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州窑瓷器鉴别。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窑为代表。铜川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创烧于唐，北宋末期为兴盛时期，停烧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产品以民用为主，但也曾以常年例贡的形式烧造黄瓷，供北宋宫廷使用。自宋至清，历代文献中有关耀州窑的记载很多；仅在宋代就有《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与《元丰九域志》等提到耀州窑瓷，足见其影响之大。
耀州窑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其突出的成就是花纹装纹。花纹图案主要有莲花，缠枝花卉，波浪纹，鱼鸟纹等。装饰技法主要是印花，刻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同。其花纹装饰特点，在宋早期是于器面刻划简单的花瓣纺；中期的纹饰则满布器面，大幅的花朵与成组枝叶，疏密相间，主次分明；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多细巧。tAOCi52.CoM
耀州窑产品以碗，盘，碟，罐，壶，盒为主。釉面多开小片冰裂纹。施釉匀净，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俗称姜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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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长沙窑有什么特殊成就？
湖南长沙窑创始于唐而终于五代。长沙窑的瓷器式样之多，在唐代瓷窑之可以说是少见的。长沙窑工匠对于罐等器物的口、腹、系统的部位，善于随形变换，创造出了许多实用美观的形式。长沙窑烧造的瓷塑动物也惹人喜爱，兽类有狮、象、牛、羊、猪、狗、马等。
长沙窑的装饰艺术方面的特殊成就。出现较早的模塑贴花装饰。花贴在壶流和腹部，纹饰褐色彩斑，然后旋青釉。
釉下彩绘是长沙窑有历史意义的首创。开始出现时纹饰比较简单，先出现釉下褐彩，然后发展为褐绿两彩。长沙窑釉下彩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青色。各种纹样大量出现，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对后世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开先了河，在工艺也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此外，长沙窑在唐代还对其它瓷窑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四川省什坊堂的邛崃窑，出土器物与长沙窑具有共同装饰等征，青釉褐绿斑与釉下彩品种遗留甚多。还有成都青羊宫窑也有类似情况。
耀州窑与耀州窑系诸窑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五代未迄宋初受余姚越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窑青瓷有“越器”之称，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刻花外兼烧印花青瓷。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省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广州的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之仿烧耀窑青瓷则是为了外销，可见宋时耀窑器影响之广。
1·耀州窑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五十公里，南距耀县十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以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
明嘉靖本《耀州志》卷二地理同官古迹条云：“黄堡镇·····镇故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陈炉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若据《耀州志》记载，黄堡镇窑停烧时间应是在明嘉靖以前。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黄堡镇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一件刻有弘治纪年铭文的窑具，说明停烧时间是在弘治以后和嘉靖之间。
雍正四年窑神庙碑文中说：“同邑东南乡，土地少石多，大都以陶谋生。其先创始于黄堡，自彼窑场废，而陈炉一方始习其业。神之爵实无从考稽，而庙之由来，阅梁间板记则创自周至五年，嗣正观二年，绍兴四年社人重修之。又越永乐二年、下统九年、万历三年及二十一年、天启三年凡五次重修······”。嘉庆二十一年及光绪七年两碑中亦有同样记载 。但历代纪元无周至及正观年号，这里暂且有提，就以绍兴四炉镇南宋初烧瓷器的时候，黄堡镇并没有停止烧瓷。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黄堡镇窑场是在明弘治至嘉靖年间才废掉的话，那么黄堡与陈炉二窑在很和时间里同时并存，都烧青釉瓷器。明嘉靖本《耀州志》与雍正四年碑文所记不符合实际，都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耀州窑黄堡镇遗址1957——1959年共开了探方十八个，面积1257平方米，经过分析整理，出土物归纳三期，第一期限为唐代，第二期为宋代，第二期之中，根据出土物铜钱以及带纪年铭文标本又可划公为早中晚三期。三期所出文物以青釉为主，中期有少量酱釉标本，晚期有少量月白色釉。结合各地宋墓出土及大量传世耀州窑瓷器，通过排比可以做如下归类：
早期出土物及传世品都较少，以青釉为主，器形比较单纯，只有三种碗。其中两种碗外部刻花，一种外刻浮雕莲瓣纹，是仿照浙江越窑装饰特征制作的。这种碗又有两种形式，一种稍高，莲瓣纹颇长；一种稍矮，莲瓣纹肥短，，一种刻简单的花草纹，是耀州刻花青瓷的初级形成。
中期出土物及传世品较多，此期为耀州窑鼎盛时期，制瓷技巧纯熟。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里的“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段对耀州窑瓷器的描述并不夸张，特别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谈得非常中肯，把耀州窑工匠拉坯的纯熟技巧，仅用十二个字就概括了出来，既形象，又生动。
中期器物仍以生活实用的盘碗为主，此外，瓶、罐、壶、盆、炉、香薰、盏托、钵、注子、注碗等器物无不具备，器形之丰富，在宋代同期瓷窑之中是少见的。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兼烧酱釉品种。装饰除刻花外，印花也比较常见。北宋中期耀州不仅各类器皿具备，而且每种器皿都有多种款式，兹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瓶类器皿见于出土标本和传世品的有十多种样式，有的瓶形瘦长，有的比较丰满。所有瓶式对肩部弧度的处理都给人以优美的感觉。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瓶身的各部比例匀称，造型秀美，周身刻划缠枝花卉。瓶口与上瓶略同，瓶宽肩，瓶身垂直，造型稳重大方，磁州窑大量烧制这种瓶式。瓶口多是喇叭形，长颈，颈部多有双系或四系，瓶子身长圆如瓜形，肩部堆塑蟠龙二条，瓶身刻划莲瓣及莲花纹饰。此瓶为耀州窑比较流行的瓶式之一。比较少见的为供器中的净瓶，瓶身与口颈细长，口颈间凸出一落千丈圆形薄片，便于持取。此种瓶式定窑稍多，其他瓷窑很少烧制。图之17也属耀州窑特有瓶式，卷口、短颈、折肩、瓶身垂直细长略如萝卜形，亦通体刻划流利的莲花瓣纹饰。
炉类器皿也有多种形式，大体可分折沿与直简两种。折沿炉有斜折与变曲下折两种，折沿炉上部大体略同。均为直口平底，炉身接近垂直；炉下部又有多种底足，为五个兽足，耀州窑此种炉比较常见。炉身底座一周跪有五个力士，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耀州窑八角形供碗，碗为双层，外层八面镂空，里面亦各坐一力士，形象与此大致相同。堆塑力士可以说是耀州窑的特有装饰。为喇叭底座，这种底座在河北、山西瓷窑中比较常见。山西太原小白峪北宋明道二年墓出土一伯白釉炉，足外凸起弦纹一道，与此炉大体近似。炉身作直筒形，下承以三足，筒形三足炉北宋中期比较少见，北宋后期外部饰以弦纹的仿汉铜尊三足炉逐渐增多，南宋以后大为盛行，南北瓷窑都普遍烧制。耀州窑烧制的这种炉应当说是一种新的式样。两种炉，炉体镂空，似有两种用途：一为偶像前焚香之用；也可放入香料，燃点后香味通过镂孔四溢，是两晋时期香薰的进一步演变形式。
中期制瓷技巧已臻成熟，器皿繁多，瓜棱、葵瓣、多折等造型难度较大的器物也能做到规整周正。十二瓣瓜棱碗与十六菊花瓣盘等等，都能够达到瓜瓣距离与弧度相等，六瓣瓜棱注子、注碗、也配合谐调。
这一时期海水游鱼纹和莲塘对鸭纹刻划生动令人赞叹，舯碗里面，部位很小，而海水刻划得汹涌澎湃，波浪翻滚，也有在水波纹外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既有水波滚动的自然景象，又富装饰趣味，每件作品都是一幅成功的杰作。水波三鱼纹的最令人喜爱，在漩涡之中三鱼悠然自得地游弋，鱼鳍与尾的动作是如此的逼真和生动；水波游鸭纹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宋晚期出土及传世品也以日常生活使用的盘碗为主，此外还有瓶、罐、钵、洗、盆、碟等器皿。中期出期的印花装饰，这时有较大发展，除习见的缠枝、折枝牡丹、菊花、莲花等纹饰外，出现了把莲、凤凰牡丹、犀鹤博古、飞鹤、飞蛾及资态多变的各种婴戏纹饰。
印花把莲纹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时或茨菇时四五枝系为一把；印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义为一把或一束莲花。
印花婴戏纹此期比较流行，在小碗的里面婴儿做各种游戏资历态，有印婴戏于花间的；有两婴在竹枝上荡秋千和在梅竹丛中嬉戏的。有趣的是四婴在一把莲花上游戏，上面两婴做骑马姿态，下面两婴做荡秋千动作。
发掘所得资料表明，耀州窑创烧于唐、烧制黑釉、青釉、白釉瓷器，入宋以后青瓷得到很大发展。北宋中期以后为鼎盛时期，以刻花印花装饰为主，尤以刻花的九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耀州窑刻花创于宋初，从出土标本可以看出，它受到浙江余姚越窑刻花装饰的启发。宋初耀窑碗类标本之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的外面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瓣纹⒄，这种刻花装饰盛于五代越窑碗，耀窑刻花莲瓣碗刻花装饰就首先取材于越窑碗器纹样，具有越宾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之说。耀瓷早期刻花另一种装饰是在碗外刻草率的似是而非的花卉纹饰。这应是耀州窑刻花装饰初创时期的本来面目。但到北宋中期，耀瓷刻花发展成熟，刻花有线条活泼流畅、刀锋犀利、纹饰题材丰富多变等独特风格。耀瓷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印花装饰，到北宋晚期，布局严整，讲求对称，各地出现的印花纹饰无不具备，就耀瓷印花纹饰在宋代印花瓷器中最为出类拔萃，是不为过分的。
关于耀州窑历史的几个问题
关于耀州窑，宋人的《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与《无丰九域志》，元人的《辍耕录》，明代的《耀州志》，清代《耀州续志》、《大清统一志》与《乾隆府厅州县图志》都有记载。此外，黄堡镇有宋元直七年德应侯原碑碑记，陈炉镇也有清代碑记六种。这些记载有不少问题值得讨论。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一段记载，前两句似应理解为指的是宋前期浮雕莲瓣碗，这种碗从造型到纹饰都模仿越窑烧制的；后两句的“极粗朴不佳”则是陆游的亲见，这就是黄堡镇窑址金代地层的那种刻花而碗心一圈乔釉的大碗。这种碗胎体较厚，耐用用程度显然比薄胎瓷器好，因此食肆喜欢用它。
周煇《清波杂志》卷中有谓：“耀州白者为上”，当是周煇使金时得自北客的传闻。在黄堡镇发掘的八万多片标本中，白瓷标本不及万分之一，可知白瓷的生产量是微不足道的。黄堡镇灯泡厂耀窑遗址发现有白釉绿彩器标本，数量既少，其质量也令人很难同意北客的说法，也许这是北客的一种偏爱吧。
关于耀州贡瓷问题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正因为如此，它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两面三刀书所记耀州属县之中都明确提到同官县，今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是宋同官县属地，宋代耀州其他几个属县，都没有发现瓷窑遗址，宋时贡瓷可以肯定为黄堡镇所产，两书所记耀州窑贡瓷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微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三十年。
1953年在北京广场安门外的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了一大批青瓷，故宫三月物院曾赴现场进行了调查，采集了三百多件标本，绝大部公是盘碗一类器皿。器里刻花，纹饰除龙凤为主外，还有花卉。出土标本制作工艺及外观基本一致，釉色大都青中显黄，当时初步确定属于同一瓷的产品。1957年故宫博物院黄堡镇耀州窑窑址调查，发现窑址标本与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标本在胎、釉、制做工艺以及刻划花装饰有很多共同点，只是纹饰不同。1959年中国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黄堡镇窑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出土标本八万多片，发现有刻花龙凤纹标本，证实了北京广安门出土青瓷为黄堡镇耀州窑所烧贡瓷。刻花龙凤纹的标本出土于北宋中期地层。这批贡瓷也当是烧于北宋中期。北宋未，金人攻陷汴京，典籍珍宝无不为金人搜乔殆尽。〈系年要录〉卷四金人掠夺汴京财物说：“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三朝北盟会编〉中也记有：“祖宗七世之遗，劂存无几”。瓷器，当然也毫无例外的一起扫数运走。北京广安门发现的耀窑青瓷当是金人的胜利品。这批瓷器的出土使我们对耀州贡瓷面貌有所了解。属于这类贡瓷器可以看到耀州贡瓷的庐山真面目。
2河南临汝窑
河南省是我国北方瓷器的重要产区，不少瓷窑集中在豫中地区。宋代这里先后出现了几个驰名于时的瓷窑，临汝窑就是其中之一。改汝县窑场院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一部分烧民间用瓷，为便于区别，今称为临汝窑（这里专谈民间所用青瓷）。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临汝窑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五十年代以后文物考古部门对窑址进和了多次调查，对已经暴露的窑炉残基进行了清理发掘。临汝县共发现窑址十一处，其中烧耀州窑系印花刻花青瓷的有三处，其余八处烧钧窑系青瓷。三处耀州窑系青瓷窑址为严和店、轧花沟和下任村，以严和店遗址范围较大。严和店北距县城十二公里，在蟒川的西岸，窑址在今汝瓷厂西，距厂150米有一个沟，沟南可通蟒川，沟东地表一米以下有两米厚的堆积层；沟西有由匣钵、瓷片堆成的三个大堆积，由此向南至蟒川，在长200米的地面上，遍地散布着瓷片标本。
从采集的标本结合传世临汝窑瓷器观察，临汝窑以烧盘碗为主，宋代瓷窑习见的瓶壶枕等器皿，这里极少见。盘碗造型样式不多。严和店窑址虽然经过严重破坏，地面散布标本仍然不少，烧瓷时间较轧花沟及下任村为长。
关于临汝窑历史问题，过去人们做过一些推测，有人认为始于宋代；有人认为始于北宋初年，或更早一些；也有人认为始于隋。
根据严和店等三处窑址采集的标本，参照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大量标本进行综合比较看来，临汝窑烧瓷时间应当始于北宋中叶，盛于北宋后期，延续到金代。严和店等三处窑址标本中看不到宋代早期器形标本，绝大部分盘碗属北宋晚期样式。从印花纹饰看，六格布局方法、水波纹、水波游鱼以及缠枝、折枝花卉纹，与黄堡镇窑址北宋晚期层所出的基本特征相同。严和店窑址采集的碗里缠枝菊、碗外刻线的小碗和碗里印长瓣菊花纹碗，都与黄堡镇北宋中期出土的相同。在临汝窑三处窑址中刻花标本只采集到三件，耀州窑刻花器始于北宋早期，盛行于北宋，成为北宋时期刻花装饰具有代表性的瓷窑；而临汝窑由于技术力量或其他原因没有生产多少刻花瓷器。从刻花装饰产品很少这一点来看，临汝窑烧瓷历史显然要比耀州窑晚得多。
临汝窑瓷器主要物征
临汝窑青瓷器据标本看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光素无纹饰，一种为印花。印花绝大部分为凸起的阳文，纹饰轮廓线凸起较高，叶筋多以点线纹表现。纹饰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以缠枝菊纹最为多见，在碗里多用缠枝布局，大小六朵菊花相间排列，除菊花外还有牡丹等多种花卉纹饰。折枝花有两种：一为大花大叶，二方连续布局，以两朵饱满盛开的花朵为题，辅以大叶衬托，花叶轮廓均为阳文，花瓣及叶筋为凹入阴文。另一种花叶较小，布局亦为六朵花卉，碗中心为三组花枝交叉，也有印折枝叶纹的，主枝一分为二，两枝上各为三叶，左右对称。团菊纹也较多，大体也分两种：一种团菊中心无花蕊，一种团菊纹中心为一圆圈，内印阳文“童”或阴文“吴”字，这表明是作坊或工匠的标记。具有临窑独特风格的为海水纹，海水布局为圆圈形式，多为八到十圈，如像在静静的湖水之中投入一枚石子，击起的水波由小到大，形成多层波浪式水纹。中心为一花朵，具有落花流水的含意，也有中心饰以田螺纹的。
临汝窑盘碗胎稍厚，轮旋修坯较耀州窑草率，尤其表现在盘碗圈足部位，釉色青中闪绿较多见，与耀州窑的青中偏黄色调不同，施釉稍厚，气泡较多。
3宜阳窑
宜阳窑产瓷最早见于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康熙三十四年本《河南通志》也记此窑产青瓷。清乾隆十二年本《宜阳县志》卷五，德应侯庙条说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六年夏重修，今圯无考，一在半壁山”。宋代北方产瓷区一般都立有窑神庙，陕西铜川耀州窑窑神庙中供奉的就是德应侯，因此，宜阳的得罪应侯庙也是窑工供奉窑神之处。烧瓷现场遗址当距此不远。
1977年河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共同调查了窑址。窑址在县西一公里的三里庙。遗址范围不大，以烧青釉为主，兼烧白釉、白釉黑花及黑釉等品种。青釉共采集了一百七十件标本，光素者八十五件，鲂和花者十五件。刻花青瓷以花卉为主，先刻出花叶轮廓线，花筋叶脉叶脉以篦状工具划刻，风格与耀州窑完全相同；碗里满刻菊瓣纹的较多，也与耀州窑风格毫无二致。罐盖的盖面上刻百折纹的比较普遍，这类作品也见于耀州窑及临汝窑，但数量不及宜阳窑多。印花者以花卉纹饰为主，耀州窑、临汝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碗这里也造，也有印牡丹及其它花卉的，花脉叶筋都以点、线点划，与临汝窑相同。碗外多刻线纹，从剖面看，线纹有三种：一种用半圆形工具刻出粗线；一种如耀州窑风格，先直刻一刀，然后再众旁斜剖，剖后线条具立体感；一种用尖状具划细线。钱缠枝菊纹除习见小碗外，大碗数量比耀州窑、临汝窑多，口缘较厚，名口下划弦纹一周。印纹中比较少见的为鱼龙纹，这种纹饰在河北曲阳定窑白釉印花瓷枕上见到过，在青瓷印花中尚属首见。印花大碗里心有印一阳文文字者，共有两种，一印“同”字，一印“吴”字。印“吴”字的，在临汝窑址也采集到一件。宜阳窑青瓷施釉稍厚，釉色比较多样，气泡比临汝窑的少。
《宜阳县志》记载德应侯庙有二处：庙在清乾隆时已废圯，三里庙窑址只是其中的一处；另一处在县南十五公里的半壁山（俗名鹿蹄山），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4宝丰窑
宝丰县青龙寺窑窑址在大营公社，距县二十公里。窑址标本计有白求恩釉、 青釉和低温三彩釉陶器等。
青釉有光素无纹饰、印花及刻花三种。印花缠枝菊纹不少，纹饰清晰，线条细而圆润，精者几与耀州窑完全相同，胎亦较薄，与临汝窑和宜阳窑不同。印花小碗碗里印花卉纹饰，花卉安排在六等分的框线之内，每格内安排一组折枝花卉；也有分为十等分布局的，但碗身都较浅。这种浅式小碗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中比较少见。缠枝与转枝菊纹者运用较多，碗心多印团菊一朵。这种纹饰的碗也有深浅二式。波浪纹有与临汝窑圆圈式布局相同的；也有具有图案的海水，碗里或碗心点缀一个或几个螺纹的。这种纹饰在耀州窑、临汝窑也都可以见到。印花纹饰绝大部分是阳文，花脉顺筋也以点线纹表达，阴文印纹者极少，阴文折枝花卉纹仅采集到一件。轮廓线为粗线条，不附加任何装饰，实际上只有花叶的轮廓，装饰效果比较呆滞，因此未能大量生产。
刻花器与耀州窑风格大致相同，轮廓线用刻花手法，花叶筋脉用篦划。篦划纹有疏密两种，稀疏的不如细密的好。刻花标本中有大瓶下部一件，瓶身满刻花纹，刻花篦划并施，纹饰生动有力。施釉较厚，透明如玻璃，呈浅绿色，质量甚精。可惜这类标本不多，但仍可看出宝丰窑的制做水平是比较高的。
5新安城关窑
新安城关窑是河南省博物馆与县博物馆近年调查豫西地区发现的窑址之一。这里遗址面积经过钻测为270，000平方米，堆稷层在1.5至2.5米之间,地下埋藏丰富.由于历年垫土,窑址全部被封在地下,地现散布瓷片及窑具较少.
新安县城关窑址出土标本品种较多,制做工艺水平也较高.其中青瓷以花装饰为多,印花纹饰也有耀州窑\临汝窑\宜阳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纹,布局也采取盛开与半开的花朵间隔排列.碗心亦为团菊一朵,这种碗心有刻印氏字铭的,计有吴、杨、惠等字,也有印张、同等字的,印张字商标的,标记与磁州窑“张家造”三字，下托一莲花，城关窑带张字款的碗底，上部似为覆荷纹，中部只书一“张”字，下面托一朵莲花，标记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印花纹饰还有卷草、水波游鱼、水波田螺、莲池鸳鸯、把莲、婴戏、鸭、海石榴纹等。其中水波鱼与水波田螺纹见之于耀州窑与临汝窑；把莲纹则仅见于耀州窑。城关窑印花把莲以三把莲花首尾相接排列，空间亦辅以水波纹，碗内没印三把莲字铭，但可以看出它与耀州窑的关系。
刻花装饰在城关窑址采集数量虽不多，但制做是很精美的，不少标本的造型与风格与耀州窑极为相似。如直口碗，碗外满刻缠枝花卉，具有犀利的刀锋与流畅的线条。里外刻花碗不仅纹饰近似，圈足的修坯工整也几乎与耀州窑基本一致。这种修整碗足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址里是看不起的。此外，从巾花莲瓣灯、百折洗、刻花莲瓣碗等器，更可以看出城关窑与耀州窑之间的关系。
6禹县钧台窑
钧台窑位于县县城西北隅，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350米，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 ，地下埋藏相当三富，可以想见。这时当时瓷器生产是比较兴旺的。钧台窑北宋时期除以生产紫红釉“钧窑”瓷器驰名于时以外，还烧造青釉瓷器，有印花及光素无纹两种。印花有缠枝花卉、水波游鱼等纹饰。纹饰布局具有耀州窑系风格，但在造型上稍有不同。耀州窑系瓷窑中常见的碗里缠枝印花小碗，绝大多数是敞口尖底，碗身稍高；钧台窑这类碗圈足不明显，碗身较矮，与其他青瓷窑略有区别。钧台窑青瓷未发现刻花装饰，而以印花为主。烧制时代与耀州窑北宁晚期层出土同类标本大致相同。
7内乡大窑店窑
内乡县宋时属邓州，内乡大窑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邓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治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之说。可知邓窑是宋代河南地区烧青瓷的瓷窑之一。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在南阳府土产、瓷器条中指出为内乡县；清康熙三十三年本《南阳府志》里又有大窑店名称，地点在县西五十里。内乡县文化馆据此在大窑店地区发现了瓷窑遗址。
邓窑始烧于唐，宋代有较大发展，金元时期仍继续与印花两类：印花以花卉为主，习见的缠枝菊纹在窑址里散布较多，此外也有缠枝、折枝牡丹 纹等；刻花器极少，划花器也少见，大窑店窑是以印花装饰为主的。青瓷碗里满刻细长菊瓣纹饰的稍多，但这种纹饰也采用模印方法，碗外留有钱模压印痕迹。耀州窑与河南青瓷窑常见的碗里印花、碗外刻斜线的装饰方法，大窑店窑却一件都没有，这是大窑店窑比较特殊之处。
光素无纹饰的青瓷，有的施釉较厚，垂釉处如透明玻璃珠，釉色青绿介于禹县、临汝窑之间。圈足内多是紫褐色，此类特点应是宋邓窑青瓷的本来面目。
8广州西村窑
广州西村窑不见方志记载，1956年广州市文管会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烧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绘、青釉及黑釉等几种。广州地处东南海隅，广州西村窑的出现显然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关。三十年来，西村窑瓷器在国内绝少出土，目前见于报道的西村窑瓷器，多出土于东南亚国家。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除釉色不同，碗外刻线呆板、胎土与制做稍嫌粗率之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广州是宋代重要商港，当时在这里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有关事宜，丝、茶、瓷是对外输出重要商品。宋代著名的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瓷器都经过这里转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少国家的古城遗址和海岸港口地带，出土不少我国宋代瓷器。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瓷无疑是受到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其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西村窑缠枝菊印花青瓷有与耀州窑相似的，也有略有变化。这可能是为了大量出口印花青瓷，原版印花模具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方法制出印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瓷的需要，因而花纹有了一些变化。
9广西永福窑
永福窑是1957年在广西省内发现的宋瓷窑址之一。永福窑以烧青瓷为主，有刻花与印花两种装饰，有盘、碗、碟、壶、罐等器物。釉色以青黄及翠绿两种具有代表性，尤以翠绿釉釉色为美。在江南地区青瓷窑之中极少有此釉色，带有永福窑独特地方风格。这类翠绿釉器物之中，碗里也印有耀州窑风格的缠枝菊纹饰。毫无疑问，它与广州西村窑一样，都受耀州窑的影响。
古陶瓷界千年之谜 柴窑:会不会就是耀州窑?
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史上，有几个重要谜团，比如：唐秘色瓷、宋官窑、宋官汝窑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这些谜团都一一解开，但还有一个巨大的谜却一直没有被解开，那就是，曾被研究者誉为“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美名的柴窑瓷器。传其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因柴窑迄今尚无传世品，窑址一直也未确定，被古陶瓷界称为“千年之谜”。
8月27日，首届中国柴窑文化论坛在西安召开，百余位专家学者和陶瓷爱好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被称之为“千年之谜”的柴窑。
关于柴窑的窑址，学术界也有各种论述，有“河南说”、“景德镇说”、“浙江说”，陕西学者对西安出土的耀州窑青釉瓷进行研究，提出了耀州窑就是柴窑的观点等。种种迹象表明，关于柴窑身世的“暗战”愈来愈激烈。
疑问
明代曹昭撰写的《格古要论》明确记载：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
“北地”在哪里？
1.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主任禚振西经过考查古代地理发现，“北地”是一个古代的郡名。北地郡的实土，包括三原、耀州(华原)、富平、同官等地。
2.著名陶瓷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赵自强分析，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称为“北地”，只说为“北方”。而最早的文献记载明《格古要论》称“柴窑，出北地”，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最为合情理。
3.郑州柴瓷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田培杰发现在志书、艺文、风俗等诸多方面均有将古郑州称为“北地”的记载。
五代后周的周世宗柴荣，在位时给御窑工匠提出了要烧制一种更亮丽的陶器。是哪种颜色呢？他指了指天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吉州窑的特征是什么？
吉州窑的特征是什么？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州窑，坐落在江西省吉安市，宋时与定、磁、钧、耀、建等窑齐名。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因吉州而冠窑名。吉州窑是一个窑场系列，窑址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主窑场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吴家窑等。其中，永和窑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24座窑岭山似岗，密布在永和镇西侧。考古情况表明：彭家窑和塔下窑创烧于唐代中晚期，五代终烧；永和窑五代创烧，元末终烧；吴家窑北宋创烧，元代终烧；临江窑五代创烧，明代末年终烧。整个窑系有一千二百余年的烧造历中史。
吉州窑民窑特色鲜明，它博采众长，集南北各窑物制瓷艺术之大成，先后成功地仿烧了定瓷、龙泉瓷、青花瓷华中，又将民间剪纸工艺成功运用于制瓷物华装饰，形成了质朴、明快、生活气息浓郁的装饰风格。并且充分利用窑变技术，研制创烧了色彩缤纷、璀璨夺华目的黑釉地木叶纹、虎斑纹、玳瑁斑、鹧中物鸪斑、鳝皮黄、油滴等黑釉窑变瓷和个性独特的釉下白地彩绘，给人以自然、清新、亮丽的美感。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不少国家均有收藏，甚至奉为国宝。釉下白地彩绘技术更是直接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开辟了制瓷装饰工艺的新天地，对我国陶瓷生产影响深远。
吉州窑是一座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的民窑，产量大，成本低。它适用当地的材质，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制瓷工艺，铸就了吉州窑古陶瓷“胎质粗松，含砂量高”、“似陶非陶”、“重釉不重胎”、吸水率高、施釉薄、见水亮等个性特征。烧造的主要器物有盏、碗、罐、杯、碟、盘、钵、盆、瓶、壶、玩具等；釉色有青釉、青白釉、乳白釉、褐釉、黑釉、绿釉、仿龙泉釉、彩绘及青花等；装饰工艺有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洒釉、捏塑等；胎质有素白、粉白、黄白、豇红、青灰炻质等色。
一，吉州窑古陶瓷的胎质特征
吉州窑古陶瓷存世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永和窑的米黄色含砂胎。古物陶瓷研究者谓其“粗松，似陶”，更有学者认为其未达到高温瓷化效果，这些观点虽然偏颇，却正好指出了吉州窑胎质的本质特征。
吉州窑物的瓷土来源于赣江对岸的鸡岗岭和窑场周围，或二者兼而用之。生产场地就在赣江边的沙丘地上，无法避免砂粒进入瓷土，因而胎质中含砂量大，使胎质粗松吸水力强，粗看似陶，但敲之具金属声。这是由吉州窑的生产环境所形成的个性特征，因而成为了区别其他窑口的显著特征。由于胎中泥含砂量高，修胎时往往发生阻刀、跳刀现象，在器底及圈足内物中能清楚地看见跳刀痕。而胎体表面留下波浪痕经施釉后，其痕迹虽有所减弱，直面观测不易发现，但用手触摸胎表仍可以感受到呈竖条形的起伏，在适当的角度侧视，肉眼可见呈竖条状的釉层挂附不匀等肌理现象。
现代吉州窑仿制品，多采用淘洗好了的现成高岭土，且在封闭的室内制作，砂粒无从混入，人为掺和又极难把握比率，难使匀和。因而胎质坚密，不含砂，色泽偏白，不存在胎表因砂粒引起的阻刀、跳刀现象，更不存在因此而中留下的竖条形的起伏触感和竖条状的釉面挂附不匀等釉层肌理现象。
早期仿品多系电炉烧制，坯胎易在电炉骤然高温下爆裂，因而有在瓷土中掺入稍许水泥浆的做法，烧成后胎质呈深灰色，类似砾质胎，但绝无砾质坚硬，磨胎落粉，敲之无金属声。此类仿品多为大件，如瓶、罐、炉一类，且多见于黑釉瓷，尤以剔花最多。因中其胎质不适应生产彩绘瓷，因而在彩绘瓷未见仿者。
中期仿者改用在瓷土中掺石膏粉或立德粉，因其材料在高温中易爆裂，多用低温烧成，因而敲之声闷，磨胎落粉，胎质虽略泛黄色，但绝无米黄色，且半年后泛黄消失，呈白中泛灰状。此类仿品多见于彩绘瓷或半截釉黑釉窑变瓷，尤以玩具陈设件居多。
晚期仿品吸取以往经验，有埋入土中“过蚀”、在成品上涂胶过火仿土锈制造假象者。土物锈靠胶粘附，干燥时无异样物中反应，但见水易化，甚至脱落，用手指沾水，哪怕沾点唾沫涂于锈面，手指沾有土色者为人为土锈。现今的高仿品则有用老器底敷中新胎和利用粗糙老坯重新上釉窑变两种，这类仿品凡露胎处均为老品，更具欺骗性。其识别方法，前者可用指弹法或敲法，从上下声音辨别，上下声音异样者为赝品。后者则可观测釉与胎结合部，老品胎釉合一，挂附自然，无掉釉或起皮现象，反之则为仿品。因难找到完整老胎，故多做成木叶纹、兔毫、玳瑁、虎斑等稀价高的碗、盏，以求暴利。
二，吉州窑古陶瓷的釉色特征
除胎质不同外，新老瓷器的釉色区别，第一眼的直观感觉十分重要。老器釉料是使用天然材料，釉色物自然古朴，加上年岁久远，多有使用磨损痕，即使釉色极好的出土老器，其泛光亦显柔和。仿品的釉料多为化学成分勾兑，烧成后釉面光亮匀称，尽管采用酸碱除光亮法或埋入土中锈蚀法，但缺乏岁月侵蚀和使用磨损，其光亮度当然突兀、扎眼。
吉州窑属民间窑场，产量大，生产也就较为随意，加上坯胎含砂量高，釉料稠了更难挂附，因而形成了釉料稀、上釉薄的生产特点。
以黑釉为例，与建窑黑釉凝重的特色比，少有建窑所特有的“流泪”现象；宋元以前的黑釉瓷器，因釉料中稀，容易下流，口沿往往显现淡淡的黄线圈；因上釉稀薄，受釉冷得快、胎冷得慢的温差影响，几乎所有的黑釉窑变瓷的釉面在放大镜下均可看到不规则的冰裂现象：因上釉稀薄，在阻刀、跳刀所造成的轻微起伏处，釉料难以挂附均匀，若选择适当的倾斜角度观察釉面，还可以看到波浪起伏的釉面肌理；也正因为上釉稀薄，坯胎吸附过多，釉面形成许许多多肉眼无法看见的缺釉毛孔，显得粗糙干涩，有如“雨花石”见水就亮的特质，因为水会迅速填满缺釉毛孔中，使釉面浑然一体，自然就晶莹剔透了。中上述这些吉州窑所特有的釉泽现象，是新品无法显现的。
吉州窑彩绘瓷脱胎于磁州窑，磁州窑胎质偏黑灰，不得不在坯胎上先施一层淡色化妆土，然后再绘黑彩，以求色彩和谐。永和窑胎质白中泛黄，黑色釉与胎色反差过于强烈，显得生硬，不受人物们欢迎。而直接在坯胎上着褐彩釉，自然、和谐、古朴的特征显而易见，且省工料，这就是吉州窑彩绘瓷绝大多数为褐彩的物原因。
三，吉州窑古陶瓷的工艺特色
吉州窑为综合性窑场，民窑生产随意性大，现就基本的最具本质特色的器型发展趋势、制作工艺和画风画法作简单分析比较。
1，器型发展趋势。时尚决定器型发展，器型决定制作工艺。早期的吉州窑瓷器，继承了唐代雍容、矮胖的风格，入宋以后逐步向挺拔、俊俏发展，到南宋中后期达到顶峰，元以后向肥硕、厚重发展，明代以后中则转向轻薄、规整。这与同代各窑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2，工艺特征：吉州窑因地制宜，制作工艺受胎土物、施釉方式以及生产习惯影响。以基本器型碗、盘、壶的底足为例，唐末五代的底足以玉中璧足饼底、矮圈足为主；到了北宋前期则发展为高圈足、大中物圈足，中后期又为矮圈足：至南宋早期演变为假圈足，中期中华圈足直径逐渐缩小，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再在近足处横旋一刀，形成外观似圈足的形状；元中期以后，除黑釉盏继续保持上述形状物外，其余底足又向厚壁、大圈足发展；至明代再向薄壁圈足发展。这个发展趋势，经过了一个循环往复、沿袭改革的变异发展过程。这个规律为吉州窑瓷品的断代依据之一。以黑釉瓷施釉为例，受烧造技术的影响，北宋以前的黑釉瓷为防止釉粘连，保证成品率，均施半截釉；南宋前期，由中于窑钱(垫圈)的出现，固定了叠烧器物之间的间隙，能较好地防止釉粘连，形成了除圈足外略显稍许胎，即釉不及底的形态：南宋中期以后，由于较准确地掌握了垫圈厚薄规律，形成了除圈中足内无釉，器内外施满釉的形态。
这些都是吉州窑产品“多露胎骨”的原因，也是其断代特征之一。以时尚习惯为例，吉州窑受地理环境影响，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窑匠们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中糙随意的显著特征。虽然随着烧造技术的进步，施釉方法从半截釉，发展到釉不及底，再到施满釉，表现了窑匠力求完美的愿望，但其重釉不重胎的观念始终占了上风，并且形成了生产习惯。因此，除少数极品外，绝大多数黑釉博瓷的圈足内外的刮刀痕或跳刀痕均较明显，成为其鉴别窑口的显著特征。
3，画风画法。吉州窑古陶瓷装饰，无论是剪纸还是彩绘，讲究简练的画风画法和疏朗有致的图案布局物中，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成形，或点缀几笔以打破平面，极其写意又十分传神，绝无文人骚客笔下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即使同画梅花也别具一格。其图案均源于自然，取自民俗生活，多以自然物为对象，如菱花物、团花、梅花、梅枝、蕉叶、奔鹿、彩蝶、波涛、猫、狗、虎、马、虫、鱼，常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龟鹤齐寿”、“儿孙满堂”、“多子多福”、“金桂玉兰”等吉祥语剪纸，还有马上猴(寓立刻封侯意)、凳上猴等彩绘物泥塑瓷。这些装饰图案质朴明快、童趣盎然，民俗俚语特点鲜明，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古玩鉴别无捷径可走，掌握特色是瓷品鉴别的根本要求，仅凭某一特征就下结论，又必失偏颇。因此，应通过多看、多摸、多比较，综合考虑。吉州窑是一个综合性民窑系列，沿烧了1200余年，民俗性、创造性、简陋性、随意性等是其特点，掌握其胎质、釉色、施釉方法、画风画法、烧造工艺等特征，在品玩过程中找到规律，再将规律性的感性认识归纳成理性认识，其奥秘也就熟谙于胸了。
宋代耀州窑
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市，因地属古耀州得名，也叫铜川窑。北宋耀州窑青瓷的胎子是灰白色，较薄，很坚密；釉子细密，光润，青中闪黄或略闪黄，类似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主要装饰方法是刻花、划花、印花、堆塑等。北宋初期开始出现非常草率的刻花，以后日臻成熟。北宋中期，己采用刻划结合的手法，刻主题纹饰，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而奔放；划陪衬纹饰时，纤细如丝，排列有序，整体纹饰层次清楚，繁而不乱，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北宋晚期盛行在盘、碗内印花，既规整又洁晰。常见纹饰有：缠枝牡丹、缠枝莲、缠枝菊、把莲(一把、两把、三把的都有，有的还印上 "三把莲 "等文宇)、菊瓣、梅花、松树、鹊竹、水草、忍冬、龙纹、凤纹、狮、虎、鹿、犀牛、蛾、飞鹤、游鸭、鸳鸯戏莲、莲池游鱼、水波游鱼、仙人骑鹤、飞天、弥勒佛、婴戏等。边饰主要是莲瓣纹、回纹，也有堆贴雕塑龙、兽、力士、猴、荷叶、人物等。
耀州窑纹饰以花卉为主，以婴戏纹最有特色，有攀在花枝上的，有卧于花丛中的，有荡于花枝间的，有戏水的、夺球的，活灵活现。耀州窑主要器型有盘、碗、杯、盏、钵、梅瓶、荷叶式高足盘、喇叭口瓶、葫芦形执壶、多子盒、枕、炉、凤头壶、花口尊、玉壶春瓶等。北宋耀州窑的碗身较高，敞口，小圈足，器物一般施满釉，工匠多拿着底足蘸釉。耀州窑虽属民间瓷窑，但制作非常规整，釉色很漂亮。据史书记载，北宋中晚期的耀州窑有大量上乘之作作为贡瓷供宫廷使用。
宋代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以耀州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耀州窑系。河南的临汝窑、宝丰窑、宜阳窑、禹县窑、内乡窑、新安城关窑均深受其影响，烧造青釉刻划花、印花瓷器。这一时期广州西村窑、福建同安窑、广西永福窑和容县窑，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也仿造耀州窑产品。
耀州窑印花五鱼图碗 宋 11.5*5.6厘米估价:RMB1O000一15000
耀州窑的印花装饰自北宋中期出现，至晚期时大量发展。与定窑精细入微风格不同，耀州窑的印花具有洒脱活泼的特点。纹样一般表现为阳纹，图案清晰，构图严谨满密。 耀州窑青釉剔花倒装壶 北宋 18.3*14.3*12厘米
这个青釉倒装壶集捏塑、剔刻，模印装饰于一体，是宋代瓷器精品的一个代表作。壶形如鸭梨，上面是双蒂式假壶盖，顶端与一侧腹间是飞凤形的提梁，另一侧是贴塑的一对母子狮。母狮张口作为流口，小狮子在母狮腹下吸吮，形态生动。壶腹部是剔刻的缠枝宝相花纹，下面是一仰莲纹，装饰饱满，布局很多。底心有一大孔通腹，倒置可灌水，正置滴水不漏，奇巧无比。 青瓷牡丹萱草纹瓶 北宋 48.4*7.5厘米
耀州窑的地位很高，在文献山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记载。刻花纹饰曾受越窑，龙泉窑刻花青瓷的影响。刻花题材丰富，牡丹纹是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在瓶、盘，碗、罐等器物上都可见到。纹饰采用刻花、划花、模印和堆塑多种形式。刻花和划花主要是用全属或竹做成的工具，在未完全于透的器皿坯胎刻划出各种花纹，用不同的纹饰衬托形象的立体感。该瓶器身满布缠枝茎叶的萱草纹，两面以两朵大牡丹花为主题，上下两道弦纹，布局严整。刀法生动流畅，犀利洒脱，刚劲有力。造型为小口。短颈、溜肩，身秀长，是宋代梅瓶的标准样式，可算是耀瓷中的珍品，令人百看不厌。
陶瓷知识：古窑的含义是什么？
有狭义及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讲，古窑指古代的旧式窑炉，最初指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千年)的陶窑，形式可分竖式穴窑和横式穴窑两种，通常是用土坯砌的窑床。商周(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窑床由不固定到固定，烟窑也从窑膛上面转移到窑膛后面，但还只能烧造少量器物，火候或气氛无法控制。
到了东汉时期(公元61年前后)，南方青瓷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从陶器跃升到瓷器，从陶窑跃升到瓷窑的新阶段。它也说明在窑炉技术上已能初步控制气氛，在窑炉结构上也渐趋完备。
隋、唐时代是我国瓷器发展时期，除了南方赿窑青瓷为瓷器的先驱外，出现了北方邢窑白瓷，与之并驾齐驱，盛行海内，驰名中外。宋代以来，由于积累了复烧和窑变色釉的丰富经验，各地名窑辈出，在北方以河北定窑和河南汝窑为代表，在南方以浙江龙泉窑为代表。红釉的创造，并发展到多种多样的颜色釉和空变花釉，此时为我国窑业和瓷器全面发展时期，给明清瓷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时期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以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集历代名窑之大成，由素瓷全面发展到彩瓷新阶段。特别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窑无论在新彩瓷、青花瓷和色釉等方面，其品质之精，造型之多样，釉彩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为后人所称颂。
我国古窑的结构及形状，据考证，由于我国南北地区制瓷原料，工艺，燃料，地形以及产品品种等等的差异，经过长期沿革演变，形成南北两地陶瓷窑炉的不同类型。南方窑炉由龙窑演变为阶级窑和景德镇式柴窑；北方窑炉则由马蹄形窑演变为馒头式平焰窑。
所有这些旧式窑炉的特点：结构简易，建造投资少，速度快，易于修筑，燃料损耗少，烧成成本低，产量大，品种多，周转快，质量较好，匣钵损耗较少。但缺点是装窑和出窑的劳作较麻烦。古窑，广义的则指陶瓷器的产地及其制品，例如邢窑定窑分别指唐，宋时邢洲，定州的窑场所制的瓷器。明清时还以封建帝王的建年命窑，如“宣德窑”、“成化窑”等。
宋代耀州窑的特征
耀州窑在宋时北方的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堪称翘楚。宋代晚期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面光洁匀静，色泽青幽，呈半透明状，十分淡雅。
宋代装饰技法主要是刻花、印花、划花及模印刻划相间，以刻花、印花为主。北宋中期刻花发展成熟，刀法犀利，线条刚劲有力，刀痕有斜度，是宋代刻花技法中最优秀者。北宋晚期的印花也很精美，布局严谨对称匀衡。纹饰有缠枝莲、把莲、牡丹、缠枝菊、波浪、飞鹤、飞蛾、犀鹤、博古、海水游鱼、莲塘戏鸭和婴戏图案等，龙凤纹则是宫廷瓷器专用题材。水波纹外一般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水波中三鱼多见。婴戏图案则以荡秋千为主。宋代花纹装饰特点：早期于器面刻 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则花纹满布器面；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大多纤巧。 宋代器物足端无釉，足内有釉。
1、器胎特征：早期胎有深浅两种，深者为黑灰或铁灰色，外施化妆土，浅为浅灰色，不施化妆土，均多含有黑色铁质小颗粒和气孔；中期全部为浅淡灰白色，无铁质小颗粒，不施化妆土，但有明显的白色介面层；晚期和南宋多呈灰白色，少数有浅灰和土灰色，不施化妆土。
2、器釉特征：早期多数为青灰或青黄色，少数有与五代近似的青绿和淡青色；中期几乎都为橄榄青色玻璃质金莹透明度好，釉面光泽度强，釉虽薄但硬度大，很少发现唐五代尚有的流釉、堆釉和干釉现象，很少见到釉面无光和橘皮釉现象，胎釉结合非常紧密；晚期和南宋又出现了暗青、青绿、青黄、淡青、月白等多种色调。
3、造型特征：造型清秀，底足渐小，作高窄直圈足，制作都很规整。
4、装饰手法：有划花（五代剔花和宋代刻花的辅助手法）、剔花（宋初尚有延续，中期后不见）、刻花、印花、贴花、捏塑、镂空。
5、装烧工艺特征：均采用刮掉器物底足釉装烧工艺。
6、施釉特征：施满釉足底露胎。
7、底足特征：早期底足较宽，足底往往粘有石英托珠，纹饰简单，由于初将烧柴改为烧煤，烧成气氛不稳，产品色泽与五代和宋中期相比，普遍发暗；中期壁薄质细，致密度超过此前产品，底足增高，以饰釉后再经二次精修的高窄圈足为特征；晚期盛行斗笠状小碗，以足底变矮、器胎变薄、出现鸡心底为特征，还盛行印花器。
8、产品特征：除青瓷外，兼烧少量黑、白、酱釉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
北宋 耀州窑印花五鱼图碗
中期耀州窑的刻花进入了成熟阶段，无论是装饰技法还是题材，均较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仅纹饰由早期的外壁转向内壁，纹饰结构较早期复杂，而且在纹饰中刻划并用，使图案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加强。刻花技术的成熟，使耀州窑的陶瓷印花工艺也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熟，并成为宋金两代广为流行的装饰。纹饰中植物类以折枝牡丹、交枝牡丹、缠枝牡丹、交枝菊、缠枝菊花、莲花、水波花草、水藻、缠枝忍冬、花叶纹为主。动物纹中有双鸭莲花、水波三鱼、龙、凤纹等。纹饰中的植物动物纹均模拟自然，处于写生与图案之间。
晚期因器制纹，不拘形式，纹饰潇洒自然，生动逼真。常见以水波微底纹，上饰荷花、游鱼鸳鸯等，仿佛在一泓碧波荡漾的清水中自由地摇曳、游动，清新优美，栩栩如生。新出现的纹饰有连环牡丹、单束莲、双束莲、缠枝菊花与船、竹叶、卷叶纹等。动物纹中有凤凰戏牡丹、群鹤博古、双鹤等。群鹅、水波、五鱼、莲花六鱼、莲花鱼鸭纹都是晚期的新创。另一特色是出现了大量的婴戏纹等，如梅竹戏婴、松竹戏婴、缠枝戏婴纹等。水波纹中长波段同心圆式的排列继续使用，同时出现有平行的弧形复线组成的水波纹，此纹饰为晚期耀州窑青瓷所特有。
金元时期耀州窑虽然仍继续烧造，但纹饰日趋简化。金代以水波鱼纹、莲花、鹅纹、卷叶牡丹、犀牛望月、瑞草鸭纹、缠枝花卉、朵花、婴戏纹等较为常见，尤以犀牛望月、六格花卉具有时代特征。此时与宋代纹饰明显不同的标志是化妆土及剔花工艺的广泛使用。化妆土的实用弥补了金元时期耀州窑胎体粗糙的不足。而剔花工艺的采用，使纹饰古朴浑厚，虽不及前期刻、印花精致，却也别具简洁豪放的风韵。元代耀州窑装饰纹样更为简单，见有莲菊、水波、钱纹、花鸟、花草、枝叶、鱼纹和诗文等。
耀州窑址
中国古代北方民间青瓷窑址。始烧于唐而盛于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至明代衰落。分布于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上店村、立地坡、陈炉镇一带。唐宋时期窑址集中于黄堡镇附近。该镇当时属耀州同官县治，窑以地名，故名耀州窑。黄堡镇窑址的范围长达5公里,1954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黄堡镇、立地坡、上店村等地又作了调查和发掘。耀州窑主要生产青釉刻花瓷器，以在器内外满布刻、印或划的花卉为其特征。耀州窑址的发掘，是中国对古瓷窑址首次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其成果对北方青瓷的断代有重要意义，也为在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发现的一批同类窑址提供了断代的依据，并使人们认识了独具风格的耀州窑系。耀州窑产品还影响及沿海地区，在广州西村、广西永福等地都发现了供外销的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址（见< a>）。
窑炉结构 在窑址中发现12座窑炉，平面呈马蹄形，顶部为拱形，俗称馒头窑，高一般为3.36米。除单座窑炉外,还有2或3座并列的,反映出个体经营的特点。宋代的窑炉皆残。保存较好的金元时期的窑炉，由火膛、窑门、窑室、烟囱4部分组成，皆以耐火砖砌筑，外抹厚1厘米的泥。火膛略低于窑室，呈长方形。其下有长方形炉灰坑。坑口用砖砌炉桥，以煤为燃料。火膛后为长方斜坡状窑室，前高后低，宽2.16米，长3.36米，底部有铺底匣钵。窑室后面为隔墙,下有8个长方形烟孔通向南北两个烟囱,中有烟道隔墙,墙上亦有小烟孔。据推算每窑可装2590个匣钵。这种窑炉结构能充分控制火焰，使氧化焰转还原焰，烧造出青绿光泽的瓷器。
作坊遗迹 发现 4间作坊及堆料场、晾坯场等< >。作坊皆位于窑炉火膛前，长方形，面积30～80余平方米不等,周围以废匣钵或砖砌筑墙基。在黄堡镇窑场的1座金代作坊遗址内，出有金“大安二年”(1210)款的青瓷片。作坊内有贮存瓷泥或釉料的大陶缸，粉碎瓷土用的石碓，包括石杵、石臼、石轴槽等物，还有砖砌的水沟。作坊周围有堆瓷土的料场。晾坯场的场地呈坡状，便于排泄雨水。这些说明，耀州窑的制瓷设备齐全，规模较大，分工精细，生产工序合理，生产工艺也较先进。
产品与烧造工艺 耀州窑的产品主要是碗、盘、盒、罐、壶等生活用具，也生产玩具、文具。此外有生产瓷器的工具、窑具等。
唐代多黑釉、青釉、白釉瓷，以碗、盘最多，皆为敞口、平底,宽边圈足,挖足较浅，用三角支垫叠烧。壶为短流单把。胎釉皆较厚，胎外不施化妆土，釉不透明，只施于口及腹上部,纹饰少,仅在一种白釉粉盒盖上施黑色花卉纹。宋代主要产青釉瓷器，有少量酱、黑釉产品。器物种类多样，以叭口、深腹、圜底小圈足的碗最多。瓷器胎薄质坚，不吸水，色灰白，烧成温度达1300℃以上。胎釉间施化妆土，釉面匀净光滑,釉色淡雅,呈半透明状。采用匣钵内单件仰烧或二次烧成法,即先素烧,上釉后再装烧,成品率达70％。在发现的瓷器中,未见有烟熏、烧生、开裂、变形等情况，说明宋代耀州窑的烧制技术已相当进步。根据出土层位、器物形制及纹饰变化，并参照瓷器上的纪年铭，宋代耀州窑青瓷可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为宋初至真宗年间(960～1022)，器物种类较少，胎厚釉粗,纹饰多刻划于器外壁,以简单的莲花瓣、牡丹为主。中期为仁宗至神宗年间(1023～1085)，器物种类大增,胎薄釉匀,釉面开裂者多,纹饰满布器内外,以范印为主,刻划较前精致。纹饰题材生动多样,植物类的有折枝、缠枝、交枝的牡丹，菊花,莲花等,动物类的有水波双鸭、鸳鸯戏莲、水波三鱼、龙、飞凤等，还有回纹和纸扇纹。晚期为哲宗至北宋末年(1086～1127)，器类同中期，多矮圈足小碗,胎较前薄,纹饰刻印更为纤细，构图繁缛，主要施于器物内底，出现连环状牡丹、竹叶、卷叶、凤凰戏牡丹、群蛾、群鹤博古、水波五鱼、莲花六鱼，双鹤等。在折枝牡丹花蕊中刻有“大观”、“政和”等纪年铭,此外还有体态生动的精美戏婴图,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在窑址附近发现的北宋元丰七年(1084)《德应侯碑》，记载了耀州黄堡镇的烧瓷盛况及制瓷烧窑工艺过程。《宋史?地理志》陕西条中有“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贡瓷器”，说明宋代耀州窑不仅生产一般民用瓷器，还烧制供宫廷用的精致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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