有的坯土配方。
至于石湾胎骨陶用之配方，也很重要。胎骨陶不施釉，目的在于表露陶塑精细之手工、胎土色泽美丽与感觉之细腻，故胎骨在石湾陶塑中占重要位置。各类配方大致如下：一般人面人手用白瓷土30％，红土60％，东莞土10％；茶壶等日用器物，用红土80％，白瓷土20％；石山人物用红土100％。但亦无硬性规定，如清代名工潘玉书雕塑的李铁拐、范蠡、苏武等历史人物，多采用灰褐色胎骨，以示其脸部之苍劲。雕塑的西施、贵妃等女像，则采用白色胎骨，示其皮肤之白嫩。黄古珍雕塑的人物，则喜欢采用明亮细腻的红色胎骨。可见石湾名师，对人物胎骨的配方亦各有别。总的来说，经过配方提炼的石湾陶泥，粘性很强，能耐高温，是理想的陶土。比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的瓷土可塑性大，能塑出迎风飞舞的衣裙飘带和复杂的线条。
12345下一页陶瓷知识：河姆渡文化陶器
夹炭陶是河姆渡文化最具特征的内涵之一，始终存在于河姆渡文化,只是数量多少而已.绳纹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河姆渡文化的陶器阶段性特征表现非常明显。
河姆渡文化一期
陶系：夹炭黑陶约占陶器总数的80%，夹砂黑陶约占20%，彩陶仅在河姆渡遗址有零星发现。夹炭黑陶是在绢云母质的粘土中有意识羼和大量的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质或事先炭化后再羼入陶土烧成，火候较低，在800℃－850℃之间。考古资料表明，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陶器器表呈黑色很大一部分是在特殊的埋藏条件下产生的变色，原本器表应是班驳的氧化红色。胎质松软，胎厚量轻。器形主要有釜、罐、盆、盘、钵、器盖和器座等。夹砂黑陶质较坚硬，火候稍比夹炭黑陶高，在880℃－930℃之间，器壁较薄，器体较重。陶色不如夹炭陶那样黑，器形主要是敞口釜和极少数的罐、钵。彩陶胎质为夹炭陶，器表涂了一层较细腻的灰白色陶土，在陶土将干未干时，经过精心刮削、打磨，犹如披上了一层发亮薄膜，然后施咖啡色和黑褐色彩绘花纹。
制法：泥条盘筑法手工制陶，部分陶器上还可见到泥片贴筑的痕迹。造型不规整，常见歪、斜、扭、偏现象，器壁厚薄不匀，制作粗劣，反映了制陶工艺的原始性。。从可供观察制陶工艺的陶片看，釜类一般采用分段筑迭，颈和腹分别制作，粘接时附加泥条成肩；罐类用直迭制作；盆、盘类用的是斜迭法。器壁制作普遍较粗糙，唯有盆、盘内壁打磨光亮。器物的附件都是分开制作的。不少器物的口沿、腹部和颈部的破裂处两侧，盖纽和器耳脱落处常留有并排的一面钻的二个小圆洞，很可能是修补器物时钻的洞。除泥条盘筑外，个别小型器物是用一团陶土慢慢捏制而成。
纹饰：装饰手法主要有拍印、刻划、戳印，还有少量的堆贴动物纹和彩绘等。拍印绳纹是河姆渡文化制陶工艺的一个必要工序，也是炊器上最主要的装饰。几何形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次之，夹炭陶减少，泥质黑陶很少。夹炭陶器表多有红色陶衣，少量黑色陶衣。用夹炭陶制成的陶器多是釜、罐一类器物。泥质黑陶的表面常有一层黑衣，夹砂灰陶质地坚硬，砂粒粗大，器表多有一层灰色陶衣，器壁厚重，釜、鼎、器盖等多系夹砂灰陶。泥质红陶主要是外红里黑，胎壁较厚，质地细腻，外表施红色陶衣。豆、盆和钵式盉是用这种泥质红陶制成的。泥质灰陶，胎质细腻，器表多经刮削打磨，银灰色的器表显得光滑发亮。器形主要有豆和罐。
制法：仍以手制为主，形制规范定型，造型较为规整，罐、盆、豆的制作显得尤其精细。少数器物的口沿，可能已采用慢轮修整。胎质较坚硬，火候较高，在800℃－900℃之间。
装饰花纹：该期陶器以素面为主，花纹装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斜线纹、戳印纹、镂孔和附加堆纹等。绳纹多拍于釜和鼎的腹部，釜腹可见少数篮纹装饰；弦纹和斜线纹多拍印于釜、鼎和盆的上腹部；粗凹纹常见于外红里黑喇叭形豆的豆盘口沿；镂孔大多装饰在喇叭形豆把、盆的圈足和釜支架上；附加堆纹分别装饰在釜、鼎、罐的腹部。敞口釜成为主流炊器，新增加了多角沿釜、钵形釜、扁腹釜和鼎、盉、鬶等三足器，腰沿釜仅在河姆渡遗址有零星陶片发现。陶纺轮及小件陶器，数量都明显下降。
河姆渡文化四期
夹砂红陶占多数，夹炭陶红衣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均有一定的比例。夹砂红陶多见于釜、鼎、釜支架和器盖等，盘口釜多采用夹炭陶制作，泥质陶常用来制作豆和罐。
制法仍以手制为主，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口沿已采用慢轮修整，还有些器物可能使用轮制技术。由于制陶技术的进步，陶器形制更为规整，绝大部分陶器胎壁均匀较薄，火侯较高，在900℃－1000℃之间。
装饰花纹更趋简单，以素面为主。釜、鼎腹多保留绳纹，偶见篮纹，还有凹凸弦纹和弧线纹。鼎足上多有刻划纹。豆把上镂孔主要有圆圈、方孔、弧边三角形等，有的豆盘内壁还刻划抽象性鼎、灶、鬶、盉、罐、豆、盆、盘、钵、釜支架和器盖，还有纺轮、陶拍、陶塑、小陶器、陶饰和陶丸等。以釜、鼎为主。豆、罐多见。
陶瓷知识：石湾陶业历史探讨
石湾陶业始于何时？过去一直众说纷纭。李景康《石湾陶业考》云：佛山某君藏有《石湾陶器考》墨稿，据谓先代所著，未经付刻。此书溯源于宋代阳江窑，次述阳江陶匠，因东莞白善陶泥较优，故有建窑于东莞制陶者。厥后由东莞再迁石湾，始设祖唐居。祖唐居系石湾明末陶工店号，意即石湾窑始于明代晚期。此说缺乏论据，不足为信。《陶器考》说：故老相闻，谓明末李尚书待问奉命往潮州办贡瓷，顺道返佛山，见石湾地方可建窑，并能容纳工人，即行建筑。据考证，此说纯属传闻之误。因李待问乃万历年间进士，而石湾传世陶器有宣德、成化旧物，佛山出土的陶器亦有洪武八年、天顺七年和成化壬寅年的石湾窑黑釉陶罐。洪武乃太祖年号，早于神宗万历年十三朝。宣德乃宣宗年号，早于神宗万历九朝。天顺乃英宗年号，早于万历六朝。成化乃宪宗年号早于万历五朝。石湾亦有虞帝庙(俗称陶师祖庙)，创建于嘉庆年间，当时陶业必极兴盛，才建此庙。嘉靖亦早万历两朝。石湾有两座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龙窑，一座叫南风窑，另一座叫大灶窑。此外还有明正德年间编写的《霍渭崖家训》，其中提到：凡祠堂祭祀，只有三爵用银外，酒瓶、茶瓶、酒盏、茶盏、碗、碟俱用石湾瓦器(即陶器)，不许用饶州瓷器。正德乃武宗年号，亦早万历三朝，可见创始于李待问之谈，殊背事实。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又说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代已迁于此，宋阳江窑今日早已消灭矣。所以过去古陶瓷鉴藏家每谈石湾陶器，最古仅言明代。而每谈阳江传世陶瓷，必谈宋代，并无元明之作，此乃主观臆测难以置信，《南海县志》以及石湾莲峰书院中的清代《禁挖岗沙印砖碑示》也认为：闻石湾之陶始于明代。但《石湾霍氏族谱》记载：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缸瓦窑一座，土名莘岗村，又名文灶。东西俱十六丈七尺，南北俱二丈五尺。(可能是包括部分窑场面积)又说雀氏原籍山西，南宋前迁于广东南雄，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再迁于佛山石湾。由此推算，霍氏三世祖原山的时间系在元代。从《石湾霍氏族谱》中的文灶在宋末阳江窑已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证之石湾陶工中有原籍阳江的，到现在他们每以清明节还回乡省墓。据推理，此说难以置信。理由第一，南宋末年，从赵昺灭亡(公元1279年)算起，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一般人已有二、三十代子孙，按惯例来说这些子孙不会再回阳江省墓。第二，广东从唐代至明代火葬一直都很流行，这与当时佛教的普遍传播有密切关系。据《广州府志》载：正德十六年魏校任按察史，禁民火葬。其实当时广东火葬已经成风，难以禁绝。广东南宋一般人死之后，都是用陶坛装火化后的骨灰，然后埋在山上，地面仅用简单的泥块或砖石作为标志。这类陶坛墓不易保存。第三，窑工一般都是贫民百姓，死后不可能建筑牢固的坟墓给子孙后代百年瞻仰。第四，据调查所知阳江至今尚未发现南宋窑址。据此，宋末阳江窑工迁于石湾之说，应属传闻之误。亦有人认为石湾窑始于南宋中晚期，其主要推理是：石湾居民姓氏，极为庞杂，有陈、林、霍、梁、庞等十六姓。考其族谱，多自宋末移居其地，最确者为庞氏始祖，于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至石牌头。石湾至今还有石牌头名称。足资考证。而石湾《侯王庙碑记》所述初到氏族，皆与庞氏族谱相近。石湾田亩无多，可耕之地极少，居民必以陶为生也。这种推论有一定道理，但缺乏考古资料，不足为据。《陶器考》又引《搜神后记》谓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其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大腹小口陶器)盛水置床帐上二角因此疑石湾陶器创烧于晋代此说亦属虚渺。《广东新语》说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乡。据此，《石湾陶器的源流、特色和历史地位》一文推论说陶潜《搜神后记》所说晋代广州的瓦罂应是石湾的产品。这纯属同一附和。广州虽出土有不少晋代陶器，从其胎质、器形、釉色等特征观察，与广东毗邻的广西、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所出同一时期陶器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可以断为广东所烧。但广东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县市发现古窑遗址，可见广东烧窑不止阳江和石湾两处，而且至目前为止石湾尚未发现晋代古窑，故广州晋代瓦罂出于石湾之揣测，亦难以成立。
近三十年来，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在佛山地区和毗邻各县市作了多次古窑遗址的调查。1952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发现一处北宋窑址，并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1954年在阳江石湾村发现北宋窑址一处。1957年在高明大岗山，三水洞口、新会官冲、南海官窑、佛山石湾、中山碗窑径、番禺沙边等地发现唐代、五代、宋代、明代窑址七处，随后又在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之大帽岗进行探挖，发现唐代窑址被压叠在宋代窑址之下。1962年在增城西瓜岭发掘了战国时代窑址一处。1963年在博罗角洞发现明代青花瓷窑一处，随后又在博罗石湾发现明代仿龙泉窑青瓷窑址处。1972年又在佛山石湾西北面的小塘奇石发现唐宋窑群。1973年在南海官窑公社发现一处已受毁坏的南朝青釉瓷窑遗址。1976年复查奇石窑群，并对佛山石湾唐宋窑址进行了挖掘，进一步证实了佛山石湾窑与奇石窑的年代均属唐宋两个时期。上述窑址的调查发现与发掘，对石湾窑的源流、地层堆积、工艺特色、制作技术以及佛山石湾毗邻各地古窑址的面貌及其内含与互相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位于石湾镇之东的大帽岗。这处古窑遗址是1957年发现的。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到现场复查和采集标本时，并选择遗物堆积层比较丰富的地段继续往下探掘，发观这里的堆积共分三层。第一层是表土层，系逐年从岗顶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淡黄色沙土，未见任何文化遗物。笫二层是原来的地面与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长方形窑砖，其侧面有些粘连有很厚的墨绿色玻璃釉，有不少瓷器与匣钵粘连在一起变成废品。从陶瓷碎片来看，釉色有酱釉和青釉等种；器形有碗、碟、盏、壶、杯、罐、盒、炉、沙盆和兽头陶塑；窑具有匣钵、擂盆．试片等。第三层是被压叠的唐代古窑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青釉和酱黄釉碗、碟、盆、坛、炉等，均系半陶瓷器。坯胎一般显得比较厚重，火候较低，胎质松驰，硬度不强，外壁施半截釉。其中碗、碟与潮州唐代窑址及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形基本相同，出土的高身陶坛与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唐墓出土的同类器形亦基本一致。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古窑，系同属石湾窑系统的唐宋窑址。这里依山傍水，范围很大，从北面奇石村的虎石山起至南面的崩岗头山止断续绵延长度约三公里。古窑主要密集在虎石山、大庙岗、桂林园、石头岗、新丰顶、岗园山、旁岗山、高岗山、崩岗山等九个山岗，共露出二十多座北宋时期的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从断层剖面观察，其中有三座龙窑，窑底压叠着十一座已受毁坏的平面为半椭圆形的唐代小型馒头窑。这些唐宋窑址出土的遗物其器形、釉色、烧制方法等与石湾窑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石湾与奇石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上下两个窑区。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瓷器有不少刻印有张可、安祖、潘南、潘安等工匠姓名。奇石窑器物还刻印有嘉祜口口(公元1056～1063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等北宋年号。这是当时烧窑的绝对年代。
过去有不少人受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的影响，认为许之衡是广东人，他所写广窑史料当有所据，所以在研究广东陶瓷发展史时，也跳不出《饮流斋说瓷》中的时代框框。认为研究广东出产的瓷器，只能追溯到宋代，而且认为宋代广东烧瓷器的地点只有阳江一处。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方法，想研究广窑的历史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考古材料，才能对广窑的历史有较全面的了解。近三十年来，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在广东韶关、曲江、连南、饶平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至明代古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造形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标志着广东不同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对研究广窑的历史，无疑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至于说广窑只有阳江和石湾的说法，已站不住脚，所以只能追溯到宋代的说法，同样也不能成立。从调查所得材料来看，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早期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的胎质、釉色和器形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于佛山石湾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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