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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梅瓶原称应是经瓶

陶瓷知识:梅瓶原称应是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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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7

陶瓷知识。

在中国古代瓷器类型中,有一件小口、丰肩的瓶子,约定俗成为梅瓶。其源来自民国时期许之衡所撰《饮流斋说瓷》。书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这一定名,使其成为古代花瓶。史料证明,这与生产它的本来用途是不符的。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卷三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这种瓶是酒器。考古发掘材料也有证明。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上,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为什么这种形制的酒瓶称为经瓶呢?《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定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史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1958年明定陵出土8件“梅瓶”都是作为御酒陪葬。因此不能称出土的青花梅瓶为冥器。它是陪葬的生活实用品。桂林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梅瓶”,大部分出自广西桂林明靖江王陵区。1983年自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墓出土的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瓶,出土时内装滋补药酒,有三只乳鼠浸泡其中,更说明了这种瓷瓶是装酒所用。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1、这种瓶装的酒尊贵至上,对饮者是莫大的荣誉。2、使用这种瓶酒是高雅酒宴的标志。因此,恢复其本名“经瓶”是有必要的:1、古代无“梅瓶”这一称谓。《饮流斋说瓷》没有考证,杜撰为“梅瓶”。将酒具误定为花瓶。2、经瓶原有覆盖,本是帝王及贵族专用的酒瓶,盖失后,虽可插花,但不能作为定名依据。3、恢复“经瓶”本名,则明确了其酒文化的归属范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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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陶瓷”梅瓶“的演变


早期:多样化探索

五代至北宋早期,梅瓶装饰主要是胎纹釉理模式。

五代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高43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北宋中期开始,逐渐以范金琢玉式和文彩相彰式展开,分别出现了分层、分块和单体折枝三种纹饰布局格式,口、颈部绝不会出现纹饰,胫足部时有时无,腹部或肩腹部成为装饰的重心部位。

北宋晚期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大朵牡丹纹梅瓶,高25厘米,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当阳峪窑白地黑剔花缠枝纹梅瓶,美国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

北宋晚期白地黑剔花缠枝纹梅瓶,高58厘米,日本芦屋山口谦四郎藏

北宋中晚期定窑白瓷刻花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6.7厘米,江西永新县北宋元祐元年刘瑾墓出土

辽代梅瓶装饰,集中突出腹部主题饰纹,只见分层和单体折枝两种格式。

辽代晚期赤峰缸瓦窑白釉刻划花填黑釉缠枝牡丹纹梅瓶,高38.5厘米,辽宁朝阳大庙乡邓杖子村辽墓出土

辽赤峰缸瓦窑白釉黑彩折枝纹小盘口梅瓶,高30.3厘米,辽宁建平县马场五十家子辽墓出土

这种装饰特点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两宋时期的生活起居方式和室内家具产生变化,即从唐人的席地而坐转变为桌椅等高足家具,使得梅瓶的陈设位置产生变化。梅瓶的肩腹部是主要的视觉接触面,因此也就成为装饰的主题纹饰所在区域。

另一方面,宋辽时期梅瓶的实用性功能要求必须配盖、座等配件,梅瓶的口、颈部必然被瓶盖遮挡,没有装饰的必要,下腹和胫足部也经常被瓶座遮挡而在装饰上有所放松。

北宋白釉珍珠地划花梅瓶,高29.4厘米,河南三门峡市宋墓出土

金代梅瓶的装饰,流行多层式,北宋时作为分层界限的弦纹演变为带状纹。最流行的植物纹仍是缠枝,较多出现横枝结构,这种横枝结构的出现应该与多层格式导致每一层装饰带的高度被压缩有关。单体折枝格式已经比北宋时期成熟,倾向于绘画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梅瓶的口颈部也出现了纹饰。

金代山西窑场茶叶末釉剔划花缠枝大叶纹梅瓶,高33.4厘米,山西汾阳市杏花村汾酒厂出土

金代磁州观台窑白釉黑剔花缠枝大花牡丹纹梅瓶,高30.8厘米,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金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梅瓶,高30.5厘米,陕西耀县出土

金山西窑场白釉黑彩画花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8.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金黑釉梅瓶,高41厘米,甘肃庄浪县出土

西夏梅瓶的纹饰布局独特。口颈肩部一律不加纹饰,腹部大面积施加主题纹样,胫部采用草率的罩釉工艺,形成半釉现象,往往划双弦纹作为胫部与腹部的分界。

西夏黑釉剔划花开光折枝牡丹纹梅瓶,高37.3厘米,内蒙古伊盟郡王旗敏盖乡西夏窖藏出土

腹部的纹饰布局有三种形式:开光形式,多以涟漪纹为地,开光内均饰折枝花;缠枝形式,只有单层的划花或剔划花的缠枝花;分层形式,以两道或三道划弦纹将腹部分为二三层,腹部的装饰带或做开光或做缠枝等形式。

主题饰纹均为植物纹,以牡丹、芍药最为常见,还有形状类似石榴、芙蓉等其他花卉的纹样。装饰带常见波纹、卷草纹、叶状纹及桃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常常会借扣口垛烧工艺在肩部留下一圈刮釉露胎痕,起到了装饰带的作用。

南宋梅瓶的装饰特征是:通过范金琢玉和纹彩相彰的模式,以刻划花和黑彩画花为主要手段进行装饰,在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著名窑厂都有上乘表现。在纹饰布局上,也存在分层、分块儿、单体折枝等传统格式。分层格式也是分三层,有些分层加了开光,单体折枝最典型的表现在吉州窑黑釉剪纸划花器。另外,从北宋继承来的满饰格式又分为三种:缠枝结构、单元四方连续结构、密棱纹结构。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印花折枝百花纹八棱梅瓶,高18厘米,安徽宿松县南宋墓出土

南宋吉州窑白釉黑彩画花莲纹梅瓶,高29厘米,安徽省巢湖市周郦村出土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中晚期吉州窑黑釉剔划花折枝梅花纹梅瓶,高21.2厘米,江西省南昌县南宋嘉定二年墓出土

南宋早中期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缠枝牡丹莲瓣纹梅瓶,高35厘米,浙江松阳县古市镇出土

元:三层式布局

元代梅瓶在纹饰布局上,分层、分块儿、单体折枝都有,以分层最为常见。最能体现元代梅瓶纹饰布局特色的是景德镇窑,表现为三层式布局更为成熟稳定。景德镇青白瓷和青花的纹饰组织有所不同。

元龙泉窑青瓷印花点褐彩开光露胎八仙第一种,借用织造的云肩纹,将肩部巧妙分隔为相对独立的单元,拓展了使用绘画性单体格式的可能;第二种,把肩部与腹部、腹部与胫部之间的分层带加以拓宽留白,压缩腹部主题装饰的高度,空白带显得简约、洁净,发挥了以无胜有,有无相生的观念和形式规律;第三种,引入情节性绘画的形式。此外,云龙、凤穿花、缠枝牡丹等也更倾向于绘画性。青花梅瓶的带状纹非常丰富,构成形式多样、面貌丰富的锦带纹。

元晚期景德镇窑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梅瓶,通高51.5厘米,河北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窖藏出土

明清:三层式出奇求美

明代,创造了最丰富和最具时代面貌的梅瓶装饰面貌。由于在格式上难以出新,所以明代梅瓶便在装饰上追求出奇。明代梅瓶装饰几乎调动了所有已知和已掌握的釉、彩、纹对梅瓶进行多种装饰尝试,其中使用最多的还是青花。在纹饰布局中,三层的分层格式成为绝对主流。

明龙泉窑青瓷镂空缠枝花卉纹梅瓶,高19厘米,甘肃华亭县出土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嘉靖景德镇窑蓝釉杂彩人物纹梅瓶,高28厘米,江西大余县吉村公社游仙大队明刘节墓出土

明代早中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携酒寻芳陆军,字子仁,1967年生。200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涉足中外雕塑史、工艺史、陶瓷史、饰纹史、书画史等研究领域。2014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专著《中国梅瓶研究》。

梅瓶


简介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一书“清沽美酒”,一书“醉乡酒海”,作盛酒的用具是明白无疑的。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优美。

演变

梅瓶出现于唐代,盛行在宋代。在宋朝,民间生产了很多梅瓶,一般在大小酒铺里都能见到。宋代的梅瓶,器体一般高且偏瘦,肩部向下斜,足部长而接近于直线,底部比较小,器体的最小直径在肩部之上至口下部,处理手法多样,常有棱角分明的转折。各地瓷窑都有烧制,但以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

到了明清,御窑厂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梅瓶,而且造型越来越优美。有的用来装酒,供皇帝使用。有的便成为了宫廷陈设品。

明代的梅瓶造型,比例偏低;口部圆浑厚实,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呈垂直状,有的微向里收;在足部的结束部分,稍向外撇。有的白釉梅瓶肩部有青花楷书“内府”二字,当属宫内用器。

清乾隆的梅瓶肩部特别丰满,几乎成一条直线,腰部以下收得较直。梅瓶讲究图案化,龙纹较死板。

清嘉庆年间的梅瓶造型多样,有的向宽短型发展,有的向瘦长型发展,胎体与乾隆时期区别不大,釉色的白度较乾隆时高,而釉的质地较乾隆时有所下降。梅瓶花纹比较多样,但艺术品位较乾隆时期差。

如果说宋代的梅瓶造型挺秀、俏丽,富于女性的特征的话,那么明代的梅瓶则是雄健、敦厚,富于男性的特征。至于清代的梅瓶,由于造型比例不当,给人以不谐调和不完整的感觉,不及明代的水平。

陶瓷知识:中国梅瓶器型之变


总体来看,宋辽时期的梅瓶总体数量和器型样式要比滥觞期的隋唐时期丰富得多,由于政治分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宋与辽是单独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梅瓶演变最活跃的地区,南方主要受中原地区影响,初步显示出一些特点。

北宋早期景德镇窑青白瓷缠枝牡丹纹小盘口梅瓶,高39厘米,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龙南宋、金时期,南北风格有别,各自进入一个兴盛期。金代的梅瓶样式极为丰富,除了以出节小口为标志的第八类样式群以外,其他九个样式群都有涉及,共55种样式。最盛行以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四种样式群,以折沿凸环小口、小撇口、盘口、横展平沿环口为标志的第一、二、三、五类样式群也是主流。整体来看,偏丰满的高体,轮廓饱满圆曲,分为两种主要体态:一种是下腹斜直下收,挺拔沉静;一种是胫部呈束腰状,接外撇的喇叭形隐圈足,丰腴妩媚。

南宋梅瓶涉及七类样式群,20多种样式,着重于以盘口、梯形小环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三、四、六、七类样式群,样式选择继承北宋南方梅瓶的流行样式。体态多倾向于丰体,追求端庄丰满,尺寸也相对比较整齐矮小,以20~35厘米最为常见,与北方梅瓶丰瘦高矮差异极大的状况构成鲜明对照。

南宋初期越窑青瓷刻划花牡丹纹梅瓶,高20.2厘米,浙江慈溪匡堰镇寺龙口越窑遗址第六期地层出土

南宋官窑青瓷梅瓶,高33.5厘米,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画花缠枝纹梅瓶,高32.7厘米,江西九江市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

南宋末期吉州窑白釉黑褐彩画花梅竹蝴蝶纹梅瓶,高25.5厘米,湖北鄂州市汀祖镇丁家坳村马家塆南宋咸淳十年吕文显墓出土

南宋偏安一隅,文化重心南移,南宋官窑继承了中原汝窑的传统,出现两种分野现象:官民分野和雅俗分野。南方墓葬随葬梅瓶的现象比北宋时期南方的同类现象要兴盛得多,其原因与偏安朝廷带来的中原影响有必然关系。第四阶段:元代,在世界文化交流大格局中,梅瓶出现统一性特点,分化则存在于器型和品质的差距。元代北方最流行的是以小撇口、梯形小环口为标志的第二、四类样式群,南方流行以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六、七类样式群,形成南北二元格局,共52种样式。北方梅瓶在北方各大名窑陆续衰弱的背景下,其样式着重对金代的继承,缺少创新,最突出的形式变化又给人一种奇怪和不适感,意味着北方梅瓶在元代开始走下坡路。而南方梅瓶在三大名窑持续兴盛的基础上,沿着南宋时确立的基本方向,灵活融入元代特有的新内涵,样式不断调整创新又不失度,在适中、沉稳、文雅等传统格调中,兼容气势磅礴,气度宏伟的新风尚,迈上新台阶。尤其是元代晚期景德镇的青花梅瓶体现了时代高度。

元黑釉划葡萄酒瓶文梅瓶,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KM13出土

金末元初磁州窑类型白釉黑彩画花梅瓶,江西瑞昌县码头村南宋宝祐五年冯士履墓

元早期白釉黑彩书至元十九年铭文梅瓶,高18.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龙泉窑青瓷密棱纹梅瓶,高20.2厘米,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元代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元前期山西窑场白釉褐彩弦纹折枝花梅瓶,高31.4厘米,底部有延祐元年墨书纪年文字,山西汾阳市杏花村酒厂出土第五阶段:明代,以小撇口、盘口、折沿窄唇口、直口为标志的第二、三、六、七类样式群成为主流,共43种样式,比元代少了9种,梅瓶样式繁衍进一步放缓;南北方梅瓶所处地位发生逆转,南方梅瓶样式占绝对多数,景德镇成为核心产区;功能结构进入质变后期,明显转向了礼仪性和审美性。明早期在景德镇设立御窑,采用小撇口的梅瓶样式;明代中晚期与陶瓷史上官民竞市的局面相一致。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烧造了高水平的梅瓶。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极为相似,极为流行一个样式:规范化的小撇口、束颈,颈肩过渡柔和,圆宽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胫部内曲,足部直立或微撇,极浅的平底隐圈足。配宝珠纽、管状舌的钟式盖。实例均为品质一流的青花和白釉器,优美、端庄、典雅、适度。

明万历景德镇民窑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腰带盖梅瓶,通高约37.5厘米,广西桂林尧山明万历十八年靖江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出土

明宣德款景德镇御窑青花龙纹梅瓶,高55.3厘米,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雅坚斯博物馆藏

明中期景德镇窑珐华釉青地浅彩莲塘纹梅瓶,高36.8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初期北方窑场白釉黑彩画花缠枝菊纹梅瓶,高36.5厘米,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出土

明晚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松鹤鹿清代梅瓶全部出自南方窑口,共出现过22种梅瓶样式,以撇口、束颈为特征的第二类样式群就占了12种,表现出特征趋同的时代特点。御制官样主导了清代梅瓶的审美趣味,小撇口、束颈、宽肩、鼓腹、下腹斜收、胫部内曲或呈束腰状、胫足部直立或足部外撇,成为清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梅瓶样式。清代梅瓶作为纯粹的陈设器,单一的审美功能使器型走向完全艺术化的形态,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致化。

清前中期石湾窑仿钧蓝白色翠毛釉梅瓶,高23.5厘米,英国格拉斯哥的伯勒尔藏

清石湾窑粉蓝釉梅瓶,高23.6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瓷知识:明代梅瓶功能转变史


就梅瓶自身的发展历史看,明代的梅瓶在造型上经已完全程式化,但众多材料表明它们在用途与使用方式上却一反传统。本文试

宋赵令(或题赵德麟撰)《侯鲭录》(赵令,《宋史》卷244有传。燕懿王德昭玄孙,字德麟,早以才敏闻。元六年签书颖州公事,州守苏轼爱其才荐于朝,宣仁太后不许。后从高宗南渡,官至右朝请大夫,袭封安定郡王,绍兴四年卒)卷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身,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宋袁文《瓮闲评》卷六:今人盛酒大瓶,谓之经京瓶,乃用京师之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则知经瓶者,当用此经字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书前有赵氏作于开禧二年的自序,知该书成于是年以前)卷三:今人呼劝酒瓶为酒京盖自晋安语,相传及今。

综这三条文献可知,宋人所述以环口、小颈、修腹为特征、晋安人称之为经瓶、俗称为京瓶的东西,和我们所说以小口、小矮颈、窄弧肩、深细长腹为基本造型特征的宋代梅瓶无二。看来今日所说的梅瓶在宋代原本就称为酒经、经瓶或讹称京瓶。而晋安人称这种深细长腹的瓶为经瓶的原因,或许正如宿白先生言:经为南北、可训为修长,重在用经道出它们深细长腹的根本特点。文献在昭示这种瓶子的本名为经瓶的同时,又明确告诉我们它们是以一斗为基本容量的盛酒之器。

典籍记载宋人量酒率皆唐旧制,仍以石、斗为单位。《宋会要》中的《食货酒曲杂录一》载太祖建隆二年四月诏:应百姓私造曲十五斤者,死;酿酒入城市者,三斗死,不及者等第罪。买者减卖人罪之半,告捕者等第赏之⋯⋯三年三月诏:应私犯酒者,东京去城五十里、西京及诸道州府去城二十里,不许将外来酒入界并入州府县镇城门,犯者一胜以上不满一斗,量罪处断;一斗以上不满三斗,徙二年、配役一年,告人赏钱十二千;三斗以上不满五斗,徙三年、配役二年,告人赏钱十五千;至五斗处死,告人赏钱二十千。而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下)》酒条:建隆二年,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二十里,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他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这是官府以石、斗计酒的明记。赖此,晋安人陶瓦为酒经并以一斗为量应该说是有其社会与历史背景的。再考宋代量制,一石为十斗,合120斤,斗当12斤,这应是当日经瓶梅瓶的基本容量。

最早考定这类出土实物为盛酒之器,当首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其科学的考古根据是白沙宋墓壁画所见人物形象中持瓶人头巾上的墨书书上崔大郎酒一语和前引三条文献。此外,先生列举的旁证还有河南安阳天禧镇宋王用墓(宋熙宁十年、当1077年)、《新刊全相成斋孝经集解》(元至大元年,即1308年刊本)、山西永济永乐镇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宋李嵩《水殿招凉实物、实物、图象三种材料互证的方法来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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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瓷器


如果说,梅瓶在古玩收藏里有一些女水妖的气质,我并不反对。

梅瓶的美,在中国瓷器史上,持续了1000多年。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梅瓶诞生在唐朝。

唐 白釉梅瓶故宫馆藏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用天生丽质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只是,唐朝的梅瓶似乎有点太丰满了。

还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说梅瓶是由契丹民族的鸡腿瓶演化而来,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灰绿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还有一种器型的鸡腿瓶,样子和梅瓶就更接近了——

褐釉鸡腿瓶首都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的兴起,差不多在北宋时期,晚于唐朝,所以梅瓶应该和鸡腿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当然,也有另一派专业说法:梅瓶诞生于北宋时期。

我还是宁愿相信,北宋窑工们是根据鸡腿瓶的形状,激起了某种灵感,借以改造丰满的唐朝梅瓶......全部都顺理成章了。于是,宋朝的梅瓶瘦身成功,变女神了。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我们比较熟悉的宋代梅瓶,应该是磁州窑出品的——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故宫馆藏

地位与磁州窑并驾齐驱的耀州窑版梅瓶,也是女神范儿十足——

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国家博物馆藏

契丹民族后来也开始迷恋梅瓶了,样子依然妩媚——

辽 缸瓦窑白釉剔花填黑梅瓶

经过宋朝文人的定性,梅瓶的文化高度已经到位,剩下来的就是细节的改变。还有功能。元朝人普遍豪饮,梅瓶本来就是装酒用的,于是,元朝的梅瓶似乎实用性超过了观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元 内府铭白瓷釉梅瓶首都博物馆藏

梅瓶在元朝之前,是使用木塞吗?还是由于时间太长,瓶盖无法完整保存?总之,从传世和出土的文物上看,元之后的梅瓶普遍都有一个大盖子。从观赏性上看,有破坏美之嫌。

明永乐白釉暗花缠枝莲纹梅瓶

类似时装界的流行风潮,今天时兴垫肩,明天却又溜肩美了。梅瓶的细节改变,也是这样,最明显的地方也在肩部。

明嘉靖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明永乐青花竹桃纹带盖梅瓶

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后来,随着国力的衰弱,明朝的梅瓶也越来越不讲究了,细节不论,整体结构似乎都出问题了:万历时期的梅瓶,似乎有些站立不稳,摇摇欲坠......

明万历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

明万历青花穿花龙纹梅瓶

到了清朝,梅瓶的天生丽质,似乎被人工的奇技淫巧所遮盖。像今天的网红脸铺天盖地,人们再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种美了。

清雍正粉青釉梅瓶

清乾隆松石绿釉梅瓶

陶瓷知识:多管瓶


多管瓶——瓶的一种式样。因器身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直口,上有花形钮盖,瓶身有圆筒式和多节葫芦式。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龙泉窑制品较多,一般为五管。北方磁州窑系也烧制,瓶体短而浑圆,肩部有直立六管,管粗短。

陶瓷知识:“梅瓶”的起源、称谓及历史演变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但在目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尚未对其起源和造型的演变过程提出系统的看法。本文意在提出“梅瓶”的北方起源说,并通过宋、辽、金、元、明、清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进行排比对照,阐述它的起源,对其逐渐南传的经过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梅瓶的造型也经过不断进化发展过程,直至清代末期“梅瓶”这个被文人雅士冠予的美誉,才成为人们对这种器物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梅瓶的起源任何一种艺术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一个演变进程,起初人类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制造出一些符合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器具,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才逐渐发展变化成被后人赏誉的艺术品。“梅瓶”是一种自宋代以来在陶瓷造型方面比较常见的器物。它以小口、翻唇、短颈、颈肩之间形成近90度的硬折角,瓶腹鼓圆、腹胫瘦长,形成一种体态秀美的造型。对其优美的造型,每当人们谈起时,无不津津乐道,赞口不绝。然而正是这种器物,它的产生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契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有“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畈,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的记载。他们原居今内蒙、辽河一带,原以游牧渔猎为生,后因经济发展,“筑城而居”乘五代之乱“浮掠汉人”引起契丹族的内部分化,加之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影响,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在唐代就与我国北方汉族和人民多有交往,对唐朝有朝贡,也有冲突,到唐武宗会昌二年,才又与唐朝恢复臣际关系。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公元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契丹建国之前,唐昭宗天复二年秋,阿保机率领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掠夺汉人95000多人,驼马牛羊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南岸,这些人、畜全部成了契丹的财富。陶瓷器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成为了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具。“契丹人”正是运用了制瓷技术,生产出一种储水器,也就是目前被陶瓷界经常称作“鸡腿瓶”的。鸡腿瓶:瓶身细高如鸡腿,小口、短颈、圆肩、收腹、上粗下细。器身保留有成型时的沟痕,肩部有的刻有类似契丹文的文字。在辽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契丹人”使用鸡腿瓶背水的画面。鸡腿瓶设计的初衷是契丹人运输和储藏水的工具,因此,它的胫部作成近似于楔形,口部为短颈的翻卷形式,这就为在瓶上系背带留下伏笔,口部的形式系结不会脱落,胫部的倒梯形可使套在上面的带扣越往上提越紧。修长的瓶身也符合当时人们用于背水需要,小口装水不易外洒,长腹硕肩盛水较多。为了增加瓶身的稳定性,鸡腿瓶的底足制作得比较厚,给人以沉稳的感觉。笔者曾经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应历九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或辽世宗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二、梅瓶的演变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侧微束,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溯本求源,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这种器物的记载,这就说明它只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物,只有口口相传,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时至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的称谓,似乎只有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这种“经瓶”应该不属于梅瓶,应该是“辽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后室南壁‘侍者进食’壁画箱桌上面与注壶摆放在一起那种酒瓶。我们从这幅壁画上看到的摆放在下面的“梅瓶”,只是一种不能上桌注酒的“酒坛子”,因此“梅瓶的称谓也就很难被史书记录下来。至于明代有关梅花的记载,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就很难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看来这只是由于明代文人雅士对梅花的大加赞赏,才出现后来将梅花的清风瘦骨与“梅瓶”的造型相联系,引出了我们现在对梅瓶的称谓。综上所述,艺术品的产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创造,梅瓶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生产力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与提高。因此,梅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实用器演变成艺术品转化过程,这也是艺术品形成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生活和劳动是创造艺术品的真正源泉。每当我们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分析就会产生偏差,影响对这类器物的全面认识。

梅瓶的奥妙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时就已受到人们的喜爱,到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

梅瓶在唐代时有部分器型因腹部细瘦类如鸡腿而被称为鸡腿瓶,宋代时称其“酒经”或 “经瓶”。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梅瓶多用于盛酒,常有用其盛“梅酝”酒而得名。而前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

 储酒之器

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梅瓶从它产生时起,最初应为实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梅瓶作为酒具的用途,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铭文则是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了“天藏地酒”之谐意,这就表明了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诠释文化

1972年从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梅瓶,除了其制作工艺的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用性。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巅峰时期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5月,温裕王墓出土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历经400余年,这瓶酒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据考证,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制作的特产补酒乳鼠酒,对产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代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因此,这瓶酒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从另一侧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储酒功能。此外,在墓穴中安放酒瓶,不外乎希望死者在冥冥之中“久久(酒)平(瓶)安”。也有人将此种现象诠释为让死者在冥界中能过上“清(青)平(瓶)长(藏)久(酒)”的太平日子。不管何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精深奇妙的内涵所在。

 观赏陈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梅瓶逐渐具有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甚至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证。这些梅瓶已成为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

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品,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装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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