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就梅瓶自身的发展历史看，明代的梅瓶在造型上经已完全程式化，但众多材料表明它们在用途与使用方式上却一反传统。本文试
宋赵令(或题赵德麟撰)《侯鲭录》(赵令，《宋史》卷244有传。燕懿王德昭玄孙，字德麟，早以才敏闻。元六年签书颖州公事，州守苏轼爱其才荐于朝，宣仁太后不许。后从高宗南渡，官至右朝请大夫，袭封安定郡王，绍兴四年卒)卷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身，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宋袁文《瓮闲评》卷六：今人盛酒大瓶，谓之经京瓶，乃用京师之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则知经瓶者，当用此经字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书前有赵氏作于开禧二年的自序，知该书成于是年以前)卷三：今人呼劝酒瓶为酒京盖自晋安语，相传及今。
综这三条文献可知，宋人所述以环口、小颈、修腹为特征、晋安人称之为经瓶、俗称为京瓶的东西，和我们所说以小口、小矮颈、窄弧肩、深细长腹为基本造型特征的宋代梅瓶无二。看来今日所说的梅瓶在宋代原本就称为酒经、经瓶或讹称京瓶。而晋安人称这种深细长腹的瓶为经瓶的原因，或许正如宿白先生言：经为南北、可训为修长，重在用经道出它们深细长腹的根本特点。文献在昭示这种瓶子的本名为经瓶的同时，又明确告诉我们它们是以一斗为基本容量的盛酒之器。
典籍记载宋人量酒率皆唐旧制，仍以石、斗为单位。《宋会要》中的《食货酒曲杂录一》载太祖建隆二年四月诏：应百姓私造曲十五斤者，死;酿酒入城市者，三斗死，不及者等第罪。买者减卖人罪之半，告捕者等第赏之⋯⋯三年三月诏：应私犯酒者，东京去城五十里、西京及诸道州府去城二十里，不许将外来酒入界并入州府县镇城门，犯者一胜以上不满一斗，量罪处断;一斗以上不满三斗，徙二年、配役一年，告人赏钱十二千;三斗以上不满五斗，徙三年、配役二年，告人赏钱十五千;至五斗处死，告人赏钱二十千。而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下)》酒条：建隆二年，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二十里，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他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这是官府以石、斗计酒的明记。赖此，晋安人陶瓦为酒经并以一斗为量应该说是有其社会与历史背景的。再考宋代量制，一石为十斗，合120斤，斗当12斤，这应是当日经瓶梅瓶的基本容量。
最早考定这类出土实物为盛酒之器，当首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其科学的考古根据是白沙宋墓壁画所见人物形象中持瓶人头巾上的墨书书上崔大郎酒一语和前引三条文献。此外，先生列举的旁证还有河南安阳天禧镇宋王用墓(宋熙宁十年、当1077年)、《新刊全相成斋孝经集解》(元至大元年，即1308年刊本)、山西永济永乐镇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宋李嵩《水殿招凉实物、实物、图象三种材料互证的方法来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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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梅瓶原称应是经瓶
在中国古代瓷器类型中，有一件小口、丰肩的瓶子，约定俗成为梅瓶。其源来自民国时期许之衡所撰《饮流斋说瓷》。书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这一定名，使其成为古代花瓶。史料证明，这与生产它的本来用途是不符的。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卷三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这种瓶是酒器。考古发掘材料也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上，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为什么这种形制的酒瓶称为经瓶呢？《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史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称出土的青花梅瓶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实用品。桂林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广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区。1983年自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墓出土的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瓶，出土时内装滋补药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说明了这种瓷瓶是装酒所用。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１、这种瓶装的酒尊贵至上，对饮者是莫大的荣誉。２、使用这种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标志。因此，恢复其本名“经瓶”是有必要的：１、古代无“梅瓶”这一称谓。《饮流斋说瓷》没有考证，杜撰为“梅瓶”。将酒具误定为花瓶。２、经瓶原有覆盖，本是帝王及贵族专用的酒瓶，盖失后，虽可插花，但不能作为定名依据。３、恢复“经瓶”本名，则明确了其酒文化的归属范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陶瓷知识：中国梅瓶器型之变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南宋、金时期，南北风格有别，各自进入一个兴盛期。金代的梅瓶样式极为丰富，除了以出节小口为标志的第八类样式群以外，其他九个样式群都有涉及，共55种样式。最盛行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四种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盘口、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三、五类样式群也是主流。整体来看，偏丰满的高体，轮廓饱满圆曲，分为两种主要体态：一种是下腹斜直下收，挺拔沉静；一种是胫部呈束腰状，接外撇的喇叭形隐圈足，丰腴妩媚。
南宋梅瓶涉及七类样式群，20多种样式，着重于以盘口、梯形小环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三、四、六、七类样式群，样式选择继承北宋南方梅瓶的流行样式。体态多倾向于丰体，追求端庄丰满，尺寸也相对比较整齐矮小，以20~35厘米最为常见，与北方梅瓶丰瘦高矮差异极大的状况构成鲜明对照。
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刻划花牡丹纹梅瓶，高20.2厘米，浙江慈溪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第六期地层出土
南宋官窑青瓷梅瓶，高33.5厘米，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末期吉州窑白釉黑褐彩画花梅竹蝴蝶纹梅瓶，高25.5厘米，湖北鄂州市汀祖镇丁家坳村马家塆南宋咸淳十年吕文显墓出土
南宋偏安一隅，文化重心南移，南宋官窑继承了中原汝窑的传统，出现两种分野现象：官民分野和雅俗分野。南方墓葬随葬梅瓶的现象比北宋时期南方的同类现象要兴盛得多，其原因与偏安朝廷带来的中原影响有必然关系。第四阶段：元代，在世界文化交流大格局中，梅瓶出现统一性特点，分化则存在于器型和品质的差距。元代北方最流行的是以小撇口、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二、四类样式群，南方流行以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六、七类样式群，形成南北二元格局，共52种样式。北方梅瓶在北方各大名窑陆续衰弱的背景下，其样式着重对金代的继承，缺少创新，最突出的形式变化又给人一种奇怪和不适感，意味着北方梅瓶在元代开始走下坡路。而南方梅瓶在三大名窑持续兴盛的基础上，沿着南宋时确立的基本方向，灵活融入元代特有的新内涵，样式不断调整创新又不失度，在适中、沉稳、文雅等传统格调中，兼容气势磅礴，气度宏伟的新风尚，迈上新台阶。尤其是元代晚期景德镇的青花梅瓶体现了时代高度。
元黑釉划葡萄酒瓶文梅瓶，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KM13出土
金末元初磁州窑类型白釉黑彩画花梅瓶，江西瑞昌县码头村南宋宝祐五年冯士履墓
元早期白釉黑彩书至元十九年铭文梅瓶，高18.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龙泉窑青瓷密棱纹梅瓶，高20.2厘米，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元代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元前期山西窑场白釉褐彩弦纹折枝花梅瓶，高31.4厘米，底部有延祐元年墨书纪年文字，山西汾阳市杏花村酒厂出土第五阶段：明代，以小撇口、盘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二、三、六、七类样式群成为主流，共43种样式，比元代少了9种，梅瓶样式繁衍进一步放缓；南北方梅瓶所处地位发生逆转，南方梅瓶样式占绝对多数，景德镇成为核心产区；功能结构进入质变后期，明显转向了礼仪性和审美性。明早期在景德镇设立御窑，采用小撇口的梅瓶样式；明代中晚期与陶瓷史上官民竞市的局面相一致。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烧造了高水平的梅瓶。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极为相似，极为流行一个样式：规范化的小撇口、束颈，颈肩过渡柔和，圆宽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胫部内曲，足部直立或微撇，极浅的平底隐圈足。配宝珠纽、管状舌的钟式盖。实例均为品质一流的青花和白釉器，优美、端庄、典雅、适度。
明万历景德镇民窑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梅瓶，通高约37.5厘米，广西桂林尧山明万历十八年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出土
明宣德款景德镇御窑青花龙纹梅瓶，高55.3厘米，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雅坚斯博物馆藏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初期北方窑场白釉黑彩画花缠枝菊纹梅瓶，高36.5厘米，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
明晚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松鹤鹿清代梅瓶全部出自南方窑口，共出现过22种梅瓶样式，以撇口、束颈为特征的第二类样式群就占了12种，表现出特征趋同的时代特点。御制官样主导了清代梅瓶的审美趣味，小撇口、束颈、宽肩、鼓腹、下腹斜收、胫部内曲或呈束腰状、胫足部直立或足部外撇，成为清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梅瓶样式。清代梅瓶作为纯粹的陈设器，单一的审美功能使器型走向完全艺术化的形态，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致化。
清前中期石湾窑仿钧蓝白色翠毛釉梅瓶，高23.5厘米，英国格拉斯哥的伯勒尔藏
清石湾窑粉蓝釉梅瓶，高23.6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瓷知识：“梅瓶”的起源、称谓及历史演变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梅瓶的起源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或辽世宗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二、梅瓶的演变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溯本求源，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这种器物的记载，这就说明它只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传，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时至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的称谓，似乎只有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这种“经瓶”应该不属于梅瓶，应该是“辽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进食’壁画箱桌上面与注壶摆放在一起那种酒瓶。我们从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摆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种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坛子”，因此“梅瓶的称谓也就很难被史书记录下来。至于明代有关梅花的记载，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难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看来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对梅花的大加赞赏，才出现后来将梅花的清风瘦骨与“梅瓶”的造型相联系，引出了我们现在对梅瓶的称谓。综上所述，艺术品的产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创造，梅瓶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生产力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提高。因此，梅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用器演变成艺术品转化过程，这也是艺术品形成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生活和劳动是创造艺术品的真正源泉。每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分析就会产生偏差，影响对这类器物的全面认识。
梅瓶
简介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一书“清沽美酒”，一书“醉乡酒海”，作盛酒的用具是明白无疑的。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优美。
演变
梅瓶出现于唐代，盛行在宋代。在宋朝，民间生产了很多梅瓶，一般在大小酒铺里都能见到。宋代的梅瓶，器体一般高且偏瘦，肩部向下斜，足部长而接近于直线，底部比较小，器体的最小直径在肩部之上至口下部，处理手法多样，常有棱角分明的转折。各地瓷窑都有烧制，但以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
到了明清，御窑厂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梅瓶，而且造型越来越优美。有的用来装酒，供皇帝使用。有的便成为了宫廷陈设品。
明代的梅瓶造型，比例偏低；口部圆浑厚实，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呈垂直状，有的微向里收；在足部的结束部分，稍向外撇。有的白釉梅瓶肩部有青花楷书“内府”二字，当属宫内用器。
清乾隆的梅瓶肩部特别丰满，几乎成一条直线，腰部以下收得较直。梅瓶讲究图案化，龙纹较死板。
清嘉庆年间的梅瓶造型多样，有的向宽短型发展，有的向瘦长型发展，胎体与乾隆时期区别不大，釉色的白度较乾隆时高，而釉的质地较乾隆时有所下降。梅瓶花纹比较多样，但艺术品位较乾隆时期差。
如果说宋代的梅瓶造型挺秀、俏丽，富于女性的特征的话，那么明代的梅瓶则是雄健、敦厚，富于男性的特征。至于清代的梅瓶，由于造型比例不当，给人以不谐调和不完整的感觉，不及明代的水平。
明代景德镇梅瓶的装饰风格
梅瓶专指一类小口、短颈、丰肩、上腹圆鼓、至下渐收、底内凹呈圈足、附盖的式样。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载：“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考古资料与传世实物表明，至迟在宋代梅瓶已广为流传，梅瓶作为一种盛酒用器，市场的销售量很大，南北窑场竞相烧造，各窑产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元代景德镇窑生产的梅瓶雄冠于群窑之首，其新创的蓝釉、蓝地白花、青花等梅瓶为景德镇窑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明代景德镇窑的产品更趋精进，器物的功能也由盛酒扩大为陈设，成为明代生产数量多、装饰丰富多样、时代特征强的器皿之一，因此对于明代梅瓶的深入探讨，无疑是研究明代陶瓷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明代梅瓶装饰变化发展的论述，以期能对有明一代陶瓷装饰演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为明代梅瓶的鉴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从器物造型看明代各朝梅瓶的变化特征
如果说宋代梅瓶的造型可以用形制颀长、亭亭玉立，元代可以用形制高大、气势雄伟来概括的话，明代梅瓶则不能，其器皿从明初至明末均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详析如下：
洪武梅瓶的形制在高度上基本承袭元代器皿而来，传世器皿一般多高达40厘米左右，较元代的大型器略矮，然洪武梅瓶的细部则较元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洪武的梅瓶口多呈微凸的圆唇状，与元代平沿外折的唇口有别；洪武梅瓶的肩部虽丰，但多作圆弧状，不如元代的肩部有平坦之感；洪武梅瓶的腹下部内收弧度较元代大，因而腹上部显得较鼓，瓶胫部基本直下，与元代梅瓶胫部微微外撇的风格不同，在总体特征上虽不如元代的稳分健，但别有一种秀美的感觉。第二，洪武朝出现了束腰的梅瓶式样，此种瓶式底下凹颇深，呈圆弧状，对明代晚期梅瓶的式样影响颇大。
永乐梅瓶形制在洪武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变化，常见的器形主要有三种：一种制品造型与洪武典型器相类，其高也在40至45厘米之间，但盖上宝珠钮端则较洪武的略圆。另一种器皿的形制好似将上述梅瓶截去一部分，因此形制虽相似，但显得肥胖、宽矮。器皿之高一般在27至32厘米之间。第三种器皿是从洪武束腰梅瓶发展而来的，但细部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口已由洪武的唇口变化为外卷的较宽的唇口，颈部更短，肩更丰，颈部弧度对称，与洪武喇叭形短颈明显不同，腹下部虽都内收，但永乐的内收部位偏下，外侈的弧度较大，至底呈低台阶状。而洪武的下腹部内收部位较高，斜直至底。
宣德梅瓶的造型颇有本朝风格，典型器较洪武、永乐的更高，一般可达45－55厘米左右，肩腹部圆鼓，颈部增高，唇口外卷，器物下部内收更甚，整个形制虽高大稳健，却又不失亭亭玉立之感。宣德的束腰梅瓶，亦可高达55厘米左右，颈部增高，肩部不如永乐的宽广，束胫外侈至底不如永乐的夸张，台阶状足。永乐朝出现的形制肥矮的梅瓶在宣德朝继续流行，然两者相较之下，宣德的上腹部更丰满，底径更大。传世宣德器中有将此类肥矮的梅瓶与器底相连而成的，带座瓶虽在元代已经流行，但在器底上相连梅瓶的，则以宣德器为典型。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梅瓶生产量较大，由于缺少标准器，因此很难将三朝的梅瓶区分开来，但部分器皿则有早晚不同的特征。从目前已公布的资料看，此三朝的梅瓶式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器皿较矮，其高仅在28厘米左右，唇口凸起，但不外卷，部分器物的短颈恢复了元代微敛的特征。另一类器皿形制与上述相似，然高度达37厘米左右，器腹或斜直而下，或呈弧线状内收，时代偏早的肩略鼓，时代略晚的肩圆弧。天顺年间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梅瓶式样，小口，圆唇微凸，颈部较以往的器皿明显增高，呈内敛管状，丰肩，下腹部内收颇甚，底部相应变小，与上部小口呼应，十分相称，其形有高矮之分。
此种瓶式对明中晚期梅瓶的形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藏广东省博物馆的成化青花人物纹梅瓶形制即承袭正统小口梅瓶而来，只是口与颈相连呈管状，肩部较圆弧，器腹内收弧度较自然，制作更精细，形制更优美而已。
嘉靖梅瓶最常见的有二种，一种承袭正统、成化的小口、高颈内敛、鼓肩的式样，然较之以往的器皿，嘉靖的肩更丰，下腹部内收部位上移。另一种梅瓶承袭宣德制品而来，浅盘口，颈部呈外侈弧线形，肩圆鼓，束胫，至底微微外侈似凤尾，部分器皿的底外周呈台阶状，器物形制较小，其高一般多在15－25厘米左右。传世梅瓶大多失盖，盖虽仍呈传统的宝珠钮喇叭形，但盖沿有高低之分，盖面有平弧之别，宝珠钮多呈扁圆形，有的盖沿有一周台阶。除此之外嘉靖朝还流行一种弧肩下垂，长腹，至底微收的梅瓶式样。
万历梅瓶一部分承袭嘉靖造型而来，口沿外凸，有的为洗口，颈部或细直，或呈喇叭状，肩部宽则丰，腹部微呈弧度，底较大，形制有高低之分，其中官窑器尤流行高大的器皿，传世最高的可达75厘米左右，盖钮端较尖。另一部分器皿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的变化，颈部较高，且呈喇叭状，丰肩或鼓肩，腹自上直下，几呈长方形，有的虽微有弧度，但仍直线向下，这类梅瓶的底部较宽，器下腹部较粗壮。
二、从器物纹样看明代各朝梅瓶的变化发展
明代各朝梅瓶除以白釉、蓝釉、红釉、青釉、绿釉等作饰外，主要采用青花绘画的技法而成，个别的也采用刻划工艺。其构图主要承袭传统的二种形式，一种自上至下以排列整齐的多层图案组成，另一种则在器身随意绘画纹样，由此可知明代各朝梅瓶装饰的变化不在纹样的构图上，而在图案的具体绘画上。
明代洪武梅瓶在承袭元代图案排列满密、布局却井然有序的风格的同时，在具体绘画上则有了明显的变化，纹样一改元代大花大叶的特点，而趋向写实，画笔硬朗，画风洒脱，线条活泼流畅而不失刚劲有力之感，图案以花草树木、云龙、松竹梅及扁菊纹为典型。其中扁菊纹的花芯内有斜直纹，复合菊瓣的外层，一侧留白，另一侧填彩。胫部所绘变体仰莲瓣纹，也由元代各花瓣的独立成体，改变为合用一条公共边，由于节省了空间，所以洪武梅瓶的变体莲瓣纹瓣数较元代增多。
永乐梅瓶画风较洪武有了明显的变化，画面布局疏朗，纹样由洪武的多层改变为三层（中间一组主纹，上下二组辅纹，其间用弦纹间隔），纹样中间的空白较洪武增多，画面绘画精细，线条生动活泼，主题纹样以缠枝莲花、折枝花果及桃树等纹为主。肩部辅助纹样则为缠枝、如意云头、折枝花果纹等，胫部流行缠枝灵芝、折枝花、朵花及蕉叶纹等。元代、洪武常见的胎部变体莲瓣纹在永乐朝并不流行。
宣德梅瓶纹样和永乐相比，龙纹明显增多，以海水龙、云龙及螭龙为典型，龙纹形态变化多端，矫健而又凶猛。除龙纹外缠枝花亦颇为流行，但宣德梅瓶上的缠枝花较永乐的布局满密，朵花变小，一件瓶上往往由牡丹、菊花等多种花卉组合在一起。胫部辅助纹样又以变体莲瓣纹为常见，但较以往的莲瓣瘦长，而且多为复合莲瓣纹，第二层莲瓣一般只见尖端，有的两莲瓣间还留出一条空边，以示第二层莲瓣，变体莲瓣内的花纹亦各有变化。肩部辅助纹样除与胫部呼应的变体莲瓣纹外，还流行如意云头及兽面纹等，其中如意云头纹虽是元以来的流行纹样，但宣德的如意云头较小，一周如意云头的数量增多。肩部与胫部的纹样往往上下呼应，如肩部是变体莲瓣纹，胫部也是，肩部是如意云头，胫部也相同，只有个别是例外的。器身三组纹样一般多自然分层，不用弦纹间隔。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梅瓶的纹样在宣德的基础上又有明显的变化，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此三朝梅瓶的主题纹样主要有折枝花卉、缠枝莲花、孔雀牡丹、文人高士、莲池鸳鸯纹等等，其中文人高士往往与山水景物、云纹等组合在一起，云纹作为一种陪衬纹样在画面上占有相当大的位置，这种繁复的云纹日本人称之为云堂手，尽管这种纹样在永乐朝已经出现，但象空白期那样绘在较大形的瓶腹上作辅助纹样的则甚为少见。此三朝梅瓶肩部的辅助纹样亦变化多样，常见的图案有凤穿缠枝花卉、折枝花卉、锦地开光花卉、变体覆莲瓣、如意云头折枝花卉、云纹飞马、海水飞马纹等等。一部分梅瓶的肩部纹样一直延至上腹部，从而使腹部主题纹样的位置下移，形成了三朝部分梅瓶装饰的特有风格。
这一时期梅瓶胫部的图案主要有复合蕉叶、海水波涛、变化仰莲瓣纹等，此时的变体仰莲瓣又出现了元代不合公共边的构图。尤值得一提的是宣德朝一度不流行的在各组纹样中以弦纹间隔的画法在三朝又恢复了，而且打破了以往不在瓶颈部及与颈部相连的肩上部不饰花纹的习惯，开始在颈部流行弦纹、回纹、锦纹、朵花纹等纹样，形成了三朝特征强烈的装饰风格。
明代中期梅瓶传世甚少，所见纹样的内容题材上与三朝的相似。如上述广东省博物馆藏匿梅瓶腹部所绘文人高士图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流行纹样，连人物旁点缀的山石小景、祥云等都与三朝的如出一辙，只是绘画较三朝的精细，肩部与胫部呼应的瘦长蕉叶纹及近底部所绘的一周回纹则显示了成化梅瓶装饰的风格。
嘉靖梅瓶的纹样在承袭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些许变化，如尽管空白期三朝已在瓶颈部装饰纹样，但唇口外侧多无纹，嘉靖器开始在唇口处饰弦纹，出现了不易被人觉察的区别。此外在嘉靖之前分隔纹样的弦纹多以二道弦纹为一组，而嘉靖的弦纹除以二道为一单元外，一件器物上的分隔线已不再一致，如上腹的分隔线由二道弦纹组成，弦纹内还绘有细小的朵花，下腹分隔线则由中间一条宽边，上下二条细弦组成，尤明显的特点是部分嘉靖梅瓶胫部的辅助纹样由传统的一组变化为二组（其中一组为辅一组为主）。流行的主题纹样主要有凤穿花卉、缠枝花、折枝花、莲池与云螭纹等。肩部流行如意云头纹，并承袭了前朝云头内饰折枝等纹的装饰。在传世器皿中，官窑器的绘画比较精细，一部分民窑器的绘画则相当草率，部分器皿恢复了明初梅瓶口颈部不饰纹样的特征。
万历梅瓶的装饰官民窑区别较大，其中一部分民窑的装饰完全承袭嘉靖器而来，另一部分则在此基础上又有变化，器身主要突出主题纹样，图案写意，胫部辅助纹样较以往的明显变短。如上海博物馆青花锦鸡牡丹纹梅瓶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主题纹样虽为锦鸡，但将其置身于远山近石、花草丛中，胫部装饰的图案与腹部一致，画面较短，肩部为锦地开光图，颈部饰蕉叶纹，两蕉叶间有一条直线，似复合蕉叶，又似分隔线，唇口有弦纹，画工略草，时代特征鲜明。
万历官窑梅瓶的装饰纹样较民窑精细、有规律，从传世实物看，官窑梅瓶的纹样大多由器腹、肩部、胫部三组图案组成，恢复了明初图案的布局格式，但在具体绘画上则具有万历本朝的风格。典型的主题纹样为缠枝莲花、缠枝莲龙、螭龙纹等，其中缠枝莲花与缠枝莲龙纹的布局较满密，螭龙的图案较疏朗，纹样生动，肩部与胫部往往饰上下呼应的变体复合仰覆莲瓣纹，莲瓣的画法与以往的不同，花瓣瘦长，瓣端勾线似云纹，部分器皿所饰变体莲瓣纹由于瘦长，内不饰其他纹样，好似菊瓣，口、颈及肩上部均无纹，盖上纹样多与器身相呼应。
上文对明代各朝梅瓶的造型、纹样的演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然而有关明代梅瓶的装饰研究还应当包括胎釉、彩料、装饰技法、绘画风格等诸方面，因此希望能通过此文，进一步促进其他课目的深入探讨。
梅瓶瓷器
如果说，梅瓶在古玩收藏里有一些女水妖的气质，我并不反对。
梅瓶的美，在中国瓷器史上，持续了1000多年。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梅瓶诞生在唐朝。
唐 白釉梅瓶故宫馆藏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用天生丽质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只是，唐朝的梅瓶似乎有点太丰满了。
还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说梅瓶是由契丹民族的鸡腿瓶演化而来，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灰绿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还有一种器型的鸡腿瓶，样子和梅瓶就更接近了——
褐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的兴起，差不多在北宋时期，晚于唐朝，所以梅瓶应该和鸡腿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当然，也有另一派专业说法：梅瓶诞生于北宋时期。
我还是宁愿相信，北宋窑工们是根据鸡腿瓶的形状，激起了某种灵感，借以改造丰满的唐朝梅瓶......全部都顺理成章了。于是，宋朝的梅瓶瘦身成功，变女神了。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我们比较熟悉的宋代梅瓶，应该是磁州窑出品的——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地位与磁州窑并驾齐驱的耀州窑版梅瓶，也是女神范儿十足——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国家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后来也开始迷恋梅瓶了，样子依然妩媚——
辽 缸瓦窑白釉剔花填黑梅瓶
经过宋朝文人的定性，梅瓶的文化高度已经到位，剩下来的就是细节的改变。还有功能。元朝人普遍豪饮，梅瓶本来就是装酒用的，于是，元朝的梅瓶似乎实用性超过了观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梅瓶在元朝之前，是使用木塞吗？还是由于时间太长，瓶盖无法完整保存？总之，从传世和出土的文物上看，元之后的梅瓶普遍都有一个大盖子。从观赏性上看，有破坏美之嫌。
明永乐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梅瓶
类似时装界的流行风潮，今天时兴垫肩，明天却又溜肩美了。梅瓶的细节改变，也是这样，最明显的地方也在肩部。
明嘉靖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明永乐青花竹桃纹带盖梅瓶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后来，随着国力的衰弱，明朝的梅瓶也越来越不讲究了，细节不论，整体结构似乎都出问题了：万历时期的梅瓶，似乎有些站立不稳，摇摇欲坠......
明万历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
明万历青花穿花龙纹梅瓶
到了清朝，梅瓶的天生丽质，似乎被人工的奇技淫巧所遮盖。像今天的网红脸铺天盖地，人们再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种美了。
清雍正粉青釉梅瓶
清乾隆松石绿釉梅瓶
陶瓷知识：子仁：中国梅瓶器型样式的演变
从隋至清，历经1300多年演变，梅瓶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器型样式，子仁在《中国梅瓶研究》中，以器型分类与历史演变两个角度清晰展示了这种变化。
梅瓶器型分类：十类样式群
子仁根据梅瓶的口部、颈部、瓶身、足底等形式特征将中国梅瓶器型分为十类样式群，每个样式群又细分为数个或数十个样式。
第一类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为标志，流行于隋代至明代。
唐初期白釉梅瓶，高36厘米，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
第二类样式群：以小撇口或小侈口为标志，口唇以圆唇、卷唇为主，也有较薄的尖唇，颈部以束颈为主，所含样式从唐代到清代。
元钧窑红斑天蓝釉梅瓶，高37.2厘米，河北省博物馆藏
第三类样式群：以盘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无颈、束颈和柱颈，包含的样式从五代到明代，清代极少。
北宋中晚期青白釉大盘口梅瓶，高37.1厘米，安徽宿松县隘口洛土村北宋元祐二年吴正臣夫妇合葬墓出土
第四类样式群：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颈部分为无颈、束颈、短柱颈。最早的样式见于辽代早期的北方辽境。中原地区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不久传到南方，金代是最兴盛的时期，元代主要流行于北方，至明代衰落。
北宋白釉珍珠地画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河南方城县官庄村出土
第五类样式群：以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颈部以较长的柱颈为主，显得很秀气，主要见于北宋中期至金、西夏。
北宋中期定窑酱釉梅瓶，高23.3厘米，江苏镇江市南郊北宋熙宁四年章岷墓出土
第六类样式群：以折沿窄唇口为标志，绝大多数为小口，两宋多为圆唇，元代还出现了方唇和较薄的尖唇，颈部一律是柱颈，南宋到明代极为流行。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第七类样式群：以直口为标志，唇部分为圆、方，柱颈由短变长，流行于北宋中期至明。
明中期景德镇民窑黄釉绛红彩划花云凤纹梅瓶，高19.5厘米，江西省南昌县明嘉靖三十五年墓出土
第八类样式群：以出节小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束颈和柱颈，在最流行的南宋，颈部多呈上细下粗的短柱颈，包含样式从北宋末期到清代，但各朝代间看不到连贯脉络。
清康熙款景德镇御窑天蓝釉暗月牙耳梅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九类样式群：辽晚期至元代的鸡腿瓶，主要流行于辽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均为小口，口内沿转折方硬，瓶身在辽代晚期极为高大、瘦长，金、元时期逐渐变矮变瘦。
辽大安七年款茶叶末釉划文梅瓶，高64厘米，辽宁凌源大河北乡辽墓出土
第十类样式群：以腹部和足部间呈现明确向内转折的饼形足和圈足为标志，瓶身因此极少有S形轮廓线的变化，而以丰体的卵形、茧型、筒形、楔形等形状为主。口颈部均为小口、短颈，囊括了多种口形。包含样式始建于五代和辽早期，以北宋时期最多，南宋到元明均有流行。本样式的梅瓶与人们一般印象中的梅瓶是最不像的，但实际上也有梅瓶的本体性功能，基本满足梅瓶的小口、短颈、长身的基本特征。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子仁的样式划分中，口部、颈部是主要依据，瓶身只是辅助依据。子仁认为，口部、颈部的特征比较明显，而瓶身特征具有相对性。绝大多数梅瓶的肩、腹、胫三个部位的形体转折都是连贯、流畅的圆转形式，即使转折关系足够明确，也因含蓄、微妙的轮廓变化而显现出极大的相对性。如同样是修腹，随着瓶体最大腹径的宽窄变化而导致瓶身比例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体态。又如，宽肩是梅瓶的一个流行特点，在它与下腹、胫足部的粗细变化对比中也是相对的。
梅瓶历史演变：六个阶段
从隋至清，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数十种梅瓶样式并存，尤其是在宋代，多达58种样式，即使是到清代样式趋同化，也仍多达22种样式。不过，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梅瓶也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时代特征，子仁把这个演变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唐时期，此为滥觞期，样式比较单一，只有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两类样式群共4种样式，集中分布于关中、河南这一中原核心区。
隋玻璃梅瓶，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119号
唐中期白釉梅瓶，高4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阶段：五代、北宋、辽时期，梅瓶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所有样式都出现了，本体性功能确立，礼仪性和审美性不同程度体现，以器型为主，装饰为辅。
北宋最流行的样式是小撇口和盘口为标志的第二、三类样式群梅瓶，也是北宋发展最充分的两个样式群。
北宋末期井陉窑酱釉刻划天威军官瓶文梅瓶，高46.5厘米，河北鹿泉南海山北墓区北宋墓M9出土
北宋晚期汝窑天青釉刻划云龙纹大盘口梅瓶，高30.4厘米，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北宋晚期地层出土
辽代梅瓶整体偏瘦高，最有特点的是第九类鸡腿瓶和第四类的梯形环口瓶，瓶身上部圆鼓，下腹斜收并略有内曲、整体细长高挑而重心极不稳。
辽晚期茶叶末釉带契丹文款梅瓶，高64.9厘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出土
辽晚期白釉梅瓶，高31.1厘米，辽宁凌源市城关镇八里堡村拉木沟辽墓出土
辽早期茶叶末釉牛腿瓶，高54.8厘米，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8厘米，江苏镇江丹阳县大泊公社北宋熙宁十年墓出土
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划花缠枝花纹梅瓶，高32.6厘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1234下一页陶瓷知识：多管瓶
多管瓶——瓶的一种式样。因器身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直口，上有花形钮盖，瓶身有圆筒式和多节葫芦式。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龙泉窑制品较多，一般为五管。北方磁州窑系也烧制，瓶体短而浑圆，肩部有直立六管，管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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