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永宣青花，古陶瓷学界专有名词，特指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烧造的青花瓷。明代永宣两朝的30余年里烧造的青花瓷，在青花瓷烧造历史上堪称稀世珍品。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它既不同于元青花瓷的热烈奔放，又有别于中晚明青花的典雅稚拙，更不同于清前期青花的明艳华美，它所体现的审美层次崇高而神圣，具有深邃无边的艺术底蕴。
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征战之后，把一个日渐强盛的大明帝国交给他儿孙的时候，他的这些后继皇帝们便开始了他们创造奇迹，以及行为怪异的一系列举动。而在这紧随朱元璋之后的几个皇帝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大概要数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了--他们一个以武力夺取皇位，气吞万里如虎的朱棣;一个则是被后人戏称为"蟋蟀皇帝"的朱瞻基。那么，这个有着宏大气魄的永乐皇帝朱棣究竟做过哪些不同凡响的事情?他又是把瓷器使用到了令人怎样瞠目结舌的地步的呢?tAoci52.cOm
而那个传说为"蟋蟀皇帝"的朱瞻基，真的就酷爱斗蟋蟀吗?但为什么这个时期的皇家瓷器中却看不到一件斗蟋蟀用的蟋蟀罐呢?难道是人们误解了宣德皇帝吗?他留在瓷器上的蛛丝马迹是否可以为我们揭开谜团呢?
永乐时期的青花
提起永乐皇帝朱棣，大概不少人都知道他干了很多大事，诸如：建故宫、编纂《永乐大典》、组织庞大的船队下西洋，等等。除此之外，永乐皇帝还建造了一座70多米高的墓碑，这是永乐本文拷贝于华夏陶陶瓷信息网专门为自己的父皇建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要数那座报恩寺塔，有78米高，分碑座、碑身、碑额三部分，这是为了纪念他的父母(即朱元璋和马皇后)，白琉璃的材质，以青花做地砖，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大概有两三公分厚。但是当时青花地砖是不被认可的，常常因为她破碎的的一、瓷器尺寸大，最大的有68公分;二、瓷器形制特别，主要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三、瓷器内容特别，这一时期的龙纹十分特别。还有一种特别的瓷器压手杯，是搁在虎口的位置，胎底比较厚，底部有永乐年制这个字样，全世界只有三件。
永乐时期做了很多青花瓷，主要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以及苏麻离青的影响，苏麻离青是一种染色剂，制作出来的瓷器蓝中发黑，带有锡光斑，因为其展现出来的晕散美而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并因此而声名大噪。苏麻离青为中国陶瓷美学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宣德时期的青花
提到宣德皇帝，常常有这样的说法酷爱促织之戏、蟋蟀曲曲叫，宣德皇帝要，甚至还有以马换虫这样的说辞。
据了解在台北故宫中有1000多件宣德瓷器，但这一时期的瓷器已逐渐脱离了波斯瓷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青花的特点是，底部凹凸不平，胎盘光滑如幼儿光滑的皮肤，青花一束莲纹盘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时的宣德皇帝提倡为官清廉，青和莲分别对应地与清廉谐音，从瓷器看到了文化的映射。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没有官窑，历时28年，被称为瓷器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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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罗庄陶瓷
陶瓷，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后，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一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陶瓷制作技术，又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因此就有了世界"瓷国"之称。
在中国这座博大、高雅、渗透着亿万劳动人民血汗结晶的艺术殿堂里，陶瓷是一束瑰丽璀璨的艺术奇葩。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山东博山、河北唐山……都有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陶瓷名家名厂。然而，作为异军突起的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陶瓷，却以她自身的特殊优势，成为名扬中外的"鲁南瓷都"。
罗庄陶瓷，不仅是临沂陶瓷的代表，同时又是研究山东陶瓷和中国陶瓷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罗庄陶瓷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陶瓷的发展和起源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探索罗庄陶瓷的起源与发展，不能孤立地按地域分割来研究，而应将其置于中国陶瓷的研究之中。
关于中国陶瓷的发明和起源，近年来，一些历史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在不同地域环境的生存条件下，先后开始了陶瓷的制造，并以江河流域为依托，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以黑陶工艺为显著特征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区，是一处独立发展的地域，它以山东境内北至潍坊，东至日照，西至曲阜和南至江苏淮河以北这一广大地区为轴心，呈四周扩散的态势。
大汶口文化以前的北辛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文化遗址。这时的制陶工艺颇具原始意味，火候较低，坯体较厚，手制痕迹十分明显，陶器造型也比较单调;但其中发现的两件陶器底部表面上印有规整的席纹，具有陶瓷起源的研究价值。其中一件陶盖鼎，虽然质地粗糙，装饰简朴，但对于器物造型起源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发。视其鼎身，无疑与某种自然形态相契合，明显带有模拟植物中的瓜类或动物中的头盖骨等特征。随着思维的发展，堆砌支架逐渐被随身粘撮的"鼎足"所代替，综合为鼎。这件充满稚拙之气的"陶盖鼎"，体现着模拟艺术与实用功能的统一，可以说是沂蒙陶瓷文化"物以致用"原则的启蒙之作。
以磨光黑陶器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的造型成就，使陶器形体美不断深化和演变，从而达到史前陶器造型艺术的高峰。早期典型龙山时期的陶器，以临沂大范庄出土的30多枚高柄镂空黑陶杯为代表。这种器物没有五彩，没有装饰，纯真天然，朴实无华。形态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在此得到溶融、纽结、演变，从而再生出一个新的仪态的风范。1980年4月，在临沂罗庄区湖西崖出土的黑陶高柄杯，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陶器。这一时期的陶瓷，其显著的特点是造型灵巧，胎质细腻，漆黑光竟，薄如蛋壳，故被命名为"蛋壳陶"。"蛋壳陶"已在沂蒙山区的10余处遗址出土，从发现的数量看，约占己发现的全国的文化遗址的半数以上。
沂蒙山区的制陶业，自北辛文化时期开始，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不论其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制陶业始终是临沂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而这个支柱产业的发祥地，也始终以罗庄、付庄、朱陈、湖西崖等村镇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这里的瓷器制品，是在制陶业的基础上创造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起源之考究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瓷器"形成于东汉时期;一说"原始瓷器"在商代就已出现。从临沂城西红埠寺发掘的古瓷窑址考证，远在西汉初年，临沂地区已开始了原始陶瓷的制作，至明、清，在临沂城南逐渐形成了以朱陈、湖西崖、罗庄、付庄等村镇为中心的手工业陶瓷作坊区。
临沂罗庄陶瓷源渊流长，除历史记载外，在罗庄周围的村镇中，不乏历史的证据。在罗庄区罗西乡的后黄土堰有瓷窑遗址一处，据考证就是在唐宋朝代兴建的。这里的地下一米处，就有碗、盆、罐等瓷器碎片，再往下挖，则有明显烧过的黑色土坯和破碎模具。同时，在村民李延训的宅基地西边，还有一个大头0.5米，小头埋在土里，具有25齿的大型石碌碡;在村民李德润家门左边，也有一个光滑的大石碌碡;在黄土堰村前，还有一个大白石碌碡。象这种奇大、特殊、带槽齿的大型石具，都是用来研磨陶瓷原料的。这里原是"商贾云集的陶市"，后来，历遭兵革之变，而变得荒无人烟了。
另据历史考证，临沂罗庄区盛庄镇王三岗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有灰砂陶、红陶、黑陶等多种陶器被发掘出土。到明清时，罗庄、湖西崖、付庄、朱陈已成为规模较大、作坊集中的陶瓷制作中心和集散地。这里所生产的缸、碗、罐、坛、盆、碟及砂壶、蒜臼等黑釉粗瓷产品享誉苏北、鲁南、皖北、豫东，成为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为什么罗庄陶瓷几经磨难，却能够发展壮大，这是因为这里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此处汇集了一大批民间陶瓷艺人。早在明末清初，在躲避兵荒马乱、地震水灾的年代，一群身怀绝技的山西喜鹊村的窑工，纷纷投奔到这个遍地充满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资源储量丰富的地方。其中有周姓、孙姓两家窑业大户也从外地迁来，就在罗庄以西的朱陈村落户扎根了。二是罗庄当地的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资源，这在当时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统计，以罗庄、朱陈等地为中心，就有大青矸、焦宝石、紫土、石英粉、瓷石、粘土、大青土、黄矸、黄药土等数十种陶瓷原料，再加上储量丰富、分布面广的地下煤炭资源，奠定了罗庄陶瓷业发展的坚实基矗但是，尽管罗庄一带具备陶瓷业发展的天然条件，但在战乱的年代，几经摧残，几经磨难，那些星罗棋布的私人陶瓷小作坊，怎能承受得起这天灾人祸?到临沂解放前夕，这里的私人作坊己纷纷倒闭，陶瓷厂家所剩无几。
罗庄陶瓷工业的发展，在解放前经历了曲折多难的道路。解放后，凭借罗庄陶瓷原材料、燃料资源丰富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陶瓷工业的发展和进步才逐步走上正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陶瓷工业的进展，使它走过了不少弯路。纵观解放后罗庄陶瓷近50年的沧桑巨变，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即1949年10月至1953年。这一阶段为恢复和重建阶段。上面谈到在罗庄解放前夕，当地的陶瓷厂家所剩无几。罗庄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以罗庄、付庄、朱陈、湖西崖为中心的陶瓷业，主要是碗、缸、罐、坛、盖、碟、茶壶、蒜臼等粗瓷黑瓷，以个体经营为主，迅速在这里建起来多家小型瓷厂瓷社，形成了星罗棋布、村村冒烟、家家作坊的新局面。第二个阶段:罗庄陶瓷的由粗变细、由黑变白的阶段。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罗庄建成一批陶瓷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主要以临沂瓷厂和临沂陶瓷一厂、二厂、三厂为主，各厂家纷纷进行由粗变细、由黑变白的陶瓷产品研制，并都以白粗瓷为主白细瓷为辅生产日用瓷，这是临沂罗庄陶瓷发展的第一次大飞跃。但这个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驴拉碾，脚踩泥，成型手拉坯，干燥靠太阳"，这正是当时手工劳动的真实写照。第三个阶段:自本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初，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陶瓷生产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这是临沂罗庄陶瓷工业的第二次大飞跃。各陶瓷厂家所从事的原料粉碎、练泥和产品成型均实现了机械化，烧成也均由直焰窑改为机动隧道窑。这种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实现，不仅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也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几倍、十几倍的提高。第四个阶段: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10年时间，临沂罗庄陶瓷出现了第三次大飞跃，这就是陶瓷产品由单纯内销转变为内销外销并举，改变了陶瓷产品只能内销不能出口的局面。随着科技发展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陶瓷产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出口产品也由一般的杯、盘、碟等单件向餐具、茶具、酒具、工艺美术等成套产品发展，使临沂罗庄陶瓷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而且外销量逐年增加。第五个阶段:临沂罗庄陶瓷全面振兴、全面发展的阶段。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近20年的时间，罗庄陶瓷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产品结构上讲，除杯、盘、碟、碗和餐具、茶具、酒具、烟具、工艺美术瓷等日用瓷产品外，以墙地砖为主的建筑陶瓷又异军突起，临沂罗庄陶瓷批发城成为全国少有的大型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商品集散中心。从陶瓷厂家的数量看，市属临沂瓷厂和原临沂市陶瓷一厂、二厂、三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带动起了数十个初具规模的陶瓷厂家。从企业的性质来分，不仅有国有陶瓷企业，还有乡镇办、村办、个体办陶瓷企业，还有联合体和中外、中台、中港合资陶瓷企业。从营销角度分析，罗庄陶瓷产品不但满足国内客户，而且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东欧、香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出口创汇大户。应当说，作为临沂罗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陶瓷工业，在这个时期迎来了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春天。
1994年12月17日，根据国务院131号文的批复，临沂撤地设市，设立了罗庄区。这是罗庄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自此，罗庄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进人了新的发展历程。罗庄的陶瓷工业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迎着初升的太阳，阔步跨人新的征程。
永宣青花瓷器的伊斯兰风格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流传广泛，经久不衰，迄今仍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世界广大人口。千姿百态的伊斯兰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伊斯兰教自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诞生后到八世纪中期，中东人民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伊斯兰教也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信仰的人数仅次于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步入华夏大地已有千余年之久，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伊斯兰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广泛传播对中世纪的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元末以来中国的手工制造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丝织品的花纹、印染品的图案、陶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金银器的镶嵌、建筑的式样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伊斯兰艺术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在我国的回族、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等十个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已不再是异质的外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代初期的永乐、宣德青花瓷正是吸收了世界上先进和强大的伊斯兰文化的营养。使它们在雄浑壮美之中散发着均衡和谐的异国风情。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论》中说：“正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的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自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和中国海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开辟以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到中东地区换来大量的当地商品，扬州唐城遗址中发现了波斯陶片。进入了十四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几乎销往所有远东、中东和南亚国家。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把进口的中国陶瓷作为模型，来仿制近似的陶器。反过来，穆斯林器物对中国的制瓷业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所有的灿烂文化的产生，都毫无例外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营养。永宣青花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也恰恰证明了它吸收和融汇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十四世纪时，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较为落后，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供中国知识界惊羡和学习，只有近东和西亚国家的伊斯兰艺术蓬勃发展，给予中国青花瓷器的制作以极大的启迪。在大量的青花瓷器远播西亚诸国的同时，它们的王朝也携带方物特产频繁地来中国朝贡，将宝物奉献宫廷。皇帝对于这些宝物的装饰十分有兴趣，命画家将这些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的制瓷艺人，于是便生产出成批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
明代初期，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对外政策的需要，对周边西域国家进行安抚，以使西域强大的部族帖木耳对明朝称臣，必需按照伊斯兰的模式来烧制瓷器，完全迎合穆斯林的审美情趣，在赏赐给他们的国王时能得到国王的喜爱。事实证明，明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这些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的瓷器，深受国王的宝爱，被当做最珍贵的礼品镶嵌在神庙的墙壁上，供真主和神灵来使用。由于世世代代的精心保管，我们现在在西亚和近东所见到的永乐、宣德朝官窑青花瓷器，绝大多数完美无缺，形如“库出”（指烧成之后不曾使用即入库收藏的官窑瓷器）。而且小批量的赐赠，也无法满足需要，中东、西亚、南亚的王朝大量地定购中国瓷器，其中帖木耳王朝、蒙兀儿王朝、萨法维王朝最为突出。
目前在伊朗、伊拉克、印度、土耳等国家收藏的永宣青花瓷器数量很多，总数数倍于我国的本土收藏，全球范围内最集中最重要的境外明初青花器的收藏要数伊朗的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博物馆。这两所博物馆的前身，都是伊斯兰的宗教神庙，所收藏的明初青花瓷大多是最高档次的精美官窑。有些器物在国内已遗存不多了。也有许多器物出口之后在当地由金匠们增添了附加装饰，如壶的金流和金柄，瓶的金盖，碗的金边等，金饰精工细刻，十分讲究，更烘托出皇家的气质。
青花瓷烧造史上有许多新颖奇特的造型，都是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永宣之际创制的，如大背壶、天球瓶、僧帽壶、双耳葫芦扁瓶、双耳扁瓶、多角烛台、花浇、无裆尊、卧足碗、深腹折沿洗等……，特别流行口径在６０公分左右的大盘，这些形制都特别适合穆斯林的生活起居习惯，许多造型都是依照西域进贡来的金银器、玻璃器甚至陶器为样本的。具体到各种纹饰，几何原理的应用，环带、开光、分段切割、多角对称的处理手法，加之普遍密集的花纹布局都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最广泛使用的西蕃莲纹样（一种团形的多叶莲花）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样，也总是以西蕃莲为底衬的。有的则干脆书写可兰经的语录，直接歌颂真主。
应当说永宣青花瓷器由于用途十分特殊，绝大多数用于政府的对外赐赠，所以造型、纹饰也很特殊，几乎所有新创的品种都能在伊斯兰文物中找到范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花卉大背壶，小口、圆唇、短颈，颈上有凸起的弦纹一道，肩两侧安小环耳。腹部呈馒头状向上微鼓，中部凸出小圆圈。壶背部平坦无釉，露细沙胎，中部与面相应处有小圆圈凹进，圈内施白釉。由于无底，无圈足，此壶只可贴背平放，根本无法站立，而平放之后由于侧面有孔，盛水后即会流出，所以还不知道它的实际用途。与此相同的大背壶台湾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美国华盛顿的佛瑞尔美术馆（Gallery of Art ）收藏有稍晚的宣德朝青花大背壶。背壶的原型是伊斯兰的镶银铜扁壶，从铜壶肩铸的双耳来看，无底平背的扁壶是作为壁壶贴挂在墙上使用的，照搬到瓷器上由于胎厚体重，肩部的小环耳无法承受壶身的巨大重量，双耳已成为纯粹的装饰，没有实用功能了。其他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龙纹天球瓶，小口，直径，腹部硕大如球，仿叙利亚的铜瓶的造型。永乐青花双耳扁瓶，仿伊斯兰玻璃双耳扁瓶。永乐青花双耳蒜头瓶，仿伊斯兰蒜头口双耳铜扁瓶，永乐青花龙柄花浇，仿伊斯兰玉龙花浇。永乐青花卧足碗，仿伊斯兰镶金银碗。宣德青花执壶，仿伊斯兰铜执壶。宣德青花僧帽壶，仿伊斯兰铜僧帽壶。宣德青花深腹沿盆，仿伊斯兰镶银铜深腹折沿盆。宣德青花罐，仿伊斯兰陶罐。宣德青花无裆尊，仿伊斯兰黄铜器座。宣德青花八角烛台，仿伊斯兰九角铜烛台。宣德青花敛口钵，仿伊斯兰铜钵。宣德青花笔盒，仿伊斯兰镶银铜笔盒。宣德青花葫芦扁瓶仿伊斯兰银双耳葫芦扁瓶。
以上所举诸例形制，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永宣以后则很少烧制，是景德镇御窑奉皇帝之命，专门为西域诸国定烧的，它们或者作为礼品赏赐给西域诸王；或者作为贸易瓷用于与西域国家换取良马。随着明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宣德朝以后，这种几乎完全伊斯兰化的官窑瓷器基本停烧了。说起西域，古人与今人的解释不同，明朝所称西域是指甘肃以西，（包括新疆）阿富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沿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国家，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为伊斯兰艺术的集聚地。
充满了西域风情的青花瓷器，不仅得到外国王室的喜爱，也同时受到明朝宫廷的认可，它们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样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大有将相之风，为一代青花瓷器之冠。它如此地灿烂，不仅得助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明，而且得助于伟大的伊斯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融汇外来文化的光辉典范。
永宣时期的青花瓷
作为明王朝创业之初，永乐朝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永乐三年，郑和首次率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标志着明朝的政治、经济步入发展正轨。郑和的船队发展贸易，他们在推销中国瓷器、丝绸的同时，又从西域带回了烧制青花瓷的上等色料“苏尼勃青”，也称“苏麻离青”。这是波斯语音译，意为“青金蓝色料”。
这就是永宣青花一直被收藏家津津乐道的基矗苏青料发色浓烈，晕散不匀，蓝中泛有黑斑，结晶处深入胎骨，用手抚之有凹感，过去鉴定永宣青花以此为要点，并认为后世没有仿制成功过。但近些年，高额利润的驱使，加上景德镇高手的不懈努力，使得仿永宣青花瓷器大获成功，确有肉眼观之与真品无二者，这对鉴定专家是个新难题。
郑和出使西洋把中国瓷器推向国外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海外市场对青花瓷的大量需求，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由于国外普遍喜爱青花瓷而使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青花”一词也是在此时正式出现于文献记载。
由于洪熙朝只有一年，所以永乐、宣德两朝等于是相连的，它们的青花瓷器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早年曾有“永宣不分”之说，可见它们的相似程度。后来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比较，专家学者们已将永宣青花较准确地分开，大致如下：永乐的大件器皿比宣德为少；永乐署款器明显少于宣德；永乐器物胎体较轻，而宣德较重；永乐的纹饰秀气，宣德粗犷一些等等。但这些要点比较抽象，还需要收藏者耐心比较，尽可能实践。
注重永宣青花的特点对收藏家很重要。器型上，永宣青花一改元代的厚重风格，变为清秀优美，影响了明清两代的瓷器烧制趋向。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永宣青花仿金属器造型很多。这类器型无需上圆盘拉坯成型，比如绶带葫芦瓶、绶带扁壶、扁平大背壶、僧帽壶、花浇、水注、军持等等，这些金属器造型的青花瓷器，一看便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与传统造型大异。这是因为西域仅有陶器，不能盛水，所以金属器皿发达。金属延展性好，易于焊接，但制作深度过大的容器在拉深时受限；而瓷器反之，拉坯成型易，但对扁型不能上圆盘的琢器制作困难。因而在永乐之前，少见金属样式的瓷器。西域文化的输入，给陶工们带来新的思路，产生了这些外来造型的瓷器，并只有在永宣两朝风行；纹饰上，波斯纹饰常见，比如轮花、卷草等等。受西亚文化影响，是永宣青花很重要的一面。这说明了当时中国西方文化交流的兼容性。
永宣青花瓷与伊斯兰文化
明代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瓷的最高品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跻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
明初开放与海外瓷器需求
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考古发掘也证明，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彼时所独有的。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说：“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张应文《清秘藏》则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鱼虫等形，深厚堆垛可爱。”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钧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离青即苏泥勃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或来自西域的青料。清人的有关文献中也称为苏泥勃青，此后一直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由于它亮泽、浓丽、深邃而晕散，具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其审美趣味为其他瓷类所不及，堪称青花之最。苏泥勃青的输入是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可以说，永宣青花瓷独特的发色是与明初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最直接的关系。
永宣青花融入伊斯兰文化
这一时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变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式样美感以及花纹装饰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它从形式到内容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这些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有70%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渊源范本。
事实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中东、西亚等国时，也带来了异域精美的工艺品。外国使团晋献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铜器使明帝欣喜异常，命令宫廷画师参照设计成青花瓷器的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烧瓷艺人，烧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赠给各国贡使和国王。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带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出土和传世的永宣青花瓷数量很多，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馆也有少数收藏，其总数甚至超过我国本土的收藏。这些藏品在造型和花纹上完全采用阿拉伯式样，即使是描绘中国传统的花卉也采用伊斯兰人图案格局。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当时与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着纯洁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以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同时，外来风格的瓷器在外销的同时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贵族士大夫的喜爱。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遗址中得到了印证。
故宫藏品的伊斯兰风格
以下几件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受外来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器：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 高36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平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5层，以折枝的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位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有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必备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人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十分流行腹壁出棱的式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伊朗的黄铜嵌银出棱水壶，壶身上用银丝嵌出阿拉伯文“神将降福拥有此壶者”。青花执壶的出棱装饰完全源于黄铜壶，其蓝本历历可循。
宣德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 高54厘米、口径6.5厘米，壶小唇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扁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叠插式圆盖。此壶造型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中凸起的圆圈线内环套的八角星形装饰，运用了和谐对称的几何学原理，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壶形尽管千姿百态，但最终是以储水为实用功能，此壶无法直立，平放水就会从口部流出，所以尚不清楚它的实用功效。美国的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12—13世纪的黄铜嵌银扁平大壶，形制与此十分相似，据说是贴挂在清真寺墙壁上用于供奉真主的器物。
宣德青花缠枝花折沿盆 高12.2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19厘米，撇口，折沿，直腹，平底，细砂无釉。里外满绘青花纹饰，里心以变形朵花纹为圆心，依次向外展开多层环形装饰带，口沿处绘翻卷的海水浪花纹；外壁绘柔婉的缠枝花。这种折沿盆的造型起源于回教徒的净手盆，曾流行于埃及等地，但是铜质的占绝大多数，瓷质折沿盆往往失去了它实用的意义而被作为陈设品。
青花绶带耳扁瓶 高28厘米，蒜头口，圆轮腹，肩颈处安绶带耳。腹绘多角轮花，此种形制在中国传统的瓶式中未见，叙利亚博物馆收藏一种出土于本土拉斯、夏姆遗址距今2000年的红陶多耳罐与此瓶十分接近，陶瓶扁腹，正中以黑彩描绘的涡轮状花朵，被视为青花绶带耳瓶装饰的滥觞。
此外还有青花龙纹天球瓶、象耳折方瓶、龙凤罐、带盏高足豆、鱼篓尊、十菱高足盘、无档尊、镂孔香篙、菱花口托盘、大钵盅、卧足盈、鸡心盘等30余种形制，与伊斯兰文化的古代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表现在图案方面其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植物花卉。永宣青花瓷上所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有机地蜿蜒迂回，比例完美、节奏起伏，充满了无限生机。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案心上大量使用。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12世纪阿拉伯文纷繁的各种书体已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严谨规范，起伏跌宕，具有无比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案、青花无档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在明帝国最为昌盛的年代，永宣两朝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区分，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金代红绿彩瓷器在彩瓷历史上的的辉煌之笔
红绿彩瓷器是一种用红绿色等彩料在经过高温的白釉瓷器上绘制纹饰，再将其进行800℃低温烧制而成的釉上彩瓷器。出于红绿彩瓷器最早均见于金代墓葬而宋代未有的考古结果，和后期对料彩的反复论证，业界目前一致定论红绿彩瓷器是金代出现并发展的器物。
金代的红绿彩瓷主要作日用器皿、佛教用品和殉葬品三类功用，在造型、用色、纹饰等方面都具有女真族豪放不拘的气性，同时也有与汉文化的融合，尤其是红彩的运用深受汉文化中红色寓意吉祥喜庆的特点的影响。
根据造型来看，金代红绿彩瓷主要分生活器皿和雕塑瓷两种，生活器皿大多更注重实用性，纹饰相对简明、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瓷类主要是各种人物、动物造像，这些造像大多造型活泼，红绿彩搭配相得益彰，涌动着洋洋喜气，蓬勃着金人热烈而旺盛的生命激情。金代红绿彩瓷的主体纹饰以花草、鱼雁居多，或书写诗文，辅助性纹饰主要有变体回纹、弦纹及连珠纹等，通过红绿彩的浓淡来表示纹饰明暗，用笔简练，线条流畅。为满足二次烧造的要求，红绿彩瓷的胎质大多比较细白，胎质相对坚硬，胎表面多施以厚层化妆土，修胎相对都较为规整细致，露胎处有清晰的轮制痕迹。
金代红绿彩瓷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它对于色彩的运用，并且开创了釉上彩绘，是元明清时期釉上彩绘瓷艺术的萌芽基础，甚至直接影响到明清五彩瓷、斗彩瓷、粉彩瓷乃至珐琅彩的创制，可以说是它的出现使得我国彩瓷艺术走向了缤纷多彩的道路。所以金代红绿彩瓷在历史、科学、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价值都很高，是我国多彩的民俗文化中的一颗璀璨遗珠。
最近见到一组十三件金代红绿彩人物造像，造像人物有男女老幼多个，形态古朴生动，栩栩如生，色彩搭配有光辉灿烂的感觉。这组造像保守的捐献价值为10万元。这是由于我国文物政策的限制流通法令规定，元代以前的文物不能上拍，如果以国外行情来看，有些形象特殊、品相好的造像，单个均价都在近10万元。所以总体来看，其收藏价值是非常好的，也是金代风土人情和服饰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历史上的五大名窑和产区
瓷器源于我国，在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中，曾出现了闻名世界的五大名窑。
钧窑：宋代著名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州。其制品造型古朴、配釉复杂，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和奇妙韵味，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窑”之首。
汝窑：宋代著名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宋时属汝州，故名。其制品为青瓷，胎体较薄，胎质细腻，釉面有细小的纹片，被誉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官窑：宋代北方著名瓷窑。宋时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明清景德镇官窑，常以帝王年号来命名，如：“宣德窑”、“成化窑”、“康熙窑”等。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
定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窑址在河北曲阳。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哥窑：宋代著名瓷窑。窑址在浙江龙泉。制品造型优雅有古韵，青釉浓厚青翠，色彩幽深，创出了粉青、梅子青等绝顶釉色，把青瓷之美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陶瓷艺术品目前主要产地
我国的陈设艺术品陶瓷，分陶和瓷两大类。
陶主要产地有：以紫砂壶和花盆著称的陶都江苏宜兴；以陶塑人物和动物造型见长的广东石湾；生产唐三彩的河南洛阳；生产黑釉陶罐的山西浑源；生产刻花陶器的四川荣昌。
瓷主要产地有：生产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的瓷都江西景德镇；以釉下五彩装饰美术瓷而闻名的湖南醴陵；生产雨点釉和创新刻瓷艺术的山东淄博；生产花釉和象牙瓷的河北邯郸；生产白瓷的福建德化；生产青瓷的浙江龙泉；生产釉上彩花瓷的广东潮州；生产仿南宋官窑艺术瓷的浙江萧山等。
窑分类
按燃烧的材料分
有柴窑、煤窑、重油窑、液化气窑、电窑等。古代烧制瓷器多为柴窑和煤窑，现在则多采用电窑和液化气窑。
按结构分
有灯窑、蹄窑等。
按地域分
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巩县窑等。
按燃烧的方式分
有顺焰窑、横焰窑、倒焰窑等。
环保与安全：不能不提到的问题
有专家分析说，私人烧窑作坊的兴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陶瓷生产技术的创新，对提升人们对传统陶瓷文化的认识也很有益处。
但是专家也提醒说，开办私人烧窑作坊决不能盲目跟风，要冷静看待。首先，在我国陶瓷艺术品生产发展史上，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大批量生产陶瓷的记录，这一点与土资源和气候特点有关，而气候是制约东北地区陶瓷生产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攻克技术难关。还有，陶瓷生产对技术和技巧的要求非常高，纯手工制作的工艺比较复杂，陶瓷烧成率很低。总之陶瓷烧制的门槛很高，普通人最好不要轻易尝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般窑场的成品率很难达到40%。
当然，私人烧窑作坊还有更重要的两个问题必须重视，一个是环保问题，另一个是质量安全问题。
烧窑制瓷必须注意废气和废渣的排放问题，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否则将被执法部门依法取缔。
在产品质量方面，辽宁省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杜明华提醒说，陶瓷中的有害物质主要是铅和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陶瓷产品中，铅、镉遇热或遇酸易溶出，长期使用会引起慢性中毒，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因而私人烧窑作坊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按照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日用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检测标准，日用陶瓷主要检测项目有铅镉溶出量、吸水率、热稳定性等。每件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检测，要有质检报告，未经检验合格不得销售。如买到没有检验报告的产品，消费者有权退货，维护自己的权益。
古代瓷器壶之扁壶样式知多少
在古代瓷器壶中，扁壶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器型，它的尺寸一般都比较小，而且是模制而成，印花多以胡人、狮子等图案为主。虽然不是陶瓷器中的主流器型，但是也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意义。流行时间长，且带有很长的阶段性，为中外交流的历史见证。
扁壶的发展分为六期，分别是两汉魏晋、北齐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代以及明清，这六个时期的扁壶各有不同，且源头不同，因此给藏家们带来极大的收藏乐趣。
两汉魏晋时期的古代瓷器壶，扁壶是传统铜、漆扁壶的延续，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等各个方面都与战国时期的扁壶差不多，汉代时期的铜扁壶也被称为是钾，漆扁壶被称为是柙。有些铜扁壶上会有自铭，说明了这些扁壶的制作源头，也有一些是以土为偏旁的，表明了扁壶的质地。
北朝隋唐时期的扁壶起源于西方同形状的金属器，它在唐代时期被汉化，最终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扁壶。北朝时期的扁壶为杏核形双系陶瓷扁壶，这是北朝时期新出的品种，造型特点是杏核形壶腹，肩部带有双系，腹部两面所画的图案纹样是相同的。从造型和纹饰上来分析，这种扁壶是外来文化的产物，可能源于波斯的金属扁壶。从北朝到唐代时期，这种扁壶的器形和纹饰内容都在不断变化，因此这个时期的扁壶有虽然看起来相似，但也存在不同。
辽金西夏时期的扁壶各成系统，它们并没有延续唐代扁壶，且根据不同民族的喜好有所变化。比如辽金系统中的扁壶，一类是立式扁壶，一类是卧式扁壶，立式的扁壶主要出土于内蒙、辽宁契丹以及女真统治的辽金地区，多为酒具或者是水具。陶瓷质地的扁壶多与当时的金属扁壶相同，是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影响之后出现的古代瓷器壶。
元代扁壶的造型非常多，而且多为新出品种，这些扁壶是古代瓷器壶中制作较为精美的存在，不过，它们在元代瓷器比例中所占分量较少，器形也多以北方民族特色为主，但纹饰为常见图案，没有特别的民族特点，也不代表异域风格，可见当时文化融合十分融洽。
明清瓷扁壶最早出现时间是永乐年间，宣德年间也有烧造。这些器形都是仿制西亚铜器造型，纹饰确实中国常见的图案，因此，此类瓷扁壶为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官窑模仿的主要对象。
古代瓷器壶的数量虽然不多，但随着工艺的不断完善，制作越来越精美，市场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如今，收藏古代瓷器壶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这种小巧精美的瓷器也是格外偏爱，带动了此类瓷器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涨。
扁壶瓷器精品鉴赏及价格参考：
1:清乾隆青花胭脂红料双凤戏珠纹龙耳扁壶，尺寸：高48.9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HKD 123,860,000 ，成交时间：2010.12.0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六字篆书款。
壶唇口，短颈，颈、肩处饰对称夔龙耳，扁圆腹，椭圆形圈足。通体青花绘牡丹、莲花和芙蓉，再缀以胭脂红料花朵；口沿下绘如意云头纹一周；腹两侧胭脂红料绘双凤戏珠纹；足墙饰缠枝莲纹。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此器色彩丰富艳丽，画工细腻，为皇家陈设品中之精品。胭脂料为釉上彩，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成功，督窑官唐英在《陶成纪事碑》中称之为「新制西洋紫色」。东京松冈美术馆藏一件相同的扁壶，与此器本为一对。
2:明永乐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尺寸：高47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RMB 121,900,000 ，成交时间：2011.12.16，拍卖公司：北京盈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是明永乐时期所特有的、极为罕见的代表作。器身呈扁圆状，口微侈，粗颈，溜肩，硕腹，椭圆形圈足，底足内有釉。胎质细腻纯净，白釉微泛青色，釉面有冰裂纹开片。口沿饰卷草纹，颈部饰缠枝花卉，壶身饰缠枝四季花卉。青花用料为苏泥勃青，因有“渗青”、“散浑”之特性，青色鲜艳，偶因渗青而有浓暗斑点，有水墨画之风韵，加以运笔潇洒，气势凌然，在黑色结晶斑映衬下，彰显出色泽清晰明快的特点。从已知的资料看，永乐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在江苏扬州市博物馆收藏一件，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窑厂遗址中发现永乐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残片。无论是出土实物，还是博物馆藏品，其器物造型、装饰风格、制作技法、烧制工艺都与本件实物基本相符。只有底足内施釉的效果上，景德镇出土实物，白油的装饰效果不是很明显，有明显的刷釉痕迹，这可能也是当时弃之不用的原因之一吧。与永乐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器型完全形同，只是装饰图案不同的有青花海浪刻白龙纹扁壶、青花龙穿花扁壶、青花云龙纹扁壶。其中，海浪纹刻白龙扁壶在景德镇珠山也有出土。从扁壶的造型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其所蕴含的伊斯兰文化元素。这也印证了中国瓷器发展史，有一种外来文化元素对中国瓷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来文化元素，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就是产生于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元素。
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不仅在造型方面有浓郁的西亚风格，装饰风格上也是如此。四季花卉中团形多叶莲花纹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多以西番莲为底衬。有的则干脆书写《古兰经》的箴言警句，直接歌颂真主。充满了西域风情的青花瓷器，不仅得到外国王室的喜爱，同时也受到明朝宫廷的认可。这件永乐青花四季花卉纹扁壶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样，超尘脱俗，不同凡响，有将相之风，为一代青花瓷器之冠。它如此灿烂，不仅得助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明，而且得助于伊斯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融汇外来文化的光辉典范。
3:明永乐青花花卉锦纹如意耳扁壶，尺寸：24.5厘米，估价：HKD 25,000,000 ~ 35,000,000，成交价： HKD 110,520,000 ，成交时间：2016.04.06，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年春季拍卖会。
本壶形仿金属器，制作极难，中国瓷匠习惯横向分段，逐段拉坯塑形，再组合成器，并按需要调整，而非模制器具，故此制作本壶，尤为艰巨。本器壶身椭圆，壶颈幼细，与壶足同为圆柱状，制作本已艰难，而壶身纹饰繁复，则难度更高，彰显瓷匠艺高胆大。六角星形构图，以同心圆格局层层递进，必需精密计算安排，反复思量所有角度，线条从圆心出发，更需平直准绳。如此纹饰，见于可兰经，原以笔、尺绘于纸上，中华艺匠取此纹饰，不用直尺，仅以毛笔直接绘画于圆拱器腹，尽显景德镇御窑艺匠惊人造诣。成品瑰丽华美，展现十五世纪中华艺匠过人创思，匠心独运，不拘一格。
4:清乾隆青花苍龙教子双螭耳扁壶，尺寸：高29.8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RMB 28,000,000 ，成交时间：2010.11.20，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著录：著录：Sotheby&apos；s，Paris，18 December 2008，Lot 68。。
本品俊秀别致，颈之两侧贴塑青花夔龙纹为耳，可爱生动，与圆润扁平的瓶体上下相衬，更见灵空精巧。口沿外唇下画如意头纹一周，瓶身前后绘饰“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迤逦，漫天飘飞，洪蝠迭现，灵瑞咸集，但见苍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与侧首下顾的苍龙深情对望。其画笔生动精美，所见祥云虽多，却形态各异，深得迤逦之姿，福海之中波涛汹涌之象，是以线描之功不厌其烦地绘就，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画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妍丽清雅的青花，莹润皙白的胎釉，相益彰显，闪现出乾隆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圈足内书青花六字篆款，端庄规整，笔道遒劲有神。苍龙教子图作为清宫御瓷装饰题材始见于雍正一朝，实例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乾隆后期，苍龙教子图成为御瓷之中寓意特殊的一类，存世数量珍稀，经查阅公私典藏数据，与本品相同的实物仅见于西藏博物馆藏品“乾隆 青花云龙背壶”，高29.5厘米，二者似应为原配的一对。乾隆后期“苍龙教子图”在御瓷装饰中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寓意，寄托了乾隆皇帝对大清天下的下一任继承者的殷殷期望。满清定鼎中原之后，之所以能够出现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除了三代君主皆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均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勤政为民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故此如何于诸皇子之中考察选取最佳者即太子位，关乎社稷安危，天下得失，乾隆皇帝面临同样的抉择和压力。
5:清乾隆青花缠枝莲双龙耳扁壶，尺寸：44.5厘米，估价：HKD 20,000,000 ~ 30,000,000，成交价： HKD 24,100,000 ，成交时间：2017.10.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乾隆皇帝精鉴善藏，遍集珍品无数，凡皆集录成书，尤其瓷器，不乏稀世佳品。本品花纹秾艳秀雅，或曾深得乾隆惜赏。 此类器形制作极难，工艺之复杂，即便在乾隆一朝亦为甚。 如此器般硕大端秀，非能工熟匠不可得；本瓶巧借古物器形及饰纹，但不失清朝典韵风尚。论工艺，乾隆崇古而求新，既羡当中意蕴，亦欲藉尊古，宣当朝盛世之正统。乾隆博古好雅，大兴文事工艺，尤好悦目华器，故多精饰巧制，以至当朝所造新器，所用工艺繁复奇巧。大器沉稳厚重，制作尤难，非江西景德镇御窑巧匠不能为，御窑由督陶官唐英指导，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常令唐英特制新品供御，使瓷匠得以发挥技艺，佳器屡出。此扁壶用上等钴蓝，妙绘莲花及缠枝卷草，布局均匀，花枝婉约华贵，又不失清雅 。缠枝纹卷曲连绵，巧对呈几何状的莲瓣及芭蕉 ，圈足及口沿加饰一圈波浪，衬托壶身椭圆线条及几何对称构图。
6:清乾隆斗彩勾莲纹双螭耳皮球花形扁壶（一对），尺寸：26.5厘米×2，估价：HKD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HKD 22,167,500 ，成交时间：2007.10.09，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7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乾隆年间烧制的斗彩花瓶品类不多、以扁壶（抱月瓶）作器形者则更稀有。类似器形的斗彩例子现知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一支稍高的扁壶（见比较）。除高度和釉色配搭上的差异外、两者在器形、设计、纹饰和和相互比例等细节上都雷同。扁壶作立体浮雕的修饰一般多见于颜色器上、斗彩和粉彩等加彩器物则少之又少。现拍品以二重花瓣的浮雕团花图案覆盖瓶身全面、各瓣边微弯成波浪形、线条流丽、就如同风车叶随风轻转、充满动感。中心小圆瓣以浓艳的矾红和素雅的淡绿彩相间、和柠檬黄彩的花蕊交织出对比分明、精致典雅的图案。全体观感是高贵华丽而不失清雅。
7:清雍正粉青釉浮雕缠枝莲如意耳扁壶，尺寸：29.1厘米，估价：HKD 12,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HKD 20,480,000 ，成交时间：2015.04.07，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此瓶拟摹明永乐雏形，成器悦目臻美，然清器并非全盘仿明，其媒材、形制及纹样亦同等出色。本瓶耳加饰精巧曲线，釉面层次藉由细致浮雕而展现入微，釉质半透，釉色青蓝，实难烧成。此器较之康熙作品，更显隽秀柔美。本器底书篆款，更为罕有，此款式或仅用于雍正朝一段时间，而后直至雍正末年被另一篆体款样替代。
8:清乾隆粉青釉模印夔龙纹双耳扁壶，尺寸：高23.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6,000,000，成交价： RMB 19,205,000 ，成交时间：2019.08.04，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9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拍品呈扁圆形，唇口，短颈，溜肩，鼓腹，收胫，足部略外撇。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光润凝腻，有玉之纯净盈透感。器身自上而下共有七层纹饰，均以模印夔龙纹为主，间或点缀弦纹或鼓钉纹一周以示分隔，口沿及近足处以回纹装饰，两侧自口沿至下腹均有镂空的卷草纹耳，纤细曲折极易损毁，如此完整保存至今实为不易。底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整器纹饰、器形均完美对称，以极佳的视觉平衡为其平添庄重、稳定之感，纹饰及构图颇具古意，典雅质朴。
此种形制于清代御窑中精品极少，其中粉青釉例且全身模印纹饰者更是凤毛麟角。其器形仿中国早期青铜扁壶而制，器身两侧耳均仿青铜时代晚期铜嵌金银例设计，模印纹饰亦来源于青铜器，特别是两组相对的夔龙纹饰带具有典型的商周青铜器风格。乾隆时期此类纹饰主题较为多见，该种夔龙纹饰风格一直时兴延续至嘉庆时期。此外，在夔龙纹饰带之间装饰有四组鼓钉纹，此种纹饰于宋代常见钧窑瓷器所用，同时期龙泉窑所出亦有同类纹饰。
9:清乾隆青花开光式“八吉祥”图双灵芝大扁壶，尺寸：49.5厘米，估价：HKD 10,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HKD 17,460,000 ，成交时间：2011.04.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春季拍卖会。
湖南醴陵瓷的两次历史上辉煌
“直到现在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烧制配方仍然是绝密！”杨宗干称，瓷器釉下彩绘包括青花、釉里红和釉下五彩三个主要的品种；景德镇最多只能造出釉下三彩，是醴陵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其所谓“五彩”，其实并非只有五种色彩，而是多彩、五彩缤纷的意思。
醴陵瓷能成为中国名贵瓷器，主要得益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清光绪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湘西凤凰人熊希龄。光绪３０年（１９０４年），熊希龄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并于次年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创办“湖南瓷业公司”，醴陵瓷因此迅速异军突起。１９１５年２月，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工程竣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了耗资１７００万美元的世界空前盛典——“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加博览会的湖南醴陵釉下彩瓷器，因瓷质细腻、画工精美、五彩缤纷、清雅明快而一举夺得此次赛会的最高金牌奖。自此，名不见经传的醴陵瓷器风靡于世。
“醴陵瓷有两段辉煌历史，第一段是熊希龄造就的，集中在１８９９－１９２５年；第二段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主要因为毛泽东及其缔造的红色政权而再次闪光”。杨宗干介绍，１９５５年醴陵成立陶瓷研究所，从乡下请出唯一健在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传授釉下彩技艺，培训学徒，使得中断２０余年的釉下彩瓷器得到恢复。“两次辉煌中的瓷器都具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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