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知识。
刻瓷艺术源远流长，相传起源于秦汉时的“剥玉”，清代成为一门独立的瓷器装饰艺术，后来，这门艺术有过一段沉寂。二十世纪70年代刻瓷之声渐闻，领其风骚的当推淄博刻瓷。
巧用陶瓷造型与釉面的特长，通过锤击刀凿的变幻，来表达情趣神韵。淄博的陶瓷艺术家们将高超的陶瓷制作技法与娴熟的书法绘画艺术一古脑地运用到刻瓷这门艺术上，集国画、版画、油画、素描之长，作品意境高远，成为陶瓷艺术中一朵绽放的奇葩。在淄博陶瓷界，有数以百计的专业和业余刻瓷艺人。
因着淄博人特有的灵气，刻瓷艺术在刻刀的回转之间不断达到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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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
是绘画和雕刻相结合，将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表现在瓷器上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
刻瓷作为一门独立的瓷器装饰艺术，它的兴起是在七十年代之后，领其风骚的是山东省陶瓷公司的艺术家们。淄博刻瓷主要有各种挂盘、座盘、壁画、文具、花瓶等，涌现出了以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刻瓷艺术家，代表当今全国刻瓷艺术的最高水平，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其作品被中国政府选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淄博刻瓷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宣传淄博，提高淄博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
刻瓷艺术，巧用陶瓷造型与釉面的特长，通过锤击刀凿的变幻，来表现线条笔墨和情趣神韵。山东省陶瓷界的艺术家们将高超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娴熟的书法绘画艺术一古脑地运用到刻瓷这门新的艺术上，集国画、版画、油画、素描之长，作品层出不穷。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的14英寸刻瓷青釉挂盘《鹰》是一幅洗练的泼墨画，盘无衬景，一只“英视眈眈待时发”的雄鹰跃然盘上，采用大刀阔斧的“镌刻”手法，刀痕清晰可见，笔墨淋漓，气势雄伟。他将微刻艺术应用于刻瓷，把《论语》的大部分2万多字刻在一套五头文具上，远看一字没有，细看字字清晰，耐人寻味。
刻瓷艺术中还有一手“绝活”——意刻。即摆脱画稿，以刀代笔，任意而刻。能意刻的人不多，张明文对此得心应手。他腹藏千稿，挥刀成画。他曾多次出国作刻瓷表演，不同肤色的观众无不拍案叫绝。不为“平刻”的基本刀法所禁锢，把刻瓷艺术与陶瓷雕塑、高温彩釉艺术相结合，于是又创造出了浮雕刻瓷和动彩刻瓷。始创者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冯乃江。他将浮雕立体与刻瓷点线结合，把刻瓷艺术从平面推到了半立体。在他的作品《寒雀图》上，几只活灵活现的小麻雀在交头接耳，梅树枝上浮雕的白雪，与麻雀梅树相映成趣。
动彩刻瓷是利用陶瓷釉色高温窑变的自然色彩与刻瓷相结合的艺术。冯乃江的作品《别有洞天》、《仙境》把陶瓷釉面的绚丽色彩与刻瓷的金石韵味结合在一起，洋溢出明快流畅的现代气息。尤其在《仙境》中，把结晶釉工艺运用到刻瓷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刻瓷艺术浅谈
作为我国传统陶瓷装饰技法之一，刻瓷采用钻石等硬质工具在瓷器上镌刻出山水、花鸟、动物、人物、书法等纹饰，根据画面需要再填以墨彩。刻瓷作品观之有形，触之有感，既有“金石之韵”，又有“笔墨情趣”，风格迥异，自成一刻，极具魅力。
一件体量不大的精美刻瓷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需要数天或者数十天的刀雕凿刻才能完成。刻瓷与其他陶瓷装饰技法相比，要求制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基础，更要掌握娴熟的镌刻技法。众所周知，瓷器硬度高，釉面光滑，既硬又脆，需用坚硬的工具进行雕刻，关键部位一刀失误就会前功尽弃。古往今来，学画者众，事刻瓷者寡，历存的刻瓷作品数量也因此较少，透过这些存世不多的刻瓷作品，其发展轨迹渐呈世人，延续至今。
清乾隆年间已经有人将山水等纹饰镌刻于瓷板之上，再用紫檀木镶边，做成挂屏供室内陈设之用。清光绪年间，刻瓷艺术得到较大发展，用刻瓷技艺装饰的瓷器品种逐渐增多，有花瓶、茶壶、帽筒、罐、缸等。
清末从事刻瓷艺术的艺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行业。在清末烟画的一幅作品中可以看到刻瓷师傅正在依照顾客的要求，在其购买的茶具上雕刻书画，由此可见刻瓷业在当时的影响力。
民国时期，刻瓷艺术继续流传。中国陶瓷馆（淄博）所收藏的清代、民国时期的46件刻瓷作品中有44件源于民国时期。民国后期，由于政局不稳，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制瓷业落入低谷，刻瓷艺人生活无法保障，纷纷转行另谋生计，能坚持下来的也寥若晨星。
陶瓷相关知识：谈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文/江和平
【摘要】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是刀味与瓷味的融合，当代刻瓷艺术在创作中需要在本体语言的基础上加强对精神内核的塑造，走出以技法为重的误区，要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塑造引言 刻瓷又称瓷刻，是中国陶瓷艺术中的重要门类之一，其独具魅力的刀味与瓷味使其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中有着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并通过刀味与瓷味融合的表现形式展现出其精神内核，而这才是其本质的追求。当代刻瓷艺术空前繁荣，如果一味遵循传统文化而缺乏当代精神内核，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其生存与发展，因而，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发的塑造对于刻瓷艺术的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一 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刀味与瓷味 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离不开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也即形式与技法，如果抛开本体语言奢谈精神内核的塑造则失去了基本的出发点，因此，在探讨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塑造问题时必须首先要准确理解和掌握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刻瓷艺术的本体语言，简而言之可归纳为刀味和瓷味。刻瓷与彩绘在绘画形式语言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刻瓷是以刀代笔，在瓷上镌刻出形象与画面，因而刻瓷的力量来自于刀法的强健有力。由于瓷釉非常坚硬，刻瓷的刀法必须是干脆利落而非常严谨，容不得半点马虎与闪失，因而，刀法成为刻瓷最基础也是最丰富的技法表现形式，通过各种刀法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刀味。刻瓷艺术根据画面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刀具，通过起、行、收、停等力度的变化，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线条，而画面中的点与面同样也由刻刀完成。刀味的存在，使刻瓷尽显力之美，点、线、面的自然融合，显现出苍劲与豪迈，颇具气势，带有一种浓烈的金石韵味。刻瓷艺术家们通过一刀刀的镌刻，将点、线、面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然后再施以墨或彩，艺术家的情感也充分融入到一组组的刀法当中，因而，刻瓷的刀味是具有生命力的，而绝不是冰冷、刻板的。当然，要使刀味更加气韵生动，还需要刻瓷艺术家长期的磨砺和积累，功到自然成。作为一种瓷的艺术，刻瓷艺术在刀刻和施色完成作品时，一定要注意保留其瓷的韵味，一件完全没有瓷味的作品是称不上真正成功的刻瓷作品的。在传统刻瓷艺术中，瓷味的体现是在黑与白的对比中产生的，其选用的多为釉质洁白细润者，在刀法的运用当中注重留白，从而保留釉的光亮感以突显作品的瓷味。而在当代刻瓷艺术中，保持瓷味的做法更加丰富，除传统的留白以外，陶瓷色釉和彩料的运用也是显现瓷的独特工艺之美的做法。陶瓷色釉和彩料多采用低温，以方便烧制，不过尽量避免色釉与彩料的过度运用，以免因强调瓷味而遮蔽了刻瓷艺术最核心的刀法光芒。因此，刻瓷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地协调刀味与瓷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刻瓷的本体艺术语言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 当代刻瓷艺术的精神内核——多元化与现代化 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在于传统理念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对传统形式的创新确立和认识新的理念，并深入到其艺术精神的深层当中。当代刻瓷艺术以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以传统文化延续为基础，同时结合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从而构建起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精神内核。当代中国刻瓷艺术的精神内核可归纳为两大鲜明特征，即多元化与现代化。从多元化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刻瓷艺术融汇了传统中国画、西方油画、素描等画种，在风格体现上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兼容并蓄的态势，尽管风格流派众多，但其精神内核大致仍可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类。现实主义是当代刻瓷艺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主要体现在：当代刻瓷艺术家凭借各种创新手段和技法，能够非常逼真地临摹各类中国画、油画名作，不仅能够在形上面把握，也能在神采上加以准确把握，特别是一些仿油画风格的肖像作品，形神兼备，其逼真程度令人赞叹。现实主义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刻瓷技法的高超，并借此在作品中实现人文精神。浪漫主义是当代刻瓷艺术发展令人瞩目的方向，其已摆脱了简单追求写实的做法，而更倾向于以抽象写意的技法来直接表达情感与理念，从而实现直接抵达现代人精神层面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的文人画亦属于浪漫主义风格，而现当代各种西方流派也属于浪漫主义风格。浪漫主义突破了形式上的束缚，使刻瓷艺术家得以更自由地表现，从而进入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当代中国刻瓷艺术的另一大特征即是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经济腾飞、文化昌盛的新时代，刻瓷艺术如果仍然仅仅局限于表现传统古典文人式精神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精神，那显然是与这个时代相脱节的，使人产生审美陈旧和厌倦之感。因此，现代精神的注入是对当代中国刻瓷艺术的必然要求。当代刻瓷艺术的现代精神的主体是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潮流，原创性、实验性和开放性是当代刻瓷现代精神的鲜明特征，深刻地体现着当代刻瓷艺术家主体的精神创造和追求。
三 当代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误区与责任在刻瓷艺术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艺术成就，使刻瓷艺术进入到空前发展阶段，逐渐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刻瓷艺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刻瓷艺术家的个人修为和技法的不高，而是常常容易步入到"玩技"的误区，而较少关注刻瓷艺术精神内核的塑造，这是非常值得当代刻瓷艺术家重视的现象。在"玩技"倾向的影响下，一些刻瓷艺术家只重视刀法的提升和创新、画面的标新立异和震撼力，从而导致作品疏离生活、疏离时代，片面追求技术语言，这表明，当代刻瓷艺术家中确有一部分缺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少生活积累，缺乏对艺术的敏锐观察力和表现力，从而也就使得当代刻瓷艺术缺少真正震撼人心的力作。对刻瓷本体语言的过分强调，使刻瓷在面临当代语境时陷入精神内核的困惑和迷惘之中。而要解除当代刻瓷艺术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必须消除一味"玩技"或称"逐技"的误区，消除对本体语言的过分自恋，重新解构本体语言，从重"技"转变为重"艺"，只有这样，当代刻瓷艺术才能真正走进当代，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关注当代社会是每个艺术家的责任，当代刻瓷艺术家也应当如此，在发展各种新兴的刻瓷技法之时，还应具有强烈的开创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一种当代精神来应对全球化下价值观的变化。刻瓷艺术家应当牢记，刻瓷作品绝不仅仅是工艺，而是一种艺术，在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意义，必须要与刻瓷作品一起思考。而要树立这份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代刻瓷艺术家必须不断加强文化上的修养和精神理想的追求，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这是塑造作品精神内核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在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当代刻瓷艺术家才真正具备使作品蕴涵当代精神内涵的能力，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饱含艺术家情感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刻瓷艺术能够立足当代、面向未来，走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参 考 文 献[1]陈银付.瓷刻艺术的传统技法与创新[J].上海工艺美术，2011（02）[2]邵新民.瓷刻——陶瓷装饰的一门独特艺术[J].中国陶瓷，2010（06）[3]关永华.刻瓷艺术漫谈[J].陶瓷科学与艺术，2010（03）
精美的刻瓷工艺
刻瓷，就是在质地坚脆、表面光洁的瓷面上，用特制的刀具刻凿各种花卉、山水等，无论是中国画的笔墨气韵，还是篆刻艺术的金石趣味，均可用千变万幻的刀法表现出来，其效果是任何绘画艺术形式不能模拟的。刻瓷的特殊笔触，使晶莹坚硬的“瓷器味”与锋芒锐利的“金属味”揉和在一起，使瓷釉的光泽和刻痕的粗糙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文献记载，我国刻瓷起源于秦汉时期。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在瓷器上錾刻底款的方法，以后又有一些帝王和文人在瓷器上舞文弄墨，为了保存字迹，他们就请艺人在瓷器上把字迹錾刻出来。到了明末清初，刻瓷开始在艺人和书画家中流行。清朝后期，宫廷召集了各种民间能工巧匠，成立了“工艺学堂”，学堂设立了“镌瓷科”，专门培养刻瓷人才。
目前在山东淄博和上海还出品一些刻瓷工艺品，但表现手法和技术与古代有所不同。刻瓷艺术多是手工制作，难度颇高，且费工费时，因此发展较缓慢，至今已成“稀有品种”。国内艺术博物馆与西欧艺术展览中心、贝多芬广场等海外知名博物馆都收藏、陈列着中国刻瓷作品。今天，它已成为艺术爱好者的珍贵藏品。
陶瓷知识：定瓷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从定窑的兴衰过程中可以看到，定窑细白瓷的产生，至少有如下影响：第一是唐代形成的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在北方的成熟白瓷生产中心由邢窑转移到定窑，定窑稳定的不加化妆土的生产技术，奠定了之后青白瓷乃至青花等彩瓷的发展基础，第二是首创了覆烧法技术，大大提高了瓷器生产效率，第三是定窑极高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反映出唐宋时期瓷器制造业的全国瓷窑之间的技艺交流，一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定窑窑系，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最著名的白瓷体系。定窑烧造延续时间之长，在五大名窑中居于首位，各个时期的定瓷反映了历史上人们的审美观念的变化，同时还反映了北方民族融合甚至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也应该看到，恰恰是定窑首创的覆烧法，浪费了大量的优质瓷土，定窑在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埋下了迅速走向衰落的种子，这是现代发展工业提高效率的同时所必需借鉴的历史教训。
收藏价值
由于定瓷精品的稀有，自明代起定瓷精品就是众多收藏家追寻的重要目标。在国际上，定瓷同样具有极高的收藏地位。在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亚洲美术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等，定瓷均被作为古老东方艺术珍品收藏。在日本，一件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宋代定窑紫釉描金碗被视之为稀世珍宝。
定瓷中的黑定、紫定也历来为收藏家推崇备至，明代曹昭认为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就是一件黑定精品，其成交价是雅昌艺术网拍卖数据库有记录的白定最高价格的3.3倍。
境内外价格的差异，也是这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五年来能稳坐拍卖价格头把交椅的原因。据了解，在境外及香港地区，上乘定窑刻花碗、盘，其成交价达到8万英镑以上的并不鲜见，而在国内同类器物的成交价一般只有其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1998年香港拍卖了一个直径20厘米的定窑刻莲花纹葵口盘，估价38-42万元港币，成交价54.8万元港币。而相似的定窑盘，在国内最多也就几万元。
此外，收藏者对宋代五大名窑的崇拜也为造假者提供了造假空间，尽管诸多赝品的出现，使得定瓷的拍卖市场颇显冷清，但定瓷精品的市场潜力仍不容小视。雅昌艺术网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一件定窑盘口梅瓶以396.44万元成交至今，定窑的总拍品达到408件，已成交拍品146件，成交总金额4240.9692万元，成交比率为36%。不过专家提醒藏家，在收藏定瓷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不能仅仅从表面特征上来鉴定，而更应该看重器物内在的神韵、时代特征及制作工艺上的文化特征。
陶瓷知识：汝瓷史话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china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1086年到公元1106年，仅短短20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藏品不到70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1992年秋，一件直径仅为8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154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5000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丰厚的物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150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6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26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该窑址北距汝州25公里，总面积110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7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20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1988年秋和1989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1999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2000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475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15座，作坊2处，大型澄泥池2个，釉料坑2个，灰坑22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10月18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20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稀世的珍藏
1978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垕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72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14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8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2000年5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2001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40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1250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2001年7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40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陶瓷知识：白瓷的萌芽
北方瓷器起步虽晚，但因有着长期生产釉陶的经验，一旦开始烧造青瓷，很快就掌握了高温石灰釉的技术。从北魏后期到北齐短短几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特别是优质瓷土的开发利用和成型工艺的成熟，标志着河北青瓷已经基本成熟。但是，北方特有的薄而透明的釉料无论施于深色胎体还是施于浅色胎体，都无法烧出南方青瓷那种清幽翠绿的色调。
在反复的改进尝试中，当含铁量偏低的青釉施在较白的胎体上时，往往会呈现一种白中泛青的颜色，这种浅淡的色调与传统青瓷大相径庭，却与白瓷非常接近。这种介乎于青白之间的瓷器，正是青瓷向白瓷转变的过渡产品。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早期白瓷或原始白瓷。
湮没的清末瓷刻艺术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清末瓷刻。
中国瓷器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传承创新的工艺美术发展史。它按青瓷、白瓷、彩绘瓷、颜色瓷四大系列发展演变而来，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往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第一件瓷刻产生于什么时候，尚有待考证。景德镇珠山道人创造出了瓷刻，是一个流于民间的传说。景德镇作为明、清两代我国的制瓷中心，特别是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瓷艺的进一步发展，宫廷造办处在景德镇官窑中，选出用最好的原料烧制成素釉的瓷器送至宫廷，由宫廷画师加彩后，在宫中再低温烘烤，制造出了专供帝王和赏赐宫廷贵人赏玩的粉彩、五彩、珐琅彩等釉上彩的高级瓷器。宫廷釉上彩瓷器，对民间也起到了指导作用。至乾隆末年，乾隆皇帝意识到瓷器装饰过于格式化，并斥之为“俗样”、“俗式”。因而，提出了瓷器要出“新样”的旨意。
为按乾隆皇帝瓷器出“新样”的旨意，文人墨客们在优质素胎瓷器上，用金刚笔绘画篆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品——瓷刻，由此再现了被人称颂的“刻纹白陶”艺术。白色陶器本来素雅大方，而刻纹白陶更精致优美。白陶的可爱和尊贵，在于它的造型美和它的数量不多。自商代以后，白陶就没有再登场，它的销声匿迹，却引出了瓷器的辉煌。瓷器经历了3000多年历程，到了清代末叶，才有人把刻纹白陶和刻瓷及印花艺术，提高到了素胎瓷器上，从而出现了清末瓷刻艺术作品。
从笔者收藏的“瓷刻”中看，均为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刻制。故也可认为其盛行于清末同、光年间。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文人对当时世道的厌恶，对仕途的淡漠以及勇于对自身价值的挑战与确立，使其中部分智者弃仕途、拒富贵而从技艺、立风格。这些有才有胆有见地的文人墨客，走出了一味师承某家、某派的误区，注重借鉴和汲取各种艺术门类的精华，敢于创新，由此而产生了艺术风范的新局面。另外，在于“五口通商”后，国外金刚钻制品在国内出现，因此有了那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老话，使追求“瓷刻”创作的人们，有了创新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瓷刻的工具解决了，文人墨客们尝试着把与书画紧密结合的篆刻艺术，体现在制作难度更大的“瓷器”上，创作出了“白地黑线”的，集诗文、书法、绘画与篆刻艺术融合的清末瓷刻。
制瓷业有句老话：“胎为骨，釉为衣”。优质制瓷原料“高岭土”经过历朝历代的大量开采，至上世纪30年代，使我国瓷器生产步入了衰落时期。例如：英国当时生产日用陶瓷只有200多年历史，1929年，英国出口陶瓷10．85万吨，换汇2．224亿英磅，即4．8928亿美元。而同年我国出口24．6万吨，换汇1．17亿美元。根据以上的数字来看，我国当年出口的瓷器数量比英国高出了一倍多，而换汇却是英国的四分之一还不到。这说明当时我国瓷器质量就落后于英国。换言之，没有了优质素胎瓷器，是造成清末瓷刻艺术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
清末瓷刻艺术，要有优质白瓷作为“载体”，创作者又要具备诗文、书法、绘画与篆刻等深厚文化艺术功底，由于人才匮乏，故流传的时间是相当之短。这是造成清末瓷刻艺术渐渐消失的原因之二。
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内战频繁等因素，使广大文人墨客生活无保障，流落他乡，这是造成清末瓷刻艺术渐渐消失的原因之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造成旧时被文人们称为“清玩”的清末瓷刻作品，被视为资产阶级“封、资、修”的产物而被废弃。那些年事已高、身怀绝技与有才能的“瓷刻”创作者，受到冲击批判，以至造成后继乏人。这是造成清末瓷刻艺术渐渐消失的原因之四。
除以上四点，另有一点有待商榷。清末瓷刻创作规模甚小，地域狭窄，当时有些人守旧观念强，认为没有达到返璞归真，因此未形成审美主流，造成只有极少数文人墨客在默默耕耘。
清末瓷刻艺术，距今只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却很难见它的“芳容”。不过它作为中国悠远流长的工艺美术百花园的一朵奇葩，孕育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精髓，积淀着的浓厚的历史内涵，超凡脱俗的表现形式，已深为广大喜爱它的雕刻家、篆刻家、书画家、艺术家和收藏鉴赏家所关注，我们不应让它湮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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