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梅瓶的起源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或辽世宗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二、梅瓶的演变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溯本求源，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这种器物的记载，这就说明它只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传，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时至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的称谓，似乎只有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这种“经瓶”应该不属于梅瓶，应该是“辽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进食’壁画箱桌上面与注壶摆放在一起那种酒瓶。我们从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摆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种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坛子”，因此“梅瓶的称谓也就很难被史书记录下来。至于明代有关梅花的记载，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难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看来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对梅花的大加赞赏，才出现后来将梅花的清风瘦骨与“梅瓶”的造型相联系，引出了我们现在对梅瓶的称谓。综上所述，艺术品的产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创造，梅瓶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生产力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提高。因此，梅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用器演变成艺术品转化过程，这也是艺术品形成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生活和劳动是创造艺术品的真正源泉。每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分析就会产生偏差，影响对这类器物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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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陶瓷知识：子仁：中国梅瓶器型样式的演变
从隋至清，历经1300多年演变，梅瓶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器型样式，子仁在《中国梅瓶研究》中，以器型分类与历史演变两个角度清晰展示了这种变化。
梅瓶器型分类：十类样式群
子仁根据梅瓶的口部、颈部、瓶身、足底等形式特征将中国梅瓶器型分为十类样式群，每个样式群又细分为数个或数十个样式。
第一类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为标志，流行于隋代至明代。
唐初期白釉梅瓶，高36厘米，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
第二类样式群：以小撇口或小侈口为标志，口唇以圆唇、卷唇为主，也有较薄的尖唇，颈部以束颈为主，所含样式从唐代到清代。
元钧窑红斑天蓝釉梅瓶，高37.2厘米，河北省博物馆藏
第三类样式群：以盘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无颈、束颈和柱颈，包含的样式从五代到明代，清代极少。
北宋中晚期青白釉大盘口梅瓶，高37.1厘米，安徽宿松县隘口洛土村北宋元祐二年吴正臣夫妇合葬墓出土
第四类样式群：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颈部分为无颈、束颈、短柱颈。最早的样式见于辽代早期的北方辽境。中原地区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不久传到南方，金代是最兴盛的时期，元代主要流行于北方，至明代衰落。
北宋白釉珍珠地画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河南方城县官庄村出土
第五类样式群：以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颈部以较长的柱颈为主，显得很秀气，主要见于北宋中期至金、西夏。
北宋中期定窑酱釉梅瓶，高23.3厘米，江苏镇江市南郊北宋熙宁四年章岷墓出土
第六类样式群：以折沿窄唇口为标志，绝大多数为小口，两宋多为圆唇，元代还出现了方唇和较薄的尖唇，颈部一律是柱颈，南宋到明代极为流行。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第七类样式群：以直口为标志，唇部分为圆、方，柱颈由短变长，流行于北宋中期至明。
明中期景德镇民窑黄釉绛红彩划花云凤纹梅瓶，高19.5厘米，江西省南昌县明嘉靖三十五年墓出土
第八类样式群：以出节小口为标志，颈部包括束颈和柱颈，在最流行的南宋，颈部多呈上细下粗的短柱颈，包含样式从北宋末期到清代，但各朝代间看不到连贯脉络。
清康熙款景德镇御窑天蓝釉暗月牙耳梅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九类样式群：辽晚期至元代的鸡腿瓶，主要流行于辽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均为小口，口内沿转折方硬，瓶身在辽代晚期极为高大、瘦长，金、元时期逐渐变矮变瘦。
辽大安七年款茶叶末釉划文梅瓶，高64厘米，辽宁凌源大河北乡辽墓出土
第十类样式群：以腹部和足部间呈现明确向内转折的饼形足和圈足为标志，瓶身因此极少有S形轮廓线的变化，而以丰体的卵形、茧型、筒形、楔形等形状为主。口颈部均为小口、短颈，囊括了多种口形。包含样式始建于五代和辽早期，以北宋时期最多，南宋到元明均有流行。本样式的梅瓶与人们一般印象中的梅瓶是最不像的，但实际上也有梅瓶的本体性功能，基本满足梅瓶的小口、短颈、长身的基本特征。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子仁的样式划分中，口部、颈部是主要依据，瓶身只是辅助依据。子仁认为，口部、颈部的特征比较明显，而瓶身特征具有相对性。绝大多数梅瓶的肩、腹、胫三个部位的形体转折都是连贯、流畅的圆转形式，即使转折关系足够明确，也因含蓄、微妙的轮廓变化而显现出极大的相对性。如同样是修腹，随着瓶体最大腹径的宽窄变化而导致瓶身比例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体态。又如，宽肩是梅瓶的一个流行特点，在它与下腹、胫足部的粗细变化对比中也是相对的。
梅瓶历史演变：六个阶段
从隋至清，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数十种梅瓶样式并存，尤其是在宋代，多达58种样式，即使是到清代样式趋同化，也仍多达22种样式。不过，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梅瓶也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时代特征，子仁把这个演变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唐时期，此为滥觞期，样式比较单一，只有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两类样式群共4种样式，集中分布于关中、河南这一中原核心区。
隋玻璃梅瓶，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119号
唐中期白釉梅瓶，高4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阶段：五代、北宋、辽时期，梅瓶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所有样式都出现了，本体性功能确立，礼仪性和审美性不同程度体现，以器型为主，装饰为辅。
北宋最流行的样式是小撇口和盘口为标志的第二、三类样式群梅瓶，也是北宋发展最充分的两个样式群。
北宋末期井陉窑酱釉刻划天威军官瓶文梅瓶，高46.5厘米，河北鹿泉南海山北墓区北宋墓M9出土
北宋晚期汝窑天青釉刻划云龙纹大盘口梅瓶，高30.4厘米，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北宋晚期地层出土
辽代梅瓶整体偏瘦高，最有特点的是第九类鸡腿瓶和第四类的梯形环口瓶，瓶身上部圆鼓，下腹斜收并略有内曲、整体细长高挑而重心极不稳。
辽晚期茶叶末釉带契丹文款梅瓶，高64.9厘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出土
辽晚期白釉梅瓶，高31.1厘米，辽宁凌源市城关镇八里堡村拉木沟辽墓出土
辽早期茶叶末釉牛腿瓶，高54.8厘米，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8厘米，江苏镇江丹阳县大泊公社北宋熙宁十年墓出土
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划花缠枝花纹梅瓶，高32.6厘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1234下一页陶瓷知识：明清五彩瓷器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明万历五彩鸳莲纹提梁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明、清两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已完全可以与青花瓷器平分秋色。特别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如日中天，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五彩瓷器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采用低温烧制成型。五彩为二次成型工艺，彩饰色料分釉下与釉上两种，常用颜色有红、黄、绿、紫、赭、黑等。所谓五彩并非是说五种色彩同时出现，而是多种彩色之意，但其中必须有红色方为五彩。五彩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的主要品种之一。
明天启五彩人物纹海棠式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釉上五彩
五彩一词，出现于明代晚期。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宣窑五彩，深厚堆垛。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器底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五彩碗，证明五彩瓷在宣德年间烧制已比较成熟了。从宣德到成化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在制瓷工艺上毫无成就，还没有发现五彩瓷器。直到成化年间才又出现了五彩。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十分稀少而珍贵，传世品也是极为罕见。到了明弘治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更加成熟。发展到嘉靖、万历时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五彩瓷的新局面，出现了较大的罐、瓶类等。此时五彩的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境界。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生产青花、釉里红产品。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斗彩是用青花勾勒出全部或部分纹饰的轮廓线之后先挂釉，烧成之后再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起到了主导地位；青花五彩则是用青花绘画纹饰的局部或某一块、某一点，不用青花勾勒轮廓，青花只作为一种颜料来点缀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当作主色调使用。并出现了青花五彩镂空工艺。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万历五彩以蒜头瓶、出戟花觚、洗口瓶、蟋蟀罐、笔管、洗等常见。但有的造型不太规整，有明显的变形和塌陷，甚至官窑也是如此。这与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关。
青花五彩在清初虽有制作，但不占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传世品中顺治朝有一些，康熙朝为多。顺治青花五彩器较多保留了晚明的古拙风格，青花翠蓝浓重，红绿彩鲜丽明快，俗称大明彩。康熙朝的青花五彩虽然没有釉上五彩的成就大，但它清新的色彩，优美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清康熙青花五彩的显著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青花特点突出，对青花五彩的烧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花使用的是云南所产的珠明料，呈现出青翠艳丽的特点；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康熙青花五彩始终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制到晚清。
浅谈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图1）。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图2）；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图6）。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陶瓷知识：青花瓷的历史演变
明洪武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纹折沿盆
明宣德青花三果纹执壶
明正统青花松竹梅纹罐
明景泰青花八仙庆寿纹罐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明成化青花团花纹卧足碗
明弘治青花茅山道士图三足香炉
明正德青花人物套盒
明嘉靖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
明隆庆青花龙凤纹盒
明万历青花经文观音菩萨图碗
陶瓷知识：寿州窑瓷器的特征及演变
寿州窑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时代最早的一个窑口，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茶经》中，唐人陆羽将寿州窑列在当时名窑的第六位，居江西洪州窑之前，并指出：寿州瓷黄，以出产黄釉瓷而闻名。建国以来，唐代陆羽《茶经》记载的名窑相继被发现，而瓷黄、茶色紫的寿州窑，一直不知所在，发现这座窑场的窑址成为一个重要课题。1954年洪水后，在千里治淮工地上发现了大量唐代黄釉瓷器，考古专家不知其产自何处。上世纪50年代末期，淮南市博物馆周墨兵先生在上窑镇地区收集了大量窑址标本并做了初步考查。1960年2月，周墨兵和古陶瓷专家胡悦谦先生在上窑镇一带进行了深入调查，埋藏了一千多年的一代名窑寿州窑终于被发现和确定。
安徽省博物院隋寿州窑青瓷盘口六系莲瓣纹壶
周口市博物馆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瓷豆
寿州窑分布地域比较广，从目前发现被确认为寿州窑遗址的集聚点有10处。它地跨古寿、濠两州，即今凤阳县和淮南市等地，是一个从东至西长约80余公里延绵不断的大窑场。以淮南市上窑镇的窑河、高塘湖沿岸约2公里的地带上较为密集。寿州窑延续的时间长，它创烧于南朝，历经隋、唐的繁荣期，唐末开始衰落，大约350年左右。隋及隋以前的早期窑址有地属凤阳县的临泉寺、大刘庄和上刘庄及淮南市上窑镇的管家嘴地区。唐代窑址主要分布在淮南市上窑镇的马家岗、高窑、上窑镇医院住院部、余家沟、东小湾、外窑及田家庵区的洞山、泉山一带。
安徽省博物馆藏唐寿州窑黄釉执壶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寿州窑黄釉褐彩四系罐
唐代时期，寿州窑和越、邢二窑齐名。有资料记载，在它历经的350余年间窑火不断，窑品普及大江南北。寿州窑文化的光芒曾照耀华夏大地，使淮河文化、汉唐文化流传深远。古寿州窑产品胎釉选用本地原料，由明火烧造而成。其器件厚重，胎质坚硬，色彩丰富而造型朴拙，以生活用品居多，兼具审美与实用价值。寿州窑到唐末以后渐趋衰落，烧制生产工艺也逐渐失传。
寿州窑黄釉四系罐
根据窑址出土遗物判明，寿州窑是一处较早的青瓷系统瓷窑。从南朝开始就烧造出了胎质坚硬、釉色莹亮的青瓷，此后一直延烧至隋。陶瓷研究者将这一阶段所产青瓷称为该窑的早期产品。从整体上看，早期产品器型比较单调，主要有瓶、罐、豆、碗、盏等生活用品；产品胎色普遍青灰，胎质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黑色斑点，胎泥由于未经淘洗，含有细小的砂粒；釉为透明的玻璃质，青色釉层因厚薄不同而有浓有淡，或青中带绿、或青中带黄，积釉处还有紫翠色的窑变釉；装饰技法主要有模印、堆贴、刻划，纹饰流行富有佛教色彩的莲花、忍冬纹等，这一切都表明了寿州窑早期产品的特征。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器型方面还是在胎釉及纹饰方面，均与同时期的北方青瓷特征相同，而与南方青瓷造型秀气、胎质致密、气孔细小、釉色青绿发翠的风格迥然不同。如烧制的盘口瓶，为长颈、鼓腹、平底，肩设两对复式耳，与山东枣庄同类器完全一样。碗的造型及腹上刻划的莲瓣纹，与山东淄博寨里窑所产同类器极其相似，因此，寿州窑早期产品属于北方青瓷系统。
寿州窑黄釉枕隋唐大运河出土
根据多次出土的器物标本，初步将寿州窑分为五个时期：南北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器物的南方因素偏重，另亦蕴含中原北方文化因素，其造型与装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色彩；隋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于南北朝，器物的文化内涵南北参半，产品种类增多；唐早期寿州窑生产规模明显扩大，瓷器有了自己的独特制作方法，它摆脱了南北朝文化束缚，形成了成熟的地方文化。其产品类别有了新的增加，工艺类型形制均小，工艺水平不高，但造型粗犷古朴，颇具神韵；唐中期是寿州窑烧瓷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大于唐早期，产品种类更多，器物釉色纯正，造型浑厚大方，线条流畅，轮廓丰满，很有神韵；唐晚期生产规模较中期偏小，窑厂较为集中，但釉色却与中期明显不同，产品制作工艺不精。寿州窑瓷器的胎、釉都比较粗，因而普遍使用化妆土，并在未施釉以前先经过素烧提高质量。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五代寿州窑黄釉水盂
寿州窑由青瓷向黄瓷的转变，在中国陶瓷工艺的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继北朝晚期白瓷出现以后，在单色釉方面兴起的又一新的品种，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寿州窑黄釉瓷之所以闻名，主要是以釉色取胜。唐代，如果白瓷以北方的邢窑最负盛名，南方的越窑青瓷代表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那么黄釉则以寿州窑最佳，并以其独特的风格跻身于唐代七大名窑之列。往往新的品种一经出现，便产生很大的诱惑力，很快便被其它瓷窑仿制。安徽萧县白土窑、河北曲阳窑、河南密县窑、鹤壁窑、陕西铜川玉华宫窑、山西浑源窑和湖南长沙窑等，也多受其影响而生产黄釉瓷器。唐代瓷器生产的成就，与寿州窑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寿州窑作为隋唐时期的民间瓷窑之一，三百多年间，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唐代名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寿州窑黄釉葫芦瓶隋唐大运河出土
全国各地的主要博物馆均收藏有寿州窑瓷器。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等的陈列中都有显示。香港收藏家一次性捐赠给广州越王墓博物馆的200件瓷枕中就有10件是寿州窑产品。收藏比较集中的有安徽省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寿县博物馆等数十家收藏机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沿岸地区。建国以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是1999年淮北柳孜大运河发掘的数百件寿州窑瓷器。在扬州唐城遗址、大运河工地、无为县隋代砖室墓、合肥隋代开皇三年墓、芜湖市唐墓、六安苏南乡唐墓、巢湖唐墓、长丰大柿园唐墓等都有寿州窑瓷器出土。
陶瓷知识：梅瓶原称应是经瓶
在中国古代瓷器类型中，有一件小口、丰肩的瓶子，约定俗成为梅瓶。其源来自民国时期许之衡所撰《饮流斋说瓷》。书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这一定名，使其成为古代花瓶。史料证明，这与生产它的本来用途是不符的。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卷三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这种瓶是酒器。考古发掘材料也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上，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为什么这种形制的酒瓶称为经瓶呢？《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史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称出土的青花梅瓶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实用品。桂林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广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区。1983年自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墓出土的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瓶，出土时内装滋补药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说明了这种瓷瓶是装酒所用。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１、这种瓶装的酒尊贵至上，对饮者是莫大的荣誉。２、使用这种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标志。因此，恢复其本名“经瓶”是有必要的：１、古代无“梅瓶”这一称谓。《饮流斋说瓷》没有考证，杜撰为“梅瓶”。将酒具误定为花瓶。２、经瓶原有覆盖，本是帝王及贵族专用的酒瓶，盖失后，虽可插花，但不能作为定名依据。３、恢复“经瓶”本名，则明确了其酒文化的归属范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梅瓶的用途及文化奥妙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就已受到人们的喜爱，到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
梅瓶在唐代时有部分器型因腹部细瘦类如鸡腿而被称为鸡腿瓶，宋代时称其“酒经”或 “经瓶”。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梅瓶多用于盛酒，常有用其盛“梅酝”酒而得名。而前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
储酒之器
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梅瓶从它产生时起，最初应为实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梅瓶作为酒具的用途，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铭文则是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了“天藏地酒”之谐意，这就表明了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诠释文化
1972年从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梅瓶，除了其制作工艺的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用性。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巅峰时期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5月，温裕王墓出土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历经400余年，这瓶酒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据考证，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制作的特产补酒乳鼠酒，对产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代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因此，这瓶酒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从另一侧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储酒功能。此外，在墓穴中安放酒瓶，不外乎希望死者在冥冥之中“久久（酒）平（瓶）安”。也有人将此种现象诠释为让死者在冥界中能过上“清（青）平（瓶）长（藏）久（酒）”的太平日子。不管何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精深奇妙的内涵所在。
观赏陈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梅瓶逐渐具有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甚至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证。这些梅瓶已成为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
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品，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装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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